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百度云李安》是改编自那位作家创作的同名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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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指电影,我就是问王度庐写的《卧虎藏龙》是哪一年出版的?不是哪一年写的啊,是书哪一年出版的?
我有更好的答案
著名演员周润发饰演剑客抗日战前,以及刚演出张艺谋新作《我的父亲母亲》新星章子怡,王氏开始写侦探小说,一九三八年冬天,是两女之间的关键人物;饰演两位传奇女子的分别是曾演邦德女郎的杨紫琼,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代表代表作品有《鹤惊昆仑》系列。《卧虎藏龙》故事乃根据二十年代上海小说家王度卢作品改编,讲述中国清朝两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传奇女子——一个是官家千金小姐,狂野的心令她成为大贼寇;另一个是显赫非凡的女镖头,但最终只是爱情底下的弱女子。命运将二人推至亦友亦仇难解难分的不归路上
采纳率:20%
王度庐先生于年间创作了“鹤-铁”五部曲:《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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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龙2》热映 IP大潮中改编武侠小说如何不边缘
来源:京华时报&&
摘要:上周末,改编自王度庐小说的《卧虎藏龙:青冥宝剑》(《卧虎藏龙2》)公映,在争议声中,三天突破票房1.5亿元,在近年来上映的武侠片中成绩算很不错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人们更加关注它背后的主创人员,但它实际代表了近年来数量锐减的一种类型,那就是改编自武侠小说的武侠电影。最近我们采访了导演袁和平、主演杨紫琼以及两位业内资深影评人,请他们在回应影片争议的同时,也分析了在如今IP井喷的时代,此类电影究竟该如何拍出新意。
  袁和平现场说武戏。工作照
  杨紫琼带徒弟。剧照
  上周末,改编自王度庐小说的《卧虎藏龙:青冥宝剑》(《卧虎藏龙2》)公映,在争议声中,三天突破票房1.5亿元,在近年来上映的武侠片中成绩算很不错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人们更加关注它背后的主创人员,但它实际代表了近年来数量锐减的一种类型,那就是改编自武侠小说的武侠电影。最近我们采访了导演袁和平、主演杨紫琼以及两位业内资深影评人,请他们在回应影片争议的同时,也分析了在如今IP井喷的时代,此类电影究竟该如何拍出新意。
  □细看《卧虎藏龙2》
  袁和平谈质疑
  拍片秘诀?
  忘记前作,满意“冰湖大战”
  袁和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和“中国功夫”的一道标杆,在《卧虎藏龙》《黑客帝国》《一代宗师》《精武英雄》《功夫》《霍元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动作影片里,均有他的身影,所以当他接拍《卧虎藏龙2》的消息传出后,业内并没有太多质疑之声。
  但鉴于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卧虎藏龙:青冥宝剑》从一开始就必不可少会拿来被比较,而袁和平也对“质疑声”做了回应:“我拍这部电影的秘诀就是忘记第一部,因为如果一直想,大概是无法拍好的。”袁和平更是坦言,武打动作其实从来都无法离开故事的,好的武打动作是在讲故事的。所以对于那种说“天下第一武指拍不好电影”的人,袁和平肯定地说:“我不这样认为。”
  谈到片中最满意的动作画面,袁和平坦言是“冰湖大战”:“那个冰湖非常新,但其实拍起来很难。”这个在电影中让人眼前一亮的场景其实是在新西兰的摄影棚中真实搭建的。为了追求完美效果,袁和平几乎“逼疯”了工作人员,因为他全力以赴想要达到真实的冰面效果,要试各种不同的材料。为此,他不惜“以身试冰”,“直到我差点摔倒在上面才觉得满意”。
  电影西化?
  把武侠“牛仔化”是不得已
  作为武侠电影的导演,袁和平本身就有跟武侠的光明磊落挂钩的特质。杨紫琼就曾提到过,袁和平是个非常直白的人。而采访中袁和平也毫不遮掩自己的感受,直白得让人捏一把汗。
  比如《卧虎藏龙2》上映后,不少观众认为该片相比上部更加西化,对此袁和平也给出自己的回应。他坦率地说,当他看到第一版剧本的时候觉得非常糟糕,这种糟糕不是因为写得不好,而是整个故事的内核都是西方化的。当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给他播放了一部“样片”时,他才发现,原来美国人把“西部牛仔片”和“中国武侠片”理解成一个概念。袁和平说,在美国拍戏和在中国拍戏最大区别是,中国是导演制度,美国是制片人制度。“这意味着我们在美国拍戏只是一个员工而已,于是我尽量把武侠“牛仔化”,把武侠文化植入一个西方观众能接受的故事里。”
  武侠片未来?
  与奇幻时尚结合,没打算退休
  《卧虎藏龙2》上映三天后,票房接近1.5亿。这在近年来的武侠片中算是不错的成绩。不过业内皆知,虽然中国电影票房近年来呈现井喷之势,但武侠片却已渐渐不是最受欢迎的电影类型,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当被问到是否对此感同身受,袁和平直率地表示没有,而是认为动作电影只不过处在一个转型期:“每个电影,尤其动作电影都有一个转型期,时间饱和了,一定要转型,我拍了那么多年的动作片,从我拍《蛇形刁手》时就不担心,就看后面怎么把动作片从一个现状转到另外一个境界。”
  对于功夫潮流,袁和平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观众都需要看新东西,所有类型的电影都有转型,比如功夫电影,3-5年换一下,或者就转到喜剧动作片的类型上。“哪怕是文艺片、青春的校园片都有转型期的。”
  对于动作片或武侠片下一个转型潮流,袁和平觉得武侠片转到与奇幻、时尚等元素相结合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不看好中国电影出现像《黑客帝国》那样武侠片与科幻元素相结合:“十年内不可能。因为现在中国特技没有人家好,而且美国人可以拍这种题材,很多中国人不相信中国有这种题材。这并不是说中国电影缺少什么,而是看观众会不会接受你这种新类型的片子。”
  对于后面的电影潮流,69岁的袁和平表示静观其变的同时也愿意积极参与,他也笑言自己从来没有退休的打算:“就一直做到不能做为止。”
  时隔16年杨紫琼续演
  还是俞秀莲?
  第二部才见真正的江湖
  16年前,《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与俞秀莲的爱情令人扼腕。时隔16年,年过五旬的杨紫琼再次出演俞秀莲。她感觉这个人物似乎和自己一样,变得更成熟。“这次她当师父了,不再像之前那样等着男人先表白,不再有那么多顾虑,更果断,更现代,有点女强人。”
  杨紫琼是上一部主要演员中唯一出演了续集的。谈到接拍原因,她表示李安的《卧虎藏龙》娓娓道来,第二部才真的看到什么是江湖:“第一集中只是听说(江湖)是怎样的。这次(《卧虎藏龙2》)是江湖就在里面,你会见到大侠为了道义、侠义拼命,所以袁和平导演适合拍,他在这个武侠世界很久了。我很喜欢俞秀莲,她带有中国女人的味道、内涵、爱心,这次她成了真正的大侠,我要给外国观众和年轻人看看到底什么是义气、江湖,为什么大侠会这样拼命。”
  李安、袁和平?
  是天与地、太阳与月亮
  而当被问到为何李安没有亲自拍摄第二部,杨紫琼坦言,“他永远不会拍第二部。他每次的电影,都让你有一个感觉,我从一开始知道他不会拍第二部,作为导演很辛苦,谁拍第二个就更辛苦,因为有很大的压力。”
  对于两位导演的不同,杨紫琼很聪明地打了个比方:“好像天和地,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最重要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想讲一个很好的故事给大家看。而他们一样的地方就是都要求完美,所以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
  武侠片趋势?
  不认为武侠片正走下坡路
  近几年武侠片作为一个类型片,不管在中国的电影市场还是在外国电影市场,都有一点走下坡路的趋势。与袁和平一样,杨紫琼同样被问到现在是否是拍《卧虎藏龙2》的最佳时间。不过她认为,如果是一个好电影,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反而会常常跟着潮流,他们拍时候,我们拍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梦想就是拍一个好电影,这样不管在任何时间都是可以的。”
  □还有这一拨正在路上
  《侠隐》
  《一步之遥》上映后,姜文下一部拍什么一直备受关注。去年4月13日,姜文在其导演生涯二十年活动晚宴上宣布新片为《侠隐》。《侠隐》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讲述了一位青年侠客1936年回国为师门报仇的故事,故事背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当时日本尚未入侵,北平鱼龙混杂。小说《侠隐》被称为“老北京的哀悼之作”,被认为是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据悉,姜文将在影片中重新打造一个老北京,再现昔日北平。
  《三少爷的剑》
  3D武侠电影《三少爷的剑》由徐克监制,尔冬升执导,林更新、何润东等主演,改编自中国武侠小说作家古龙的同名小说,是《江湖人》系列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主要讲述了传奇剑客谢晓峰的故事。这部著作曾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1977年大导演楚原拍摄的版本,当时饰演三少爷的正是尔冬升。
  《箭士柳白猿》
  《箭士柳白猿》改编自徐皓峰的短篇小说《柳白猿别传》,是由徐皓峰执导,宋洋、赵峥、于承惠、李呈媛等联合主演的动作片。该片讲述了拥有“白猿一系”刺客名号的柳白猿在民国时期,陷入一场爱恨情仇的江湖复仇与刺杀阴谋之中的故事。影片宣布日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漫谈武侠小说改编电影
  导演人选从首部的李安换到袁和平,《卧虎藏龙2》与第一部的差异无疑是最引人关注之处,也使得不少人忽略了,其实从原著角度来说,《卧虎藏龙》与《青冥宝剑》是“同根生”,均改编自“北派五大家”之一的王度庐的武侠小说“鹤铁五部曲”。
  曾几何时,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是华语电影当中最受欢迎的类型之一,也是功夫片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随着近年武侠片、功夫片式微,这一类型虽然仍有电影人在坚守,但在电影界IP盛行的今天,已经难逃边缘之实。这几年涌现的作品似乎也总难在票房、口碑上两全。《卧虎藏龙2》能否给这种类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今天这个电影IP井喷的时代,作为“弱势群体”的武侠小说登上银幕除了自带的粉丝,还要在哪些方面努力,才能吸引更多观众?
  助推功夫电影,90年代是高峰
  武侠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可以算是最早的电影类型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明星影片公司根据平江不肖生所著《江湖奇侠传》改编摄制《火烧红莲寺》后,一时间群起效仿。
  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武侠片、功夫片迎来了新的时代。1965年,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开始厌烦,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打片,在此期间,由张彻执导并联合倪匡编剧的《独臂刀》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影片,奠定了张彻的影坛地位。这部电影虽未直接改编自武侠小说,但有借鉴金庸《神雕侠侣》中杨过的遭遇之嫌。不过相比金庸,另一位武侠小说家古龙的作品被改编得更多。从1965年改编自《剑毒梅香》的《千手神拳》上映开始,整个70-90年代他的作品被改编成200多部电影。
  进入90年代,香港影坛迎来了胡金铨担任总导演的《笑傲江湖》系列,随后徐克推出的林青霞的东方不败形象也深入人心。同样是90年代,王晶也将金庸的《鹿鼎记》搬上银幕,当然它的成功与周星驰的出演脱不了干系。由于录像带的出现,使得武侠电影和原著小说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金庸也日益成为内地读者最为熟悉的当代武侠小说作家之一。不过,这一段时期的改编电影呈现大刀阔斧、大开大合的气象,大都具有电影创作者自己的风格,原著小说反而被弱化,主要是提供故事情节和人物。
  数量锐减将成影迷电影
  2000年以后,长篇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更多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在IP井喷的这个时代,武侠小说已经算不上是非常抢手的电影改编资源,改编的电影作品数量减少,影评人云飞扬认为,这与近几年武侠片的低潮有很大关系。这两年,武侠片票房很难突破3亿这个天花板,但前期的投资成本却又很高,适合的演员也很少。加上海外及好莱坞对华语动作片的需求锐减,因此武侠片本身就越来越少。而作为武侠小说,本身也非常就存在逻辑混乱、难于改编的情况,以往成功改编的电影,要么只是选取了其中一段,比如徐克的《东方不败》,要么只借壳而换内核,赋予其电影创作者个人的风格,比如《东邪西毒》。“就比如欧洲是很难把《战争与和平》拍成电影的,长篇武侠小说还是比较适合改成容量更大的电视剧来表现。”
  另一位对武侠电影颇有研究的影评人王旭东则认为,武侠题材电影产量低反映了时代审美的变迁,如果说过去高峰时期的武侠电影是主流电影,那么现在则是更加小众的影迷电影。
  改编如何拍出新气象
  不过,尽管这些电影数量已经很少,但仍很难称得上精品,《四大名捕》《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道士下山》等或多或少都遭遇过口碑方面的争议。那么如何才能在人们观影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代,拍出更多新意?
  1.武打有风格
  有的影片在武打场面上下功夫。虽然电脑特技日益发达,但武打片却呈现出偏爱写实的趋势。与李安《卧虎藏龙》的空灵写意不同,袁和平在《卧虎藏龙2》中呈现了写实的打斗风格和真实的武术招式,拳拳入肉,刀刀见刃。他还特意为其此前很少展现兵器使用的甄子丹设计了刀剑动作。另外一位导演徐皓峰,早期《倭寇的踪迹》中偏写实的武打风格有些让观众不习惯,但到了《师父》就已经赢得了更多认可。其实不论写实还是写意,有风格的动作铺排才能打动观众。
  2.美景美术不能少
  尽管其他方面可能有争议,但《卧虎藏龙2》的美术和布景却是获得了一致好评。电影中的王府、冰湖、雪峰、宝塔四大场景,全部都在海外搭建,其中承担重要戏份的冰湖为人工搭建,长达30米的冰冻湖面,看起来颇为壮观。而影片中的贝勒府,则实地测量了北京恭王府,动用300人按照1:1的标准打造,大片范儿十足。
  3.立意气质是灵魂
  除了这些硬件,影评人王旭东认为,现在的武侠题材还是要反映现代人的生活、赋予其原作现代的意义,武侠只是一个借口。但是最近几年的《道士下山》《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四大名捕》中都没有看到,这是他们口碑上受到争议的根源,“虽然拍的是武侠,但无法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他认为,正面的例子则是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非常典型地注入了现代元素。“虽然拍的是金庸的小说,但讲的却是人际关系和现代生活的主题,只不过传统意义上的动作铺排、动作场面少了一些。”但这都不妨碍其成为经典。
  云飞扬也认为,要拍好武侠小说,原著的气质、精气神儿是最重要的,“虽然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是两个类型的东西,但都是以武侠开头,能把握住气象最关键。哪怕形式不是原来的表现形式。”在这一方面,他最推崇的仍是李安的《卧虎藏龙》。
责任编辑:胡丽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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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转码:《卧虎藏龙》的叙事新解
  [摘要]李安导演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自2000年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一直是电影学界研究的热点,从武侠类型片、影像美学、电影主题、叙事手法等角度都有着众多相关研究。但是,研究的过程对于影片改编的小说原作――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却鲜少提及,缺少对于《卧虎藏龙》的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多方位对比与解读。本文以王度庐所作小说为参考,从文本转码的角度对《卧虎藏龙》的叙事内容与主题内涵进行全新的解读。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8388439.htm  [关键词]《卧虎藏龙》;李安;文本转码;叙事解读   从文学文本到电影文本,在文本转码的过程中,会根据艺术理想与审美目标的不同,做出适当的叙事改写与改编。当目标文本的主题思想和表达重点与原始文本产生裂隙时,就需要做出适度的改写。从文学文本到电影文本的跨越,是艺术形式从根本上产生的转化,电影艺术不仅能够将文学文本的留白以具体的影像填充,更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氛围透过真实可见的影像具体营造和表现出来。文学改编电影,既是一场文本的转码,更是一次艺术的重建。奥斯卡获奖电影《卧虎藏龙》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从导演李安的创作角度,这部非常规的武侠电影有着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无论是从导演李安的个人身份背景与文化背景,还是该片的多国联合制片的制片模式;从电影的艺术成就角度,忧伤唯美的美学特征和极致精致的镜头语言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高度。但是,电影《卧虎藏龙》的相关研究者对王度庐的原著小说却鲜少进行对比研究。清末民初的北京武侠小说家王度庐的《卧虎藏龙》是李安电影的剧本改编基础,虽然李安根据电影的审美目标,对王度庐的同名小说有相当大的改动和侧重点的偏移,但是二者仍然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王度庐的原著小说文本,对于分析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有着重要的比对参考功能。在二者进行文本转码时,对叙事内容和叙事过程做出的变动,都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与外在表象。   一、叙事视角的转换   在文学改编电影的过程中,叙事视角的转变往往是根据叙事重点、主题内容的改变以及电影语言与镜头语言的需要,而做出的改编选择。叙事视角的转换是从一个全新的通道重新带观众进入故事,即从另一个角度讲故事。文学语言不同于电影语言,文学语言从一个扁平化的文字世界构建起读者脑中无限延伸的立体的想象世界,借助诸多帮助读者构建想象空间的形容词,在精心构思的叙事架构中,最终实现叙事的目的。但是,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视听艺术,与文学语言单纯地从文字构建想象空间不同,电影艺术通过导演和摄影的审美理想,将具体的视觉形象推送到观众面前,让观众通过具体的视觉形象对故事情节的留白处自行填补、想象。而此处所说的叙事视角,正是文学艺术与电影艺术带领受众走人其中的方式和途径,在不同的叙事视角之下,人物的关系和形象也会发生变化。   (一)虚化的故事背景   在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当中,描绘的是一个广阔而生动的社会风貌,所谓江湖,是在一场接着一场的心理与功夫的角逐中徐徐铺陈开来的。因此,正如同研究者所言,王度庐的《卧虎藏龙》“是最不武侠的武侠小说,也是最武侠的武侠小说”。小说《卧虎藏龙》将王度庐对江湖与人心的悲剧情结延续了下去,各色人等都在王度庐笔下有着市井气的社会空间中过活,虽是不同的人生,却是殊途同归的相似的悲剧命运。   王度庐在小说《卧虎藏龙》中,是以一种近乎于上帝视角的叙事角度讲述了整个故事。单刀直入地将叙事视角切人,在三言两语的交代下,呈现了生活中的一隅――杨小姑娘出嫁后的安稳日子,以及杨健堂初来乍到北京城的风风火火的日子。王度庐小说的叙事方式极具镜头感,从杨小姑娘介绍到杨健堂,再到俞秀莲的出场,每个人物之间或多或少、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人物之间的彼此关联更是共同勾联起《卧虎藏龙》中的“江湖”。小说始终保持着叙事的广度,通过叙事视角的不断转化,将分散着的人物和事件,都收纳到叙事格局当中。   然而,导演李安在进行电影改编时,改写了这种叙事格局。王度庐小说中描绘的繁华热闹、鱼龙混?s的北京城,只化作电影《卧虎藏龙》开片镜头跟随着俞秀莲押镖马车车轮的滚动,到逐渐将镜头拉远,对北京城景的全景呈现,以及俞秀莲带领押镖队伍进入北京城内的市井景象。王度庐笔下被密不透风的高墙围起来的硕大的北京城,在李安改编后,仅虚化为一个若有似无的背景,北京城的封闭只在贝勒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中表现出来。这种处理方式是叙事目标的转化引起的,王度庐意在以全景化的社会图景衬托玉娇龙的受困与挣脱之艰难,也将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和江湖市井化、生活化,于平凡和琐碎中呈现出江湖的“奇”“绝”,正是王度庐小说的叙事理想。但是,李安更注重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玉娇龙和罗小虎、俞秀莲和李慕白之间的情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重点关注对象,将王度庐小说中描绘的江湖通过电影短短的120分钟时间得以完整呈现也是不现实的。   (二)弱化的人物性格   王度庐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卧虎藏龙》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推动叙事的主要动力。同时,在人物心理活动的描绘过程中,人物性格、人物形象也逐渐塑造起来。作为小说《卧虎藏龙》的核心人物,玉娇龙在小说故事中被描绘成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受困于自己复杂的情感以及家庭伦理和社会环境之中,一方面又在幻想着逍遥不羁的“江湖梦”与自由奔放的爱情,而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小说中的玉娇龙对家庭亲情与伦理道德有着抵抗心理,又无法完全不顾不管不理。因此,小说中的玉娇龙希望罗小虎能够谋取一官半职,将其明媒正娶,正是她始终无法脱离世俗礼教与家庭亲情所做的选择。   到了李安的改编电影中,人物性格中的复杂性被刻意模糊,过分尖锐的部分也被弱化。这其中主要是由于该片对国际市场的企图心所致,人物性格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侵蚀的复杂部分是外国观众难以理解的,李安也就将其简单化、明了化,打破了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和理解障碍。因此,电影中的玉娇龙并没有呈现出更多的对家庭亲情与伦理道德的纠结,而是更执著于“江湖”和自由。
  二、叙事重点的偏移   电影中的叙事重点是基于主题思想和审美目的而做出的叙事选择。碍于电影的全片时间长度限制,在进行小说改编剧本创作时,往往不能将小说内容进行完整地呈现,删减或增加都会造成叙事重点的偏移。   如果说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是将玉娇龙等人的命运卷入纷繁复杂的、庞大的时代背景,是以一种更为宏大的视角,或者说以一种全景的远镜头呈现了人物的悲剧命运。那么,李安的电影就将镜头拉近,以近镜头表现人物。王度庐没有脱离时代与社会来表现人物,描绘人物悲剧命运的目的,更是为了描写当时的社会环境与那个人人向往的“江湖”。但是,李安在电影改编时,更注重人物的情感纠葛,希望以一种镜头的形式感表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武侠精神。因此,叙事背景被弱化了,叙事重点发生了放大和缩小,影片呈现出一种与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质。   (一)玉娇龙与罗小虎爱情悲剧的虚化   小说《卧虎藏龙》的叙事重点无疑是玉娇龙与罗小虎的爱情悲剧。他们之间的爱情犹如天雷勾动地火,在自由奔放的沙漠戈壁这个自然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到了黑压压的城墙高耸的封闭的北京城,这份爱情却失去了自由生存的氧气。无论是玉娇龙与罗小虎之间的自由爱情,还是玉娇龙心中的那个“江湖”,在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更特殊的复杂性,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小说中的玉娇龙和罗小虎,无论是情感还是命运都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被单独审视。玉娇龙虽心系“江湖”,希望自己的一身武功能有用武之地,但是其思想仍然受封建礼教的牵制,无法做到真正的放荡不羁,也无法真正得到自由。因此,她希望罗小虎能够光明正大地迎娶她,能够让一切“圆满”地结束。   对玉娇龙与罗小虎之间的爱情,李安选择将其转化为电影《卧虎藏龙》的故事背景,而并非如小说中那般作为叙事重点进行表现。这样做,一方面简化了玉娇龙性格中的复杂因素,使其行为的动因变得更单纯,便于观众理解;另一方面,也能为俞秀莲和李慕白之间的情感纠葛提供更多的叙事空间。   因此,在电影《卧虎藏龙》中观众只能看到罗小虎在镜头中的偶尔出现,只是潜伏在黑暗中伺机接近玉娇龙,希望玉娇龙能够与他远走高飞。而玉娇龙每当想起罗小虎,玉娇龙与罗小虎之间的爱情以回忆的方式呈现,二人的爱情仿佛只停留在那个沙漠之中。李安对玉娇龙与罗小虎爱情悲剧的虚化,使玉娇龙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内部联系变得不那么紧密,虚化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家庭内部情况也变得理所当然。   (二)李慕白与俞秀莲精神爱情的实化   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的爱情并非王度庐在《卧虎藏龙》中的叙事重点。然而,李安在改编的过程中,将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的“柏拉图式爱情”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王度庐笔下的李慕白和俞秀莲彼此相爱,但是碍于俞秀莲与孟思昭之间的一纸婚约,两人只能默默爱慕,而从不将心底的感情说出口。直到孟思昭为了搭救李慕白而命丧黄泉,孟思昭的死也成为李慕白与俞秀莲之间的无法越过的道德高墙。小说中,二人的爱情悲剧既受到社会道德礼教的影响,但更深层次是受到孟思昭的舍生取义以及李慕白和俞秀莲骨子里的侠义之气所影响,这也是王度庐笔下描绘的江湖之仕应有的隐忍和气度。所以,李慕白和俞秀莲在小说故事中是注定无法在一起的,爱情悲剧呈现出宿命的意味。   李慕白与俞秀莲的情感是隐忍的,这一点在李安的电影改编中得到了沿袭,也同时获得了放大。李慕白和俞秀?之间相敬如宾,绝不越过雷池半步,正是最为保守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表现,这也是李安为了满足外国观众对于神秘的东方文化的窥探欲而刻意为之。因此,李安将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的柏拉图式爱情落实,否定了小说中描述的虚无缥缈。   然而,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精神爱情的实化,则更凸显了李慕白性格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也为李慕白和玉娇龙之间发生情感关联提供了可能。如果俞秀莲是李慕白精神上的知己,那么玉娇龙的出现则让李慕白看到了自己肉体欲望的存在。玉娇龙在山洞中,对李慕白说的那句“要剑还是要我”已经说明玉娇龙以女性的敏感度察觉到了李慕白对自己的肉体欲望。因此,李安将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的精神恋爱实化,正是为了构建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服务。   导演李安在改编王度庐小说《卧虎藏龙》时所做出的叙事重点的偏移,一方面简化了影片的叙事内容,另一方面也简化了影片的叙事主题,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与叙事重点的转移,都为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观众欣赏该片提供了可能,在转化与转移之间,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和理解间隙被填平,这也正是电影版《卧虎藏龙》能够在中国和国际上同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李安导演在小说与电影之间的文本转码过程中,寻找到了一种文学与电影艺术相平衡的着眼点,对文学性的消解同时也是对电影艺术性的凸显之力。因此,以王度庐的小说文本作为研究电影《卧虎藏龙》的参考,会多角度地、更深入地理解这部电影,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作者简介]金银(1976- ),女,黑龙江绥化人,硕士,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汉语、传统文化、影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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