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博主按：前日，在浏览新浪博客时，不经意间看到一博主名为“许钰与他的后人”撰写的《母亲的故事》一文，让我惊讶的是，博文中记述的母亲竟是我十分熟悉的路伟阿姨，况且，我们两家还有着世交的情份。路阿姨1938年7月，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毅然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军队系统卫生工作，曾被授予少校军衔，是解放军中为数不多的女校官之一，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妈妈。因为与路阿姨的小儿子程进还是好友，为此，我经常上门小聚，为了不打扰老人，有时我就径直走进其子的卧室，闭门攀谈。但凡路阿姨知道来人是我，总会推开房门与我打招呼，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勉励我们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老人家去世已四年有余，但她那亲切的话语、朗朗的笑声还不时在我耳边响起，许多往事还记忆犹新。《母亲的故事》这篇博文，表达了一个女儿对母亲深深的缅怀之情……使我对路阿姨又多了一份敬意，这也是我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今将该文转载于此，借以表达对她老人家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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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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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讲述一个平凡母亲的故事。在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我渐渐明白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惊讶，在那么多地方自己不知不觉地受到她的影响，其实，我是在探索自己前行的影子。
&（一）&外交官家庭背景
& 1916年1月28日（民国四年腊月二十四日）[1]
，母亲出生在北平长辛店京汉铁路管理局一个职员的家庭。出生时的名字叫许寿宜，“寿”是字辈，“宜”取自《诗经》“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命名中寄托了父母期望她能成为贤妻良母的愿望。
&&说起来，母亲的家庭背景多少还有一点点来头。母亲的祖父许珏（），字静山，无锡人，光绪8年中举，1885年随张荫桓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890年随薛福成与黄遵宪、钱恂一起出使英、法、意、比；1899年随第6任美国公使杨儒出使美国；1902年任意大利出使大臣，加二品顶戴。不过许珏一生中除了四次出使西洋之外，最为历史记住的大概是他在禁烟上付出的努力，他屡屡上疏朝廷、奔赴广东禁烟第一线专司禁烟、为山西政府制定禁烟条例、在家乡江苏开办禁烟馆，为禁烟散尽家财。&&&&&&&&&&&&&&&&&&&&&&&&&&&&&&&&&&&
母亲的父亲许同华（）是许珏的末子，他被历史记住似乎是因为1912年正月参加了郑毓秀等人实施的刺杀袁世凯的行动。不过他此后再也没有涉及过政治。家谱记载，他曾在大清邮传部担任法文翻译，当时中国的交通部、铁道部均为邮传部管辖，而自母亲记事起许同华即在京汉铁路管理局工作，所以有可能从清末开始他就一直在京汉铁路上。这一点与他的哥哥们不一样，他没有像许珏的其他子侄们
那样继承外交官职业，也没有成为学问家，仅仅用上了家学法语作为谋生手段。当时京汉铁路管理局由说法语的比利时人管理，总部设在北京西郊的长辛店，母亲就出生在这里。
&&我的外婆、母亲的妈妈叫刘玉（），镇江人，父亲刘嘉斌（）和哥哥刘孚淦都是晚清进士。母亲有一个哥哥，叫许寿真，1915年生，比母亲大一岁，兄妹俩感情很好，母亲关于童年的回忆中总是提到哥哥。许寿真后来是中国著名的世界语运动活动家，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于成都十二桥。母亲后来还有一弟一妹，弟弟早夭，妹妹许寿宛（），比母亲小9岁，母亲关于童年的回忆故事中极少提到过这个妹妹，只说过这个妹妹非常漂亮，算命的说她是“一品夫人相”，可惜这个“一品夫人相”的小妹没能活到结婚出嫁，1945年她因患脑膜炎不治而亡，死时才刚刚20岁。
&（二）接受教育和失去母亲
许珏的思想是一个矛盾体，他一方面因为长期出使欧美有洋务派思想，一方面又守旧顽固、反对建立西式学堂。也许是受到其父影响，外公许同华反对子女去西式学堂里接受教育，说男女同校必无好事。他为舅舅许寿真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来家授课，母亲呢，许同华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即使是家庭教师的课也不允许母亲参加，反倒叫母亲留头缠足。在外公的坚持下母亲幼时缠了几天足，实在受不了那种酷刑，哭天喊地的求外婆放开。脚是很快放开了，但是母亲的脚已经不可挽回地变成了畸形：五个脚趾紧紧挤在一起不会动弹，足弓完全消失，成了严重的扁平足，以致后来母亲不能走长路。文化知识呢，据母亲说，完全靠外婆刘玉亲自教授。由于家中一直有佣人，外婆基本上不用为家务忙碌，所以可以拿出很多时间来教母亲习字读书。在外婆的辅导下，母亲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以及《女诫》、《女训》，同时在外婆的指导下练习欧阳询的大小楷书。母亲后来能够经常与父亲用律诗的形式唱和，寂寞忧伤的时侯用诗歌的形式自我排遣、在我大学暑假期间辅导我读《论语》、《孟子》、《东周列国志》，辅导大姐的女儿炜炜学习读唐诗、绘声绘色地用半文半白的说书语言给我们姊妹和邻居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大概就是拜小时外婆给她打下的这个古典基础之赐。当然，封建固执的外公许同华也没有疏忽向舅舅许寿真和母亲传授家学——法语，正是因为得益于法语的良好基础，许寿真后来通过法语接触到世界语、进而接触到共产党，成长为中国著名的世界语活动家；母亲则因为有外语基础，走上了大量使用拉丁语的药学专业道路。
&1923年春，京汉铁路爆发二七大罢工，外公由于同情工人遭到解雇，带着妻小回到无锡家中居住。这是母亲第一次回到无锡老家，很多年后她对家乡的印象很模糊，仅仅是门前有条河，家里的房子很多。不久，外公许同华又回到长辛店，1927年初再次失业。这一回，刘玉带着母亲、寿真、寿宛兄妹三人回到镇江娘家，许同华则只身回到无锡老屋居住。母亲曾回忆说，外婆在娘家居住的这段日子，是她结婚以来最快乐的时光——她暂时不用为没完没了的怀孕、生产、流产而提心吊胆了。自从1914年嫁给许同华，13年间她已先后怀孕8次，其中4次大产，&4次小产，身体已经受到严重伤害。加上远离娘家亲人、丈夫性情暴戾，动辄毒打儿女，外婆生活一直十分压抑。
&&1928年底，外公在郑州陇海铁路管理局谋到一职，遂携全家迁往郑州。1929年春，外婆刘玉第9次怀孕。熟悉《周易》的外婆平时经常用易经占卜和算卦，她算出自己这一年里有大难，丈夫、儿子、女儿三个人都克她，很有可能活不过去。外婆小心谨慎地为自己准备桂圆和黑芝麻等补品，但是不及临产，已经形成习惯性流产的她又小产了。而且一语成谶，小产带来的大出血带走了她的生命。这一年，外婆34岁。母亲兄妹3人成了没娘的孩子。
&&（三）家庭压迫和虐待
&&外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发生了彻底变化。失去妻子后，原本性情孤僻乖张的许同华开始疯狂酗酒，酒醉后又疯狂地毒打孩子。许寿真忍无可忍，1930年，年仅15岁的许寿真离家出走。
&&不久，许同华迎娶了一位旧官僚的女儿秦佩珊作为续弦。秦佩珊时年39岁，出嫁前还在待字闺中。其实她心早有所属，就是她的姐夫。据说她姐姐出嫁后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命悬一线，家里又很看中这个女婿，就商量好待姐姐撒手人寰后把妹妹给姐夫做填房。可是姐姐年年命悬一线却又年年不死，就这样一年年拖下来把妹妹给拖老了。眼看就要40岁了，碰到许同华这样一个门当户对的主，家里终于下决心把秦佩珊嫁了。谁知道天意弄人，秦佩珊前脚出嫁，姐姐后脚就去世了。秦佩珊在为姐姐哭灵时毫不掩饰、捶胸顿足地哭喊：“姐姐啊，你好狠心，你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我刚嫁人后死！你害死我了啊！”外公许同华得知个中原委，加上秦佩珊性格粗暴凶悍，爱钱如命，与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的亡妻刘玉相比宛若鸿泥，外公从骨子里面蔑视她，两人关系极差，婚后16年直到外公1945年去世，两人之间没有生儿育女。
继母秦佩珊和许同华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把人生的不如意都发泄在孩子身上。由于老大许寿真已经出走，妹妹许寿宛刚刚4岁，13岁的母亲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出气筒。谩骂毒打如家常便饭一般，经常打得母亲遍体鳞伤。一年春天郑州刮黄风，刮起来昏天黑地，沙子从门缝、墙缝、窗户缝里不停地往家里钻，一会儿功夫地上、床上、桌上就都是沙子。继母拿着鸡毛掸子歇斯底里地逼着母亲不停地擦桌扫地，动作稍慢就用鸡毛掸子抽打，甚至丧心病狂地揪着母亲的头发将母亲的头往墙上撞，把母亲的下巴撞得鲜血直流。多年后母亲扬起下巴给我看那个半寸长的伤疤，我知道那伤疤不仅刻在母亲脸上，更深深地刻在母亲的心上。
母亲说，16岁以后她心里就燃烧着强烈的独立愿望，盼望着早日能够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在那个年代女人怎样才能独立呢？母亲提出想去学习当助产士，自己养活自己，许同华和继母骂母亲不要脸，大姑娘居然想得出去干那种工作。母亲希望能够早些出嫁，离开这个家庭，也确实陆续开始有人前来提亲，其中包括一个英俊潇洒的飞行员，但是继母处处作梗破坏，她发誓要永远破坏母亲的婚姻和家庭，以此报复许同华对她的不好。她一边破坏母亲的婚姻，一边怂恿母亲打麻将赌钱、抽大烟。赌和毒正是许同华最痛恨的事情，要知道，许同华的父亲许珏一生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为之不惜倾家荡产的事业，就是禁烟禁毒啊。前两年当我看到香港著名演员焦媛主演的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话剧《金锁记》时，不禁惊愕，多么似曾相识的一幕：主人公七巧年轻时婚姻畸形，长期的压抑生活使她精神变态，待女儿长大后破坏女儿婚姻，教唆女儿吸食鸦片，用鸦片将女儿牢牢控制在手中……。在那封建压抑的社会中，弱者总是去欺压更弱的人，不幸的人总是希望别人比自己更不幸，人性是可能变得多么变态、可怕啊。在无边的虐待和迫害中，母亲绝望了，她曾经三次尝试自杀，其中两次是吞食大量石子，但求一死。然而大概是老天爷怜恤吧，三次自杀都没有成功。
&（四）冲出牢笼，奔向光明
&1937年日军侵华开始，陇海铁路管理局从郑州迁到西安，许同华全家也随之迁往，住进了火车站附近北新街七贤庄二号。幸运的是隔壁的七贤庄一号正是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母亲看到那里经常有身穿军装的女兵出出进进，才知道八路军里女人可以与男人一样生活，非常羡慕，并且萌生了逃亡的念头。
&不久，离家出走8年没有音信的哥哥许寿真回来了。许寿真1930年离家出走后四处颠沛流离，1934年辗转到杨虎城的17路军42师，在这里接触到世界语和共产党组织，1935年在西安加入共产党。1936年6月因政治嫌疑被捕，7月转到南京监狱。1936年冬父亲许同华闻讯后前去花钱营救，国民党要求许寿真写悔过书，许寿真坚决不肯。1937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国民党对政治犯的态度有所松动，1937年底许寿真终于从南京监狱回到西安家中。许寿真回到西安后不久搬到西安钟楼附近北大街的西安世界语抗敌协会，这个协会是当时西安著名的十三抗敌救亡组织之一，许寿真在这里创办了《西安世界语者》杂志，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抗日运动信息。由于经费奇缺，许寿真的生活非常拮据贫寒，母亲经常背着父亲和继母在家里烙些饼子给哥哥送去。当时社会治安不好，许同华不允许家中女人出门走路，必须坐黄包车。母亲常常从外公那里领了车资但是不坐车，攒下来接济哥哥。当时出门一次的车资是一角，十次的车资可以省下1元，1元钱几乎可以买一袋面粉或者10尺洋布。许寿真对母亲说：“你一定要自立，不要做小布尔乔亚，要参加工作，不要做寄生虫！”不久，许寿真介绍母亲认识了妇女慰劳会的人。妇女慰劳会的全称是“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
年7月，妇女慰劳会主任林立介绍母亲到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青救会负责人黄华介绍母亲到泾阳县云阳镇的安吴战时青年训练班自费学习。7月28日，母亲偷拿了父亲的工资，离家到了妇慰会。7月30日，母亲带着黄华介绍信由西安坐骡车经三原到达安吴堡青训班，从此正式脱离了封建家庭，开始了新的生命。
年1月迁到临近的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从1937年底创立到1940年4月关闭，先后共办14期，为抗战前线、敌后、延安、爱国团体培养了一万二千多名干部。母亲来到后被编入妇女连10连，连长叫夏青，是青训班副主任胡乔木的二姐。1976年我和大姐在北京出差时曾经去夏青家看望过她老人家。
元伙食费，开会学习都是席地而坐，睡觉也是枕在砖头上，然而生活上的艰苦母亲毫不畏惧，母亲自认为是没有退路的人，自从生母去世以后自己便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她在学习和生活上格外刻苦努力，生怕学习或表现不好让她回家。
年秋天，母亲被选为安吴青训班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妇女青年代表。可惜母亲因为缠足导致的双足变型不能长途步行，未能成行。1938年9月14日，在连长夏青和另一位妇女连的领导阳城同志的介绍下，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会上，青训班总支委员张午同志（解放后曾经担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带领母亲在党旗下宣了誓。新的一页就这样开始了。
月底，母亲从安吴青训班毕业，被分配到蒋管区去“住机关”。“住机关”就是到敌占区去与男性共产党员一起，假扮夫妻，开展地下工作。母亲掩护和配合的共产党员叫薛永坤，公开身份是渭南尹家村小学的教员和当地农民夜校的教员，实际上主要任务是通过农民夜校对当地农民进行共产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母亲来到后也担任了尹家村小学教员和农民夜校教员，与薛永坤一起工作并接受薛的领导。大概是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母亲离开青训班时把名字改成了“许坚”。
月，组织上通知母亲经由西安到泾阳的云阳镇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汇报工作。母亲到达云阳后万万没有想到，领导找她谈话的内容居然是通知她说：“薛永坤有政治问题，是托派，你们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了。”母亲十分痛苦，她与薛永坤感情非常好，但这是组织的命令，自从参加革命和共产党后母亲接受的教育就是党员要无条件服从组织，现在母亲除了服从又能说什么呢。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就这样因被组织安排假扮夫妻“住机关”走到一起，又因被组织命令离婚而拆散了。
师留守处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省委负责人汪锋介绍母亲再次到安吴青干班（这时青训班已改名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去学习，介绍信上母亲第一次使用了“路伟”这个名字。母亲说，从此我再也不姓许了，我给自己起名叫“路伟”。我不是许家的人，我是路人，路上的人，自由的人，我的路是伟大的。记得母亲说这话时语气中充满了悲愤。
月，由于国共合作局面恶化，党中央决定让青训班撤离安吴回延安，坚持了两年多的安吴青训班停止了招生。母亲随最后一批学员和工作人员撤回延安后到云阳115师留守处接受分配，留守处派母亲到陕甘宁边区的赤水县第三完小工作。母亲到边区后这才知道，原来共产党还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在这里共产党可以当家作主，她原以为共产党都是秘密地做地下工作呢。初到时母亲担任该校一、二年级教师，后为四年级教师，最后为教导主任，这时候母亲已经完全喜欢上教师这个职业了。
月，母亲到关中边区卫生所看病，遇到了3年前在安吴青训班时的同学——时任卫生所长兼医生的程波涛，后来她的丈夫，我的父亲。父亲是陕南柞水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先是在国民党古17路军中做地下党，后在中共安康地委做巡视员（地下工作），1938年调云阳八路军115师留守处做陕西省委负责人汪锋的交通员，后在115师留守处担任医生和剧团团长，1939年调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卫生所担任所长。程波涛重遇母亲非常高兴，因为3年前他第一眼看到母亲时就对母亲的美丽和知性气质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十年代父亲在他的自传性剧本《泾渭河畔》中曾经描写过他第一次见到母亲时的那一幕（可惜当时剧本只用作排演没有印刷，至今我们家中已经没有一本留存了），我大姐记得父亲是这样写的：“家箴（父亲的原名）一走进妇女连所在的大房间，一群唧唧喳喳的姑娘中有一个肤色白皙、戴着眼镜、气质文雅的姑娘是那么与众不同，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大姐当时年轻，看到父亲这样描写母亲觉得很好奇，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她调皮地问父亲：“是一见钟情吗？”父亲爽快地承认：“没错。”这个故事一直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佳话。
斤大米给父母作为结婚礼物。大米在当时不种水稻的陕甘宁边区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母亲一直没有舍得吃，一年后大米汤成了新出生的大姐的重要营养来源。
年代西药多用外语处方和调剂，边区懂外语的人少，药房工作正愁没有调剂师，母亲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母亲便从见习调剂员开始了她此后的药剂师职业。
年春天这段时间，是父母过得比较平静和开心的日子。经过多年动荡，两个年轻人终于找到了爱情的归属，建立了家庭，不久两人一起调到延安。父亲性格豪爽，争强好胜，又常常童心未泯，好奇心极强。记得父母谈到这一时期的回忆时，常常提到父亲得意的几件事：父亲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一次开荒竞赛中赢得了第一，在一次百米赛跑中得了第二，还和同事一起登台唱过《兄妹开荒》，参加过秦腔团体“易俗社”，唱过京剧“长坂坡”，学会了拉京胡、板胡、二胡、吹箫、弹秦琴。母亲则在这段时间里一边努力适应新工作，一边坚持文化学习和专业学习，甚至还学习了一些世界语。
月，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小青出世了。父亲和母亲满怀喜悦地迎接了这个新生命。由于怀孕期间营养差，大姐生下来还不到3斤，非常弱小，但是在父亲和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大姐终于渐渐赶上了一般正常的孩子。
年7月，组织上找母亲谈话让她坦白交代，母亲这才知道组织上对她是有怀疑的。当时整风中强调要整三种人，其中一种是从敌占区、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母亲一开始没有在意，认为自己反正不是特务，参加革命后工作表现也是努力的，组织上会相信自己的。没想到“抢救失足者”运动压力越来越大，母亲百口莫辩，根本无人听你解释，加上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托派，组织上硬是把母亲分析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特务，甚至关起了禁闭。
年10月，所有受到怀疑的人以学习的名义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然后天天有人找父亲谈话、施加压力、开批评会，逼着父亲坦白。父亲一开始坚持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后来看看周围的人承认是特务后并没有什么更加糟糕的情况出现，反而是组织上给你吃一顿面条表扬你接受抢救自新，就把你挂起来去对付别人了。于是到了后期，父亲也不跟组织僵持了，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吧，结果果然是吃了一顿面条就基本被组织放过，最后不了了之。
年12月，母亲索性被组织关起禁闭，43天后又转移到行政学院继续接受审查。起初去的时候，母亲对周围的人都很敌视，认为他们都是特务而唯独自己不是，渐渐发现原来周围大部分人都是被冤枉的，才开始逐渐对同伴态度有所缓和。
月整风逐渐进入尾声，组织上看母亲实在不坦白交代，也确实找不到怀疑母亲的证据，就把母亲从行政学院调出来分配工作了。母亲出来时要求组织给做一个结论，组织没有回答。母亲想到自己今后要背着这个不清不楚的黑锅工作下去，委屈难过油然而生，忍不住大哭一场。
年2月，二姐路松降生了。母亲的身心彻底疲惫了，她不是特务的结论还没有出来，她还要拼命努力工作去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和革命的，她也没有把握丈夫程波涛到底是不是特务。和许多延安的干部一样，母亲生下二姐后不久，忍痛把她送到了老乡家里寄养。没想到这一送就是九年！
年病故。身后埋入陇海义地。秦佩珊向母亲表示忏悔，说她曾经登报寻找过母亲，希望母亲能够照顾她的晚年。母亲与她通过两封信，但很快母亲随部队离开延安开赴东北，辗转中无法与秦联系，1950年再度去信秦佩珊时，她已搬家不知踪影，从此没有联系。
1946年春天，大批延安干部开始开赴东北战场第一线。母亲此时又有了身孕，不能随大部队前往，暂时留在了留守处。父亲4月出发，一到东北，立刻开始组建医院，7月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兵站医院院长。9月，胡宗南军队大举围攻延安，留守处不得不撤离延安北上寻找大部队。
母亲一行大约30来人，主要是后勤卫生系统的干部家属、小孩、和孕妇，母亲既是家属也担负着这支家属转移队的医护工作。家属们的丈夫和孩子们的父亲已经到达炮火纷飞的战场并担任着领导职务，例如一起撤离的家属中包括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孙仪之（1960年担任总后卫生部部长）的妻子及两个儿子孙经武、孙抗战；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1966年担任总后卫生部部长）的妻子何曼秋与两个儿子张冀、张晋；东北民主联军第九后方医院院长白崇友的妻子王顺红及子女白庆明、白黎明；胡登高（后为四野卫生部政委）的妻子及女儿胡延苏、胡绥苏等。
一行人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时而大人走路，孩子坐在毛驴背上的油篓里。大家昼伏夜行，在沿路地下党的护送下闯过国民党军队的一道道封锁线，从陕北出发，过黄河后经山西、河北进入山东，进入冀鲁大平原后，要穿过敌人的两条铁路封锁线。为了避免和敌人正面交火，依然是夜里行军，白天休整。然后由山东跨海到大连、迂回到朝鲜再折入佳木斯、牡丹江，最后到达哈尔滨。沿途数千里，历时半年。过黄河时为了不让孩子的哭声暴露队伍，一个年轻的母亲用被子紧紧捂住婴儿半小时，上岸后才发现孩子早就没气了。大姐也差一点在路上丢了小命。1946年冬天，一次家属队夜里行军，在距离铁路不远的平原上遭遇了国民党军队，敌人的扫射惊了大姐坐的那匹马，大马腾空撂翻大姐撒腿奔跑，母亲为了大家安全没有下马停留，跟随大家继续前进。等到敌人离去后，母亲回到大姐落马的地方轻轻击掌寻找，一直憋住不哭、静静地趴在冰雪里等候的大姐听到暗号才扑到母亲的怀里。
1947年初到达大连时，母亲产下了一个男孩。由于沿途颠簸、担惊受怕，孩子落地后体质非常虚弱，母亲又缺乏营养没有奶水，3天后便死去了。每当我想到这个夭折的哥哥，不禁要感叹战争年代的女兵有多么不容易！她们不仅要与男人承受一样的艰苦危险，还要忍受生理上的痛苦，怀着身孕行军，枪林弹雨、忍饥挨饿中照顾和抚养孩子，有时还不得不骨肉分离，将孩子寄放在老百姓家，有的甚至永远失去！
月，留守处家属队终于抵达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卫生部，与主力部队汇合。母亲被分配到东北军区卫生部卫戍医院，从这时起，母亲穿上了军装。当时部队在东北扩编极快，作战频繁，伤亡很大，医务人员远远不够用，只好大量使用日伪医院的留用人员。母亲所在的卫戍医院中只有十几个医务人员是自己人，其余都是留用人员。在这种环境中，母亲作为9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的自觉意识充分调动了出来，她处处努力工作，以身作则，给留用人员做出表率，团结留用人员，消除他们的顾虑，同时又虚心向他们学习专业技术，很快成为医院的模范。47年7月，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熬制蒸馏水，坚持职守，记一小功；12月，又因冬季战役中表现勇敢记一小功；48年5月，医院遭到敌人轰炸后起火，母亲带着身孕、冒着生命危险从大火中抢救药品，自己最后一个撤离，再次获得上级的记功授奖。
月，母亲在吉林柳河生下我的大哥，取名白山。
年的老党员，此时正要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听到罗荣桓的提议后立即接手这项工作，8月，即开始通知各部队将适龄孩子集中到哈尔滨。大姐小青就是这个时候离开母亲，和东北野战军的其他孩子们一起进了南岗干部子弟学校（1949年2月后改名叫四野子弟学校）。
型血，紧急的时候，父亲会在手术的时候用自己的鲜血输给伤员。一次抢救一个重伤员时，O型血实在不够用了，父亲抽取自己的血后，也让母亲献了血。当时的规定是，凡献血者每人可以领取10个熟鸡蛋补充营养，父亲就代表自己和母亲一次领取了20个。领取鸡蛋后父亲高高兴兴坐下来一个又一个敲开蛋壳美食一顿，馋瘾一上来居然忘记了母亲，不知不觉中把20个鸡蛋都吃光了。母亲来找父亲要鸡蛋时，父亲才想起这个茬儿，悔得父亲恨不得有办法把刚吃进去的鸡蛋吐出来。这个故事好多年后还是父母之间开玩笑的话题，提起来父亲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夏，父亲率领的四野第一后方医院抵达武汉，驻进位于汉口上滑坡的原国民党陆军武汉总院。很快，四野第一后方医院改名为“武汉陆军总医院”，时任中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张汝光兼任院长，父亲任副院长，母亲任司药主任。1949年冬，父亲又赴广西接收过来国民党桂系部队总医院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加上从东北带来的设备和原国军、日军医院留用人员，这间医院的技术和装备可以说是相当的正规强大了。仅日本人博士就有八个，更别提国民党部队医院留用下来的各专科技术骨干。任用和团结这些留用的技术人员需要宽广的胸怀和谦虚的态度，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为医院的建设和正规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年前寄养在陕北老乡家里的二姐。父母给陕北当地的政府发去信函，请他们帮助寻找当年领养二姐的老乡江营宽。过了很久回复来了，组织上没有找到江营宽夫妇！数年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胡宗南部队占领陕北后去过那一带的村庄，得知村子里有当年延安共党干部留下的孩子，曾经逼着村里人揭发指认。二姐在全村老乡的保护下总算逃过一劫，但是村里有共党干部的孩子的事情看来已经暴露，江家夫妇不敢再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于是离开了当年认养时登记造册的故乡村庄，带着二姐搬到偏僻遥远的山区里去了。
年的母亲与家乡亲人。遗憾的是老父已于上年冬天去世，终于未能一见，不甚遗憾。
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夕，在震惊全国的成都十二桥事件中，被撤退前丧心病狂的国民党保密局杀害了。许寿真一直是母亲最亲的亲人，他的死让母亲感到非常孤独和伤心。
月，母亲第四个孩子、我的二哥在武汉出生了，取名长江。
号，即杜聿明公馆。母亲则调入军委北京和平医院（地点位于东交民巷2号）任司药副主任。
月，母亲第五个孩子、我的三哥在北京出生了，小名取为燕生。
，医院里的苏联专家禁止她再继续上班。
万多人被定为副排级以上的干部。不过这次定级过程还没有结束，军队新一轮的裁军和压缩编制又即将开始，女军人、女干部成为裁减和压缩的首要对象，部队动员女军人复员或者回家当家属。虽然医务人员暂时不在精简范围之内，母亲还是感到了空前的危机。母亲担心，军队裁减妇女的政策进一步推行，也许不久医务工作队伍中的女性也不能幸免。由于没有大学和专科学历，到时候转业到地方医院的可能性很小，搞不好就要复员回家当家属，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命运。母亲一生的追求目标就是自立自强、自食其力，就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独立她才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从1938年7月到现在，再苦再累也和男同志一样挺过来了，现在国家的革命成功了，自己的革命反而要半途而废了？母亲为此深深忧虑。她在心底对自己说：“坚决不当官太太，不当家属，我要自立。”
个孩子的母亲，决心前去报名。为了防止父亲阻拦，母亲报名时没有告诉父亲；为了防止招生的人嫌她年纪大，母亲报名时声称自己是29岁，瞒了整整7岁！报名后二医大很快有了答复：母亲被录取了！5月份开始先在天津读一个预科，9月份到上海校区正式学习。&
岁，在武汉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子弟学校住校；二姐7岁，还在陕北老乡家里；大哥4岁，在北京总后幼儿园入全托；二哥不满2岁，三哥才7个月，妈妈咬牙把他们交给北京家中的保姆照看。就这样，为了追求知识，更为了保住工作，能够实现自己自立自强的人生目标，36岁的母亲毅然地走进了大学学堂。
年国民党逃往台湾后，解放军华东军区接管了这所医学院并将其命名为华东军区医学院，1951年7月中央军委将校名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母亲到校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学员生活中。除了繁重的学习任务之外，军校严格的出操、劳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就在军校生活开始不久，母亲发现：她又怀孕了！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本来年纪就大，底子又差，现在偏偏又怀上了孩子。但是这时母亲的心情是愉快的，能够坐在大学的课堂里读书，母亲觉得幸福无比，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不期而至的小生命，1953年5月，在上海二医大的附属医院（后更名为“长海医院”）里，母亲生下了我——她的第六个孩子。
年的二姐。1954年春节，全家人第一次团聚在了羊城。
医院任第一院长，行前在广州参加花县大演习，担任卫生勤务总指挥。不料就是在这次演习即将结束时父亲从汽车上摔下，造成严重的脑震荡，住院治疗。这一跤成了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人高马大、体重两百斤、精力过人、充满活力的父亲从此开始了与病魔斗争的生活。1954年夏天，父亲在信阳鸡公山疗养，恰遇长江特大洪水，京广线及所有交通阻断。不巧疗养院里有个职工得了急性阑尾炎已经穿孔，需要立即抢救。山上谁能够实施手术呢？没有别人，只有程院长。父亲在普通小木床上撑着病体立即手术，病人得救了，自己却累得尿血，后确诊为重症急性肾小球肾炎。此后父亲转到上海二医大附属医院在母亲身边住院治疗。
个孩子的上学或入托、照顾重病的丈夫这样一连串繁重的家务之中，母亲顽强地坚持学习，熬过一个又一个考试，攻下一门又一门课程，一步步执著地朝着她心目中神圣的知识的山峰攀登。
年中因为熬夜太多患了梅尼尔氏综合症和神经衰弱，常常要和严重的失眠、偏头痛做斗争。
年初全军共有女军人11万人；1952年的妇女复员政策实施后全军仅剩下女军人1万人。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军队再次让女人走开，仅授衔了4665人（其中将军1名，校官43名,大尉143名，上尉283名，中尉797名，少尉2651名，准尉748名）。母亲凭着她的意志、顽强、和智慧，幸运地成为全军大尉以上187名女军官中的1名。
年5月到1956年7月四年的学习，1956年7月，母亲终于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学校规定全部科目获得5分的，可以晋升军衔一级。母亲全力冲刺，毕业考试4门科目中，苏联专家亲自口试和笔试的药物化学科目获得5分，卫才管理和供应学科目5分，政治科目5分，最后一门药剂学，本来是母亲最擅长的，但是由于连日熬夜、头痛失眠，身体实在无法支撑，最后考了3分，结果未能获得毕业时的特殊晋级。2年后母亲才从大尉晋升为少校。母亲为此非常遗憾，而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天大的奇迹与荣耀了。
岁的高龄、6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完成大学学业的经历，成为我们姊妹的骄傲和心中最光辉的榜样。在我的一生当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每当想到母亲的这一段经历，都会让我坚强起来，勇敢地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走下去，朝着自立自强、追求知识的目标走下去。
月，母亲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北京，但是没能去报到，因为父亲坚决反对。父亲从1952年母亲上学后一直盼着母亲早日毕业回家，一家人早点团聚安顿下来过日子，现在父亲的工作单位在武汉军区郑州153医院，母亲去北京算怎么回事？组织上考虑父亲身体不好，正在上海养病，出于照顾，重新将母亲分配留在二医大附属医院，没想到父亲还是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父亲说：“只有夫唱妇随，哪能妇唱夫随？”父亲坚决不同意，母亲也不好硬要前去报到。学校的领导同意母亲留在上海照顾父亲一年，待翌年毕业生分配时另行分配。
月，大约是学校事先安排了分配指标，母亲终于被分配到了郑州153医院。夏天，全家乘轮船告别上海，先到武汉，然后来到郑州，父亲担任153医院第一院长，母亲担任药局主任。生活和工作终于安定下来了，在这里，父亲和母亲拿出他们的全部热情，努力投入到医院的各项工作中去。
年在杨虎城的17路军中担任卫生员后他的医术就不断提高，1939年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当医生，1941年在关中时可以负责一个卫生所的全面工作，并处理一般的外科手术。1946年开赴东北战场后由于战场上救死扶伤的需要，在日军俘虏医生和苏联红军医生的指导下，父亲医术突飞猛进地提高。他不仅要率领一个几百张病床的野战医院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常常需要带领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与敌人周旋，而且一到驻地还要亲自上手术台抢救伤员，在转移的间隙期间有时要一口气做上几台手术，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区分得这样细，伤员伤在哪里手术就做在哪里，颅脑、胸外、腹外，样样都要动手。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四野有名的野战医院院长兼外科大夫了。在153医院工作期间，父亲对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非常重视，他尊重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员，对很多从原国民党军队接收过来的留用人员，只要是医术水平过硬的，都加以团结和重用，当时好几个科室的科主任，都是出国留学回来的原国民党的上校或中校军医。父亲自己经常保持在第一线，一次，在为病人成功实施食道癌切除手术后，居然昏倒在手术室里。在他的领导下，153医院很快就成为当地地方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之一。
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在先。许多周末和节假日母亲都让其他同事休息，自己带头值班，记得当时很多周末或节假日，我都陪着母亲在药房的值班室度过。
年5月，生下了我的弟弟，——她的第七个孩子。这一年，她已经44岁了。
条水库鱼来家中探望生病的父亲，客人前脚走，父亲后脚就让大姐把鱼送给了病号灶上。
年底，父亲因身体不好提前离职休养。离休时父亲希望尽可能定居在离老家陕西近一些的地方，当时武汉军区管辖的地盘中最靠近陕西、又有干休所的城市是洛阳，就这样我家搬到了洛阳。不久文革开始，所幸文革初期军队没有深度卷入，父亲在洛阳的日子还算平静。
月份医院下了病重通知书，12月初下了病危通知书。12月28日，慈爱的父亲终于永远离开了我们。
月22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一生真诚相信党和毛主席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听到这个号召后，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兄妹几个说：“自己的事再大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是大事，听毛主席的话，你们都去下乡吧。”6天后父亲去世，处理完后事后军区干部部问母亲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把孩子送到部队之类，母亲回答说：“波涛生前有嘱咐，孩子们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吧。”这样，除了上面两个姐姐已经在文革前上大学、大哥已经在68年3月参军、下面最小的弟弟只有8岁以外，中间的两个哥哥和我都在父亲去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打起背包下了乡。现在的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我父母的思想太左太傻，可当时他们就是那么真诚，那么言行一致，那么严格要求自己。母亲送我和三哥插队时，除了给我们准备铺盖，还让我们带上家里的一套桌椅板凳、带上大妈从江苏扬州老家带来的九斤黄品种鸡的一些鸡蛋去乡下孵化，叮嘱我们在农村安心扎根。
。母亲选择了后者。在后来40多年中，母亲始终是以本所正式离休干部的身份住在这间干休所的。
年代初母亲曾对我说：“现在我不用去医院上班了，可是我还能工作，在家白吃国家的饭多不好。我想去五七干校做点事，哪怕看个大门也好啊。”后来听别人说五七干校是对有问题的人的下放，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辈子追求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仅不靠父母、不靠丈夫、不靠孩子，甚至也不愿意白占国家的光。
人的人生大事也依次从此相继展开：参军、复原、转业、找工作、上学、恋爱、结婚、生子、育子，90年代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应对……。在一次次的人生选择中，母亲的指点和价值观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
岁上大学的经历，是我们全家无声的榜样。文革中无论多么动荡、学习机会多么微少，姊妹们都坚持自学和努力，在母亲的鼓励下，最终7人中6人先后完成了大学教育（两个姐姐在文革前读了医学院）。
人中2人当了医生，4人当了教师，1人最后做了医疗事故处理方面的法律工作，——不知不觉中全是按照她的价值取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
年代开始家里订阅着各种期刊：父亲的《中华医学杂志》、《新华文摘》、《诗刊》、《天文爱好者》、《大众摄影》、姐姐的《大众电影》、《歌曲》、哥哥的《少年文艺》、我的《小朋友》等等。记得母亲只要有机会到市里去办事，最喜欢逛的地方是新华书店，她在包包里装着一个小小的帆布折叠凳，到了新华书店可以坐在小凳子上一本一本尽情浏览。母亲平时生活很节俭，但是在买书的花费上从不吝惜。大概是1964年前后，母亲花15元买了全套60本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小人书，让我们全家好一阵子都沉浸在巨大的享受之中。书籍成了母亲晚年最好的陪伴，既丰富着她的精神生活，又驱赶了那失去老伴的孤独寂寞。母亲的买书和阅读习惯深深影响了我们姊妹，我们每家都和母亲一样将大量收入投掷在买书上，并从阅读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与安慰。
个孩子的母亲还坚持读完大学，但是惟其如此，她能够成为1955年11万女军人中4.5%的幸存者之一，
年。她守护着我们一个个、一步步走完人生的台阶，直到我们7个全部退休下来。2010年1月8日，母亲患感冒住进医院，20天后，她平静地走完了平凡的94年人生。
年1月1日，但是她私下对我们说过，母亲比1918年3月出生的父亲大，父亲要面子，让母亲改小了。根据1916年编写的家谱《歙县迁锡许氏宗谱》记载，母亲的父亲许同华有一子一女，子许寿真出生于1915年3月5日，女虽没有注明生辰年月，但是家谱上既然有提，母亲此时肯定已经诞生。母亲伯父许同莘之子许寿谔出生于1917年，家谱上则未及记载。由此推算，母亲应为1916年生人。腊月二十四日则是母亲亲口对笔者所说。
曾任外交部庶政司长；侄子许同莘，
月12日母亲节完稿
母亲的祖父许珏是大清首任驻意大利使臣(),这是他1908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交涉东北领土时的照片
&&&&1952年的妈妈
后排左一是母亲路伟
1963年妈妈和我、大姐
1985年在我家后院她亲手栽种的牡丹花前
1986年在后院栽种的玫瑰花前
2006年冬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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