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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游击战争中文版( ForTheFreedom！ )
《自由民：游击战争Freeman:GuerrillaWarfare》是一款创新玩法的战略+FPS游戏。说起这个倒是与《中土世界》有些相似之处，既可以当做RTS游戏来玩，在战斗阶段又可以切换视角当做FPS游戏来玩，整体来说玩法较为新颖，有创意。
游戏大小：3.01G
《自由民：游击战争(Freeman:Guerrilla Warfare)》是一款创新玩法的战略+FPS游戏。说起这个倒是与《中土世界》有些相似之处，既可以当做RTS游戏来玩，在战斗阶段又可以切换视角当做FPS游戏来玩，整体来说玩法较为新颖，有创意。游戏介绍《自由民：游击战争(Freeman:Guerrilla Warfare)》是带有沙盒战术性质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与RPG元素的融合体。玩家将扮演指挥官的角色，筹集资金，建立一支属于你自己的军队，并在经典的第一人称模式下进行游戏！《自由民:游击战争汉化补丁v1.0》：《自由民：游击战争3项修改器》：游戏内容《自由民：游击战争》（Freeman: Guerrilla Warfare）是一款以战术为核心的射击动作游戏，由KK Game Studio制作并发行。自由民：游击战争游戏具备十分精致以及真实的画面，玩家们将会在硕大的战场之上扮演指挥官的角色，需要筹集资金，组建军队，并利用优秀的战术来与对手交战，并且消灭所有的敌人以最终统治世界。游戏玩法游戏的操作有两个层面:世界地图上的策略设置以及第一人称射击部分。在地图设置内，玩家可以访问任何地点、进行交易、升级装备、攻击敌军、围攻城镇、接受任务等等。而在FPS部分，玩家则会以第一人称视角进入战场，作为步兵战斗并及时地向军队下达命令。游戏特色?FPS以及战略游戏以一把手枪和五名士兵开始你的职业生涯，你将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个游戏不仅是关于射击的，还包括你作为一个军队指挥官的职业生涯。?自由格式的沙箱游戏体验与当地人做生意，招募士兵，抢劫村庄，打击匪徒，攻击领土，征服世界。你掌握着自己的!?大规模的战斗史诗让你沉浸在拥有数百名战士的史诗般战斗中。看着你的人冲向敌人的防线，为胜利而流血。?指挥一支军队你不是一个人战斗。在交火时，向你的小队发出直接命令，学会利用地形，设置侧翼路线，用最后的冲锋击碎敌人!?真实的战斗弹道模拟仿真，详细真实的游戏环境，逼真的声音。配置要求最低配置:操作系统: Windows 7处理器: Intel Core i5-2500K CPU内存: 4 GB RAM图形: Geforce GTX 770 or AMD Radeon HD 7870DirectX 版本: 10存储空间: 需要 8 GB 可用空间推荐配置:操作系统: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处理器: Intel Core i7 4790k CPU内存: 16 GB RAM图形: Geforce GTX 970 or AMD Radeon R9 290DirectX 版本: 12存储空间: 需要 10 GB 可用空间游戏测评个人认为这款游戏的玩法方面做得非常有特点。经典的RTS元素融入FPS，就与之前的《中土世界》的RPG+RTS又相互辉映之处，整体具有较高的可玩性。另外游戏有着沙盒式开放玩法，玩家可以选择向的招募人员组建自己的军队，再采取战略性的方式一步步蚕食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力量！在指挥官模式安排好进攻路线和一定的战略之后，等待开始进攻之时，玩家便进入第一人称模式，到那个时候再用你高超的射击技术去征服这片无主之地吧！游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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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游击战争配置要求高吗？一款集战略战术和模拟养成于一体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号称骑马与砍杀与武装突袭之子。今天小编带来的便是自由民游击战争配置要求介绍，感兴趣的玩家不妨点击进来看看什么配置能玩吧。 ...
自由人游击战争配置要求高吗？一款集战略战术和于一体的游戏。号称骑马与砍杀与武装突袭之子。今天小编带来的便是自由民游击战争配置要求介绍，感兴趣的玩家不妨点击进来看看什么配置能玩吧。
游戏配置要求介绍
操作系统: Windows 7
处理器: Intel Core i5-2500K CPU
内存: 4 GB RAM
图形: Geforce GTX 770 or AMD Radeon HD 7870
DirectX 版本: 10
存储空间: 需要 6 GB 可用空间
操作系统: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
处理器: Intel Core i7 4790k CPU
内存: 16 GB RAM
图形: Geforce GTX 970 or AMD Radeon R9 290
DirectX 版本: 12
存储空间: 需要 6 GB 可用空间
上面就是游戏的配置要去介绍了，我们可以看到推荐配置和最低配置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想要高特效流畅运行这款游戏的玩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电脑配置方面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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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游击战争需要什么配置 游戏配置要求一览
自由人游击战争是一款第一人称战略游戏，很多玩家想知道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怎么样，接下来小编就为各位分享自由人游击战争配置要求介绍，感兴趣的玩家快来看看吧！
自由人游击战争是一款第一人称战略游戏，很多玩家想知道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怎么样，接下来小编就为各位分享自由人游击战争配置要求介绍，感兴趣的玩家快来看看吧！配置要求最低配置操作系统: Windows 7处理器: Intel Core i5-2500K CPU内存: 4 GB RAM图形: Geforce GTX 770 or AMD Radeon HD 7870DirectX 版本: 10存储空间: 需要 6 GB 可用空间推荐配置操作系统: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处理器: Intel Core i7 4790k CPU内存: 16 GB RAM图形: Geforce GTX 970 or AMD Radeon R9 290DirectX 版本: 12存储空间: 需要 6 GB 可用空间以上就是关于自由人游击战争的配置要求的全部介绍了，希望能帮到各位，更多游戏攻略敬请关注当游网，小编将持续为各位带来更多游戏攻略，敬请期待。
类别： 射击游戏 &&&大小：2.4 GB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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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8类型: 角色扮演语言: 中文大小: 199.2 MB
5 6.5类型: 动作冒险语言: 中文大小: 381.2 MB
6 6.5类型: 休闲益智语言: 中文大小: 53.7 MB
7 6.6类型: 休闲益智语言: 中文大小: 172.3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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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作者：迈克尔?霍华德 [英国]]（很长）
文章提交者：我来自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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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exue.net/bbs74-0-1.html
这里讲的是的，也说明历史可以解释战争，战争更可以解释历史。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似乎从未断过。穿的骑士之战在当时是一种贵族生活方式，骑士对神职人员的模仿使之具有神秘性；待有了王权的诸侯之后，独立的最高权威们有了雇佣军，便有了雇佣军之战；欧洲的宗教之争导致财富之争，这使欧陆人士要冒险向海外扩张，抵达目的地后便要以武力征服之，一时间，战争、探险、贸易几成互换的字眼，这便有了商业战争。专业化和爱国性使欧陆有了专业军人的战争，专业军人从衣着、生活习惯到职能和权利都与他人不同。在此之后欧洲出现的革命战争、国家间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巨大的民族能量。这不是瞬间的能量释放，而是根本的转变，尤其是政治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战争时期的也不断进化，参加的人数相对少了，战争的影响却大了。目录：前言
――2楼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3楼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4楼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5楼第四章 专业军人的战争
――6楼第五章 革命战争
――7楼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8楼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9楼尾声 核时代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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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作者：迈克尔?霍华德 [英国]]（很长）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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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核时代试图回答上一章摊出来的问题，会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还只有三十年。拿破仑战争过去四十年发生过欧洲列强之间的有限冲突；过去将近一百年才发生一场把各国都牵扯进去的世界大战。当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样，大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后的战争，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尽情享乐的时代已现出曙光。胜利后简短的欢欣一结束，苏联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重新出现，同战前一样地不可调和。几个月的时间，误解便导致了不合作；几年时间，不合作便导致军事对抗，导致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扩军备战的新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秩序似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说的“娇嫩的恐怖平衡”之上。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在一个我们看到的1945年后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稳定，需要特殊的智慧，来规划政策与措施，这就像要节俭之神从他吝啬的手中施舍出一点点东西来一样困难。不过，人们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欧洲体系框架内，今后的战争，有两条充分的理由预言它们同本书上述有关战争发展的种种特点具有根本的区别。首先一条理由，“欧洲”作为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已不复存在。正像15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那样强大的外援军进入意大利各自支持冲突中的一方，把意大利半岛分割掉，于是意大利城邦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头一次反攻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欧洲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都来自欧洲，但她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她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她们来做中心；她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发生一场战争，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亦将限于这一范畴。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体系同时并存，欧洲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是扩散了其地理知识，然后是贸易，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扩张；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欧洲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区之一，但是，她们的政治影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上已被剥夺了原有的位置。这个最敏感的点，就是把冲突限制于冻结的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产生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残留的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了顾问、训练或武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几乎无穷无尽。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常规的”冲突，所用武器还可认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武器的后代，虽然是更高级―些、更昂贵一些了，并且年复一年地寻求利用火箭技术与电子技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发明了“准确导向”的火箭（可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发射，甚至可由步兵携带），便在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最虔敬的问题上投下了疑问：用人驾驶的飞机取得战场上的制空权，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参谋人员发现他们就像一百年前的参谋人员那样处于同样的窘境。他们知道，他们藉以作出推断的经验已经过时了；他们所能用来检验其可靠性的战例仅仅是中东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简短冲突，从这些特殊环境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来的。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这类武器――火箭，超音速飞机，核动力潜水艇，与反潜艇驱逐舰――只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才能生产，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军队才能掌握，或者说，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现了两难矛盾，由于工业化国家相对较稳定，最能生产这些武器的国家最不需要它们；而面对同相邻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最危险的前景的国家，买得起这类武器并会使用的，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并须依赖北半球的富裕国家来提供。许多新国家中，拥有很少量如此高级“硬件”的，便成为一种象征，就像是18世纪日耳曼的小诸侯国拥有一支小巧玲珑、纯洁无瑕的小军队。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试图进行垄断，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做到了垄断。占有核武器虽然给了占有者一定程度的国际权威，但是这种权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苏联赶上了美国，也掌握了裂变式原子弹，只在TNT当量上稍逊。此后，两个超级大国并驾齐驱地竞相发展热核炸弹、洲际导弹、潜水艇上发射装置、多弹头导弹，以及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竞赛规模之大，必须用最丰富的想像力才能设想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才能用得上这些武器。然而，这种“新发展”背后的有理性却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于“威慑”：建立起一种局面，相互断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报复，这种报复是无可逃脱的，其后果是无法接受的。两个巨人即使拥有庞大的武器库但按兵不动，就像百万富翁拥有巨大财富但未变为现金，他们仍需要超常规的军队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并应付世界上的种种问题。鉴于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依赖保护的同盟国，似乎证明美国有必要继续保留一支海军，而这支海军的存在正好给苏联提供了理由也建立一支与之对抗的海军。由于东欧与西欧都存在着长长的、易被攻破的边疆，欧洲那些难以控制的附庸国也需加以控制，因此苏联不可能考虑遣散她的庞大军队。但是，苏联军队就在家门口，给西欧国家带来了严重问题。尽管西欧国家经济富裕、人口稠密，但也无法在政治上、经济上联合起来以便建立一支和苏联同样规模的军队。20世纪50年代初作过一些试探性的努力，结果仍然只有依赖于美国核力量威慑作用的保护。苏联在十年之内，不仅以她的常规军力威慑西欧，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库威胁美国，西欧的防卫呈现更复杂的局面。英国与法国有了自己的小规模核力量，但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进攻时可起到一点防御作用外，对别人起不到威慑作用。美国在欧洲盟国部署了战术性的核武器――核弹头火箭，限于战场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众的不安，因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从未完全明确。也许最好的办法正是不弄明确。西方战略计划的混乱，也许不像某些分析家认为的那么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确保苏联进攻时将立即遭到顽强的抵抗。也许不能确定这类抵抗将很快运用、或最终导致运用核武器，但也同样地不确定是否一定不用。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内，欧洲两个胜利的大国：英国与法国，为了巩固各自的帝国，手上有许多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而苏联与美国则在竞相加速欧洲的分裂。在这方面，高技术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与全亚洲，尤其是亚洲，他们从列宁那里学来革命化的组织工作的技术，并从毛泽东那里学会把革命组织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反对外国军队支持的、不受人民欢迎、压在人民头上的政府。毛泽东的方法曾在年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用过，并在年间打败由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战斗中得到完善。胡志明年间模仿毛泽东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人取得显著成功；但在马来亚、新加坡，英国人由于把耐心、政治技巧与当地的有利环境结合起来，方能击败国家主义者。法国军队决定从失败中接受教训，研究了“革命战争”的概念，设计出对付的办法，试图用在自1945年以来就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身上。但是法国人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法国居民坚持不合作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人民明确表示不愿再支持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再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口号“法属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无从调和的两难问题。阿尔及利亚人不能再容忍法国人的统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国人统治，或一百年前意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奥地利人的统治一样。当地政府依靠外国的武器、顾问与资本，已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后来美国在越南也发现了这个道理。因此，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欧洲地平线上的军队再次缩回到保卫自己领土的规模，当然，我们已看到，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同军事问题一样多。军队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样被看作是国家骄傲的体现，是国家纹章中的主干。上述高精度武器的发明逐渐使军人成为技术专家，他们的战斗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虽然大陆国家仍保持着征兵制，军队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术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从其他专业部门选拔来的，既不能轻易征调，也不容易留住。再者，维持三十年和平的结果，就像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那样，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对军事不感兴趣，他们轻视军事的价值，把军队看作是大可怀疑、无法理解与不屑一顾的混合物。德国尤其如此，军事传统的荣耀己黯然失色，军队难以吸引青年人的兴趣与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诞生与成长，除了和平别的都未见过的新的一代，离开军事十万八千里，钻进了衣着打扮、头发长度与休闲生活方式等等的琐事中去了。看来自我选择最明白不过的是去追求爱情而不是战争。他们当中，越有政治意识，越对政治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们愿意同外国人来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对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威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参加了防卫工作，尤其是参与（或默许）把核武器用于大规模毁灭行动的，被民众看作是政府从事非正义的罪恶活动的帮凶。核时代的战争已无需征调大量经过军事技巧训练与军事学说教育的后备役官兵了。对军事怀疑、冷漠、敌对的看法散播开来，虽然对西欧军事力量并未立刻发生影响，但长期以往，必定要产生影响。看来，军事部门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将增强反对大量军事预算的社会势力；而生产武器的费用增长又势必迫使军事部门要求增加预算。人们也许可以感到宽慰的是，经过一千年武装冲突，欧洲已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会传统的战争价值，但这种感觉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地参差不齐、不可捉摸，那样的自信将被证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来，并未改变战争或战争威胁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这一定论。对待那些并未设置自身安全防备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工具还的确会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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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从嫉妒的。按顿吃饭，饭菜不错。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来，许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点若有所失。同一团的人战后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大家回忆起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 作者注：作为例证，可以参看：关于德国，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London, 1929；关于英国,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ty, London, 1933. ] 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混乱的政治活动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名义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摧毁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当然，不承认这些观念更早的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政权，依据卡尔?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他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起来之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保持暖昧的共存关系；西方邻国反过来，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权的稳定，即他们国内共产党的活动，比一个外部的严重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搀扎。(一)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他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作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土壤上从萌芽走向成熟。(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一干年必然在国内与国际间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三)与此同时，战后也大大加强了右翼，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他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他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了。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本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那种由一个一个小队的年轻英雄组成的战争，包括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这些“超人”用他们的胆量与暴力可以把人类的命运从一群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穿儿童外衣的学步娃娃变成一批干干净净、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技术曾经使19世纪的广大民众参与战争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们硬要参加进去，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说来为数很少的军事技师们，在一个几乎无法想像的规模上挥舞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上一章里没有涉及到。19世纪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些武器不仅越来越有效，而且容易掌握。在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弹盒就可免去装火药、装子弹；后膛枪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弹带便可迅速发射；校准器使射击更准确；这些使一个新兵在数周内即可成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卫队中的多年掷弹手所无法比拟的。炮兵方面：后装炮的出现，减少了后座力，免除了清扫炮筒等麻烦事，发射一颗炮弹后也无需等待很久才打第二发，而老式大炮即使由专家来放，也是效率极低的。只消稍加训练，就可以从表上认出简单的计算；只要有高度爆炸力的炮弹能充分供应，一团炮兵1914年在一个小时内瞄准一个数百平方码的目标区域发射的炮弹，比拿破仑战争年代双方发射的大炮炮弹总和还要多。所有这些，新兵只需训练数月即可掌握。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自然要求有大规模生产的人。人口与城镇如此密集的欧洲社会，技术先进的武器带来的有利条件只能是暂时的，很难成为决定性因素。从前主要看数量。然而，现在，炮火的射程与摧毁力主宰一切；技术上落后的炮火，数量再多，也无机会显示它们的战斗水平。很明显，战斗开始前，就可以知道结局将如何。19世纪，欧洲列强把武器的优越性用到了殖民地身上。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们已见到，16世纪初，由于独家有了炮，使葡萄牙人得以打进并主宰了印度洋的贸易。但当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后，欧洲由枪炮获得的有利条件便丧失了。18世纪，专业训练的质量与纪律性，再加上小心谨慎地服役，使欧洲军队对印度(举例来说)有巨大优势，而不是武器形成的优势。但到了19世纪，天平决定性地朝技术先进的一方倾斜。技术先进的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建筑了铁路，便于他们调动军队，补偿了他们派出兵力较少的不利因素。俄国在亚洲中部搞殖民化，美国开发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铁路这一重要因素，这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同出一辙。欧洲的大炮、后膛来福枪，以及机关枪，使得任何一次战斗几乎在开始前就可知其胜负。 [ 作者注：几乎，不是完全。希拉里?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满自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有；马克西姆枪，而他们没有。”事情并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萨德尔瓦纳(Isandhlwana)被祖鲁(Zulu)人打败的英国兵，1896年在阿多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证。即使是优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练，或对方领导英明果敢，就不一定保证能胜利。征服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优越的内聚力、组织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他们的武器的自信心。 ]欧洲有―个冲突地区，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使它开始出现不稳定。这个地区能不能产生一些有利条件，足以不仅赢得一场战役，而且赢得一场战争，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地位呢？――我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海上。很难不去同情19世纪的海军军官们。他们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间里去调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舰只、他们的武器，以及把他们的战术从拿破仑时代转到冯?蒂尔匹茨时代，战舰规模上从英国皇家战舰“胜利导”发展到“无畏号” [ 作者注：英国于1906年建成此舰。 ]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落后了，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世纪，所有的军种都出现了这种困境。每一种新发明的技术，从蒸气引擎到核裂变，都必须仔细研究、开发，应用到军事上来。军事专业必须逐渐成为多方面的；同时，由于在新式大军中，技术已成为骨干，必须设立技术与科学机构，去开发新武器体系并为之服务――这些部门在20世纪几乎成为最重要的部门。W?S?吉尔伯特(W. S. Gilbert)曾描绘一位现代化的少将：他的指尖上贮着全部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也许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窃窃傻笑，但如果军官们缺乏知识方面的适应性使自己跟上技术的变化，并确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开发利用它们，那么，高级别的位置就不会有他们的份。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术可使一个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压倒性的优越地位――说压倒性是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而无需开战。在19世纪已有可能使一个国家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制造等技术，在对方还来不及发一枪一炮前就碾碎对方的舰队。19世纪40年代，蒸气引擎比起风帆来，在速度与操作上有极大优越性，尤其在窄水道如英法海峡、地中海作战时，风帆同海浪保持一致已不很重要。忧心忡忡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纳尔逊建立的海军超越法国海军的地方，均已成为过去。用铁来造船，冲破了木材的局限性。纳尔逊(Nelson)的舰队至多总重两千吨，而19世纪60年代的铁舰已总重九千吨；世纪末达到两万吨。重量的增加不单单说明军舰大小的变化，而且还有铁甲厚度的变化，这又转过来使舰上大炮增长射程、增多弹药成为可能；鉴于大炮太重不能安置在侧舷，为此置于中央炮塔上，炮身可转180度，射程可远至两万码。从风帆船发展到铁甲舰，曾在设计上引起一片混乱。俄罗斯人曾设计出―种环形船。英国人曾制造一只样船，试图把铁板、蒸气机以及一整套风帆结合起来，结果眼看着船身倾覆下沉。同时也引起巨大的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人向世人显示，铁甲舰发射炮弹可以摧毁一整个木帆船舰队；186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两艘铁甲舰“梅里麦克号”(Merrimac)与“莫尼特号”(Monitor)在汉普顿(Hampton)锚地相对抗的著名事件，引起英国公众争论整个皇家海军是否已经过时了。因此，19世纪的后半叶可以看到以英国为一方，几个主要的帝国对手――法国与俄国为一方，双方进行狂热的竞赛，包括炮的大小，铁甲的厚度，以及行驶速度。到这个世纪末，德国以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威力随后加入进来。竞赛进行到五年，1904年对马海峡(Tsushima)之役，日本海军摧毁了全部俄国舰队作出了最惊人的解释，说明海军如果在技术上落了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如今，真正的竞争不在海上，而在船坞。于是，德国人与英国人开始制造出一个比一个更先进的装有大口径海炮的全新战舰“无畏号”“超无畏号”，想依靠它们来主宰海洋，并设想主宰世界。战列舰的确是国家自豪与力量的象征，在工业时代，比陆军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了国家整个技术水平，舰只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舰上的大炮具有巨大的摧毁力。一个关心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必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威力。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英国人大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需剥光海上停泊点 [ 作者注：此句意指无需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 ] ，也可以把五十艘战列舰集合到斯匹特海德 [ 作者注：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军官被送上岸，士兵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 来进行“钻石庆祝” [ 作者注：一般指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一百周年纪念。 ] ；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藉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的；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人地主)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恕、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他的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逐渐增长国家主义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末一次海战与20世纪最初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独出心裁，设计出潜水艇，从而开辟了新的机会。从此，翻开了海战历史崭新的一页。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霸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相撞。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小手工艺者与商人逐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好束手待毙。这一理论喊得最响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他的著作《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圣经。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17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敌人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享有的特权。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殖民地的自由来往(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同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搞坏了英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达到崩裂的边缘。潜水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能力。尽管潜水艇可以强行封锁海上，但根据帆船时代订立的“战利品法律”却无法实施。该法律规定，如果怀疑一条船夹带走私货或违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许负责押送捕获船的一组船员派到被捕获的船上去，把船驶到最近的港口，那里的“战利品法庭”将判决没收船上货物。而潜水艇至多只能对敌船进行搜查，并在击沉敌船前，给船员时间乘小船离去。但如果潜水艇全部浮出水面，那么，它甚至抵挡不了最小的武装商船的攻击。为此，先把敌船击沉，然后再问究竟的诱惑是很大的。但德国人毕竟对他们的潜水艇指挥官加以限制，这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谨慎――例如1915年击沉“路西坦尼亚号”，船上可能带有走私货但肯定的是有一些美国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对潜水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现已不少的仇恨德国的美国人。但到了1916年年底，似乎通过封锁彻底打败英国已大有希望，而靠陆地上作战取胜的前途又如此暗淡，为此德国统帅部决定这一风险值得一冒。但是，四个月后，美国参战了。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主要的不是人力上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她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水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水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很专门的工具如测出潜水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水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还涉及到完善通讯联络技术，干扰敌方通讯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成为战争的四度空间。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水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讯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以及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气专家的重要性至少与航海技术相等。最终胜利的一方，将是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而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战列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发明出来后，便使这一作法成为可能的了。潜水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它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生命攸关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同样的模式发生在空战上――一群群受过高等训练的战斗人员操纵着复杂的武器；指挥官在很远的远距离发号施今；……总之，实际上是技术专家间的竞争。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作为陆地战斗的补充，开头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后，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空军来控制空中，不仅可以为炮兵提供了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大炮，也许能使所有在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面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的作用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船只甚至战列舰，不管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后年代，空军一直在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双方吵嚷不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经验证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的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使海战与陆战不再必要。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国内前线”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战场上的获胜。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重心的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痛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如要蠢动将受到的打击是它所无法抵御的？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专著《制空权》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很广。有同样主张的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批创始人，特别是空军主帅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这一理论来校正一支新建的军种的宗旨，这一军种的战略作用完全独立于其他地面部队。欧洲大陆的空军人员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官方机构的压力：要他们服从陆军的要求，因为传统上，国家的安全端赖陆军。在英国，原本是和平时期一支小型军事力量的帝国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为一个新的兵种，干预军务的规模扩大至欧洲大陆。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经验，此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环境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以很不情愿的心情，拨给资源，重新武装了一支不是去打传统陆地战争的陆军，而是可以把恐怖楔进敌人心脏的空军，期望以此来吓阻德国人发动战争。但是，事实证明，英国航天工业没法同德国竞争。正是德国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实施致命打击，摧毁对方城市的空军，希特勒用它来作为实现他的政策的有效威胁手段。斯坦利?鲍德温 [ 作者注：Stanley Baldwin, 年，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 遭遇过多次轰炸，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据认为，根据1917年7月德国空军两次轰炸伦敦的经验，大轰炸可以造成极大规模的大破坏。但事实证明，上述两种估计即使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也是大大地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转的单翼飞机的发明，以及雷达技术的发明，可以及早警告敌机来袭，做好防备，使敌机白天俯冲轰炸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如果在夜间轰炸，敌人必须占用一些时日来学会使用雷达，靠电子束投射，使盲目飞行尽可能准确一些，并学会使用扫描仪从黑暗中或透过云层显示出地面的地形。即使这样，防御方也发明出夜间战斗机，并学会扰乱对方的进攻所依赖的电子指挥信号。就像海战一样，空战也成为战术方面与技术方面极其精巧灵敏的应用，职业战斗人员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术那样依靠科学家的才干，方能完成任务。只有到了大战的最后年月，美国空军全力参加进来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作战之后，同盟国才取得了制空权，制服了早先说大话的德国人，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破坏力量。但即使到了这时候，德国人的士气仍未受影响。德国人民服从政府，勒紧腰带干活，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技术发展对陆地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14年大战爆发后数月内，内燃机开始应用到战斗动力与运输工具上。两年内，第一台“坦克”行动了。这些早年的装甲车的设计与使用是为了适应堑壕战的需要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布置来福兵不按习惯排成长长一行的作法，而是一组组“暴风队”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躲过敌人强点，专攻弱点，独立作战，灵活机动，自从法国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大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暴风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大炮，大炮要在一个破坏狼藉的战场上拖来拖去，颇难瞄准新的目标。很实际的问题是：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J?F?C?富勒(J.F.C.Fuller)，B?H?利德尔?哈特(B.H.L.Hart)；法国有查理?戴高乐(C．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林(H．Gh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i)元帅。这些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的空档中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未能回答。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供应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用作反坦克，有效地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例如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装甲战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专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的装甲车等。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战役可能延长下去，演变成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三年前己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巳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作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可以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铁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于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大炮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供应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供应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需要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把它们搬动，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首先依靠征集来的兵员的战斗力，主要不在规模，而在多方面的适应性。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后勤供应由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从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运转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就相当复杂了。一个步兵营不但有来福枪与手榴弹，而且还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有轻型履带机动车，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中，服务、供应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讯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 [ 作者注：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准备上接近西方水平。 ] 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陆军仍然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都要依赖技术进步。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讯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的准确情报的人。一大批男子、妇女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 [ 作者注：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 [ 作者注：V. da Gama, 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 ] 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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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 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 [ 作者注：I. 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 ]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多了，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了。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事(年)的细节，其结果，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前次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讯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供应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很少超过八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革命时期被超越过去，因此补充给养便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1812年进入俄罗斯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调动军队的复杂性由铁路解决之后(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例子)，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征召适龄的兵员人数，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的两倍：一百二十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倍增至三百四十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的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第二次是摧毁了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von Moltke) 带回到欧洲来的。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迎头相撞。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三年、后备役四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进入边防军，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后备役军人，以及边防军，并负责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后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供应问题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使总参谋部的责任膨胀，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布到各支军队中去。发展铁路带来的军队规模的扩大，无论平时准备或战时的指挥与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难度。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官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加重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日耳曼帝国(1871年诞生）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1870年对普鲁士来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几仗获得小胜。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覆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种科学的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上的专门知识。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1870年，火器有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福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福线，既增长了射程又提高了准确性大约五倍之多。从16世纪以来，来福线原理曾用于运动枪支；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精确的武器但显太纤细，而对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比射程与准确性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有来福线的滑膛枪，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击火帽所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雷西“针枪”的效果始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福线的后膛枪――使用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使发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需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大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l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福线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码之间。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了。1866年，各种大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场。普鲁士的将领们用优秀的法国来福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于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强力爆炸物――立德炸药 [ 作者注：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 ] 、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 [ 作者注：也是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 ] ，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是瞬间充分燃烧的，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福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一千码。枪管口径可以缩小了，使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了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同本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相比，都相形见绌了。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阵地如何守得住？19世纪末的―些战术家们全都同意，攻击成功只能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出现的大炮的某些新发明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长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需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打个几千码；现在，已能间隔五英里，从隐蔽处所发射，无后座力，开炮后无需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并能轰坍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将成为中心，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了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了便利。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为“马上的步兵”的价值，从前作为“龙”的价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旷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这还未提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但是，轻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暗示，说他们未来的作用只限于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战场上起到威风凛凛的决定性的冲击作用，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过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部分弥补。为此，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东部欧洲未筑连续防线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西部欧洲，只需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所代替了。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在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年的英国――波尔战争(南非)，年的日本――俄罗斯战争所强化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的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鉴于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战争不再成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何军队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必须准备有沉重的伤亡；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人力资源丰富的军队才能占据决定性的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德国总参谋部须策划好在两个战场上打仗的战争：既打法国，又打俄国。一年一年过去，在俄罗斯帝国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后，情势越来越严重了。俾斯麦(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要争取一场色当模式的全面胜利，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狭隘的西欧地区；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 von 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侧翼包围，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去对付规模庞大但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将这一想法留给了继承者，继承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后勤问题无法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必须要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法国很自然要作出反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三倍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率并不决定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同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别国一样，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有效运用与人们的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军事力量的指标。法国见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联合王国在对俄战争前，在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己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士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一说法同公众对威灵顿的说法大同小异，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 [ 作者注：伦敦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 ] 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高级军官笼统说说意图，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战争需要大量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本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使有地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是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出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得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衷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使是决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所领导的。德国就远不是那么好改了。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本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来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们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他们无需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产阶级极端分子带着文化方面的与政治方面的“起义时代发酵粉”，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处于爱找麻烦的位置。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更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征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 [ 作者注：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一词，系指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们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 ] 继承下来，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赖特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由社会精英发动的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所替代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伯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军队并未被搅乱，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了。王朝统治者靠尽可能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用军队游行、军队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使各阶层的民众也能普遍认同。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马克思写到“工人无祖国”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