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曹植开司马门会有危险呢_百度知道
为什么曹植开司马门会有危险呢
为什么曹植开了司马门，就没有当成皇帝呢？命运转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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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这么做是失了礼仪，是逾矩的行为，司马门除了皇帝，所以曹操对他失去了信任，其他人是不能驰行的开司马门不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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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专管，一般人不能碰。要说危险，就是杀头
开司马门不是危险，司马门除了皇帝，其他人是不能驰行的，曹植这么做是失了礼仪，是逾矩的行为，所以曹操对他失去了信任，从而丧失了继承权。下面是史料分析：《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云：“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
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
其下裴《注》曰：“《魏武故事》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又《令》曰：‘诸侯长史及帐下吏，知吾出辄将诸侯行意否？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恐吾适出，便复私出，故摄将行，不可恒使吾以谁为心腹也。’”
可知曹操本有意立曹植为嗣子，但曹植“行驰道”、“开司马门”一事令自己彻底失去父亲信任，终至失宠。此事与别事相异，为礼仪之缺失，历时极短，而后果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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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文化之一门，建筑物的脸面，古风今俗的展台；它还是面向历史的一种洞开——透过门来看，也就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社会的理想憧憬、等级观念、职能分工、空间调控、行为规范，等等，都能由一“门”而窥全豹。门的历史，于是成为历史之门。　　　　第一节　夜不闭户的理想　　　　1．“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诸葛亮是个治国有方而能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政治家。不管你信不信，《三国演义》上写着呢。他是古典文学创造的智商超常者。隆中对，说三分，神；草船借箭，祭坛借风，神；写他治蜀，也神。八十七回书上讲，诸葛亮在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结果是，“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请勿小看这句话的分量。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古人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提出“大同”与“小康”两概念，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幅天下为公的太平治世图，描绘出方方面面，比如人们自觉地为社会尽力，各种人都会得到社会的保障，无不足不赡之忧，广泛和睦而无盗窃乱贼。如此太平盛世，反映于门户：“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关门时，掩上门扇即可，不必横闩上键，因为世无“盗窃乱贼”，不需设防。　　《礼记》的这番理想谈，后来凝为四个字：夜不闭户。　　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史记·循吏列传》以此赞扬子产的政绩。说的是，春秋时代，子产治理郑国，一年一个变化，第三年已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　　子产何以成功？从《史记·郑世家》看，“子产仁人”，相信为政以礼，又讲“为政必以德”。他还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诸于众。看来，“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好世风的形成不仅靠“礼”，也需要其它——例如，实行法制。《后汉书·东夷传》有论：“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肩”。门不夜扁，同如夜不闭户，这是“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的结果。　　晋代《华阳国志》中有个王涣，字稚子，曾作地方官，政绩斐然。书中写其政绩只八个字“路不拾遗，卧不闭门”。这已是极高境界，从所录民歌可证之：“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敦煌遗书中有篇说唱伍子胥故事的变文，歌颂他“治国四年，感得景龙应瑞，赤雀咸（衔）书，芝草并生，嘉和（禾）合秀。耕者让畔，路不拾遗。三教并兴，城门不闭。”夜不闭户，城门也可大开了。说的是春秋故事，但这显然是唐代人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唐代有过社会安定、民众舒心的日子。“贞观四载，天下康安，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闭，行旅不赍粮”，《隋唐嘉话》这样称颂唐太宗的太平天下。　　清代袁枚志怪小说《子不语》有无门国故事，讲常州商贩航海舟没，漂至一国。小说的描写，宛如“海市”景象：“人民皆居楼，……有出入之户，无遮闹之门。国人甚富，无盗窃事”。真是高妙的设计。有出入之户，门户的出入口功能并不扔掉；无遮挡之门，门户的保卫功能则要摒弃。随园先生所语，其实是一种理想中的境界。对此，他缀以两个条件，一是国人富，二是无盗窃，似乎意识到据此两条，前者做社会物质基础，后者为社会道德风尚，才可望宇内无大门。　　这样的两条，有很重的分量。　　　　2.锁门闭户　　　　夜不闭户固然好，可是那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道德的，风尚的，治安的，等等。唐代的贾岛写了句“僧敲月下门”，拿不准这月下门，该是敲好，还是推好。这样在驴上苦苦琢磨着，不觉冲撞了韩愈出行的仪仗队，被左有拿下。贾岛对韩愈讲自己正“推”“敲”不定，韩愈说：“用‘敲’字佳。”　　推、敲之间，推门而入总有点唐突，而敲则温文尔雅礼貌些。同时，月下门可推，那必是夜不闭户的；而敲呢，是不是锁门闭户了，所以要叩门？韩愈时为“吏部权京兆”的官员，也许他选择“敲”，还考虑到了治安的状况。　　另有一段诗话，道士李伯祥诗句“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被苏东坡称赞为可爱的奇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醉态里还是在打门，而没有破门而入，这大概已不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吧。　　“柴扉夜未掩”，这不是夜不闭户吗？就请读全诗。明代张岱《西湖寻梦》录宋时杭州梵天寺的题壁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履。惟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蝉鸣于树，月淡风清，归人独行，寺门来掩，自是幽静氛围；然而，狗叫了，在这夜静时分。人们养狗于什么呢？看家护院守门户。这首题壁诗没有漏掉这一笔，该算是写实之作。　　做为一种美好的憧憬，“夜不闭户”不绝于经史子集。可是，它似乎很少实现过。“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宋代诗人范成大《夜坐有感》写的就是别一番景象。旧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朱子治家格言》，开篇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居家过日子，每日要做好这两件事。而关锁门户，一须有时间观念，既昏便息，不是深更半夜才想起大门未闭；二须精心谨慎，要做到亲自检点。看那刊册里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的附图（图52），治家主人闩门之状，确是毫不马虎的。　　防闲。《旧唐书·李益传》记，进士李益，诗歌广为传诵，“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 ’；以是久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防闲妻妾，以至于白日里门户上锁，门前撒灰，表现出一种病态心理。这是没有普遍意义的锁门闭户的事例。　　再来说锁门之锁。　　理想与现实，它们相互依存的前题，是两者之间由距离间隔着。自古以来，人们并不拒绝夜不闭户的理想，也不肯放弃每晚关门闭户，以此换得一觉到天亮的安全感。如果要量一量这中间，理想同现实隔着多远，可借宋代《芝田录》之说——“门钥必以鱼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义”。这反映了古人的想法：夜须闭户，、且要上锁；那锁钥仿鱼形，是希望门上铁锁像夜不闭眼的鱼一样，时刻警醒着，将门户锁闭得牢牢的。　　仿鱼形锁钥，并非仅是口头说说。其在宋代以前就大量使用，如今遗存不少，成了文物。一实一虚相呼应，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描述了一个虚幻之物：“护门草，常山北，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此草显然出于想象，而生发这一妙想的土壤，则是现实生活里的心理需求。　　其实，护门草的神奇功能，不过是看门狗的本分而已。狗列六畜中，主要靠了看门守夜的本领，这是其它家畜不能取代的。十二生肖戌属狗，明代《七修类稿》、清代《广阳杂记》等都说，戌时方夜，而狗为司夜之物，故戌属狗。在关于十二属相的种种解释中，戌时夜、狗守夜的解说，最易被人们所接受。　　司夜的狗，于关锁门户的物质、心理屏障之上，叠加了一道保平安的门闩户锁。　　　　3．钟鼓楼与开关门　　　　门、户的开与关之间，就是如此丰富地包含着古人的心理、古代的观念。　　《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萧道成第十子、始兴王萧鉴“性聪警”，“有高士风”。在蜀，他曾同长史虞棕谈城门的开和闭：　　州城北门常闭不开，鉴问其故于虞棕，惊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闭之。”鉴曰：“古人云，‘善闭无关键’。且在德不在门。”即令开之。戎夷慕义，自是清谧。　　“善闭无关键”是句很有哲理的话，萧鉴作了发挥：“在德不在门”。一反往常，城门大开，反倒清静无扰。原因在于城外人对此举的反映——“慕义”。城门紧闭是一种充满歧视的屏障，随着城门的打开，屏障已除，所谓“在德不在门”的“德”。城门里边取“在德”的姿态，城门外边有“慕义”的感想，于是矛盾化解，城里城外也就相安无事了。　　《南史》这段故事，通过城门的启阖，反映了古代关于治、乱的思考。唐末罗衮《门铭》：“金枢玉键何足牢，止盈修德后必昌。”立意也是重修德而轻门关。　　中国的古城大多是曾有钟鼓楼的。钟鼓楼辖制着全城公共大门的开关。　　唐代都市里实行城坊制度，改古代的里为坊。坊之义，在于防，如《说文》所言，“防，或从土”。里门也随之称坊门。坊设坊正，由他“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治安防范之严，不但城门夜闭，坊门也要听鼓而开听鼓而关。　　唐代传奇中，自行简《李娃传》，荥阳生初会李娃之日，写到了暮鼓：“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黄昏时分，鼓声响起，这是闭门鼓。唐代沈既济的《任氏传》写及闻鼓开门：“将晓，……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扈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炊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唐会要》卷八十六所载奏文，则说一些大户出入不走坊门，将大门开在街上，不受坊正制约，“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造成治安问题。　　世代生活于严格门禁之中的人们，习惯成自然。因此，当唐代那么几个年份，在新年第一次月圆时，欢乐取代了门禁，给人们给历史何等强烈的新鲜感。宋代《事物纪原》“夜放”条说：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国朝会要》曰：乾德五年，诏：“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宜士民之纵乐，上元可更增十七、十八两夜。”自后至十六日，开封府以旧例奏请，皆诏放两夜也。　　这是许多史籍都曾谈及的开了先河的事。正月的上元节期间，里坊之门通宵不闭，四面城门通宵敞开，与平日的宵禁形成对比强烈的反差。于是，在那没有公共夜生活的岁月，有了彩灯照耀、百姓同乐的夜晚。夜夜被门禁捆绑的生活，因此有了起伏，有了欢乐的小高潮，这便是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的节日。　　松弛门禁的最初动机，着眼于“重门夜开，以达阳气”，——在寒冬已尽，新春开始之际，以此表示开门纳春，迎接春天气息的涌来。这虽然纯粹出于联想，但它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燮理阴阳、融汇天地的大胸怀，体现了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的大视野。　　由唐宋时代对于上无节期间放松门禁的记载，联系《吕氏春秋》有关仲夏之月“门闾无闭”之说——门，城门；闾，里门，可以进而推想：仲夏之夜不关闭城门里门的古风，至唐宋似已不传，所以人们对于城门坊门的三夜不闭，表现得那样的兴高采烈。　　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里，元大都的钟楼和门禁制度，是一并谈及的：　　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官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呜钟以后，除产妇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携灯火而出。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　　每一城门守卒千人，显然是夸张之词。然而，所记元代时的宵禁制度当不是向壁虚构。　　　　4．封门　　　　为了保密，秦汉时代盛行封泥。例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筒，用绳捆扎着，绳结处用封泥，封泥上盖着印。若打开绳子，封泥必然被破坏。不掌握原先所铃的印章，封泥也就不可能复原了。　　将此思路移植到门户上，就是封条。纸条兼具绳和泥的作用，铃印变为封条上的字，除了字之外，还可在封条上盖上大印。就像封泥要封在横绑竖捆的绳子的打结处一样，封条贴在门扇上一般都是两相交叉的。小说《水浒传》明万历年间刊本，有插图表现封门的情景（图53），两扇门板关闭，封条交叉贴于门上，封条上均有“府封”字样。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其实，在封条之前，泥封也曾被施诸门户。旧题汉代刘向所撰《列仙传》有条材料，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方回者，尧时隐人也，尧聘以为间士。炼食云母，亦与民人有病者。隐于五柞山中。夏启末为宦士，为人所劫，闭之宝中，从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泥作印，掩封其户。时人言“得回一九涂门户，终不可开”。　　方回为传说里的仙人。他被人劫持，禁闭起来，却能够变化脱身。他“以泥作印，掩封其户”，这不就是将封泥用于门户吗？方回的神异之事，不足信；然而，用封泥来封闭门户的思路，还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可以设想，把原本用来封物件的封泥，移用于封门户，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由此，不妨说在封泥派生出封条之前，曾有这样一种封门方式。　　门加封条，主要取其标识意义。就阻止开启的功能来说，封条并不如门锁门闩之类。封条上门扇，往往意味着不得开启的权威性警示，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同时，封条一经被毁便不可复原，它的用途不在增加关闭的强度，而在于这它能够证明这门已被打开过。并且封条的这种证明是不可掩饰的。这就如同封泥，封泥所封的物件通常可以整体移走，加封只起证明是否曾被打开的作用。　　上锁加封条，门便开不得了——不是打不开，而是开不得。这通常有几种情况。　　官府封门是常见的。如汤显祖《牡丹亭·仆侦》：“南安府大封条封了观门”；《水浒传》里的“府封”，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自家封门。例如明末小说《玉娇梨》第十五回故事：　　不多时，到了卢家门首。只见大门上一把大锁锁了，两条封皮横竖封着，绝无一人。苏友白心下惊疑不定，只得又转到后园门首来看，只见后园门上也是一把锁、两条封皮，封得紧紧。　　封皮即封条。横竖封着，当是十字交叉状。卢氏举家外出，“空宅封锁于此”，这是自家封门。　　封条也为门文化增添些许花絮。　　金兵攻入汴京，宋朝大臣张邦昌被迫僭位，为楚帝。“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称圣旨。……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见《大金国志》。张邦昌本不愿意做那个傀儡皇帝。他不享受皇帝的种种礼仪，并将皇宫里许多器物封存起来，封条上写的字是“臣邦昌谨封”。这样的封条，大概可以说是千古奇观了。这封条，浓缩着特定时期里的一段宫廷故事，贴在宫闱。　　闹八国联军那年，慈禧光绪仓皇出京。随扈西行的吴永，后来口述《庚子西狩丛谈》，言及至太原时，行宫“略有宫廷气象”。帘帷茵褥、陈设器件，均系嘉庆年间所备行宫御用。嘉庆御驾未至，准备下的东西一直存在太原藩库。“历任藩司，均不敢启视，但于门上更加封条一道，前后重叠，殆已至数十层”。——官员换了一任又一任，启封入库的麻烦事谁也不干，因为一经启封，倘若发现毁失，对前任已无法追究，对继任还须交代说明。于是相沿不问，每任新官都在封条上再加一封条，一种躲避责任的尽职尽责。积年累月，库门上的封条重叠至数十层。这库门上封条的奇观，难道不是对封建时代为官之道的讽刺吗？
第二节　门第门阀　　　　1·闾左闾右　　　　“闾右作威福”，明代宋濂《朱府君谒》的话。以“闾右”指代富豪，是由“闾左”派生出来的。司马迁写大泽乡的揭竿而起，留下许多典故，包括：“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　　闾，古代里巷的大门；又以门面而称谓整体，即二十五家为一闾，闾就是聚居的里巷。一闾之内，贫富不均，便有了“闾左”。唐代司马贞说这闾之左、右：“凡居以富为右，贫弱为左。”古代以右为上，富豪大户占了进阀门的右侧方位。这是关于“闾左”的一种解说。　　　　2．第：“出不由里门”　　　　如果说，闾左闾右有贫富贵贱之别的话，那么，进一步的话题是：闾里之内的等级差别，并不止左、右之分。　　《文选·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注：“《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门，而面大道者名曰第。”院门直通街衢，出入不走间里之门，这是王侯第宅才能享有的出入口。　　第，向街开门。这是等级标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淳于髡博闻强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齐王尊敬他，给予特殊的礼遇：在通衢大道上建造大门，筑起高高的第宅之门。　　《汉书·于定国传》，于定国的父亲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他自信子孙可望做更大的官。他所住里巷的闾门坏了，里中父老商议修闾门时，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官至丞相。如果当年于公住在筑有通衢的城里，如果于公的自信很充分的话，那就不光是“少高大闾门”的问题了——丞相之家难免要在大街上开门的。　　古代城镇布局，以闾、里、坊为封闭的小区单位，设门。里门坊门，平头闾闾出入由之。那门昼启夜闭，便于治安防范。达官贵人们则可以不受此制约，把自家府第的门开到大街上。　　白居易《伤宅》设问：“谁家起第宅，朱门大道边？”诗中自答：“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大门漆朱已临通衢大道，这很是一种特权。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上奏文说：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构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闻。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唐代的左右巡使，负责纠察京城内外官员违法失职等事项。他们就宅第大门的开向问题奏了一本。这篇奏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史料价值。首先，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宦的宅第虽也被纵横的大街划分在城坊里，但那些达官显贵享有“向街开门”的特权，出入不经过坊门，不受坊门启闭的制约。其次，左右巡使为“向街开门”的事打扰皇帝，提出“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的建议，所针对的状况是，向街门户“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够不上级别者也要向街开大门，向街宅门多了，又不按时启闭，使得坊门的控制作用被削弱，造成治安问题。　　“出不由里门”、院门开在街上，在唐代依然是一种特权，并且，有人虽无资格享此特权，却硬是要把大门开在街道上。　　　　3．门的高矮大小　　　　左思《咏史》，“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峨峨，高貌。王侯哪去找？峨峨高门内。　　门楼高显，可壮观瞻。高大门楼立着，便是一种言语。《旧唐书·马周传》载，太宗时，监察御史马周上疏：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李世民玄武门杀兄，又逼父亲李渊让位，从而当上皇帝。马周上疏，是在这一切平息之后。他说李渊所居，关涉着“大孝昭乎天下”也就是皇帝的声望，并为此出谋献策——所言修高祖之宫，实在是为给太宗脸上刷色儿。马周指出大安宫尚欠气派，而他的建议是“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门楼高显，为了给人看，以示太上皇仍在养尊处优，李世民也就“大孝昭乎天下”了。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建议，修父亲的门楼，做关乎自己形象的文章。　　在等级社会里，宅门的高矮大小，同尊卑程度成正比。《新五代史·赵囗传》载：赵囗“幼与群儿戏道中，部分行伍，指顾如将帅，虽诸大儿皆听其节度，其父叔文见之，惊曰：‘大吾门者，此儿也！’及壮，善用弓剑，为人勇果，重意气，刺史闻其材，召置麾下。”这里，从孩子的游戏中，父亲看出儿子是统军领兵做大官的材料，一句“大吾门”，说的是使赵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唐昭宗以陈州为忠武军，拜囗节度使”，——这是后话，赵囗真的实现了其父“大吾门”的希望寄托。　　以门的大小来体现地位尊卑，这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由此，本可高大其门的官僚，如若并不那样做，有时也就似乎成了美德。　　宋代周密世代为官，曾祖随宋室南渡，定居湖州。周密《癸辛杂识》称“大父廉俭”，说杨伯子到湖州作官，“尝投谒造门，至不容五马车”，杨伯子下车端详，感叹说：“此岂侍郎后门乎？”周密记此一笔，绝非是自惭形秽地讲门脸寒酸。　　容车之外，还有个标准：要能容轿子。对官宦人家说来，“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这在清代《茶香室丛抄》中有所反映。该书摘录的材料说，因门小，客人及门而下轿。主人出迎，笑着说：“父辈在时，并不这样。门不容轿，是因如今的轿子大于旧时。”来访者也笑着说：“轿子不过略大数寸，你的门扉是不是太狭了点？”言虽似谑，实是称赞其“不变于俗”，即不流俗。《茶香室丛抄》撰者说：“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不知昔贤转以为美也。”　　贫富看大门，这种门脸意识，不仅属于上层社会，也是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在尚有地主老财的年代，沿门讨饭的乞丐唱乞歌，流行于陕北的一段这样唱：“进了村，观吉祥，财主家门楼比人强。看门狗儿狮子样，叫鸣鸡儿赛凤凰……半天不给半个馍，我把这家歌儿为改过：进了村，不观祥，塌塌门楼烂垣墙。看门狗儿死不下，叫鸣鸡儿没翅膀……”　　乞讨先奉承，夸吉祥就从“门楼比人强”唱起；若这户人家竟无施舍，乞者也不是好惹的，把奉承的词改过来，褒变贬，仍从门楼唱起，变为“塌塌门楼烂垣墙”了。编这乞歌的人，聪明地运用了宅院大门的象征性。　　在山东鄄城一带，旧时民间房舍院大门有三种样式，反映着住户经济状况的三个档次。据1991年1期《民俗研究》载文，起脊门楼，富殷之家派头。门楼砖墙瓦顶，脊上置陶兽，脊中央插钢叉旗；两扇大门，上悬金字匾额。中等之家建“鸡架”门楼，已不求起脊门楼的壮观。垒两个砖垛，架上横木，上砌三行青砖，整个大门状若鸡架。两扇简易的黑色板门，用锅底灰染色。至于贫寒人家，院门采用“墙豁口”样式，土墙围院，豁口为门，编枝成扉。　　老年代里，北京人对于富实之家呼之为“大宅门”。这样的人家，不仅宅门大，并且通常设门房，有看门人。1937年东北《海城县志》：　　城中大门多盖门楼，圆杉列脊，上用瓦覆，门用木板，下包铁叶；亦有用角门者。大门之内，复有建二门、砌花墙，隔院为二进者。乡间编柳为门，上置横木，古谓“衡门”，亦有建门楼者，角门极少，以农家大车出入不便也。世家大门、二门多悬匾额。清制，如系进士出身，映壁用三台，上置钢又、吻兽，屋脊亦置之，门两旁树旗杆。举人亦树旗杆，但用单斗，进士双斗，各有差异。其有孝子节妇，或热心公益之人，则由官府题额褒奖，悬诸门上，亦古人表宅旌闾之义。　　在青海乡间，院大门被视为财力的象征，砖大门与土大门，门不当户不对。婚姻讲门户，当地的惯用语是：“砖大门对砖大门，上大门对土大门”。　　唐代《朝野金载》记，冀州长史吉懋要强娶南宫县丞崔敬长女为儿媳，崔敬因有事故不敢拒绝。花车到了门口，崔敬妻抱着女儿大哭：“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儿则躺着死活不起来。小女儿对母亲说：“父有急难，杀身解救。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说完，登车而去。这故事，颇有知难而上、见义勇为的味道。此味道所由来，在于面对“姓望之门”的姻缘，一家人的心理定势——“我家门户低”，尽管这还是县丞之家。门当户对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可做出解释。　　　　4.门的等级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高高在上、低低在下，尊早大小，各有名分。并且，于大门之外便见分晓——“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礼记·礼器》说得分明。这一篇儒家经典又说：“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家，指卿大夫。相对诸侯，其等而下之。诸侯以龟为宝，他不能；诸侯以圭为瑞，他不能；卿大夫门前还不能设台门。台门，大门两旁筑士为台。台上起屋即是门阙。　　《古今图书集成》引《稽古定制》，在唐代规定官员屋舍，三品以上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以上含五品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　　《明会典》载，洪武四年定出王城制度，如“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四门、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后又规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甚至连门名也划一：“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虽为王府，也不许连制。明嘉靖二十九年，伊王府因多设门楼三层，“奏准勘实，于典制有违，俱行拆毁”，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宋代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即宅院大门只能建为墙式门。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制度，于此可见一斑。　　富和贵的区别，则是等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935年《阳原县志》讲当地的四合院：“若科第举人者，门前多置旗杆二，上下马石二；商人则不敢为之，分别贵富如此”。人前显贵与财大气粗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这在宅门前就有不同，走仕途者门前置旗杆，“商人则不敢为之”。商人不是没有那个财力，而是不敢立杆——怕的是舆论，在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主导着社会的时代，硬要违反社会普遍认可的规范，无疑是会碰钉子的。　　这种等级观念，甚至对庙宇里的偶像也是一把尺子。历代礼奉关羽，不断加封号，清朝锦上再添花，衔封得更高了，使得关圣帝君庙的大门也升了格，——大门“易绿瓦为黄”，《清史稿》有载。门上黄瓦，帝王的待遇。　　　　5．从兰锜到门戟　　　　十八般兵器配上十八般武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单说这戟能勾能刺，集戈与矛的杀伤效能于一体，商代青铜始铸，至战国、汉晋而大盛，《史记·项羽本纪》“自被甲持戟挑战”，《后汉书·马武传》“被甲持戟奔杀”，楚霸王、汉战将，冲锋陷阵均以戟杀敌。这是戟做为兵器的辉煌期。这辉煌，还使戟成为当时仪仗的器物。南北朝以后，戟渐被枪所取代，由沙场上真勾实刺的家伙，演变为门前的摆设。做为兵器，戟不再辉煌了，但却成了显示官位品阶的符号。这就是门戟。　　《周礼·天官·掌舍》记有“棘门”，汉代郑玄解释：“棘门，以戟为门。”《墨子·杂守》讲城门守卫，“各四戟，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坐于戟下者是卫兵，夹门而立的戟大约是需要兵器架的。这类兵器架，古人送它个名称：兰锜。　　门戟的由来，就形式来说，又同兰锜相关。兰锜：兰，用来放戟、矛、刀等，也可称其为兵兰、兵阑；锜，用来放弩。汉张衡《西京赋》道：“武库禁兵，设在兰镐。”洛阳纸贵的《三都赋》：“陈兵而归，兰锜内设。”关于兰镐，隋末唐初人张铣说：“兵架也。陈列于甲第之门，若今戟门。”　　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兰锜并不稀见，兵兰插列的兵器通常必有戟。如，河南唐河针织厂汉墓，墓门内壁两侧所刻兵器架；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壁画兵兰图；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画像石刻画的兵兰（图54）。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的兰镐石图案，架上间隔均匀地插放着两戟三矛，另有两弩分别挂在两戟、两矛之间。戟和矛头上套着囊套，囊套饰花纹并垂着流苏，表明其更多地着眼于摆设，而不是取用。并且，戟上套罩，古人称其为囗戟，具有仪仗意义。　　就内容的因袭而言，门戟是达官贵人出行时前导仪仗的凝定。《汉书·韩延寿传》说：　　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囗，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行车，皆驾四马，载囗戟……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　　这是韩延寿的政敌搜罗的材料，说他出出进进摆非分的排场，以证他的上僭不道。那其中包括用戟。“骑吏持戟”，是兵器之戟。同时还用仪仗之戟——囗，颜师古释：“囗，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缯为之。”　　“持囗戟为前列”，倒不是皇帝的专享，可见《后汉书·舆服志上》。这里不再引述。　　说门戟，前引《汉书·韩延寿传》的材料更重要些。其涉及两种戟，兵器戟和仪仗戟。前者派生了后者，又经由后者，衍生出摆在门前的戟——用于行进中的前导仪仗，变为立于门前的身分标识，即《隋书·柳或传》所谓“时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旧唐书·张俭传》所谓“唐制三品以上，门列囗戟”。　　门设戟，做为一种显贵的象征而被社会接受，是隋唐以前。北周的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外门不施戟，恒昼掩一扉”，《周书》为其立传特书一笔。意思是说，达奚武具备在自家大门外设戟的身分，却避开本该享受的待遇。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和事。　　能设门戟而不设，是佳话，再来说一段。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员邸院门前可以立戟。《旧唐书·崔从传》：“从少以贞晦恭让自处……阶品合立门戟，终不请。”终不请，用了个“请”字。　　“不请”是佳话，立戟更光荣。在唐朝，张俭兄弟仁均列囗戟，人称“三戟张家”；崔琳兄弟仨也以同样的形式光宗耀祖，被誉为“三戟崔家”。　　因是荣耀，有人请求京宅、故乡两立之，获皇帝恩准。见《唐会要》卷三一十二：　　玄宗朝，卫尉卿张介然为河陇行军司马，因入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囗戟。臣河东人，若得本乡立之，百代荣盛。”上曰：“卿且将戟归故乡，朕更别给卿戟，列于京宅。”本乡立戟，介然始也。　　京官外放，也请求带着门戟赴任。唐长庆二年，礼部尚书韦绶，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辞行之日，请门戟十二柄，自持赴藩镇。他的请求，得到应允。　　门戟陈列在大门前，难免日晒风吹雨淋，油漆褪色、缯衣失艳。开元八年朝廷定了个范围，给予“官易”的待遇，“其门戟幡有破坏，五年一易”。　　门列囗戟的数目，有严格的品阶规定，不可乱来的。《唐会要》载：　　天宝六载四月八日，敕改仪制，庙社门、宫殿门，每门各二十戟；东宫每门各十八戟；一品门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已上，镇国大将军已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门各十戟，并官给。　　可见门前列戟，宫门最多，为二十戟，以偶数递减，最少为十戟。门戟的有无，是显贵与否的标志，门戟的数目，则将官阶几品表现在门前了。　　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五月皇帝下诏：“应中外臣僚，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及诸道节度使，并许私门立戟，仍并官给及据官品依令式。”见《五代会要》卷六。官员们在自家门前立戟，要“据官品依令式”，因为门戟本来就是官品的标志。　　宋代门戟定制，见诸《宋史·舆服志二》：　　门戟，木为之而无刃，门设架而列之，谓之囗戟。天子宫殿门左右各十二，应天数也。宗庙门亦如之。国学、文宣王庙、武威王庙亦赐焉，惟武成王庙左右各八。臣下则诸州公门设焉，私门则府第恩赐者许之。　　武成王即姜太公吕尚。唐代追封其为武成王，列入祀典。宋时依然祀奉，与文宣王孔庙并列。因为其掌武事的缘故，庙门立十六戟。这说明，尽管门前戟早成为礼仪的符号，木质无刃，摆设而已；可是，人们毕竟没有忘记它的当初，它是冲锋陷阵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它属武。据清《国朝宫史续编·宫殿二》，社稷坛戟门“列戟七十有二”。　　门戟之为用，正在于天子宫门需要威加四海的帝王霸气，达官显贵需要抖一抖门前威风。
6．表闾　　　　周武伐纣，克殷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尚书·武成》所说“式商容闾”。此事，《史记·周本纪》记为“表商容之间”。司马迁并且介绍其人：“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一个受到百姓爱戴的人，为商纣所不容。周武王反其道而行之，以表闾的方式来表示礼贤之意。　　从司马迁写下表闾开始，旌表门闾的记载不绝于史。　　如何表闾？《后汉书·百官五》：“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旌表的对象及方式均涉及。“扁表其门”，形式并不很复杂。表闾方式，还见《南史·周盘龙传》：“孝子则门加素垩，世子则门施丹赭”。南朝虽多战乱，但《南史·孝义传》记榜门表闾之事却并不少。如：　　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诏榜门曰“笃行董氏之间”，蠲一门租布。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性好施，……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门曰“义行严氏之门”。　　益州梓潼人张楚，母疾，命在属纩，楚祈祷苦至，烧指自誓，精诚感悟，疾时得愈。见榜门曰“孝行张氏之间”，易其里为孝行里。　　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间”。又表于台。　　依上所记，受朝廷表彰的人家，除了门加素垩、门施丹赭，还有“义行严氏之门”、“孝行张氏之间”这类的标榜，且可起门楼，建高台。　　到五代时，大概因为表闾的形式越来越奢华，搞得过了头，后晋王朝的户部官员上奏皇帝，就表闾的样式问题，讨个可以因循的章程。此事见《五代会要》卷十五：　　晋天福四年间七月，尚书户部奏：“李自伦义居六世，准敕旌表门间，当司元无令式，只先有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黑漆，号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又不载令文。”敕：“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事，既非故实，恐紊彝章，宜从令式，只表门间。于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安绰楔。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行列植树，随其事力。同籍课役，一准令文。”　　户部的奏本举了个例子，是登州表彰六代同居的“义门”的，门前设影壁，立阀阅，筑双阙，树木成行。这规模大了些，规格高了些，奏本说找不出依据来。当时的皇帝是名声欠佳的石敬塘。敕令下来，“宜从令式，只表门闾”。所批准的表闾规格样式也是挺醒目的，要高大其门，大门外建双台，污白染赤，门前植树成行。　　如此这般，比周武王时代的表闾气派多了。表闾的主旨也早就完成了质的改变。周武王表闾，礼敬社会贤达，做出一种政治姿态；而后世的表闾，表彰贞节孝义等等，传达着封建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　　表闾很荣耀。得此荣耀，付出的代价往往很大。付出青春为代价，如《南史》中那个割耳守节，赢得“贞义卫妇之闾”的十六岁女子。有时，荣誉是生命换来的，像《元史·列女二》：李赛儿为免受屏，先杀女儿后自杀，其家门被写上“王士明委李氏贞节之门”字样。　　旌表为社会较为低层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世家可以门前阀阅，科举使读书人光耀门庭，官品能够换来门前列戟；而表闾，相对说来，最为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所要张扬的，是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累世同居事迹。统治者着意打开一扇平民获得荣誉的门，旌表不仅体现了对于世风的倡导，同时也是在社会荣誉方面的一种平衡措施。唐朝初年即用此，《旧唐书·孝文·宋兴贵》：宋兴贵累世同居，躬耕致养，唐高祖闻而嘉之，武德二年颁诏称赞其“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表其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　　国初，凡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间即与旌表。其后，上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名闻，其有官职及科日出身者，俱不与焉。　　明代重视旌表，洪武二十一年曾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善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邻里可以推荐旌表对象，有关部门若是耽误失职，要被追究责任的。　　如此重视，却又限定了旌表对象的范围，只表彰平民，这不妨归为一种政治眼光。明代中期仍坚持这一原则。正德十三年，“令军民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行卓异者，有司具实奏闻。不许将文武官、进士、举人、生员、吏典、命妇人等，例外陈清”。几年后，换了个皇帝，对此有所放松，《明会典》载：“嘉靖二年奏准：今后天下文武衙门，凡文职除进士、举人系贡举贤能，已经竖坊表宅，及妇人已受诰敕封为命妇者，仍照前例不准旌表外，其余生员、吏典一应人等，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以激励风化，表正乡间者，官司俱仍实迹以闻，一体旌表。”旌表对象的社会阶层稍有扩大，扩进来的，依然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一部分人。　　明代的表闾，尚有一项“不许”，值得录下。洪武“二十七年诏：申明孝道，凡割股或致伤生、卧冰或致冻死，自古不称为孝。若为旌表，恐其仿效，通行禁约，不许旌表”。朝廷提倡，往往形成效应。齐桓好服紫，百姓皆衣紫，形成风气；更有甚者，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孝顺既可表闾，割股伤生、卧冰冻死，在所不惜。若表彰此种孝行，实在是对生命的漠视，是一种残忍。朱元球下诏，说一句“不许”，当是有针对性的。　　明初对于立牌坊的范围限制，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然而，到了明朝中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些显官也热衷于门前牌坊。当时的一位官员陆容对此有所微言，写在《寂园杂记》一书中：　　今旌表孝子节妇及进士举人，有司树坊牌于其门，以示激劝，即古者旌别里居遗意也。闻国初惟有孝行节烈牌，宣德、正统间，始有为进士举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显官，则无矣。天顺以来，各处始有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为胜，门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于求上司建立而题署，且复不雅，如寿光之“柱国相府”，嘉兴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吴纪问》阅之，见宋蒋侍郎希鲁不肯立坊名，深叹古人所养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昆山郑介庵晚年撤去进士坊牌，云无遗后人笑也。　　陆容批评那些刻意经营门前风光的大臣，牌坊立了三座四座之多，追求溢美，请上司题写夸大其辞的语句，榜于坊上，以为荣耀。陆容慨叹，宋朝侍郎蒋希鲁“不肯立坊名”，古人的修养真是今人所比不上的。他还称赞一位姓郑的同乡，“晚年撤去进士坊牌”的做法。　　门闾一经旌表，便成了人们远瞅近瞧的光荣之家。可是，门前若被立一块“记恶碑”该如何呢？确曾有过这等事，请看五代王仁裕《开元大宝遗事》所记：　　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以极刑。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赐金五千两，玺诏褒谕焉。故民间呼其石为记恶碑。　　门前立起“记恶碑”，罪犯敢不洗心革面？立了碑后，再犯处以极刑，谁敢再犯？实行这种治安措施的地方官，得到了唐明皇的赏识。　　仍来说表闾。表闾既然荣耀，为此处心积虑的人，沽名钓誉的事便在所难免。、唐代《朝野佥载》记以“孝”欺世盗名之事：“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表闾之前挺谨慎，去察验了一番，但还是上当了。后又访，方知“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一哭就有饼食，鸟儿形成条件反射，于是有了哭声起鸟群来的景观。　　表闾通常是朝廷官府的事。老百姓借用这种形式，不事褒扬，而示贬斥，可谓表闾这一事物的副产品。例如，以“世修降表李家”表门，见《新五代史·孟昶传》。这个被鞭答嘲讽的人名叫李吴，曾为前蜀翰林学士，前蜀亡时，他草表以降；多少年后，仍在成都，李吴在后蜀为官。宋师兵临城下，后蜀孟昶的降表，又出自李吴的笔端。李吴的降表，前后送走了王姓的前蜀、孟姓的后蜀。这自然不是文采飞扬的体面事。“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表彰的形式，被人们用为讽刺的形式。当然，形式已是简化了的，不过门上加几个字而已。　　表闾，中国古代门文化的一大景观。对于门的重视，对于门功能的开发，产生了这一文化景观。通过对一些人家大门前的美饰，统治者向社会广而告之，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写在那门闾之上。至于大门内形形色色的故事，则是对门上字的活生生的诠释。　　　　7．阀：世家门前立阀阅　　　　门第门阀，在封建时代里，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存在。门第之第的来源，是大门开在通衢的特权，前已述；那么，门阀呢？阀，即阀阅。　　阀阅是资历和功绩。祖先立下的功业，后人当作资本，言家世，称世家，“阀阅”二字可备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日勋，以言日劳，用力日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阀阅，也作伐阅。　　为将功业张扬于门前，仕宦人家在大门外树柱子，题记功业。这柱子的名称，就叫阀阅。《玉篇·门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阀是大门左边的柱子，阅是大门右边的柱子。　　阀阅与乌头门，请读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表述：　　《唐六典》：六品以上仍通用乌头大门。唐上官仪《投壶经》：第一箭入谓之初箭；再入谓之乌头，取门双表之义。《义训》表揭阀阅也。　　《营造法式》为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之作。其书载有乌头门图形。乌头门的两根立柱是大有讲究的。这讲究在于阀阅——世宦门前表示功绩的柱子。宋代《册府元龟》：“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两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确墨染，号乌头。”　　明代方以智对前人的说法做了总汇，他的《通雅》写道：　　士大阀阅之门，亦谓之阙。唐宋敬则以孝义世被旌显，一门六阙相望。又杨炎祖哲，父播，三世以孝行闻，门树六阀。阙言额也。又尹仁智曾祖养，祖怦，父慕先，一门四阙。《史记·功臣表》：“明其等日代，积日日阅。”《汉书》：“赍伐阅上募府。”后因作代阅。元之品制，有爵者为乌头阀阅。《册府元龟》言： “阀阅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筒，号为乌头染，即谓之阙；柱端之筒谓之扌沓头，又曰护朽。”　　因都是在家门口张扬美名的事，所以，官宦世家记功的阀阅，同孝悌之家的表闾，也就往往被混为一谈。如宋代《鸡肋编》：“襄阳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今门阅犹存。”王安石诗“四叶表闾唐尹氏”，所言即此。　　门之阀阅，本是物件；阀阅被视为一种世代因袭的家族地位的标志，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划分融为一体，便产生了门阀之说。世族大姓，自矜门第，累世为官，如《晋书》所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庄宗任用冯道为掌书记，世族门阀出身的卢程，自己虽无起草文书之才，却对此大为不满：“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门第不等不通婚。《南史·贼臣传》载，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门高，门阀高。《新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以来为世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崔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以门望自高，世代硬撑门阀的空架子，最终的结果很是可悲。　　　　8．光大门楣和倒楣　　　　世族门阀要维护优越的社会地位，使高门不衰；尚未跻身上层社会的人们，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将攀升的愿望，形象地表达出来，古人选择了门户。《南史·垣护之传》，垣崇祖年方十四，有干略，伯父垣护之说：“此儿必大吾门。”同书《王茂传》，王茂才几岁就受夸奖：“此吾家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所言 “大吾门”、“成门户”，均是光耀门庭、光宗耀祖的意思。　　封建时代里，出人头地的途径之一，是读书入仕。走科举之途，求得金榜题名，此时也就替祖宗门庭增了光，或者说叫做光大门楣。那一番光景，请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的描述：　　临安辇级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思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间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　　黄绢旗——须知这黄可不是寻常颜色，插于大门左右，“光祖宗而耀间里”，是何等的风光。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孙状元贤未第时，尝梦金甲神人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孙贤梦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梦寐以求及良好的自我感觉，还反映了当时科举成功者所得到的礼遇：黄旗插门。　　插旗于门，满门荣耀，表示对于寒窗苦读者的报偿和嘉奖，也表明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这种喜庆方式被长久地沿用。可惜的是，那些并不曾苦读的人，靠了钱财，买得身分，也照样门悬黄旗以炫耀，使得这种喜庆方式泥沙俱下。明代《野获编》引《觚不觚录》：　　士子乡会试得隽，郡县始揭竿于门上，悬捷旗。至申吴门拜相，地方官创状元宰辅以揭其门，谓为异事，不知近日此风处处皆然。富室入赀为中书舍人者，及诸生冒摩纳准贡生者，皆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每入城市，弥望不绝。南宫报得鼎甲及庶常者，另植黄竿，另张黄旗，比乡会加数倍。　　应考的读书人，乡试、会试榜上有名时，门上揭竿悬旗报捷。富有的人家花钱买得官爵功名，秀才纳捐取得贡生资格——付银子，换“学位”，也都“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旗虽多，已是真真假假的了。朝廷传报得中状元、榜眼、探花及庶吉士者，要几倍于乡试、会试的数量，插黄色竿，悬黄色旗。“每人城市，弥望不绝”的旗子，形成景观。旧时河北《新河县志》记：“通显之家，门前立石起旗杆，乡人又多恭颂匾额，气象雄壮。”所反映的则是乡镇间的景观。　　“倒楣”一词也出现了。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讲到俗语“倒楣”的来由：“明季科举甚难得，取者，门首竖旗杆一根，不中则撤去，谓之倒楣。”这名落孙山的“倒楣”，实在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是不走运的事。　　为何称“倒楣”，似稍显费解。如果结合《水东日记》“黄旗插门上，有状元字”，以及《觚不觚录》“揭竿于门上，悬捷旗”，并将这些记述理解为也在门楣上插旗竿——请注意，旗竿与旗杆是有区别的——那么，将落榜者未能“悬捷旗”于门楣之上，称为“倒楣”，其“倒”倒是同“楣”沾边的。　　明代人造出“倒楣”一词，大约还受到唐朝杨贵妃故事的影响。唐代史学家陈鸿《长恨传》描写杨贵妃得玄宗宠爱，杨家沾光，荣华富贵，“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俟矣。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并录下颇能反映社会舆论的“当时谣咏”：“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还有：“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资治通鉴》记此为：“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生男本该欢喜的，喜什么？喜男儿能争个功名，光大门楣。杨家有女初长成，一下子弄得整个家族显贵荣华。于是，民间不无嘲讽地唱“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随着故事与民谣的流传，门楣同功名求取、门第荣耀紧密地联系起来。　　门上楣，门框上端的横木，具有支撑门户的作用，又是挂门匾、署门额的地方。门楣硕大，则门户壮观。因此，仅就门楣的建筑结构作用来说，门楣的塌倒也是不顺心、不遂意、不走运、不吉利的。　　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将建功立业的孜孜以求，表达为光大门楣、改换家门。无杂剧《薛仁贵》讲的就是这些。剧开始，薛仁贵志在从军，对父母说：“孩儿学成武艺，智勇双全，若在两阵之间，怕不马到成功。但博得一官半职，回来改换家门，也与父母光彩些……”剧结尾，真的实现了“改换家门”。《薛仁贵》最后的台词是：“降丹诏全家封赠，改门闾荣耀非常，若不是徐茂功辕门比射，怎显得薛仁贵衣锦还乡。”这唱的正是封建时代人生理想。　　　　9．柴门与衡门　　　　古典文学作品里，同高门大户、朱门彤扉相反衬的，是蓬门荜户、柴门柴扉，是衡门即民间所谓“光棍大门”，是挂席为门。社会分为阶层，这是反映；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反映于门户。　　杜甫逢离乱，成都流寓一草堂。当年建的是茅屋，曾被秋风所破。后人纪念这位诗圣，立祠宇，再不是占地一亩、茅屋一间的规模，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屋瓦鳞鳞。然而，在这堂祠之间，柴门一座，也被列为主要建筑。那柴门的功用，实在在于象征意义。　　《礼记·儒行》形容小官吏的生活：“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筚门，荆竹编织成门；圭窬，门旁穿墙如圭形；蓬户，编蓬为户。儒者的品行，就在这简朴的生活中，安贫自守，得到体现。　　柴门蓬户，可以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是贫贱者的住处。这样的门脸，不起楼，不列戟，门左无阀，门右无阅。平头百姓以此为居，习以为常。　　然而，有时却偏偏有达官贵人居柴门。后汉的杨震为官清廉，对趁夜黑叩门行贿者，曾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拒贿名言。关于他的府宅，《后汉书·杨震传》记为“柴门绝宾客”。这“柴门”二字，便不是闲笔。　　事实上，若是有点“来头”，有什么家世、什么履历的人进出柴门下，就难免生出些说法。比较著名的，是《晋书·儒林传》里面的话，叫“清贞守道，抗志柴门”。明代《艺林伐山》说，“诗人多用此，‘柴门’二字原出于此”。　　柴门，被作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品行情操，高风亮节，入诗入文。当然，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汉书》上讲，汉中之俗“蓬户柴门，食必兼肉”。食不可无肉，却并不怎么讲究门面，民风如此，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与“抗志柴门”不搭界的。　　以柴门标榜“儒行”清高，这同在传统文化中颇有影响的《韩诗外传》有些关联，请读书中这一段文字：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钳而表素，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拄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跟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以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　　“无财之谓贫”。《韩诗外传》描写原宪之贫，着笔于他的居住条件和服饰。其屋门“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很是简陋；可是，原宪并不因此而自卑，他自恃精神世界的富有。《史记·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发迹前穷得叮当响，家居陋巷，挂破席为门，门外却多有长者车辙，有人就此判定会鸡窝飞出凤凰来。挂席为门的陈平，门户寒酸，却怀治国之才。原宪的言辞，陈平的事迹，体现着一个古老的话题：清贫不碍品行才华，矮门小户藏君子，出能人。　　鉴于这种观念，同时又由于柴门不事修饰，具有返璞归真、接近大自然的情趣，与隐士风尚相合拍，柴门为古代的归隐者所乐道。陶潜有言：“翳翳柴门，事我宵晨”。他的《归去来兮辞》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陶渊明写到了衡宇——横木为门的简陋房屋。　　衡，指衡门。《诗经·陈风·衡门》：“衙门之下，可以栖迟。”朱熹释：“衡门，横木为门也。门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为之。”《汉书·韦玄成传》，韦玄成佯装病狂，不愿承袭爵位，其友人上疏：“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颜师古注：衙门，谓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所居也。这衙门，东北乡间称为“光棍大门”，很是简陋。依《汉书》所记，韦玄成并没有能安居衡门，还是做了高官。可见“抗志柴门”，着个“抗”字，不是虚用。　　出入衡门，衣着随便，被用来渲染远避仕途者生活氛围。《晋书·外戚传》：何准为穆章皇后的父亲，其兄何充“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何）准散带衙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肩而已”。“散带衡门”以其生动形象的表现力，传为成语。唐代杜牧《送陆氵夸郎中弃官东归》诗：“少微星动照春云，魏阈衡门路自分。”魏阙，以宫禁前的阙门指代朝廷；井以栖迟衡门来称代弃官者的去处。“魏阙衡门路两分”，两条不同走向的人生道路，用两种不同的门来表示。而这两种门，早已被赋予远远超过其物用价值的文化含义了。　　“衡门”“柴门”“柴扉”，成为古代诗文的高频率用词。描写清贫可用它，它还被用作清高的象征，用作隐居的、不仕的标志——尽管隐士未必真隐于柴门之内。这样一来，本来挺好的形象，被用滥，甚至生出陈腐之感。元代时，终身隐居未仕的吾丘衍，对此有一段评论，写入《闲居录》：　　晚宋之作诗者多谬句，出游必云“策杖”，门户必曰“柴扉”，结句多以梅花为说，陈腐可厌。余因聚其事为一绝云：“烹茶茅屋掩柴扉，双耸吟肩更捻髭。策杖逋仙下山去，骚人正是兴来时。”或可为作者戒也。　　在一定的条件下，词的使用会发生泛化乃至虚化的情况。门户必曰“柴扉”，未必都真的住柴门，诗里这样写，倒不是有意骗人，而是借用“柴门”为符号，或表示心迹，或自标清高，或用为自谦。　　说到自谦，熟语中有“蓬荜生辉”，多用作谦词。“蓬荜”即“蓬门荜户”的省语，字面意思是，草和树枝为材料的门户——局部代整体，用以形容清贫人家的简陋房屋。然而，对于“得兄光顾，蓬荜生辉”之类的客套话，大可不必较真，去指出人家并非蓬门荜户，因为那是用“蓬荜”来称代自家陋室；当然，也没有人会站出来说，他家不是陋室是华屋，因为人家称“蓬荜”，是自谦的用法。　　传统文化形成古人的一种心理，君子固穷，称穷而不夸富，安贫乐道成美德；这种心理又同自谦及客套融汇在一起。古典诗文里，“柴门”之类成为常见词，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10.花门柳户猖妓家　　　　花门柳户娼妓家，社会的一种病态的畸形怪物，在语言中留下了“门”的“户”的印痕。明代《说略》：“门户二字，使院名也。”门户人家即指娼家。　　这类词语还能举出一些例子。如：　　私门，指暗娼。《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　　半掩门，暗娼。也指不贞，清代《乡言解颐》：“谓妇人之不贞者曰半掩门”。　　市门。《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市门，妓院的代称。倚市门，即倚门卖笑之谓。　　百楣门(木呈)。(木呈)，门槛。明代朱有燉《神仙会》第一折：“躲离了七真坛院，撞入这百楣门程。”　　风月门庭。元代杨景贤《刘行首》第三折：“休占风月门庭闹”。　　花门柳户。明代康海《王兰卿》第一折：“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人妻，不强如朝云暮雨花门妇。”又：“谁想这妮子情性贞良，全无花门柳户之气。”花门、柳户都指娼家。还有“柳户花门”，元代马致远套曲《青杏子·悟迷》：“柳户花门从潇洒，不再囗，一任教人道情分寡。”　　批把门巷。唐代王健《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批把花里闭门居。”后来称妓女所居为“批把门巷”。　　语言是社会的聚焦镜头。封建时代，一方面把阀和阅树在门前，门第门阀，显示家族的荣耀；一方面又造就花门柳巷，藏污纳垢，做社会的污水桶。前者系着男人们的功名利禄，后者系着女人们的血泪屈辱。等级社会里的社会不平等，在这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
第三节　城门——社会活动的特殊空间　　　　1.巍巍城门楼　　　　朱元璋打天下，谋士朱弁献计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城墙。中国古代城市，周边围以厚厚的高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若是都城，城中又有森严的宫墙，将君王宫殿建筑群围成更为封闭的空间。城墙是阻隔，宫墙是阻隔。居于墙内的人需要以墙体做为屏障，对城墙或宫墙之外表现出一种戒备。然而，这并非作茧自缚。城中的居民，宫里的帝王，并不圃于墙的封闭，因为墙体还有门。城门对外开放，实现着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交通往来。城墙加城门，它们分割与通联空间的意义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城郭之郭，象形文字写做“囗”或“囗”。两字中部的圆形部分，表示城墙围起，如城的平面图；两字上、下部分，表示城门上加筑的楼台，如城门的立面图。城门建楼，对于城池守备具有实用价值，可驻兵卒，可供瞭望。同时，门楼高高，也壮观瞻。　　据《周礼·考工记》，周朝制度，都城要辟十二座城门：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十二”，被古人视为“天之大数”。城门取数十二，正应十二辰之数，而十二辰是具有神秘意义的。　　城市的平面为正方形，四面各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又有三个门洞。城里的主要街道或东西向，或南北向，直通这些城门洞，形成经纬交叉状。这样一来，城中干线道路与城市的出入口衔接一体，城门不仅同城墙互为依存，还做了道路塞、行的卡口。这成为历代尊崇的古制。宋代聂崇义《三礼图》将这一形制描画得规整匀称（图55）。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古代的城墙，不管是夯土筑成，还是包砌砖石，通常都很厚实，以求固若金汤。与城垣的浑厚体量相适应，城门自然也是高大的。汉代长安城，每面设三个城门，每个城门开三个门道。《水经注·渭水》：“凡此请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考古发掘汉长安霸城、宣平等四个城门，每门三个门道，居中门道宽7.7米，两侧的门道宽81米，门道之间相隔4.2米。城门之上建有重楼，城门整体巍峨壮观。汉代班固《西都赋》写长安“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是计数准确的写实之笔。　　城门，俗称“城门楼子”，其重楼高耸，体量庞大，确是一座楼。城门上的高楼可以望远，称为谯楼。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十八回，描写区超人晚上点起灯来，“批了五十篇，听听那谯楼上，才交四鼓”。计时的鼓角、更点也在谯楼上吹打。　　城门既用来御敌于城外，也用来辖制城内，那笨重的大门，开开阖阖，伴着几千年的朝代兴衰，载负着多少升平与战乱、平淡与离奇的故事。　　　　2.出入交通　　　　华夏早期城市的空间布局，可以举为三大构件，即宫、市、门，后者为城门。先秦名著《管子·大匡》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周礼·地官·司门》，城门守卫者要负责启闭城门、检查携带物、征税、应时到节地祭门、迎宾，等等。　　城门最主要的功能是出入交通。人来车往，城门下辙印深深。《孟子·尽心》说，这难道只是几匹马拉车轧出的吗？　　倡导“兼爱”、“非攻”的墨翟，对于城门功用多有研究。《墨子》一书存“备城门”等篇章，除了战时退敌守卫城门外，还讲到了平时的城门治安防范。《墨子 ·号令》说，城门黄昏关闭、清晨开启，应击鼓为号令。大鼓设在守城主将的大门里。黄昏击鼓十声，各个城门一律关闭。犯禁的行路人，要抓起来审问。“有符节者不用此令”，符节是特别通行证。晨鼓响时，各个城门的守门吏自官署取出钥匙，打开城门，再将钥匙交还。城门打开了，“诸城门著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查验往来行人的凭证。　　城门之禁是冒犯不得的，比如讲，曹操的五色棒就煞是威严。《三国志》开卷说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初试锋芒就是管理四个城门。你看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汉灵帝宠幸宦官蹇硕的叔叔夜行犯禁，在五色棒下丢了性命。结果如何？“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顿匠令”。宠臣们虽不舒服，却奈何不得。可见城门那些五色棒，悬得在理，犯禁棒杀也是没有可什么也挑剔的。当时城门之禁的力度有多强，这个例证可以让人触得到软硬的。　　当然，曹操悬棒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后世效法，未必成功。《隋书·刑法志》记，北齐文宣帝曾“令守宰各设棒”，后都官郎中宋轨上奏：“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于是此事废止，撤了棒。　　古代的都市生活，是圈在城垣里的。城门控制出入，像是阀门，制约城里的，同时也就影响了城外的居民。城门开开关关，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为城乡生活节奏的调节器。为了在同一时刻开启城门，通常击鼓为号。因此，我国的许多古城里建有鼓楼。如《水经注·湿水》记：北魏神瑞三年，平城内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世谓之“白楼”，“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这包括城门的开关。　　《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城“南门置鼓，东门置梆，北门置锣，西门置钟，有警则击之”。鼓、梆、锣、钟，四门各异，便于区别，这是为了在兵临城下之时报警所用，与晨开昏闭的鼓作用不同。　　城门的启闭闻鼓为号，在平常是守时的。但一遇变故，城门便不再守常。唐传奇《无双传》描写当时一次政变，有些场景着笔于城门：　　一日，（刘）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谓（王）他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马忽)，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囗，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矩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　　因发生了变乱，运财物出长安西门——开远门的王仙客要换一身衣服，混出门去。长安各城门午后便提前关闭了。当时，朝官刘震想从南门——启夏门出城，被人识出，滞留在城门。到晚间，被叛乱者的兵卒追获。半夜三更，城门忽然打开，手持刀枪的兵士呼叫着出城门，去搜捕逃官。总之，时局****，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此时，城门这一特殊的场所，真的充当了反映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城郭有门，门设卫兵把守，这就具备了关门抓人的条件。《淮南子·人间训》，“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阳虎眼看自己出城无门，欲举剑自刎，有个守门人放他逃出城门。自然，事后要追究所守门人的责任。　　明嘉靖年间，洛阳的伊王典模为了强夺民女，竟“将河南府城四门尽闭，遍索人家子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有余，尽纳府中，留其妹丽九十人，其余悉令具金取赎”。这简直胜过剪径的强人、砸明火的土匪、绑票的歹徒。他可以令城门四闭，肆意抓人。此事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三○。　　如此黑暗腐朽的统治，该来结束它。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之际，“李岩复造童谣，唱云：‘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穷民云霓亻奚后。” 这个著名的农民起义军口号，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开门，打开城门。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城内人可以有几种选择：或闭城拒守，或开门迎降，或开门遁去。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进军中，这几种情况都遇到了。“开门迎闯王”的情形很是不少。　　说过非常时期，再来说日常出入城门的规矩。明代陆容《寂园杂记》谈及出丧过城门和空棺进城门：　　南京洪武门、朝阳门、通济门、旱西门，皆不许出丧。北京正阳门无敢出丧者，余皆不禁。大明门前，虽空棺亦不许过，各门空棺亦不许异入。尝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阙西，买棺阙东，已而不得过，乃从北上门过，绕宫墙而至其家。亦有带寿梓上京，知有禁，寄门外而止。古人入国问禁，良有以也。　　关于北京的城门，老话有“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这实际上说的是这座古城的三套周边系统。其中，“皇城四”指大清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的出入口，四门连成古城的核心层次。“内九”门，即明代叶盛《水东日记》所言“九门：朝阳、东直、西直、阜成、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这九门，南面三座，其余三面各两座，围成又一四方周边。这九门，对于当年的京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时有个要职叫“九门提督”，为掌管京师警卫和九门门禁的高级武官。这九个城门名称，在如今的地名称谓中保持着极高的使用频率。“外七”，西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这七座城门，处于与内城相连的外城。七座城门南面三座，东西各两座，形成拱北之势。　　内九门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似乎各有了“分工”。朝阳门内多粮仓，是粮道。东直门是柴道，通行运柴炭的车辆。阜成门离京西门头沟最近，运煤车走此门。西直门是从玉泉山进城的近路，成了运水车的入城之门。自古军旅走北门，所以安定门为出征之门，班师回朝进德胜门。崇文门是酒道，当年佳酿美酒多从涿州等地运来，要走南路，运酒的车进步安门，再到崇文门上税。清代《听雨丛谈》：“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曰务上。”那时京城卖酒的招牌写“南路烧酒”，意思是上过税了。清末杨柳青年画有幅《秋江晚渡》画面有酒幌，上写着“南路”“于酒”字样，即反映了这种情形。宣武门居西，西属金，主杀，菜市口行刑，死囚由此门押出。至于悬着“正阳门”匾额的前门，就不必说了。在那时，这一座座城门，就是这样为居住于宫里的人物、为生活在城内城外的民众，各有用途、各具特色地充当着交通往来的出入口。　　　　3．四门告示　　　　城门一开，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人流熙攘，正是发布信息的好地方，比如，古时官府贴告示。　　《墨子·号令》：“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这是说将出入城所要遵守的若干条款，制定为章程，公布于大街、高台和城门处。　　居延汉简：“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庚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候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告示贴在市门，也贴在城门。　　元代杂剧《包龙图智勘后庭花》的落幕戏，案情大白，有台词：“……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便着写榜文去四门张挂，喻知我军民……”这当是反映了古代“广而告之”的常用形式——四门告示。　　古代甚至还出现了“游门”之说，借城门的公众空间，游街示众。请听笔者慢慢道来。　　明代末年，在太和县当县令的吴世济，汇辑他在崇祯七年和八年写的公文，名曰《太和县御寇始末》。所言之寇，指从陕西挺进河南、江北地区的以闯王高迎祥为盟主的农民起义军。书中言及“游门”。　　崇祯八年正月，“寇急”，县令发《分信守城》，分兵把守县城北门、东门、小南门、大南门、西门。吴世济领亲兵一百名，往来五城门提督策应。城门的开闭，安排为“五门除南二门、西门照常垛闭外，其东北二门止开半门，以便讥察非常”。瓦片砖块，挑运上城，“以备抛打之用”。到了正月十六日“流寇伤败远去”，二月初三日连发两纸《开城申饬》。先示“北门已开，凡城内外居民人等，一切搬柴运米各项行走，通取北门出入，不许仍在各门缒程上下，违者以军法从事，并治守门人役”；又示，凡进北门者，要经东门吊桥转过北门，盘洁明白，方许赴北门奔走。四天后，再发告示：　　流寇之去无多日，开北门以便往来同薪水。值此寇患初夷之日，门禁不可以不严。如有盘诘不答应，答应不明白，指东话西者，坐门官自擒治不贷。再有倚恃势要强梗不听事者，密切报县，飞签擒拿。轻者重责枷示，重则以军法捆打，插箭游门。　　且不评论当年太和县的风风雨雨。只说当城外起义军兵临城下之时，城内的守城人拼死守着四面五门；当围城兵退去之际，城门张贴着严肃门禁的告示。如有冒犯门禁者，处罚的措施也在城门地带——“插箭游门”。游街是一种身心的惩罚。这里又生出个“游门”，受惩罚者被人捆绑着，押解着，背上插着箭，在城门前行走示众。　　告示和游门，前者为周知，后者要示众，两者都利用城门一带的区位特点。　　　　4．属于大众的“传媒”　　　　城门可以说是古代“大众传播媒介”之所在。因是属于大众的“传媒”，也就很难总是被“城门告示”所占领，做官府的“一言堂”。　　统治阶层的不同见解，有时会借这一特殊场合散布开来。　　春秋时，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伐楚奏凯，是大功臣。后来，吴王夫差伐越，打败越王勾践。伍子胥谏：“越王为人能吃苦，不可留后患。”吴王不听其言。其后四年，吴王将伐齐，伍子胥谏：“越国是吴王的腹心之病，不宜伐齐。”夫差不听忠言听谗言，赐剑迫伍子胥自杀。《史记》记，伍子胥死前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见越寇之入灭吴也。”伍子胥所忧成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忠臣忧国，千古传诵。元代杨帧《城门曲》写越王勾践灭吴：“谍报越王兵，城门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门月照人青。”　　为表示对于国家的一种忧患意识，伍子胥发悬国城门之愿。他的见识，他的挣言，并没有人去而声暗，至今民俗端午吃粽子，仍存纪念伍子胥一说。　　城门挂冠，汉代人的作为，则反映了对于时局的洞察力。《后汉书·逢萌传》：王莽杀子，逢萌对友人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于长安城东都门。归家，带家人泛海去辽东。这逢萌，人穷志不短，精通《春秋经》，并非等闲之辈。他挂冠于城门，以特殊的方式，向大众出示了自己的宣言。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盖州刘璋听从张松的话，欲迎刘备入蜀，“漳主薄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刘璋手下的黄权向刘璋陈述利害得失，刘璋听不进去；王累为了表示忠心进谏，将自己倒挂在盖州城的大门上，希望以此促使刘璋改变主意。选择在城门上，不外乎两条，一因城门为一方安全所系，二是城门为公共活动空间，便于形成舆论。　　出入城门的平民百姓，也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老百姓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要借城门的区位优势，发布一些什么，那往往是不鸣则罢，一鸣甚至可以惊人的。周密《癸辛杂识》记，“束元嘉知海陵，醋禁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姓束的地方官严厉禁醋，引起不满，城门上出现了“束手无措”四个大字，——“措”与“醋”，你说是束老爷手中无醋呢，还是捆尽百姓手才能禁了醋？选这四字成语实在高明，书写的地方又恰如“新闻发布会”，禁醋的官老爷该品品“醋”的滋味了。　　城门处由于交通往来的环境特点，还在许多时代成为商肆聚集的地方。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京城汴梁的繁华景象，长长的画卷如摄像机拍下的长镜头，从郊外村树推移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向城里街市，图卷中画了巍峨的城门楼子（图56）。出入城门的，有挑担人、骑马人，有骡马车，有骆驼队，人流熙攘。城门下沿街两旁排满了商家店铺，道边还有货摊。　　当代学者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引《鸿一亭笔记》：“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讲的是如今北京前门商业街的渊源。该书还谈到明时开封城角门外、大门下是摊贩集中的场所。　　这样一来，城门处不仅出入往来行人多，而且行的人还可能停下来，购物、娱乐、吃饭、住店，做为信息传播的公众空间，城门口更是锦上添花了。
第四节　看门者与守关人　　　　1．“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汉代《风俗通义》的一段佚文，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拥有了两个“版本”。其一是：“俗说，司门尉姓池，名鱼，城门火，救之，烧死”。另一引《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回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见”。　　淘水灭火，池水尽而鱼遭殃，这是后一个故事。前一故事则大不同，说是有人奋勇灭火，以身殉职，此人名叫池鱼。池鱼的岗位就在城门，他是司门尉。　　社会公共生活的需求，产生了城门建筑，社会分工也就为“司门”立了项。司门，《周礼》地官之属，负责守卫京城十二门。　　司门的职责是，掌管钥匙和锁，开关城门；查验携带物品，征税；城门栓着备用祭祀的牛，负责喂养；岁时祀门的典礼；迎宾。　　汉代设城门校尉，主管京师城门十二所，并设城门候十二人。以后，隋称司门郎，唐宋称司门郎中，明代也曾置城门郎的官职。清代设九门提督，主管京师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朝阳、阜成、东直、西直九座城门的内外门禁。　　　　2．贱士守门　　　　《吕氏春秋·音初》记，夏朝的君主孔甲外出打猎，遇大风，避入一民宅。那人家刚得一子，有人说这孩子将来必大吉，有人说这孩子必有大殃。孔甲带走那个婴儿，说：“让他做我的儿子，看谁敢使他遭殃？”孩子长成人，却被劈柴斧断了足，只好去做守门者。东汉《论衡·书虚》引述了这个故事，并说：“守者断足，不可贵也”。　　瘸脚人守门，曾是一种常例，古籍屡见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囗者守门”。囗通刖，断足。同书《内储说下》有故事，齐国的中大夫夷射在齐王那里饮醉了，出门时，倚在走廊门口的“门者刖跪”向他讨剩酒，夷射喝斥：“叱去！刑余之人，何事乃敢乞饮长者？”可见醉大夫的鄙视。刖跪，受过刖足之刑的人。《晏子春秋·杂上》：　　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晏子对曰：“……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辞禁之，是君之福也……”　　齐国王宫的守门人，见齐景公带着后妃出宫门，便上前阻止。守门者也是“刖跪”。齐景公觉得受到了羞辱而不视朝。晏子去说，刖足的守门人都能直言，这是国君的福气呀。　　刑残之人守门，《汉书·刑法志》记为“昔周之法”，始于周朝；并载：　　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囗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别者使守囿，……　　诸刑之中，“杀人者囗诸市”是死刑。唐代颜师古逐一注释说：墨者，“墨，黥也，凿其面以墨涅之”，让受过墨刑的人守门，曰为“黥面之人不妨禁卫”；受过劓刑的人守关，“以其貌毁，故远之”——“劓，截鼻也”；宫者使守内，宫刑是“男子割腐，妇人幽闭”，受宫刑的男人“人道既绝，于事便也”，所以守内； “刖，断足也”，让刖足的人看守帝王的园囿之门。受过墨、劓、宫、刖刑的人，分别去守门、关、内、囿，初见于《周礼·秋官·掌戮》。《礼记·祭统》说： “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郑氏注，谓夏、商之时。　　看来，刑人守门是始自周代的事。这类守门守关守园囿的差事，着眼于行刑之后的罚。其实质，是一种人格的污辱。　　对待守门人人格的不尊重，清代《扬州画舫录》卷六有则材料：以盐务暴富的人竞尚奢丽，“有喜美者，自司阁以至灶婢，皆选十数清秀之辈”。这是选漂亮妞守门；“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为出风头，不择手段，门前专用丑八怪。守门人持镜自照，丑得不够，就“毁其面以酱敷之”，如此立于大门前，谁能说不是景观？只可惜，这是社会的病态景观。　　　　3．好厉害的守门人　　　　刖跪者守门，《晏子春秋》描写了一个敢于直言批评齐景公的人，被晏子誉为“君之福也”。福的对立面是祸，却也难免。祸人者，《韩非子·内储说下》有一例：　　齐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饮于王，醉甚而出，传于郎门。门者刖跪请曰：“足下无意赐之余沥乎？”夷射曰：“叱去！刑余之人，何事敢乞长者饮？”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别跪因捐水郎门囗下，类溺者之状。明日，王出而诃之曰：“谁溺于是？”刖跪对曰：“臣不见也。虽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诛夷射而杀之。　　这守门的刖者，讨剩酒遭到喝叱，便寻机报夏，说那位醉大夫的坏话，把他自己倒的水，说成是夷射撤尿，又说得很策略。国君偏听偏信，开了杀戒。借句方言，这个守门刖者可不是个“善碴”。　　守门人的称谓，单一字可称“阍”，如《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双字者多得很，如门丁、门上、门人、阍人、门子，等等。清代梁章短《浪迹续》考证“门子”：　　今世官廨中有待僮，谓之门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礼》：“正室谓之门子。”注云：“此代父当门者，非后世所谓门子也。”《韩非子·亡征篇》：“群臣为学，门子好辨。”注云：“门子，门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