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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　　（接上）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1984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160多万间。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红太阳麾下的大跃进积极份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中共中央任中南局第二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而对信阳干部的处理就要严重多了。从1960年9月到12月，信阳地区的16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厄运”。原来还准备大开杀戒，以平民愤，最后决定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处死刑，由毛泽东改为死缓。后来陆续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遭到逮捕法办的县领导干部才减为12名。　　就这样，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然而，这样的处理结果，能让被饿死的百万冤魂在九泉之下瞑目吗？
　　（接上）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1984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160多万间。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红太阳麾下的大跃进积极份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中共中央任中南局第二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而对信阳干部的处理就要严重多了。从1960年9月到12月，信阳地区的16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厄运”。原来还准备大开杀戒，以平民愤，最后决定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处死刑，由毛泽东改为死缓。后来陆续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遭到逮捕法办的县领导干部才减为12名。　　就这样，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然而，这样的处理结果，能让被饿死的百万冤魂在九泉之下瞑目吗？　　-----------------------------　　呵呵，同一个河南，为什么信阳地区死了那么多人，纪登奎的洛阳就没死人？ 更说明大饥荒就是人祸。你妄图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刘邓身上是绝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大跃进是毛发动的，组织的，领导的。而刘邓仅仅是执行者。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范围内打倒了300多万实事求是的干部，导致浮夸风是大饥荒最直接的原因。这些干部是毛打倒的，是毛给他们戴上小彭德怀分子的帽子，靠边站的。是刘少奇给他们平反的。　　你要有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你们毛左公平正义的口号喊的震天响，到头来饿死3000万老百姓，这口号是骗人的。已经忽悠不了人了。
　　（接上）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1984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160多万间。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红太阳麾下的大跃进积极份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中共中央任中南局第二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而对信阳干部的处理就要严重多了。从1960年9月到12月，信阳地区的16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厄运”。原来还准备大开杀戒，以平民愤，最后决定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处死刑，由毛泽东改为死缓。后来陆续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遭到逮捕法办的县领导干部才减为12名。　　就这样，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然而，这样的处理结果，能让被饿死的百万冤魂在九泉之下瞑目吗？　　-----------------------------　　@非洲刚果
15:35:54　　呵呵，同一个河南，为什么信阳地区死了那么多人，纪登奎的洛阳就没死人？ 更说明大饥荒就是人祸。你妄图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刘邓身上是绝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大跃进是毛发动的，组织的，领导的。而刘邓仅仅是执行者。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范围内打倒了300多万实事求是的干部，导致浮夸风是大饥荒最直接的原因。这些干部是毛打倒的，是毛给他们戴上小彭德怀分子的帽子，靠边站的。是刘少奇给他们平反的......　　-----------------------------　　1932年，约有20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 因为他们失业了，甚至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也突然出现在夜间敲门讨饭或蜷缩在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　　据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2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当农村的旱情加重时，各州人口大量锐减，数字到今天也只有中央情报局在掌握。　　所有人多在找工作。找口粮　　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　　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却实有50000人来应聘。　　华盛顿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是人家能雇他当救火员。　　吃野草根、捡垃圾度日这是当时大部份美国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　　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　　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　　纽约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　　迈阿密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抢不到的老弱，将活活饿死　　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来骗自已　　明尼苏打的农民连公墓多去挖开找新下葬的尸体啃食。　　平均每天有7000多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纪录，在十二个月里，有六十八万三千名左右 的人。爬在火车顶上等开车到富裕点的城市逃荒。　　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死后被集体埋葬，其中活下的6万多名女子为了活命，她们只能向同路人出卖肉体。换得可怜的食物　　而白宫里的领袖们正在南草坪，用羊肉喂鹰，烧玉米烤火，一片欢歌笑语。　　而与中国的三年天灾相比，美国没有受在经济封锁，直接的战争威胁，居然搞成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七饿死，不知道是光荣还是可耻？　　=======================================================================　　请问，大萧条期间的数百万冤魂该谁来负责？
　　胡佛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　　　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　　　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　　　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大众的饥肠辘辘与富人的脑满肠肥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真相历史-30 16:01:47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　　-----------------------------　　呵呵，这就是你的方法，用复制粘贴出长篇的大论来刷屏。　　你贴的这些文章里饿死了人？饿死了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人，几千万人？ 　　你这个帖子的楼上，可明白无误的告诉你，就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了108万人。这就是你们毛左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必将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2月5日，胡佛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　　农*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胡佛总统依旧每天享受着大餐。这位总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觉得危机，崩溃之类的词听起来太让人绝望，于是找到了一个新的词语来代替，这就是“萧条”。大批的农产品被直接销毁，橘子整船的倾倒进河里。为什么？很简单，为了维持价格，东西少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穷人购买力下降，买不起东西。不过还是有人能买的不是吗？　　另外还有一点，据说二战爆发的前一年实际上美国的失业率又回到了33年的水平，也就是说所谓的螺丝福新政又回到了原点。，
　　美国的人口统计和死亡率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美国在所谓大萧条时期的人口变动。　　至于个案描述，前面文章也都给的很清楚了，下面就是各种推论了，如果大家采用网上说中国大饥荒的推论方式，是不是能够得到美国的饥荒饿死呢？我想是可以的吧？！！！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饿死，很简单，美国是大农场模式，如果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否则，农场主就销毁粮食，他们不会发善心免费提供给穷人，前面资料写得很清楚。　　当然了，作为走狗的非洲刚果畜牲对此有不同的认知方式！！　　这点和中国旧社会不同，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从来都是粮食不足，总体不足，美国则是总体粮食很足，超过需求，但是，就是不给穷人，前面资料提了慈善，显然，杯水车薪！
　　@真相历史-30 16:18:27　　美国的人口统计和死亡率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美国在所谓大萧条时期的人口变动。　　至于个案描述，前面文章也都给的很清楚了，下面就是各种推论了，如果大家采用网上说中国大饥荒的推论方式，是不是能够得到美国的饥荒饿死呢？我想是可以的吧？！！！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饿死，很简单，美国是大农场模式，如果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否则，农场主就销毁粮食，他们不会发善心免费提供给穷人，前面资料写得很清楚。　　当......　　-----------------------------　　对，资本家就是不发善心给美国农民，所以美国农民在1929年饿死了800万，到底是谁在发明历史？ 　　反之，在中国3年大饥荒，有很多农民爬着去粮仓，就是不放粮，最后饿死在粮仓门口，这样的事情，可不是一起二起。要不要我也刷刷屏贴给你看看？　　还是那句话，对三年啊大饥荒，要年年讲天天讲，只要一有毛左忽悠毛时代是人间天堂就要拿出来讲。　　饿死3000万，罪恶罄竹难书，必将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非洲刚果
16:31:00　　@真相历史-　　美国的人口统计和死亡率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美国在所谓大萧条时期的人口变动。　　至于个案描述，前面文章也都给的很清楚了，下面就是各种推论了，如果大家采用网上说中国大饥荒的推论方式，是不是能够得到美国的饥荒饿死呢？我想是可以的吧？！！！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饿死，很简单，美国是大农场模式，如果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否则，农场主就销毁粮食，他们不会发善　　—————————————————　　那你也别玩双标，到现在灯塔国还有百分之十九的人负担不起食品，也谴责来听听。　　另外，这些材料大多是当时的媒体报道，可比不上你们几十年后发掘出来的中国材料的真实性，你的意思是这个？发明家，有本事贴些当时的材料出来，没中国的外国的也木有么？　　
　　1957年， 邓小平担任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来来来，喜欢毛时代的来看看人吃人的毛时代是多么的幸福。又是造谣？　　梁志远著《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节选　　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这种处理是先严后宽，以后就不告不理，不了了之。这种案件能办不能说，对外只字不漏，对上汇报慎之又慎。稍有泄露，就大祸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及此事的人也受到打击。因此，这些情况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时不知如何处理。一位副局长向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作了汇报（当时梁志远在场听了汇报），当即定为“破尸案”，并决定逮捕“犯人”。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于是未经请示县委，发了两个馍，将“犯人”教育释放。县委知道后，李庭芳受到严厉批评。李又让公安局将“犯人”抓回，重新入狱。经过半个月的审讯，确定“犯人”没有政治目的，县委批准将其释放。本案到此终结，但办理此案的派出所所长李玉贤，因向别人说过历史剧《打銮殿》中的剧词：“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李庭芳也被调去带民工到皖南修铁路，再没有回亳县工作。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它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年4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县城到西北角、南京西路北）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梁问杨医生：“公安人员怎么处理？”杨说：“我已向公安局反映过多次了，没人表态。”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据立德教育办公室会计、中共党员李士远回忆：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大队、生产队制止不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了抓典型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的办法。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要求人人参加，不参加者食堂扣饭。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责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还说：谁再这样（指吃人肉），就把谁关死在监狱里。批斗会后，吃人肉的就少了。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　　@hugemax 这是不是又是造谣？ 你说这些老干部吃饱饭没事干，拿美帝的钱造谣找乐子？　　人相食，注定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仔细看这一段话“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　　你在这里为毛时代唱赞歌，不觉得可耻吗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hugemax 这就是你歌颂的伟大的革命理想主义的代表底层农民利益的毛时代？ 这个人是不是特务，或者是你说的穷鬼？
　　楼主是在监狱里写的吧，求减刑　　
　　@非洲刚果
17:35:40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hugemax
这就是你歌颂的伟大的革命理想主义的代表底层农民利益的毛时代？ 这个人是不是特务，或者是你说的穷鬼？　　-----------------------------　　梁志远是谁？他写这本书去过哪些地方，走访过哪些人，查阅过哪些档案？这种东西与轮子的宣传材料区别在哪里？
　　能不能比较一下1945年的数据？
　　《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载于2013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原作者：尹曙生（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多人参加，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于2月3日在安徽代表团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与会的安徽代表对他的检查非常不满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继续开会，揭盖子，中央同意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安徽代表团被留下，继续开会。2月9日，在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代表团的情况下，曾希圣作了第二次检查。曾的检查开头就说：“前一次检查（指2月3日检查——笔者），正如同志们所说没有放下架子，就是说没有拉下面子、脱掉裤子，主要是自己思想中的肮脏的东西没有勇气拿到太阳下面给大家看。这两天经过少奇同志的启示，经过柯老（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笔者）的谈话，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经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对一些事情的回忆（有的可能记不清），我决心和党一条心，和少奇同志合作，和中央部门、华东局负责同志合作，撕下面子，放下架子，再做一次检查，把肮脏的东西讲出来，也可以说是对过去的曾希圣的揭发批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曾希圣第二次检查一万多字，内容是围绕安徽在大跃进时期主要是1960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方方面面展开的。曾希圣在检查中说：“七月石关会议（指1961年7月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他不说非正常死人，而是笼统地说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死人数字——笔者）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当时我和桂林栖、郑锐、邢浩（分别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公安厅长——笔者）四人研究，他们说不要再核对，就这样上报吧。但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些疑问……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一百一十七万多人，扣除重报数字九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扣除了五九年死亡的四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人，这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这个数字决定由公安厅上报，并作为省委向中央上报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数字，没有上报党中央，这也是我的责任。”　　对曾希圣检查的这方面情况我要做点说明。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公安厅于5月汇总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厅长邢浩将公安厅汇总的全省人口数字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当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公安厅把地、市公安处、局人口统计人员召到合肥，核实人口数据，结果和上报的数据吻合。公安厅长邢浩再次请示曾希圣，是否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回答说，等省委扩大会议开过后再报。于是省委在石关召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曾希圣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汇报1960年人口数字，书记们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管辖的公安部门，索要人口数据，很快就报来了，经过会议秘书组的统计，书记们汇报的数据和公安厅一致，因为他们汇报的数据都是根据公安部门来的，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已经是7月，过了公安部要求上报人口数据的限期。由于公安部催得紧，公安厅只好先派户籍科长将人口统计数据送到北京。正在这时，曾希圣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安厅汇总的数据，邢浩厅长当即指示公安厅治安处，通知户籍科长马上回来，把统计报表都带回来，对公安部说统计数据有重大差错，回去核实后再报。从北京回来的户籍科长和几名统计员，在厅长邢浩带领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统计数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完毕（应该说是造假完毕——笔者）。在修改时，要求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不能产生矛盾，要合乎“科学”，尤其是儿童、妇女死亡数字要尽量压缩，加大老人死亡数等等。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200多万，而是117万多人，经过曾希圣审阅批准，报告公安部。与此同时省委报告中央，把公安厅给公安部的报告作为省委报告中央的附件。　　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全体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了防止政法机关滥抓滥捕，草菅人命，在会上郑重宣布与政法干部约法八章：一，不准乱逮捕、乱拘留；二，不准乱管制、乱监督劳动；三，不准乱用侦察手段；四，不准乱收容强制劳动；五，不准刑讯逼供；六，不准虐待犯人；七不准扣押申诉；八，不准任意加刑。同时指示公安机关要纠正在户口问题上的弄虚作假，正确反映户口信息。于是，安徽省公安厅于日至29日，专门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公安处、局的治安科长和户口统计员（户口归治安科管——笔者），水上、铁路公安处（局）治安科长和户口干部共98人参加。会议任务就是纠正1958年以来户口统计上存在的问题，真实反映户口、人口变动情况。会后公安厅在给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中说：“近两年来，在户口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教训十分深刻，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未能通过户口登记管理，全面了解情况，甚至有意篡改人口变动数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经过这次会议，把过去弄虚作假的人口统计恢复正常，结果显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人，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总数为人，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4388182人。这组数据已经作为官方正式数据载入史册。　　曾希圣检查重点是安徽省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他是如何弄虚作假、如何捂盖子、如何向中央封锁消息、如何对1960年中央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死人情况进行刁难、告反状，以及他的霸道的工作作风、对错误的认识、改正错误的决心，等等。检查结尾曾希圣说：“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异常严重，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50年后，笔者读当年曾希圣的检查，认为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诚恳的，在很多方面检查也是深刻的。但是因为造成了几百万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免除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是完全应该的，就是宣布将他绳之以法，也并不为过。不要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就是死亡几十万人、几万人，在和平年代，也是严重的罪过，就是撤职查办、追究刑事责任，有何不可？同是饿死几百万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检查就比曾希圣深刻。吴芝圃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有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检讨交上去，毛泽东批示“不要再做检查了”。人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勇于承认，仍不失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尽管曾希圣的检查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这和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罪他。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当作旗帜，而安徽乃至全国发生的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都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发生的。曾希圣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承认自己有罪，表示要戴罪立功，应该值得我们肯定。而这30多年来，有些人却竭力美化曾希圣，把他自己承认犯的错误甚至犯的罪一笔勾销，把他自己早已唾弃的痈疽当宝贝来收藏，如果曾希圣地下有知，也会骂这些不肖子孙的。曾希圣犯的那些错误、那些罪行，难道不是和那些曾经一味地给他抬轿子、一味地吹捧他、指鹿为马的人密不可分吗？
　　@hugemax 经过这次会议，把过去弄虚作假的人口统计恢复正常，结果显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人，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总数为人，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4388182人。这组数据已经作为官方正式数据载入史册。　　这也是造谣？ 或者说净减少是移民了？ 看看你们毛左给中国带来的悲催。邓公说主要防左，大赞！！
　　@hugemax
10:50:43　　@sunleiji
人均耗电量是衡量一国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而生活水平又与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1990年东欧国家人均耗电量基本上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中低水平，多数东欧国家人均耗电量超过了希腊、葡萄牙、韩国等三流发达国家，前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爱沙尼亚、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国甚至高于二流发达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见大部分东欧国家在苏东......　　-----------------------------　　@FCQQ5
21:33:19　　中国不在表中？　　-----------------------------　　@sunleiji
23:13:32　　　　-----------------------------　　恰恰是俄罗斯在侵略格鲁吉亚，并吞格鲁吉亚的两个土地和侵略乌克兰，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只有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是侵略屠杀他国老百姓来以俄罗斯人霸占别国的领土让俄罗斯人独享土地和资源的。　　就像俄国霸占中国的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国人都被屠杀精光而更换上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俄罗斯人了一样的。　　本来满清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把东北三省都给了俄国，结果一直垂涎中国东北的日本不得不趁俄国立足未稳发动了日俄战争来赶走俄国军队。两国军队在东北大肆屠杀中国人，满清黄俄欢呼不已竟然宣布中立，还是万里之遥的美国看不过，逼迫两国去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把东北三省归还中国了。　　满清黄俄孝敬俄国的好事竟然被日本和美国的搅和而搅和的没了。所以黄俄一直痛恨日本和美国了。　　当然东北的中国人躲过了被俄国屠杀精光的命运了。否则东北的中国人像外东北和外西北的中国人一样都被杀光而东北三省仅仅是俄罗斯人的乐土了。　　两个恶俄价值观的徒子徒孙自然对真相颠倒黑白为恶俄的一举一动点赞而把恶俄的做法强加于阻止恶俄掠夺屠杀等等罪恶的敌人的头上。　　一个是以老百姓福祉不断发明创造改善老百姓生活的汽车、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手机、电脑等等等等让人类不断提升生活质量的国家，甚至包括为残疾人发明创造替代残疾的肢体、眼睛、听力原件等等，其维护军事装备先进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不会像中国宋朝一样为人民福祉发展的国家被穷兵黩武企图奴役他国的国家灭亡其文明而已。比如欧美等等。　　欧盟还以尊重人的生命而取消了一切死刑。而不是嗜血无度的连同党同僚都需要打成反党反革命整死来凸显伟光正。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就更加不用提了。比如史达林连逃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都需要派遣特工万里迢迢去砍死他来凸显自己伟光正。　　而另一个国家仅仅是把所有的科技力量全部用在发明创造先进的大规模杀人的武器装备上。专门挖空心思企图掠夺他国资源和杀戮他国老百姓掠夺财产和奴役他国老百姓。在提升人类生活福祉上的发明创造上没有任何作为。比如过去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其在杀人理论上更加有独创，史达林甚至以种种罪名把列宁的所有重臣都屠杀殆尽来凸显他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伟光正。自然对无数无数无权无势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老百姓就更加不用提了。　　没有了专门以制造大规模杀人武器来掠夺和欺压世界各国人民的俄罗斯，世界就向人类和平文明前进了一大步。世界上的恐怖和战争不安定因素就大大减少了。全世界人类用于防备战争和在维护安全方面的费用可以大大减少，而用于人类福祉方面的费用可以大大增加，人类的福祉自然就大大提高了。　　美国相信中国的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相信只要做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和榜样，全世界都会像他们看齐的。即“和平演变”的。他们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国际主义精神的，他们不需要老百姓“斗私批修”和“狠斗私心一闪念”牺牲自己一切为他们领导人的国际主义精神目标无私奉献的。　　他们尊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选择。但美国不容许以血腥屠杀和战争来选择，只能是和平的尊重生命的选择，就像他们定期和平选择执政党和领导人一样的。　　就像民国革命以后剪丑陋的辫子和穿中山装和其他现代人的服装以替代满清丑陋的服装是不需要大屠杀来完成的，完全可以是“和平演变”的。而满清逼迫明朝老百姓梳猪尾巴辫子穿满清丑陋的服装替代汉人的服装和头饰是必须要砍去一亿多明朝子民头颅的大屠杀才能完成的。如果等待“和平演变”的结果可能是满清自己都会变成汉人服装和头饰了。因为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大自然规律。反大自然规律自然必须战争和屠杀了。　　被日本侵略者屠杀的国民政府都能够有一些统计，而被俄国屠杀强奸的无数无数同胞竟然没有任何统计，不管是外东北、外西北的被屠杀精光的同胞，还是日俄战争被俄国屠杀的同胞等等，因为前清康熙皇帝就一直对俄国青睐有加。匍匐在俄国脚下签订《尼布楚条约》奉送两个福建省大小的肥沃国土孝敬俄国。其儿子雍正皇帝紧跟其后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再奉送一大片肥沃国土孝敬之。对俄国屠杀中国人一直是青睐有加。因为满清自己就是屠杀了一亿多不肯梳猪尾巴辫子穿满清丑陋服装的明朝中国人的。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悼念被恶俄屠杀的所有中国人和被满清屠杀的中国人！才算没有辱没先祖了。 而不是追随两个俄国人了。
　　@hugemax
11:01:49　　为什么说这些国家走上了邪路？ 因为他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曾经的对手，任由对方毁灭自己的经济，侵吞自己的财产，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在太正确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狂潮中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 要归功于毛主席建立的强大的工业基础。
中国能够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更是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能有今天， 一样要感谢毛主席。　　-----------------------------　　顶
　　@hugemax
10:53:00　　注意这些数据中的大多数， 都是税前工资。 中国的4670元要交多少税， 许多人自己有体会。 而这些国家则是直接打七折， 另外的30%要交税。 人均工资5370元， 实际到手还不到3800元。　　—————————————————　　楼猪意淫高手，屁服屁服　　
　　@hugemax
11:01:00　　为什么说这些国家走上了邪路？ 因为他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曾经的对手，任由对方毁灭自己的经济，侵吞自己的财产，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在太正确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狂潮中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 要归功于毛主席建立的强大的工业基础。 中国能够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更是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能有今天， 一样要感谢毛主席。　　—————————————————　　只有和既得利益者才会感谢猫讲师　　
　　@hugemax
11:01:49　　为什么说这些国家走上了邪路？ 因为他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曾经的对手，任由对方毁灭自己的经济，侵吞自己的财产，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在太正确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狂潮中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 要归功于毛主席建立的强大的工业基础。
中国能够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更是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能有今天， 一样要感谢毛主席。　　-----------------------------　　“走上邪路的东欧：兄弟我从美国回来，比你们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个连北京都没有去过的农民工，还什么“兄弟我从美国回来”。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凡是真正去过美国的，绝不会说出楼主这么无知的话。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日至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hugemax 　　来看看，想想你和这个翁可业相比缺点什么？ 就你这样还高举公正的大旗，我看算了吧
　　@skytoothtpc 9楼
11:10　　在毛的治理下，中国人民饭都吃不饱，比印度还穷，连解放前都不如！　　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　　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　　-----------------------------　　然而这个吃不饱饭，比解放前还惨的时间段内，人口却一直大幅增长？你是受到台湾人说“用爱发电”的启发，来说处于饿与饿死之间的人在“用爱解饿”？　　
　　@hugemax
11:01:49　　为什么说这些国家走上了邪路？ 因为他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曾经的对手，任由对方毁灭自己的经济，侵吞自己的财产，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在太正确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狂潮中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 要归功于毛主席建立的强大的工业基础。
中国能够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更是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能有今天， 一样要感谢毛主席。　　-----------------------------　　@东湖橡树
19:11:55　　“走上邪路的东欧：兄弟我从美国回来，比你们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个连北京都没有去过的农民工，还什么“兄弟我从美国回来”。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凡是真正去过美国的，绝不会说出楼主这么无知的话。　　-----------------------------　　hugemax：
评论　　题目被改了， 原来的题目是; 兄弟我从美国回来， 比台上的共产党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 这样说你高兴不？　　--------------------------　　借给你八个胆子，你也不敢。你一个没有小鸡鸡的，敢说那个话？　　你一个农民工，什么时候去过美国？“兄弟我从美国回来”，连装个逼都漏洞百出，见过脑残的，没有见过你这么脑残的。
　　@skytoothtpc
17:06:46　　　　-----------------------------　　你拿出来炫的这些古老的建筑有一座是东欧转型后建的么，全部是转型前甚至是上百年前的老房子吧，这只能证明他们的底蕴是多么丰厚，只能证明他们还能继续躺在过去的成就上吃老本而已，与转型后的经济建设有一毛线关系吗？
　　@skytoothtpc
11:10　　在毛的治理下，中国人民饭都吃不饱，比印度还穷，连解放前都不如！　　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　　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　　-----------------------------　　@mtvmmx
20:05:47　　然而这个吃不饱饭，比解放前还惨的时间段内，人口却一直大幅增长？你是受到台湾人说“用爱发电”的启发，来说处于饿与饿死之间的人在“用爱解饿”？　　-----------------------------　　三锅到现在还号称一亿国民与十亿牲口组成的国家，饿死人到现在都不是新闻，还真有脸比。新中国主要工农业产量在78年都是三锅数倍，GDP是神马鬼，怎么人均出这种玩意儿的？傻逼才会用JDP去衡量计划经济体的真实水准
　　老美自从用了机器人美分以后，造谣水准严重下降啊，信誓旦旦的撒谎，歇斯底里的撒谎依然是撒谎，造假的统计数据掩盖不了东欧人的可怜现状
　　@金刚豆腐金刚
00:15:57　　苏联模式的最大缺点是不可持续，倒下是必然的。现在全世界基本没有苏联模式了，先后都颠覆或修正了，这是
的必然选择。搞共产当然是可以快活一阵子的，那时候搞大食堂，把耕牛宰了，好好地吃了顿土豆烧牛肉，算是过上共产主义日子了。但如果怀念这种日子，那肯定是脑筋坏掉了。　　-----------------------------　　@真相历史-30 07:52:02　　你说的这事有半毛钱联系没有？苏联怎么不可持续？依据是啥？　　中国浮夸风和苏联有啥联系？　　你知道苏联历年生活怎么样吗？　　多少时间算不可持续？　　-----------------------------　　关于苏联模式的不可持续，国际上研究的挺多的了。搞苏联模式的小国可以靠大国援助，时间可以撑得长一点，所以不具参考价值。像苏联中国这种大国基本搞个三十年左右就会不行了，苏联实际上在斯大林时期就不行了，但靠二战红利和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又多撑了几十年。而中国毛时代从49年到76年长27年，但真正的苏联模式毛时代应该从1956年公私合营算起，到1973年邓上台开始搞修正主义为止，才17年，就不行了。邓时代到现在为止，中国基本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了。
　　“兄弟我是美国人， 比你们台上的那些人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兄弟我从美国回来， 比你们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满口这些胡言乱语的人， 到最后都被证明， 不过是一些骗子而已。
　　东欧就实在这些人的忽悠下， 走上了邪路， 落到了今天这样的下场。
　　@hugemax
11:01:49　　为什么说这些国家走上了邪路？ 因为他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曾经的对手，任由对方毁灭自己的经济，侵吞自己的财产，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在太正确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狂潮中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 要归功于毛主席建立的强大的工业基础。
中国能够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更是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能有今天， 一样要感谢毛主席。　　-----------------------------　　真不要脸，中国能发展到这样，并不是某个党多历害，而是中国人聪明勤劳！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正是毛不在了的时候！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解放了中国人个人的力量！！----我相信如果中国有美日那种制度，中国早成为世界第一了！！！！
　　@hugemax
11:01:49　　为什么说这些国家走上了邪路？ 因为他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曾经的对手，任由对方毁灭自己的经济，侵吞自己的财产，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在太正确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狂潮中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 要归功于毛主席建立的强大的工业基础。
中国能够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更是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能有今天， 一样要感谢毛主席。　　-----------------------------　　@许圣伟
10:45:59　　真不要脸，中国能发展到这样，并不是某个党多历害，而是中国人聪明勤劳！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正是毛不在了的时候！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解放了中国人个人的力量！！----我相信如果中国有美日那种制度，中国早成为世界第一了！！！！　　-----------------------------　　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中国人，不勤劳吗？
　　@金刚豆腐金刚
00:15:57　　苏联模式的最大缺点是不可持续，倒下是必然的。现在全世界基本没有苏联模式了，先后都颠覆或修正了，这是
的必然选择。搞共产当然是可以快活一阵子的，那时候搞大食堂，把耕牛宰了，好好地吃了顿土豆烧牛肉，算是过上共产主义日子了。但如果怀念这种日子，那肯定是脑筋坏掉了。　　-----------------------------　　@真相
-30 07:52:02　　你说的这事有半毛钱联系没有？苏联怎么不可持续？依据是啥？　　中国浮夸风和苏联有啥联系？　　你知道苏联历年生活怎么样吗？　　多少时间算不可持续？　　-----------------------------　　@金刚豆腐金刚
23:58:23　　关于苏联模式的不可持续，国际上研究的挺多的了。搞苏联模式的小国可以靠大国援助，时间可以撑得长一点，所以不具参考价值。像苏联中国这种大国基本搞个三十年左右就会不行了，苏联实际上在斯大林时期就不行了，但靠二战红利和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又多撑了几十年。而中国毛时代从49年到76年长27年，但真正的苏联模式毛时代应该从1956年公私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