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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宫与28宿
　　12宫与28宿：中西方星占学解读　　　　在现代公众心目中，星占学（astrology ）与天文学（astronomy ）两者显　　然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前者是迷信而后者是科学。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再稍往后一些的年代，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还是无法区分　　的——他们从来就是同一种人。……　　　　作者：江晓原　　　　/*标题*/ 12宫与28宿　　　　/* 1 */前言本书的四种读法　　　　本书付梓之前，已有一些人士阅读过其中的部分内容，他们告诉我，这本书　　可以有四种读法。由于写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为什么　　不在前言中再作一次小小的新尝试呢——我将人们告诉我的本书的四种读法转述　　如下：　　　　第一种读法是将本书的36幅插图披阅一遍。根据书前的本书插图目录很容易　　找到这些图。每幅图都附有一段文字说明。这样做可以对本书的主题获得某些浮　　光掠影的了解。　　　　第二种读法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翻阅本书的某些章节。按照比较老派的观念，　　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应该不是做学问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一位年轻的女读者告诉　　我，本书的若干章节确实具有这种功能。我倒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其实是　　本书的主题所决定的。　　　　第三种读法是大致按顺序将本书阅读一遍——最常规的读法，无需多说。　　　　第四种读法也许还不能称之为“读”，但确实是学者们经常采用的，那就是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而查阅本书的某些章节。书末的“综合索引”和书中那些令　　人生厌的页末脚注，主要就是为采用这种读法的读者安排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纯粹的事物，上面的任何一种读法，都可能引起　　其他读法，如果这样，那我当然更为高兴。　　　　/* 2 */第一部分导论第1 节星占学与天文学　　　　在现代公众心目中，星占学（astrology ）与天文学（astronomy ）两者显　　然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前者是迷信而后者是科学。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再稍往后一些的年代，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还是无法区分　　的——他们从来就是同一种人。在拉丁文中，他们被称为astrologus；他们所操　　的职业则称为astrolog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α，στρολογια，意为　　星象学，也即星占学。星占学在汉语中又常译成占星术或星占术，本书则统一使　　用“星占学”一词，因为拉丁文中后缀-ology按照惯例都译作“学”。　　　　“天文”一词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易经》里保留着这个词的原　　始用法。《易。彖。贲》上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系辞上》又说：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这里“天文”的含义都是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上所呈现的　　景象，这种景象被称为“文”。不过古人仰观天象，其目的并非探索自然奥秘，　　而是为了从天象中看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这正是星占学的根本宗旨。因此在　　古代中国，“天文”一词通常都是指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的学问，即星占学。　　　　按照上面所述的古义，“天文学”一词理应用来对译astrology才对，但是　　如今却用来对译astronomy.当然，约定俗成既久，也就只好沿用下去。不过对于　　打算了解星占学历史和天文学史的人来说，这方面的区别却不能不搞清楚。　　　　天文学和天文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组现代的观念，古代则只有星占学和　　星占学家。我们之所以说古代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是同一种人，主要是因为，星　　占学家确实掌握着天文学知识（只是现代天文学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天体　　测量方面）——这是他们从事星占学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一种活动的性质和进行此种活动所需的工具，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不幸的是　　以往的大量宣传性读物已在一般公众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误解，似乎古代真有那　　么一大批“天文学家”在从事着与今天的天文学性质完全相同的科学活动，而这　　并不是历史事实。即使在古代星占学家自己的主观意识中，他也是把自己所从事　　的活动看成是旨在寻求“天人之际”的大奥秘并预知未来的吉凶祸福；而绝不是　　像许多现代读物所强加到他们头上的那样，看成是进行所谓“科学研究”。　　　　还有人将星占学与天文学的关系比作炼金术与现代化学的关系，这也有不甚　　贴切之处。炼金术随着现代化学的兴起而衰亡，大体上呈现为后者替代了前者的　　局面；而星占学在天文学从它那里独立出来并迅猛发展之后，却并未衰亡。事实　　上，星占学迄今仍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比如有些报纸上每天都要登载算命天宫　　图（horoscope ），偶有一天未载竟还会有读者提出抗议；又如前几年还有关于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根据星占学行事”的传闻，在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此外　　还有出版星占学专业杂志的，开办星占学专门学校的，种种花样，不一而足。近　　年且有输入中国的端倪。　　　　在古代，星占学曾经哺育了天文学的萌芽，积累了天文学知识，这一现象无　　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世界都无例外。所以今天人们只要试图研究天文学发生、发展　　的历史，只要试图了解古代社会中的科学—文化史，就不能不认真回顾历史上的　　星占学。至于在现代天文学早已高度发展、人类已经登上月球、飞船已经奔向火　　星的今天，仍在世界各地流传着的星占学，尽管它的算命天宫图已可用电脑排算，　　实际上则只剩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若干价值，而不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　　　　/* 3 */第一部分导论第2 节星占学的类型及有关观念　　　　星占学在古代影响到文化的许多方面，根据它与古代文化不同方面的结合情　　况，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但是占绝对主流地位的星占学类型只有两种。　　　　第一种类型专门根据星象来预卜各种军国大事，诸如战争胜负、年成丰歉、　　水旱灾害、帝王安危之类。这种星占学不涉及一般人的个人命运——不过帝王　　（有时也可扩大到后妃或重臣）除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命运关系到军国大事。　　被这类星占学用作占卜对象的天象范围颇广，除了恒星、行星之外，还包括日、　　月运行及其交蚀，以及彗星；中国古代更将流星、陨星、云气乃至风霜雨雪、雷　　电冰雹等大气现象都包括在内。这一类型的星占学本书称为“军国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 ，国内尚无统一译名）。　　　　第二种类型是专门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有些流派用受孕时刻）的天象来预　　言其人一生命运的星占学。这一类型涉及的天象较少，仅限于黄道十二宫和五大　　行星及日、月。这种星占学本书称为“生辰星占学”（horoscope astrology ，　　国内同样尚无统一译名）。　　　　以上两种星占学的主流类型，是本书中将要详细研讨的，这里先不多论。此　　外还可以提到一种较为次要的类型，通常被称为“星占医学”（astrologic medicine），　　它将对人体的诊断、施治乃至草药的采集、备制等都与天象联系起来。这也将在　　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讨论。　　　　以上所言星占学类型，主要是着眼于它们不同的文化功能而划分的。至于依　　据所占天象的不同而将星占学细分为“行星星占学”、“恒星星占学”、……之　　类，即所谓“形态学（morphology）分类”，则是在技术层面上为了讨论方便而　　采取的措施。在这一层面上还可以作其他各种划分，比如根据占辞的种类而分；　　这就随论述者各自的风格和喜好而异了。　　　　在西方，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都以同一个古老的哲学观念作为基础。这　　个观念认为：人世间万事的发展是前定的，或者通俗一些说就是“命中注定”的，　　也即所谓“历史有个秘密计划”，而借助于对天象的观察和研究，人类有可能窥　　破这个万古大计划中的若干部分或细节，从而使自己获益。对此波普尔（K.R.Popper）　　有过很好的论述：　　　　这些观念表达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预言的梦想，也即我们能知道将　　来我们会遭遇些什么，我们能据此调整我们的政策因而从这种知识得益。这个古　　老的观念得到关于日食和行星运动的预言获得成功这一事实的支持。历史主义学　　说和天文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占星术的理论和实践中清楚地显现出来。波普　　尔（K.R.Popper）：《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第482 ～483 页。　　　　至于星占医学，则基于一种“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理论，即认为人体是　　天地星辰这个大宇宙的一种袖珍翻版，是一个小宇宙。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后来　　文艺复兴时期在帕拉塞尔苏斯（T.Paracelsus）及其追随者那里得到很大发展。　　　　在中国，情况却颇有不同。古代中国人固然也有通过星占学仰窥天意的思想，　　但在中国星占学家心目中，历史即使也有一个“秘密计划”的话，这个计划无论　　如何也不是前定的。换句话说，天象虽能反映天命或天意，但这个天命或天意并　　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存在一个万古长存、而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的计划（而　　在古代西方，笃信星占学的人们相信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秘密计划——它通常被认　　为是由神制订的）。天命或天意随时都可能改变，改变的依据则是帝王在人间所　　施行的统治是否“有德”。因此，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和星占学家都明显地是非宿　　命论的，星占学家仰观天象，是为了向帝王预告或解释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　　上天对他在人间统治的满意程度。而贤明的帝王则时时以“有德”深自约束，不　　敢胡作非为；万一发现有过失而招致上天不满，则立即战战兢兢采取措施以求　　“回转天心”。这些措施如《史记。天官书》所述：　　　　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修德修政是指约束自身和调整政策，务使归于“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　　指举行各种禳祈仪式以求感动上天。如果什么也不做，“正下无之”，那就坐等　　灭亡，天命很快就会转而眷顾别人了。这样一幅天人互动、交相作用的生动图景，　　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在这幅图景里，人不仅可以通　　过星占学去了解天意，人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天意。而且，在“天人合　　一”或“天人感应”这样的表述中，中医中类似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类比　　观念也被包容在内了，尽管古代中国并未发展出明确的“星占医学”类型。　　　　/* 4 */第一部分导论第3 节星占学的历史线索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在西方世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　　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　　～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　　有星占预言。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 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　　称为《征兆结集》（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ūma Anu Enlil）的大型星占文献。生　　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 年）已　　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 ～前540 年），　　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 astrology ）之名盛称于世，以至于在西　　方语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　　　　接着，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　　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 年）之前，军国星占　　学就传入了埃及。随后，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　　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　　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现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　　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　　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　　公元前280 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　　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而历史更悠久但似乎常与东方型□□集　　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始终只有　　军国星占学一个类型，而且承继性极强，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　　再变化。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二）。而庞大完　　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中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军　　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参见江晓原：　　《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　　　　然而，尽管一种军国星占学体系在古代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意味　　着其间从未出现过西方生辰星占学的踪迹——后者向东方传播，也曾几次到达中　　华大地。在第一次东传浪潮中，佛教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　　发源地印度，本来就有自己的星占学，大体也属生辰星占学类型；而从大约公元　　前400 年开始，印度天学处于巴比伦的影响之下，至亚历山大远征，希腊的影响　　又进入印度天学，先与巴比伦影响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约公元400 ～1600　　年，是印度天学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前，佛教已开始向印度境外输出。宗　　教家向异地传教时，通常都要吸纳星占、医药之类的学术，以便打动人心，达到　　“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些夹杂着巴比伦、希腊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　　辰星占学，先从北路经过中亚诸国而传入中土；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的兴盛，到　　隋唐之际，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往以南路为主频繁展开。因而在六朝隋唐时　　期，伴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学（有时杂以印度、中亚等处地方色彩）在中　　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几至家传户晓。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第二次到达中国是蒙古人的疯狂征服及其横跨欧、亚之大　　帝国建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朝御用天学机构中接纳了一些伊斯兰星占学内容　　——这种星占学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腊—巴比伦。不过这次东传的规模很小，影　　响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星占学第三次进入中国是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　　的副产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阁（J.N.Smogolenski ）的《天步真原》一书，　　这是一种介绍生辰星占学以及排算算命天宫图的实用性手册。但是星占学本不是　　罗马教会大力讲求的学问，而且此时已是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开始、现代意义上　　的天文学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即使在醉心于耶稣会士传来的各种西方　　学术的那部分中国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星占学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视。这次传入　　的影响甚至比第二次还要小。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既未产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学，西方传来的　　也只是匆匆过客而没有长久的市场，那么难道中国人竟对于预卜自己个人的穷通　　祸福从来就不感兴趣？当然不是如此。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　　辰星占学来完成，在中国则由八字算命来完成。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共同之处——　　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只是中国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　　自然不可能被归入星占学的范畴。至于中国八字算命法在其创立过程中是否曾受　　到西方生辰星占学的影响或启发，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天学真原》，　　第355 、382 页。　　　　/* 5 */第一部分导论第4 节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　　　　“纯粹的”，以探索自然奥秘为宗旨的，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本来　　也是古已有之的——古希腊天文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证。然而自从星占学从古巴　　比伦向四周扩散之后，即使在古希腊，“纯粹的”天文学一直存在，也不能认为　　天文学和星占学是相互独立的。理由非常明显：从事这两种活动的是同一些人。　　即使大名鼎鼎如希巴恰斯（Hipparchus，旧译依巴谷）和托勒密（Ptolemy ）—　　—此二人在现代人心目中都是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同时都是星占学大师。他　　们从事天文学研究这一点毫无疑义，也确实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在另一方面，　　希巴恰斯是他那个时代的星占学权威，他的星占学说经常被后世的罗马著作家所　　援引；托勒密更有著名的星占学著作《四书》（Tetrabiblos ）。事实上，一直　　到中世纪晚期，托勒密的名字首先还是与《四书》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不应　　忘记，以希巴恰斯和托勒密为代表的、旨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古希腊天文学，在古　　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西方世界，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科学精神的光辉也归于黯淡。接下来是　　始而强悍、继而腐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对法律和工程技术之类的事务给予最大　　的关心，而对古希腊有闲哲人们讲求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　　不感兴趣。再往下就是漫长的中世纪，按照某些西方作家的夸张说法，天文学在　　此期间除了为教会推算一个宗教节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星占学由于教会对它　　的态度颇为暖昧，也谈不到十分繁荣。倒是后来兴起的阿拉伯人在这两门学问上　　大领风骚。当然阿拉伯学者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是一身二任——既从事天文学也　　从事星占学，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者的工具。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在欧洲大为繁盛，天文学也大有进展，但两者仍　　相互联系在一起。真正使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的大功臣，或许当推哥白尼　　（Copernicus）。人们通常将他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1543）　　视为现代天文学诞生的标志，乃至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标志，确实有着不少理由。　　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哥白尼几乎没有搞过任何星占学，也未有星占学方面的著作　　或学说传世。这可以看成是天文学正式从星占学那里独立出来并且“走自己的路”　　的标志。　　　　历史的发展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与反复。虽有哥白尼开了伟大先例于前，旧传　　统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被抛弃。继哥白尼之后，有欧洲天学界的又一位骄子第　　谷（Tycho Brahe ）驰誉当世，而他又是一位大星占学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第谷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名垂千古的开普勒（J.Kepler），　　在星占学方面甚至比他的老师更负盛名。图1 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仍与星占学合为　　一体的生动写照：图中人物为17世纪典型的星占学家形象，他双手握持天文仪器　　和计算所需的圆规，身后的建筑物为天文台，屋顶上架设着望远镜；尤其意味深　　长的是他两臂上摊开着的书册——左臂上为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右臂　　上是第谷（Tycho ）的著作！哥白尼和第谷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天文学界的　　冠冕，而星占学家是必须研读他们的著作的。这正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古老传　　统。　　　　然而历史在无情地前进，旧传统终究要有寿终正寝之时。开普勒之后，对于　　集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于一身这种旧传统而言，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有份量的继　　承人。我们可以说，这种旧传统已由开普勒为之划上了一个不失为辉煌的句号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干脆将图1 中的人物看成开普勒，也不至于　　离谱太远）。从那以后，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不再是同一些人了。尽管人们或许　　可以在此后的天文学家遗闻佚事中找到他们与星占学有关的零星言行，但那充其　　量只是他们的余兴或消遣。他们不再将星占学当作自己的职业，他们的职业现在　　是——天文学家。　　　　在中国，天文学数千年间一直是星占学的工具，既未独立形成学科，当然更　　谈不到分道扬镳。直到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大举入华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系统介绍了托勒密、第谷的天文学说，还涉及开普　　勒和哥白尼的一些工作，编撰成堪称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　　（1634）。这部137 卷的巨著中没有任何星占学内容。耶稣会士撰写的其他许多　　涉及天文学的中文书籍中也没有谈到星占学（前面提到过的穆尼阁《天步真原》　　一书几乎是惟一例外）。又逢清康熙帝醉心于天文历算之学，大力提倡，《崇祯　　历书》又在明末清初多次刊刻印行（清初略作修订后改名《西洋新法历书》）。　　这些新的因素竟使得中国的天学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皇家禁脔”状况中解放　　出来，成为平民也可以涉足的学问。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　　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0卷3 期（1988）。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　　中国也产生了一批只研究天文学而不谈星占的平民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王锡　　阐和梅文鼎。王氏生前寂寞，但他的著作后来得到推崇，并收入《四库全书》；　　梅氏则生前即名满天下，成为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不仅召见梅氏，还赐他御　　题“绩学参微”匾额，甚至将“御制”之书请他指教。王、梅两氏的出现及他们　　之获享大名，或许可以视为天文学在中国开始从星占学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历史标　　志。　　　　/* 6 */第一部分导论第5 节星占学留下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精密科学（accurate science）”。这个　　听起来有点夸张的说法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星占学除了迷信和神秘之外，它确实　　需要精密的观测和计算。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星占学的前提和基本原理是迷信的，　　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能不是“科学的”。正因为如此，星占学才哺育了天文学的　　成长，并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观测记录。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异常天象的记　　录。在星占学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没有什么星占学意义；但是如在天　　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或发现某星座中出现了一颗新星，这就非同小可，肯定有重　　大星占学意义了。这种原则是古代星占学家普遍接受的。中国古代星占学也有　　“常则不占，变则占”之说，所谓“常”即指其出现规律已被掌握且频繁出现的　　天象（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变”则指其出现规律无法掌握或不常出现的天象　　（有些天象的规律已能掌握，比如交食，但仍被列为重大的“变”）。在现代天　　文学尚未产生的时代，古人之所以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记录大量天象观测资料，　　星占学的需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天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年代久远的观测记录资料是特别可贵的。　　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对象，其变化在时间尺度上都极为巨大，几十上百年犹一瞬耳，　　而现代天文学的出现和形成，充其量不过数百年，所以必须求助于古代的观测记　　录，可以获得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数据资料。这方面可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事　　例以说明之，即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对当代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巨大价值。　　　　20世纪40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　　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50年代又在公元1572年超新星（第　　谷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开普勒超新星）遗迹中发现了射电源。这些发现使　　天文学家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然而超新星爆发是极罕见的天象，　　以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为例，从公元1604年迄今就一次也未出现过；要验证上述设　　想，又不能作千百年的等待，则只有求助于历史记载。于是1955年席泽宗发表《　　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记　　录。1965年席泽宗又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　　天文学中的意义》，所获结论更为完善。此两文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　　出现了多种译本和单行本。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　　记录——完全是出于星占学的传统和需要而作的——为本世纪60年代射电天文学　　的一系列惊人发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佐证。这些记录使今人得以统计新星和　　超新星的爆发频率，从而为恒星演化理论中关于恒星化为白矮星之前会经历这类　　爆发阶段的假说提供实证检验；恒星演化理论还预言了中子星的存在，1967年发　　现了脉冲星，不久被证认出正是中子星，而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　　发的遗迹；对于黑洞虽无法直接观测，但仍可用间接方式加以证认，X 射线源天　　鹅座X-1 曾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黑洞的天体，有的天文学家认为该天体也可与历史　　上的超新星爆发记载相对应；随着此后X 射线天文学、γ射线天文学等新分支学　　科的兴起，发现超新星爆发后还会形成这类射线源，等等。这项将古代星占学留　　下的观测记录与现代天文学研究密切联系起来的精彩工作，几十年来被国际天文　　学界引用多达一千余次。在有些西方著作中甚至被视为本世纪中国天文学家最值　　得重视的工作，比如斯特鲁维（O.Struve）的《二十世纪天文学史》。　　　　除了新星和超新星爆发，日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象也都是中国古代星占　　学非常重视的，关于这些天象的古代记录也能够为现代天文学提供可贵的数据资　　料。天文学家将古代中国非常完备的日食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肯定了　　地球自转的减速现象和引力常数G 的稳定性。利用中国两千年来关于哈雷（Halley）　　彗星几十次回归的过近日点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之差，天文学家能够讨论太阳系　　内是否存在第十大行星及非引力效应。太阳黑子在西方直到伽利略（Galileo ）　　时代才肯定其真实性，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那里却一直被当作“变则占”（有星　　占学意义的）天象坦然记录了两千年，利用这些记录，现代天文学家讨论了太阳　　活动周期，肯定了在现代理论中的11年周期外，还有更长的周期存在。　　　　星占学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天球坐标系。由于星占学要　　根据天象的变异来预卜人事吉凶，这就必须对奇异天象发生在天上哪一位置进行　　确认和指陈。只有在天空划分区域，西方是用命名星座（constellation ）来划　　定天区，中国是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种“星官”，这样才能对天象发生　　于何处进行有效的陈述。而对天象位置的确认又必须是定量的、精确的，这就必　　须借助恒星来建立天球坐球系，西方古代习惯采用黄道系统，中国古代则一直采　　用赤道系统。在传世的古代星占学文献中，各种恒星位置表（特别是标有坐标值　　的那些表）和星图始终是现代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特别重视的部分之一。历　　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恒星位置表和星图都出自星占学大家之手或与星占学有关，　　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希巴恰斯—托勒密（HipparchusPtolemy ）星表（1025颗星）、　　中国先秦时代的《石氏星表》（120 颗星，但学者们对确切的观测年代颇有争议）　　等都是这种例子。　　　　星占学还极大地促进了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规律的　　研究。这一点东西方在结果上完全相同，而内部机缘则稍异。在古代西方，盛行　　的是生辰星占学，这必须详细推算各种给定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正是由日、月　　和五大行星的不同位置构成。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则极其重视日月交食和　　行星在周天二十八宿中的不同位置，这些天象都被赋予重大的星占学意义。结果　　是，东西方不同的星占学体系要求对同样七大天体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这方面　　的研究构成了古代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的绝大部分内容——　　如果不是全部内容的话。今人看到古代数理天文学内容如此丰富，比如诺吉鲍尔　　（O.Neugebauer）那部权威的《古代数理天文学史》就有三巨册近1500页，很容　　易将古代的星占学—天文学家误认为是现代天文学家的同一类人，将他们所从事　　的活动误认为是同一性质的活动，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古代，这些数理　　天文学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星占学的工具。这种误解在谈论中国古代情况时　　尤为严重。中国古代的历法被称为数理天文学，这固然不错，历法的全部内容就　　是对日月五星七大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数学描述；但许多人习惯于将中国古代　　历法系统与星占学完全对立起来，假想出“迷信的星占学”与“科学的数理天文　　学”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硬将现代概念加之于古人，强迫古人就范　　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为星占学家事先推算天象之需而　　设的。关于此事的详细论证请见《天学真原》第四章Ⅱ，第137 ～167 页。　　　　最后，古代星占学还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项意想不到的遗产——解　　决年代学（chronology）问题的独特资料。星占学家总是对奇异天象十分注意，　　通常越是罕见或惊人的天象就越是被赋予重大星占学意义，星占学文献中也会留　　下越多的细节记录。同时，星占学又相信天象是对人间大事的兆示和反应，因此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相信星占学的人——古代社会中的智者、先知和　　哲人大多是这种人——将其与当时的奇异天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　　则经常为确定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而绞尽脑汁，有时因史料不足，　　某些年代学问题几乎无法解决。这时，如果历史学家转而旁顾，注意一下也许是　　他们往常不屑一顾的“迷信的星占学”的文献，并能借助于天文学史家的专业知　　识，就有可能使一些年代学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利　　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天象出现的时刻都可以回推和预报，哪怕时间　　相隔千百年之久。于是，如果能够在某个其发生年代尚待确定的历史事件的有关　　记载中找到此事发生时某种奇异天象的记录，就能通过回推这一天象发生的准确　　年代来确定该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对此可以举一个特别著名的典型事例来加以　　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周武王伐纣灭殷当然是第一流的重大历史事件。但这样一件　　大事的年代却未有史料明确记载，历史学家为此想过很多办法，但都无法得到明　　确的答案。值得庆幸的是，武王伐纣这件大事是古代星占学家特别重视的大事之　　一，许多奇异天象都被与此事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些天象显出后人附会，或是语　　焉不详，没有推算的价值，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如下一小段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武王伐纣向东进军时，东方天空曾出现过一颗彗星，而且　　彗尾指向西方（彗星形如扫帚，柄指彗头，“授殷人其柄”表明彗头在东方），　　这就可以实施数理天文学方法的回推计算。已故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珏哲推算　　的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从公元1910年往前数　　的第40次回归，当时这颗彗星过近日点的确切日期是公元前1056年3 月7 日。而　　它恰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之交的四个月间行至地球附近，明亮可见。张珏哲　　最后的结论说：　　　　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　　～前1056年。这个看法，对于我国年代学上这个疑案的解决，可能有所帮助。张　　珏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19卷1 期　　（1978）。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推而广之，许多成书年代有疑义的古籍，也可以根据其中的星占之说　　所记述的有关天象进行回推，由确定这些天象的发生年代再进而推断该古籍的成　　书年代。这类工作中外学者都做过一些。不过这其中牵涉到许多旁的因素，实际　　操作起来十分复杂，也不太容易获得一言九鼎的决定性结论。　　　　星占学和其他古代文化成分一样，若深入研究和发掘，完全有可能发现更多　　的有价值的遗产（当然远远不限于科学或历史学方面）。以上所论，只是较为重　　要且明显的几个方面而已。　　　　/* 7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6 节巴比伦的有关历史背景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一词，源出希腊语，意为“河间之地”（两　　河之间），指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这片土地今天基本　　上在伊拉克共和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那种认为此地是人类文明共同源头的观点，现今固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就　　星占学这一具体事物而言，则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共同源头的地位，看来在很大程　　度上至今还未能动摇。　　　　在一些通俗性读物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名声似乎不及巴比伦（Babylon ）来　　得响亮。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似乎是一回事。其实，美索不达米亚只是一个地理名　　词（即古希腊人所说的“河间地”），当然也常笼统地用它来代指这片土地上的　　古老文明；而巴比伦则既是两个王朝的名字，又是一座城池的名字，同时也常被　　笼统地用来代指两河流域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还被用来泛指不同时代活动于这片　　土地上的民族——这会引起不少混淆。　　　　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多民族政治舞台。许多民族征服　　过这里，许多强盛的王朝在这里如日中天，最后又土崩瓦解。几千年间，这里的　　人们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约公元前4300年。　　那时苏美尔人（Sumerians ）已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南端，人类最早的文明就在这　　里诞生。另有一些考古发掘甚至表明这一文明能上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1946年　　开工挖掘的埃利都（Eridu ）遗址就被认为是证据之一。学者们现在相信，保存　　在《圣经》里的关于创世和大洪水的古老传说都是源于苏美尔人的；而这又与保　　存在泥版上、现已被释读出来的苏美尔人关于埃利都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因为其　　中有这样的记载：　　　　所有土地都成为一片汪洋。之后就建立了埃利都。　　　　当然，洪水之事的真实性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苏美尔文明从发端直到约公元前2900年，通常都被称　　为“史前史”。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则称为“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这一时期　　为时颇短，不久之后，苏美尔人的北邻阿卡德人（Akkadians ）向南入侵并征服　　了苏美尔各城邦。约公元前2370年，著名的萨尔贡一世（Sargon I）统一两河流　　域南部，建立起阿卡德王朝，持续到约公元前2230年而亡。文化相对落后的阿卡　　德人吸收了苏美尔的楔形文学、苏美尔语中的许多词汇，还有书写工具——泥版　　与芦苇，用苏美尔文写记阿卡德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星占学文　　献在内。在阿卡德王朝衰亡之后的很长时期内，阿卡德文字一直是两河流域地区　　的主要文字，甚至成为近东各国外交上的通用文字。　　　　阿卡德王朝亡后，又经历一段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接着苏美尔人有一次短　　暂的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乌尔城（Ur）　　成为整个帝国的首都。　　　　接下来，“巴比伦”之名才正式登场。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　　原为一城邦，后来成为“古巴比伦王朝”的王都，遗址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　　南约90公里处。古巴比伦王朝之第六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帝王汉穆拉比（Hammurabi）　　于公元前1758年大振军威，统一了两河流域地区。他颁布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法典》，镌刻在一根3 米高的石柱上。《法典》使汉穆拉比名垂千古（连那　　根刻着《法典》的石柱，历尽劫波，至今仍保存在巴黎卢浮宫），汉穆拉比则使　　巴比伦的名声传遍四方。　　　　古巴比伦王朝持续至公元前1531年，此后美索不达米亚一度处于卡西特人　　（Kassite ）统治之下。此时亚述人（Assyrian）已经崛起，不久成为巴比伦的　　主人，在两河流域地区开始了长达近千年的“亚述帝国时期”。在此期间巴比伦　　曾多次反抗以谋求独立。强悍的亚述军队和残酷的四方征战使这段历史充满血腥　　味。亚述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名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于公元　　前669 年登上亚述王位，为挽回帝国昔日的光辉，他穷兵黩武尽力征伐。公元前　　662 年远征埃及，将埃及首都、历史名城底比斯夷为平地；公元前646 年攻克巴　　比伦城，使得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看起来竟像是“中兴”光景。亚述巴尼拔是星　　占学的热烈支持者，他在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 ）建立起王家图书馆，里面　　除了当时巴比伦、埃及等处星占学家提供的各种星占学文献之外，还有医学、数　　学、地理、历史、巫术等方面的大量书籍。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在这座图　　书馆遗址中发掘出泥版文书两万余块。　　　　转眼到了公元前612 年，亚述帝国的末日来临，尼尼微在巴比伦与米底（Medes）　　王国联军的兵锋下化为废墟，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　　前611 ～前540 年）。由于这一王朝系由居于苏美尔—阿卡德故地的迦勒底人　　（Chaldaean ）所建，故又得名“迦勒底王朝”。后面这个名称在后世更为响亮，　　因为这个短短的王朝却是星占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迦勒　　底人”后来在西方人笔下成了“星占学家”的同义词。迦勒底王朝的名王是尼布　　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Ⅱ，约公元前605 ～前562 年在位），他曾征伐犹　　太王国，将其中的王公贵族及部分居民掳至巴比伦，即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　　囚”；他在巴比伦城中所建马杜克（Marduk）神庙内的塔庙就是《旧约》中所说　　的“巴别塔”（Babel ，即“通天塔”）；而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　　中花园又正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于他的米底王妃而建的。这些行事，连同他　　宫中那些通天通神的神秘星占学家，足以使他成为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　　　　强盛的迦勒底王朝也只是昙花一现，两河流域地区不久又处在波斯人的统治　　之下（公元前539 ～前331 年）。美索不达米亚现在既已成为幅员辽阔的波斯帝　　国的一部分，它的星占学也开始向周边扩散。随着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崛起和他　　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征，庞大的波斯帝国又在转瞬间土崩瓦解，公元前331 年他　　胜利进入巴比伦，这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亚历山大　　万里长征之后，又回师巴比伦，公元前323 年他以33岁的英年染疾病逝于巴比伦　　城中。　　　　亚历山大逝世后，他那由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也归于分裂，一些重　　要的将领据地称王，建立起独立的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创建的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公元前312 ～前64年，又称叙利亚王国，亦即　　中国史籍中的“条支”）统治，这是当时希腊化诸王国中版图最大的。塞琉古王　　朝虽然直到公元前64年才亡于罗马帝国，被并为帝国行省，但其中两河流域地区　　早在公元前141 年就已并入伊朗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n，即中国史籍中的“安　　息”），后来又长期处于伊朗萨珊王朝（S ās ānid ）统治之下，直到伊斯兰　　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公元637 年）为止。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丰城（Ctesiphon）　　是帕提亚和萨珊两朝的都城。　　　　就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而言，塞琉古王朝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此　　期间，虽有希腊与波斯的长期统治，但是巴比伦—亚述文明作为一种较高的文化　　成分，依然继续存在并对周边产生着很大影响。近百年来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已　　经清楚地揭示出：在塞琉古王朝时期，有一个高度发达、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数　　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它的起源和形成当然还要更早得多。现今　　已发现的巴比伦星占学—天文学原始文献（泥版文书），绝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　　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之所以要发展这些数理天文学体系，是因为星占学活　　动需要这种体系作为工具。正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随着异族统治带来的多种文　　明的撞击和交融，作为星占学家的迦勒底人将“迦勒底星占学”广泛传播到中近　　东和欧洲各地。　　　　/* 8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7 节星与神　　　　古代巴比伦人是信奉多神的，有些最基本的神来自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但　　也有些重要的神来自别的民族，同样得到巴比伦人的崇奉。我们这里只谈与星占　　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诸神，以及他们与天象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提到安努（Anu ）、恩利尔（Enlil ）、埃阿（Ea，又常作Enki）三　　神。安努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天之神，他的祭祀中心在乌鲁克城（Uruk）。恩　　利尔本为风与权力之神，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开始，他长期成为美索不达米亚诸　　神之首，祭祀中心在尼普尔城（Nippur）。上述两城皆为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中　　的重要遗址，先后出土大量与此两神有关的文物。　　　　关于埃阿神，现代人知道的更多一些。他是水与智慧之神，又是巴比伦城的　　主神马杜克的父亲。在巴比伦史诗《上界》（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rna Elish ，　　字面意思是“在最高处之时”）所述神话中，埃阿用咒语法术杀死了他的父亲—　　—原因是父亲企图将埃阿及众兄弟杀光；父亲被杀后母亲发誓为夫报仇，埃阿及　　众兄弟（也都是神）惶惧无计，乃求埃阿之子马杜克出场，马杜克神力无边，杀　　死了祖母，且将她的尸体撕成两半，一半造成天，一半造成地；马杜克又与埃阿　　一起用血造成人类；最后是马杜克被众神奉为至高无上之神。这个残酷血腥的神　　话真实寓意何在，是西方神话学家们很有兴趣讨论的课题之一。　　　　安努、恩利尔、埃阿三神在天空中各自管领着一些星群。这方面的情况可以　　通过一份出土文献获得颇为详细的了解。在已发掘出来的泥版文书中，有一种约　　成于公元前700 年的作品，系综合了此前的星占学—天文学知识而成的纲要性文　　献，故不妨就简称之为《纲要》（西方著作中习惯以此件开头一词作标题，拉丁　　转写为：MULAPIN ）。《纲要》有一种版本上署有明确年份，由推算可知为公元　　前687 年，发现于亚述城遗址；另一种版本则注明“录自巴比伦”。《纲要》中　　载有如下内容的表：　　　　恩利尔：33颗星　　　　安努：23颗星　　　　埃阿：15颗星　　　　以及关于这些星相互之间位置的指示。除了个别例外，属于安努神的诸星都　　分布在赤纬±17°的环带之内；而“恩利尔之路”的诸星在此环带之北：“埃阿　　之路”的众星则在其南。　　　　顺便可以提到，上述《纲要》中还载有36颗恒星初见于地平的日期表，另有　　一些表指明此36星（有些是星座）中某些初升时另一些正因周日视运动而隐没不　　见。通过考察有关三神之星及36星的各种表，研究巴比伦星占学—天文学文献的　　专家如贝措尔德（C.Bezold）、库格勒（F.X.Kugler）、沃尔登（B.L.van der　　Waerden ）等人已经辨认出了许多巴比伦人的星座。《纲要》中还载有一种恒星　　与时刻的对照表，借助于一份由当时星占学家留下的信件，可知这种表能用来确　　定交食时刻。　　　　在古代巴比伦人那里，日、月也各有其神。日神名沙玛什（Shamash ），是　　公正之神，月神名辛（Sin ），有时也被尊为“天空之主”。巴比伦人常在一些　　天文表或其他铭刻中雕上这些神的形像，比如有一件这种作品，年代约在公元前　　870 年，上有日神沙玛什，御高冠，坐于其神龛中，他面前置有大型的日轮象征　　物；而一位祭司和一位女神正在接引一位王者来到他面前；在日神的头部上方，　　悬挂着三个象征物，依次代表日神、月神和金星女神伊什塔尔（Ishtar）。日神　　通常被作为正义的化身，是最公正的仲裁者，君王们都喜欢在那些夸大其辞的煌　　煌典诰中攀引沙玛什，以示自己公正无私。比如汉穆拉比王的《法典》绪言中给　　自己安了几十种荣耀的头衔和称谓，其中有一项就是“听沙玛什话的人”。月神　　辛的地位也很尊贵，因为在黑夜中，月亮的光芒压倒群星，所以月神被视为“显　　示天与地”之神，汉穆拉比称自己是“辛创造的人”。　　　　至于金星女神伊什塔尔，意蕴更为丰富。她原是古代塞姆人（Shem）的战争　　与爱情女神，与她对应的苏美尔人的女神是伊南那（Inanna）。在神话中，伊什　　塔尔是安努神的女儿。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古代名城如尼尼微、亚述等都有自己　　崇奉的伊什塔尔女神。这位女神是美艳的，妖魔曾为她的姿色所倾倒；她又是忌　　刻乖戾的，能够“让你妻子在你面前投入敌人的怀抱”；她神通广大，曾进入阴　　间冥府（苏美尔神话中有《伊南那降至冥世》，阿卡德神话中则有《伊什塔尔降　　至冥世》）。在苏美尔—阿尔德神话中，这位战争与爱情女神及其丈夫有许多故　　事。古代巴比伦人相信五大行星各有其神，也都加以崇奉，但金星女神看来在其　　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首先是为帝王们的统治服务的——在古代世界　　的其他地方也找不出什么例外。而星与神之所以会有密切的关系，还能找到更深　　一层的思想背景。古代巴比伦人笃信“王权神授”之说，帝王们总是宣称他们的　　统治权是诸神授予的（而这些神所管领、所代表的众星则通过预示吉凶来帮助他　　们的统治），因而至高无上，天经地义，惟我独享。这可以引用写成于距今约3800　　年前的文献——《汉穆拉比法典》作一个极好的例证，《法典》绪言一开头就明　　确陈述“王权神授”理论：　　　　当至高的安努、众神之王，和恩利尔、天地之主、国土命运的主宰，将全人　　类的统治权授与埃阿神之长子马杜克，使他显赫于众神；呼唤巴比伦崇高的城名，　　使它出众于万方，并为马杜克在此城中奠定地久天长之王权。彼时，我，汉穆拉　　比，虔诚敬神的君王，为使国中正义出现，邪恶消亡，强不凌弱，我像太阳一样　　升起于民众之上，给国家带来光明。安努与恩利尔为了民众的福祉，呼唤了我的　　名字。我是汉穆拉比，恩利尔选中的牧人……译文参考杨炽译：《汉穆拉比法典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第2 页。此系中文—阿卡德文对照本。　　　　在陈述了282 款法律之后，汉穆拉比又攀援诸神，对违法者进行诅咒和威吓，　　其中安努是“我任期的任命者”，恩利尔是“扩大我王权的神”，埃阿是“延长　　我生命的神”，沙玛什是“我所信任的君主”，辛是“创造我的神”，伊什塔尔　　是“为我准备武器的女神”，等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观念。比如在一种　　称为《王表》的泥版文书文献中（有一种版本恰好约略与汉穆拉比同时），常可　　看到关于古代王统和诸王的记叙，其中“洪水以前”有八位属半传说性质的统治　　者，“洪水以后”则是“王权来自天上”的诸王了。　　　　/* 9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8 节国王们的星占学　　　　古代的种种星占学说及星占活动，极而言之，本质上就是一种通天巫术。这　　种旨在沟通上天与人世的巫术，对于古代□□王权的确立及保持，是头等重要大　　事。对此张光直有过很好的论述：　　　　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也就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工具。“天”是　　智识的源泉，因此通天的人是先知先觉的，拥有统治人间的智慧与权利。……统　　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　　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　　社（1986），第107 页。　　　　那么帝王们依靠怎样的机制而成为先知先觉者？上天的知识又怎样体现？对　　此本书作者曾就古代中国的情形作过研究：　　　　答案既简单又明显：靠天学。各种星占著作中的大量占辞，就是上天所传示　　的知识，其中有着关于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几乎一　　切古代军国大事的预言。历法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数术，归根结蒂也有着同样的　　性质和功能。掌握着星占历法等奥秘的巫觋——重、黎、羲和、巫咸以及作为他　　们后任的古代天学家——就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服务于某帝王，就使该帝王获得　　了统治的资格和权利。《天学真原》，第110 页。　　　　这虽是就古代中国的情形而言的，但这种情形在古代“东方式”□□王权中　　普遍存在，巴比伦也不例外。　　　　巴比伦军国星占学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可以举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征兆结集　　》为例。一项所谓“征兆（omen），由观察到的天象以及该天象的星占学意义组　　成，举一个较早期的征兆实例如下：　　　　若金星在二月（Airu月）出现于东方，大、小双子星环绕着她，且此四星连　　同金星皆晦暗不明亮，则埃兰（Elam）王将患病而亡。　　　　《征兆结集》由70余块泥版组成，包括7000余项征兆。它很可能写成于公元　　前900 年之前，而此后被广泛引用。对于此类征兆还可再稍微举几例：　　　　若金星移近天蝎座，将有不可抗拒之大暴风雨袭我国土。暴风雨之神阿达德　　（Adad）以他的倾盆大雨、水神埃阿以他的无尽水源，洒向大地。　　　　若火星变暗，未来大利而吉；变亮，则不利而凶。　　　　若某行星之亮度凌驾众星，连恒星都显得逊色的话，那将有一国君王扫荡六　　合，统一天下……　　　　这类星占文献有时被西方学者称为“征兆星占学”（omen astrology）。　　　　征兆星占学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比如某位亚述国王想要知道幸运吉利之星　　何在，宫廷星占学家就去观天，并将观察所得的星象与旧有的征兆系列进行参照，　　然后他以信件的形式写一份报告上呈国王，汇报所见之天象以及该天象所兆示的　　意义。这类书信报告的泥版文书原件留下了不少（写于公元前722 ～前612 年之　　间的），其中包括恒星表、圆形星空图以及许多构成《征兆结集》的内容。举一　　例如下，这是宫廷星占家写给亚述巴尼拔王的报告：　　　　……荣耀属于国王！尼布（Nebo，水星之神）与马杜克将降赐恩惠于陛下。　　伟大的诸神将赐陛下千秋万代龙体安康、圣心欢悦！……此前臣曾奏闻木星情况，　　谓木星在天秤座（即zibanitu天区）内安努神的道路上大放异彩。因新月之角消　　失时木星沉于地平线之下，无法观测。……兹特再次禀告陛下，因木星运行迟缓，　　目前仍未能观测……木星尚处在天秤座诸星的下方……　　　　这类征兆星占学早在古巴比伦王朝及亚述王朝时期就已盛行。　　　　有的学者认为，这类征兆星占学（也就是本书导论中所定义的军国星占学）　　是完全不依赖于黄道十二宫（zodiacal signs）的，依赖黄道十二宫的生辰星占　　学直到迦勒底王朝时期方始萌芽。B.L.van der Waerden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in Meso potamia （缩称MAM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New　　York（1981），Vol.16，p.674 在我们上面所引的例证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黄道　　十二宫的名称，如天秤座、天蝎座等，但这可以视为早期的星座名称及划分，与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形成不能等量齐观。　　　　古巴比伦王朝和亚述王朝时期的宫廷星占学家们可以说是开启了西方世界此　　后由星占学家供奉宫廷的传统，这种传统直到17世纪之后才趋于消歇。但是巴比　　伦宫廷星占学家的名字，载于文献而得以保存至今的，最早也只是亚述王朝的以　　萨哈顿（Esarhaddon，公元前681 ～前668 年在位）、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9　　～前627 年在位）两王宫廷中的若干人。供奉于以萨哈顿王宫廷中的星占学家有　　如下诸人：　　　　阿古拉努（Akkullanu ）　　　　巴拉西（Balasi）　　　　伊什塔尔。舒默里西（Ishtarshumeresh ）　　　　纳本。阿丁舒（Nabunadinshum ）　　　　纳布。黑里巴（Nabuaheriba ）　　　　在亚述巴尼拔宫廷中的有：　　　　阿达德。舒默苏（Adadshumusur）　　　　麦。伊什塔尔（MarIshtar ）　　　　贝卢。赛伊布（Belushezib）　　　　其中麦。伊什塔尔即前面所引致亚述巴尼拔王书信报告的作者。　　　　这些星占学家在宫廷中当顾问，解答国王的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研究场　　所，就环布在埃阿神之庙周围。以萨哈顿王即位之初，曾指令他们为他推算，何　　时为重塑诸神神像及重建诸神圣殿的最佳时刻？他也向星占学家垂询更为个人的　　事务，比如即将发生的交食是否对他有危险？甚至有何时是王子前来叩见自己的　　吉时这样的问题（他显然记得先王有被子孙谋杀的惨例）。　　　　/* 10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9 节黄道十二宫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确立有一个过程。　　　　黄道所经过的那片环状天区被称为黄道带，本意是“兽带”（zodiac，这可　　能是较为后出的名称）。这个概念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在巴比伦人那里　　出现了。在约成于公元前700 年的星占学文献《纲要》（MULAPIN ，我们在前面　　已经提到过）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the path of the moon）；沿月道排　　列的星座那时有18个，先列出如下：　　　　巴比伦名称拉丁名称中译名1hungaAries 白羊座2mastabba.galgalGemini双　　子座3ur.gul.laLeo 狮子座4ab.sinVirgo室女座5zibanituLibra天秤座6gir.tabScorpius　　天蝎座7PA.BIL.SAGSagittarius人马座8suhur.masCapricornus 摩羯座9GU.LAAquarius　　宝瓶座10zibbatiPisces 双鱼座11zappuPleiades 昴星团12Gu，an.naHyades 毕　　星团13Sib.zi.an.naOrion 猎户座14SugiPerseus 英仙座15gamluAurige 御夫座　　16la，lulPraesepe 鬼星团17sim ，mahPiscis Austrinus 南鱼座18aninitum北　　鱼座《纲要》说这18星座“沿月道排列”，其实只能是大致如此——按照现代仍　　在使用的西方星座对天区的划分，黄道并不经过第11~18 各星座，它们只是位于　　月道附近而已。最末的一个，“北鱼座”，早已不使用。而后来定型的黄道十二　　宫中，金牛（Taurus）和巨蟹（Cancer）却未在《纲要》中出现。但《纲要》的　　作者已经知道太阳和五大行星也始终是在月道环带上运行的。　　　　从18星座演变为十二宫，究竟完成于何时，学者们迄今无法确定。能够明确　　的只有如下几点：18星座的月道直到公元前6 ～前3 世纪期间仍在使用；十二宫　　体系在公元前5 世纪已用于巴比伦，公元前3 世纪已用于埃及；然而十二宫体系　　直到公元元年时仍未最后定型。　　　　在巴比伦星占学家那里，黄道带上的故事是丰富多彩的。一般的巴比伦人—　　—甚至包括国王们在内——很少能弄得明白星占学说中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处，只　　有那些星占祭司们才能将这一套玩弄得熟练圆转。也许是出于“普及星占观念”　　的目的吧，他们通过巴比伦的神话和传说，弄出一些类似“星占丛谈”的作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历险记》，保存在12块泥版上　　（不全），出土于尼尼微城亚述巴尼拔的王家图书馆遗址中。“吉尔伽美什”是　　古代巴比伦史诗中的大英雄，乌鲁克（Uruk）的王。在这部《历险记》中，他的　　12次历险每次都与黄道上的星座有关，如在天蝎座遭遇蝎人，在摩羯座遇到死亡　　之水，在金牛座向一个名叫作埃阿。巴尼（Eabani）的半牛半人怪物请教，在室　　女座则接受了伊什塔尔女神的求婚，等等。想来巴比伦人听着这些故事，认识到　　人生就在于追求不朽，也就随着太阳之神穿过各个星座神游万里了。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黄道十二宫体系实际上是古代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　　人三方共同创造完成的。比如，象征白羊宫的公羊形象，就来源于埃及；而金牛　　宫的公牛则是巴比伦的，巴比伦人称之为戈特。安那（Gud.anna）；狮子宫的雄　　狮形象则又是埃及人的贡献，这个星座在巴比伦人那里称为大犬（Great Dog ）。　　还有一些星座是双方共有的，比如双子宫的双星。至于巨蟹宫的蟹，本来是巴比　　伦人的，然而埃及人则有与之对应的双龟形象，后来这又被希腊人继承过去，有　　人甚至认为这可能还是古代中国“四灵”中“玄武”（龟蛇）的来源。　　　　图21653 年的黄道十二宫版画。反映了巴比伦、埃及和亚述人的共同贡献，　　又经过了希腊—拉丁化的承传和发展。　　　　黄道十二宫体系兼有巴比伦与埃及色彩，这在古代是长期公认之事。图2 就　　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例证。这是一幅公元1653年问世的欧洲版画，但是远远超过　　两千年的历史渊源和痕迹在图中依然清晰可辨。这图被认为保留着拉丁、希腊、　　埃及三方的色彩，而实际上希腊—拉丁化的星占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巴　　比伦—亚述血统（我们后面还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下面对这幅黄道十二宫　　图稍作一些介绍和讨论。　　　　该图最外圈，将周天沿黄道等分为36格，这是直接根据埃及人古老的“36旬　　星（decans）”而来（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圈是各宫的符号，其中大半已与　　今天国际通用的符号一致。第三圈为象征各宫的神话形象，其中有些来自巴比伦，　　如金牛宫的公牛、巨蟹宫的蟹、天蝎宫的蝎等；还有一些明显来自埃及的，如白　　羊宫的阿蒙（Amun）神、室女宫的伊希斯（Isis）女神、摩羯宫的安努毕斯（Anubis）　　神等（均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圈是第三圈诸神物的名号。第五圈是十二宫的　　拉丁文名称，与今日国际天文学界通用的名称已完全一致。第六圈，也就是最内　　圈，标有用罗马数字表示的各宫序号，这里以摩羯宫为首，而一般是以白羊宫为　　首的，因为古代（约公元前1000年）春分点曾在白羊座。　　　　这里必须对“黄道十二星座”与“黄道十二宫”作一点说明。这二者名称虽　　然相同，今天所代表的概念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今天打开一册星图，将看　　到有若干星座所据有的天区被黄道所穿越，但我们决不能将这些星座与黄道十二　　宫混为一谈——尽管它们的名称是一致的。星座由星群所代表，而由于岁差的作　　用，星群沿着黄道缓缓向西退移；然而黄道十二宫则是定义的，亘古不变，以春　　分点为起算点，每一宫占据30°的宽度。当初巴比伦星占学家提出黄道诸宫的概　　念，并最终确立黄道十二宫体系时，沿黄道的十二星座正与他们所定义的黄道十　　二宫一一对应，所以才取了这些星座名称来代表各宫。以后因岁差的作用，星群　　逐渐向西退移，诸星的黄经值也已大大改变，比如，今日的春分点早已不在白羊　　座内（尽管仍用白羊的Υ符号来表示！），而是移到了双鱼座。　　　　D.帕克（D.Parker）与J.帕克（J.Parker）二人曾将黄道十二宫体系流行到　　世界各地后所出现的多种符号名称加以比较。Derek & Julia Parker：A History　　of Astrology，Andre Deutsch Ltd.（London 1983 ）。p.13. 包括巴比伦、印　　度／希腊、中国的以及梵文和拉丁文名称。他们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当成黄道十　　二宫的对应物（每宫两气），虽然从天文学原理上来说也不算大谬，因为从本质　　上说这两者都是以太阳周年视运动在黄道上所走过的路径为基准的，况且巴比伦　　人也早有类似的认识，比如在一块公元前12世纪的尼布甲尼撒一世纪念石柱上，　　就有以公牛（金牛宫）和蝎（天蝎宫）代表春与秋的内容。但是二十四节气毕竟　　不是天球坐标系统，将之视为黄道十二宫的对应物，到底有些不伦不类。而且他　　们不知道，完备的黄道十二宫体系其实至迟已在公元6 世纪传入中国，并有多套　　对应的中文译名。这里将几种黄道十二宫名称列表如下，自左至右，从第一栏起，　　依次为现行标准中译名、标准拉丁文名、印度／希腊名、梵文名和公元758 年汉　　译佛经《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下卷中所采用的汉译名　　（事实上汉译《大方等大集经》比《宿曜经》早约200 年，但残缺了天蝎宫）：　　　　中文拉丁文印度／希腊梵文《宿曜经》白羊AriesKriosMesha 羊金牛TaurusTaurosVrisha　　牛双子GeminiDidumoiMithuna男女巨蟹CancerKarkinosKarkata 蟹狮子LeoLe ō　　nSimha狮子室女VirgoParthenosKanya 双女天秤LibraZugosTula秤天蝎ScorpiusSkorpionVrischika　　蝎人马SagittariusToxotēsDhanus 弓摩羯CapricornusAigokerōsMakara 摩羯　　宝瓶AquariusHydrokhoosKumbha宝瓶双鱼PiscesIkhthuesMina鱼其中梵文、希腊　　文都已经过拉丁转写。　　　　另一方面，黄道十二宫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也确实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　　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太阳总是在相同的节气运行到对应相同的宫。下面就是　　两者的对应：　　　　黄道十二宫二十四节气白羊宫春分清明金牛宫谷雨立夏双子宫小满芒种巨蟹　　宫夏至小暑狮子宫大暑立秋室女宫处暑白露天秤宫秋分寒露天蝎宫霜降立冬人马　　宫小雪大雪摩羯宫冬至小寒宝瓶宫大寒立春双鱼宫雨水惊蛰由于黄道十二宫与二　　十四节气都是定义而非实测的，所以两者的对应不会因为岁差之类的因素而改变。　　不过这里也应该指出，就现今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二十四节气与星占学并无关系　　；而我们下面就将看到，黄道十二宫体系的产生和确立与星占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 11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10节五大行星　　　　关于行星的星占学，在巴比伦星占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除了本身的重要性　　之外，它又是一道桥梁——一头通向军国星占学，一头通向生辰星占学。我们前　　面已经指出过，这两类星占学的源头看来都在巴比伦。　　　　迄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泥版中，虽然保存了大量星占学文献，但那都是关于天　　体位置的推算、观测，以及对“征兆”的解说之类。若要了解巴比伦星占家对星　　占学的理论论述，则往往还必须求之于后世的著作。关于巴比伦人对五大行星的　　星占理论，就是如此，这要先提到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 Siculus）　　其人。　　　　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是希腊世界已处于罗马统治之下时从事写作的希腊历　　史著作家，大致活动于公元前1 世纪晚期，正值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　　因他来自西西里岛（Sicily），故习称为“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他曾写过一　　部范围广阔、篇幅达40卷的巨著《历史文库》——那个时代的历史著作家好大喜　　功成为风尚，都喜欢非常宏大的写作计划。狄奥多罗斯的巨著有幸保留下了15卷，　　其中包括叙述亚述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等“古代诸民族”及希腊人神话时　　代的开头五卷。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著作文笔拙劣，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史识　　可言，但是因为保存了大量此前的史料，使他成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家　　之一。关于迦勒底人的行星星占学理论，狄奥多罗斯有如下一段记述：　　　　迦勒底人在漫长岁月中，对各种天体进行观测，并对诸天体之运行及作用力　　作最精密的研究，是以彼等能够预言未来之事。然而最具判断意义及司命之力者，　　厥为彼等称为“行星”之五大天体，彼等视此五大行星为“翻译者”。之所以如　　此，是因其余天体皆各守其位，仅沿固定轨道作周日旋转运动；惟五大行星沿各　　自不同之独特轨道运行，故能将诸神方在筹划中之事兆示世人于发生之前。在此　　五大行星身旁另有三十星体伴之运行，迦勒底人谓之“提出建议的诸神”。　　　　借助于上面这段记述，方能对巴比伦星占学家围绕五大行星设计的复杂体系　　有深入理解。这种体系及有关观念在客观上则促进了对行星运动的数理天文学知　　识。　　　　在巴比伦星占家看来，行星的“过宫”，即从黄道十二宫的某一宫进入下一　　宫，具有星占学上的重要意义。更复杂、也更重要的则是行星序列，就是将五大　　行星依照某种理论（比如根据各星的性质、特点、能力大小等）排成序列，让它　　们依次“统治”各宫中的一定位置。巴比伦星占学采用的序列有两种，较早期的　　一种是这样：　　　　木金土水火　　　　稍后一种流行于波斯—希腊化时期，系将水星与土星互换，即：　　　　木金水土火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尚未探明。较早的那种序列构成一套“星占约　　定”（terms ）的理论基础。在托勒密的《四书》中，这套体系被称为“迦勒底　　体系”，可简述如下：　　　　黄道上每三个相差120 °的宫构成一个“三宫一体”（triplicity），比如　　白羊、狮子、人马三宫就是一个“三宫一体”；在这一体的三宫中，五大行星依　　次统治每个宫中4 °、5 °、6 °、7 °、8 °的区域，由于恰好有：　　　　4 °+5°+6°+7°+8°＝30°　　　　正好填满一宫，“统治”没有空缺。黄道十二宫共可构成4 个“三宫一体”，　　这样五大行星依据上述早期那种序列周而复始，各自统治自己的天区，就还缺少　　一个“三宫一体”；为此又将双子—天秤—宝瓶这个“三宫一体”一分为二，分　　为昼、夜两部，于是5 个“三宫一体”对五大行星，恰可配齐循环一周。这可以　　列出一览表如次：据O.Neugebauer：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缩称HAMA），SpringerVerlag（Berlin，1975），p.1360编制。“三宫一体”　　五大行星每宫度数8 °7 °6 °5 °4 °白羊—狮子—人马木金土〖〗水火金牛　　—室女—摩羯金土水火木双子—天秤—宝瓶（昼）土水火木金双子—天秤—宝瓶　　（夜）水火木金土巨蟹—天蝎—双鱼火木金土水上面这表的意思是：在第一个　　“三宫一体”即白羊、狮子、人马这三宫中，每宫的初始8 °由木星统治，接下　　来的7 °由金星统治，土星则统治再往后的6 °，如此等等，其余依此类推即得。　　所谓某行星统治某几度天区，当指该行星运行至这几度天区之内时，该行星的影　　响力最大。　　　　上面所述这套行星星占学的理论系统，尽管其基础无疑是巴比伦的，但是搞　　得如此精致而且形式化，学者们认为其中也可能已有希腊星占学家的贡献。　　　　巴比伦星占学家既特别重视行星的星占学意义，又建立起与黄道十二宫密切　　结合的理论—操作系统，那他们将会非常注意对行星位置的观测，以及对行星运　　行状况的数理描述与推算，应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种观测和　　推算工作在巴比伦星占学家那里渊源甚早。远在古巴比伦王朝时期就已能进行相　　当精密的观测。现今保存下来的有一件那个时代的金星运行记录，时间是安米赞　　杜加（Ammizaduga）王统治时——他于汉穆拉比王崩后160 年登位；内容是21年　　间金星作为昏星的初见（first appearance）和作为晨星的伏（disappearance ）　　的数据表。　　　　在托勒密的《至大论》中，引用过一些迦勒底星占家的行星观测，下面举两　　则为例，都是关于水星位置的：Ptolemy ：Almagest，R.C.Taliaferro英译本，　　收入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16，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Chicago ，1952），IX，7.　　　　Dius月14日之清晨，水星位于天秤之南上方半腕尺。　　　　Apellaius 月5 日之清晨，水星位于天蝎之首的北上方半腕尺。　　　　这里的“腕尺”（cubit ），是古代巴比伦所用的一种长度单位，而用之于　　描述天体之间距离时，与角度单位有一定的换算关系，据西方现代学者研究，有　　如下关系：O.Neugebauer：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缩称ACT ），Lund　　Humphries （London，1955）vol.I ，p.39.　　　　1 腕尺＝2 °30′　　　　托勒密对上引两则记录换算了日期，并推算角度数据，得出上述两时刻水星　　的大距（elongation，与太阳所张的最大角距）分别为21°和22°30′，他利用　　这些数据来帮助确定水星轨道参数之值。　　　　巴比伦星占家观测及推算五大行星的运行，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们　　特别重视行星的冲、留、初见、隐（即“伏”的开始）等“特征天象”（charateristic　　phenomena ）。由于这些天象都是周期性的，所以巴比伦星占家对五大行星的运　　行周期掌握得非常之好。以前国内有些著作常提到下面这组周期，认为由此可见　　巴比伦人对行星周期已经测定得很准：　　　　行星回归原位置所需年数金8 水46土59火32木71上面这组数据实际上意味着　　：　　　　行星会合周期数＝年数金58水14646 土木6571意思是说，金星约　　在8 年内走完5 个会合周期，其余各星类推。还有一组周期数据，前面金、水、　　土三星与上面一样，火与木的年数增为79与80年，就更准确一点。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上面那些根据希腊著作家旧书里传下来的数据，其实远　　远未能反映巴比伦星占学家对行星运动所达到的数理天文学水平。由出土的泥版　　文书中已经得到整理的天学文献可知，至迟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巴比伦星占家已　　经使用如下关系式：HAMA，p.390.　　　　土256F＝265Y＝9Pe　　　　木391F＝427Y＝36Pe　　　　火133F＝284Y＝151Pe　　　　金720F＝1151Y　　　　水1513F ＝480Y　　　　其中F 表示会合周期，Pe表示恒星周期，Y 是年。这组数据非常准确，其中　　的会合周期F 与现代值相比，竟可吻合到3 位小数。　　　　还有颇可赞赏的一点，上面这些数据并不是靠长期观测的死办法，比如说以　　对木星代代相传连续观测427 年来获得的。而是巧妙地利用准确性较低的小周期，　　进行合理的线性组合来获得。仍以木星的427 年周期为例：由于巴比伦星占家们　　已经观测到，木星每12年绕黄道一周多5 °，而每71年绕黄道6 周但少6 °，于　　是就有：　　　　427 ＝6 ×12+5×71　　　　这就是木星427 年长周期的来历。仿此，火星的284 年周期可由47年和79年　　两个小周期性线组合而得：　　　　284 ＝47+3×79　　　　其余三星也有类似的来历。这些大小周期，都已由专家在泥版文书中获得证　　实。　　　　这里附带可以提到一点，在上面所引塞琉古王朝时期的行星运动关系式中，　　内行星金、水二星没有列出它们的恒星周期数值，这是因巴比伦人误将金、水二　　星的恒星周期认为1 年——古代世界许多地方的星占—天文学家，包括中国的在　　内，都有同样的误解。造成这种相同错误的原因，在于地心体系的局限。　　　　除了行星运动的周期之外，巴比伦星占家对于行星在黄道上运行时的快慢、　　往复（行星有逆行——当然只是在视运动中）等情况，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力　　图用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推算。他们所使用的数学方法，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内　　插法，这在古代世界诸重要文明中要算是非常复杂、非常发达，因而也是非常领　　先的。在现今发现的泥版文书中，有一份塞琉古王朝时期的水星运动表，特别值　　得注意。该表的年代为塞琉古纪年第122 年（SE122 ，即公元前189 年），内容　　是6 个月间水星逐日的黄经值及其差分。在这段时间内，水星的运行状况又被分　　为六小段，每段的状况各不相同，描述时所用的数学方法也不同。下面将该表简　　述如次，其中罗马数字表示月份，阿拉伯数字表示日期，D 表示一次差分，D2表　　示二次差分：　　　　（1 ）Ⅰ 12 —Ⅱ5 ：顺伏，匀速运动，　　　　D ＝1 °45′，D2＝0.　　　　（2 ）Ⅱ6 —27：顺行，为昏星，其中Ⅱ7 —27为匀加速运动，　　　　D2＝-44 ′12″。　　　　（3 ）Ⅱ28—Ⅲ25：逆伏，匀速运动，　　　　D ＝-6′，D2＝0.　　　　（4 ）Ⅲ26—Ⅳ27：顺行，为晨星，其中Ⅳ5 —19为匀加速运动，　　　　D2＝5 ′45″；　　　　Ⅳ21—27为匀速运动，　　　　D ＝1 °37′30″，D2＝0 ；　　　　其余为变加速运动，　　　　D2≠常数。　　　　（5 ）Ⅳ28—Ⅵ10：顺伏，匀速运动，　　　　D ＝1 °45′，D2＝0.　　　　（6 ）Ⅳ11—29：顺行，复为昏星，其中，　　　　Ⅳ12—29为匀加速运动，　　　　D2＝-5′30″。据ACT ，vol.Ⅲ，No.310.　　　　据研究，这份表与用现代方法计算而得的结果相比较，在“伏”的阶段误差　　有时可达8 °，但在其余阶段则吻合得非常好。由于“伏”是一个看不见水星的　　阶段，所以有一点误差对于掌握水星整个周期内的运动而言影响不大。　　　　巴比伦星占家在行星运动的观测和推算方面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当然是和　　他们的行星星占学体系的特点分不开的。要想密切掌握五大行星的过宫、它们在　　各个“三宫一体”中相应统治天区内的穿行，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情况，星占家　　们就必须精确掌握五大行星的各种周期，以及在每个会合周期内顺、留、逆、伏　　等种种运行状况，这样实施他们的星占活动时方能得心应手——我们不应忘记，　　巴比伦星占家对各种行星天象的观测及推算都是与“星占预言”（astrological　　predictions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本节二已经引过一些例证。　　　　/* 12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11节算命天宫图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建立和完备，再加上对五大行星运动状况的观测与推算也　　日益精密准确，当这两个要素逐渐具备时，使用算命天宫图的生辰星占学也就到　　了它诞生的时辰了。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军国星占学是不预言个人穷通祸福而仅关注军国大事　　的，但国王们是一个例外。因为国王虽然也是个人，然而他的祸福是与整个王国　　密不可分的，因而在古人看来国王的祸福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的祸福。按照这个思　　路，人们当然就会在王子降生时就希望能预知他未来一生的祸福——到了这一步，　　生辰星占学的主题就已明确地浮现出来了。　　　　按照沃尔登（B.L.van der Waerden ）的看法，在巴比伦星占家尚未充分掌　　握对日、月、五大行星运行状况的数学推算时，他们还无力排算一幅真正的算命　　天宫图；但由于认为婴儿降生时刻的天象能够兆示他未来祸福的理论和信念此前　　早已存在，故星占家们已经可以在婴儿诞生时匆匆观测一下天象而作出某些预言。　　这使他相信，在旧有的军国星占学与后来的算命天宫图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　　环节，他称之为“原始兽带星占”（primitive zodiacal astrology）。这种星　　占已与黄道上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预言已涉及木星在黄道宫座中的位置，或　　是月亮当天狼星初见之日在黄道上的位置，等等。这类预言可以在古代希腊文著　　作中发现，它们出于奥尔甫斯（Orpheus ，希腊神话人物，他弹奏竖琴能感动木　　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 ，祆教创始人）之类的人物之口。但沃尔登论证，　　它们起源于迦勒底王朝时代。MAM.p.674　　　　接下来，算命天宫图就正式粉墨登场了。迄今发现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　　至少有六件，其中标题年份最早的一件是公元前410 年——由于算命天宫图是据　　人降生时刻的天象以预推其人未来祸福的，出生的年、月、日是最基本的数据之　　一，故必有标题年份。此年份是待算命者的出生之年，但未必是该天宫图制作之　　年，因为也常有在其人成年后才请人推算的，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样的著名例证。　　　　那份公元前410 年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是为德克（Deke）的后裔、舒玛。　　乌沙（Shumausar ）之子推算的，原件藏于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　　其人出生时刻的天象记录如下：　　　　月亮：位于天蝎之角的下方；　　　　木星：位于双鱼宫；　　　　金星：位于金牛宫；　　　　土星：位于巨蟹宫；　　　　火星：位于双子宫；　　　　水星：不可见。　　　　原件未保存下对其人未来的预言。当然，今天的星占学家或星占学史研究者　　可以依据上面的信息而补作出来。　　　　另外还有标明年份的五件巴比伦算命天宫图，年代依次为公元前263 、前258　　、前235、前230 、前142 年。其中有保留下预言内容的，比如有一件的预言如下　　：　　　　他将缺乏健康。他将食不果腹。他年青时曾拥有的健康将离他而去。他将长　　寿。他的妻子——人们将当着他的面勾引她——将……（以下残缺）。A History　　of Astrology，p.23.　　　　早期的算命天宫图及其预言的形式，与后世“标准化”的形式相比，有相当　　的区别。下面的一例也是巴比伦的，但与后世的形式较接近些，其中说：　　　　金星的位置意味着，他将无往不利；他将儿女成群……。水星的位置则意味　　着，勇敢的人方能够出类拔萃，在他的众兄弟中他将最为出色。A History of Astrology，　　p.8.　　　　这类预言，通常都是根据一些普适的法则，再加以综合考虑及各种附会、普　　通或平衡，然后作出的。这里举几则在迦勒底王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判断法则，以　　见一斑：　　　　月亮从地平线升上来时出生者，一生充满光明和幸福，成长过程一帆风顺，　　且又长寿。　　　　火星从地平线升上天空时出生者，幼年即遭伤害，并将染病夭折。　　　　若出生时刻适逢木星从地平升起而火星恰没入地平，则此子将是幸运儿，但　　其妻会先他辞世。　　　　这类通则后世也普遍流传，成为星占家的枕中鸿秘。当然在细节上会有不少　　改变。　　　　现存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都已是巴比伦人关于日、月、五大行星运动　　的数理知识充分发达时的产物。学者们早已正确地指出，正是生辰星占学的发展，　　以及排算天宫图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巴比伦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成长。因此继迦勒　　底王朝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塞琉古王朝和波斯统治时期迎来了星占—天文　　学发展的辉煌时期。　　　　/* 13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12节三环星盘　　　　所谓“三环星盘”，是已出土的巴比伦泥版文书中又一类星占学文献。在阿　　苏尔（Assur ）、尼尼微、乌鲁克（Uruk）和巴比伦城等遗址中都已发现这类文　　献。它们通常三层同心圆环组成，再由六根直径将之作12等分，形成12栏36格。　　由于每格中标有一星，所以又得名为“一栏三星”（Three stars each）；谓之　　“星盘”（astrolabes）其实并不确切，专家们已特别指出这一点，但囿于习惯　　的表达方式，也只好姑且用之。　　　　现存各件三环星盘中，年代最早的一件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已是残片。　　但由于12栏36格及其中的星、标示的数字等大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因此专家们已　　有办法将之复原出来。　　　　三环星盘上的36星，可分为三组，每组12星。外环12星是“埃阿之星”，应　　是较南面的诸星；中环为“安努之星”，系黄一赤道带上的12颗星；内环则是北　　方的12颗“恩利尔”之星。据文献上的陈述，每栏中的三颗星都只有在该栏所代　　表的月份（12栏对应一年12个月）中才能被看到，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　　符。事实上，此36星中竟有3 颗是行星——金星、火星与木星。　　　　有的三环星盘上标有数字，这些数字按一定的规则构成序列。在外环，每格　　中的数字从120 开始，每次增加20，增至240 时，又每次减20，再减至120 ，正　　好历12格，绕外环一周。中环的情形完全一样，只是所有数字都减半。内环也是　　如此，但数字再减为中环的一半，也即外环的四分之一。学者们在这些数列中发　　现了巴比伦“折线函数”（linear zigzag function）的早期例证。折线函数是　　一种线性周期函数，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巴比伦数理天文学中大放异彩，几乎被　　用来处理一切课题，而且能达到非常精确的程度。比如我们在本节四中所举行星　　周期、水星运动表等实例，就都是使用折线函数处理的。然而在三环星盘上出现　　这种数列，究竟有什么具体用途，还在猜测与研讨之中。　　　　三环星盘与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约成书于公元前700 年时的巴比伦星占学　　文献《纲要》之间，也有着内在的数理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反映了巴比伦星占—　　天文学的系统性。　　　　/* 14 */第二部分外国篇第13节交蚀与观测日志　　　　星占家的水平主要体现在他们能够准确预推各种天象，这样才能结合自己的　　社会及历史经验、国内外的重要军政情报等因素，及时作出准确的星占预言。现　　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星占文献，表明星占家们正是将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　　面——多亏了如此，星占学才能促进数理天文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但另一方面，　　对天象的实际观测，作为星占学家来说，也绝对不可偏废。因为许多奇异天象没　　有周期性，或者古人不知道它有周期性（比如彗星出现等），而这些天象的出现　　又往往被认为有重大的星占学意义，非仔细观测不可。而且，对于能够预先推算　　的天象，推算之法究竟准确与否，最终也必须要靠实际观测来判定、检验。　　　　在已出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中，约保存有1200块左右的观测日志（diary　　），正是巴比伦星占家对实际天象的观测记录。这些观测日志大部分是公元前400　　～前50年间的，也有少数年代更早，属于迦勒底王朝时期甚至亚述时代。在可确　　定年份的日志泥版中（大部分日志泥版是残块），年份最早的一块是公元前652　　年，属亚述王朝末年。这些日志泥版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馆。这部分在古代世界　　非常罕见的珍贵史料，已收到萨克斯（A.Sachs ）所编《晚期巴比伦天学及有关　　史料》一书中。A.Sachs Late Babylonian Astronomical and Related Texts　　（缩称LBAT），R.I.（Providence，1955）。　　　　每项观测日志通常包括对月亮和行星的观测记录，但以现代眼光审视的话，　　并非每项记录都准确。日志中还常出现两种注记，对楔形文作拉丁转写后形式如　　下：　　　　NU PAP（意为“观测不到”）　　　　DIR NU PAP（意为“因有云故观测不到”）　　　　这类注记常出现在预告有交蚀的日子，说明对交蚀的预报与观测，巴比伦星　　占家非常重视，预报之后要作实测检验。前一种注记说明预报失误（到时未发生　　交蚀），后一种注记说明并非检验不力，只是天气条件不允许。　　　　观测日志中记录的行星天象，其中的行星位置总是以该行星与月亮及恒星的　　相对位置给出，且常用“位于南方（北方）多少距离”的形式来记录，很像本节　　四中所举《至大论》对“迦勒底人”水星观测引用之例。日志还要记下行星的初　　见与末见（last visibility ，即“伏”的前夕最后一次可见）。　　　　然而观测日志中对月亮的观测记录特别详细。整个月相变化周期被分为六个　　阶段，各有标准术语如下：　　　　na：日入至月入　　　　u ：月入至日升　　　　me：月升至日入　　　　na：日升至月入　　　　mi：日入至月升　　　　kur ：月升至日升　　　　其中右栏表面上看只是指示了观测月亮的时间，但根据月相的变化规律，可　　知这其中实际上已暗含了月相变化周期中的各阶段：　　　　第一项，指新月可见的第一天，仅在黄昏的西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第二至五项，指满月前后各阶段。　　　　第六项，指残月可见的末一天，仅在清晨的东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如果天气不好无法观测，日志上就用计算值补上，但未交代这些值是依据什　　么方法计算出来的。　　　　观测日志中还有关于天狼星的初见和末见，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　　记录，但这些数据大部分是据计算而得的。此外还记录各种气象，如虹、晕、雷、　　雨、云、暴风等，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非常相似。　　　　还有一些泥版星占文献中，有对某一行星若干年的观测记录，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