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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曾用黑死病尸首攻城
油画《死神的胜利》描绘了14世纪夺去了1/4欧洲人生命的那场瘟疫
　　在辽代，契丹人占领了草原，在中国的原来领土上，也据有今日内蒙古南 部和山西、河北北部；整体言之，契丹人活动方向，主要在草原上继续扩张，据有的中国领土部分，只是契丹帝国的一部分。宋、辽之间，虽然敌对，却因为双方僵 持，实际上是一个停滞的对峙。宋国只是同时几个国家中之一，然而在中国自己本土，宋人确实是一个以中国人治理中国的朝代。
　　女真从东北崛起，挑战契丹，并没有得到契丹全部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在中国部分，女真的金代，统治了秦岭、淮河线以北的部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还是在南宋 的治理之下。此前已经说过，辽、金在中国领土上的发展，是半殖民状态，他们从中国取得资源，有助于建立草原帝国，但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领土；他们发展方向， 依旧是在广阔的草原上，中国的部分领土，只不过是他们领土之中的一部分。老家是基地，征服的汉地是新获的领土：中国与草原帝国，重叠而不相同。
　　“元”是一个征服王朝
　　关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与中国的关系，萧启庆认为，这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是中国的朝代。他的意见是对的。成吉思汗建立的庞大帝国，东到东北亚、西到中亚和部分的中东，南到印度半 岛的大部分。蒙古大汗，是由若干封建的汗国，共同推举，作为共主。最初，成吉思汗的几个大儿子们，各自领有土地，称为四大汗国。中国部分，和蒙古草原东半 边的老基地，所谓“腹里”，按照蒙古习惯，则由看家的小儿子拖雷管理。除了五个领地外，还有一些分封的小汗国，而且原来的四大汗国，经过两、三代，分分合 合，也有许多变化。蒙古大汗国的各个部分，都逐渐和分封地的原有居民逐渐融合，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也容纳了地方的精英。在这一个多元、共存大集团中，中国 虽然已经全部被蒙古征服，然而，只不过是蒙古大汗国中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是较小的部分。
　　拖雷系统里有中国和“腹里”，其实并没有获得当家家长的地位。屡次选举大汗，常常是其他系统的汗，得到大汗的地位。忽必烈曾经和西方诸汗国争夺汗位，他并 没有经过合法的推举，就自称为大汗；因此，西方诸汗国，共同抵制忽必烈，忽必烈的号令，不能行于自己领土之外。他与西部海都大王之间的争执，十分激烈；海 都据有今日新疆一带的领土，恰好挡住了蒙古大帝国东方领土与西方领土的交通。
　　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代，等于是自成格局，在他治下的汉地部分，可以称为“中国”，他的朝代，可以是中国列朝的一部分。朱元璋建立明代，在中国历史上，元代 终结了。但是蒙古人在旧日“腹里”，并没有被中国人取代。后元或是北元，继续存在。明代的中国，与蒙古之间建立了从东到西的边墙，这就是万里长城。许多人 以为，这一条长城，就是秦始皇时代建立的边塞，其实，明长城划下的边界线，比较秦汉的边界，更向南收缩。
　　假如我们将大蒙古帝国，与忽必烈以后的元代分别处理，则蒙古征服的大部分地区，其历史不在中国进行。中国人不能将蒙古人征服的后果，揽为己有；也不必将忽必烈以后的元代，当作中国以外的历史。
　　元代的“二元”统治
　　元代统治中国，有相当部分，承袭了辽、金统治北方的方式。虽然，最初他们曾经打算将整个中国转变为广大的牧地；后来知道，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并 不适于放牧，他们才搁下这个政策。元代的政府，终于逐渐倾向于两元的统治，一方面有不同来源的“签军（探马策军）”驻防在中国，以维持征服者的控制；另一 方面，延续中国人传统的州县体制，相当程度地接受汉法，统治中国。这种二元制度，在辽、金也都执行过，只是元代中国，在南宋灭亡后，整个的中国疆域，都处 于这一“二元”体制之下。
　　先说元代的中国人口结构。金代的政策，曾经将大量的汉人人口，迁往东北地区，女真的老家，补足他们男丁在外征战的劳力不足。女真的战士，以猛安、谋克驻防 制度，在中国各地戍守；那些万户府辖下的女真和草原来的人口，相对于前面所说，移往东北的汉人，等于是内、外人口的交换。元代的中国，也有大量的“签 军”，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西域，甚至有的来自今日中东地区的当地人口。例如，最近乌克兰附近的克里米亚事件，当时那里的人口，就有一部分签发戍守在元代的首都附近，称为“阿速卫”。今日云南，还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也是从中东近东，进入中国的“签军”后代。
　　族群同化，也是改变人口结构的情况之一。辽、金时代，就有许多汉人的地方武力，不属于中国管辖，自成势力；辽、金收编这些武装力量，给予“公”“元帅”等 封号。元代承继这一传统，单单以河北、山东，真定至东平之间，就有十余家汉军“元帅”，他们长期与征服者合作；只要征服者不进入他们的地区，他们也愿意跟 随征服者参加南征的任务。这些胡化的汉人，处于胡、汉之间，乃是人口中归属模糊的另一类。
　　除了因为政治因素移动的人口，还有蒙古与中亚、中东之间，因为贸易，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 （中国通称为“胡商”）大量地移入中国。今日南方的通商口岸，扬州、泉州、广州，都有一些家族是这些胡商的后代。经过同样的通商路线，许多汉人也因为贸 易，进入东南亚，甚至于越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经各地，几乎都有中国人小区；他们不是在明代才开始迁移；那些早期的移民，可能是在元 代就纷纷移入广大的海洋地区。
　　战争带来人口分布状况剧变
　　女真和蒙古的征服过程，不仅战争中有大量军人的死亡，一般平民也死伤不少。成吉思汗征服过程，比女真时代杀戮更多。他崛起之初，兼并草原上的其他族群，倒 是杀的少、收编的多，这才使得他的部落军不断扩大。但多次西征，以及南向征服中国的过程，却是不断地杀戮。蒙古铁骑，以杀立威；如果一个城市久攻不下，在 破城之后，接着就是屠城。花剌子模破城时，死者数十万。在蒙古征服的战争中，大小城市被屠杀尽净的，不下二三十个。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疾病和饥饿，又会 造成大量的死亡。因此，单单以战争本身而说，女真和蒙古的扩张，死亡不会少于千万之数。
　　蒙古扩张的时代，恰巧是欧洲发生黑死病的时代。在欧洲，黑死病延续了三百年之久，造成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蒙古军的长征与戍守，各种大量军人移动， 将黑死病带到中国北方的草原和中国本部。蒙古军队攻城，据说曾经将病死者尸首，用抛石器，投入围困的城市，造成城内的大量死亡。两军交锋时，伤者、死者的 病菌，常使交战的双方军队，同时感疫。
　　这三百年的大瘟疫，在人口密度较高之处造成大量死亡。后来，因为蒙古大帝国，与东方的交通，不论陆路还是海运，都比较顺畅，疾病又经过海道和商路，扩散蔓 延。东方本来没有黑死病，经过这一次大瘟疫，死者无数。总的数字，无法计算。只是从总人口数字上来看，将宋、明人口，以及同时代本来属于辽、金、蒙古地区 的人口，前后比较，北宋总人口最多时，加上契丹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一亿。明代据有的中国，在开国时，大约只有六七千万，总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经过辽、金、元三个时代，至少有三次，中国北方不断的战乱，逼迫许多中原和北方的人口，逐步移向南方。以变化最激烈的靖康年代，以及后来的南宋，一百多年 来，南方人口增加数字，不只二三倍；淮河以北的人口，即使加上征服者迁移进来的族群，总人口和南方相比，大概只有南方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口中心的转移，在 辽、金、元时代，造成了南方一面倒的情势，南方人口密度远高于北方。这些内部迁移的汉人，也使人口结构，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如前所述，北宋极盛时，人口 大概已经超过一亿，在忽必烈征服南宋时，南宋人口可能只有七八千万，北方则不过二三千万而已，南北比差，从此不再逆转。中国南北人口成分经过这一次混合， 再加上新人口的进入，造成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人口结构。如果调查人类基因，重建中国人口南北差别，必须理解，凡此差异，乃是这次人口大规模移徙的基础 上，造成基因分布状况的剧烈变化。《欧洲中世纪黑死病》_优秀范文十篇 www.fanwen9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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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清史杂谈
08:21:15 阅读134 评论0 画家笔下的中世纪黑死病景象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又称瘟疫(Plague)或鼠疫(Murine plague)，是世界历史上无可争议的流行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高，危害最为剧烈的人类头号杀手。1894年，意大利医生Alexandre Yersin 才在香港鉴定出它的病原体：鼠疫杆菌(Yersina pestis，或Pasteurella Pestis)，该菌主要经血液传播，无周期性地爆发，一般最终因其密集的菌株堵塞了血管，而导致患者死亡。1897年，Ogata研究了鼠疫杆菌的生活史。顾名思义，它的一个主要寄主是以家鼠为代表的啮齿类动物，但对人类来说，真正可怕的则是啮齿类动物身上的鼠蚤(Xenopsylla cheopis)，它们在啮齿类动物体内吸取染菌血液，然后跳到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身上进下一餐，同时还能把这种疾病传染给人虱，从而加剧了它的传播速度。天性嗜血的鼠蚤可以在没有寄主的情况下可以存活30天之久，它们是大约370种动物感染鼠疫的罪魁祸首。鼠疫还有另一种更有效率的传染方式，即通过呼吸，直接从空气中进入人类肺部。人体免疫系统的主要成员：淋巴细胞和白细胞不仅无法杀死鼠疫杆菌，反而自己也会成为它的寄主细胞。患黑死病的人具体症状如下：发烧、咳血、脱水、昏迷、幻觉、腹泻、淋巴肿大、皮肤溃疡、皮下出血等，该病因患处的皮肤常常变成蓝黑色而得名。一般在发病后，病人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即将命归黄泉，死亡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由于无特效药可治，这种可怕的疾病长期以来，一直被迷信的人类认为是鬼神对自己的惩罚。 虽然西方人对治疗黑死病长期束手无策，但他们早就一致认定，它的起源地是中国。事实上，鼠疫在那里的历史非常悠久，汉、隋、唐、明等大帝国的灭亡，都和它有相当的关系。例如东汉末年，以张角为教主的太平教(即黄巾军)，和以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为教主的五斗米教，都是靠鼠疫在人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起家的。据魏文帝曹丕所撰《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衡。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衡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衡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 无疑即指此事。中医拿黑死病应该有些办法，如华佗、张仲景等名医，大约都是治愈过它的，据说当时医书上所谓的“伤寒”，其实往往就指的是黑死病，它也常与天花和登革热等恶性传染病混为一谈。 5至8世纪时，欧洲曾经不断发生严重的流行病，搞垮了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使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到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大片土地。不过，那些并不是鼠疫，而大概是天花和疟疾之类。时光如水，转眼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彪悍的子孙们，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用金戈铁马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庞大帝国。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真正四海一家，公民们在版图范围内，毋需签证或暂住证，完全来去自由。正因为如此，鼓励贸易通商的蒙古人，在有意识地迎来了马可波罗商队之后，无意识地送回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礼物。1346年，印度北部爆发大瘟疫，死者不计其数。次年，即公元1347年，或元顺帝至正七年的春天，克里木半岛上的卡发城(Caffa)，当时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突然间陷入了地狱般的恐慌之中。平时活蹦乱跳的健康人一个个倒下，死者的数目很快超过了活人，尸体堆积如山，恶臭直冲云霄，无法掩埋，政府只好用木杆把尸体就近推入大海，港口为之废弃。这被普遍认为是欧洲黑死病开始的标志，当时恐怕还不会有人想到，它将会变成一个为期长达五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超级恶梦。1347年，本来就是欧洲的多事之秋。在南欧，西班牙的阿拉贡和卡斯提利两个天主教王国正以空前饱满的宗教热情，忙着把摩洛哥苏丹赶回非洲老家去；在西欧，英法百年战争方兴未艾；在中欧，卢森堡家族的卡尔四世靠连哄带骗搞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宝座还没有坐扎实，匈牙利人更是正沿着他们先人的足迹，以雷霆万钧之势涌向多瑙河；在东欧平原上，年富力强的金帐汗国虎视眈眈；在东南欧，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为了巴尔干的霸权大打出手；在小亚细亚，意气风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横冲直撞，老态隆钟的拜占庭帝国在它面前举步维艰。真正繁荣安定的地区，只有意大利半岛上以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代表的各个小共和国，以及今荷兰、比利时所在的弗兰德城邦。而此时，整个欧洲权力和影响最大的人，却偏偏是罗马的克莱门斯六世教皇，一位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神职人员，他和他的属下对金钱和自身安全的兴趣，远远大于拯救平民生命财产的责任感，不过此时这一特点暴露得还不是非常彻底。可以说，没有那个词比“一团散沙”更适合于描述此时的欧洲国家了。这是黑暗的中世纪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既然深夜已经降临，清晨还会远吗？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消灭一个寿命已久的旧事物，往往得付出比人们想像大得多的代价。 卡发城遭劫两个月后，鼠疫杆菌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大胆的拜占庭皇帝Johannes Cantacuzenos亲自下到平民的生产生活第一线，细致地询问了疫情，他与此有关的亲笔记录一直保存到今天。所幸他自己没有被传染，要知道如果一旦患病，即便当时最好的医生也全然无用。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地中海上的商业明珠成了鼠疫的下一批牺牲品，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港，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一艘这样的商船被迫沿着海岸线孤独地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浪漫与宽容气息浓厚的马赛港接受了它，也同时把黑死病这头恶狼引入了法兰西的家门口。与此同时，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国公民入境。次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次日早上，那位亲戚上街去……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鼠疫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1348年，鼠疫除肆虐于意大利之外，又兵分三路：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旅游城市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西北路，经“黑王子”的首府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人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像是，疾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原因大概是从东欧到西欧，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到这年年底时，黑死病的疫区几乎已经遍及整个欧洲大陆，除了被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就连这两块风水宝地的沦陷显然也只是时间问题了。1349年春天，沉睡许久的黑死病突然从加莱进入海峡群岛，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失去了他平时在战场上的冷静，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这被证明毫无效果：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截止到五月份为止，伦敦原有的五万居民只剩下了三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牛津大学的三万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又远渡重洋，把鼠疫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又以极高的效率将它散布到了至此为止还相对安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甚至格林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1350年。1349年底，黑死病在欧洲达到了它自己传播的高峰期，但至此为止，它的魔爪还未能捕获一位最高级别的教士和贵族，这是因为这些人采取了当时针对瘟疫最为有效的战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大批买不起交通工具的贫民被迫留在疫区等死之时，他们则乘坐着华丽的马车，来往于各个著名而洁净的温泉疗养地之间。只有一位君主毫不动摇地决定坚守自己的阵地，继续攻击不共戴天的异教徒，他就是卡斯提利国王阿方索十一世。如此高尚的行为自然有相应的代价：1350年耶稣受难日那天，这位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和他的数千名近卫军士兵一道在军营中倒下了，他是死于黑死病的唯一一位欧洲国王。几个月后，他的邻居，阿拉贡王后利奥诺娜及其女儿玛丽亚也因同样的原因含恨撒手人寰。被阿方索十一世在塞维利亚战场上活捉的数千名穆斯林战俘倒是因祸得福：他们一觉醒来，发现看守们已经死了个精光，而他们自己却居然安然无恙。于是在尽可能简短地赞美了一番安拉的伟大之后，战俘们开始了幸福的胜利大逃亡。这当然和他们的的宗教信仰关系不大，也许是因为阿拉伯人不像当时的欧洲人，常常几个月都不洗澡，生活相对比较清洁，所以身上的跳蚤也相应少的缘故。其实，阿拉伯世界也受到了鼠疫的沉重打击，黑死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许多不久前还陶醉在击退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性胜利中的阿拉伯人，还以为这瘟疫是耶和华的报复，所以认认真真地准备改宗天主教。可惜基督徒们自己不争气，人员损失不久就大大超过了穆斯林，从而很快打消了对方的这种荒唐念头。 1351年，黑死病在蹂躏欧洲的六年之后，传染的势头突然开始迅速减缓，这令许多人在惊喜之余感到莫名其妙。究其原因，鼠疫的传播有一个特点：每年秋天是它爆发的高峰，因为那时是家鼠的生育季节，鼠蚤也随之大肆繁殖；在冬天几乎不发作，原因是啮齿类动物在那时冬眠，鼠蚤也随之休息几个月。鼠疫不仅对人类致命，对啮齿类动物常常也是致命的。到了1350年后，欧洲家鼠的数目锐减，到1351年已近乎绝迹。它们的原来的位置被穴居田鼠所取代，而后者不喜群居，密度较小，所以鼠蚤的数目也不至于爆炸性地增长。不过在当时，被天主教会无孔不入地严密控制着的人们，一般都把这个功劳归于上帝的仁慈。而这位上帝的仁慈，首先是以至少2350万欧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相当于疫前(1346年)欧洲人总数(约6250万)的八分之三。要知道，历时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只消灭了欧洲人口的5%。 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基督教会在瘟疫期间的表现令所有人失望，大部分神职人员不肯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先恐后地逃命，使得灾区活着的人没有地方诉苦和忏悔，死者下葬时得不到应有的祷告。更有甚者，许多教士还利用人民的恐惧心理，大肆招摇撞骗，从贩卖一些据说能够禳病的圣物中牟利。在英格兰的Yeovil镇，愤怒的群众用铁棍和弓箭攻击Bath主教，使其死于非命，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但与此同时，鼠疫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宗教狂热，因为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除了向神忏悔之外，看不到其它什么阻止瘟疫的办法。这直接导致了黑死病时期欧洲的两道风景线：鞭刑者运动和迫害犹太人。所谓的鞭刑者运动，在1260年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是当时的天主教会在十字军从中东溃败的不利客观情况下，倡议并组织的一种自虐式的忏悔方式。运动开始后，成千上万的人光着脚，身披麻衣，手持皮鞭涌向教堂，一路之上不停地责骂自己，同时用皮鞭抽打身体，直到浑身流血为止，以为这样就可以抵销他们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了。因为据说耶稣基督活了33岁半，所以鞭刑者运动一般也要持续33天半，情节严重时，甚至有用蝎子取代皮鞭来伤害自己的信众。黑死病开始流行时，欧洲人普遍相信，《圣经?启示录》里所说的末日审判就要到了，都急着要赶快赎罪，鞭刑者运动的规模因此越来越大。在荷兰，一次性参加者高达十万之众，按人口比例讲，远远大于近年来发动的任何游行示威。到1350年为止，法国的鞭刑者总数超过了80万，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等地的教徒也同样乐此不疲。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则漫长得多。犹太人原来住在以色列，在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后，自公元2世纪便开始陆续向欧洲迁移。因为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加上擅长经商及放高利贷等种种原因，他们总是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在417，423和534年，罗马皇帝们先后颁布过限制犹太人公民权的法令，到公元9世纪时，反犹太人思潮(也被称作“反闪米特人思潮”)开始真正兴起。天主教会向来把犹太人视为眼中钉，在向西亚和北非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同时，也没忘了在本土迫害这些异教徒，宗教裁判所不断判他们死刑，普通民众在教会的煽动下犯下的反犹暴行也层出不穷。鼠疫爆发之后，很多人说这是犹太人生活不洁净导致的天谴，他们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到1350年为止，欧洲绝大部分犹太人被向东赶入波兰和立陶宛，留下的都被烧死。此后陆续返回的一些，又相继为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所消灭。15世纪末，犹太人在中西欧宣告绝迹。除此之外，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涌入修道院，从四面八方到罗马朝圣者更是多如牛毛，虽然很多人病死在路上，也无法阻止其他人的赎罪热情。黑死病也使教会认识到了疾病的危害和重要性，在疫后开始花巨资建造医院，借以重新赢得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从而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不过，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人民群众对教会产生的怀疑并未消除，它在不久后的意大利造就了辉煌的文艺复兴，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则表现为壮烈的宗教改革，从而使欧洲最终告别漫长的中世纪，彻底赢得了新生。 除宗教以外，受黑死病冲击最大的另两个领域是经济和医学。据不完全统计，死者中包括1740万农民，以及610万市民。据史料记载，当时欧洲85%的人口住在农村，即5310万农民，和940万市民，因此市民的死亡比例(65%) 显然要比农民的死亡比例(33%) 高出许多。受此惨重打击，欧洲城镇的手工业几乎消亡，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强劲市场需求的主要原因。但是，唯有钟表业生意兴旺，这是由于患者生命短暂，所以人们为了观察发病周期，对时间开始特别重视的原因。此后，欧洲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被划分为12个时段，夏天稍长，冬天较短，这便是今日世界流行的“小时工作制”的起源。农民的死亡比例虽然不象市民那么大，但却足以使整个农牧产业崩溃，农牧产品虽然供不应求，市价暴涨，但也无人从事生产。在这种只出不进的形势下，各国的粮食储备很快就枯竭了，1350年前后的大粮荒，是当时仅次于黑死病的欧洲人非正常死亡原因。为了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欧洲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在黑死病爆发前，欧洲的医学相当不发达，远远落后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鼠疫出现后，几乎所有积极为人看病的医生，都在很短时间内染病去世了，而他们都是医学界里业务比较好的。这样一来，就导致优秀的医生奇缺，而市场上对医生的需求又出奇的高。而直到瘟疫结束后上百年，医生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源，和发明治疗它的有效药物。当时，占星术等迷信活动大行其道，以至于所有医生都系统地学过这方面的知识，而对黑死病出现的原因，也因此有无数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一种相对比较有科学性的理论是：人体中的四种液体：血液、淋巴、黄胆汁、黑胆汁之间的比例失调；第二种理论是：日，火、土、木三大行星连成一线，把大地中的某些物质吸上了天空，之后又加速返回地面，从而产生了损害人类内脏的有毒气体。有人还添油加醋说，1348年8月，一颗巨大的星体在巴黎西郊上空中爆炸，鼠疫马上就在那里传播开了；但是，流行最为广泛的理论还是：有鬼！维也纳人说，他们见到了所谓的“瘟疫处女”，她在蓝色火焰中飞驶，凡是见过她的人必死无疑。意大利人说，手持弓箭，骑着乌骓马的黑色死神在城市中穿行，看上谁了，便一箭射去，凡中箭者必死 (活像爱神丘比特的另一个版本)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开出的治疗方案也多种多样。当时一位著名的巴黎医生这样劝告市民：不要吃鱼类、禽类和油脂丰富的肉食，提倡喝加胡椒和肉桂的汤汁；不要睡午觉，每天11点进午餐，少饮酒，但饭前可以喝一点白葡萄酒……(至此活像是现代减肥食谱) 下雨天不可出门，因为雨里有毒；用烈火烧地，在院子里点烟，直到7月17日，一刻都不许停……(简直是某位非洲巫师的语录) 事实上，点火驱鬼，用醋涂抹家具，以及禁食某些肉类，是当时全欧洲流行的、对付黑死病的办法。除了醋酸可能还稍微会起点消毒作用之外，其他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全是无稽之谈，这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科技水平。不过因祸得福，到了疫情后期，医生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比如他们发现，病人的血管常有堵塞的现像，适量放血有助于缓解病情；穿着特别厚实的衣物可以保护自己不染病，又因此发明了医用口罩，从此流传至今。另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过后，对医学感兴趣的人数猛增，在伦敦，在遗嘱中向医院捐款的人从1345年的5%上升到了1360年的40%，再加上教会的积极协助，就为不久后的西方医学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黑死病在欧洲的全面泛滥，也使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得以彻底暴露。其实，普遍的道德危机，早在1270年十字军东征最终失败之后，就在基督徒的沮丧和失落心情中诞生了。人们不再尊老爱幼，犯罪率节节上升，狂欢纵欲成为时尚，高风亮节受到嘲讽。因此，黑死病的来临，被教士和道学家普遍认为是上帝对堕落的人类的惩罚。瘟疫期间，人们因为害怕死亡，而不肯和自己得病的亲人接触，一发现与黑死病相符合的一点点症状，就把患者反琐在房间内，任由其渴饿而死。履行自己职责的教士和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抗疫前线，恐惧而无助的人们必须在自己的良心和性命之间做出生死抉择。家庭被广泛看作不必要的负担，没有亲戚的单身汉们由于没有什么挂念，生活得反而更加幸福。厌世思潮盛行，夫妻没有生育子女的兴趣，朋友之间形同陌路。宗教人士总是宣传说，在瘟疫中被消灭的人都是一些坏蛋，这完全是谬论。联系到1347——1351年欧洲黑死病的具体史实，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病毒和细菌导致的瘟疫与其被比作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还不如被比作不长眼睛的集束炸弹。用道德标准看，它简直是一场逆向淘汰。勇敢的人死了，诚实的人死了，有同情心的人死了，坚守岗位的人死了，奋不顾身的人死了，探求真理的人死了，忠于亲友的人也死了。而那些毫不犹豫地抛弃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朋友邻居，乃至于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人，却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比过去过得更加有滋有味。但在疫情之后，随着正常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情心和献身精神等高尚品德逐渐又找回了它们的市场。 人性的天生善恶，古今中外并无区别，是客观环境引导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只有当物质积累水准达到相当程度，人身财产安全有了保障之后，道德说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一味对他人求全责备，只能造就大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1354年，是黑死病在欧洲有记载的最后一年。此后它又曾在世界各地小范围内时断时续地爆发，但像1347年那样横扫整个大陆的瘟疫，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在二战期间，美国曾有鼠疫的报道，近年来在亚非拉的热带地区，“黑死病”这个词也还偶然能见诸报端。但在抗生素发明之后，这种600年前死亡率曾超过80%的恶性疾病，今天早已经不再令人生畏。
范文二：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清史杂谈
08:21:15 阅读134 评论0画家笔下的中世纪黑死病景象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又称瘟疫(Plague)或鼠疫(Murine plague)，是世界历史上无可争议的流行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高，危害最为剧烈的人类头号杀手。1894年，意大利医生Alexandre Yersin 才在香港鉴定出它的病原体：鼠疫杆菌(Yersina pestis，或Pasteurella Pestis)，该菌主要经血液传播，无周期性地爆发，一般最终因其密集的菌株堵塞了血管，而导致患者死亡。1897年，Ogata研究了鼠疫杆菌的生活史。顾名思义，它的一个主要寄主是以家鼠为代表的啮齿类动物，但对人类来说，真正可怕的则是啮齿类动物身上的鼠蚤(Xenopsylla cheopis)，它们在啮齿类动物体内吸取染菌血液，然后跳到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身上进下一餐，同时还能把这种疾病传染给人虱，从而加剧了它的传播速度。天性嗜血的鼠蚤可以在没有寄主的情况下可以存活30天之久，它们是大约370种动物感染鼠疫的罪魁祸首。鼠疫还有另一种更有效率的传染方式，即通过呼吸，直接从空气中进入人类肺部。人体免疫系统的主要成员：淋巴细胞和白细胞不仅无法杀死鼠疫杆菌，反而自己也会成为它的寄主细胞。患黑死病的人具体症状如下：发烧、咳血、脱水、昏迷、幻觉、腹泻、淋巴肿大、皮肤溃疡、皮下出血等，该病因患处的皮肤常常变成蓝黑色而得名。一般在发病后，病人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即将命归黄泉，死亡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由于无特效药可治，这种可怕的疾病长期以来，一直被迷信的人类认为是鬼神对自己的惩罚。 虽然西方人对治疗黑死病长期束手无策，但他们早就一致认定，它的起源地是中国。事实上，鼠疫在那里的历史非常悠久，汉、隋、唐、明等大帝国的灭亡，都和它有相当的关系。例如东汉末年，以张角为教主的太平教(即黄巾军)，和以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为教主的五斗米教，都是靠鼠疫在人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起家的。据魏文帝曹丕所撰《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衡。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衡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衡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 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 无疑即指此事。中医拿黑死病应该有些办法，如华佗、张仲景等名医，大约都是治愈过它的，据说当时医书上所谓的“伤寒”，其实往往就指的是黑死病，它也常与天花和登革热等恶性传染病混为一谈。5至8世纪时，欧洲曾经不断发生严重的流行病，搞垮了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使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到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大片土地。不过，那些并不是鼠疫，而大概是天花和疟疾之类。时光如水，转眼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彪悍的子孙们，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用金戈铁马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庞大帝国。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真正四海一家，公民们在版图范围内，毋需签证或暂住证，完全来去自由。正因为如此，鼓励贸易通商的蒙古人，在有意识地迎来了马可波罗商队之后，无意识地送回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礼物。1346年，印度北部爆发大瘟疫，死者不计其数。次年，即公元1347年，或元顺帝至正七年的春天，克里木半岛上的卡发城(Caffa)，当时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突然间陷入了地狱般的恐慌之中。平时活蹦乱跳的健康人一个个倒下，死者的数目很快超过了活人，尸体堆积如山，恶臭直冲云霄，无法掩埋，政府只好用木杆把尸体就近推入大海，港口为之废弃。这被普遍认为是欧洲黑死病开始的标志，当时恐怕还不会有人想到，它将会变成一个为期长达五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超级恶梦。 1347年，本来就是欧洲的多事之秋。在南欧，西班牙的阿拉贡和卡斯提利两个天主教王国正以空前饱满的宗教热情，忙着把摩洛哥苏丹赶回非洲老家去；在西欧，英法百年战争方兴未艾；在中欧，卢森堡家族的卡尔四世靠连哄带骗搞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宝座还没有坐扎实，匈牙利人更是正沿着他们先人的足迹，以雷霆万钧之势涌向多瑙河；在东欧平原上，年富力强的金帐汗国虎视眈眈；在东南欧，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为了巴尔干的霸权大打出手；在小亚细亚，意气风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横冲直撞，老态隆钟的拜占庭帝国在它面前举步维艰。真正繁荣安定的地区，只有意大利半岛上以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代表的各个小共和国，以及今荷兰、比利时所在的弗兰德城邦。而此时，整个欧洲权力和影响最大的人，却偏偏是罗马的克莱门斯六世教皇，一位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神职人员，他和他的属下对金钱和自身 安全的兴趣，远远大于拯救平民生命财产的责任感，不过此时这一特点暴露得还不是非常彻底。可以说，没有那个词比“一团散沙”更适合于描述此时的欧洲国家了。这是黑暗的中世纪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既然深夜已经降临，清晨还会远吗？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消灭一个寿命已久的旧事物，往往得付出比人们想像大得多的代价。卡发城遭劫两个月后，鼠疫杆菌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大胆的拜占庭皇帝Johannes Cantacuzenos亲自下到平民的生产生活第一线，细致地询问了疫情，他与此有关的亲笔记录一直保存到今天。所幸他自己没有被传染，要知道如果一旦患病，即便当时最好的医生也全然无用。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地中海上的商业明珠成了鼠疫的下一批牺牲品，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港，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一艘这样的商船被迫沿着海岸线孤独地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浪漫与宽容气息浓厚的马赛港接受了它，也同时把黑死病这头恶狼引入了法兰西的家门口。与此同时，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国公民入境。次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次日早上，那位亲戚上街去,,,,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鼠疫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1348年，鼠疫除肆虐于意大利之外，又兵分三路：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旅游城市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西北路，经“黑王子”的首府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人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像是，疾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原因大概是从东欧到西欧，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到这年年底时，黑死病的疫区几乎已经遍及整个欧洲大陆，除了被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 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就连这两块风水宝地的沦陷显然也只是时间问题了。1349年春天，沉睡许久的黑死病突然从加莱进入海峡群岛，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失去了他平时在战场上的冷静，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这被证明毫无效果：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截止到五月份为止，伦敦原有的五万居民只剩下了三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牛津大学的三万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又远渡重洋，把鼠疫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又以极高的效率将它散布到了至此为止还相对安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甚至格林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1350年。 1349年底，黑死病在欧洲达到了它自己传播的高峰期，但至此为止，它的魔爪还未能捕获一位最高级别的教士和贵族，这是因为这些人采取了当时针对瘟疫最为有效的战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大批买不起交通工具的贫民被迫留在疫区等死之时，他们则乘坐着华丽的马车，来往于各个著名而洁净的温泉疗养地之间。只有一位君主毫不动摇地决定坚守自己的阵地，继续攻击不共戴天的异教徒，他就是卡斯提利国王阿方索十一世。如此高尚的行为自然有相应的代价：1350年耶稣受难日那天，这位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和他的数千名近卫军士兵一道在军营中倒下了，他是死于黑死病的唯一一位欧洲国王。几个月后，他的邻居，阿拉贡王后利奥诺娜及其女儿玛丽亚也因同样的原因含恨撒手人寰。被阿方索十一世在塞维利亚战场上活捉的数千名穆斯林战俘倒是因祸得福：他们一觉醒来，发现看守们已经死了个精光，而他们自己却居然安然无恙。于是在尽可能简短地赞美了一番安拉的伟大之后，战俘们开始了幸福的胜利大逃亡。这当然和他们的的宗教信仰关系不大，也许是因为阿拉伯人不像当时的欧洲人，常常几个月都不洗澡，生活相对比较清洁，所以身上的跳蚤也相应少的缘故。其实，阿拉伯世界也受到了鼠疫的沉重打击，黑死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许多不久前还陶醉在击退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性胜利中的阿拉伯人，还以为这瘟疫是耶和华的 报复，所以认认真真地准备改宗天主教。可惜基督徒们自己不争气，人员损失不久就大大超过了穆斯林，从而很快打消了对方的这种荒唐念头。 1351年，黑死病在蹂躏欧洲的六年之后，传染的势头突然开始迅速减缓，这令许多人在惊喜之余感到莫名其妙。究其原因，鼠疫的传播有一个特点：每年秋天是它爆发的高峰，因为那时是家鼠的生育季节，鼠蚤也随之大肆繁殖；在冬天几乎不发作，原因是啮齿类动物在那时冬眠，鼠蚤也随之休息几个月。鼠疫不仅对人类致命，对啮齿类动物常常也是致命的。到了1350年后，欧洲家鼠的数目锐减，到1351年已近乎绝迹。它们的原来的位置被穴居田鼠所取代，而后者不喜群居，密度较小，所以鼠蚤的数目也不至于爆炸性地增长。不过在当时，被天主教会无孔不入地严密控制着的人们，一般都把这个功劳归于上帝的仁慈。而这位上帝的仁慈，首先是以至少2350万欧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相当于疫前(1346年)欧洲人总数(约6250万)的八分之三。要知道，历时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只消灭了欧洲人口的5%。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基督教会在瘟疫期间的表现令所有人失望，大部分神职人员不肯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先恐后地逃命，使得灾区活着的人没有地方诉苦和忏悔，死者下葬时得不到应有的祷告。更有甚者，许多教士还利用人民的恐惧心理，大肆招摇撞骗，从贩卖一些据说能够禳病的圣物中牟利。在英格兰的Yeovil镇，愤怒的群众用铁棍和弓箭攻击Bath主教，使其死于非命，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但与此同时，鼠疫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宗教狂热，因为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除了向神忏悔之外，看不到其它什么阻止瘟疫的办法。这直接导致了黑死病时期欧洲的两道风景线：鞭刑者运动和迫害犹太人。所谓的鞭刑者运动，在1260年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是当时的天主教会在十字军从中东溃败的不利客观情况下，倡议并组织的一种自虐式的忏悔方式。运动开始后，成千上万的人光着脚，身披麻衣，手持皮鞭涌向教堂，一路之上不停地责骂自己，同时用皮鞭抽打身体，直到浑身流血为止，以为这样就可以抵销他们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了。因为据说耶稣基督活了33岁半，所以鞭刑者运动一般也要持续33天半，情节严重时，甚至有用蝎子取代皮鞭来伤害自己的信众。黑死病开始流行时，欧洲人普遍相信，《圣经?启示录》里所说的末日审判就要到了，都急着要赶快赎罪，鞭刑者运动的规模因此越来越大。在荷兰，一次性参加者高达十万之众，按人口比例讲，远远大于近 年来发动的任何游行示威。到1350年为止，法国的鞭刑者总数超过了80万，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等地的教徒也同样乐此不疲。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则漫长得多。犹太人原来住在以色列，在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后，自公元2世纪便开始陆续向欧洲迁移。因为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加上擅长经商及放高利贷等种种原因，他们总是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在417，423和534年，罗马皇帝们先后颁布过限制犹太人公民权的法令，到公元9世纪时，反犹太人思潮(也被称作“反闪米特人思潮”)开始真正兴起。天主教会向来把犹太人视为眼中钉，在向西亚和北非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同时，也没忘了在本土迫害这些异教徒，宗教裁判所不断判他们死刑，普通民众在教会的煽动下犯下的反犹暴行也层出不穷。鼠疫爆发之后，很多人说这是犹太人生活不洁净导致的天谴，他们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到1350年为止，欧洲绝大部分犹太人被向东赶入波兰和立陶宛，留下的都被烧死。此后陆续返回的一些，又相继为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所消灭。15世纪末，犹太人在中西欧宣告绝迹。除此之外，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涌入修道院，从四面八方到罗马朝圣者更是多如牛毛，虽然很多人病死在路上，也无法阻止其他人的赎罪热情。黑死病也使教会认识到了疾病的危害和重要性，在疫后开始花巨资建造医院，借以重新赢得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从而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不过，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人民群众对教会产生的怀疑并未消除，它在不久后的意大利造就了辉煌的文艺复兴，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则表现为壮烈的宗教改革，从而使欧洲最终告别漫长的中世纪，彻底赢得了新生。 除宗教以外，受黑死病冲击最大的另两个领域是经济和医学。据不完全统计，死者中包括1740万农民，以及610万市民。据史料记载，当时欧洲85%的人口住在农村，即5310万农民，和940万市民，因此市民的死亡比例(65%) 显然要比农民的死亡比例(33%) 高出许多。受此惨重打击，欧洲城镇的手工业几乎消亡，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强劲市场需求的主要原因。但是，唯有钟表业生意兴旺，这是由于患者生命短暂，所以人们为了观察发病周期，对时间开始特别重视的原因。此后，欧洲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被划分为12个时段，夏天稍长，冬天较短，这便是今日世界流行的“小时工作制”的起源。农民的死亡比例虽然不象市民那么大，但却足以使整个农牧产业崩溃，农牧产品虽然供不应求，市价暴涨，但也无人从事生产。在这种只出不进的形势下，各国的粮食储备很快就枯竭了，1350年前后的大粮荒，是当时仅次于黑死病的 欧洲人非正常死亡原因。为了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欧洲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在黑死病爆发前，欧洲的医学相当不发达，远远落后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鼠疫出现后，几乎所有积极为人看病的医生，都在很短时间内染病去世了，而他们都是医学界里业务比较好的。这样一来，就导致优秀的医生奇缺，而市场上对医生的需求又出奇的高。而直到瘟疫结束后上百年，医生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源，和发明治疗它的有效药物。当时，占星术等迷信活动大行其道，以至于所有医生都系统地学过这方面的知识，而对黑死病出现的原因，也因此有无数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一种相对比较有科学性的理论是：人体中的四种液体：血液、淋巴、黄胆汁、黑胆汁之间的比例失调；第二种理论是：日，火、土、木三大行星连成一线，把大地中的某些物质吸上了天空，之后又加速返回地面，从而产生了损害人类内脏的有毒气体。有人还添油加醋说，1348年8月，一颗巨大的星体在巴黎西郊上空中爆炸，鼠疫马上就在那里传播开了；但是，流行最为广泛的理论还是：有鬼！维也纳人说，他们见到了所谓的“瘟疫处女”，她在蓝色火焰中飞驶，凡是见过她的人必死无疑。意大利人说，手持弓箭，骑着乌骓马的黑色死神在城市中穿行，看上谁了，便一箭射去，凡中箭者必死 (活像爱神丘比特的另一个版本)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开出的治疗方案也多种多样。当时一位著名的巴黎医生这样劝告市民：不要吃鱼类、禽类和油脂丰富的肉食，提倡喝加胡椒和肉桂的汤汁；不要睡午觉，每天11点进午餐，少饮酒，但饭前可以喝一点白葡萄酒,,,,(至此活像是现代减肥食谱) 下雨天不可出门，因为雨里有毒；用烈火烧地，在院子里点烟，直到7月17日，一刻都不许停,,,,(简直是某位非洲巫师的语录) 事实上，点火驱鬼，用醋涂抹家具，以及禁食某些肉类，是当时全欧洲流行的、对付黑死病的办法。除了醋酸可能还稍微会起点消毒作用之外，其他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全是无稽之谈，这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科技水平。不过因祸得福，到了疫情后期，医生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比如他们发现，病人的血管常有堵塞的现像，适量放血有助于缓解病情；穿着特别厚实的衣物可以保护自己不染病，又因此发明了医用口罩，从此流传至今。另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过后，对医学感兴趣的人数猛增，在伦敦，在遗嘱中向医院捐款的人从1345年的5%上升到了1360年的40%，再加上教会的积极协助，就为不久后的西方医学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黑死 病在欧洲的全面泛滥，也使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得以彻底暴露。其实，普遍的道德危机，早在1270年十字军东征最终失败之后，就在基督徒的沮丧和失落心情中诞生了。人们不再尊老爱幼，犯罪率节节上升，狂欢纵欲成为时尚，高风亮节受到嘲讽。因此，黑死病的来临，被教士和道学家普遍认为是上帝对堕落的人类的惩罚。瘟疫期间，人们因为害怕死亡，而不肯和自己得病的亲人接触，一发现与黑死病相符合的一点点症状，就把患者反琐在房间内，任由其渴饿而死。履行自己职责的教士和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抗疫前线，恐惧而无助的人们必须在自己的良心和性命之间做出生死抉择。家庭被广泛看作不必要的负担，没有亲戚的单身汉们由于没有什么挂念，生活得反而更加幸福。厌世思潮盛行，夫妻没有生育子女的兴趣，朋友之间形同陌路。宗教人士总是宣传说，在瘟疫中被消灭的人都是一些坏蛋，这完全是谬论。联系到1347——1351年欧洲黑死病的具体史实，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病毒和细菌导致的瘟疫与其被比作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还不如被比作不长眼睛的集束炸弹。用道德标准看，它简直是一场逆向淘汰。勇敢的人死了，诚实的人死了，有同情心的人死了，坚守岗位的人死了，奋不顾身的人死了，探求真理的人死了，忠于亲友的人也死了。而那些毫不犹豫地抛弃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朋友邻居，乃至于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人，却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比过去过得更加有滋有味。但在疫情之后，随着正常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情心和献身精神等高尚品德逐渐又找回了它们的市场。人性的天生善恶，古今中外并无区别，是客观环境引导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只有当物质积累水准达到相当程度，人身财产安全有了保障之后，道德说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一味对他人求全责备，只能造就大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1354年，是黑死病在欧洲有记载的最后一年。此后它又曾在世界各地小范围内时断时续地爆发，但像1347年那样横扫整个大陆的瘟疫，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在二战期间，美国曾有鼠疫的报道，近年来在亚非拉的热带地区，“黑死病”这个词也还偶然能见诸报端。但在抗生素发明之后，这种600年前死亡率曾超过80%的恶性疾病，今天早已经不再令人生畏。
范文三：浅谈中世纪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1) ☆杨明明（通 辽 实 验 中 学 ， 内 蒙 古 通 辽 028000）浅谈中世纪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 众 所 周 知 ， 中 世 纪 时 期 是 欧 洲 历 史 上 “ 最 黑 暗 ” 的 荡 、 行政混乱 、 风气败坏等影响 ， 也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 时 革 、 资产阶级的崛起提供 了 某 种 契 机 ， 客 观 上 加 速了 人 类 社 代 ， 而 黑 死 病 的 爆 发 又 使 其 晚 期 被 称 为 “中 世 纪 最 黑 暗 的 会的进步 。 痛定思痛 ， 它 给 予 人 类 的 ， 更 多的 还 是 沉 重 的 打 时 击和教训 ！ 代 ”。一 、 灾难降临三 、 对人类的警示黑死病使人类经历了太多痛苦的过程 ， 如今， 好几百年已这 场 灾 难 开 始 于 1347 年 , 一 支 热 那 亚 商 船 队 充 当 了 瘟 经过去， 瘟疫的幽灵却仍在人们身边游荡， 我们需要从这场大疫 灾难中吸取更多的经验和教训， 以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的 载 体 ， 整 个 欧 洲 被 迅 速 袭 击 。 此 后 又 数 次 流 行 ， 仅14世 纪 就 又 爆 发 了 四 次 。 皮 亚 扎 所 著 的 《西 西 里 史 》 中 描 写 了 病 发（一 ） 城 市城市就像人类最杰 出 智 慧铸 成 的 磁 铁 ， 吸 引 着 更 多人 来的 惨 状 ： “有 的 浑 身 剧 烈 颤 抖 … … 臂 部 和 股 部 都 呈 现 豆 粒 状 到 它 周 围 ， 但 同 时 它也 是 人 类 最 古 老 的 敌 人—细 菌 的 脓 疱 ， …… 持 续 三 日 后 ， 即 行 死 亡 。” 他 所 描 述 的 是 淋 巴 的 聚 集腺鼠疫 （ 也 叫 腺 鼠 疫 ） 的 特 点 ， 它主 要 通 过 老 鼠 、 跳 蚤 传 地 。 在黑死病爆发时 ， 欧 洲 的 城 市 卫生 状 况 相 当 差 。 无 论 是 播 ， 后来发展到急性肺炎即肺鼠疫 ， 可直接通过空气传播 ， 伦敦 、 巴黎还是罗马 ， 狭窄的街道到处是淤泥 、 垃圾和粪 传 染 力 超 强 ， 死 亡 率 可 达 100% 。 患 者 末 期 还 会 出 现 明 显 的 便 ， 动物尸体随处可见 。 我们现在的城市已经比那时进步了皮 下 出 血 症 状 ， 往 往 全 身 青 紫 ， “黑 死 病 ” 之 称 由 此 而 来 。 许多 ， 但是公共化的 程 度 越 高 ， 流 行 病 的 通道 就 越 多 、 越 通二 、 影响深远（一 ） 人 口 与 经 济畅 ， 所以增强卫生意 识 、 养 成 卫 生 习 惯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说 到底就是每一个人乃至整个民族 自 身 素 质 的 提 高 ， 这 些 将是 我黑 死 病 曾 被 当 时 的 史 家 称 为 “大 死 亡 ”， 欧 洲 人 口 的1/4 们防御疾病的好武器 。 然 而 颇 有 讽 刺 意 义 的是 ， 连 随 地 吐 痰 到1/3 （ 约 万 ） 死 于 这 场 黑 死 病 ， 人 们 的 平 均 寿 命这 样 的 小 问 题 都 很 难 根 除 ， 甚 至 需 要 立 法 解 决 。 2003 年4 月也 从30岁 缩 短 到20岁 。 社 会 劳 动 力 严 重 不 足 ， 对 农 业 影 响 最 24日 ， 上 海 市 人 大 专 门 审 议 修 改 了 《上 海 市 市 容 环 境 卫 生 管 大 ， 导致大片耕地荒 废 。 同 时 也 促 使农 业 结 构 开 始 调 整 ， 农 业向畜牧业倾斜 ， 为以 后 资本 的 原 始 积 累 打 下 基 础 ， 如 养 羊 业不断发展 ， 使英国著名的圈地运动在这一时期初见端倪 。（二 ） 政 府 与 教 会面对黑死病 ， 作为 统 治 阶 级的 政 府 与 教 会 主 要 是 惶恐 与 无助 。 各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 许多愚昧 、 无能及狡黠之徒 迅速填补空缺 ， 结果造成行政的极端不善 、 盗用公款等弊端 出现 。 由于当时的民众深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并主宰着世界 ， 只要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就能避 免 厄 运 ， 而 摆 在 面前 的 事 实 却 是妻儿 、 兄弟的接连去世 和 不 少 教 士弃 职 而 逃 ， 人 们 开 始 对 教会和上帝产生怀疑 ， 诱 发 了他 们 对 于 自 身 命 运 的 思考 ， 这 就打破了基督教对思想的禁锢 ， 对 于 文 艺 复 兴人 文 主 义 的 形 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 ） 社 会 结 构 与 文 化黑死病使欧洲社会 的 贫 富分 化 进 一 步 加 剧 ， 阶 级 矛盾 不 断激化 。 同时 ， 人们还有很多野蛮行径 ， 如犹太人被贴上了 的发展 ， 但事实上当时医学的惟一进步是在公共卫生领域 ， 比如人们加深了对于防疫重要 性 的 理 解 ， 可 以 说 是教 会 神 权 的不宽容窒息了医学的进步与发展 。 科教方面的影响较明显 ， 如手稿抄写等一些 劳 动 密 集型 行 业 面 临 严 峻 局 面 ， 迫切 刷术应运而生 。 在教育方面 ， 各地涌现了创办大学的热潮 ， 促进了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和 发 展 ， 大学 又 是 培 养 牧 师 的 主 要地点 ， 最终为宗教改 革 做好 了 准 备 。 黑 死 病 还 给 艺 术家 们 带来灵感 ， 如薄伽丘就是在黑死病大流行时完成了代表作
， 足见其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 ， 黑 死 病 造 成 了 人口 死 亡 、 经 济 紊 乱 、 社 会 动理 条 例 》， 规 定 “随 地 吐 痰 、 便 溺 者 ， 将 被 处 以200元 以 下 的 罚 严 打 的 痛 苦 过 程 ， 就 很 难 达 到 “不 禁 而 止 ” 的 境 界 。 这 也 说明 ， 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 这 对 维 护 城 市 的 公 共卫 生 和 人 民 生命安全将起到重要作用 。（二 ） 生 态人类的历史就是疾 病 的 历史 ， 历 史 也 证 明 瘟 疫 是 伴随 着 人类文明进程而发展的 。 人 类 在 文 明 的 最 初 阶段 ， 当 时 狩 猎 和采集的生产方式是不太可 能 引 发大 规 模 传 染 病 的 。 只 有 文 明发展到一定阶段 ， 出现人口大规模聚居和频繁交往之后 ，传染病才有可能大流行 。 黑 死 病 爆 发 以 前 ， 欧洲 农 业 的 落 后 已不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 。 于是在生产技术有限的条件下 ， 人们只得去无限度地开荒 ， 结果扰乱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一般认为黑死病病菌寄生于野 生 的 啮 齿 动物 种 群 中 ， 它 们 主罚 款 ”。 当 然 罚 款 不 是 最 有 效 的 治 理 手 段 ， 但 不 经 过 一 个 重要 生 活在 干 旱 的 中 亚 高 原 —土 库 曼 斯 坦 。病 菌 在 那 里 是 地“瘟 疫 携 带 者 ” 的 标 签 而 被 大 量 杀 害 。 大 瘟 疫 理 应 促 进 医 学 方性动物病 ， 但是通过各 地 交 流 的 加 强 ， 还 有 破坏 生 态 等 因素综合作用下 ， 大量鼠类 涌 入 人 们 的 活动 区 域 ， 促 使 黑 死 病 爆发并蔓延开来 。当前 ， 我国的 生 态 状 况 也 并不 乐 观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首先要提高认识 ：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员 ， 而不是统治者 ； 既然很需 要 一 种 廉 价 的 复 制 新 技 术 。 1453年 ， 古 腾 堡 的 金 属 活 字 印 多的致病菌和病毒的破坏行为是由人们的错误做法引发的 ，那就必须努力杜绝再犯同类 错误 ； 另 外 还 要 依 靠 科 学 尽可 能 地消灭有害的微生物 ， 充 分 研 究 和 利 用 有 益 的微 生 物 ， 争 取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能和微生物朋友们和谐相处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 瘟疫在古代是坟场 ， 在近代是战 展的考卷 ，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十 日 谈 》。 当 瘟 疫 流 行 的 时 代 已 经 成 为 历 史 时 ， 这 些 艺 术 作 场 ， 在当代则是考场 。 怎样答好这张关系人类生存和社会发 54
范文四：试论中世纪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试论中世纪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摘要：1348年爆发于欧洲的一场巨大的瘟疫—黑死病，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它不仅流行极为迅速，而且破坏力非常之大，致使欧洲人口损失惨重。黑死病几乎冲击了当时欧洲社会的一切方面，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文化、宗教信仰、行政体制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对其后的欧洲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甚至为之改变。它令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然灾害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 关键词：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社会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瘟疫不断，从SARS，到禽流感，再到前不久在美洲发现的甲型H1N1，瘟疫已经成为困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国内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历史上发生的瘟疫进行探讨。在探讨欧洲发生的瘟疫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以及继后的几次黑死病上。国内外的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在还原黑死病真实图景的同时，更多的则让黑死病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内涵，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科技、医疗等领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黑死病联系起来。黑死病过后，大片耕地荒芜，大量工作无人从事，社会的法律秩序信仰约束都大大松弛了，社会进入了某种无秩序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这场瘟疫给人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黑死病带来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将这种不利因素视为一种短期影响，他们更倾向于以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黑死病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把黑死病看作西欧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在经历黑死病的冲击后，西欧反而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中世纪”本身是一个略带贬低意味的词，学术界和普遍大众的主流意见都认为那是一个黑暗、愚昧而灾祸丛生的时代，但是要挣脱这种桎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看起来却又是那么的渺茫。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黑死病的爆发使原本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反而变得顺畅了。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黑死病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1]“标志中世纪的结束”。[2] 一、黑死病的爆发 黑死病，医学上称作淋巴腺鼠疫，简称鼠疫。鼠疫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这种病菌传染性极强，对人类危害十分严重，人一旦被感染存活的可能性极小。病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高热、咳血、身体呈黑紫色，状况十分可怖。所以，“黑死病”的“黑”并不只是意味着一种症状或一种颜色，更代表了“可怕”“恐怖”的涵义。教皇御医乔利阿克在其著名《外科学》一书中，曾述及1348年的鼠疫：“这种病传染性非常大，特别是咯血的患者，与之接近探视都无不染上此病。亲如父子亦不能探望，此时仁慈已告绝灭，希望也濒于绝望。”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薄伽丘在其著作《十日谈》中对这场瘟疫的状况也作了形象的描述：“这鼠疫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
范文五：浅谈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影响
　　【摘 要】14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即黑死病广泛流行，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自然灾害本是常见的事，但是这场瘟疫给中世纪欧洲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一方面使社会民众遭受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为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中世纪一个重大事件，给后世人们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关键词】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经济结构 　　14世纪中叶，一场空前在大灾难--黑死病，降临欧洲，使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瘟疫的阴霾之下。饥馑、瘟疫、死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同时也瓦解着人类社会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黑死病是一种鼠疫，传染性极强。黑死病的黑并不意味着一种症状或一种颜色，而是表示可怕、恐怖。一般认为这种病是由啮齿类动物携带的，通常不会传播，但是如果环境出现变化，这些啮齿类动物特别接近人类生活，那么就可以通过另一个媒介，跳蚤传染。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了人，将细菌散布于人体伤口上，然后由伤口侵入血液，导致疾病的产生。巨大的疾病冲击着整个欧洲，人口的急剧减少为社会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 　　黑死病冲击欧洲社会的差不多一切方面，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但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历史学家约翰?基利讲到“糟糕的卫生状况使欧洲的城市经常受到瘟疫的侵袭，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在没有外来移民的基础上保持它的人口数量”。[1] 　　（一）黑死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 　　黑死病导致了英国人口的显著下降具体幅度是多少，尚无定论，但人口的大量死亡确实不争的事实。在14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从英国到意大利有些地方的人口持续下降了70-80%，1420年欧洲人口仅为100年前的1/3多。[2] 　　由于人口的迅速下降，使得很多行业的可用劳动力十分紧缺。由于劳动力奇缺家畜在田园里无人看管，本来是收获的季节却没有人收获谷物，大片耕地荒废，那些在10-13世纪新垦殖的土地，除东欧外，均被弃而不耕，就是旧日的熟田也不少无人耕种。这样的景况持续到15世纪中叶以后才渐渐缓和过来。长期的劳动力减少带来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得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矛盾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事实上雇主也难以按法律规定去做，为招纳劳动力他们支付给劳工的工资通常是瘟疫前的二、三倍。 　　长期来看黑死病加速了农奴制的解体。农奴制的衰亡原因很多，这些原因无外乎围绕着一点，就是农奴的消失。农奴迁徙、逃亡或者死亡，使以农奴生产为基础的庄园制度也就瓦解，农奴制自然而然也就消亡了。瘟疫使劳动力大量减少，也使每个劳动力做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加重大，因此农奴除了为躲避瘟疫进行迁徙的同时，也为了提高工资、减低租税而不断地迁徙、逃亡。封建主肆无忌惮的加紧剥削也使农奴不愿固着在土地上，因此他们有的从这个村庄逃到另一座村庄，有的从农村逃到了城市。这样的杂乱无序的逃亡、迁徙对庄园经济造成了冲击，庄园的自营很明显已经是无法维持，因此也就加速了农奴制度的瓦解。 　　14世纪大瘟疫之后，欧洲农业社会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农业结构的调整，面对工资高粮价低而畜产品价格并未下降的情况，只进行谷物生产，显然无利可图。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只进行谷物生产，显然无利可图，尤其是承租大量土地的富裕农民，在商业利润驱动下，相继改变原单一的农业结构，除谷物外还有多种经济作物，诸如亚麻、大麻、染料、水果和蔬菜等。这些作物所需劳力和成本也许并不少于种植谷物，但可获得远远超过谷物的巨额利润。1490年莱茵兰一位农民种植水果，一年收入30荷兰盾货币，可买7000公斤黑麦，可供35人一年口粮。[3] 　　（二）黑死病对欧洲宗教的影响 　　瘟疫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惊恐，极大的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瘟疫如此强大，以致击垮了无数的生命，出于习惯，人们自然要将精神寄托于无所不能的教会。然而教会在黑死病面前也显得实力欠佳，未能拯救民众与死难之中，因此动摇了中世纪教会的专制地位，为文艺复兴的理念与价值的萌发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黑死病发生后，教会允诺自己可以治愈瘟疫，并且对瘟疫做出相应的解释。教会认为瘟疫的爆发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愤怒后对人类的惩罚。于是严令取缔一切激怒上帝的活动，如赌博、诅咒、狂饮等。随着瘟疫势不可挡的蔓延开来和祈祷的失败，信徒们对上帝的无动于衷开始感到失望，信仰逐渐丧失，敌对情绪滋长。而后“鞭笞”运动由此出现。很多人相信依靠对自己身体的鞭打折磨，可以得上帝的赎罪。1349年欧洲各地的鞭答派信徒一丝不挂地在街上游行，一面用粗大的鞭子抽打自己，一面祈祷着最后的审判及乌托邦与大屠杀的来临。[4]在宗教狂热运动兴盛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也有些人由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而发展为对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痛恨和反抗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深入思考这种人的发现成了文艺复兴的巨大推动力。 　　这场死亡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它唤起了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对于人性的认识，也唤起了人们对于生活幸福和生命体验的信念。追求现实的享乐便成了人们地生活信念，歌颂人性，申扬以人为中心成了新的社会观念。而这正是文艺复兴理念的一部分，黑死病加速了这一过程的转化。欧洲在走出灾难的阴影时，走向了文艺复兴。 　　（三）黑死病为犹太人带来的灾难 　　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不仅出卖耶稣、亵渎圣饼，而且绑架和杀害基督徒儿童。在当时，“他们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族，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宗教少数民族。[4]因此，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人们就会把责任推到犹太人身上，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 　　黑死病发生后，由于无法解释其成因，基督教徒相信，是犹太人与魔鬼合伙带来了瘟疫。在瘟疫期间，犹太人死于黑死病的人相当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人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人很少与当地的居民接触。传统的反犹思潮和犹太人因经商有方获得的大量财富所产生的巨大诱惑力，终于使犹太人成为一场悲剧事件的可怜牺牲品。 　　据统计，14世纪瘟疫流行期间，犹太人的60个大团体和150个小团体被消灭，不同地区大约有350次屠杀事件发生。它不仅造成犹太人的大量死亡，而且也迫使他们迁徙和流亡，黑死病促使欧洲的犹太人向波兰和俄罗斯地区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一行为不仅极大地伤害了犹太民族的情感，而且也在基督教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 　　二、结语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欧洲经济、宗教等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黑死病使大量民众失去生命，沉重的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加快了农奴制解体的步伐。从长远看，黑死病推进了欧洲社会的转型。黑死病，严重的冲击了基督教在欧洲人们心目中威望，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埋下了伏笔。黑死病也被成为中世纪中期和晚期的分水岭，其深远影响直至今日仍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少斌.黑死病的社会结果（）[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4）. 　　[2]谢国先.14世纪的幽灵[J].大自然探索，2000（7）. 　　[3]薛国中.黑死病前后的欧洲[J].武汉大学学报，1999（4）. 　　[4]张绪山.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1992（2）. 　　[5]潘树林.浅论黑死病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关系[J].社科纵横，2011（10）. 　　作者简介：王红印（1987.01―），女，汉族，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