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爱情中的博弈，我是万般不情愿的，因为我是相信世间真心真情的人，十分不喜欢在任何情意中做利益权衡
在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概念是偏好和效用。所有商品存在的原因都是因为它对人有某种效用，但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商品的需要程度可以不一样，同一个人对于不同的商品需要程度也不相同。也就是说，效用是一个极其主观的东西，全在于个人内心的感受。
爱情并不是有形商品，当然也不是无形商品，因为它根本不是商品。但它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讲，却存在效用。这个效用用爱情术语来讲，叫幸福。它的分布函数是连续的，从绝望、痛苦、愉快、快乐到极度的幸福。我想因为失恋而自杀的人，一定是爱情带来的负效用达到了极大值。我曾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位手捧玫瑰的女孩子，微微地沉思，微微地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之中，像天使一样圣洁美丽，我想那一定是因为爱或者被爱的极高效用。哦，对了，我曾善意地数过，那些盛开着的美丽花朵共有11朵。
爱着的人脚步轻松，面带笑容，仿佛全世界都幸福得要飞起来。他的心只有十八岁，不管他有多大的年纪。这就是爱之美丽，如果庸俗化了，那就是爱之效用。这效用如果不能用绝对的基数来衡量，那也可以用序数来比较。极度幸福的感觉并不容易得到，这个境界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到过，只有极少数人偶然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文学总是不知疲倦地歌颂它。
对于一般商品来讲，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爱情的边际效用曲线却类似于抛物线的形状，先上升，然后下降。开始的时候，一个微笑、一个问候、一个拥抱，都让人快乐得想飞，却总嫌不够。再多一点，再多一点，一分钟不见就难以忍受。然而，不知从哪天起，它开始淡下来。太多的甜言蜜语就嫌烦了，一点一点地凉下来，达到曲线的低点。
为了抵抗这种下降，爱着的人会有不自觉的反应，比如找茬吵架，比如互相伤害，越是相爱越是厉害，但却加速了这种下降。真是望洋兴叹呀！所以最完美的爱从来都不是要花好月圆地走向洞房，而是在高潮时戛然而止。或许是因为什么原因意外地分离，或许是因为一方以极其强大的克制力离开对方。这是永远值得歌颂与怀念的。虽然离开了爱人会带来极大的痛苦，爱的效应一下变成负极值，但存在于记忆中的却是最美好的时刻。因为它无法被超越，所以就永远美好。
但所有的人都希望与相爱的人守在一起，哪怕平淡一些也好，于是爱情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从产生到这个转型阶段，甚至在整个过程中，爱情的变化都与信息有密切关系。
信息是经济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尤其在新古典范式发展的后期，它简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是交易中信息完备，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使市场达到均衡。然而后来的经济实践表明，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这就意味着信息是不充分的，而在交易双方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
爱情发生之初，首先是信号或信息的传递。比如长发意味着温柔，明亮的眼睛揭示纯洁心灵，健美的身体传递旺盛的生命力。在网络上，通过文字来传递许多关于美及爱的信息，写一首赞美的诗，写一些深情的句子等等。但这只是爱情产生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是，这些信息的传递是不充分的。比如见过一面就消失的背影，他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做你所不知道的事情，说你所不知道的话。为什么一转身就开始想念？就是因为你多么想知道他在你没看见没听见的时候在做什么。有多少刚陷入爱河的恋人都在电话里问：“你在哪儿？在做什么？”
这种由于不了解而引起的向往、幻想、轻微的嫉妒，对于爱情来说简直就如同酿酒的酒曲一样妙不可言。你太喜欢他了，就连他身边的一棵树也要嗔怨。凭什么此刻在他身边的不是你，而是那棵树呢？
由于信息不对称，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总也不能达到均衡，总有一个人更想念另一个人多一些，这个人就处于信息的劣势。他对对方总有更多的幻想、更多的不了解，处于一个信息更加闭塞的环境中。而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却可能因为年长、经历丰富、知识渊博而对对方的心情更容易掌握，所以就显得更从容一些。在这种不对称信息局面下的交往可以衡量出真情与否来。如果信息占优势一方真情流露，他会愿意尽量公开信息，通过种种方式向信息劣势一方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报告自己的行踪，买一个小小的礼物来表示他的情意。反之，他便会利用信息优势玩平衡，恶劣的人会利用信息优势骗取感情甚至谋财害命，但这种极端的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这种博弈，将在后文述及。
爱情是世界上最为感性的东西，如果加入理性的博弈，必然有利益的权衡，这会给真爱的一方带来痛苦。这种状态也说明，要不就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相爱”的境地，要不就是已经背离了爱之巅峰状态。
有一种例外，那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从小到大熟悉彼此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痛楚，不会产生太过强烈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静态均衡其实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这总有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发生，比如有一个更为神秘更为陌生的第三者出现，他可能由于还来不及传递更多的信息而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均衡的前提变量发生改变。新的均衡结果究竟是什么？那将是一场极其艰辛的博弈过程。究竟是哪一种力量占据了上风，全看你内心深处的真爱有多深刻。
在现代意义上，人们解决爱情中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信号传递与信息甄别两种模式。前者如在媒体上做征友广告，后者如参加电视台主办的相约星期六之类的节目。都是为了增进双方了解，节省信息搜寻的成本，这既包括时间成本，也包括物质成本。为什么现代人什么都要快餐，就是因为时间价值太高了。陪太太逛商店比给她3000块钱更难。
真心相爱的人会倾其所有，把内心深处的秘密告诉你，甚至把自己密室的钥匙交给你。回到感性世界中，我们又想到了那句老话：爱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然而，心灵的空间对于个人与爱情来说都必不可少，这就有了另一个问题：囚徒困境。
说一千道一万，信息交流对爱至关重要。爱是需要表达的，你不说谁知道？然而，说多了，又怕成了“因为不了解而相爱，因为了解而分开”。这真是一个难题，该如何是好呢？看来仅仅有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理性上场，进入某种博弈模式。
说到爱情中的博弈，我是万般不情愿的，因为我是相信世间真心真情的人，十分不喜欢在任何情意中做利益权衡。但是这却还真值得一说，我先讲几个故事：
一对年轻人深深地相恋了，可女孩子的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说，如果你们俩非要在一起，我就不认这个女儿了。那么这个女孩子该怎么办呢？在恋人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何其难哉！在这场父女之间的博弈中，最优的均衡结果是什么？一般来讲，如果真的相爱很深，那么和恋人结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为什么？因为父亲的威胁是令人怀疑的，他不会真的不认这个女儿。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老舍的《骆驼祥子》里虎妞的大智大勇来。
一般来讲，初恋与热恋中的人很少有博弈。一切的关心、爱护、思念、忧伤都发自内心，没有盘算，不计得失。用爱情术语来讲，叫情不自禁，叫身不由己。有相识一个星期就结婚的恋人，其后终生不渝，就是这种情况的典范。真心相爱的人不用脑子思考，而是用心思考。听说相恋极深的人常常会有心电感应——有时哪怕是隔着一世。对于这个，我是宁愿信其有的。
当博弈发生时，爱情已进入低潮阶段。当一方的情感渐渐淡漠，另一方会感到莫名焦虑，为了挽回渐逝的情感，他会采取各种策略。博弈当中有参与人、信息、策略、行动、收益几个要素，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当丈夫有了外遇时妻子的反应行为。
不同的策略和行动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的会将感情挽回，有的会连自我也失去。原因何在？我以为还是在爱本身，如果不仅仅是出于敌意和报复，而是出于真爱的话，她所采取的对策可能会是为了爱人好，而这样的策略似退实进，无论爱人回心转意与否，都会获得幸福，自己也会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保留一份尊严。如果爱人的心也曾充满爱情，那么爱情就可能经住考验，走向一个新深度。不过，在经济学中，假设人是理性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爱是利他的。我不由得又一次叹息，博弈中可见真爱，而事实上真爱是多么罕见！
博弈中有一种零和博弈，说的是一方的所失正好是另一方的所得，其典型的例子就是赌博。在爱情博弈中极少有零和博弈，要么是双赢，要么是两败俱伤，所以都是非零和博弈。比如看电视的时候，男孩喜欢看足球，女孩喜欢看芭蕾，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会带来很大的乐趣，最后他们的选择会是一方迁就另一方，而不是各看各的。说到这里，所谓的理性博弈离不开心理感受，离不开主观效用。均衡结果究竟是什么？全然在于最终的支付函数，而最终的支付函数是由爱的程度决定的。
当最初的狂热过去之后，爱之博弈时时处处发生。聪明人用脑子，笨人凭直觉，爱着的人用尽感情与智慧。博弈的性质也在渐渐发生变化。一生长着呢，重复博弈培养了爱人的信誉，他和她不再轻易撒谎了。一生长着呢，日久天长的相处使得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渐渐变得完全和对称了。博弈渐渐失去了它的用处，老夫老妻的，一举手一投足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还用苦思冥想什么策略？正所谓“你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要做什么”。
常看到电影里爱情故事的结局，或者合谐地相处，或者平和地分手，再无激烈的斗争。那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是说爱成熟了，但是也平淡了。要么是走向亲情，要么是走向陌路。
我忍住了不叹息。
谈及《万科》周刊，已不仅仅是以往双周一刊的概念，而是周刊文本与网络论坛共存共荣的状态
2000年，处于快速发展的万科在网络热潮的推动下，全面启动网络建设，以推进企业相关业务的网络化，改进流程、提高效率。《万科》周刊作为万科企业品牌形象的有机组成之一，经过8年的发展，以推广“企业视角、人文情怀”为己任，在宣扬万科企业文化理念和着力反映万科企业发展变迁轨迹的同时，也逐步超越了传统企业内刊的视野，生成了特有的品格。以财经和人文稿件为主的纸质版《万科》周刊，在内容上已具备了公开媒体出版物的特质，但每期不足万份的印数使得《万科》周刊的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而网络无边界、易复制、低成本的特性，恰恰为《万科》周刊向企业界、新闻界、财经界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正其时，万科集团信息化管理已推行四年有余，局域网的框架已基本成形，根据当时的网络发展状况，将《万科》周刊网站放在这个平台上，无需在硬件上过多投资。由于新住宅运动的推行，各地发展商在借助中城房网开展信息共享、集中培训、联盟采购、联合开发、共同融资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对话空间，在思路和操作层面上予以进一步厘清，《万科》周刊作为新住宅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单靠双周一刊的速度已不能及时反应当时的变化，在万科高层的大力支持下，周刊找到了建设网络社区的合适时机。
2000年下半年，万科周刊网站进行了页面的重新设计和功能改进，并对论坛进行了合理的分割。经过两年半的经营，形成了以“王石Online”、“经济人俱乐部”、“建筑视野”、“新住宅运动”、“爱乐在线”、“笑谈股金”、“大雪冷饮”、“思想评论”、“游山玩水”等为核心构成的24个论坛，写作社区聚集了210多位作者。以论坛和写作社区精品文章为主构成的《新万科》电子杂志，摆脱了《万科》周刊纸质版出版周期较长的弊端，利用网络低成本复制、及时互动的特点，使《万科》周刊的影响力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扩散。
《万科》周刊论坛媒体化，实为向网络媒体演进的过程，目前仍在发展之中，我们在归结周刊网站获得阶段性成功的因素时，有几点不容忽视。
王石亲自担任“王石Online”版主，吸引了一大批新闻界、财经界专业人士聚积于此，起到了极强的号召作用。建站初期，周刊网站名声尚微，网友登录周刊网站更多是出于对万科董事长出任周刊论坛版主本身的好奇，周刊网站人气也从此时开始见涨。
充分利用《万科》周刊现有资源，推进论坛建设。作为企业形象网站之一，周刊网站创建时不可能遵循当时网站建设的操作模式，耗费过多的资源。万科周刊充分利用8年来的积累，邀请了特约撰稿人和与周刊保持密切联系的各界人士出任论坛版主。他们掌握的信息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具备很强的网络影响力，在话题引导和聚集人气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周刊论坛获得成功的关键，正在于“筑巢引凤”，引进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专业人士，才逐渐形成了理性、建设为主调的讨论氛围。
周刊网站的定位随着网站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网站创建初期，周刊网站定位于《万科》周刊文本的补充和电子化载体，并为宣扬“新住宅运动”服务。但随着论坛话题的区隔，在各论坛互动下，周刊网站也慢慢具备了网络资讯媒体的特质。精品话题在一段时期内呈几何级数增长，周刊对此的反应相当敏锐，顺势推出《新万科》电子杂志。从2001年6月开始，周刊各论坛常有精品帖子进入《南方周末》每周的“板砖爬行榜”前十位，周刊论坛注册用户从当初的1万个增至现今的4.7万个。
周刊文本、论坛的良性互动。周刊论坛的迅速崛起得益于《万科》周刊积累的诸多资源，论坛形成气候之后又丰富了文本，使作者群日趋多样化，财经与人文话题更为多元化。
像《万科》周刊文本393期专题“新兴大企业病”，催生了“职业经理人沙龙”论坛；“经济人俱乐部”论坛关于“薛兆丰、汪丁丁学术之争”、“海盗分金”的话题讨论，经版主和周刊整理后也陆续刊载于周刊文本上；而“建筑视野”论坛关于旧城改造话题的讨论，也促使周刊成功策划了410期专题“城市的记忆”，同样在读者群中引起较大的反响。
从内容构成上看，现有写作社区和论坛中的作者同以往的作者群形成了一个颇具活力的团体。以往的赵晓、钟伟、郭梓林、王安依旧频频出手，近年来涌现的北北、王怜花、缥缈、文哥、秋风、大诗、扬州雅痞等一批新进撰稿人带来了鲜活跳跃的风格，已为《万科》周刊开拓了有别于传统的风格。谈及《万科》周刊，已不仅仅是以往双周一刊的概念，而是周刊文本与网络论坛共存共荣的状态。
从根本上说，周刊网站的生命力，根本在于依托万科这个企业实体，无盈利要求，因此有机会营造出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供周刊与论坛版主充分施展。创办于2000年初的台湾全网络报纸《明日报》号称一年内打垮所有传统纸质媒体，结果于一年零三个月后财政亏空倒闭，而周刊网站由最初单纯的企业形象宣传网站一步步具备网络媒体的特质，不能不说得益于此。
正是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的等级性和继承性差异，使得中国人口出现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事实不平等
回顾一下“知青下乡”和“盲流进城”的强烈反差是个令人心酸的事情。当初多少父母泪眼送子女到贫瘠的农村去，那一片荒袤的土地及其困苦似乎本就不属于文绉绉的知青。这样的无奈最后只能留给20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那饱含同情和愤怒的笔触和随时合上的书页。
转眼而过的近20年，又有多少父母用忧伤的目光送充满梦想的子女走入茫茫城市，而钢筋水泥的丛林和霓虹灯似乎并不欢迎这些不速之客。人们用俯视乃至鄙夷的态度对待这些从农村流浪进城的人们，这种态度从“盲流”一词上尤显露无遗。
为什么我们将一些青年到农村视做受难，又将另一些青年到城市视做非份？难道这些青年天生是两个种群？城乡之间，因为户籍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鸿沟。我们稍稍瞥一瞥身边，就能发现令人悚然的东西。
稍稍一瞥，看到媒体报导“农村人”也可以报考公务员了！古代犹且学而优则仕，为什么有才华的农村人不能和城里人竞岗公务员呢？一些城市在招工的时候，也注明了只招有城市户籍者。不仅如此，有的行业还将原本在企业中打临时工的农民硬性辞退，说是为避免他们和城里人竞 争工作岗位，为减轻再就业压力云云。甚至在国家的统计口径中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城镇人口失业率，农民被天然地排除在失业人口之外！
稍稍一瞥，看到近年来很流行的“遣返”一词。城里人到农村是畅通无阻的，而农村人一旦要进城，光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不行，还另需要“暂住证”——如果没有，那么即使你在城里清清白白地安分守己地做人，也会被遣返。早些年在上海苏州河岸一些桥洞里，总有些农村流动人口搭建的小棚子，他们总要被强制送回户口所在地。第二年他们又来了，还在老地方，搭上同样的小棚子。在北京，他们被糊里糊涂地塞进汽车中，拉到郊县先劳动后遣返则几成惯例。为什么中国城市对于农民就只能是暂时居留的驿站而不是家园呢？
以户籍来限制人口的流动甚至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是件悲剧性的事情，但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些学者认为我们不能在“非黑即白的框子里考虑”，“落后的农村”也有其好处，他们不但有新鲜的空气和未被污染的水，而且能享受团结、互助、信任和安全，而“发达的城市”却到处都是防盗门、防盗网，还有无处不在的的犯罪。那么，请这些学者到无污染的农村去永久性地体验他所赞美的生活如何？
中国的户籍制度如何演变到如此地步？
其实古时候的中国公民始终处于自由迁徙时期。苛严的户籍制度先河开于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规定从农村迁往城市，须持有城市劳动机关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中的一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高墙构筑起来了。
“文革”以后，尽管出现了一拨知青回城潮，但关于控制户口迁徙的规定并没有丝毫放松，诸如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结婚后应该在农村务农，子女的户口也落在农村等规定陆续出台；城乡间，小城市和大城市间的户口迁徙都被严格禁止。此后，尽管户籍制度有些微松动，在等年份陆续做了少许修订，但对农村居民而言，高墙依旧，春风难度。
为什么户籍会带来如此深厚的隔膜？原因就在于户籍不仅仅代表一种人口管理方式，还代表一种人口的生存状态，户籍曾经有其极高的“含金量”。单纯从人口管理的角度而言，户籍制度无非就是“家庭登记制度”。但中国的户籍制度不单单起一种户籍登记的作用，还依附着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福利和权益，例如就业、医疗、住房、物价补贴，乃至受教育权等等。户籍制度如同人生而被打上的分类烙印。
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相对于“乡下人”来说有许多“优越性”，“城里人”可以凭城镇户口分发到“购粮本”，凭“购粮本”买到一定数量的平价粮，还可以配发一定数量的油、肉等票证，而“乡下人”就没有这些花花绿绿的票证。有特色的市场经济时代，户籍仍代表着“城里人”就业和再就业的优先权，代表着可以至少享受三条低保线，月工资800元以下还不用缴纳所得税，不用像农民那样怕税费这个那个无底洞和巧取豪夺。在北京，有无户籍还可能影响到你能不能购买全球通手机号码。正是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的等级性和继承性差异，使得中国人口出现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事实不平等。
黑格尔说，激情在前面打打杀杀，而理性在背后沉默地收获着。要送别户籍制度，关键之处在于削减依附在户籍之上的“含金量”，而不仅仅是“农转非”就万事大吉。就此角度而言，“盲流”应该被视做先知先觉、勇于作为的农民群体。
城乡间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巨大差异近20年来并没有缩小。1980年，城乡人年均消费分别为496元和178元，到1990年变为1686元和571元，到2000年变为6796元和1927元，差距始终维持在三倍左右，而这也正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异幅度。如果扣除掉农民纯收入中包括的实物折合部分，农民获得的现金收入就更加有限，而这些现金收入又高度依赖“非农业劳动收入”——即进城打工所得。农民要么进城务工自救，要么安于贫穷。
而“盲流”们正是无意间试图推翻城乡高墙的先行者。他们“带来的问题”，例如城市周边农村的迅速贫民窟化、城市就业岗位的冲击、在城市谋得稳定和长期职业的城市“农村人”群体、大量进城务工者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迫使“城里人”的管理者不得不放弃对城里人的情有独衷，折衷地考虑兼顾和正视这些问题的途径。即便暂时还看不到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企业从事同一项工作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工资和福利等待遇方面“一碗水端平”的可能，但至少原先倒扣的碗开始被正过来了，这就足以令人欣慰。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富裕，不是靠被束缚在土地和农村，也不是靠离乡不离土的城镇化，而是靠不断流入城市，不断冲击和剥蚀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含金量”，直到户籍的含金量和人口自由迁徙的成本相接近为止。或者说，农民的出路恰恰戏剧性地在于“非农民化”。
幸运的是，户籍制度虽犹存，但已悄悄地被剥蚀着，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也在悄然变化。在1980年，中国城乡人口比例是19：81，到1990年为26：74，2000年为36：64。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乡人口比例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的结果。给予户籍制度致命一击者，正在于不断冲刷户籍“含金量”的举措，正在于城市不断接纳来自农村的公民。从这个角度而言，像目前广泛流行的“蓝印户口”，像北京市分ABC三类的“北京市工作寄住证”等等，听上去虽然令人不快，却毕竟在农村户和城镇户之间暗修了流动的羊肠栈道，是可以忍受的。相反，仅仅覆盖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却通过所谓“保障”重新给大中城市户籍注入了新的“含金量”。如果某种保障或福利以一个人是否拥有某城市的户籍为依据，而不是与某人先天的智力和体力状况、其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特征相关，那么这些举措就是不堪忍受的。
中国近几十年所出现的急剧社会变迁，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从世界和中国历史与现代的经验看，人口自由流动和迁移程度高的国家往往充满活力。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计算过，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中期阶段，1/4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中国也正承受着每年数亿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不管一国有没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乃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然权利。
即使在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就规定了“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1939年解放区根据地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十分注重对迁徙自由的保护。1954年《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绝非历史的天然，而是短暂的人为。如果考虑到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条约中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其实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承诺了公民自由迁徙自由定居的权利的合法性。
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告别了将公民划分等级的城乡户籍制度，什么时候，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告别户籍？
万科20岁了！
过去的19年中，许多满怀理想与激情的年轻人汇聚到万科，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万科今天的光荣——我们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
19年来，万科人的不懈努力，给了我们一个坚实的平台：
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行业；
一个开发主流住宅的专业化发展方向；
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品牌；
一种全国性思维、本土化运作的跨地域发展模式；
一套阳光照亮的体制；
一支汇聚了行业内最优秀人才的团队。
感谢为此做出过贡献的所有同事；
感谢他们为今天的万科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感谢他们创造了让我们可以引以为傲、共同分享的荣耀。
已经取得的光荣属于历史，我们更应该展望未来。
今天，我们正处于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所期待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问一问自己：
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应该为理想做些什么？我们能为后来的万科人留下些什么？
20岁的万科，满怀梦想和追求，富有创造力。我们正是这样一群追梦人——我们自信、骄傲、创新、进取、永远年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希望看得更远，胸怀更伟大的理想。
20岁的万科，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我们告别少年的孱弱，拥有了强健的体魄。臂膀更有力，步伐更稳健。
20岁的万科，正在走向成熟——告别青春期的焦虑躁动，拥有了更健全的心智；我们的梦想比过去更清晰，追寻理想的意志更坚定。
万科的20岁，是最可塑造的年纪。在前行的路上，还会遇到风风雨雨。市场、客户与对手，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要善于学习，勇于迎接各种挑战和变革。在逆境中取得过成功的万科，在顺境中将取得更加辉煌的突破。
20岁，意味着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资格梦想光荣，更有实力去成就理想。
做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领跑者、创造健康丰盛人生——这就是我们20岁时的共同理想。这一成就将由我们亲手去建筑。
五年后，万科的年销售额将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那时，我们，和我们的后来人，将可以展翅翱翔，去追寻更高的理想！
我们永怀理想与激情，我们持续超越自己。
为了理想，前进！
（周刊系列评论之四十六）
毕业了，在万科开始自己的卓越职业生涯，在紧张充实的工作中享受健康丰盛的人生
生活中我们时刻都会面临选择。如果把人生看作一段路程，那么选择就是这条长路上的分岔口，踏上这个方向就意味着放弃另一条路上的风景，而且几个关键路口就足以决定最终的结果，一念之间可能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生活方式。
在毕业时节持续的选择和被选择中，在众多必然和偶然因素的作用下，我最终走进了万科。这就如水晶城的广告语所述：“生命中有这样一种缘分，争不到，等得到”。
一种等来的缘分
在毕业的抉择时刻，我选择了就业，在对自己简历的厚度感觉良好后，就和兄弟们一起结伴游荡在各类招聘活动中，在拒绝和被拒绝中“痛并快乐着”。
面试机会多的同志被称为“面霸”，虽然我有诸多不足，但好在有一些亮点，有幸成为了一个小型“面霸”。今年的形势是“天妒英才”——不是每个企业都勇于并乐于承担风险，接受托福640、GRE2250、专业课成绩排前列的学生。这也导致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不是要调整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压力，而是要处理屡战屡败所带来的信心危机。
2002年冬季，万科来到校园，看见印着“卓越职业生涯从万科开始”字样的海报赫然醒目，忽地心里一动，于是上万科集团网站转了一圈，初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的真面目。然后按要求开始了应聘流程：在线职位申请——招聘会——认知能力测试——初试——复试——录用通知。第一步便是网上填写“在线职位申请”，表中的各个问题几乎囊括了大学生活的各方面。于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伴着煦暖的阳光，我在填表时细细回顾了一遍大学生活，也因为这份申请，令我重拾起很多已淡去的片段。
万科的工作效率很高，在招聘会结束的几天后就公布了参加认知能力测试的名单，很遗憾我不在其列。不过我们专业的主要出路是到中东、非洲、东南亚、南美负责国际承包商业务，因此我也没太在意，努力尝试并不等于一定成功。
出乎意料的是，10天后我接到天津万科的电话，通知我有成本岗位待聘，如有兴趣可参加面试。于是，12月18日上午9点，我穿着前一日才准备好的面试行头赶赴考场。由于之前被拒，所以根本没考虑能否成功，面试在友好的气氛中变成了半小时的自由交流，直到结束仍意犹未尽。
毕业前的最大压力在于前途未卜导致的不踏实，心里似乎总有什么放不下，伸手却又摸不到。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的出路，可是对将来却一无所知。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12月24日平安夜，带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我对好友慨叹着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出路在哪里。转眼到了12月25日圣诞节，上午10点左右，我在学校外，突然手机响了，号码显示“万科”。那时的心情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反正我打算按“接听”键时过于激动误按了“取消”键。电话再次响起，天津万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已发了《录用通知函》，让我查收回复，并补做认知能力测试，准备体检。我散着欢一路飞车回校，天空豁然开朗起来，在10分钟的路途中，我又接到另两个单位的面试通知。这真是一份难忘的圣诞礼物！
一周后，中建国际和另一家单位的录取Offer也到了，但此时我已做出了选择。之所以最终有幸来到万科，我觉得就是一种等来的缘分。
就这样被征服
7月3日，我带着离别的感伤和对万科总部的好奇来到深圳参加新动力培训。之前我曾向去年的新动力打听过，想明白这个培训到底是什么东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结果一提起来， “老动力”们一脸沉浸于幸福回忆中的表情，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挺好的，正式工作后可就没这好时候了！”。
新动力培训的内容和形式确实很丰富、很有趣，基本上是学生时代感受不到的。这对刚进入社会的毕业生有着极大帮助，确切说是在迷茫中给我们指点了职业生涯的方向，在从学生到职员的过渡期展现思考问题的职业化思路，在刚进入企业时加深对企业文化的认同，使我们增强了与万科职员之间的契合度。作为职业生涯开始的一小步，这对我的将来有着深远的影响。
和以前的老动力们一样，培训开始后，毕业时的感伤很快被冲淡了，首先是总部人文主义氛围的感染和各个部门的关心，使我在积极、轻松、合作的环境中被带动；其次是新动力伙伴们都刚刚迈出校门，我们很快打成一片，在培训中共同努力；最后当然就是因为充实、丰盛的培训安排。
三周培训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我的第一印象是从爬山开始的——早就知道万科有个爱爬山的老王，也曾加油助威，但实在没想到爬山对意志来说竟有如此之大的考验。在东西冲海岸线的石堆中穿行，好不容易走过一道弯，结果发现前面还有更大的一道弯，刚爬了一个小时我就抬不动腿了，汗流浃背，虽然有大伙的鼓励，但这种体力严重不支的感觉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能顺利完成这段旅途，撤退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继续往前。这个念头支撑着我不停地往前赶，最后竟然追到了领队，才知道别人并没领先很多，也并不比我轻松，差距只在一念之间。大伙儿回到大巴上时，都已疲惫不堪，唉，应该在“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上再加一句“不到万科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回首往昔，新动力培训潜移默化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怎能忘记第一次到总部时的心情——初次看到这朴素而又饱含生命力的建筑，想到这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充满期待而又稍带少许忐忑。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什么在等着我呢？总之，这里将是我起航的地方。
怎能忘记总部同仁——深圳7月的晴朗是阳光照亮的，前辈们让我们感受到了阳光带来的温暖。是他们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热心无私的帮助，让我们这些新人可以尽快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是他们的欢笑和鼓励帮助我们在培训之初就早早进入状态，更快地“万科化”。从他们身上，我们不只学习到技能，更多地感受到万科的良好氛围和职业经理的素质。可以说榜样的力量让我们在开始职业生涯时就有了理想的目标。
怎能忘记拓展训练的胜利墙——一天训练下来大家已精疲力竭，但面对4.5米的毕业墙仍是毫无惧色。仍记得那热烈的场面：甘当人梯最下层的兄弟们，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时的齐心协力，几名胖子终于被胜利送到墙上时集体爆发的欢呼。尤其当最后一名同学被拉到墙上时，那种欢腾源自心底，带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再想想刚看到拓展项目时对自己的怀疑，担心拖集体后腿的心情，但最终在团队支持下我完成了。这就是拓展的收获，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不要让“做不到”的声音充斥自己的心灵。如果认为办不到，就想想拓展中的胜利墙吧。
怎能忘记课堂培训——在培训课程中，讲师们重视同学员之间的交流，学员经常要回答问题或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新动力分成四个组，组与组之间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这时思维的火花经常发生碰撞。在别人的表述中，我惊奇地发现思维的多样性和想像力的丰富。例如在将青蛙和香烟联系起来时，有的人想到吸烟就是亲吻青蛙王子，让人拍案叫绝。这就是收获——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要因自己的思维达到瓶颈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和自己一样，而应多注意他人的思维火花。
怎能忘记踩盘行动——在以小组为单位的踩盘行动中，如何完成任务是由自己确定的。从搜集资料、考虑报告提纲到“隐姓埋名”去实地勘查，再到请教前辈、汇总信息。在整个过程中，每一刻都会有新想法，每个成员都尽心尽力完成自己负责的工作，眼看着最后的报告越来越完善，心里有说不出的欣喜，但即使自认为完美了，在同事的指点下也会发现颇多不足。工作总会有提高的余地，用心就会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当看着工作越来越趋近完美时，成就感是难以形容的。
怎能忘记新动力学员的生日Party——新动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五位的生日是在培训期间。我们是亲近的伙伴，怎能忘记这样的大事？第一位同事的生日Party是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密谋产生的，当夜里12点有人把他带到福田党校招待所的天台，眼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场面——张张笑脸、生日蛋糕上的烛火、一首合唱的生日歌，还有一箱金威啤酒。此时此刻我分明看到他眼中的泪花闪动。于是Party的形式确定为把酒谈心式，中间穿插几个自发的节目，怎能忘记那一夜的欢声笑语！正如一位学员在自我发言时的感慨一样：毕业了，没了那些要好的同学，我特难过，但是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有了你们。
怎能忘记分赴一线前的离别时刻——即使是清早踏着晨曦离去的兄弟，也不会感到离别时“众人皆睡我独醒”的寂寞，因为大家强忍着联欢后的疲惫，早早起身已准备送行。怎能忘了这一刻热情的拥抱、真诚的微笑、挥动在空中的手；怎能忘了这段值得铭刻的日子；怎能忘了关心我们的前辈们；怎能忘了淡淡伤感之外心中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总之，无论身后的脚印是深是浅，都是我们一起走过时留下的真实印痕。
怎能忘记这个名字——万科新动力！虽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籍贯不同、母校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但却有着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每当眼中、耳边、脑海中闪过“新”、“动”、“力”这三个字，嘴角总会在不经意间闪现一丝微笑，因为这是太美好太难忘的一段回忆，是梦开始的地方！如果明年有毕业生向我询问：“新动力培训是什么样的？”我也会拍着他的肩膀，充满怀念地跟他说：“挺好的，用自己的眼睛去总部看看吧！”
万科是一艘大帆船，在顺风的海面上自由游弋，奔向愿景汇成的目标，身后跟着数不清的帆船、小木船甚至独木舟。要保持领航的位置，就需要大量的好水手提供行驶的动力，同时水手们也随船一起飞快地前进着。人心和船向越一致，万科前进的速度越快，也越平稳。新动力就是心和船向一致的新水手，技能虽然还不够熟练，但是和这艘船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这是第一次出航，自己的第一艘船，值得珍惜。
弹指一挥间，万科已容纳了四届新动力，每一届的毕业生们都带着幻想，带着尚未褪去的学生气来到万科。学校用了四年时间教给我们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新动力培训指引我们更快更好地融入企业的环境。即使是干将莫邪，也必须经过漫长而踏实的淬火锻造，在忍耐寂寞的旅途中成为不同于普通刀剑的稀世珍宝，新动力培训就是职业生涯第一块磨刀石。
在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中，我来到万科。我喜欢这种“为理想去实现”的生活，和各届新动力同事的憧憬一样——毕业了，在万科开始自己的卓越职业生涯，在紧张充实的工作中享受健康丰盛的人生！
“好的表述”是一种稀缺品，而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恰有利于鼓励好的表述更多出现
一天，有位朋友对我讲，经济学已经被推翻了。把我吓了一大跳。
“是真的吗？谁推翻了经济学？”我问。
“是心理学家。经济学建立在‘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假设基础上，而心理学家通过科学实验推翻了这个假设。”
噢，我知道了，原来他是在谈普林斯顿的Daniel Kahneman教授以及乔治大学的Smith教授所做的工作。这两位教授因为行为心理学实验的成就，被授予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过，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并不认为Daniel Kahneman教授和Smith教授的工作推翻了经济学或者能够推翻经济学。在我看来，也许只是理解和解释的问题罢了。
我承认Daniel Kahneman以及Smith的研究非常新颖、有趣，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更多的东西，并启发我们对经济学的思考，但我决不认为他们的研究与标准经济学教科书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个标准的心理学实验是这样的，心理学家召集一群人让他们想像一种情况：如果一种可怕的疾病暴发，可能有600人会因此死亡。现在有两种治疗方案可供选择，A方案的结果是200人肯定可以得救。B方案的结果是1/3的机会600人全都可以得救，2/3的机会连1个人也救不了。结果大部分受实验者都选方案A，也就是偏向于肯定的方案。而如果这种假设从死亡的角度来描述，结果就会不同，当被告知一旦方案A被采用，400人会丧生，而方案B被采用则有1/3的机会没人会死，2/3的机会600人会死亡，这样更多受实验者就会选择方案B。也就是说，实验表明，在负面情况要出现时，大部分人会倾向不肯定的方案。
完全相同的选择机会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就使得人们做出不同的决定，这一点让心理学家感到很兴奋，也让我们感到新鲜有趣。而走得更远的人则因此得出结论：人的行为是无逻辑，不理性的，从而意味着经济学的被推翻，“他们的选择与判断不能与经济学的理想模型相吻合”（Daniel Kahneman语）。
不过，在我看来，心理学家可能对心理学知道得太多，对经济学知道得又略少了些。而我的朋友呢，对心理学和经济学了解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过快地得出了经济学被推翻的结论。
在我看来，上述的实验只能证明人们的选择“不合逻辑”，却不能证明人们的行为不理性——我这里所谈论的“理性”，当然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此谓之理性。
在上述实验中，关键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么一点：人们不仅仅对于正确的答案作出选择，同时也对好的表述作出选择。同样正确的答案，表述更符合人们口味的相对于表述不太符合人们口味的更容易被人们所选择。
为什么“偏好导向”的选择看起来不合逻辑却符合理性？关键就在于人们的时间是有限的，稀缺的时间是经济人作选择时面临的一大约束。假如时间不稀缺，经济人尽可以从从容容地考虑来考虑去，权衡来权衡去，琢磨清楚究竟哪个答案带来的利益更大，并且最终告诉你：这两个答案其实是等价的。
但问题就在于，经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譬如朝露，来日无多。而在匆匆忙忙的时间之旅中，却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大堆劳心的事，这使得经济人用过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件事，去不计时间地做“逻辑”选择成为一种不经济、不理性的行为。所以，经济人理性的一大表现恰恰就在于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他总是用最少的时间去作出一项选择或决策，而当他这样选择或决策时，他将不仅用“逻辑”，而且用“偏好”和“口味”所决定的感觉。
在上述实验中就是这样，经济人用脑子去思考哪个答案在逻辑上最优，同时还用感性去判别何者最优，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选择出逻辑和感性综合最优的结果。
好比说，答案的正确为十分，答案的表述良好为五分，经济人当然选择总分15分的那个答案。
事实上，经济人作出选择不仅符合个人理性，甚至对于社会来讲也是最优的。其妙不可言的一点就在于，“好的表述”是一种稀缺品，而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恰有利于鼓励好的表述更多地出现，淘汰坏的表述，由此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率的“表述市场”，刺激人类文明的进步。
翻读古书，我们将看到，“好的表述”自古就是稀缺产品，价格高昂。譬如，当年汉家迟暮的美人被皇帝冷落时，得用千金请大才子司马相如出山，写《长门斌》献上，才赢得失去的爱情——除了购买司马相如的“金言”外，皇后娘娘与皇帝老儿的“恩爱”难道还有什么“逻辑”的不同吗？
再往下翻书，我们会看到中国晚清有一位叫曾国藩的家伙，此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会表述。比如，他会在“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两个逻辑上完全等价的词中选出“屡败屡战”呈献给他的主子，结果他的主子不仅不因其“屡战屡败”而砍了他的头，反而因其“屡败屡战”而大行犒赏。
所以古人有“朝三暮四”的成语出笼。猴子们对“朝四暮三”的分配方案怒不可遏，却对“朝三暮四”的分配方案乐不可支。说的是猴子，其实中国人心知肚明：那是在说人呢！
走笔至此，我们不能不感到中国人的“伟大”，这个故事对于人性洞察何其深刻。要说行为心理学实验，中国人实在是老手，都玩了几千年了。曾文正公的“败战”游戏岂不比Daniel Kahneman教授玩得更早、更高、更真实、更专业、更加惊心动魄？
是费尽心机的曾文正公不理性，喜怒无常的皇上、老佛爷不理性，还是愚昧的我们看不透其理性的深不可测？
中国当然并非特例，偏向于“好的表述”乃天下人性的共同点。譬如在古希腊，“表述市场”甚至更加重要，并且总是大行其道。教授雄辩术在当时不仅可赚得衣食无忧，凭滔滔雄辩还可猎得富贵荣华——也许雄辩者竞争的不只是真理和逻辑，而更多的是表述的魅力（参加过辩论赛的人对此体会最深吧）。
真理是朴素的，逻辑是灰色的，学问是艰深的。但人们偏偏喜欢用美丽装饰真理，用生动包裹逻辑，用简约来代替烦琐，用平易来代替晦涩，这对于时间稀缺的经济人来说实在是最理性不过的选择，惟独如此，人类才有可能以最少的时间、最短的人生做最多的事业。
今日之世界，“表述市场”变得更加庞大，“好的表述”产品的定价更高。比如在美国，惟有滔滔不绝、巧舌如簧之士才有可能问鼎总统宝座，而语言笨拙、表述不清的人难在美国的政治市场上扬眉吐气——哪怕他讲的道理、政策、主张与能言善辩者完全一致。这恰恰说明美国人是最讲效率的经济人。而在商场，最典型者如风险投资市场，为说服投资者拿出大把的钱来，有时不是产品，而是“表述”才成为交易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商品除了内容外，还要包装？为什么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强调包装，越来越依赖于广告？其原因皆在于满足人们对“好的表述”的需求。今天的商家，估计很少有人敢说自己的商品好，就可以不管包装、不打广告的。两个性能、质量完全均等的产品，仅仅因为包装不同，就可能在市场上胜负迥异。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消费者“不逻辑”，但我们不能认为消费者不理性，并以此推翻伟大的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
事实上，Daniel Kahneman对于他的心理学研究更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行为心理学研究对经济学的挑战说：“它挑战了以前传统的理想模型，而这种传统的模型是强加给读者的。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否定经济学，由于深层的结构原因，它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完全扫荡经济学。”而以笔者之陋见，Daniel Kahneman等人的研究只是细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认识，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挑战都谈不上。
——安藤忠雄的建筑艺术
透过建筑的工作，现在的我，或许还是持续在旅行的途中，从许许多多的相遇中，感受种种不同的刺激，在漫长的思考过程，我深信将可以走得更深更远，迈向创造之旅的远方。
——安藤忠雄
安藤忠雄生平
出生于日本大阪
自修建筑学，游历美国、欧洲、非洲
创建安藤忠雄建筑协会
安藤忠雄教职
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安藤忠雄获奖情况
《住吉街道住宅（东屋）》 日本建筑学会年度奖
《洛科住宅》 日本文化设计奖
芬兰建筑协会“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奖
日本教育部年度奖
《洛科山礼拜堂》 每日新闻艺术奖
《Kidosaki屋舍》吉田五十八奖
法国建筑学院建筑学金奖
大阪艺术奖
美国建筑学会荣誉会员，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阿诺德·W·布鲁纳纪念奖
丹麦卡尔斯堡建筑学奖
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
或许，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一个关注心灵的普通人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对混凝土架构、实墙、玻璃等材料的使用，对空间和光线独特深入的见解，让他在20世纪创造出众多令我们难忘的建筑。在他的建筑面前，人们往往在观看的同时，保持一种难以言传的静默，正如理查迈耶的评价，“安藤创造的静谧空间，与往往充斥着扰嚷嘈杂的现在生活，恰恰形成对比。厚重的混凝土墙面中，光线切出一道道长条缝隙，将徜徉其间的人们围绕在恒久与稳定的感觉之中”。
他对建筑的理解超出了同时代的很多人。在作品中，安藤建立了一种与自然之间的独特关系，他把空气、光线和水这些元素带入建筑空间，并让这些元素唤醒我们对自然的感应。在他看来，建筑是一门发自心灵的艺术，唯一可以解释它的，就是人的心灵和对美源源不断的渴望。
反观现代主义及其不满
安藤的建筑艺术从对现代主义的反思起步。作为一个关注心灵的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坚守着作为建筑师而特有的坚韧意志。他一直在竭力控制建筑进程的每一个步骤，包括设计与建筑的所有阶段，甚至包括居住者穿越建筑的运动过程。
对一个参观者而言，参观安藤的建筑作品往往意味着放弃自己所有关于建筑学的预先设想，转而接受安藤的世界观。在对一个人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的绝对控制中，安藤犹如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所不同的是，观众在此并没有消极被动地接受某个具体的画面，而是用自己整个人的身心去和建筑沟通。同安藤的建筑对话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它召唤着智力的运用，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现象深深地印入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并驱使着我们随之共鸣。
共鸣的特质使安藤的建筑同其他当代建筑区分开来。这是人进入神圣处所时的共鸣，在此，个人记忆决非先决条件，处所自身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这一对处所的感觉，这一无时间性的感受，正是安藤对后期现代主义的卓越贡献。安藤的建筑艺术决不能脱离现代主义来考察，他的全部事业都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他采用现代主义的材料、语汇以及关于建筑能够影响社会生活的信条，以此抨击现代主义对功能主义的狂热赞赏。在运用进行抨击的特殊语言时，安藤总能颠覆它的意义并展现自己有力的选择。
尽管安藤宣称他只是在补充现代主义所抛弃的东西，然而他的真实动机却更加具有颠覆性。安藤试图从根基上削弱甚或摧毁现代主义。尽管说他的工作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修正，然而他的工作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则意味着那种自觉再现的建筑物正面、历史主义以及它们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安藤尝试着在建筑的结构中去反思建筑自身的本质，以此取代功能主义。
在他的奈良竞赛参赛作品的入口，安藤提出了一个计划，使他的作品在精神上更接近作品的日语名称“奈良市民大厅”而不是已经明确界定其功能的英语翻译“奈良会议大厅”。在这一先前已有的日本铁路侧卧于旁的不规则四边形地带，安藤放置了两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室内楼梯，它们由半个破裂的蛋壳连接起来，它那网状结构犹如一只高尔夫球或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圆顶。建筑的楼梯通往种满花草的走廊，安藤打算让它二十四小时开放。三个具有多种用途的大厅被掩埋于巨大的楼梯之下。无疑，安藤有关奈良市民大厅的设想是要创造一个聚会的空间，而对特殊功能的关注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
在安藤京都火车站设计竞赛参赛作品的入口处，功能的意义再次被掩盖或是显得更加透明。车站繁复纷杂的多种功能——仓储区、婚礼礼拜堂、餐馆、酒店、还有运动俱乐部等等都被置于两扇有如门球游戏中的“大门”之间。这两扇门由一段公共走廊以螺旋下降的形式联结并统一起来，一如古登海姆博物馆的内部空间。如风景画一般美丽的种满樱桃花的梯田将会出现在站台上方。上述孪生大门的开放性，使得因现有的京都车站而隔绝的城市北部和南部在视觉效果中获得统一，安藤以此暗喻Rashomon——京都这一古代都城的一座大门，不仅仅是建筑……
人和建筑的共鸣
无疑，安藤作品的关键在于建筑同自然之间的联系，甚至他的反功能主义观点也植根于此。他深刻地意识到，对诸如气候控制之类不断衍生的舒适感的疯狂追求使得人类，至少是那些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中的人，开始有着各种各样远离自然的倾向。对安藤而言，建筑乃是中介者，乃是人同自然之间易碎的理性的掩体。作为一名职业生涯从居民建筑开始的建筑师，安藤总是不断地回到住吉街屋的意象，在那其中，他成功地在城市中创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使它的居住者能够直接呈现于自然之前。
在安藤的建筑中，自然是柔和的，同时，构成自然的种种元素都在建筑的整体呈现出一种更为彻底独到的“转译”，例如洛科礼拜堂，光束在其中融化了大块的混凝土墙面，使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安藤在竭力控制自身的紧张。我们怀疑安藤将会为了一种微妙的意味而抛弃当下的美，包括那令人陶醉的日本式的审美观。我们感觉到在某种程度上，安藤不再能忍受它，他渴望直接地遭遇自然，正如一位修行僧赤裸地立于冰冻的瀑布之上。他的作品包含着摩尼教式的二元分裂，似乎他在被推向光明的同时仍然站在古老的黑暗之中。安藤所说的Yami（黑暗）并非一般的阴暗，而是如同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所描写的那附在热气腾腾的汤碗上漆得光亮的盖子之下的、只可想象的小水滴。它是原初的尚未成型的黑暗，在飞鸟时代博物馆的基础之上的黑暗，它向虚空张望，张望三十米高的塔楼封闭的漆黑；或是下沉到熊本墓地博物馆令人目眩的深度，这一下沉伴随着史前的墓穴葬礼仪式。
安藤通过上述模拟向自然致敬。在他近期的作品中，那些传统意义上被看作建筑的东西消失了。这一点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佛教建筑“水御堂”。我们在其中见不到任何笨拙的结构矗立于大地之上。只有一条岩石铺就的小路，而两堵墙，犹如古老文明留下的断垣残壁，立在那儿，温柔而清晰的呈现着存在的意义。
安藤的作品无疑深受日本传统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我们应当意识到，安藤已经最大限度地放弃了日本传统佛教建筑的视觉象征，并由此达到概念上的抽象。
比如，安藤为日本佛教真言宗现存寺庙本福寺建筑的新主厅——水御堂，位于寺庙之上，可以清晰地俯瞰大阪沙滩。而大厅自身则置于一个巨大的椭圆型的荷塘之下。通往大厅的路途是曲折的。一条白色的沙石小径从现存寺庙身后沿着山坡蜿蜒而上，指向一段长而笔直的独立墙末端的开阔地带。第一堵墙后的另一堵墙追随着池塘弯曲的弧度并延伸开去。小径在两堵墙之间延续，随后沿着池塘边沿折回到笔直降下通往中心的楼梯。通往圣坛的路程将参观者带到一间水红色的布满柱子的大厅，一尊佛像被置于大厅的中心，背朝西方。一个单独的开放角落让自然光流射进来。每当白昼终结之时，日光使整个大厅充盈着淡红色的火焰，而立柱则在地底空间透下长长的影子。
在安藤原来的设想中，本福寺的中心并没有现在的佛陀金像与雕塑。整个房间都是空无，只有朝拜者和从窗户里投射过来的阳光。中心处是绝对的空——佛陀的隐喻，在他看来，存在即虚空。当日落时刻，最后一丝阳光铺洒在虔敬的朝拜者身上。这一刹那，自然的力量充塞着整个房间，它正是超升的时刻。这一刻，不是抽象的形象或雕塑，而是我们被唤醒到自身的光明之中即身成佛。
安藤作品对空间的体验不仅深刻地表达着他对佛教精神的独到理解以及对自然的体悟，而且呈现着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体验。在他的建筑作品中，对空间的生存性思考被质料化了。在此，建筑不仅仅只是材料堆积的客观存在，它是一种氛围、阴影中的光亮、虚空与意义、逝去的与将临的时间、幻想与记忆。这使我们发现，原来想象与可能也可能是建筑。
居住——世界中存在的本质
谈到安藤，我们还要谈到柯布西耶。柯布西耶重新创造了建筑艺术，同时将建筑带回到了建筑的根源。他重新审视了建筑、都市同其它艺术之间的关系，并为后来人提供了相当多的灵感来源。
在一些建筑师看来，安藤的观念和柯布西耶的某些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他们同样对于基本形式、几何还有光线呈现的样态有所共鸣。而且，他们都把建筑看做是一种流动的、具有演化功能的环境。并且，让人观看建筑或者身处在建筑之中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他们为之的“对移动的诗意的关注”，并体验到空间和时间的奇妙结合。
安藤的洛克山礼拜堂（Chapel On Mount Rokko）由两个立方体构成，每边长6.5米。这一设计的主旨在于从光亮到阴影的定向性，亦即光明与黑暗的对比。祭台径直置于前方，左面的墙因安置落地窗而半被掏空。透过这一窗户，人们能看见由混凝土墙封闭起来的绿地。连接窗户的柱子与横梁在地板上清晰地透下十字架型的阴影。椅子和祭台上的其他家具只是简单地由钢铁锻造而成，以此产生同整个空间的奇妙气氛。
正如建筑大师柯蒂斯评价安藤所说，“安藤算其中一个深化转化了柯布西耶教诲的人。超越建筑本身，而达到原则与意匠的层次。例如安藤对郎香教堂的解读，重点不是放在曲面形状上，而是在空间本身的概念——一个‘容器’充满了光线，而放射扩散影响到周边景观。这正是柯布西耶所提出来的，建筑应该被定义为：庄严华美、具有洞见、且准确无误地在光线中所足够的量体。诚然，安藤延续了这种精神，在已然改变的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
在安藤的艺术创作中，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生存论哲学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海德格尔成为安藤在创作和言述中唯一一位不断被提及的西方思想家决非偶然，我们可以在安藤以其作品对生存的空间条件的反思中印证这一印象。他一直关注对二战结束之后的本国建筑传统本质的探求，他对传统思想的深入理解却同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重新审视殊途同归。因此，安藤的作品生动地体现着对可视的思想的塑造，他以特定的、内在一致的日本语言和观念系统将空间性同时间性聚集结合为对生存的权威思想，正同生存哲学家对人的生存作为“在世界中的存在”的理解遥相呼应。人始终生存在与他息息相关的世界之中，而世界的呈现决不可能同空间性与时间性的观念相分离。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更将对存在和个人生存记忆的唤醒推进到对居住的危机的反思。居住被理解为存在的根本要素：“居住乃是存在的根本侧面，可朽的存在只有适应于它，才能是其所是（海德格尔）。”诗人荷尔德林则写道：“只有作为诗人，人才能栖居于大地之上。”而当安藤寻求日本传统中的感性时，他发现了一种诗性的空间思考，这一有关诗性本质的知识奠定了在时空中进行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安藤把对生存、空间、时间的追问提升到诗的领域，以他杰出的作品印证着西方现代哲人的断言：“居住乃世界中的存在的本质（海德格尔）。”
我们从安藤作品中对空间的非功能主义的理解出发，也可以追溯到他对自然和人的生存的深刻求索。安藤在对传统的重新解读中使他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对地方历史的追忆，它直接面对自然和人的生存自身，并因一种独特的空间感的应用而再次赋予现代主义以活力，正如他自己所描述：
“我看重文化的价值并试图对之进行创造性地发展。尽管我的建筑主要依赖于现代主义的结构方法和形式，但是我认为个别的区域、气候、季节条件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历史和文化背景一样。我希望在上述这些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创造建筑。”
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此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在1931年就职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北京万科说：“所谓大宅者，非谓有高墙之谓也，有地缘人脉之谓也。”
2003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周昆谈起要建的人文大宅，声情并茂，冷静从容。
这个文化大宅就是“万科BLOCK”，位置在北京西北的中关村……，这么说您可能没概念，换另外八个字吧：北京上风上水之地。
这个地方有两个皇家园林，其中一个于250年前由清乾隆皇帝始建，占地四千三百亩，先叫清漪园，后来叫颐和园，至今仍是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博物馆；另一个于300年前由清康熙皇帝始建，历六个皇帝150年苦心经营而成。它的水域面积就有颐和园那么大，陆地面积又相当于一个故宫，其中曾收藏无数奇珍异宝，囊括了天下名苑美景，西方人称之为“万园之园”，它叫圆明园。
这里是北京最像江南的地方，所以有一个湖名叫“昆明湖”，极言其秀丽明媚。毛泽东有词“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把这里的风光评在让元朝大画家黄公望倾心一生的江南富春江之上。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在万科BLOCK，可以远眺这个明媚之湖边上的颐和园标志建筑：佛香阁。
什么是地脉？地脉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你很难考据清楚为什么北京城会成为元、明、清三朝帝京，但是在长有新草的旧瓦楞里，在像岁月一样层层剥落的松柏槐杉的树皮里，在大水法厚重石块的流畅曲线上，在清华园西看过百年月色的荷塘边，在春风吹过圆明园福海上空的时候，你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帝京七百年历史的存在——它不仅仅是红墙碧瓦的皇家威仪，它还有厚重，有沧桑，有高傲，有才华，有风流，有欢乐，有心平气和地俯瞰天下的气势。这种感觉留在这个城市西北每一个细节里，每一个屋脊上，每一个季节，每一个人的微笑里。
国学大师王国维写颐和园之由来：“因治楼船凿汉池，别营台沼追文囿。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河水号昆明。”北京的风从西北来，水也从西北来。日月精华，风生水起凡七百余年，这里的山都变香了，叫香山。
清朝的皇帝在圆明园里复制庐山、蓬莱、桃花源、苏州园林这样的江南美景，甚至整个复制了杭州西湖，西湖十景一一在岸。或许可以复制得很像，但它和西湖的精神一定不同，因为这里是皇家的地脉，不是西湖的地脉。它会有山色空朦，会有水光潋滟，但明媚秀丽之外，它还自带有富贵雍容、开阔华美的一派皇家特征——就像那些皇族书法家们的字，就像乾隆写颐和园的这首诗：“侵肌水色夏无暑，快意天容雨正晴。倒影山当波底见，分流稻接垸边生。”一样秀美，但字字见富贵雍容。
得天独厚，不敢妄自菲薄。因承地脉，乃有万科BLOCK。北京万科之欲意进入中关村久矣，上下打探，叩门九问，最后在皇家园林边选定上风上水之地——就像亚瑟王拿到了他的剑，开始他的伟大传说，万科要做一个最好的、与这个地方般配的楼盘。这将是一个有北京感觉、有海淀感觉的作品。“这块土地和因它地脉而有的家园，一定会有人喜欢，他们会住下来。”
BLOCK的概念秉承北京特有的院落精神，并以都市的布局，以西方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院落文化，使之成为文化、意识、建筑和自然的有机结合。从社区到公共花园到BLOCK院落到单元到每个人家，万科BLOCK构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逐级递进的理想人居环境，为人们重新营造在现代都市中失落的邻里归属感、交流的乐趣、亲切的空间，还有居家出入举手投足的温馨和细致的欢乐。
想一想，“万科在京西北做了一个小区……，围成13个院子，每个院子40、50户人，有味道？”
不仅仅是味道，斯处幽静，但地涌金莲。万科BLOCK建筑的构造、法度、味道，都应该是由这个地脉所决定，非如此不可。
北京万科不得不做这样一个作品，它是舒适的、考究的、极有品质的。它被这里的地缘人脉所界定，与之和谐，是高华而厚重的。它有1倍刚过一些的低容积率，四层五层的房子，尽可能多的私家花园和公共花园。在这么低容积率和低楼层的同时，还设计了全地下车库，真正的人车分流。它有几近美术一般考究的工艺，追求精致得体的细节。它的配置，从每一个空间的设计到材料的品质，都具有一个人文大宅才应该有的范式和风度。它有朴实的豪华，内敛的优雅。
为什么BLOCK？我们必须承认，有的地方本来就特别。套用一句西方人习惯说的，我们或许该相信，有的人身上流淌的血是蓝色的。
京西有乔木，而且北京人还在京西继续种乔木。乔木之美与山水不同，往往是人到其成年，会越发为乔木那种生命的雄伟和华丽赞叹。京西的乔木让你看到的不仅是华丽的树冠和斑驳的树皮，它蕴涵有秘密的年轮，经史式的故事和皇室与大学气质交融的径脉。
从万科BLOCK往南，过了圆明园就是北京大学，这个大学府中有416株古树，其中386株有100年以上的历史，30株有300年以上的历史，而这所学府至今有105年历史。105年前，它叫做“京师大学堂”。
13年之后，也就是梅贻琦校长就职前20年，另一所优秀的学府清华大学的雏形产生。这所学府的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在那之后半个世纪的学术造诣和声誉，都再难有他人能比肩，至今他们已经是国学的代名词。
这么说并不夸张，这两所学府构筑了中国现代文脉的根基和本源。它们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为我们这个民族开启了科学与民主的大门。一百年以来，这一片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文精神最闪亮、人文氛围最最浓厚的地方。万科BLOCK有幸，它的四周正好环绕着这两所伟大的学府、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农业大学……，这里聚集往来的两千多位教授、莘莘学子，令斯地水木清华，英才风流，人脉之盛无以复加。
如果步入大学里，清华园、近春园、畅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这些名字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两个校园与昔日皇家之间的密切脉络。这些经历过新文化运动，见证过百年树人历史的亲王公主的别墅园林，至今皇室气质与大学气质已经水乳交融。
而此去偏北，将会有一个名叫BLOCK的文化大宅。什么是文化最基本的行为？交流。什么是文化最应有的氛围？安全。
在万科BLOCK里，你能看到兼具传统架构和现代风味的街区，它的内庭院是居住在此的人们直接感受的环境——一个提供交流和归属感的载体。它是独特的、有品位的、安全的、有居住气氛的、可交往的。每一个BLOCK形成公共的客厅，采取不同的主题，有雕塑、溪流、凉亭，移植名木，提供开放性的家庭和邻里聚会场所，是一个大家。
“用一种空间引领一种生活”（——安藤忠雄语）。保持小尺度的街区（BLOCK）和街道上的商家，这样的传统街区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里（尤其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在万科BLOCK的院落里，邻里将更加熟悉、友爱。人们以彼此最习惯的方式生活、交往，完全不受陌生人的打扰，不受任何不和谐因素的干扰，不受到不安定因素的威胁。
地缘人脉，物华交融，这或许，这就是“家园”二字带给人最富人文气质的蓝图。当维克多·雨果这样赞美圆明园：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此。他并没有想到，几百年后，关于万科BLOCK的梦想，将要在无数双从容睿智的黑色眼睛前缓缓展开。
提前半个小时落座，不然便遭千夫所指
我想我是一个善于发现规矩的人，甚至也很乐意遵守那些在自己看来有些稀奇古怪的规矩。倒并非入乡随俗，主要是这年头规矩越来越少，骨子里守规矩的人越来越少有乐趣可言。
闲话少叙，还是切入正题，说说拜罗伊特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吧。
规矩一，朝圣者必在看首场演出当天先瞻仰瓦格纳故居和安息之所。
这个规矩早有不止一人告诉过我。头天晚上到达拜罗伊特，找到陈唯正给我预定的旅馆住下之后，我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项规矩，趁黑夜去瞻仰“绿丘”之上的节日剧院夜景。结果去和回都迷了路，满街找不到一个问路之人，瞎转之余能抓住一辆出租车已属万幸。
我回到旅馆已是午夜，楼下的酒馆生意正是兴隆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因为歌剧散场已经快11点，人在心旌激荡的时候，第一不能睡觉，第二必须有酒。所以我也找个位置坐下来，要了啤酒，照着邻桌那盘看起来让人很有食欲的法兰肯风味菜也点了一个。很快有人凑过来跟我说话，问今晚的《唐豪瑟》怎么样啊，我说我刚刚住下，明天才是第一场，从《莱茵的黄金》开始。他马上问今天去“旺弗利德”（瓦格纳故居的原名）了吗，我摇摇头。他似乎很着急地说：明天上午一定要去的，先到瓦格纳墓前献花，博物馆可以后慢慢看。
拜罗伊特城整个是建在一个山坡上，节日剧院在最高处，而瓦格纳的故居正好在山脚下。从故居到剧院就要穿过全城，路途还是比较远的，真不知瓦格纳一家当年在两处之间来回折腾要花去多少时间。走过市政厅，顺台阶上到瓦格纳大街，地图就没用了。因为三三两两的人都在向一个方向汇集，许多人手里都持着或一束或一朵的鲜花。我总以为瓦格纳的墓前会有鲜花卖，结果到了那里只能干着急看着别人一脸虔诚地献花。如果再赶回市区买，时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没和沃尔夫冈·瓦格纳联系，戏票仍无着落。只好在心里对长眠于同一墓穴的瓦格纳一家说，明天我还会来的，只要有可能，我每天都会来。
瓦格纳的墓真是再朴素不过了，没有竖起的墓碑，没有十字架，坟茔上被鲜花盖满，而且仍不断有人往上面精心插放。主墓的左前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墓碑，那上面刻着“瓦格纳家的小狗在此休息”，上面竟也放了几束鲜花。在瓦格纳墓前遇到几个日本人，他们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并主动交换名片。他们是日本横滨一家音乐杂志的记者，每年都要来这里，第一次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行也很令他们高兴。
规矩二，不论你有多么尊贵的身份，尽可能要步行上山。
瓦格纳当年之所以把剧院建在山上，就是想恢复古希腊卫城的观剧习惯。19世纪晚期歌剧节的亲历者说到这种演出前的仪式，一步一步走上山本身就是一种朝拜，一种情绪的预期准备。现在虽然有宽敞的柏油路一直修到剧院四周，但我却发现，在距开演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往山上走的人们就汇集成流。我坐在马路边一个人工湖畔的长椅上，从侧面欣赏这个只属于拜罗伊特的奇观。
走过的人年龄都很大，平均下来有60岁以上。他们身着真正的盛装，男的大多蓄长须，大礼服，只限黑白两色，看不到一个系领带的。女得更是不得了，质地昂贵的曳地长裙在扫着马路，后背差不多都露到脊椎的最后几节，有的还戴着样式古怪的帽子，因为此时阳光正足。所有的人步伐都极其缓慢，有的是因为年纪确实大了，但大多数人明显是有意放缓步履，那样才有一种庄严肃穆感。
规矩三，开演前一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展示自己。
往山上走的人流到开演前一个小时就基本没有了，此时所有的观众都汇集在剧院的周围，尤以正前方的小广场人最稠密。这里的人都在摆着“POSE”眼睛往上看，原来剧院二楼的阳台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在不停地拍照。他不断转换角度，连续地按着快门，有时还将已经摄进镜头多次的恋恋不舍者友善地劝走。人群在他的指挥下也不断地移形换位，周而复始。这里很少见到有自带相机的，偶尔有个把日本人在那里自拍，就让人觉得很傻。大家就这样不停地转着，到拍照阳台下就仰脸往上看，慢慢地，所有人的脸都被我看熟了。
我心里精选了几个美女，开始琢磨：她们手挽的或完全没有头发或满脸白须的老头，是父亲还是什么人？我也对风度和装束都很奇特、魅力非凡的男人想入非非，他们来自好莱坞？或者是法国的戏剧演员？一直让我不寂寞的是，我感兴趣的人在接下来的七天里，每天都在换衣服，实在令我大饱眼福。那位日本音乐杂志的摄影记者更有趣，我每天都能见到他,甚至在超市里都要碰到他。他衣服不变，而领带一定是一换一个颜色，大红的大绿的大花的大黄的……，他恐怕带来这里不止10条领带。我还看见几位身材高挑的德国美女喜欢穿中国旗袍，也是一天换一种颜色或款式，在人群里很是惹眼。
阳台拍照的成果第二天一早便在城里各彩扩连锁店橱窗里张贴，那前面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不断有欢呼传来，因为有人在照片中找到了自己。然后便是根据照片上的编号去交钱加印，一张4.35 欧元，宰人不要命啊，却照样还要排长队才行哪。
规矩四，提前半个小时落座，不然便遭千夫所指。
亏得这个规矩事先也有人提醒过我，不然我肯定会遭人鄙夷。节日剧院的观众席是一个大扇形，最长的一排大概有七十几个座位，为了省地方，中间一个过道也没有，观众只能从两边进出。拜罗伊特座位的局促是出了名的，它们不仅靠背极低，而且前面刚刚勉强能放下双腿，想翘二郎腿那是做梦。这样狭窄的空间，如果有人要进来，所有的人只能站起来让他过。
剧院外的精彩场面我还没太享受够就赶紧入场了，看到已经入场的人们都在自己座位那里直直地站着。只要里面还有空位子他们就一直站着，这样来晚的人就得一路低着头嘴里不停嘀咕着语无伦次地道歉着往自己的座位走。如果是已经三遍号角吹过了才有人入座，那他肯定受到指责。德国人常常不太会留情面，真的就是告诉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
我一般是在欣赏到八位号手在阳台上吹第一遍主题时便匆匆入座，但我有两场演出的座位在最边上，紧挨着入场门，这样我就有机会听完第三遍号角了。吹号的人都是乐队成员，当他们有时间跑回乐池的时候，我也有充裕的时间走到座位。但即使这样，紧挨着我坐的美丽的领座员小姐还是直直地站在那里等着我。我的抱歉只对她一个人，既心甘情愿又少了负疚感，结果两场演出下来我至少有四次是最后一个进来，我只道了两次歉。（之二）
万科城市花园的地理位置，就有如长春地缘人脉的一个局部交叉点
1800年，贝多芬在胡浮堡皇宫剧院举办首场个人音乐会，首演《第一交响曲》。同年，拿破仑一世翻越阿尔卑斯山，开始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同年，英国科学家赫休尔发现红外线，而美国总统开始启用白宫为官邸。长春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也就从此时开始。
1800年，清政府设立长春厅。此前一年，长春地方的关帝庙开始兴建。1862年，清真寺搬到在今天的地址上兴建。2年后，修建木板城墙。1872年，修建文庙。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长春进入帝俄属地时期。列强逐利，民生多艰。不过9年之后，长春的殖民者换成了日本人，满铁动工，满铁附属地开始建设。伪满时期，日本人请来德国的建筑师，从今天的文化广场，顺着新民大街罗列出“八大部”，在长春城里造了一个“龙形”。
今天来谈长春这个城市的建设，已经没有几个人会谈起上面这些，城市运营者和开发商都更愿意从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这个城市，于是有了“高新经开，吉大一汽”的口诀。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一厝城东南，一厝城西南。光荣的一汽，始建于1953年，当时的另一个备选案名是：毛泽东汽车厂，如今年销售收入超过600亿元人民币。全国重点大学吉林大学，是我国目前办学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设有11大学科111个本科专业；5个校区8个校园占地面积共8000余亩，在校全日制学生5万人，有教授1000余人，博士生导师近500人，两院院士11人。
甚至不会是所有人都记得伊通河——流经这个大工业城市的惟一河流。这条河的源头在伊通县最南端的板石庙乡青顶山北麓。1682年，清政府为抵御沙俄，开通了伊通河航道，运输粮草辎重。那时候河宽水深，可以行驶三丈五尺的大船，每船可装米六十石。“伊通”是满语音译，意思是“洪大、汹涌”。如今伊通河上共建有5座主要桥梁，两岸犹绿，水已浅减。
但是对于真正有责任感和雄心的开发商而言，仅仅把握了一个城市的经济脉搏是不够的，它还必须领会这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因为人们买的是房子，想要的却是家园。
万科城市花园的地理位置，就有如长春地缘人脉的一个局部交叉点。它坐落在伊通河畔，南面隔着宽阔的自由大道而望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西眺，已经无法体会康熙大帝治水疏航的盛况，但老城区关帝庙和沧桑繁荣的余味，依稀仍在。
作为一个主流工业城市的长春或许充满了工业时代的急速和躁动，但历史沉淀的高傲却赋予这个城市的人们更丰富的气质。城市运营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伊通河的修建已经被列为长春市市政规划项目，未来的两岸将建设出五个公园。正如一些城市规划界的有识之士所期盼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和足够多的幸运，让伊通河回复二百年前的水量和景观，这个伟大的工业城市、东北重镇长春将能找到它的精神脉搏，城市之魂将因此而灵动。当城市规划将战略眼光放在伊通河及其两岸空间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在规划长春的环境、人居和人力资源，规划这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伊通河静静地躺在长春城的怀中，两岸的绿树几乎比它还更抢眼，那些见证和经历了历史的事物总是如此沉默。这个城市将施加于河什么？这条河又将赋予城市什么？幸运的是，万科城市花园得以座落在这不凡的水边，抢先和伊通河开始了对话——它可能是长春惟一临伊通河畔的社区，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亲水社区。
“大型美式水岸休闲社区”城市花园，靠伊通河这边的入口是会所，明快而洋气的颜色从城市灰色的基调中凸现出来，建筑和树木、桌椅、饰物交错着，显得精致而热闹。这是非常具有万科风格的一个角度，会所的圆弧形立面，通过红砖地面连着高耸而修长的钟楼——这是社区的标志，“它如父亲一般矗立在广场，和我讨论有关责任、幸福和回家的时间”。
从会所进入社区中心，是红木广场、胡桃溪公园、联合广场、渔人码头广场，这是一条流畅而秀丽的公共景观线。两边的组团绿化带在和谐中做出变化，不同的景观使得每一栋建筑更具有标识性，也丰富了居住者的视觉感受。
色调鲜明的住宅建筑本身也呈现出变化，勾勒出极有韵律感的轮廓。坡屋顶和首层的处理更体现了万科对长春人居偏好和口味的把握相当到位，事实上，在此之前，长春人对住宅顶层和首层单位是相当抵触的，一个因为日晒在夏天困于酷热之苦，一个因低矮而深受采光不足和潮湿之扰。城市花园的坡屋顶形式使得顶层的隔热有了保证。楼与楼之间的合理间隔保证了首层的采光。地下车库适当抬出地面的设计，提高了首层的水平位置，既隔开了地面潮气，又为车库提供了更良好的通风条件。解决这两个困扰人的问题之后，因为附送私家小花园，使得首层和顶层成了抢购的对象，每次开盘都是一售而空。
这样的处理体现了长春万科公司对市场需求的拿捏之准确，更体现了万科人对完美生活品质孜孜以求的精神。
新开盘的二期“阿美丽家”关注的不仅是人车分流、绿化率、户型设计这些基本指标，它为住户提供了更为合理的间距、更贴合地形位置的采光，并且深入各个细节。简单到一个窗子，除了选材、品牌之外，还更关心它的气密性、水密性和隔热能力等等。
样板房展现了三款精致的户型：150－158平米的“错落现美”，错层设计展现出一种静谧厚重的大家风范；134－144平米的“云淡风清”，暖米色散发着温馨精致的生活气息；100余平米的“美丽心情”，采用白色基调，简约时尚。不少客户在为那些简单设计带来的丰富效果赞叹不已，而在这三款样板房后面，是“阿美丽家”的560余套单位为长春的人们提供的风格各异的居住空间，或宽敞，或精致，或开放，或私密，或错落，或方正，或弹性十足，或功能齐全。不同户型、面积的住宅在设计上更有创新和人性化，将窗台的高度降低到60厘米，使采光和视野更为优越；错层的设计从“先低后高”变为“先高后低”，使得房间具有更好的私密性和舒适度；在房间拐角处增加了角窗设计，让清新的空气和阳光悄悄泄入室内；坡屋顶形式也有了更为人性化的设计，可以辟出第三空间，作为书房或储藏室。
合理改变进深与开间的分配比例，空间感受会宽敞许多；玄关的设计和套房概念的演绎，让居家生活的私密性得到很好的保护；在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合理设计工人房、洗衣间和储物间，让空间利用更充分，功能性更强……，一些小小的设计变化带来的可能是无微不至的人性关怀。
在“阿美丽家”的宣传手册和海报上都没有提及一些楼盘老生常谈的数据：容积率、绿化率，这是因为一种源自品牌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更是因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追求。
人们在城市花园里，在长春万科公司里，都能感受到一些很“万科”的风格和意识。
彼得·德鲁克说，“当企业的规模扩大到需要佩戴职员工卡才能叫出名字的程度时，原先那种痛饮啤酒的交际方式在公司里已经行不通了。”事实上，大多数万科人都有“痛饮啤酒”的情结，但它可能会表现为“痛登高山”、“痛打羽毛球”，等等，这是标榜“健康丰盛人生”和“阳光下的体制”的一群人很容易向往的简单而有效的沟通方式。今天，万科集团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德鲁克所描述的规模，那样的交际方式仍然使万科人有效地鉴别于其他人群的同时，也在一点点地进入《万科》周刊的追述性文字之中。
在长春万科，这样纯朴友爱的交际方式和工作风格仍然清晰地存在。在公司那一群毛头小子面前，风格务实的王永超总经理同时又是慈爱宽容的父执辈，五天工作日和两天休息日都沒少操心。临近下班的时候，一个西装革履的大汉在销售大厅里忙碌地接听电话，回答客户的问题，他不是销售部的新同事，而是主动过来帮忙的总办主任周壮。带着客户去工地看房的刘勇罡，仔细而又仔细地介绍房子的里里外外，不时轻松地和那一对老夫妇聊聊家常，老太太说：“以后我们搬进来了，中午你吃饭就到阿姨家来吃饺子！”而社区里的顽皮孩子，会把捉到的蛾子拿给物业公司的王总看，还敢把蛾子贴到王总的衣领上……
这样的友爱也一样流传在社区中。在去年冬天出售车位的时候，出现了三九天里提前两天排队抢购的意外火爆场面。城市花园的业主李季先生找来人手，义务维持秩序。“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花园才会更加美好。”李季如是说。业主雇佣的民工晚上一时找不到住所，李季热心地找到城市花园的保安，想办法在会所找一间空屋避避寒风，而万科的保安也很快安排妥当。保安班长李世英在外围巡逻的时候发现一位走失的古稀老人，会细心照顾好老人，直到多方联系到他的家人——虽然他们并不住在城市花园……
或许正如李季先生所说：“我和万科一些员工是很好的朋友，住在城市花园里的人和万科的员工，他们对生活本质的领悟和看法可能有很多共同之处。”或许也正因如此，在“阿美丽家”的围墙上写着一句很普世的话语：“自由·梦想·美之国”。
时光流转，城市沧桑，惟有爱与美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定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