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开国打黑：上海青帮三大亨谁的结局最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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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打黑：上海青帮三大亨谁的结局最悲惨
文章提交者：心情车站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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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二
杜月笙：凄凉客死香港日，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设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宣布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此举令他倍感失望！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而且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恩师，但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后，逐渐缓过劲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喊他，他才如梦方醒，放声大哭，热泪滂沱，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其非法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讲明中共对他的希望。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18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三
张啸林：暴毙军统枪口抗战时期，张啸林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的生意越做越大，大发国难财，于是被军统和杜月笙的弟子们锁定，要将他除掉。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月笙的一批弟子奉命惩奸除害，正在上海滩大开杀戒，他的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使他暗自着慌。尤其是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刺伤，据传军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从此他便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日，张啸林应俞叶封的邀请，前往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捧场。台上正唱得热闹，突然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俞叶封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张啸林恰好临时有事，才躲过了一劫。经过了这一次有惊无险的刺杀事件，张啸林更是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敢去了。同时加强了警戒，雇用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1941年夏天，军统关于铲除张啸林的命令下达上海后，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第一次出动。虽然情报相当准确，就连张啸林几时几分要坐汽车外出，经过哪些十字路口，在哪一分哪一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都计算得十分准确。可是，枪手却偏偏早了半秒钟，枪响后，司机猛踩油门，飞也似的闯过了路口，张啸林又躲过了一劫。此后，张啸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当汉奸的决心。不久，军统局又发来电报，督促他们迅速杀掉张啸林。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默针对张啸林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觉得必须改变方法。于是用5万块银元和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到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林怀部是山东大汉，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红心。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亲信阿四的推荐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成为张啸林的贴身保镖。1940年8月上旬，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会将他安排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8月14日，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华格臬路公馆三层楼上商量事情，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保镖林怀部正在同一名司机互相辱骂。张啸林的脾气一向毛焦火躁，见此情景大发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厉声喝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统统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也将他枪杀。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外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也闻讯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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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张啸林，多好的影视剧材料， 怎么没有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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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当年也是反日来的，要不GT早把他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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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蒋介石给黄磕过头，TG也不会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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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容 后来不是去打扫大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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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飞始见
在第2楼的发言：
黄金荣即使能挺过1951年，也逃不过随后而来的三反五反等运动。文强等重庆黑帮与黄金荣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没直接枪毙黄金荣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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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即使能挺过1951年，也逃不过随后而来的三反五反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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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往事：上海青帮三大亨的暗争与内讧
　　上海青帮三大亨(右起：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黑帮往事
　　联合国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即为黑社会犯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洪门(也称洪帮、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青帮(也称清帮、漕帮，带有白莲教色彩，控制着大运河粮食运输)和哥老会(也称红帮，由私盐贩子和四川一代纤夫水手借鉴洪门规则组成，首领称为袍哥)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他们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成龙电影《新宿事件》中有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解释黑社会的成长路径：一帮人因为被欺压，或是为了某些需求众集起来，建立势力之后，势力开始转变为权力。
　　晚清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甚至与国家政府“联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一方面与国家政府分享权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满足其欲望与要求时干着颠覆政府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也曾对帮派势力进行教育、改造，以使其为我所用。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点头答应帮忙，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
　　黑社会往往会依附与某个政治组织，但很少会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深知和政府分享权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这种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黑色江湖是文学影视所喜欢的题材，他们有一套自己奉行的规则。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犯罪学》上解释这一现象：黑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和行为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表现出最为浓烈的犯罪亚文化色彩。
　　受这种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对黑社会感情复杂，从教父考利昂到中国的小马哥，大量的黑道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道德标准的缺失，因为，从黑社会诞生的那天起，黑道文化就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某种需求。
　　上海青帮的三位大亨
　　帮会原本只是个社交的圈子。青帮成为黑社会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当这个社会的主体生病、政府不能维持公平公正时，人们就把帮会当成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民国时，三鑫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
　　1920年的上海滩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治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蒋介石当时的学名)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债务。1922年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缘从彼时开始，最终当上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张啸林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好逸恶劳，进过工厂上过学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外，其他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阀军人，为他移居上海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上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叫杜月生。30岁的杜月生头脑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三十出头的杜月生，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出他的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疏》中的“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从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
　　最大的贩毒集团
　　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界租保护伞势力说服“大土行”(毒品公司)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护费”。
　　三鑫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可以听出来――他们称三鑫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其他公司。
　　三鑫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西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黄金荣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鸦片仓储进行巡逻。三鑫公司的鸦片无论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
　　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礼对“三鑫”网开一面。对下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时结交了不少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张载阳，后来成了浙江省省长。据苏智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中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有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
　　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都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黄赌毒各项中与三鑫无争，但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总统。
　　三大亨的暗争与内讧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张杜三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结拜过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便于相互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干爹”。
　　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赚到大钱，但张啸林在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因为他是个不会满足的人。
　　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关系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抗战时也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因此具有民族认同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绪印评论张啸林时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奉了蒋命11月即避至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诺大个上海滩这下子就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们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资敌，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地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除奸，几次未能得手。
　　据苏智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手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三天就要到了。
　　日，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除奸成功了。
　　黄杜二人没有变节
　　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变节。
　　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有靠山。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拜访，软硬兼施，他还是没有落水。
　　他一生中几次历史转折都过渡平稳，到头来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取保守态度。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捐款捐物，出过不少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航运公司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船只。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杜月笙：一个很文化的流氓
　　但是杜月笙与黄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的会做人，也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他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使尽浑身解数，努力处理好所有关系。
　　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过个年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结交自史量才(申报主编)、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了这种处事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增到上海时与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回川后，杜出钱赎出了黄美女，飞机送到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
　　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张二人能学会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
　　杜氏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率先垂范，当时也没有空调，上海溽热的夏天，他还穿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质彬彬，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石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
　　苏智良说，杜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小说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建立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智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
　　杜月笙逃去香港
　　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
　　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章士钊，1920年代初，共产党还没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毛泽东找章士钊借钱，章就找到杜来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
　　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陈独秀和上海工运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让他继续贩鸦片？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日，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时，杜月笙在蒋的授意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开始，杜月笙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令。
　　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与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府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
　　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要到法国养老，其实他此时并不老，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只得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晚年，曾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帮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
　　在杜月笙远走香港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
　　黄金荣的扫街生涯
　　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于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杜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
　　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们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是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
　　黄金荣扫大街只是象征性地改造一下，他毕竟已是84岁的人了，考虑到国际影响，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这件事使远在香港的杜氏又惊又喜。惊的是黄金荣也有了这一天，喜的是自己跑远些还是对的。
　　扫大街很快就结束了。1953年，黄金荣离开人世时，已经86岁。而杜月笙已早于他两年，也就是他扫大街那年，在香港撒手人寰了。
(责编：zhoushao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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