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血族刺客天赋深入的研究神魔大陆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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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刺客职业定位和天赋选择-神魔大陆
　　自己玩的刺客，所以比较关注各个论坛的刺客版面。发现坛子里有非常多的实用经验可以借鉴，借鉴归借鉴，但是也不能照搬，借地诉说下吾之得。
　　刺客最大的争议还是在天赋上，种族见仁见智，人族祈祷固然好，血族之触也不错。
　　毒药天赋前期练级挺不错的，同等装备，输出比后两个天赋都到，而且生存也不错，行为艺术影魔之佑极限闪避增加3秒，足够跑到安全区了，6秒无敌也能把战士站桩死了。长期4个痛点保证攻击力的稳定，试想，50级前，谁能把暴击率海暴击伤害提高上去?50前首选毒药系。
　　利刃，利刃的争议很大，看到很多人说，玩利刃系就是和战士看齐，还不如玩战士。首先，我们的职业是刺客;刺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杀，去，藏。我不是战士，我是刺客，我只要把人放倒，然后闪人，而不是冲锋在战场的战士”马革裹尸，征战沙场几人还“，以死相拼的猛士。这就很明白了，我是刺客，我潜身到治疗类职业身旁，然后把他杀了，这就是我的任务。而能让我完成任务的，只有利刃系，隐身40%爆率+满利刃11%-13%的爆率+自身18%左右的爆率，红手状态下，足够灭了任何牧师诗人了，而3秒的无敌加4秒免疫，同样能避开正面战场。刺客，你是刺客，你不是战士，你不要和人明刀明抢打，人家金戈铁甲，嫩充其量也就是穿个夜行衣，带把稍好的水果刀。
　　疾影，个人感觉，疾影就是女人，利刃是男人;两夫妻打架，老婆打你10来拳，你啥事没有，你一巴掌扇过去，她得晕半天，也不排除河东狮的现象。
　　钱少玩毒药，输出还是不错的;中等玩利刃，想杀谁就杀谁;富翁玩疾影，您的装备强大到不用控制技能了，挥挥手就能死人，别人还碰不到你丝毫，那恭喜您，您其实是东方不败。
/article/8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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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英雄的时代。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就是一部英雄事迹的记录总集。作为英雄时代的一个印记，刺客这一古老的社会群体至今余音未绝，更昭示我们所处的英雄时代还远没有终结的迹象。
在人类没有文字的阶段，没有剥削和压迫，相应地更没有暴政和民主，模糊而强烈的神祗信仰，萨满祭司和天地的对话，驱使人群除掉那些暴徒和“先驱者”，于是在人类产生后的大部分时代里，小国寡民，没有产生英雄的温床。
火与剑的发明，使得人类从生产和战争两个方面早熟，从口耳流传的史诗，到结绳记略的收获，都从一开始就笼罩在英雄人物的阴影下，英雄时代的发端，是以人类族群间的大规模流血和几乎灭绝人类家园的大灾难为标志的。
在尧舜的时代，在禅让的时代，英雄是普通的人做非凡的事。茅屋草帽的人主，以人格忍让和利他式政治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平民人性的救赎。当时的“英雄”是反符号的，舜、禹的受禅，其言行更近似对当时先民逸乐生活状态的自我放逐的抗拒。对于这样的英雄，刺客的投枪没有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存在，对于所有其他人的存在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时候，当一个人的个体付出大于他的社会所得的时候，刺客不会出手，因为刺倒了尧还有舜，谁上去都一样，尧想把位子让给许由，人家隐士还不干。那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但是，当人类的生产能力的进化，使英雄成为统治者的时候，甚至社会关系的发展也被异化为剥削手段的升级时，以往的英雄可以变为狰狞的大独裁者，以往聆听着英雄教诲的善良民众，也会摇身一变成为夜色中的亡命之徒。
社会越是朝着不和谐、不平衡的方向发展，英雄与平民的距离就越大。无论他是世俗的领袖，还是宗教的领袖，还是民意的领袖，暗杀他们的阴影都会拔地而起。这时，无所谓道德上的好与坏，善与恶，英雄人物只是政治符号的载体，他的鲜血，将可以带来身怀利刃者需要的后果。
因此贵族英雄不分善恶，在平民的说唱文学里都是暴君与强权的象征，而刺客则往往被授予平民英雄的光圈。但隐士许由或许不会想到，他被后世多少野心家所嘲笑！又为多少并不理解他本意的人所景仰——属于平民英雄的田园牧歌式的政治气候永远不再重现了。
然而现在的英雄的塑造，需要的是平民血汗的浇铸，无论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英雄都是社会关系的高成本产物，刺客干掉一位英雄人物，或许有人悲伤、有人庆幸，但那都是社会价值的极大殒灭，杀死了一个暴君，会有很多人为了当暴君，而不惜用无数平民的血来做赌注。刺死了一个伟人，仍会有很多人为了在伟人之后当暴君，同样不惜用无数平民的血来做赌注。
刺客这一神秘而古老的另类群体，完全可以当做几千年世界历史的一个断面，更可以视为一部英雄时代的挽歌。
这本关于“持利刃的‘平民英雄’”的书，分成八个专题，这些专题分别是“英雄意识：孕育刺客的温床”、“死士：刺客亡命的理念”、“血幕：刺客的独立王国”、“血滴子：刺客的嗜血利器”、“剑气：刺客的传奇异化”、“骑士精神：刺客的民族情结”、“女吊：刺客中的第二性”、“阴影：刺客史上的谜案”。
“英雄意识：孕育刺客的温床”中，有总论刺客这一政治亚文化角色的意味，涉及了刺客在各个时代的产生根源、触发因素以及刺客策略的广泛文化应用。刺客现象，是随着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而行刺行为，则除了政治目的与个人仇杀之外，还有一个深刻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盛行。因而，刺客与政治英雄，就像影子和人一样，是相伴相随甚至共存的。
“死士：刺客亡命的理念”中，探讨刺客的个人与历史价值的互动，刺客大量出现的社会内幕，如个人强权主义的畸形强化，以及怀抱“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的上古著名刺客案例。在这一章里，将具体关注支撑着刺客进行暴力活动的精神根源——“亡命”理念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极端信念。只有解析了这两个思想上的根源，才能彻底将刺客的刺杀行为放在它应有的高度，而不是一味地赞美和褒扬。
“血幕：刺客的独立王国”中，专题介绍刺客世界的几大著名的组织形式与培养系统，如以“养死士”闻名的战国四公子、雍正皇帝的粘竿处和“血滴子”、日本的忍者和中古时代波斯山中老人创建的独立王国“杀手团”。本章讲述的主要是组织化、集团化的刺客，这和以前我们所接触过的刺客故事截然不同。我们所认识到的刺客大多数是独来独往的，但历史上的刺客，往往要依托于某个强大的组织才能生存，其中尤以日本的忍者表现最为明显。有组织的刺客行为，可以等同于谋杀，因而就谈不上什么正义、为民。
“血滴子：刺客的嗜血利器”中，从技术角度分析刺客行刺的装备和战术，有一点猎奇的色彩，但主要是让大家通过对大铁椎、鱼肠剑、毒药、爆裂子弹、陷阱、易容术和遁形术这些奇特“发明”的认识，窥见某些人类个体间残杀的现实。
“剑气：刺客的传奇异化”中，试图揭示人们对刺客刺杀成效的憧憬与好奇，铸就了小说中、传奇中的刺客形象，这样的著名虚构人物有吕四娘、眉间尺、张文祥，以及香港电影中的“杀手的童话”，以及“这个杀手不太冷”。
“骑士精神：刺客的民族情结”中，回溯刺客在历史各个更迭时期的时兴和当今社会对刺客的先验认识是如何奠定的，话题将涉及到19世纪的民族革命、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热潮等。萨拉热窝事件、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等事件都会出现。这些刺杀行为，都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进行的，但这些刺杀，无疑都是失败的——在政治上是失败的。那些被后世所铭记的民族主义刺客，并没有为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和平与安宁，反而因为刺杀而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带入了新的困境。
“女吊：刺客中的第二性”中，专题讨论在刺客中，女刺客的独特存在价值。比如刺杀马拉、列宁的女刺客，和实际等同于刺客的参孙情人大利拉、绝世美女西施等。其实，刺客身份不分男女，但在某些场合下，女刺客的刺杀行为更容易成功，这就不是刺客的能力或技巧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了。
“阴影：刺客史上的谜案”中，说的是行刺仇杀史上很多成功的刺杀，都没有历史的定论和结案，只有既得利益者的沉默。本专题没有探求谜案的谜底，只是给出事件的内因和影响，内容将涉及肯尼迪遇刺、烛影斧声、术赤被杀、张文祥刺马等。之所以会有这些产生谜案的刺杀，关键不在于刺杀本身，而在于被刺者或者刺杀者的政治和社会身份。
　　1.英雄不死，刺客不止
有英雄就有刺客，从以利益集群的精英团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建立以后，就有来自敌对集群的利刃与毒箭的追袭，从恺撒到末代沙皇从秦始皇到“洪宪皇帝”，莫不是经历过刺客杀气的包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实？
我们总是在回避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政治体制推崇“精英模式”的代价：让少数精英人物执掌最高的权力机关，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产生领袖，或即使是民意领袖，都很容易滋生独裁、腐败和倾轧，而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朕即国家”的帝王还是现今的国家元首，他们的个体生命安全都会关系到国体的稳定。
于是各个时代都设计了监督机构如元老院、御史、议会和最高法院等，对最高领袖的权力加以限制。这种做法产生于一个悖论：监督、立法、司法机构对最高权力的制约越有效、越稳固、越有力度，则该位置上元首本人的安全就越不那么紧要——刺客是针对一个个体生命的，而不能针对体制的运转。
罗马的共和派杀死了恺撒，但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仍成为罗马的皇帝；荆轲要刺杀秦王，或甚至胁迫秦王，可能会有限遏制秦的扩张脚步，但若秦王身后有若干卓越的储君，且有严密的储君继承制度，则他的计划就将可能改变。
英雄和偶像一样，都是平民自己造出来的，他们真如词典上所说的那样“才能勇武过人”，还是彻底的令人钦佩的利他主义者？
拿破仑通过阿尔卑斯山脉，慨叹“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其实正因为他的军队的存在，他才能够有如此的豪言——离开武装力量，拿破仑就是一个武夫而已。
说英雄，论英雄，还要讲到革命，革命是各个时代都很时髦的浪漫主题。革命的早期领袖中，很多人都是个性突出，颇具诗人气质和人格魅力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在追随者中间产生巨大的号召力。他们往往是天生的鼓动者和演说家，文笔优美，言辞犀利，永远有过人的精力，有着出众的品格和坚强意志。革命的后期领袖，则强调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包容力。
对于仰仗英雄的个人向心力的政治、民意集团而言，刺杀他们的首脑是最有效的灵药，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民主选举体制之下，各种政党、派别、团体和武装都竭力培植自己的储备领袖，以对付刺客的觊觎。
荷兰国父的悲歌
1568年的捣毁圣像运动揭开了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荷兰当时最大的贵族——威廉·奥伦治（奥伦治亲王）的向背举足轻重。就阶级情感来说，他受过西班牙前国王卡洛斯的厚恩，就民族情感来说，身边荷兰人民的呐喊和鲜血又使他寝食难安。一度摇摆不定的他，最终终于同荷兰人民站到了一起，走上了反抗当时最强大的帝国——西班牙帝国的不归路。
从此，他成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全国头号通缉犯。菲利普二世悬赏巨额赏金要他的人头。
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奥伦治亲王领导下的荷兰独立力量在尼德兰北方站稳了脚跟。荷兰各省准备在日拥戴德高望重的他为国王，但在大喜日子到来之前两天，悲剧发生了。
7月10日，奥伦治亲王与雷瓦登市长共进午餐后，正在闲谈中，侍卫上来报告说：“巴尔塔萨已经办好了护照等一切手续，特来领取几封亲王写给法国公使的信件。”
巴尔塔萨是个法国人，职务是为亲王往法国传递信息的驿使，刚刚到亲王身边做事不久。
当奥伦治亲王走下楼梯时，已经隐藏在楼梯口旁一个圆柱后面的巴尔塔萨，突然向亲王猛扑过去，举起手枪开了三枪，枪枪打在亲王的要害处，一代伟人就此倒下，永远没有起来。
刺客赶忙逃跑，但在门口正好踏到一堆狗屎滑倒在地，当场被活捉。他供出自己是菲利普二世派来的奸细，刺杀亲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菲利普二世的巨额赏金和爵位。最后，他在受到铁烙、刀剐等酷刑之后被斩首。
奥伦治亲王的子孙继承了他荷兰执政的位置，最终赢得了荷兰独立，并成为荷兰世袭的王室。
不曾拥有童话的希茜公主
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风潮涌起，受打击最严重的当属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奥地利帝国。在这场风暴中，年轻的王子弗朗兹·约瑟夫被推上了皇位，他没有想到，他在这个宝座上一坐就是68年。
10多年后，又一场风暴到来了，在意大利统一运动和德意志统一运动中，作为守旧势力代表的奥地利一再遭到打击，被迫放弃自己的德意志帝位，转而向国内的匈牙利人让步，将奥地利一元制帝国改组成奥匈帝国——一个二元制的帝国。
在欧洲历史上，奥匈帝国注定是一个倒霉的角色，它在屈辱的背景下诞生，又最终在屈辱的风暴中土崩瓦解。
为了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民族组合体，它的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成为国内各族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奥地利本身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周边虎视眈眈的大国的公敌。其王室成员几乎个个都曾遭到过刺杀，皇帝弗朗兹·约瑟夫本身就遭到过数次未遂刺杀。
但这个帝国中最有名的却不是这个长命的皇帝，而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自巴伐利亚的希茜公主。
希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风靡欧美。在电影《希茜公主》中，她是一个天真活泼、极具个人魅力和政治感染力的奇女子，而事实上，她的人生绝无如此精彩。
她在15岁时代替了她的姐姐，被年轻的奥地利皇帝选中，成为一位年轻的皇后。她享受了一个女人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耀，但从那一天开始，她的命运就和这个老大帝国捆在了一起。
希茜喜欢做诗、骑马、游历，但她的一生一直是浸泡着泪水的。从她唯一的儿子鲁道夫自杀身亡那一天开始，她的心“实际上已经随他而去，只剩下了一个日渐衰老的躯体”。
1898年，希茜到日内瓦旅游。9月10日中午她准备乘船离开。当她带着侍者向码头走去时，一个埋伏在那里的名叫卢切尼的人猛然拔出锥子，对着她的胸部戳去。
锥子又尖又细，希茜从地上爬了起来，自己走到船上。可是，刚一上船，她就倒了下去。身边的宫廷命妇连忙解开她的衣襟，发现胸口上有一个很小的血点。船长命令船掉头回岸，人们用担架把她抬回旅馆。在旅馆里，医生切开了皇后的肘窝动脉，血不再往外喷涌，希茜死了。
卢切尼是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行刺的目的一是为了成名，二是出于无政府主义对王室的仇恨，三是源于意大利人对奥匈帝国的传统敌对情绪。
解放农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1814年，当亚历山大一世率领大军威风凛凛奔驰在法兰西大地上时，作为打败拿破仑的主力的沙皇俄国，其荣耀也达到了高峰。此后40年中，俄国以“神圣同盟”骨干的身份，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包括出兵镇压了本来与己无关的匈牙利革命。
但年的克里木战争使沙俄从荣耀的顶端跌落到了耻辱的谷底，本来想从多年的手下败将土耳其身上再咬下一块肥肉，没想到遭遇英、法两国的横加干涉，在这场战争中，沙俄的落后和腐败暴露无遗，从枪到船到路，都与英法差了一大截。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作战连连败北的情况下精神崩溃服毒自杀。重振这个老大帝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年在位）身上。
亚历山大二世明白落后的农奴制已经成为俄国进步的瓶颈，这个问题牵涉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历代多少雄主，包括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都不敢去触动它。但历史已经将责任无可推却地放到了亚历山大二世面前，迟一天改革，问题就更严重一步。
1861年，沙皇终于下诏进行改革。在宣布农奴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又规定全部土地仍然归地主所有，农民可以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但赎金常常高出土地实际价格两三倍。
亚历山大本想使农奴主和农奴都感激自己，但被解放的农奴感受到最多的却是混乱和不知所措，他们得到的土地比改革前使用的实际上减少了，纷纷认为自己受骗。结果，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1860年农民骚动126次，而改革之年1861年增至1176次。
亚历山大二世是欧洲历史上遭到刺杀最多的帝王之一。从1866年到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遭到的精心策划的未遂刺杀至少有5次。
1879年，新成立的激进组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组成了专门的刺杀组织，训练专门的刺杀人员。
亚历山大成为靶子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改革遭到反感之外，俄国政治体制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而亚历山大二世晚年腐化的生活看来也已经不能再推动历史的发展了。
在经过两次未遂刺杀之后，民意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日，沙皇的马车从冬宫出来转过街角，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罗斯萨柯夫冲上前投出一颗炸弹，将沙皇的卫兵炸成重伤。
亚历山大二世以为自己又逃过一次刺杀，他从马车里出来，想察看伤者的伤情并说几句安慰的话，这时又一颗炸弹飞了过来，沙皇倒在血泊之中，行刺者叫格里涅维茨基，他本人也被炸死。
当天下午，亚历山大二世因流血过多而死。他的改革成了他被杀的重要原因，这也许是他当初怎么也想不到的。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尽管不彻底，但终被证明是推动历史进步的。
无论是荷兰国父奥伦治亲王，还是奥匈帝国皇后希茜公主，或者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们之所以成为刺客的目标，原因只有一个：在一般人的心中，他们是英雄，他们的影响力非同凡响，如果要颠覆他们所掌握的政权，就必须先杀掉他们。
事实上，奥伦治亲王的死并没有令荷兰独立的脚步停下，希茜公主的被刺也没有为奥匈帝国唱响挽歌，而亚历山大二世的死，也没有改变俄国的命运，更没有起到什么“良性”的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遇刺而就此中衰，更不会因为一场意外的谋杀而改变命运。
可惜的是，刺客们和他们背后的主使者，并不这样认为。因此，中外历史上，一出出英雄喋血的刺杀案不断上演着。
虽然历史从未因英雄的倒下和刺客的得手而改变，但隐蔽在英雄身后、在阴影中随时准备出击的刺客，却成为这个世界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如果这个世界不再因为某个英雄人物的出现而欢呼雀跃，也许，刺客就会失去生存之道，那么，这个世界将不再有那么多血泪写就的英雄史诗，也不再有世代流传的传奇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将变得和平，阴暗角落中的危险角色将慢慢淡出历史的视野。
2.刺客出现的四种触发因素
刺客这一群体之所以会史不绝书，是因为英雄体制的弊病，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不断需要以天赋神权、革命英雄、民意领袖身份出现的杰出人物，但在现有的财富分配理念和超人史观的作用下，又不断带来独裁专制、斗争倾轧和特权腐败的副产品。
于是，刺客和暴徒们冲上前台，干掉那些不再推动时代车轮的英雄，然后是重新的政治分肥。
有人曾提出，用不断革命的方式推翻旧世界的所有政权，代之以一个水晶宫般拔地而起的美丽新世界，但实际上，纵使这世界上每天都上演改朝换代，仍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只要社会资源是由少数人以精英面目掌握，就必然出现不均等分配，利益不均的结果只能是“不断革命”、刺客横行。
而刺客兴起的具体因素，则可分为政治体制失衡（禅让制度的破坏、共和国议会的破灭、帝国元老会的衰败）、社会阶级（阶层）矛盾激化（巨大的社会落差感，贵贱、亲疏、贫富的分化）、现实利益矛盾（金钱、财物、美色、特权）、个人恩怨激化（一怒拔剑的平民情怀）几个比较主要的方面。下面着重分析欧洲近几百年来几桩政治刺杀案件。
法兰西的哭泣
16世纪是法国在向一个成熟的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艰难时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又陷入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纷争之中。在当时整个欧洲的宗教冲突之中，形势最复杂的是法国，因为天主教和新教力量势均力敌。
自1572年“恐怖的圣巴托罗谬之夜”以来，法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骚乱之中，在此后连续有两个国王遇刺身亡，其中亨利三世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天主教阵营，转而同情甚至帮助新教而被一个天主教狂热分子刺杀，而亨利四世（年在位）的遇刺身亡，则更为出人意料。
亨利四世原是法国南部边境一个叫纳瓦拉的小邦的国王，为新教徒。因亨利三世无嗣而亡，作为后者远亲的亨利四世得以继承王位。当时法国处于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之中，亨利四世亲自上阵厮杀，显示了极好的军事才能。但真正显示亨利四世的伟大人格的是1593年，鉴于法国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现实，亨利四世毅然宣布自己改信天主教，接着在1598年宣布“南特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承认新教的信仰自由和应有地位。
“南特法令”是西方最早体现宗教宽容精神的杰作，最终给法国带来了和平。此后亨利四世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卓有成效。
1610年的一天，亨利四世去探望大臣苏利途中经过一条狭隘的街道，前面两辆车相撞堵塞了交通，国王的车右轮又陷在沟里。这时，国王的车正好停在一个店铺门前，而店铺的招牌上画着一支箭射穿一颗戴着王冠的心。尾随在后面的一个叫拉韦拉克的疯子，或许从中受到某种启示，脚踏车轮猛然向国王刺去，国王大声呼喊“我被刺啦”，拉韦拉克又刺了第二刀，随后当场被捉，他也没想逃跑。
拉韦拉克据说是个疯子，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时刻在困扰着他，那就是行刺国王，人们还给这种病起了名字，叫弑君病。
后来，安娜王后（亨利四世的儿媳）辅助未成年的路易十四时，曾对他说，要学你的祖父（亨利四世），不要学你的父亲（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问为什么，安娜说，亨利四世去世时，大家都哭，而路易十三去世时，大家都笑。不错，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很多，有查理曼大帝、路易十四、拿破仑等，但像亨利四世这样在功业上和人格上都无可指摘的，只有他一人。
化装舞会上的黑手
当今的瑞典，在外人眼中无异于世外桃源，以高收入、高福利、高文明闻名于世。
然而你是否知道，瑞典历史上也有过贪污成风，秩序混乱的时代，那是在18世纪中期，瑞典在遭受了北方战争失败的重创之后，贵族乘机夺权，进入了所谓的“自由时代”。
　　1772年，受制于贵族统治多年的古斯塔夫三世（年在位），利用贵族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僧侣、市民、平民三个阶级对贵族的不满，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解散了国务会议，恢复了专制王权。就这个角度来说，他倒也算一代雄主。
但他在夺取权力之后，却不但未能解决国内的财政危机，反而冒险挑起与俄国的战争，结果损失惨重，国内大批军官哗变。他的生活也十分奢华，他迷恋话剧，被后人称为“天才演员”。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化装舞会。化装舞会是欧洲宫廷中十分流行的一种娱乐，就是在舞会中戴上假面具，把自己化装成神仙、鬼怪等，这样就有利于人们毫无拘束地投入到舞会中去。
日，古斯塔夫三世准备参加晚上的化装舞会。有人向他告密说，据可靠消息，晚上有人要向他下毒手，古斯塔夫听了哈哈大笑，因为类似的谣言他已听过不下几十次，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当天晚上当舞会进行到高潮时突然有个人从背后向国王开了一枪。舞会顿时惨叫阵阵，乱成一团，凶手乘乱逃跑，但没跑出多远便被抓获。
凶手是一个叫做安斯特洛姆的御林军队长，而他的后台是当时的大贵族——皮萨林将军。古斯塔夫抑制贵族阶层的政策使贵族中有不少人对他切齿痛恨，加上对他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不满，使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要除去他的集团。
13天后，古斯塔夫医治无效去世，临终前留下两句话：“杀他的是法国的雅各宾派，宽恕杀他的人。”但凶手还是被戴上镣铐示众之后连抽三天的鞭刑，最后砍头分尸投入海中。
西班牙国王婚礼血案
1808年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挑起了蕴藏在西班牙人民心中的激情，西班牙从18世纪一个死气沉沉的角落，变成了19世纪欧洲革命次数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斐迪南七世依靠人民复国，最终却背叛并镇压人民的卑鄙行径，使西班牙王室一度成了众矢之的。在他女儿伊莎贝尔二世时期，反抗达到高峰，她在位期间，总共改组了41次政府，颁布了7部宪法，各种政治势力发动了15次暴动，她本人也遭受了两次未遂刺杀。1868年，她在一次政变中被迫流亡国外。
后来，伊莎贝尔二世的儿子阿方索十二世回国复位，西班牙的局势平静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三世（年在位）时期。
阿方索十三世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他的父王就因病逝去，他一出世就成为国王（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历史上只有两例），长大后成为一位任性而热情的一国之主。
19岁的时候，对英国的一次访问，使他迷上了“欧洲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维多利亚·欧亨尼娅，两位出身高贵的青年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由于恐惧欧亨尼娅可能带有英国王室的家族病——血友病的致病因子，他们的婚约在西班牙遭到强烈反对，但最后，他终于说服了他的母亲——有“德行夫人”之称的太后克里斯蒂娜。
据说，欧亨尼娅的教母曾赠给她一串珍珠项链，但同时嘱咐她在婚礼时不要戴上，因为很久以前一位吉卜赛女巫曾经预言，如果新娘戴上这串项链，她日后将流出如珍珠那么多的眼泪，但欧亨尼娅将之当做童话，在婚礼上戴了那串神秘的项链。
婚礼在日举行。当队伍行至狭窄的马约尔大街时，从一栋楼上掉下来一束鲜花，花中藏有一颗炸弹，在新郎和新娘的御用马车前炸开了，一时间烟尘四起，血肉横飞。
这场惨剧，总共造成22人死亡，70多人受伤，不过国王和王后幸运地从血肉堆里逃出。吉卜赛女巫的预言应验了，这只是这对新人一生厄运的开端，他们即将面对的是西班牙最动荡的岁月……
行刺者叫莫拉尔，是一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惨案发生前一天，曾有人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楼上抛东西下来，以为他神经有问题，并不在意，原来他是为了测算物体到达地面的准确时间。后来，他在即将被逮捕的时候自杀身死。
葡萄牙君主制的覆灭
在西班牙王室血案发生后两年，即1908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个国家——葡萄牙发生了一桩对历史影响更大的刺杀事件。
19世纪末，葡萄牙的共和派与失意王党分子、共济会站在一起，谋求颠覆葡萄牙王室的统治。葡萄牙当时的国王卡洛斯一世（年在位）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两件事使他丧失了民心，一是1890年，他企图将非洲的两个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连接起来，遭英国反对，在英国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军，放弃连接两个殖民地的计划，使国内不满。一是在1906年，任命强硬派王党分子佛朗哥担任首相，而佛朗哥是个不得人心的独裁者。
1908年，卡洛斯国王和他的长子——王储路易·菲利普在王宫门前的广场上被两名共和党激进分子开枪打死（这个案件的背景从来没有被彻底查清）。他的幼子，年只18岁的曼努埃尔二世继承王位。此后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两年后，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曼努埃尔找不到任何人为他卖命，只好黯然出逃到英国。
曾经出过“征服者”阿方索、若昂大帝等杰出帝王的葡萄牙王室的统治，至此永远画上了句号，留在它背后的，只剩下一连串的叹息……
从上述刺杀事件不难看出，欧洲刺杀王室成员最密集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除了上面记述的这些之外，还有许多影响不是很大的，像英国很受民众爱戴的“仙女王”维多利亚女王都遭到过两次未遂刺杀。
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君主普遍比18世纪以前的要勤政、接近民众，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刺杀事件增多的呢？
在欧洲君主制的发展史上，14－16世纪是个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各国君主纷纷与城市平民势力联合起来，向地方封建领主挑战，从他们手中收回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此后的几个世纪，欧洲可算君主专制时代（虽然君主的势力还要受到议会、最高法院、市民、宗教力量等方面的制约，与东方的君主专制还有差距），其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在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但使一切发生逆转的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点燃了欧洲人心中的自由主义烈火，从此再也没有熄灭。19世纪，自由主义的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其最高峰是1848年，这一年，几乎每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都爆发了革命（俄国除外），20个城市的市民筑起了街垒同政府作战。这一年遍及全欧的革命，使很多君主被迫接受了君主立宪制，不过在年之间，君主制一直是欧洲政治制度的主流，偶尔有一两个共和国出现，也被大多数欧洲人视为怪胎。
这个阶段出现的新国家，如比利时、挪威、希腊等，也都不得不请来一个人当国王，加里波第在革命成功后，也心甘情愿地把政权交给国王。这个时期君主受到的最大的冲击仍来自法国，短短40多年间（年），接连推翻了三个王朝。1871年确立共和制度之后，作为“君主制海洋中的一叶共和制扁舟”，共和制又经历了两轮恢复帝制的浪潮冲击，最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萨拉热窝事件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中带给欧洲的苦难自不待言。
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的“集体自杀”，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欧洲君主制的集体自杀。因为维护欧洲君主制的三个最强有力的支柱——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奥匈的哈布斯堡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同归于尽。
共和制的思想和制度终于获得了充分的生存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大陆上蓬勃发展。这个时期新独立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都选择了共和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君主制又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东欧的君主全军覆没（只有希腊坚持到1973年），剩下的只有西欧、北欧寥寥十来个君主（还包括几个欧洲袖珍国），他们的存在也只剩下”橡皮图章”的意义。
综观欧洲君主制整个衰落过程，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一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另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两个点分别对应于欧洲自由主义的觉醒和欧洲君主制的真正衰落。在这两个点之间的年，正是欧洲君主制和要求共和制的民众之间碰撞最激烈的时期，因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刺杀王室事件都发生在这个阶段了。自由主义者的极端代表，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导演了相当多的刺杀事件。
与此同时，19世纪欧洲的另一个思想也在蓬勃发展，那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思想支配了19世纪到20世纪相当大部分的版图变化，这些变化通常有利于地方局势的稳定和人民愿望的伸张，不过也就是在19世纪，极端民族主义者取代了狂热的宗教分子成了刺杀事件的另一个主导力量。
当今的欧洲，除了部分地区的局势仍存在不稳定因素外，大部分地区已经弥漫在和平、静谧的氛围之中，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看来是不会发生了。仅存的欧洲王室成员，也日复一日地坐在富丽堂皇的建筑里面，或参加一些礼仪活动，体现自己“橡皮图章”的作用。
3.刺客策略的广泛应用
以刺客为基础的政权鲜有长命和善终者。吴王阖闾靠刺杀夺取了王位，为了挽回国家命运，燕国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始皇的困兽之斗，日本“帝国时代”的几届内阁，中亚的山中老人，都很快沉沦覆灭。但这并不影响暗杀活动在各转型时代的兴旺和宫廷政治争斗中对刺杀活动之外价值的利用。
刺客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说刺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特定人物进行肉体上的消灭。这种刺杀手段，也被一些激进的革命者所使用，故而，可以称之为“革命暗杀”。
在中国，企图进行政治暗杀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史坚如。作为一个志士，他在1900年10月企图刺杀旗人广东总督德寿。
虽然史对自己自杀性的努力并无完整的想法，但其他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主义影响的人在1902年开始宣扬一种关于自杀的理论。
烟山专太郎曾著有《近世无政府主义》，中文版译为《自由血》，一个在早稻田学习的中国学生杨笃生从中获悉了俄国革命志士从事暗杀的情况。结果杨协助湖南学生领袖黄兴建立起第一支暗杀队。在这支暗杀队和其他行刺团体的基础上，“北方暗杀团”于1905年成立。
“北方暗杀团”的成员吴樾在1905年9月企图在北京火车站炸死政府改革五人团成员，该刺杀团因此而著名。结果，吴樾却把自己炸死。
但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篇声明，发表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上，题为《天讨》。声明号召“刺杀主义”，文中引用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语录，并以崇敬的口气提到由陈胜领导的反秦专制的农民起义，把他们当做浪漫主义的“侠”或中世纪骑士鼓舞人心的正义榜样。
起初，关于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传统的沿袭。
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在广东发生的暗杀孚绮和风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尽管每一事件的起因有所不同，但这些案子多少都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而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醇亲王）的著名事件，使这种潮流达到高潮。清朝被推翻后，政治暗杀并未终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一案那样，它已不再打着革命的幌子。
而且，在这个政治分裂和重组的时期，个人野心无限膨胀，具有“好汉”传统的冒险者们毫不犹豫地在武装人员中挑起头来，他们或给一些人当雇佣军，或者紧跟另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争权夺势者的爪牙。戴笠正是这样一个头目，而且他并非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
木棍与红丸——政治刺杀丑闻
宫廷斗争中，向来并不缺乏刺杀，更不缺乏种种因刺杀而产生的闹剧。这一切，都是因为宫廷政治建立在专制、独裁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以皇帝一言堂为根本的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恰恰是使用正常的政治手段无法进行改变的，所以，就有了愈演愈烈的刺杀闹剧。
最为荒唐的，就是发生在明神宗时代的“梃击案”。这一件刺杀案，围绕着当时最为复杂的一件宫廷大事——立太子的问题。
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后没有子嗣，而宫女出身的王恭妃首先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即后来的光宗），按照惯例，应该立他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可是，后来郑贵妃又生了皇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神宗因为宠幸郑贵妃，便欲立朱常洵为太子，但又怕遭到群臣反对，所以迟迟不立太子。这一拖，就拖延了将近二十年。
当时朝廷中的大臣唯恐因为太子问题，引发出宫廷变乱，所以十分担忧，先后上书、进谏，可以用“蜂拥”来形容大臣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大臣们的舆论十分一致，就是要求及早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这一意见是万历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所以，凡是持有这一观点的大臣，动辄获罪，被降被调者无数。群臣力争十五年，直至朱常洛已二十岁，神宗才勉从众议，立他为皇太子，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争国本”事件。此后，宫廷又发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全是围绕“争国本”而来。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男子名叫张差，手持枣木棍，突然闯入太子居住的寝宫（慈庆宫），打伤守门内侍，意图对太子不利。在争斗过程中，张差被当场生擒。
这一事件发生得十分蹊跷：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莽撞的刺客？为什么这个人没有精良的装备，只是拿着一根木棍就敢擅闯太子寝宫？他难道不知道凭着自己的武艺、力气、武器，根本无法达到行刺太子的目的？他到底是什么人主使，是太子的反对派想要刺杀太子，还是太子自己制造烟幕，博得皇帝与大臣的同情与关注？这一切的疑问，胜过了行刺这一事件本身。
正是因为这件刺杀案存在以上的诸多疑点，所以才引起了满朝大臣与皇帝的重视。开始，御史刘廷元（浙党）负责审问刺客张差，但是经过他的审问，上报给皇帝的结案报告称，张差是疯癫，行刺行为属于发疯后不能自我控制。
可是，这一说法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怀疑，并且有人把刘廷元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关系网也抖出来，认为他这是在为行刺案的幕后主使开脱。于是，这一案子被重新审理。
在案件审问过程中，刑部主事王之寀（东林党）审出了实情，原来张差并不疯癫，是由内侍庞保、刘成指使行动，而庞、刘二人均为郑贵妃宫的内侍。
　　这一结案报告可以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虽然没有直接指出幕后的主使就是反对太子的郑贵妃，但是，所有的不利证据，矛头全部对准了她，因此朝臣皆怀疑郑贵妃是主谋，而她的目的，就是想要害太子，让自己的儿子福王登上太子的宝座。
万历皇帝看到这件事已经牵连到了自己的宠妃，觉得不能再进一步追究下去，就当机立断，命令处决张差，并于宫中打死联络张差的庞、刘两个内侍，把这件刺杀案草草敷衍了事。此即所谓“梃击”案。
这一幕刺杀闹剧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围绕着太子和皇位的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因这一事件更加激化，这就意味着，将有另一次的刺杀，甚至多次刺杀产生，只不过形式会稍有不同罢了。
事实上，接下来的刺杀，变得更加具有戏剧性。就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死后，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
不久，光宗患痢疾，内监崔文异进泻药，光宗服用后病情加重。当时都城传闻说，是郑贵妃指使崔文异使用这种药物。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了一颗“红丸”，光宗吃了之后，感觉精神大振，病情也有所缓解，于是他下旨褒奖李可灼。后来，他又吃了一颗李可灼献上的红丸，结果这次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直接导致病情恶化，在位时间仅一月就驾崩了。
事后，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礼部尚书孙慎行等上书弹劾崔文异、李可灼用药可疑，并攻首辅方从哲曲庇李可灼等。
但这一事件也同样被马虎地处理，结果只是李可灼被遣戍，崔文异被发遣南京，方从哲辞官而去，而最大的获益者，郑贵妃和她的儿子福王，却毫发未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红丸”案。
可以看出，无论是梃击案，还是红丸案，都是来自于政治阴谋的一连串较量，所谓刺客，所谓红丸，其实都是黑暗棋局上被权力集团调用的棋子罢了。
4.典型刺杀手段
提起刺客，眼前就是一片刀光剑影，有权贵的怒叱，有死士的咆哮，有孤儿的呼喊，有得意者的笑声，有失败者的悲歌。下面的各个章节中，将介绍、阐述很多关于刺客的事件与人物，而在下文中，将述及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刺杀手段和刺杀案例。
冷兵器刺杀手段
在冷兵器时代，最典型的刺杀手段，莫过于使用形形色色的兵器来进行刺杀活动了。而刺客之所以被称为刺客，就在于其刺杀手段高，命中率也极高。当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形形色色的冷兵器时，会不会突然发现，这些，也许就是当年刺客使用的工具？
剑刺，是古代刺客最常用的方法。由于剑短小轻便，且有两面锋刃，行刺起来较为便捷，故常成为刺客的武器。春秋著名刺客专诸，就是在一盆炙鱼中藏一把短剑，假装献食，抽出宝剑而刺杀吴王僚的。
中国刺客史上第一个成功凭借一己之力而彻底改变朝政局面的人，正是勇士专诸。
当时，伍子胥为了完成自己向楚国复仇的目的，必须将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推上吴王的位置，而这样就必须杀死在位的吴王僚，于是史载他“退耕于野，求勇士荐之公子光，乃得勇士专诸。”
向有识人之明的伍子胥，在从楚逃亡到吴时，于途中邂逅了专诸。专诸正在与人械斗，双方对峙，专诸的怒气兼有万人之气概，看上去谁也不可抵挡。但这时他的妻子一声呼唤，他就退返了。子胥感到奇怪而问他：“为什么老哥你在杀气那么足的时候，会因为一个女人的召唤而息怒？”
专诸说：“您看我像愚昧的人吗？把我说得如此不堪？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操守，为了一个目标，才能去做任何事都在所不惜。”子胥仔细端详其貌，发现此人额头突出而眼目深陷，筋肉如虎，阔背如熊，在危险面前毫无惧色。知道他是可以当刺客的勇士，因而结好于他，当做自己的一颗棋子，并最终推荐给了公子光。
公子光像所有的枭雄一样礼待死士专诸，并给他讲了一大篇自己该除掉王僚而自立的理由，专诸慨然应允，并提出一个刺客史上著名的论断：“如果想刺杀人君，首先要掌握他的嗜好。吴王有什么喜好？”公子光说：“好美味。尤其是烤鱼。”于是专诸去太湖中求学烤鱼的技法，三个月才学成，于是公子光的阴谋集团开始静待时机。
吴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烛庸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灊城，派延陵季子到晋国，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出动军队，断绝了吴将盖余、烛庸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归还。
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况且我是真正的继承人，应当立为国君，季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掉我呀。”专诸说：“王僚是可以杀掉的。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而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公子光以头叩地说：“我公子光的身体，也就是您的身体，您身后的事都由我负责了。”
这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下身穿铠甲的武士，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鱼肠剑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把鱼进献上去。
到王僚跟前，专诸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王僚，剑气之锐，以至贯穿王僚穿的三重甲，左右的人乱刃齐下，立时将专诸的躯干剖解开来，但专诸的剑气不坠，刺穿了王僚的胸膛，后者当时就死了。侍卫人员也杀死了专诸，王僚手下的人一时混乱不堪。公子光放出埋伏的武士攻击王僚的部下，全部消灭了他们，于是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吴王阖闾。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平民出身的这位大刺客的一击成功，使得后世怀恨权贵的平民、隐士、受欺压者都有了一个变形的寄托：平民的意见和主张无法伸张时，他们有刺客的利刃可为自己声言。
在古代的刺杀中，凡未指明特定武器的刺杀，一般指的是剑刺。匕首，与剑一样，容易隐藏，因此作为刺客的常用兵器。北魏末年，尚书令尔朱荣控制朝政，孝庄帝元子攸不甘心当傀儡，一直怏怏不悦，早有除掉尔朱荣之意。一次，因子攸生子，尔朱荣前来祝贺，子攸就把卫兵埋伏在明光殿东廊。当尔朱荣就座时，忠于子攸的光禄少卿鲁安，领军护卫李侃“抽刀而至”，尔朱荣见状用座椅抵挡。子攸在膝下藏有一把短刀，就拿起来，“一手刃之，安等乱斫”，结果把尔朱荣及其两子全部杀死。
飞刀，是一种特殊的刺杀方法，要有高度的技巧。袁世凯刺杀云南地方军阀唐继尧，所派刺客用的就是飞刀。那次顾惕思奉袁世凯之命，策动唐部师长陆俊石杀唐。陆俊石买通自己的卫士李斑作为刺客。李是精通武术的流氓，因犯杀人罪，遭法国巡警的追缉，流入云南，先以贩卖烟土为生，后投入滇军。李斑便以参加唐继尧亲自主持的比武为名，在鞋中藏了一把小刀，进入比武场。当李斑出场比武，来到唐继尧面前时，演了几个招式，就从脚上布鞋中踢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刀，直向唐继尧飞来。幸亏比武的评判主任眼快，急把唐往后一拉，刀从唐的头发上掠过，众人都吓出一身冷汗。李斑见未刺中，急忙逃离，被唐的卫士当场打死。唐从李斑身上找出主谋，把陆俊石与顾惕思抓了起来。袁世凯阴谋的暴露，反而进一步坚定了唐继尧反袁的决心，不久蔡锷回滇，组织讨袁护国军，促进袁政权的崩溃。
另外一种远射程的刺杀武器，就是箭。箭的射程远，被刺者不易防备，而刺客却有充分时间撤离，因此，也经常被用于行刺、暗杀。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32年，晋文公进攻卫国，卫成公逃楚。由公子叔武摄政。后来，卫成公回国。当他回国的时候，叫公子颛犬与华仲作为前导。叔武听说成公即将回国，很是高兴，赶忙理好头发，出来迎接，哪知颛犬等恩将仇报，猜忌叔武会对卫成公不利，便“射而杀之”。
与之相近的，有投掷重物刺杀的办法，最为典型的，就是“大铁椎”。秦朝末年，韩国贵族的后裔张良，拿出家财收买大力士，在博浪沙地方袭击秦始皇，用的是个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这是取其质量大、冲击力强的缘故，可惜误中副车没有成功。还有战国时魏公子无忌为救赵国，夺取晋鄙的军权，就是使人用铁椎砸死晋鄙的。
在诸多刺杀武器中，斧头相对来说有较大重量，其杀伤力也较强。清朝山东蓬莱人王恩荣为父报仇，连续两次未获成功，至第三次才把仇人杀死，他用的武器就是斧头。王恩荣九岁时，父亲被当地有医术的县吏尹奇强打死，祖母上告无门，自尽而死，母亲也积愤成疾，不久便病逝。王恩荣誓死报仇，他等到自己有了儿子，感觉家族已经后继有人之后，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就准备了一把利斧，进入城中等待机会。一次，在路上遇见尹奇强，王恩荣突然举斧直劈，由于紧张，手一直颤抖，未能砍中，就捡起一块石头把尹奇强打倒，这时旁边的行人很多，不便下手，他就离开了。从此，尹奇强不敢一人出门。一天，尹奇强一人偶然到了门前，哪知王恩荣已伏在门边，用斧直劈过来，由于尹奇强的毡帽厚实，没有被劈死，仅伤了一只耳朵。尹奇强只得远遁他乡行医避仇。又过了八年，众人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便请医术高明的尹奇强回蓬莱。当尹奇强经过一条小巷时，王恩荣用斧直劈过来，顿时把尹奇强的头颅劈开，总算报了杀父的血仇。
隐秘的刺杀手段
刺客之所以令人防不胜防，不但因为他们使用武器刺杀的成功率高，更在于他们有很多的辅助手段完成刺杀工作。
下毒是刺客的隐秘手段中使用率最高的辅助手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手段就被那些政治野心家们应用到了除掉政治对手的斗争中。后来，下毒手法越来越高明，使用的毒药也越来越厉害，基本可以达到万无一失。
明成祖第三子朱高燧恃宠生骄，经常从事不法勾当，野心也随之增长，甚至想要谋夺帝位。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生病，朱高燧与护卫指挥孟贤、钦天监宦官王射成等“谋进毒于帝，俟晏驾，诏从中下，废太子”，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使用毒药杀害明成祖，谋取皇位。但这一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因为走漏的消息而导致阴谋失败。他之所以敢于向皇帝下毒，就说明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得手。
又如，民国时期，“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暗杀有离异之心的部下、湖北省督军萧耀南，也是利用萧的书记官、与萧的小老婆有奸情的马志宏，在萧的鸦片中掺入毒药，而把萧毒毙。
1925年10月，萧耀南与广东政府联合“倒吴”，此事被吴发觉之后，马上命令手下刺杀萧耀南。经过萧的书记官的安排，萧耀南毫无防备，根本不知道自己吸食的鸦片里面已经被下了毒药。他还十分有兴致地举“枪”（大烟枪）吸入了装有毒药的鸦片，没有吸上几口，便口鼻喷血而死。这样，不动一兵一卒，吴佩孚就除掉了异己。
为掩盖真相，吴佩孚以萧耀南“积劳成疾，猝然去世”为理由发布新闻，将此事敷衍过去。
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下毒的手法也从单纯的“投毒”变成了多种多样，其中，利用针刺下毒，成为最容易操作、最难发现、致命性极高的刺杀手段。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利用“军统”这个特务组织，刺杀反蒋人士与国民党内的异己分子。1933年11月，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反蒋的革命政府，蒋介石叫戴笠派出特务对蔡廷锴采取“措施”。
戴笠选出梅一位、唐闻、徐大龙三名军统杀手前去执行。他们中，前二位原为北伐军总司令部警卫团战士，后一位原是总司令部医务所护士；特务处成立后，由戴笠把他们网罗进来，专搞“行动”。
梅一位等三人冒充商人混进福州，他们利用蔡廷锴每天要到十九路军司令部后面小巷中军队医务室注射补针的生活规律，闯入医务室，用刀捅死两名军医，把尸体拖进里间，然后换上军医的服装，等待蔡的到来。但那天，蔡有要事没来打针，使他们用毒针注射的阴谋未能实现。接着，徐大龙与唐闻冒充警察，借调查暗杀军医案的名义，再次来到医务室，被蔡廷锴的警卫人员识破而击毙。这次刺杀的总体设计首先采用的是针刺办法。
设定时炸弹是刺客的常用手法。1948年国民党特务行刺何思源和1955年行刺周恩来都是采用这一方法。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免职。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包围北京城，何思源力主和平解决，并为之积极活动。
国民党为了阻止北平和平谈判，命令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到北平指挥暗杀何思源的重大行动，具体负责的是保密局北平站长王蒲臣，侦防组长谷正文、行动组长杨丕明及特务段云鹏、崔铎、刘吉明等人，他们决定用定时炸弹炸毁何宅。
日凌晨三时，特务们来到锡拉胡同何思源住宅，段云鹏与崔铎二人迅速上了东西房的房顶，由杨丕明等在下面运送炸弹。四枚炸弹被分成两堆安放在适当位置后，特务们离去。四点五十分定时炸弹爆炸，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被炸死，何的夫人被击中四块弹片，受了重伤，而何本人仅受轻伤，送德国医院，再转解放区，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告吹。
几年后，他们用同样方法谋炸周恩来。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杀手赵赋丞到香港探明情况，并乘机下手刺杀。赵到港后侦得周总理将乘“克什米尔公主号”赴印尼万隆，就用六十万港币贿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叫他用定时炸弹炸毁飞机。
4月11日，周梓铭给“克什米尔公主号”加油，便在左翼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当飞机飞到北婆罗洲近海上空，飞机爆炸，坠入海洋，致使中国代表团随员三人，新闻记者五人，越南代表团一人，外国记者二人及机组人员十五人被炸死。事发，周梓铭潜往台湾。但周恩来总理由于提前坐专机改道赴万隆，而幸免于难。
此事，另一说是台湾“特种工作”侦防组长谷正文和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在香港收买机场的有关工作人员所为，凶手不是赵赋丞。但从近期披露的材料表明，前说较为可信。
还有一些刺客是采用特殊的定时炸弹，如炸药木炭、毒气弹等。1935年2月，日本决定扩大在华北的侵略，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大将派特务酒井恭辅大尉与清水次郎到北平暗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挑起事端。
因时在早春，北平气候十分寒冷，故酒井决定采用特制的炸药木炭，暗中运进何的办公室进行爆炸。“这种炸药，外形与木炭无异，投入炉中并不立即爆炸，先释放出大量刺激性气味，令使用者以为火盆里混入了异物而近前去查看，铁筷子一拨，马上发生剧烈爆炸，准保使拨弄人血肉横飞。”
　　清水次郎装扮成一个乞丐，用一口纯正的河南话以“老乡”身份结识了何应钦的参谋、河南人屈从松，了解何应钦司令部的用炭情况与采购途径。为此，酒井他们特地在军分会附近开了一个木炭店，以低廉的价格把炸药木炭卖给司令部。这一次由于一个火夫不小心在“木炭”上泼了一桶污水，弄脏了“木炭”，而把这批炸药木炭丢弃了，日本人的第一次行动失利。
刺客按计划，决定再用定时毒气器毒死何应钦，这种定时毒气器，用发条控制，开足一次，保证在二十四小时内有效，它会发出香水似的气味，闻之者即被毒毙。
他们以二十万元的赏金买通了屈从松。一天，何应钦正在办公室看报纸，屈从松送资料到办公室，假装收拾文件，把毒气器放在桌下，但离毒气爆炸还有几分钟时间的当儿，何应钦在东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加膛忠康将军前来拜访，何应钦到会客室去会晤。一会儿办公室桌下“噗”的一声怪响，冒出一团白雾，立即把在办公室的副官毒死。何应钦获报后，下令封锁官邸，清点人数，独独少了屈从松，已知屈从松在半小时前离开官邸，随即派人搜查，在巷口把屈抓住。
现代刺杀手段
随着火器时代的到来，刺客可以利用的武器更加多样化，而随着武器的越来越先进，刺客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了。
现代刺杀手段之中，为刺客们最常使用的，就是枪击。而刺客们所用之枪，以短枪居多，只有少数的刺客，是使用远程武器，比如步枪、来复枪的，后面会有案例来说明。
革命者邓铿就是被刺客以短枪枪击而死的。邓铿是同盟会会员，1920年任粤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治军法纪严明，整肃贪污现象，厉禁鸦片走私，得罪了贩运鸦片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族人陈觉民和部分粤军将领。陈觉民在取得陈炯明的默许后，拉拢了曾被邓铿训斥过的侦缉处长黄福芝，并以升官为条件拉拢陈少鹏等人一起合谋刺杀邓铿。
日，邓铿要至香港迎接教官周孝怀来粤观光。这个消息被陈觉民得知，即通知黄福芝与陈少鹏到大沙头车站埋伏。当晚，邓铿从大沙头车站出来，正要上汽车，这时，黄、陈二人持手枪从人群中冲出，朝邓开枪。邓铿腹部中了两弹，送中法韬美医院，伤重不治，于
23日晨死去，终年三十八岁。而刺客却在混乱的人流中逃去。
有人认为这一事件的制造者是陈炯明之侄陈达生，是陈达生买通督署两个卫兵作为刺客，把邓刺死。邓案发生后，陈达生逃往香港。邓的被刺有不少谜团至今仍未被破解，但他是被军阀指使的刺客用手枪射击而亡，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在枪击中，也有用步枪打的，韩复榘刺张宗昌用的就是步枪。张宗昌在20年代担任过山东督办，干尽坏事，但在山东也有一定的势力。后去职，闲居北京。1932年8月，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怕张召集旧部，东山再起，便热情邀张宗昌回鲁，乘机除之。韩任命程希贤为暗杀总指挥，下由陈凤山，郑继成等组成刺杀班子。在一次宴请张宗昌的席间，张有一支新式手枪被韩的盟弟石友三看见，石友三极口赞誉，玩之再三，张慨然相赠。
9月3日晚上，张宗昌离济返京，在车门口与石友三、程希贤等一一握别，登上列车。这时，早候在车站的陈凤山率先开枪，接着，时任山东省副总参议的郑继成也高喊“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举枪射击，但却瞎了火。张见状急忙跃出车厢逃离。郑连开几枪不中，最后总算有两枪击中张的头部，使张毙命。
郑继成是郑金声的侄儿（继子），郑金声原为冯玉祥部军长、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1928年北伐时，为张宗昌所俘而被杀。张宗昌还宣称要斩草除根，刺杀郑继成。郑刺张后，大呼“我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郑随即被警察押走。此案似可至此打上句号，但经检验，张宗昌为步枪子弹所中，而郑拿的却是手枪，所以郑继成不是真正的杀张者，真正的杀手是韩复榘布置在另一列车上的韩部执法队。郑继成被捕后，押济南法院看守所，由于各民众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请求，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特赦。这次，使张致命的武器主要是步枪。
和枪相关的刺杀工具，就是炸弹了。使用炸弹进行刺杀的刺客，大多是以自己为牺牲品，与对方同归于尽的。
在年，同盟会革命党人由于两广云南六次起义失败，且暗杀端方未成，遂准备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与假装夫妇的汪精卫、陈璧君一起回国，在北京琉璃厂租下民房，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找来一个西瓜般大小的铁罐，到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加工成一个外形不像炸弹的弹壳，再装入五十磅炸药，制成一个效能极好的炸弹，存放在甘水桥旁的清虚观。3月31日晚，他们在什刹海北面，载沣上朝的必经之路小石桥下，将炸弹掩埋，因连续三天在此作业，结果被人发现，报告警察，挖出炸弹，并通过鸿泰永铁铺，知炸弹出自守真照相馆。数日后，黄、汪被捕。这次用的是埋设炸弹之法。
除了埋炸弹之外，还有投掷炸弹的做法。近代郭人漳被刺，用的是掷弹的办法。郭人漳，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3月到湘潭。3月5日，湘潭绅商设宴欢迎。夜阑席散时，郭人漳乘着轿子返回寓所，当经过八总大埠桥时，突然有数人向前抛掷炸弹，幸弹落桥边，随岸滚下，仅伤舆夫一人。“比见桥侧某饭店，门尚未关，恍惚掷弹之人系由该店走出，当将该店主拘获，送交司法署审讯，据供，谋炸不讳，同谋三人。”据说，刺杀原因是选举中的权力之争。
更为阴险的做法，就是“颠车”。颠车这种做法，并不是单纯的炸，而是以炸弹作为工具，让对方乘坐的交通工具颠覆，导致对方死亡。
日本军阀刺杀张作霖采用的是炸火车的办法。民国时期，日本军阀与“东北王”张作霖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当矛盾发展到严重时，日本军方就采取刺杀的手段对付张作霖。早在辛亥革命后的1916年，清王朝的一些余孽组成宗社党，其活动由于受到张作霖的限制而十分怨恨，便与日本浪人勾结，用掷弹的办法对张作霖实行过一次刺杀。
十多年后，再一次发生日本人刺张事件。1925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在人、财、物几个方面都支持张作霖。张作霖却节节失利，陷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境地。
日本想乘机大捞一把，表示愿帮助张摆脱困境，但要张同意出卖东北主权的五项条件。张作霖一心想摆脱自己的狼狈处境，几乎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并在草约上签了字。待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消灭叛张的郭松龄之后，却把五条密约置之脑后。
1927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对进入北京的奉军形势不利，日本想借机再次索取满蒙权益，日本公使要求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租权、营业权”等，还逼张作霖履行当年密约，但张对日本的要求以各种借口敷衍推诿，而张对蒋介石却致意妥协，并幻想获得英美的支持。
张作霖的这些举动再次引起日本的愤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岗中将与参谋河本大佐，认为与张作霖谈判无济于事，不如将他剪除，乘东北四分五裂，无人主事之机，占领满蒙。
河本一面派竹下至北京探察张作霖的行踪，一面积极部署对张的暗杀。商量结果是采用爆炸列车的方法，爆炸地点选定在南满铁路与京奉线的交叉点皇姑屯，因”满铁”当时由日军控制。并准备了一支“拔刀队”，万一爆炸失败，由“拔刀队”使用脱轨装置颠覆列车，刺死张作霖。
日清晨五时，当张作霖乘坐的专用列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桥洞时，河本按动电钮，日本人事先埋好的三十吨炸药突然爆炸，火光冲天，黑烟升空高达二百英尺，桥梁炸断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
在山海关上车的吴俊升与张的六姨太当即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气息奄奄，几个小时后死去。张作霖临死前急召其子张学良回沈阳，主持大政。为稳定局势，过了几天，等张学良来，才正式为张作霖发丧。这种刺杀方法既可用爆炸，也可用卸轨等方法，其准备时间长，爆炸力大，但由于要通过火车与汽车等中介，不一定立时致人死命。
与颠车相似的有颠轿。清朝黄珠刺县官，就是用这种方法。黄珠是九江市一个老实的铁工，与邻居李某交好。李某教书为业，清白本分，属小康家庭。李的父亲作为乡董，性格严正，被土匪所忌。
有一次，县令周某抓获了土匪，土匪诬指李父是窝贼的主儿。县令于是逮捕了李父，乘机索取厚贿。由于李家没有满足县令的贪欲，县令便采取严刑逼供的手法，百般凌辱，最后还是把李父杀了。
黄珠决心替友人报仇，他投到县令手下，当了一名轿夫。一次，轿子抬到山岭上，黄珠故意慢行，当抬到绝险处，天已经黑了，黄珠突然放手，县令“颠于崖下，四肢皆折”。黄珠从绝壁处，攀藤萝而下，把县令的头割了下来，替朋友报了仇。这个故事一直在清朝传颂，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贪官污吏的憎恶。
还有更为不择手段的刺杀方式，那就是机炸。陈炯明行刺孙中山，用的就是“机炸”手段。
日，广州军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炮击总统府与孙中山的住所越秀楼。孙中山总统在卫兵的保护下，安全转移到海军军舰上。陈炯明叛变的消息传出，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海军全体官兵通电，一致拥护孙中山，北伐军也从粤赣边境班师讨陈。
局势对陈炯明越来越不利，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陈炯明经反复考虑，决定立即除去孙中山。他以五十万大洋的价格，买通了飞行员庞炳云，并从香港借来一架双翼双座教练机，还在飞机中装上几箱带雷管的炸药。
陈炯明决定利用每天下午六点，在永丰舰上的孙中山要到甲板上踱步的习惯，叫庞炳云驾机撞舰。
一天下午，陈炯明的观察哨报告，孙中山已上甲板。庞炳云便迅速从粤军大操场起飞，直扑黄埔永丰舰，一会儿已到军舰停泊区的上方，能清晰地看到永丰舰的烟囱、大炮及甲板上的孙中山。
为了寻找最佳俯冲角度和选择逃生的跳伞点，庞炳云转了几圈子，决定从东南方向切入，再转了一圈，正当俯冲时，孙中山却由于紧急军务，已回舱中了。飞机在军舰上方多次绕圈盘旋，引起了永丰舰的警惕，舰长一声令下，高射机枪射出一串子弹，在飞机侧翼掠过，庞炳云一看苗头不对，还是逃命要紧，赶紧飞回大操场。庞炳云一下飞机，即被陈炯明的副官扣住，押往粤军司令部，暗杀灭口。像陈炯明这样动用飞机杀人，由于准备时间长，目标大，一般很少采用。
5.典型刺杀案例
苏联政治家托洛茨基遇刺
日，俄苏联政治家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郊科伊乌康的寓所里，被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用冰斧猛砍头部，因伤势过重于8月21日死亡。
前苏联建国初期，托洛茨基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赞誉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下不朽功勋。
在列宁逝世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托洛茨基成了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并于1929年1月被驱逐到土耳其，1933年又侨居法国，1935年移居挪威，最后到了墨西哥居住。
托洛茨基谋杀案的内幕至今尚未完全揭晓。凶手拉蒙是托洛茨基信徒西尔维娅的情夫，他早已同托洛茨基相识，并经常出入他的住所。8月20日那一天，拉蒙身穿雨衣，怀藏冰斧，借口请托洛茨基修改文章进入住所，乘其不备作案。
凶手当场被抓，在行刺时身带一份事先写好的遗书，称他原是托洛茨基信徒，后才知道托洛茨基原来是一个可怕的骗子。特别是有一次托洛茨基命令他潜入莫斯科去刺杀斯大林，他不愿去而遭痛骂，于是决定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而埋葬这个骗子。
多数人认为，这封遗书中所谈事情是伪造的。谋杀案的背景也许是十分复杂的。
当时，人们怀疑是苏联指使了这次谋杀。1940年5月， 托洛茨基曾指控斯大林组织了一次对他未遂的暗杀活动。
日，是托洛茨基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这一天，他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写作。杀手莫尔奈尔推门而入。当时，莫尔奈尔披着件雨衣，戴着顶雨帽。在他的雨衣里，藏着一把利斧、一把短刀，西裤口袋里，还装着一把袖珍手枪！
进入书房后，托洛茨基在写字台前坐定，摊开稿纸将目光专注地移向论文。莫尔奈尔就站在他身边，乘托洛茨基全神贯注读论文之际，挥斧而下，劈向托洛茨基花白的头顶。
一声饱含痛苦的怒号之后，托洛茨基一手捂住头顶，一手发疯似的抓住了莫尔奈尔挥斧的手，并狠狠地咬住他的手背。
莫尔奈尔被老人狂怒的形象惊呆了，再也没有出手的力气，只是下意识地猛甩被咬的手，将托洛茨基摔在地上，呆望着托洛茨基艰难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向屋外走去。
这时，站在院子里的妻子已听到悲号。她稍稍一愣，旋即向室内冲来，而托洛茨基已手扶门框，站在屋外，汩汩外溢的热血已覆盖了他的面孔和身子。见此情景，娜塔娅目瞪口呆！托洛茨基则断断续续地说：“是他干的！”
　　卫士已闻讯而来，直扑屋内。屋内莫尔奈尔仍手执利斧，默默发呆。众卫士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房间里再次发出惨叫，是莫尔奈尔的惨叫。
“别弄死他，口……供。”托洛茨基当时还保持着清醒。
卫士们清醒过来，立刻拉响了警报，在墙外守卫的墨西哥卫队随之冲了进来……不一会儿，救护车也赶到了，托洛茨基被抬上担架，送入医院。紧急手术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
利斧深入脑海三寸深，头盖骨破裂。医务人员回天乏术，26小时后，托洛茨基去世。
莫尔奈尔被捕后，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一份事先写好的遗书。在这份遗书中，莫尔奈尔首先简述了一下自己的历史，然后详细讲述了自己杀托洛茨基的动机——他说自己是比利时莫氏家族的独生子，在法留学期间，由于受西尔维娅的影响而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并因此来到墨西哥向托洛茨基求教，但托洛茨基却是个伪君子。
特别是有一次，托洛茨基竟要求他去谋杀斯大林。因为有西尔维娅这样一位可爱的妻子，他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要求，结果被他痛斥了一顿。于是他才决定为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埋葬这个伪君子……
墨西哥警方对莫尔奈尔的遗书内容作了详细调查，结果发现遗书的内容多系捏造。首先，比利时政府断然否认了莫氏家族的存在；其次，当西尔维娅被询问托洛茨基是否曾派莫尔奈尔谋杀斯大林时，西尔维亚不但气得大骂莫尔奈尔“胡说八道”，而且还要求与莫尔奈尔对质。对质中，西尔维娅极其蔑视地说：“无耻……”
尽管遗书内容多被证实是假的，但莫尔奈尔却坚持始终，未吐露出半点儿真情。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墨西哥警方对莫尔奈尔进行了长达900多个小时的心理调查，得出如下结论：“莫尔奈尔头脑清晰，记忆力绝伦，富有勇气，推理敏锐，信仰坚定，身心完全健康……”
这就是说，莫尔奈尔的犯罪是有意识的、目的极其明确的。据此，法庭作出如下判决：以暗杀罪判处莫尔奈尔19年零8个月徒刑，以非法持枪罪判处4个月监禁，数罪并罚，共处以20年监禁——这是最重的刑罚，因为墨西哥没有死刑。
随着时光流逝，莫尔奈尔逐渐被世人淡忘了，但墨西哥警方却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查明莫尔奈尔的真实身份，进而查明究竟谁是暗杀托洛茨基的元凶。
在莫尔奈尔进入监狱的第10个年头，墨西哥警方的调查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全权负责调查这一谋杀事件的查罗斯警官，在历尽艰辛之后，通过国际组织的协作，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搞到了当年莫尔奈尔留下的指纹，并确认这一指纹与莫尔奈尔的指纹完全一致。
通过这一指纹，警方找到了莫尔奈尔的生父——西班牙贵族巴卜罗，并向他提供了莫尔奈尔当年的照片。老人立即认出，这就是他的儿子拉蒙·梅尔卡德！
至此，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莫尔奈尔是西班牙人，他的真实姓名叫拉蒙！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时期曾在共产党军队中任政治教官……
随后，通过拉蒙的父亲，警方又查明了拉蒙的幕后指使人——拉蒙的母亲卡莉达雅。
20年后，拉蒙出狱，并在前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奖章。
萨达特遇害
日的埃及首都开罗，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八年前的这一天，埃及总统萨达特亲自指挥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十月战争”，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武装部队节”，全国放假，并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按惯例，阅兵式将于当天上午11点在胜利广场正式开始。
每年的检阅，保安措施都相当严密。这天还不到8点，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警察值勤。在总统车队将要经过的通向广场的街道两旁，早已站立着两排身着黑色警服、白色腰带的警务人员。广场四周，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入观礼台的宾客和记者，都要把携带的东西交给保安人员检查。
11时整，萨达特总统穿上新做的笔挺的最高统帅服，与副总统穆巴拉克一起，乘敞篷车进入广场，他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下车后，萨达特一行首先向检阅台对面的“无名战士纪念碑”走去，把一个花圈献给了“十月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们。纪念碑的外形像金字塔。萨达特按惯例朗诵《古兰经》中第一篇“赞圣”。这时，军乐队高奏《烈士曲》。礼毕，萨达特又在乐声中返回检阅台坐下。
11点20分，国防部长加托拉宣布，阅兵正式开始。军乐队高奏进行曲，先导部队举着埃及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旗帜，一片旗海从检阅台前飘过。后面是头戴防护帽、骑着摩托车的宪兵部队，10辆一排，约120辆，“突突”声响成一片。其中一辆摩托车到达检阅台正前方时突然熄火，急得那位宪兵拼命踩了好几下，仍不能发动，后面的摩托车只好绕开，队形有些乱了。这时，他只好用力推着摩托车向前跑，过了检阅台就立即靠边推了，引起了一阵哄笑。在阅兵中发生这样的事，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过。
宪兵部队后面是军事院校方队，20人一排，一个方队约200人，按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军事技术学院、士官学校等先后次序通过，走得很整齐。接着是伞兵部队和突击部队两个方队，他们穿着伪装色的军服，边喊边跑，跑得很慢，但很整齐。
每当一个方队从检阅台前走过时，萨达特总统总要站起身来向他们致以军礼。忽然听得一阵阵隆隆声，原来是坦克和装甲车部队威武地开过来了。
当炮兵部队快要进入广场时，空军表演已进入高潮。各种战斗机、轰炸机的编队接踵而来。人们都把视线移向天空，观看埃及空军精湛的表演。当6架F-4鬼怪式飞机从低空掠过时，地面上的炮兵车队也快走过去了。但人们仍把注意力集中在空中，只见六道彩色烟幕在飞机身后慢慢地扩散，由红、白、黑三种颜色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埃及国旗。
阅兵式进入了高潮。忽然，炮兵车队中一辆拉着大炮的卡车停了下来，萨达特总统以为这是炮兵向他致敬，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抬起右手举向帽檐准备还礼。然而，就在这时，从卡车上突然跳下4名手持冲锋枪的歹徒，向检阅台冲去，其中冲在最前面的是炮兵中尉卡里德，他手里举起一枚手榴弹向检阅台扔去，只听一声爆炸，随即升起一股黑烟，原来是烟幕弹。
这4个人一面冲，一面分成左、中、右三路，扣动冲锋枪扳机，向检阅台上猛烈射击。萨达特总统立即被数发子弹击中。这时，检阅台和观礼台上一片混乱。
一些外国武官夫人们发出一阵阵尖叫，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卧倒，以免被流弹击中，但由于前后排椅子间空当实在太小，胖一点的人无法蹲下来，只好把头低下来，有的人干脆把椅子顶在头上来保护自己。一些保安警察、总统卫队的士兵、军官们从最初的惊讶中清醒过来，他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挡住凶手，当场抓住2人，打死1人。逃跑的一名凶手在第二天的全国大搜捕行动中被抓获。
萨达特遭枪击后，立即被抬到检阅台后面，那里有一架法式“小羚羊”直升机。总统被抬上直升机，迅速送往位于开罗的陆军医院抢救。当萨达特被送往医院时，已处于完全昏迷状态，血压和脉搏已测不出来，他的双眼圆睁，对光线没有反应。
检查发现萨达特全身有6处枪伤，致命伤为左胸，有两个弹孔。医生们进行了止血、输血、人工呼吸、X光检查。最后，打开胸腔进行手术，发现左肺撕裂，流血过多，心脏衰竭，使用心脏起搏器也无济于事了。
下午两点四十分，萨达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埃及安全部队对抓获的几名凶手进行了审讯。10月7日，埃及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中说：“凶手共4名成员，两名军人、两名平民，是一个单独的小组。凶手的行动同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都没有关系，4名成员是属于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集团。”
谁也没有想到，4名凶手中竟有两名伪装军人，混入受阅部队！受阅部队是在一个月前组建的，参加检阅的每一个军人都受过严格审查，稍有一点疑问的人都被刷掉。在受阅前一天，参加检阅人员的武器装备又一次受到检查，确保每一个士兵手里拿的都是空枪，绝对没有一粒子弹、一枚手榴弹。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1982年8月，埃及法庭对刺杀萨达特总统案件的有关人员进行审判，几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10月8日，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第一国务秘书宣布，谋害萨达特总统的4名凶手是按照极端宗教主义倾向行事的极端分子。根据调查者提供的消息和3名暗杀者的口供，凶手只想暗杀萨达特总统，这决不是一次未遂政变或兵变。
“他们出于狂热思想，暗杀了一位奉行一项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政策不同的总统。”埃及国防部长同一天在一项声明中说，暗杀总统的4名凶手中，有1人是军官，1人是后备役军官。
10月10日，开罗隆重举行萨达特葬礼。安放在炮车上的萨达特灵柩被送往无名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墓地。
自有政党以来，政治谋杀就没有间断过，到了20世纪尤其如此。无数优秀的政坛首脑，宗教领袖及军政要人都在政治斗争中被害身亡。8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军事对抗趋向缓和，代之而起的是经济之争。经济之争导致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断演变和重新组合，伴随着世纪末情绪，又演出了一幕幕政治谋杀的悲剧。比起一、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中叶的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近20年来有影响的政治谋杀就达百余起。
“我曾暗杀希特勒”
日12时42分，在纳粹德国发生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案件，一个年轻的军官集团企图暗杀希特勒。
该集团领导人物斯陶芬别格在希特勒东部战场的司令部“狼窟”的会议室中，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皮包放在会议桌下靠近希特勒座位的地方，由于一个与会军官无意之中移动了一下该皮包，所以当炸弹爆炸时，希特勒只受了一点儿轻伤。
这个暗杀计划虽然没有成功，却震惊了德国和世界，因为这标志希特勒已是穷途末路，德国军队不仅在东部战场上节节败退，败局已定，而且希特勒在军队中也失去人心。
有关这次暗杀活动，已有不少书籍报刊记述，但最近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刊出了该报记者采访这个军官集团最后一名幸存者的谈话记录，这位名叫冯·基尔曼瑟格的德国高级军官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冯·基尔曼瑟格说，谋杀希特勒计划由来已久，只是不知道究竟在何日进行。早在1944年6月初，他曾见到斯陶芬别格，两人议论起局势无望，他建议斯陶芬别格采取行动。此时，斯陶芬别格回答说，“你可以放心，不久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德国军人企图推翻希特勒的活动开始得更早，在1943年，德国东部战线司令克鲁格元帅参谋部的两名军官就告诉冯·基尔曼瑟格，克鲁格元帅将要采取行动，但由于一些军官反对，这次政变没有发生。
冯·基尔曼瑟格说，德国军官不愿意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不是因为人们所说的“德国军人不举行政变”的信条，而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军力布置在东线，与苏联作战，要发动政变就要从东线撤军，他们害怕由此会使苏军很快就打到柏林。
冯·基尔曼瑟格说，他与斯陶芬别格是同一军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也在同一部队服役，人们说他们是朋友可能有些过誉，但他们彼此了解，可以说心里话。
他说，从希特勒上台到1941年，斯陶芬别格与其他的年轻军官一样，都是拥护希特勒的，因为当时被纳粹狂热煽动起来的一般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确实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多“成就”，“能看清希特勒的人不多”。
但是，在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其军事指挥的错误越来越明显，他们都先后开始反对希特勒了。
冯·基尔曼瑟格坦率承认，他们反对希特勒主要由于军事失利，对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一事他们当时还不知道。
冯·基尔曼瑟格长期在德国陆军参谋部任职，经常参加向希特勒报告形势的会议，当记者问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时，他的回答是，希特勒是“恶魔天才”，即首先是一个恶魔，但也有特殊的能力。
按照冯·基尔曼瑟格的看法，希特勒记忆力很强，特别能记住数字，而且善于发现别人的弱点，而为己用，同时他很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哪怕这些人一开始反对他。
他说，有些人说希特勒刚愎自用，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与他看到的希特勒不同，因为他经常看到将军修正和批评希特勒的想法。但是，一旦希特勒形成决定，他确实固执己见，很少更改。
冯·基尔曼瑟格还认为，希特勒在军事上有战略眼光，但在作具体决定时常犹豫不决，而“军事行动是机不可失的”。
在暗杀事件发生时，冯·基尔曼瑟格没有在场，当他听到戈贝尔演说讲到希特勒没有死时，他就立即认识到这次暗杀已经失败，而且再也不会发生暗杀事件了，因为希特勒肯定会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
他在政变失败后的一次会议上见到希特勒，当时希特勒说，“将这些人都枪毙，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暗杀行为，而是他们太蠢了，不能这样进行暗杀。”
斯陶芬别格当日被枪毙，成为德国民族英雄，现在在德国有很多城市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其后，冯·基尔曼瑟格也被盖世太保逮捕，但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因而侥幸活命。
战后他一直在德国军队任职，最高职务是北约欧洲中部战区最高司令，1968年退休。
　　1.个人存在意义的异化
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做亡命的刺客，飞蛾扑火，与大人物和他身边的人殊死相搏？
前有述及，在社会转型期和动荡期，原有阶级结构被打破，或有了被打破的强烈要求，则人群中饶勇力、激情而轻理性、秩序的人群，便成为滋生死士的温床。而这温床经有野心者、有重金者、有私图者的催化，便产生出刺客和层出不穷的暗杀事件。
个体意识的畸变
如欲消灭刺客的温床，弹压与防范是下策，关键在于消弭社会突出矛盾，平衡各阶级、阶层和族群的利益，让社会各种势力的不良能量自相抵消。——当然，这属于阳谋，谁都可以做到，但在阶级社会中，实际没有谁会去做，因为政权就意味着特权，没有特权就无法体现政权的存在，在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的时代，这就是腐败和特权不断滋长，而刺客和乱党蜂起，导致很多强大朝代崩溃的死结。
首先看看“捐官为刺杀巡抚，捐躯报天下公愤”的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来龙去脉。清末，革命党为了推翻清政府，用尽各种方式，或武装起义，或办宣传，或暗杀清吏，或自杀警世。而徐锡麟则花钱买来官做，原想着通过做官干出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最终还是以刺杀清吏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抱负，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徐锡麟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山阴县人。12岁时到钱塘出家当了和尚，后来在家人劝说下回来。成年后赴日本留学，在陶成章的介绍下，认识了钮永建。钮永建向他讲述了国内大势和革命理论，徐锡麟受到影响，返国后参加了蔡元培组建的光复会。
徐锡麟加入后即到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缙云各县去吸收同志。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后，徐锡麟在绍兴城创立了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朝夕讲武，欲以此为基础推翻清政府。
1906年徐锡麟回国后，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
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五万银元。靠这五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兄弟，分别捐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但徐锡麟的职务是个虚位，当初收了五万银元帮徐锡麟活动捐官的表叔俞廉三过意不去，又找到多年前的门生恩铭，此人乃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时任安徽抚台。
徐锡麟到达安庆，在恩铭的帮助下在武备学校找了个差使，每个月有几十块银元的收入，这对于从事革命活动的徐锡麟来说并不够。
不久，俞廉三又写信给恩铭，盛赞徐锡麟，恩铭回信说：“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在任命徐锡麟为巡警学堂警察会办后不久，恩铭又授给他陆军学校监督一职。
学校里有个叫顾松的财务人员，发觉徐锡麟有几笔账目不清楚，私底下窥探他的行动，看他踪迹隐秘，很不寻常，便上报恩铭：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笑道：“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徐锡麟与秋瑾定下“皖浙同时起义”的盟约后不久，日，马宗汉、陈伯平从安庆到上海与秋瑾会晤。秋瑾告知马、陈二人：浙江方面决定在7月6日起事，否则党人会有覆巢而灭的危险。
就战略而言，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呈钳形攻势，的确会起到首尾相应的效果。但徐锡麟准备不及，想延至8日，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迫使他不得不依原定日程行事。
上海巡捕抓了一个叫叶仰高的党人，被捕之后由两江总督端方亲自审讯。叶仰高不堪刑讯，把所知道的有关“光复会”、“大通学校”的事都招了。但党人往来函件称谓，用的都是化名。
端方没有料到这一点，便依据叶仰高所供将各地涉案人名、别称、店号分电各省缉捕。恩铭拿着电文，亲手交给警察会办徐锡麟，下令“务须严访密拿”，徐锡麟看见纸上有自己用的化名“光汉子”，就萌生了提前举事的想法。
原定起义的7月8日是巡警学校兵生班的毕业日。此前，学校举行大考。考试最后一天，由巡抚亲自监临，省内满汉官员聚集一堂，在这个场合里起义，官员集中，不用再到各衙门去搜。可这天恩铭幕友张次山（章次珊）母亲八十寿诞，于是恩铭要求把考试提前两天结束。这也是徐锡麟改变主意决定6日起事的原因。
日清晨，徐锡麟带着马宗汉、陈伯平，先到巡警学校为学生们举行演说。9点，恩铭准备升座，校阅外场操演，徐锡麟则表示全员到齐，不如先考内场功课，再移驾出外场。恩铭便进了第三礼堂。
徐锡麟此时全副戎装，立于阶上，官生班、兵生班都在阶下列队。马、陈二人则分立于堂前两侧，把守着左右通行的甬道口。官生班先行鞠躬礼，恩铭答过礼之后，兵生班正要行礼，徐锡麟忽然打断，上前行举手礼，并且呈上学生名册，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号，正当恩铭惊讶地询问“你哪儿来的消息”时，陈伯平已经掏出随身携带的炸弹，猛力朝恩铭扔了过去，可是没爆炸，只是吓了恩铭一大跳。
徐锡麟抢上前道：“大帅别担心！这个革命党，终当会为大帅拿到。”恩铭还问：“是什么人？”
徐锡麟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拔出两支六响手枪，朝恩铭一指，恩铭仍问道：“会办拿枪做啥？要验验枪吗？”话没说完，枪就响了。
在徐锡麟原先的计划里，一枪解决恩铭后枪口移左一发毙藩司，移右一发毙臬司，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登时馁了大家的士气。徐锡麟举起枪便是一阵乱放，结果恩铭身中七枪，却并没有死，巡捕陆永颐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徐锡麟把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背，陆永颐当场毙命。
徐锡麟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恩铭朝礼堂外跑。这一背反倒害了恩铭——他成了车德文的防弹背心。陈伯平从后面打了令恩铭毙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射入，上穿脏腑。将他抬回抚衙后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
恩铭死前不时喊着：“糊涂啊！糊涂！”
恩铭所说，应该是指自己的“糊涂”，但这句话应该足以点醒当时的末世，大清气数将近，最终必然的选择就是君主立宪，将世俗权力下放到议会和内阁，让天下人一心去”逐鹿”，而非”逐清”，抱残守缺的结果，就是权力与尊严一同丧失，悲夫。
2.士为知己者死——死士
司马迁为他的《刺客列传》点评道：“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司马迁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几位大刺客，无论成功不成功，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意愿，在历史风云的变幻的关键时期中出手，从而名垂后世，而不仅仅是懵懂的亡命之徒，如秦舞阳辈。
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恪守一个信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此“知己”与现在的“知己”已经有不同的含义，而是自上而下的信重与托付，所以士才可以为其死命报效。
现在的知己，涵义类同于古代的“知音”，怎么可以托付真心呢？而主子对于士的信重，才可彻底改善后者的阶级属性和家族命运，如专诸刺王僚，子为吴国上卿；要离刺杀庆忌，也得到阖闾加官晋爵的承诺，这就是知己的代价。
但在英雄称霸于人群的时代，众多出身卑微的卓越人物，要想出人头地，改变命运，只能为谋士、为死士、为说客，他们生命的爆燃，不时掩映在太阳的光辉之下。
为知己而死的豫让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豫让的事迹，豫让的事迹很出名，历代的读史者也多有评点，明代建文朝的殉国者方孝孺，曾经对豫让自残以刺赵子、以报智伯的做法有评价，并结成一篇著名的《豫让论》，其文如下：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