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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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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成都、香港、美国
谈文学与文化
人物周刊：《双典批判》最想批判的是什么？
刘再复：“双典”指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关于《水浒传》，我批判两大命题：一个是“造反有理”；一个是“欲望有罪”，（也可以说是“生活有罪”）。不是说，造反都没有理。而是说，造反不可以不择手段。我批判的是“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合理”的公式。我觉得“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的。也不相信野蛮的手段可以抵达文明的目标。甘地、托尔斯泰，最重视手段，所以才主张“非暴力”、“勿以恶抗恶”。《水浒传》里，为了逼卢俊义上山造反，不惜用阴谋诡计弄得他家破人亡。武松血洗鸳鸯楼，杀了十几个无辜，连丫鬟都不放过。在“造反有理”的心态下，李逵还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半。
“造反有理”是英雄观的问题，“欲望有罪”是妇女观的问题。在《水浒传》里，妇女不是人，可以随便凌辱，随便屠杀。《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部小说写了三个婚外恋的女子。曹雪芹把潘金莲（秦可卿）送入天堂，《金瓶梅》把潘金莲送入人间；《水浒传》则把潘金莲打入地狱。你说哪个符合人性？
作者（施耐庵）的文化心理，有大男子主义病态。专制至少可分为专制制度、专制人格、专制语言、专制氛围等四个层面。中国男人，多数都有专制人格，心里都有一个李逵或武松，很可怕。但已进入潜意识，专制起来也心安理得。
很多反专制制度的人也有专制人格，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反对专制暴君，可是一旦他当了皇帝也是暴君。“文革”中，领袖说，娃娃们要造反。他不知道娃娃们心里也有一个李逵，一个武松。一造反就“横扫一切”、“砸烂一切”。
告别革命包括多个层面，从历史的层面，是要告别暴力手段。从心理层面说，则要告别暴力心态，告别专制人格，告别李逵武松那样“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的专横脾气。
《三国演义》我也不喜欢。这部中国的心机大全，玩的全是生存技巧、政治技巧。（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玩的全是“生存策略、”政治策略“）谁最会玩，谁的成功率就最高。中国人丢失正直、诚实，《三国演义》要负很大的责任。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现在是“返回古典”，如何返回？
刘再复：李泽厚先生和我在完成《告别革命》的对话之后，提出“返回古典”的思路，意思是：人文科学的发展道路，未必是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返回古典。返回古典只是一种口号，文艺复兴的时候，返回希腊就是返回古典。
返回古典实际上还是返回到“人”，返回现代“人”的价值与尊严。从“古典”中吸取现代“人”的资源。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纪，又是一个机器统治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教育学的世纪，即重新建构优秀人性的世纪。中国古代传统里有许多建构优秀人性的资源。“返回古典”不是复古，不是对传统的盲目屈从，更不是借传统的名义否定“五四”，否定“个人的权利”。“五四”的历史功绩是发现“个人”。返回古典，也是为了让“个人”更优秀、更灿烂。
人物周刊：怎么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刘再复：我已离政治很远。我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止”于关心，绝不诉诸行动。做人应 “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的是政治。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更不是政治的事业。心灵的事业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就是不求现实功利。合目的性，是指符合人类生存延续这一总目的。
文学与政治，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政治，包括民主政治，也改变不了政治的基本性质是权力角逐与利益平衡。而文学却远离这种性质。一个作家诗人，总想充当政治家，总想充当救世主或正义化身，这其实是走火入魔。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注脚。这是一种现代蒙昧。我也曾是一个蒙昧者，只是后来觉悟了。文学当然可以表现政治，但文学中的政治是人性化的政治，审美化的政治。人性原则大于政治原则。
人物周刊：如何成为一个好作家？
刘再复：这几乎无法回答。是否好作家，完全取决于作家自己。或者说，完全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天分和后来不屈不饶的试验和努力。先天的聪慧与后天的拼搏都需要。当然，我也可以回答你，好作家最重要的是要终生处在“文学状态”当中。我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状态中人，一类是状态外人。状态中人，就是无外在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是“精神呆子”。状态外人，则是“功夫在诗外”的“聪明人”，也就是老在世俗世界里下功夫的“文艺巧人”。文学命定非功利、非集团、非主义、非市场，作家应当永远处于此种状态之中。
谈国内的“第一人生”
人物周刊：“文革”结束了，“文革”思维似乎仍然没有结束。
刘再复：中国历来的政治都是“替罪羊政治”。所有的罪责都由几个替罪羊担负着，这种“替罪羊政治”产生的负面效果，便是不能从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比如“文革”，那是我们中国人共同创造的一个错误时代。“四人帮”当然有罪，但我们每个人也有责任。我们都进入了“共犯结构”。我提“忏悔意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承担一份责任。是良知责任，不是法律责任。有忏悔意识，才能进步，才不会让“文革”的大悲剧重演。现在“文革”在政治层面上结束了，但在思想层面、语言层面还没有结束。有些人还在使用语言暴力。还热衷于搞山头、拉派别，还相信“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
人物周刊：“文革”中你有批判过谁吗？
刘再复：“文革”开始的那几天，我批判过何其芳，这件事我总是念念不忘，现在还觉得欠了债。我当时是受了组织的委派去批判他的人性论，其实，人性论是我最喜欢的文学理念，而且何其芳又是我衷心热爱的诗人，批判他完全违背自己的心愿，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不可忘记。1975年，我在《思想战线》杂志工作时，向何其芳约稿，对他说起这件事，他说，这件事情早过去了，我根本不记得，不要提了。他对我很好，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一直念念不忘。我无意当中也进入共犯结构，在历史的错误中有我的责任。“文革”不仅是“四人帮”几个人造成的，而且也是我们共同关系的结果。“文革”是我们上上下下共同创造的一个错误时代。
人物周刊：很多学者有了行政职务之后，往往学术上就没有进步了。
刘再复：对于学者作家而言，行政工作不是长久之计。我的心思全在学术和文学里，我天生喜欢文学，不喜欢政治，这种喜爱是生理性的，很神秘，很顽固。当了研究所所长后，我还写了“论文学的主体性”，学术上也有所前进，但这是“挣扎”出来的，在深夜“熬”出来的，很难，很特殊。
人物周刊：一个文人，怎么跟这个复杂的社会相处？
刘再复：什么叫做社会？社会就是三教九流。或者说，社会乃是三教九流的总和，当然复杂。我做人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在复杂的社会当中，尽可能纯化自己。我很喜欢嵇康的座右铭：外不殊俗，内不失正。身处社会中，不要太特殊，不要摆架子，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但内心则要有自己的心灵原则，良知底线，这样，世俗社会再复杂，也就没什么可怕了。
人物周刊：假设你没有出国，一直在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你觉得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刘再复：一种可能是选择急流勇退。可是我没有急流勇退的自由，就像当初担任所长，我并不愿意，找了很多人说不当，但钱锺书先生说“你必须当，我会帮助你。”梅益（院党委书记）也说，你必须当。我最后才不得不当。
如果没有发生那场风波，我相信我会当更高的干部。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曾经代表文化部找我谈话，说“文化部的副部长有好几个人选，你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听了之后不是高兴，而是恐惧。我是多么不适合当官。我说，王老师，你要帮帮忙，你一定要说“再复不合适”，“再复自己也不愿意做”。然后，我立即找梅益（院党委书记）说，如果组织部来找您，请帮我说“再复不合适”。我当时急得不得了，都想逃跑了。梅益先生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我特别尊敬的社会科学院领导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做行政工作？
刘再复：这是我的天性决定的。我生性喜欢自由。我一直记得我的卓越老乡、伟大启蒙家严复的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而行政工作却会剥夺我个人的自由。而且还会逼迫我去敷衍，去应付“人际关系”，去学会“世故”。世故对人性的腐蚀是很厉害的。这一切都会让我非常痛苦。连坐小车，我都觉得痛苦。我坐的车是上海牌，最差的车，但是这也让我感到很不安，我每次坐车都让司机把窗帘放下来。做行政工作，哪怕当再大的官，都是世俗角色。世俗角色可以赢得许多世俗利益。而这些世俗利益又会腐蚀我的“本真角色”。我的本真角色只有一个，那就是独立的思想者。当然也可以说，只是文学写作者。
人物周刊：你是作协的成员吗？
刘再复：是。八八年那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还选我当了作协的理事，可我没有参加开会。钱锺书、李泽厚也被选为理事，他们也没有参加作代会。是不是作协成员或理事，并不重要。一个莎士比亚或一个托尔斯泰，比一打“作协”更有分量。
人物周刊：钱锺书先生的理由是什么？
刘再复：钱先生并不把“作协”看得很重要。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确实不喜欢参与任何世俗活动。他告诉我，以前讲究“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对的。现在讲究“力量就是知识”，则不好。他不相信组织机构的力量。
人物周刊：许多人开始怀念80年代，你会怀念吗？
刘再复：80年代值得怀念，是因为它拥有广阔的思想自由空间。经历过80年代和没有经历过80年代是不同的。但80年代有它的局限，一种新思潮进来，还来不及深思熟虑的，就赶紧去迎接另一种新思潮。因为闷得太久，门一下子打开，就拼命吸收，没有从容的时间去消化，去建构。我个人一直往前走，觉得现在的自己，比八十年代走得更远了。
人物周刊：钱锺书先生似乎很少跟人接触，你印象中的他是怎样的？
刘再复：钱钟书先生是一个大学问家，但不是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知识的稀有宝库。其丰富性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人不懂英文和其他洋文，无法和他比；而后人虽懂外文，但其中国文化素养却无法企及。然而，钱先生宝库中缺少“大问题意识”，也没有思想体系。所以最好不要说他是“思想家”。钱先生把社会看得很复杂，甚至看得很险恶，所以他就筑一道墙，跟社会拉开距离。他从来不到我们研究所里来，也几乎不参加会议。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写的《管锥编》，就像个堡垒，密不透风。魔鬼绝对抓不住。不过，我虽崇敬他，但一直无法接受他的这种防范哲学。
人物周刊：钱锺书先生对你挂名《钱锺书研究》编委很不高兴？
刘再复：确实很不高兴。他对我一直都是非常关心。可是有一天他叫我立即到他家，电话里的声音异常着急，路上我就惴惴不安。见到他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再复啊，你怎么也去凑热闹！他说没有这本东西（指《钱钟书研究》）我还坐得住，有了这本东西，我就坐不住了。他说你赶紧拿掉你的编委名字。我辩护说，他们是好意的。他说，不行，你立即去拿掉。钱先生对此一点也不含糊。他的名字不让他人利用。他把社会看得很险恶。
人物周刊：你出国之后跟钱锺书先生有联系吗？
刘再复：1989年8月，我到了芝加哥大学，立即打电话给他，他女儿钱瑗接的电话。钱瑗问我，要不要和父亲说话。我说不必，只要告诉他，我已安全抵达美国了。钱瑗立即去告诉钱先生，并立即传达钱先生的话。她说，我爸爸要特别告诉你几句话，希望你在海外一定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这个东西，不是我钱某能搞的，也不是你再复能搞的。1990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社长兼总编陈松龄先生也告诉我，他和刘文良（副社长）到钱先生的书房里，一坐下来，钱先生就问，你们知道再复的情况吗?要是见到，请告诉他，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搞的。2002年，在香港，钱先生的好友奕贵明兄告诉我，“钱先生一直都很关心你，临终前还念着你。”
人物周刊：你以前写过一篇散文《背着曹雪芹和聂绀弩浪迹天涯》，聂绀弩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
刘再复：聂绀弩和我是忘年之交。反胡风时，他是“胡风分子”，反右派时，他是“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时，他对江青有微词，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晚年住在北京劲松区，就在我家边上。聂绀弩对我来说，是座人格的巅峰。我认为做人比作文更难更重要。他的人生提示我，在很艰难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怎样做人。他很不简单，任何艰难的命运都无法把他击倒。他最爱的是《红楼梦》临终之前发高烧要进医院，不肯去，他太太找到我说，再复，你帮劝劝。我去劝说时，他说，如果让我把《贾宝玉论》写完，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送到阎王殿也行。
聂绀弩的生命充满诗意，对自己的得失恩怨成败全不在乎，完全超越了这些东西。《红楼梦》是一座灯塔，灯塔一照，什么作品的优劣都很清楚。同样的，聂绀弩也是灯塔，他灯塔一照，很多人和事都很清楚了。
人物周刊：聂绀弩先生给你留下了很重要的东西？
刘再复：九箱线装书，他一生的积累。还有在牢房里写的字，太宝贵了。但他给我留下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正直人格。无论如何怎么打压，都打不弯他的脊梁。
人物周刊：现在那些书有没有问题？
刘再复：原先保存在北京那个被没收的房子里，据说被端到地下室了。2008年我到北京，房产处的干部告诉我，我的书籍已放在16层的一间房里。此次他们还比较客气。
人物周刊：上次回北京也没有去查一下？
刘再复：没有，没有时间处理这件事。
人物周刊：你在北京的家当初被抄是怎么回事？
刘再复：出国之后，我的房子让给我的一个学生和他的家人先住下，他怕意外，还上了锁。但九四年锁被撬开，房产局的人破门而入，我的二十几箱书，还有很多手稿，全部被搬到地下室去。在海外，我曾发表声明，谴责这一强占行为。
人物周刊：现在你在北京的房子算是没了？
刘再复：没了。现在北京已没有我的“立足之所”了。这件事倒是真的伤过我的民族情感。但还是摧毁不了我的爱国之心。
人物周刊：这套房子应该还给你才是。
刘再复：我没有被处分过，而且我有中国护照和房产证、工作证。照理房子应当归还我才是。过一些时候，看看他们怎么办吧。我当时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房子里面有三样很重要的东西，你们要负责任，别给我丢了。第一是聂绀弩把一生积累的九箱线装书全部送给我，还有他在牢里写的字。第二是马思聪的手稿，马思聪的外孙是我的女婿。他爸妈到香港去的时候，以为我这边最安全，把马思聪的许多手稿放在我家里。第三，周扬晚年对我很信赖，让我为他起草了五次报告，其中有两份报告，他亲自改动了很多遍，还有很多中央领导人的批示，这些本来应该送给国家档案馆的，但是周扬对我说，“你要为我晚年作证，我晚年是反对极左的。”这三样东西放在我家里，我必须对它负责。
人物周刊：这个事情后来怎样了？
刘再复：后来一位对外友协的领导人找到了金庸，说我们知道刘再复是你的朋友，请你转告刘再复说，这个事情不是中央的决定，是社科院个别人干的。为了我们的国家，应淡化这件事。金庸传达后，我听进去了，就不再纠缠。
谈海外的“第二人生”
人物周刊：你在芝加哥大学结识了邹谠教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刘再复：邹谠先生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很有学问，很受尊敬。他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先生的儿子，邹鲁是国民党初期的“大笔杆子”，曾著写过“中国国民党党史”。邹谠算是国民党的“高干子弟”，但他却同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直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一个很正直很有成就的政治学专家。他有许多学生，台湾的连战也是他的学生。他和他太太卢懿庄教授都很喜欢我，老俩口常听我的课。周末还常常自己开个车，请我和我太太去希腊馆子等处吃饭。他很理性，对胡耀邦评价特别高，担任北大的客座教授时，他曾和胡耀邦谈了一整天。我到科罗拉多大学后还常与他联系有一天，那是他住院的前夕，打电话给我说：再复你有空吗？我怕此次住进医院再也出不来了，你现在把纸和笔拿来，我要跟你谈一两个小时，你记下来。他跟我说了几点，第一是他的政治学的基本理念；第二是他对他几个学生的基本看法；第三是他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
人物周刊：这相当于政治遗嘱啊？
刘再复：是的。他讲中美关系讲得很生动，他比较了两个国家的长处和短处，说中国有中国文化的长处，美国有美国文化的长处，但是有一条，文化的宽容精神我们是不如美国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讲了一百句话，假如你在美国，九十九句讲错了，只有一句是对的，没有关系，他们会吸收这一句对的，不追究那九十九句错的。而中国正好相反，你说了九十九句对的，他们不计其功，而说了一句错的，则会被抓住不放。“文革”就是这样，不宽容。这是他去世前给我说的。他去世后，芝加哥大学郑重地给他下了半旗致哀。芝加哥大学有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许多获奖者去世，都没有降半旗。
人物周刊：你当初选择出国，现在回头看，你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么？
刘再复：绝对正确。因为我出国时已经48岁了，最缺的是时间，最重要的就是抓住所剩下的时间，我不能再耽误了。我的思想已经成熟，需要表述、需要反省的东西很多，只有到海外去，才能赢得“自由时间”。出国后我赢得三个价值无量的东西，一是“自由时间”；二是“自由表述”；三是“完整人格”。除了自由时间外，就是自由表述。思想的自由对我来说是最高价值。广阔的天地就在思想自由之中。如果我不出国，哪有《漂流手记》？哪有《红楼四书》？哪有《双典批判》？哪有《告别革命》？但出国的“好处”，不仅是“写书”，更重要的还是“做人”。到国外，我赢得时间反省自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当“启蒙者”，最重要的还是“自我启蒙”，从种种“蒙昧”中走出来。走到哪里？走向完整的人格。
我不喜欢表态，不喜欢装模作样，这样的人格不完整。本来我是不会敷衍的，当所长之后就学会敷衍了，跟不喜欢的人敷衍，到海外就不必了。在海外至少可以保持一种完整的人格。许多老乡替我惋惜，说要不是那场“风波”，你肯定当“大官”了。我笑着回答：你们不知道，我是那场“风波”的得益者，我得到了最宝贵的“自由时间”与“自由表达”，而且意识到必须争取人格的完整。这才是最高价值。
人物周刊：怎么看当年和你一块儿去往海外的人？
刘再复：到海外的人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思乡忧国者；还有一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超越这两种。我不愿意当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不同政见”会固化自己的思维和广泛的兴趣，特别是会固化审美趣味，把文学变成“不同政见”的图解与注脚。文学比“政见”丰富得多。我也不愿意仅仅当个思乡者。故乡故国我会永远热爱，但我既热爱故乡，又超越故乡。只想当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我既从中国的政治框架里抽身出来，也从美国的政治框架里抽身出来，所以能用一种更中立更自由的心态和眼光来看中国看世界。
人物周刊：在海外看中国是怎样的？
刘再复：我现在守持的是价值中立的立场，不是哪个党的立场，也不是哪个派的立场，是“真理”的立场，是对中华民族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立场。别人说我是劣马还是好马，这无所谓，重要的不是外界对我的评语，重要的是我内心真实而自由的声音。我觉得，看中国一定要宏观地看才能看清楚。微观地看，到处是问题。但宏观地看，就看到中国这三十多年，确实进步了。中国从乡村时代转变为城市时代，这是千年之裂变。裂变中出现许多问题，但宏观地看，中国确实进步了，强大了。作为中国人，我当然高兴。但中国进入城市化时代是一种“急速城市化”的状态。很匆忙，各种准备都不足，包括思想准备、文化准备、理论准备、道德准备等等，都不足，因此，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贪污腐败，胡作非为等各种现象的出现，都是代价，也都是“准备不足”的表现。
人物周刊：平时关心政治吗？
刘再复：歌德说，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用一个小时来关心国家大事，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小时来操心国家大事，一天就去掉两个小时了，我哪有这样的时间？我不上网也不爱看新闻，偶尔翻翻报刊，很多大事件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别人以为我关心政治，完全不对。不过，我很喜欢听一些有思想的朋友作政治分析。但这是好奇好学，不是热衷于政治。对于听到的政治信息，我会自己作判断。不轻易听信他人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普世价值？
刘再复：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成果。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那些基本依据。欧美思想家创造了普世价值，中国的思想家也创造了普世价值。两者的血脉可以打通。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打通中西文化血脉”。不可轻易地批判普世价值，笼统批判就会造成价值观混乱。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梁启超说，如果民族主义一旦狭隘化就会变成民族帝国主义。希特勒就是一个教训，从民族主义走向民族帝国主义，这要警惕。人类的心灵是可以相通的，灵魂是可以相通的。普世价值是可以“拿来”的。
谈灵魂与梦
人物周刊：出国之后，你开始从性格探究转到灵魂探究，为何有这样的转变？
刘再复：“灵魂”比“性格”更深邃。中国文学注重的是此生此世的现实世界，所以其精神内涵重在乡村情怀。西方文学,特别是像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许多旷野的呼号，即灵魂的呼告。我们缺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写灵魂写得很深的作品。这与中国文化背景有关。中国文化是一个世界的文化，只有此岸世界，没有彼岸世界，只有人的世界,没有神的世界。西方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文化，此岸与彼岸，人与神，两者分开，人可以接近神，但不能抵达神。中国的灵魂与西方不同。我讲的灵魂是指精神深层之核。
所以思索灵魂维度，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学不要老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滑动，只有进入灵魂的叩问，文学才会拥有思想深度。我和林岗合著《罪与文学》，还有后来我对禅宗的研究，都是属于灵魂的探究。不过，我讲的“灵魂”与西方讲的“灵魂”不同，我指的是文化心理的深层内涵。
人物周刊：你说过，自己现在是“逃离政治，逃离大众，逃离自我”。
刘再复：是的，我首先逃离政治，这已经非常明确了。如果参与政治，那就是蒙昧，那就是走火入魔，那就是丧失自己。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有政治内涵。但作家把握这些政治内涵时也是超越政治的。从事文学的人一定不可以从政。这点，我现在非常清醒。
文学乃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与大众并没有什么关系。大众其实不需要真文学，即不需要文学的思想深度与高级审美趣味。他们只需要刺激。文学对于大众来说，只是一种消费。所谓“大众文学”，不过是“市场文学”。文学绝对不可以去要迎合大众。苏格拉底并不是被政府处死的，而是被大众所处死的。大众也不可能理解思想者的独立思索。到现在还是如此。独立思索往往被大众所不容。我说“逃离大众”，是指不要俯就大众，取媚大众。不要像政治那样，一心想拉拢大众，想争取大众的多数票。
再一个就是逃离自我，逃离自我就是禅宗说的打破“我执”，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自我”的问题很多。真正的地狱是自我的地狱。而且是最难冲破的地狱。尼采讲“超人”，其实超人的理念也是一种地狱。我以前讲主体性，重心是张扬自我，那时普遍丧失独立人格，所以必须把自我重新确立起来。可是自我确立以后，我们则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不要自我膨胀，对自我要有个清醒的认识，自我不是大众的领袖，也不是大众的尾巴，更不是大众的救世主，自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常人。把“自我”变成一种浪漫的自我，夸张的自我，其实是一种幼稚病。到海外之后这二十多年里，我对“自我”的认知，有些进步。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自由”？
刘再复：我认为“自由”是“自给”的不是“他给”的，即不是上帝和外部力量赐与的，自由的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即觉悟到自由完全取决于自己。有此觉悟才有自由。我们不能等待外部自由条件成熟了才去做事，才去写作。“争取”外部自由条件，这是积极自由。要求给予沉默逍遥的自由，这是消极自由。积极自由重在“争取”，消极自由重在“回避”（也可以说“重在防护”）。在消极自由中，我们可以赢得时间和空间去思索，可以获得形而上的快乐。这不是世俗的快乐，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种快乐，也就是佛教里说的“佛喜”。我只求“消极自由”。当然，有些人为外部自由而奋斗的志士，只要不强迫我上他们的“自由战车”。我也很敬重。
人物周刊：你从《红楼梦》中悟到了什么？
刘再复：《红楼梦》的精神内涵非常丰富，我的所感所悟已写了五本书。说来话长。今天我只想对你说《红楼梦》涵盖了西方对“人”的两次发现。西方对“人”的发现通常人们都以为是一次，其实不是一次，是两次。第一次对“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时对“人”的发现，发现人的卓越、人的灿烂、人的了不起。第二次对“人”的发现就是以叔本华、尼采、卡夫卡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的思潮。他们发现相反的命题：人没那么好。他们发现人的脆弱、人的荒诞、人的黑暗。我们现代主义的思潮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叔本华奠定了一个理论：人生注定是悲剧。人并不是上帝所掌握，反而是被魔鬼所掌握，这个魔鬼就是欲望。人们拼命去争夺，满足以后又有更大的欲望，永远没完没了，这就注定是悲剧。这是第二次对“人”的发现。《红楼梦》涵盖两次对“人”的发现。林黛玉、晴雯这些女性表现的是人的精彩。其基调类似西方的第一次“人”的发现。另外一面呢，贾琏、贾蓉、薛蟠等，这些男性泥浊世界的代表都是欲望的化身，人没那么好，人丑陋极了。《红楼梦》把两方面都写到极致，这是它的精神内涵，很深邃。“五四”运动没有把《红楼梦》作为旗帜，很可惜。《红楼梦》是一部人书，应该把这部人书作为旗帜。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中国有怎样的期待？
刘再复：我对未来中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老是去猜想了。现在比较顺其自然，只期待它更强大，期待它更多自由，这是自然情感，不是理性预测。我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走向，认定这是自然的选择，无可非议。此次全球化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殖民化不同。殖民主义是用枪炮推动的，全球化是技术推动的，我们在“告别革命”的开篇就说，无须刻意追逐理想社会，但需要有一点社会理想，人总是要有点梦，要不人生就太苍白了。曹雪芹也做梦，如果真的有个像天仙一样美的林黛玉多好啊，可惜她不不存在，只是梦中人。
&& &我对未来中国，只期待它“永久的和平”，也就是期待它不要再发生戏剧性的大变动。矛盾、冲突、困难，永远都会有，但最好的办法是民族内部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不要诉诸革命，也不要诉诸内战。
人物周刊：你的梦是怎样的？
刘再复：梦是对自己期待，我在精神价值创造世界里，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寻找，寻找什么？当然是寻找思想与文学的新高度。这就是梦。但我的快乐都在寻找的过程中，并不在寻找的终点上。我虽对自己有些期待，但不生活在幻想中，也不制造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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