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高楼被指占长沙湿地 未过环评就开建
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远大集团没把号称“世界第一高楼”的“天空城市”选址在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湿地大概不会这么快被许多民间环保社团所熟知。　　8月2日，天津一家民间环保社团的发起人赵亮第一次看到了大泽湖湿地。当时，他来长沙参加一场培训，偶尔听当地观鸟志愿者提起大泽湖湿地，且备受瞩目的“世界第一高楼”也在附近。赵亮决定过去看看。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发布的公开资料显示，大泽湖湿地是自然状态的浅水沼泽类湿地，属长沙城区最后一块天然性保持较好的沼泽类湿地。　　赵亮回忆，那时，天空城市工地正进行“三通一平”，部分农田已经平整了，农田旁边是一片湖泊。8月5日，赵亮发现工地又往前推进了10多米。　　日，承接该项目环评的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发布了《远大可建838米天空城市建设项目公众参与信息与公示》，其中没有提及大泽湖湿地的相关事宜。　　来自岳阳的鸟类摄影爱好者彭祥林，自称2008年起常来大泽湖湿地摄影。他表示也感受到了此处的变化。　　“稻田是许多迁徙鸟类觅食的场所。如果农田被填埋，一些鸟儿就无处觅食，这就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没汽油了却找不到加油站。”彭祥林说。　　多名环保人士向记者提及2011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环保社团的一项调研数据：大泽湖周边共有鸟类15目45科135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0种。上述鸟类中，约43%须依赖湿地生活。　　天空城市项目的环评报告有没有考虑到湿地因素呢？今年8月8日，赵亮向望城区环保局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但结果让他感到意外。　　赵亮告诉记者，第二天，环保局电话答复称没有收到环评，并建议赵亮与远大集团及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协商。　　一个星期之后，赵亮与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周灿英等人一同前往远大集团。远大集团新闻发言人朱琳芳、天空城市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黄诗艺与他们见了面。　　“远大集团承认环评确实没有做完。不过，他们态度很积极，希望我们拿出一份具体的湿地保护方案，并表示会考虑把这份方案融入环评。”周灿英说。　　“其实，远大集团开工之前也不知道这个湿地的存在。”黄诗艺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片湿地并未在远大集团的用地红线范围内，但远大集团仍然打算尽力保护它，会把它做成湿地公园保护起来。　　滨水新城管理委员会给记者发来的书面答复也提到了“公园”的概念。答复称，按往年统计数据，大泽湖常年平均水域面积达300亩左右，根据最新规划，大泽湖城市公园总面积约2000亩，其中包含1000亩水面及1000亩绿地。　　答复还称，天空城市项目选址位于大泽湖西南角，离规划大泽湖水面平均约100米，为保证生态容量及交通容量，项目外扩300米范围内为禁止建设区，规划了大面积的绿化通廊，已留足了生态迁徙、绿化景观的空间。　　“其实，周边已划为国有可建设用地。但我们不搞建设，我们搞绿地，搞水面，希望这些鸟类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大。”滨水新城管委会主任佘浩宇说。　　不过，记者发现，对于“湿地保护”的理解，民间环保人士与企业似乎暂时没能达成共识。　　彭祥林反对建立湿地公园，认为“不能把湿地当成楼盘的盆景或后花园”。　　周灿英的意见则是，政府已把大泽湖湿地周围的农田从农业用地转成了建设用地，农田填埋变得合法，高楼附近部分零星的沼泽地客观上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是不可恢复的。　　多名民间环保人士建议，在正式的环评报告公开之前，远大集团应该暂停“三通一平”。　　一个事实是，天空城市工地于8月15日前后停止了作业。朱琳芳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三通一平”工作已经完成。　　当记者8月24日致电黄诗艺时，她仍然表示环评编制“还在制作中”。黄诗艺称，远大集团会向民间环保社团征求湿地保护方案，“不过，目前赵亮的方案还没有发给我们”。　　黄诗艺说，其实，远大集团去年曾给长沙市有关部门递交过一份环评，得到了一些反馈意见，“我们修改完，打算再次递交时，就遇上了湿地保护的事情。”　　周灿英更希望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她计划对大泽湖湿地做一个包括经济环境发展情况等指标在内的整体性调研。“我国目前的湿地保护立法比较滞后，我希望用一份具体的调研报告来为大泽湖湿地正名。”周灿英说。　　记者注意到，自2001年起，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条例》就已启动了立法进程，正式条例一直没有颁布。　　佘浩宇告诉记者，事实上，望城区对于湿地保护非常慎重。在2012年之前，大泽湖城市公园的规划已由市政府批准，且这项规划是望城区主动提出来的。　　作者：刘棉 卢义杰
(责任编辑：UN006)
原标题：“高楼”边上的湿地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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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宫与28宿 各国星占学的争议
来源:新京报
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欧洲，天文学家大都兼有星占学家的身份。
这幅制作于1587年的木版画显示了制作算命天宫图时的状况：助产士正在照料临产的孕妇。她们的背后，星占学家手指天空向男主人讲解算命天宫图。
　　挥着小木棍对着羽毛大喊“WingardiumLeviosa”，羽毛就会慢慢地飘浮起来。别再怀疑，你已进入魔法世界。
　　10年来，《哈利·波特》让魔法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关键词。而星占则是魔法世界的重要成员。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特里劳妮教授（ProfessorTrelawney）与人马费伦泽一起，向小巫师们传授观察星空，预测未来的技巧。而在电影《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特里劳妮教授由此制作的预言，也成为故事的核心。星占学，这种伴随天文学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再次引起了关注。
有时，星占学家绘制的算命天宫图不使用传统样式。图为英国星占学家威廉·利利1652年出版的著作中的插图。作者称，这是一幅特殊的算命天宫图，其中预言了1666年著名的“伦敦大火”。
　　1 起源 天文学的“兄弟”
　　在古代，星占学一直被视为精密科学。星占学与天文学也曾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一个关于身份界定问题很能说明问题。即使到了文艺复兴以后，星占学师和天文学家这两种身份依然无法明确区分。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指出，天文学和天文学家，是一组现代概念，古代只有星占学和星占学家。“在古希腊，纯粹的天文学一直存在。
　　即使这样也不能认为天文学和星占学是互相独立的。因为从事这两种活动的是同一群人。“江晓原指出大名鼎鼎的希巴恰斯和托勒密，这两位现代人心目中的古代天文学家，其实正是那个时代的星占学权威。其中，希巴恰斯的星占学说经常被后世的罗马著作家援引，托勒密更著有星占学经典《四书》（Tetrabiblos）。
文艺复兴曾为西方艺术、科学都带来新面貌。星占学同样因此迎来“第二春”。
星座的命名大都源于神话故事。无论是天文学还是星占术，都将其视为研究的对象。
　　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次的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君王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普遍沉迷于此，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星占学家。尽管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标志了现代天文学诞生。但它也并没有把星占学逼出历史的舞台。甚至一些重要的天文学家，依然身兼星占学家之职。
　　1574年，第谷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所做的题为《论数学原理》的演讲，就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文献。第谷指出，“星占学家并未用星辰来限制和束缚人的愿望，相反却承认，人身上有比星辰更崇高的东西，只要人像真正的人、像超人那样生活，他就能依靠这种东西去克服那带来不幸的星辰影响。”而第谷的继承人，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闻名的开普勒，也同样是位重要的星占学家。
　　为什么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的身份是重合的？江晓原解释说，其实星占学曾经哺育了天文学的萌芽，积累了天文学知识，这一现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如此。“天文学是星占学的工具。”星占学家要进行星占活动，就需要掌握天文学知识，不过这只相当于现代天文学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天体测量方面。在17世纪，星占学与天文学终于“人猿相揖别”。现在，天文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星占学也并未消亡。直到今天，星占学仍在欧美国家广泛流传，在中国也日趋有了市场。“尤其是以12星座为依据的占卜游戏，现在非常热门。”
　　2 分类 军国大事和生辰命运
星盘是星占术士观测天象的工具
　　预知未来，通晓祸福，星占学家看似掌握着外人无法得知的天机。事实上，在古代星占学家自己的主观意识中，他们也是把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看成是在寻求天人之际的大奥秘。
　　“星占学影响到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根据它与文化的结合情况，可以分成若干类型，但是占主流地位的星占学类型只有两种。”江晓原将这两种星占学分别命名为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
　　在西方，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都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并且都以同一古老的哲学观念作为其学说的基础。这个观念认为：人世间万事的发展是前定的，借助对天象的观察和研究，人类有可能窥破这个万古大计划中的若干部分或细节，使自己受益。军国星占学专门根据星象来预卜各种军国大事，诸如战争胜负、年成丰歉、帝王安危之类的。涉及的天象范围颇广，除了恒星、行星外，还包括日、月运行交蚀，以及彗星。而中国古代更将流星、陨星、云气乃至风霜雨雪、雷电冰雹等大气现象都包括在内。
　　生辰星占学则是专门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有些流派用受孕时刻）的天象来预言其人一生命运的星占学。
　　这一类型涉及的天象较少，仅限于黄道12宫和五大行星及日、月。
　　算命天宫图是星占学家进行推演运算的工具。出生的年、月、日是天宫图上最基本的数据。算命天宫图一般画成方块，边上分成12个三角，并标出七个行星在这12宫的位置，再根据一套精密的理论告知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由于这七大行星的分布情况，其命运会如何。一幅制作于1587年的木版画显示了制作算命天宫图时的状况：助产士正在照料临产的孕妇；她们背后，星占学家手指天空向男主人讲解着天宫图。
　　生辰星占学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巴比伦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成长。不过，星占学家算得准，主要还是靠自己能借助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准确地运算出各星体的运行轨道，并推算出各种天象的发生，进而结合自己的社会、历史经验，还有国内外的重要军政情报，及时做出准确的星占预言。3
星宫 西方星占的核心
开普勒为捷克贵族华伦斯坦制作的算命天宫图
　　“黄道12宫和五大行星及日、月的认识，对于西方星占学来说至关重要，”江晓原表示黄道12宫体系的确立有一个过程。它们至今都是星占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古巴比伦的天文系统中，黄道所经过的那片环状天区被称为“黄道带”。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黄道12宫体是古代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共同创造完成的。比如，象征白羊宫的公羊形象，来源于埃及，狮子宫的雄狮形象同样如此，而金牛宫的公牛则源于古巴比伦。
　　江晓原指出，尽管黄道12宫和黄道12星座名称相同，但所代表的概念却完全不同。
　　随着天体运行的变化，黄道12星座会发生运转变化，星群正沿着黄道缓慢向西移动，其中的一些星座如今已经不在黄道带上。而黄道12宫却亘古不变。它们并以春分点为起算点，每一宫占据30度的宽度。当初古巴比伦星占学家提出黄道诸宫的概念，并最终确立黄道12宫体系时，沿黄道的12星座恰好与十二宫对应，因此才取这些星座名称来代表各宫。黄道12宫的确立在西方星占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巴比伦星占学家看来，行星的“过宫”，即从黄道12宫的某一宫进入下一宫，在星占学的推演运算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西方星占学上更复杂、更重要的内容要属行星序列。这是一种将五大行星依照某种理论排成序列，让它们依次“统治”各宫的秩序。星占学家根据神话及可以观察到的物理特征，赋予各行星以独特的性质、特点及能力，并以此作为排序的标准。巴比伦星占学采用的序列有两种，较早期的一种是“木金土水火”。稍后流行于希腊化时期的顺序则将水星与土星互换，变成“木金水土火”。
　　根据观测情况，星占学家将黄道12宫、行星及日月的位置填入算命天宫图，一场窥探“天意”的游戏，由此开始。
　　4 星宿 中国星占无关个人
敦煌写卷上的古代中国天宫图。
　　如果说黄道12宫是西方星占学的象征，那么中国星占学的象征就是28宿。
　　李约瑟曾经在著作中提及一张表格，上面记有12地支，28宿，各种神煞以及妻、男、财、命等算命项目。
　　他认为这是一份中国版的“算命天宫图”。江晓原指出，李约瑟在这个判断中所犯的错误在于，中国的此类占卜活动不涉及天体观测。之所以在那张表格中出现12地支与28宿，只是由于古代中国人习惯将这些符号机械地对应在一起。所以这里的28宿“与28宿在天空中的真实位置完全是两回事。”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有把黄道划为28宿的做法了。这28宿是沿着“黄道—赤道带”分布的星群，分布依据究竟是黄道还是赤道，至今仍然不明确。这28宿又被分成东西南北四个群，并用苍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来作为象征。与12星宫体相比，28宿有两个特点令人迷惑不解：一是不均匀划分。28宿中各宿有宽有窄，差别非常悬殊，最大的宿达到30多度（井宿），最小的却只有几度（觜宿、鬼宿）；二是各宿的标准星“距星”，大都是中等偏暗的恒星，而几乎没有亮星。古人分星宿既已不做均匀划分，而28宿沿线又并非没有亮星可选，为什么要舍明就暗？各宿的宿度如此参差不齐，又是出于什么考虑？这些疑问，至今无法解答。
　　有些学者认为，28宿的划分受到了12星座系统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古代印度、阿拉伯天文学的痕迹。不过，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家对黄道上的天象并没有太大兴趣，反倒很关心一些异常的天象与气候变化，比如行星的异常移动、彗星的出现、云的特殊形状等等。另外，尽管中国的28宿也处在黄道附近，与12宫大致重合，但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家还给黄道以外的诸天群星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设立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并将这些天区的现象也作为星占活动的观察对象，因此，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家观测的不仅是黄道附近，而是整个天区。
　　事实上，在中国的星占学系统中，传统的星占学是用来占国家大事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辰星占学。但这绝不等于中国就没有推算个人命运的占卜活动。事实上，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在古代中国由“四柱八字”术来完成。相传这占卜方式是由宋初的徐子平确立起来的。
　　5 游戏 星座分析没有科学依据
　　江晓原指出，由于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让我们相信，科学是描述一个客观的东西，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由此，很多人形成这样一个思想习惯，如果某一个学问是有道理的，就会认为这个学问也反映了客观规律。由此，很多人都会问，星占学到底有没有道理，而这样想的时候就将星占学想成与天文学一样的东西，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然而，星占学仅仅是门学问，却无法反映客观规律。直到今天星占学还有市场，而且12星座与性格的配对游戏也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在江晓原看来，这种将人分成12个群体的做法是很笼统的，各种周刊周报上的星座分析游戏，也仅仅是游戏罢了。很多人之所以有“星座分析很准”的感觉，不过是因为这些游戏往往会运用晦涩的、不确定的、多歧义的词语来预卜，这样就容易使人得到“真能说准”的虚假印象。
　　星占学中对于每个星座的特性有12种划分，每一个星座特性不同会有个统计平均值，于是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就希望发现吻合的比例是否超出统计平均值的。如果超过统计平均值，那么证明星占学还是有一定依据。于是，曾经有一些研究者去医院等机构搜索相当数量的人的出生资料，并进而推算出这些人的算命天空图，然后对照这些人后来的生活状况与星占学的预言是否吻合。事实上，在研究者对相当人群的算命天宫图进行推算后，发现这些人的命运并不如算命天宫图推算的那样———吻合的比例没有超出统计平均值。通俗地说，也就是所谓正确的预言只是“蒙对了”而已。比如说一些星座性格分析游戏指出，由于某个星座的人群理性思维能力较强，由此适合做科学家。然而，1975年，物理学家约翰·麦克格维对16634名科学家及6475名政治家的生日做了统计，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集中在某个星座中，而是平均分布于各个星座。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贾朝华研究员看来，或许有些星座分析的编制者使用了数学统计的方法，但这依然无法给星座分析戴上科学的冠冕。这种将人群按照12个月来区分，进而得出每一个群体总会有所不同的做法，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科学的概率。事实上，进行概率分析的基础是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然而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天文学发展难撼星占影响
　　天文学知识曾一度是星占学的工具。现在，尽管天文学已经从星占学中分出去，然而星占学还是依然流传，有时甚至会披上天文学的科学外衣。天文学新发展似乎还是无法撼动星占学的影响。
　　在去年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上，冥王星被宣布降级，那么对于那些在排算天宫图时考虑冥王星影响的星占学家来说，他们该怎么面对这一处境？江晓原指出，“星占学理论有个历史传承的问题，一直以来，星占学就重视五大行星和太阳、月亮，并将太阳、月亮也归入行星行列，称为七大行星。”因为星占学家考虑的是那些会对人命运产生影响的天体，至于这些天体叫什么都无所谓，事实上，天文学领域一直有新发现，但却依然无法改变星占学的“七大行星”说。
　　而冥王星却并非传统星占学的重要参考物，所以冥王星的降级事实上对星占学没有任何影响。
　　当年，《天体运行论》的日心体系问世之后，星占学的理论曾一度受到拷问。然而，许多星占学家认为这并不会对星占学造成冲击。因为无论是将太阳放在中心位置，还是将地球放在中心位置，只存在数学计算上的差异，对于星占学而言其实毫无关系。事实上，16、17世纪的很多星占学家本身也是“日心说”的支持者。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星占学家将太阳从“七大行星”的说法里解放出来。争辩
　　星占学中的“双生子问题”
　　无论是西方算命天宫图支配的生辰星占学，还是中国的“四柱八字”术，出生时刻称为人命运的重要参数。但在一个问题上，星占学总是面临困境：孪生子几乎同时出生，他们的算命天宫图也是雷同的，但为什么他们俩的命运却总是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完全不同。
　　这就是著名的“双生子问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星占学面临的最多的反驳。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历代星占学家们也是绞尽了脑汁。
　　在一些星占学家看来，尽管孪生子出生时刻一样，但还是有细微的不同，毕竟孪生子出生也是有先后的，由此推算出的算命天宫图也就会有所不同。而他们可能找到的更有力的辩护则是，此后这两个孩子的生活难道是绝对一样的吗？世界上没有绝对一样的东西，比如一顿饭，一个小孩吃得多，另一个小孩吃得少，而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导致了他们此后命运的不同。
　　此外，在排算人的算命天宫图时，究竟应该以受孕时间为准，还是出生时间为准，也是一个有分歧的话题，并形成了两个学派。江晓原解释说，在西方星占学中，持出生时间为准的星占学占主流地位。而著名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其所作的星占教科书《四书》中曾谈到，虽然受孕时刻和分娩时刻都应该受到密切注意，但分娩时刻更为重要。托勒密给出的理由是：“受孕事实上只是精液导致了繁殖，而出生是人本身———因为婴儿在分娩的那一时刻，会获得许多在子宫里不能获得的特性。”此外，获取较精确的出生时刻相对容易，而想要得知受孕的准确时刻，即使是以现代的技术都非常困难。
　　江晓原指出，受孕与出生时刻的分歧，事实上只有对这个问题思考比较深入时才会提出，由于古代中国人对怀孕机理的认识一直很落后，所以这种问题也只有在西方才会提出。“有这种问题的提出也表现了西方分析的传统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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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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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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