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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误读青铜器铭文
　　【核心提示】和任何史料一样，铭文都反映铸造者的主观立场。利用铭文做研究时，只有在弄清铸造者立场后，才可能了解铭文。
　　中国历史学家通常以为古代青铜礼器上的铭文是第一手史料，可以利用它重写历史。此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无多加思考的必要。和任何史料一样，铭文都反映铸造者的主观立场。利用铭文做研究时，只有在弄清铸造者立场后，才可能了解铭文。
　　《礼记?祭统》有段文字记述青铜器铭文的作用是为了“称美而不称恶”，即铭文并非陈述事实。因此，周人的铭文每次提到战争，都是周人获胜。若不清楚青铜器铭文铸造者的主观立场而用之写周代的历史，我们便无法理解周穆王的势力为什么有一定的限制，更不用说周幽王为什么死于骊山之下。
　　西方学界关于铭文的两个观点
　　本文要讨论两个西方汉学家提出的有关铭文的观点。对他们的观点，我并不认同，但仍觉得中国史学家可能还未听说过，在讨论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时，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价值。
　　第一个观点是十年前柯马丁(Martin Kern)提出的，他认为尽管铭文是用文字书写的，但书写形式的重要性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铭文所反映出的原来的口头内容。铭文反映的两个场景：一个是赏赐典礼，二是祭祀先祖。在两个场景中，铭文本身都不起重要作用，赏赐典礼的对话和祭祀先祖的祝颂才是仪式的主要内容，而这些都是口头的，并不需要文字。
　　第二个观点由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二十年前提出，并获得不少西方汉学家的认同。他认为，铭文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受命者朝见天子典礼的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出席人物以及赏赐的礼品等，罗泰将这部分称为“功劳的记录”。后半部分记录的是受命者纪念其祖先，向之祈求福禄，按照徐仲舒的观点，罗泰称其为“嘏辞”。罗泰指出，因为青铜器是为了祭祀祖先而铸造的，所以嘏辞才是铭文的核心部分。功劳的记录那一部分是次要的，甚至完全是可以缺少的部分，并且功劳的记录往往是虚假的，不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在讨论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逑盘时，罗泰说铭文内容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逑凭空伪造的，无论是关于周王还是单氏家族的祖先的叙述，都不一定可靠。
　　这两个观点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都过于极端。柯马丁强调原来的受命典礼以及后来的祖先祭祀当然值得注意。青铜器铭文既起记录作用，又起纪念作用。正如受命典礼和祖先祭祀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同样，铭文的记录作用和纪念作用也不同。虽然如此，柯马丁说铭文的书写形式是次要的，恐怕是误会了古人铸造带铭文的青铜器的原因，也误会了铭文的基本作用。
　　从师望鼎看铭文铸造
　　了解青铜器铭文的基本作用，应首先考虑到其铸造过程。这样，我们会体会书写对铸造者的重要性。铭文先刻在陶板上，这是正写的阴文。因为正写阴文铸造的时候会造出反写的阳文，所以这一陶板不能直接放进铸造青铜器的合范里，需要先印于另外一个陶板上，把正写阴文变成反写阳文。至此，这一带有反写阳文的陶板方可放进合范中。铸造时，反写的阳文就变回我们现在所见的正写阴文。如果青铜器只有礼仪作用，何必经过这样复杂的过程造出一个根本不可以见到的铭文？如果铭文仅仅是次要的，铸造者不会下这么大的工夫来制作。
　　这当然只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然而有一积极证据可说明铸造者非常重视铭文。在2005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从香港的私人收藏家购买了著名的师望鼎。为了保证器的真实性，博物馆购买之前利用了各种科技办法来鉴定，包括全器的X光。从X光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现象，师望鼎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圆鼎，铭文列于圆腹的后壁，从口下往腹底。X光显示带有铭文后壁的青铜非常纯粹，几乎没有气泡。与此不同，铜器的前壁，也就是说没有铭文的那一面，含有许多气泡。因为铸造铜器的时候，注流的青铜在合范底下最集中、最纯粹，越往上流越堆有气泡。这些气泡会留下痕迹，甚至青铜凝滞以后在青铜器上也会造出小洞。为了确保师望鼎带有铭文的一面没有气泡，铸造者显然故意地将那一面放到合范的底下，这样气泡都显现于铜器的另一面，即使另一面是铜器的正面。这和我们一般理解合范的位置有所不同。师望鼎的X光说明西周时代铸造青铜器的人非常重视铭文，一定要让它完全无失显现出来。这说明不但是铭文内容重要，并且它的物质形式也特别重要。
　　铭文信息中功劳的记录更重要
　　关于罗泰的观点，我同样觉得其启发性很强，但是说法仍然失之过于极端。罗泰以个人观点断定铭文功劳之记录往往是虚假的，毫无积极证据。他有关逑盘铭文对单氏家族祖先的叙述不可靠，唯一的证据是铭文说惠仲L父侍从周昭王和穆王，而林巳奈夫曾说过1955年也是在陕西眉县发现的L方彝、L尊和L驹尊是周懿王或孝王时代铸造的。因为L方彝等器的L应该就是逑盘的惠仲L父，所以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据我想，遇到这样的矛盾，妥当的答复不是怀疑历史资料，而是怀疑过去历学家的说法。其实，罗泰未提到的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即白川静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说L方彝等器应该是穆王时代的青铜器。在林巳奈夫和白川静之间，我们应该选择哪位学者的说法？我觉得回答很简单：我们应该选择青铜器铭文上的信息。
　　罗泰说铭文嘏辞的部分比功劳的记录对铸造者来说更为重要。对此，我难以认同。虽然如此，对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功劳的记录远比嘏辞重要，毫无疑问。尽管铭文内容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所载年代记载、右者的名称、命书、礼品等等内容绝不是虚假的。嘏辞当然也重要，特别是对当时祖先的崇拜。然而除非是研究古代历史的现代史学家们，大概都会认为铭文前半部分要重要得多。
　　虽然我不能认同罗泰教授对功劳的记录和嘏辞的史学重要性，然而他把青铜器铭文分成这两个部分仍然有所见地。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在语言用法上正好反映不同的立场。因为功劳的记录这一部分一律把周王称作“王”，而嘏辞部分往往把他称作“天子”。
　　(作者单位：芝加哥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青铜器有着两个艺术成就的高峰；第一个高峰在；商代后期约当公元前13―前11世纪中叶，当时商朝；第一，形制的多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器种上；以最常见的烹炊器鼎而言，可以分为圆鼎、分裆鼎和方；分裆即底部分成三个部分；这一时期的花纹千变万化，有的花纹独特奇异，实际是；第三，铭文的增多：商代后期青铜器，很多具有铭文；第四，工艺的改进：商代后期青铜器，器胎
中国的青铜器有着两个艺术成就的高峰；第一个高峰在商代后期（公元前13―前11世纪），第二个高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公元前6―前3世纪）。由这两个高峰时期，产生了大量卓越精绝的艺术品，值得我们永远品赏和赞叹。 商代后期约当公元前13―前11世纪中叶，当时商朝已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的殷墟，故考古学上为商文化的殷墟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空前的进步，我们不妨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叙述：
第一，形制的多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器种上较之前期又有增加，而且其同一品种每每有不同型式。有的型式只在特定时间内流行，有的型式则存在较长的时期，而在同样时期内会有不止一种型式，兼行并存。
以最常见的烹炊器鼎而言，可以分为圆鼎、分裆鼎和方鼎三种主要型式。圆鼎，器体横断面为圆形，上有立耳，下有柱足。分裆鼎，也有立耳、柱足，特点在于器底和鬲近似，是分裆的，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鬲―鼎”。方鼎仍有立耳、柱足，但其器体是方的。
分裆即底部分成三个部分。有一些鬲形近于鼎，也有学者称之为“鬲―鼎”，不过其足部是空的，与一般的鼎不同。这种现象表明，商代后期青铜器品种复杂，而且形制变异，有时会给鉴别研究带来各种疑难。
第二，纹饰的繁丽：商代后期青铜器，在装饰上盛行繁绣富丽的作风，与前期的简易素朴有很大不同。这时的花纹多为通体满花，即在器皿的表面上布满花纹，同时又多以雷纹作为地纹，使图案更加细腻。
花纹的母题也多样化了。最常见的，是饕餮纹即兽面纹、夔纹、鸟纹、蝉纹、蚕纹等等，表现不同形态龙蛇的也很普遍。有时整个器物或其一部分作立体的禽兽形，有时在器体上再附加小型的奇禽异兽。不管是怎样情形，纹饰所体现的一般不是自然的动物，而是赋有神秘色彩的鸟兽形象，或其躯体的一项组成因素，如鳞或羽毛之类。植物的形状，如花朵，以及几何形的图案，只是在很少的例子中出现。
这一时期的花纹千变万化，有的花纹独特奇异，实际是当时艺术家富于想像的创造。即使是最常见的饕餮纹，也有许多变异。
第三，铭文的增多：商代后期青铜器，很多具有铭文。铭文绝大多数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例子是用锋利的工具刻出的。铭文的内容多为器主的族氏和人名，有的记出用该器物祭祀的先人名号。在商代后期较晚的时候，青铜器的铭文出现加长的趋势，最长的接近50个字。
第四，工艺的改进：商代后期青铜器，器胎一般厚重，而且在精巧的范铸技术基础上，充分利用分铸法，制造出许多极为细致复杂的器物。例如著名的四羊尊，羊首有螺旋形的大角；中柱旋龙盂，盂底中央竖立一枝花朵，有一龙蟠绕，龙身可以拨动旋转。这时还铸造出器形非常庞伟的青铜器。殷墟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达133厘米，重有87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器。
在装饰工艺方面，商代后期青铜器广泛使用了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在兵器、车马器上尤为流行。另外，还有嵌玉，例如嵌玉援的戈、嵌玉叶的矛；有嵌陨铁，例如嵌铁刃的钺。在流散器物中，尚有嵌红铜、嵌黄金的例子。
第五，出土地的扩展：商代后期青铜器，出土地点的范围比前期有很大程度的展延。大概说来，北到内蒙古，东到山东，南到广西，西到陕甘，都有这一时期的器物发现。
这一时期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性。在中原地区以外，集中出土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有晋陕交界地区、湖南湖北地区、成都平原地区等，其器物各有自己的特色。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继续着商代后期器物的作风。这是由于周人在商代接受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伐纣以后于殷商旧地更沿袭着那里的传统。不过因为周朝政治中心转移，陕西的周原（扶风、岐山交界）与宗周（长安县境）、河南的成周（洛阳）成为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所在。
总的说来，西周的青铜器趋向于朴质化。这种倾向，在西周中期以后更为明显，器物的装饰变得简单，富于神秘意味的花纹逐渐为规范的图案所取代，同时带状的花纹又流行起来。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想的改变。周初鉴于商人酗酒而规定的酒禁，使不少酒器归于消灭。尽管在西局新出现了编钟、、S等器种，就形制、纹饰而言，这一时期青铜器究竟不如商代那样多变了。
西周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铭文的加多加长，所谓“周人尚文”应即指此。周初的铭文，已经有百字以上的，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竟长达497字。这类铭文，内容异常丰富重要。
公元前771年，西周在戎人攻击下覆亡，次年平王即位，东迁到成周，王朝从此不振，国家渐趋分裂。这影响到青铜器艺术，出现了大量列国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早期，青铜器大体上是西周传统的延续。其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的格式，仍与西周晚期的相似，没有根本变化。
青铜器风格的新变化，肇始于春秋中期。蟠螭纹的产生和普及，可以作为这次变化的标志。蟠螭纹仍是由龙蛇之类神话动物构成的，但它只是反复出现的图案，和商西周的纹饰有很大区别。青铜器形制的改换也很显著，以往那种森严凝重的气象，逐渐代以清新秀丽的风格。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二高峰，于是趋于形成。
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出现，和一系列新技术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春秋中期，嵌红铜的花纹开始盛行，包括器两面可见的透嵌。随后，错金银的纹饰及铭文涌现，给器物带来绚丽的色彩。春秋战国之际，因为有了更锋利的工具（钢铁），线刻花纹流行起来。接着，鎏金银的技艺也广泛流行，同时又有彩绘。
还特别需要提到，失蜡法铸造在春秋中期出现，而且有相当高的水准。这正好配合了青铜器第二高峰的特色，就是崇尚细致纤巧、复杂繁丽的纹饰。很多极为细腻的镂空或立雕状的绞饰，正是以失蜡法制出的。
在其发展演进的这第二个高峰中，青铜器显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这种新面貌、新风格涵括了春秋晚期到战国，并在汉初有所复兴，延续近400余年之久。
同一时期，边远地区文化的青铜器艺术也有突出进展，尤其是在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在云南的滇文化，各有独特的艺术传统与特点。
在第二高峰期后，中国青铜器随着用途的扩大普及，转而走上日常化的道路。这一趋向事实上在战国晚期已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得到充分表现。器物的形制基本上规范化，大都缺少变异，最常见的是没有花纹的素面器，铭纹也只剩简单的格式。东汉以后，青铜器在很大范围内被其他器种――如瓷器、铁器所取代。
青铜器艺术的生命，在铜镜这一品种中持续最为久远。中国铜镜一开始就在镜背中心设钮，形成自己的传统，这已可上溯到史前的齐家文化。经过商、西周，铜镜在上述青铜器艺术的第二高峰期达到极盛，汉镜更成为著名的文物珍品。此后，隋唐镜因导入新的技术（如嵌螺钿、套银壳等），展现了新的光辉。中国铜镜的生产和使用，一直绵延到现代。 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因为大量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所以又被称为殷墟期青铜器。 殷墟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墟期的青铜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酒器在数量和种类上明显增多；一个是流行 饕餮 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奇异的动物纹样。各种纹样的交互组合形成了商
代青铜器狞历之美的时代风格。 殷墟期的青铜器总体风格为：造型凝重雄浑，纹饰繁丽深沉。 代表作品：《 司母戊鼎 》殷墟出土 重达 875 公斤，上面铸刻着“司母戊”三字铭文。 《 龙虎纹尊 》安徽阜南出土 。《 四羊方尊》、《人面方尊》 湖南宁乡出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 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 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
②地域风格的形成。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
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经历了一个由简朴到繁缛，由凝重到生动的发展演变过程。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高大厚重、古朴雄伟为特点，纹饰以饕餮、龙、凤、云雷纹等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以几何花纹为多，常有精美的日常生活场面、战争场面等图案，逐渐取代了神秘、恐怖的内容。
1、夏代青铜器： 夏代是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有关文献里多有提及夏代的铜器。
2、商代青铜器：商代青铜器艺术是由成熟到鼎盛的重要阶段。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 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因为大量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所以又被称为殷墟期青铜器。殷墟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墟期的青铜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酒器在数量和种类上明显增多；一个是流行 饕餮 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奇异的动物纹样。各种纹样的交互组合形成了，商代后期代青铜器狞历之美的时代风格。 殷墟期的青铜器总体风格为：造型凝重雄浑，纹饰繁丽深沉。
3、西周青铜器： 西周青铜器的风格由奇诡转为典雅。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酒器减少食器增多。西周中、后期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菱纹、凤鸟纹以及窃曲纹、重环纹等几何纹样。长篇铭文是这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 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 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
②地域风格的形成。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
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
春秋时代对于周天子及其维护者而言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直接结果是新价值观、新风格、新趣味的不断确立，艺术新潮的涌动因而成为遍及春秋列国的历史现象。
战国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这时的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装饰手法也愈来愈多姿多彩，鎏金、镶嵌、镂刻、金银错等无不技艺精湛。现实生活的场景和图像，也出现在青铜器的装饰花纹中，标志着青铜器艺术的世俗化。
纹饰与铸造工艺 ： 以春秋战国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时代特点尤为鲜明，从纹饰的内容到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以接近生活的写实面貌和比较自由地表现出现实生活中的人间趣味，体现出艺术与现实的密切关系。春秋末期线刻艺术开始萌芽，到了战国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金属细工得到充分发展，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针刻红铜，鎏金都是此期出现的新工艺，出土与传世的器物很多。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明了失蜡法工艺。这是我国匠师的绝技，这种铸造法首先以蜂蜡做成器物的模型成为蜡模，再用细泥浆在上面反复涂抹，然后加热烧制，蜡模熔化流出成为空腔，最后浇注铜液。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表面光洁，精密度高。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盘尊”即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最精品。
铭文 ：有铭文的青铜器减少，且文字简短，书史性衰退，多记载容积、重量，这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时期无论是兵器上还是其它器物的题铭常有职官名。“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是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铭文格式一般包括器主、作坊的工匠、放置地点、容量、重量等。铭文字体呈现多样化，文字繁简并用，南北风格截然不同。中原文字端庄秀美，行款排列较整齐；南方诸国文字笔划纤细，清新秀丽并在春秋末年出现了以鸟虫作装饰的美术字，亦称“鸟虫书”，即把文字画成或加上盘旋曲折的鸟虫形，风格独特，多施于兵器上，极难辨认。
夏商到战国初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都算是青铜器的鼎盛期，这段时间中国的青铜工艺有最大的发展。
战国末年开始，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发展，新材料的运用于发现，慢慢得让青铜器越来越走下 坡， 但工艺上活泼许多， 有时会用其他金属来装饰点缀， 甚至是彩绘， 但大量器物的日用化， 青铜器逐渐被排挤在外，到东汉末年之后，青铜器的发展几乎就只剩下铜镜的舞台了 。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各类资格考试、外语学习资料、文学作品欣赏、应用写作文书、专业论文、12青铜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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