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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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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OL为什么我每次充钱有一个浙江的就知道了，然后不小心的话钱可能就没了，我每次改完密码之后他都能知道，我今年钱被盗两回了，之后我用动态密码登录，后来我一充钱管家里就显示有人登录N次没登录上去，然后有一次我买完芯片，我还特意改了密码，我寻思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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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胄作品集·二》---我的青少年时代
摘要：我的老家在河北蠡县梁家庄。
我八岁以前都是在老家过的。童年的事直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小时候在村子里看大人玩狮子、踩高跷。到城隍庙里看那些说了假话要割鼻子、挖眼睛、下油锅的壁画，现在还历历在目。母亲经常给我讲故事，大部分都是告诫我要做善人、行善事。母亲说大秤买了小秤再去卖，占人便宜都得不着好报。经常说…
　　我的老家在河北蠡县梁家庄。　　我八岁以前都是在老家过的。童年的事直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小时候在村子里看大人玩狮子、踩高跷。到城隍庙里看那些说了假话要割鼻子、挖眼睛、下油锅的壁画，现在还历历在目。母亲经常给我讲故事，大部分都是告诫我要做善人、行善事。母亲说大秤买了小秤再去卖，占人便宜都得不着好报。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我也相信有神有鬼。大年三十晚上，街上放鞭炮、点火把，我们那儿叫&燎星&。把院子铺上秫秸秆，说是给祖先铺的路，请他们回来过年。小时候觉得过年是又严肃又神秘的事。每年过年就听大人祈祷，希望有个太平的一年。小时候也听说过义和团的故事，说我姥姥家有人参加过，而且被洋人杀了。还听说那些洋人强奸过我们农村的妇女，杀人无数。母亲说我们村西有个苇塘的水都染红了。因此，我自小儿就对外国人没有好感，就恨传教士。他们传教，我们一帮小孩子就给他们扔石头、捣乱。　　我的父亲在山西的旧军队工作，听说我父亲在军队里当个团副。他叫梁建勋，不常回家，我只记得他回来过一次。从小我不大记得我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小时候只和母亲、大姐、二姐一起生活。我们家地不多，但有父亲给家里寄点钱，在村里就算中等水平了。可在平时不能吃白面，一年只能吃两次白面饺子。也不能经常吃肉，吃白面吃肉都是大事，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母亲很爱我，她们娘仨都吃的是粗粮，让我吃白面。每年都让大姐给我做一身长袍马褂、一双新鞋。　　我爷爷叫梁景峰，喜欢唱戏，每年都当村里的会首，搭台子唱戏。我也特别爱看那些梆子啊、老调啊，大都是说因果报应的戏。我虽然不懂，但对社会上的事我都有兴趣。除了爱看戏就是爱听书，听包公铡陈世美，连学都不想上了。　　姥姥家在二十里外的万安村，好像开中药铺，所以我母亲识字，喜欢给我讲二十四孝的故事，人家叫她女善人。　　八岁后，我母亲领我和两个姐姐去找父亲。离开家乡并不是大哥(注：黄胄和大哥是两母所生)逼的，主要是家乡太乱，生活太艰难，不得不背井离乡投奔父亲。我们先到保定，看见有的地方有电灯，感觉特别新鲜。保定那时已经有了面包和啤酒，我母亲说洋人的东西不能吃，面包是馊的，啤酒和马尿一样。到街上正值军阀奉军撤退，散兵们到处抢掠，我母亲不让我出门上大街。到了山西找到父亲，把家安在临汾。　　父亲有点字画，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有名气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张画，亭子里面坐着一个老头子，俯首看一个小孩用竹杆在勾什么东西。母亲说小孩是在勾一双鞋。另外，我们家还挂着一张年画，是一个娃娃在切西瓜。母亲说有户人家原来很穷，但很善。他们门外总有个孩子切西瓜卖。这家人觉得这孩子太热太累了，就帮助他。回去以后，他们桌子上总有一点钱，每次都是这样。有一天，这孩子走到他们家里来，他们想留住他，再看这个孩子一下就跳到画里去了。这种传说虽然是神话，但很美，代表着农民的一种希望。这类美好的故事，母亲给我讲得很多，所以我也就特别爱瞎画，书本上都是我画的画。11岁那年，我学骑自行车摔断了腿。母亲不让我上学了，让我躺着。我怎么能躺得住，我就更爱画画了。　　双十事变后要打仗了，父亲总不在家，东跑西颠的。我仍然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远处住着一个&推事&，现在的话就叫法官，一打雷他就让孩子和老婆把他围住，他钻在被子里打哆嗦。母亲说这推事准做过亏心事，怕雷公抓他。因此，母亲要我从小就得做善事，即使将来做了官也要做清官。一次，在临汾的操场上挖出了钱和罐子，别人说&好&，我母亲却说&不好&，要我赶紧扔了。有个本家哥哥娶了一个小老婆，我母亲说他是陈世美忘恩负义。父亲在家时，让我背唐诗，我也爱背，所以语文还可以，算术就不好。念小学时，我不算聪明，可是爱画画，爱听戏、听书，也学武侠小说上讲的腿上绑了沙袋往上跳。要是我逃学了，我母亲就到书场里去找我。因为听戏、听书多了，也知道中国有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1937年我的堂兄梁建堂打日本阵亡了，使我思想上受到震动。　　我们这一辈份是&堂&字和&斋&字，我的名叫淦堂，大概是缺水吧。我的字叫映斋，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含义或出典，说是父亲教过书给我起的。　　1937年以后，日本鬼子打到太原，我和母亲、两个姐姐坐着敞篷车逃难，过了风陵渡、潼关到了西安。在西安上小学时看见退下来的伤兵砸剧园子，宪兵随便打死不少人，觉得天下大乱了。我看见这么多悲惨的事，每天还要躲日本鬼子的轰炸，感到自己太不幸了。在西安上高小时，我临摹抗战的宣传画。学校里办了个展览，差不多都是我画的。日本鬼子打到潼关，我们又逃到宝鸡，生活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我受赵望云先生在农村写生的影响比较深，到处写生；也看了鲁迅先生介绍的珂勒惠支的版画，我立志要当画家。可是母亲出于种种考虑，非常反对。那时家里太穷，逃难带出来的东西也变卖、典当得差不多了。后来我父亲生病，从河南回来半年后就死了，我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后来听说是痨病。那时我才过了15岁，住在宝鸡非常简陋的三间土坯房子里，一进门就是炕。大姐和大姐夫他们住一间，母亲和我二姐住一间，我平时住在堂屋。我父亲回来了，只好住在我的床上，我就随便在哪儿都行。父亲死时才56岁，埋得很潦草。父亲一死，生活没有来源，以后就靠我的大姐夫了。二姐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和她的同学到四川去了。　　在扶轮小学上完小学，到宝鸡惠工中学，惠工中学是纺纱厂办的。我父亲一死家里就更困难了，我上了一年半学就上不起了。便通过一个老师的介绍到汧阳中学去教图画，光教图画不够吃又教音乐。教书所得的一点薪水除糊口外，全送进了纸铺笔店。有一小方马兰纸也要勾上几笔，不舍得扔掉。大姐夫见我生活困难，又不愿意麻烦他，就劝我到工厂里干活。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画画的时候，他到我房间里说：&淦堂啊，厂里有一份工作，是做电工，你愿不愿意去当电工？这样你的生活就有一点儿着落了，你也可以给纺纱厂画一些广告，你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给你报了一个名，你考虑考虑。&我听到这话以后，没有吭声，也画不下去了，就在纸上画圈圈。他见我没有吭声，就再次说：&淦堂你是不是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话&。他走了，这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想家里这么困难，我理应为家里承担些责任，纱厂里有这一份工作，无疑是可以挣些钱回来养活家里，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机会画画了。我翻来覆去地想，睡不着。直到第二天天亮，我也舍不得放弃我这个绘画的行当。那时，我经常到汧阳的小酒馆、小茶馆去画速写。虽然穷，但我已经以&画家&自居了。我也看了不少书，鲁迅的、巴金的，苏联的、法国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那时看的，那些小说把自己引导到一个不现实的理想主义世界中去。我也临摹唐伯虎、徐悲鸿的画。社会上接触到的人对我都是给以鼓励，说我的画画得好。但我母亲和大姐夫却希望我有个安定职业，能够养家糊口。但我不愿意，我悄悄地开始整理我的行装，第三天我就离开了蔡家坡，没有跟我娘说就出走西安。　　到了西安，我的生活没有着落，那儿没有我的至亲，只有我父亲在军队里的一些朋友，还有我在中学教书时的一面之交的所谓朋友。我去找人家，他们看到我家里没什么背景，都对我非常冷淡。有时找朋友混顿饭吃；有时候探亲访友，也不好开口说自己没有钱，饥一顿饱一顿，饱尝社会上人情冷暖。我有时住在同学家里，有时黑夜白天都睡在公园里。我深深感到社会上人情很冷，没有温暖。因为没有钱，也住不了店。觉得我只能像高尔基那样，把社会当成一个锻炼我的大学。我不能依靠别人，就到了莲湖公园去给人家当小工，给公园和铁路上砸石头，每天挣几个钱，生活特别苦。这样的生活过了几个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曾送给一个画店二十几幅京戏人物速写，不知是谁买了十几张，我的生活就能维持一段时间了，这样我就更感到要好好地画画。我每天都画速写，有时也给人家画几张广告，反正那时的生活就是漂泊。我总有一个希望，觉得不受大苦成不了大器，也以古代的一些先贤事迹坚定自己的信念，下定决心要苦苦追求。　　我青少年时求学的经历，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我立志学画，但在这苔藓斑驳的西安古城垛下，当劳苦大众都在深创巨痛中挣扎的时候，孑然一身的我也不能不感到求学的前景是渺茫的。　　后来，一个姓刘的老乡介绍我认识了赵望云先生，我开始向国画家赵望云学画。当时，在艺术事业上，赵先生是有杰出贡献的。我是一个失业青年，首先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温暖和同情。我认为赵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家，非常喜欢他的绘画。所以，以后找到赵先生家里拜他为师。赵先生讲：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可能诞生在象牙之塔，而是诞生于十字街头。生活的大门是敞开的，不分贫贱富贵，都欢迎你们。他教画画，总是鼓励，不主张学生学得完全像他，而是博采众长，自立门户。他那时候就反对临摹。他说：整天临摹别人的作品，在创作上没有自己的特点，是没有出息的。要从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技法。不久，赵先生去甘肃敦煌，临行前，他介绍我到一家画店当店员。因店里事务繁杂，没机会练功夫，工作月余，我就辞职了，又考取一家私人美术专科学校，由于学费太贵，又无宿舍，上不起。这时，圣路中学东北籍美术教员马德馨把我介绍给韩乐然当学生。　　马德馨告诉我，韩乐然是一个曾在法国留学多年的画家，准备在陕西关中地区作旅行写生，他想找一个爱好绘画的青年随他同去，帮他背些简单的行李和画具，他负担学生的食宿和旅行费用。我听了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可以满足我向名画家学画的愿望，二来能解决吃住问题。而且在1943年3月我去西安之前，在报纸上还看到过韩先生的美展介绍。我对他们这些知名画家是很敬慕的。就这样，由马德馨领我去见韩先生。　　出乎我的意料，韩先生竟是一个性格开朗，十分健谈的人，丝毫没有旧日师长们惯有的威严。他看完我几幅习作后表示满意，就问我能否做到他提出的几个条件，我说能够做到。他又问起我的生活境遇，当知道我在西安无家后，便请我第二天就搬来住。在那种冷漠的人世间，韩先生和蔼可亲的态度无异于融融暖火。　　我去的时候，乐然老师出狱已经半年多了，一个人住在西安开通巷四十几号，是租赁的民房，共东厢两间。当年我18岁，他大约45岁。　　他每天教我一些绘画常识，如素描的步骤，敷色的要领，形体结构的观察方法，绘画的布局和章法等等，他还向我讲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盛况和一些画家、雕塑家的生平。他谈到过达&芬奇怎样用&缥缈法&来表现空间深度，及其在米兰的圣玛丽亚修道院膳堂的大壁画《最后的晚餐》；也谈到过拉斐尔的创作顶峰《西斯廷圣母》；更谈到过米开朗琪罗充满战斗激情的雕塑《大卫》《摩西》《被缚的奴隶》等等，以及他本人为实现共和参加反教皇起义的经历。　　我们每天在一起燃火煮饭，一起谈天。乐然老师见多识广，又善于见微知著，说起话来以事明理，使要表达的思想如锥之处囊，脱颖而出，给人以晓示和启发。　　当时我生活条件不太好，自理生活的能力也不强。乐然老师诚恳地勉励我今后要自立，自己劳动吃饭。他给我讲高尔基青少年时当过圣像店小伙计、轮船杂役、搬运工、面包作坊工人、季节性农工，生活虽艰苦，但仍思奋发图强的成功之途；也讲过托尔斯泰少年时代勤学的故事。后来他还讲到自己在上海美专和法国留学时半工半读，流离转徙，食不安饱的困苦经历。　　他精力十分旺盛，中午不睡觉，只是用毛巾把眼睛蒙上，仰倒在床上少憩片刻，便起而作画、读书。夜晚，有时我们还秉烛畅谈。他那里有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秘密散布和传阅的宣传材料，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油印本，我第一次就是在乐然老师那里读到的。他没有告诉我去读，但给我接触和阅读这部文献的机会，又不至于叫外人看见。当时他发现我喜欢读老舍和巴金的小说，就建议我读一些高尔基和鲁迅的著作。他说这些人的作品战斗力强，能揭示人生的真谛，社会意义深刻。并说，读书要领会精髓。当时韩先生仍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一天他从外边匆匆回来，傍晚把门拴严后，取出一包东西叫我迅速烧掉，这是解放区油印的宣传品和小册子。　　我在乐然老师家两个多月时间，有一个姓熊的女青年来过四五次，是上海一带的人。她曾对我说过，她和韩先生一起坐过监狱。每次来她都要带些东西或拿个包，也差不多每次都和韩先生一起出去。乐然老师有时不在，她就在屋里等着。乐然先生的友人马德馨也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员，我曾向他请教过搞美术学什么专业较好，马先生说将来世界大同了，要建立许多劳动群众文化宫、人民公园，这些地方都要大型雕塑，所以还是学雕塑最好。　　在韩先生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即去旅行写生，由宝鸡到华山，约一个月左右。开始，他对我还有戒心，不跟我说什么，就叫我给他当脚夫，给他背东西。后来，他看我诚实，就跟我讲他现在不能画人物。他说一个画家必须画工人农民，反映工农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为劳苦大众服务，但现在他不能画，不然还得被捕。在这段时间内，乐然老师夙兴夜寐，画了四十多幅水彩写生。记得他画过渭河，水渠旁的风车、水磨，还有山村小桥等，用水用色酣畅淋漓。他对我说，国民党当局不许他画劳动大众的贫困生活。他原准备去河南画黄泛区，没得到允许，后决定去画八百里秦川。我们从宝鸡出来，正赶上夏收，道路两旁一派繁忙景象。乐然老师深情地望着这一切，有时收住脚步，凝神观察，默记于心，有时心潮起伏，大步疾行，他不马上画，因为离城较近，敌人耳目甚多。后来在途中他绘了许多农民像、农村小女孩等。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画了一幅《桥上》，画的是一座破木桥，一个瘦弱男子弓身曲背地驾车，拉套的也是一匹瘦骨嶙峋的牲口，这可能是旧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缩影吧。记得在作这幅画时，他对我说：&只许我画风景物，不许画劳苦人们，给他们粉饰太平，恐怕是办不到的！&他讲话的语气中充满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鄙夷。我们两个人时而坐一段火车，他画油画，我也坐在他旁边用铅笔画速写或画他。有时宪兵说我们画地图是奸细，来干涉我们。他得给人家解释，讲半天好话。通过一路的所见所闻，我觉得国民党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了。自己的生命、生活一点都没有安全感，非常苦闷。　　乐然老师认为，生活对于艺术家来说，如布帛粟菽一样的重要，反对用美术去迎合商人的需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再现生活。在武功时，我们去看望一个韩先生在法国时的同学、农业大学的教授。回来后乐然老师说，因为世道变幻无常，有些人一谈国事就噤若寒蝉，这不值得效仿，得过且过不是生活的目的。后来知道，那时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人，被胡宗南抓了，不知为什么又把他放了。　　回想韩老师对我的影响，主要的是教我做一个人，要现实，不能依靠父兄、亲戚。他说，在外国就是有钱人也要依靠自己，没钱的人更要站起来自食其力，不要依靠任何人。他让我和他到新疆去，我说等赵先生回来了告诉一声再说。其实主要的是当时我对外国的东西(指油画)不感兴趣，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听见洋鬼子在苇塘里强奸村里的妇女有关。另外他也劝我学雕塑。他说，光复以后城市里需要大量表现劳苦大众的雕塑。他还说他不能长久地和我在陕西呆在一起，他必须走。　　9月间，我考入西北中学。我希望韩先生能帮助我读完中学，入学后争取半工半读。乐然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给了我三个月的伙食费，我又读了半年高中。这年冬季韩先生去了四川，后来，他去了兰州。以后我去赵望云先生家里学画了。　　1944年，听说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潼关了，赵先生把家搬到甘肃平凉。赵先生有个朋友叫樊粹庭的有个剧团&&狮吼剧团，也要到平凉。当时我已经正式跟了赵先生，赵先生要我跟着戏班子的大车走到平凉。到了剧团吃饭不再成为问题，年轻走路也不成问题，我就走呗。　　我和狮吼剧团往平凉走，一路走了十几天，从西安走到平凉，沿途边走边演戏，风餐露宿，很辛苦。到平凉是秦岭山区，风景特别好，但是道路艰辛，大车上要运戏装、道具，我们年轻人只能走路。有时住在荒村野店里，有时就睡在山坡上。我一方面觉得大自然是这样的美，一方面觉得现实是这样残酷，自己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的美是那样不相称。樊粹庭先生是河南大学毕业的，是个剧作家，他编了很多戏如《应寒烟》《姐妹易嫁》等。他在河南有些名气，人又平和，对我也好。我到了平凉，给他的剧作画了很多广告。我在平凉等于给赵先生当管家，赵先生是一位画家，也不富裕，我只能住在他的很小的画室里。每天清晨，我早早地就到集市去画速写。我在的时候，赵先生已经有四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要吃饭穿衣，我也帮他们抱抱孩子，打扫卫生，他们都很爱我，赵师母对我也不错。天气愈来愈冷，我们都没有御寒的衣服。有一天赵先生从一个姓郭的那里给我要了一套国民党的军装，让我穿上，并说以后画画可以自由一点，到外边去方便一些。其实我也没有去上过一天班，也不知那支军队驻在哪里。那时就那么难，买件衣服都很困难。我就穿上这身军装去画画。而且对樊粹庭的剧团也可以有一定的保护。当时樊先生那里经常有国民党兵去砸戏园子，不得安宁。我岁数一天天大了，看到国民党腐败得不行，一会儿砸戏园子，一会儿奸淫妇女。我作为一个有志的热血青年，实在是受不了这些。我一边为樊粹庭先生服务，一边为赵望云先生服务，也学了一些河南戏。赵先生开画展，经过了很多人事关系，画展上才贴了不少红条子；画展过后，赵先生让我去收钱，人家就冷言冷语地讽刺我，不愿给，还得听许多难听的话。那时钱毛得很厉害，开画展时定的价，可以买多少米，等把钱收回来就买不了那么多米了。向人家要钱，像乞讨，低三下四的。我不想和我的老师一样，我要走自己的路。　　随赵先生迁居甘肃平凉，韩先生去兰州路过时，还专门找过我一次。他告诉我，家已搬到兰州了，计划去新疆作旅行写生，叫我跟他一起走。我当时也很愿意去，后因赵先生不同意，只好作罢。没想到此次与韩老师一辞，竟成永别。　　韩先生走后，曾和我通过几封信，信中还希望我从平凉到兰州去。在临去新疆前，他给我寄的信中写道：&我们要动身到新疆去了，你失去了这一机会&&要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绘画才有前途。&　　乐然老师出发后，我因没有去成很感惋惜，因而对他们去新疆后的艺术收获也十分关注。　　1945年秋天，赵先生让我先回西安给他看租赁的房子。我画画的时间就多了，还写小说向报社投稿子。第一幅画被《西安夜报》采用，画的是鲁迅《示众》的插图；还画过《不良青年的梦》，描写一些青年做升官发财、金钱美女的梦。《贫民窟一瞥》《茶馆》等速写，报纸上一发表，自己就更做画家的梦了。　　赵先生一家随后回来，我也一直住在他的家里。这时，我认识了一批进步的学生。他们思想进步，经常闹学潮，使当时的统治阶级很头痛。他们在一起谈论国民党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水淹没一切，到处都是死尸，柳树淤得只露出一个尖，往西安、宝鸡逃荒的百姓一群一群地死去。我听这帮大学生慷慨地讲着，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我从逃荒出来的人那儿知道，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淹了三个省四十四个县，淹死八九十万人。我总想到河南去画一画这些灾民的苦难情景，但是没有机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赵先生有个朋友叫傅恒书的，在河南《民报》当社长，他让我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年冬天，我就去开封。坐在敞篷火车上，人挤人，人摞人，大部分都是逃荒回去的。在火车上看见沿途一片荒凉，叫花子到处都是。到了中午，火车开不动了，只得下车步行。从西安到开封要走二十来天，沿路看见有在火车站台上睡的，有撤退的日本人，也有不少人死在车站上了，乱七八糟。到了开封，到处是难民。日本人还没有撤退完。　　抗战刚胜利时，国民党提出过言论要自由，可他们到开封一个月就封闭了不少报社，抓了不少人。我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如果我是蒋介石》，就批评了当时的时局。国民党的军官好像他们真的打了胜仗似的，耀武扬威，到处横行霸道。可老百姓根本瞧不起他们，因为日本鬼子进关后，他们比谁都逃得快。再看抗战胜利后的现实，还是那样腐败，那些接收大员当年大发国难财，现在又发接收财。　　傅恒书留过日，当过北京大学教授；他对我不错，让我住在报社里。我在河南《民报》画过很多画，其中有一幅叫《负荷》，画的是一个老百姓趴在地上，国民党的大官骑在他身上；老百姓满头是汗，承受不了。傅恒书说画得不错，但不能用，登出来报社要出问题。这时期我认识了姚雪垠、刘岘等，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司徒乔先生。司徒先生是在一家画店里看见我画的一匹马，打听到我在民报社，就来报社找我。他对我非常热情，很赞赏我。报社没人住，就让他们也住在报社。他是代表美国救济总署的，我就跟着他(不应该叫陪他)去了黄泛区。这是第一次去，约一个多月。我看见黄泛区的情景，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厌恶，觉得这个国民党政府是真的非亡不可了。炸花园口时是蒋介石命令当地驻军以水当兵，淹死了近百万人。30万军队退下来和土匪一样，兵跑得比日本鬼子还快，老百姓传说他们根本不抵抗。炸花园口是祸国殃民，在历史上是一次大罪恶。沿路都是死尸，到处都是瘟疫。美国救济总署在那儿发点药，发点粮，于事无补。我画过几幅画叫《杯水车薪》《救济总署门前》《眼看人死去》。我还在上海小报上发表过《人吃人》《吃骨头吃血》《狗吃人》，在画上用了这些激烈的词句。我当时看见悲惨的现实就画，画得很快，形象也不准确，画了几百张，给各报社投稿；人家有的不用，也不给退回来。我看过古元、彦涵的木刻，感到非常新鲜，有生命力。我也刻了不少木刻，但技巧不行。还画过不少漫画，如《一条鱼》描绘救济总署给了一条鱼，经过层层盘剥，到老百姓手里就变成鱼刺了。那时我对自己要走的道路已有了明确的想法。我在黄泛区画了很多画，我想让社会了解黄泛区的苦难生活。以后刘、邓大军南下，把开封围住，国民党又要抓人。河南当局把傅恒书的《民报》盯上了，我因为画的画讽刺了当时的政府，有的还很激烈，傅恒书说黑名单里有我，通知我赶快离开报社。我就住在魏紫熙的家里。后来听说刘岘就被抓了。魏紫熙知道我要去西安，送我上了火车才回家。我到了西安，仍住在赵先生家。西安乱得不得了，我母亲看我画的都是穷苦人，怕把我抓了，就偷偷地把我画的大部分给烧了，我非常难过。但那是我娘为了爱护儿子才烧的，我也没有话讲。现在想来当然很可惜。　　河南的这一段时间，包括两次去黄泛区，尽管只有八个多月，但对于我却非常重要。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主义而奋斗，但对现实中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也有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画家，就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自己有责任向外报道这些东西。司徒先生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留一脸大胡子，岁数比我大得多。他到黄泛区，县长请他吃饭，他就骂，说老百姓这样饥饿，你们吃什么大鱼大肉。他不吃，我也不吃。他看见县政府的人对百姓发横，也就骂。我觉得他好有气魄，那么有正义感，真解恨。他的夫人叫冯伊湄，是个诗人。他们夫妇很爱国，司徒先生速写的说明词都是两人共同研究后写成。发表的诗有一部分可能现在存在中国美术馆。我们后来经常通信。　　在我的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前三位都是在解放前，徐悲鸿是在解放后认识的，他也热情地鼓励我，对我寄托希望。除赵望云先生外，他们都好像没活过56岁。画家的长寿是多么重要！　　司徒先生是把我当朋友，愿意和我这个穷孩子住在一起，很不容易。他当时那样尊重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和我切磋艺术，成为忘年之交。他患肺病死时才56岁，我对他深深地怀念。他常常对我说，国家强大了，华侨才有地位。他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那样爱国。他们1950年后回国，我给他们报户口做杂事。但后来肃反时说冯是什么特务，吓得我也不敢多去了。司徒先生对我很好，他和韩乐然先生不一样。韩先生是我老师，我为他服务，他对我很好；我在平凉时他又回来看我，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我。　　1946年我在上海出版的画报上看到了韩先生发表的四幅画，有两幅是画新疆葡萄园的劳动场面，两幅是表现维吾尔族婀娜多姿的舞蹈。　　1947年我终于来到兰州，那时乐然先生已作古人。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拿着韩先生寄给我的地址找到他的家，当时韩老师生前好友斐文中也在。师母刘玉霞对我说：&乐然经常提起你，还准备叫你继续跟他学画，没想到飞机失事故去了。&第二年我去了新疆，陶峙岳也和我讲起韩先生感人至深的往事，为他的早逝深表惋惜。　　1953年我由西北军区到北京搞展览，从司徒先生那里打听到乐然老师家属的地址，探望了他们。我还带着韩先生的儿子韩健行到开会地点住了三天，看到这个孩子，我就想起了他的父亲&&　　我是赵先生的学生，从1943年至1948年一直跟着他，几乎都在一起。就他的艺术道路来说，他确实是五四以来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是接近劳苦群众的，是面向生活走向生活的。另外，赵先生爱学生胜过爱子女，他很关心学生的进步，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家庭。在他家里时，虽然生活苦一些，但是赵先生拉一手好二胡。有时候，他拉胡琴，大家和他唱上几段，生活还是乐哈哈的。他的学生不限于我们这几位，全国各地学生都有。我们的先生并不是正式的&学院派&，他也是&打游击&出身，从农村写生入手。他没有正式经过学校训练，但是他不反对画素描、画速写。他也吸收外来的、洋的，也欣赏国外的名画，欣赏的目的不是鄙视或消灭我们民族的东西，把它推到绝路上，而是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有责任去研究、继承，有责任发展民族绘画。　　我到了西安，开过一次河南黄泛区速写画展，是河南同乡会搞的。当时兵荒马乱，展览也没有人看，更谈不上买了，黄泛区的展览应该说是我的第一个个人展览，地点就是同济坊，是个真正的展览厅。　　后来，赵先生认识河北的一个商人叫贾一萍的，是赵先生的同乡，开工厂，想搞一本杂志。赵先生没时间，就让我搞，杂志的名字叫《雍华》，就是西安古城的简称&雍&字。名义上是赵望云、郑伯奇主编，实际上是我一个人搞。写文章、约稿、校对，又跑工厂，搞销售，画插图，一切都是我自己干，包括登广告。郑伯奇是一个左派文人，和郁达夫是同志。他给杂志写的序，打的招牌是为艺术而艺术，拉点广告。出了八期就不出了，但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不少西北工学院、农学院的进步学生。有些进步学生闹学潮、反饥饿、反内战。我看国民党没什么前途了，那样腐败，必然失败，我就跑到武功农学院和进步学生在一起搞学潮。　　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我给几个同学募点捐。因为局势紧张，我和小学时的同学梁又清，以及马振等就跑了，有的住在农学院，有的住在工学院。我在工学院，有个姓聂的介绍我去找苏一平（原中宣部艺术局局长、文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西安在5月份解放后，我就参加解放军，那年我24岁，就在部队里编画刊、做杂务。原来多少年都是过的流浪生活，有时没饭吃，经济地位、生活都没有保证。到军队就有了饭吃，有时吃的挺好，除了军队生活有点儿拘束外，其他都很满意。以后到了兰州西北军区，做战士读物社的美术工作。　　这就是我的童年和青年的情况。（根据1985年录音及有关资料编辑整理）参考资料：1.《黄胄谈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3月。2.郑闻慧：《炎黄痴子&&回忆我的丈夫黄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2月。3.炎黄艺术馆编：《黄胄研究》，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6月。4.黄胄：《画家椽笔大漠飞虹&&怀念老师韩乐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
（责任编辑：施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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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时间：日 14:预展地点：杭州、北京、成都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上海延安饭店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吴东魁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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