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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牢记经济特区历史使命 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
时间： 17:07 来源： 人民日报网络版
作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深圳市市容。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弹指一挥间，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深圳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缩影，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执政能力。　　勇担历史使命，“杀出一条血路”，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特别是我国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经济走到濒于崩溃的边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既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找准突破口攸关改革开放大业的成败。邓小平同志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构想：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他要求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30年来，深圳担负起改革开放窗口和试验田的历史使命，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畏艰险、敢闯敢试，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冲破旧体制的樊篱、勇闯“禁区”，冲破传统理论教条的桎梏、勇闯“盲区”，冲破深层次矛盾的羁绊、勇闯“难区”，成功闯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之路，闯出了一条从封闭半封闭到参与全球竞争的开放之路，闯出了一条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之路。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精神，深圳经济特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先行探索，把中央改革开放的战略设想变为生动现实。　　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发展是硬道理。作为经济特区，首先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深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推进产业转型、优化经济结构，努力实现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30年来，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1.96亿元增长到8201亿元，年均增长25.8％。目前，深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36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880.8亿元，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体制机制创新的先锋地区。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深圳在全国率先打破“铁饭碗”、第一次拍卖土地使用权、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创造了许多改革创新的全国第一。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整体推动，从侧重经济体制改革到“四位一体”全方位纵深推进，深圳成为我国体制创新的重要试验田，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深圳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极大提高，迄今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00多亿美元；年出口总额达到1620亿美元，连续17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抢占科技制高点，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赢得发展和竞争的主动权。深圳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率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逐步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发展成为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科技绿洲”。200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8507.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6％，培育出华为、中兴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始终坚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深圳坚持通过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程，坚持以国际一流城市为标杆，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不仅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而且在规划理念、建设模式上不断创新，取得了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目前，深圳拥有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全国第四大空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初步形成了区域性金融、商贸、物流、航运中心的强大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成为“国际花园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成为民生福利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圳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改善公共服务，适时建立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切实解决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等问题，民生福利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2009年，市本级民生及公共服务类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75.5％；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9万元，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深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了“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涌现出丛飞等一批道德楷模；大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创造“文化+科技”、“文化+金融”的产业发展新模式，成功举办6届文博会，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建立文化产权交易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成为生机勃发的文化热土、开放包容的文明城市。　　始终坚持服务大局，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圳始终牢记邓小平同志“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嘱托，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以实际行动“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积极落实对口支援任务，不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累计贡献中央级税收1.23万亿元。积极开展对西藏、新疆、甘肃、贵州及省内相关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累计安排支援帮扶资金超过100亿元。努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成为推进珠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城市。不断深化与香港的多领域合作，为香港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新途径。深圳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努力探索新时期党建工作科学化的新模式。深入实施“固本强基”工程，率先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全市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率达到98.8%，广大党员成为改革开放的骨干和中坚力量；积极稳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探索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党代表公推直选试点；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预防、监督、纠风、查案等工作，源头防腐等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迈出新步伐。　　深圳30年的成功实践，实现了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全国改革开放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30年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利用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　　回顾这波澜壮阔的30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深圳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历届省委、省政府对深圳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全国人民对深圳建设的倾力支援和广泛参与，一代又一代特区开拓者、建设者的艰苦探索和无私奉献。这些都是深圳谱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　　肩负新使命，努力“走出一条新路”，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深圳寄予厚望，要求我们“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为新形势下经济特区实现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受到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得更早更集中。面对“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努力破解发展难题，走出一条科学发展新路，为全国提供新的示范和借鉴，这是中央赋予深圳的新的重大使命，也是深圳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提出了“努力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奋斗目标，以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低碳发展、和谐发展为导向，坚持追求“好”、力争“快”和坚持“特”、突出“新”、立足“干”的总体原则，努力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努力实现改革开放的新突破。按照“四个先行先试”的要求，对代表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改革率先探索，对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攻坚破难，对在全国普遍实施的改革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进经济、社会、行政管理等六大重点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前海片区，促进深港全方位合作，推动粤港澳建设“世界级新经济区域”。积极培育参与全球竞争的领军企业，把深圳打造成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基地。加快推进与东莞、惠州全面对接，共同推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　　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转变。坚定不移地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环节和主要驱动力量，大力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技术攻关，在增强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上实现新突破。引进和建设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和服务平台，深化“深港创新圈”建设，在聚集和整合先进创新资源上实现新突破。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创新战略联盟，在促进产学研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内需与外需“两需并重”，实现产业结构全面调整优化、消费拉动作用显著提升。　　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实现民生福利水平的新提高。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建设多层次优质教育体系，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积极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化、基本医疗服务标准化、区域医疗服务一体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建立科学的户籍准入机制，探索建立新型人口管理体制，建立完善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强力推进治安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整治，确保城市安全稳定。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社保”，探索有深圳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构建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新型劳动关系，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快特区一体化进程，努力实现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建设的新跨越。抓住特区范围扩大的契机，努力提高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集聚优质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引领产业发展，强化竞争优势。加快解决城市“二元化”的突出问题，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形成新的增长极，促进均衡协调发展；向城市“二次开发”要空间、要资源、要环境，以城市更新推动城市新一轮大建设、大发展；强化区域金融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全国创新中心和国际会展中心建设，巩固提升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努力探索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新途径。加快推进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全国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大力保护和修复生态，构建生态环境安全体系；创新建设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态环境指标考核机制和环保执法标准，着力打造生态环保城市，建设国际一流人居城市。　　加强干部队伍和作风建设，努力实现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新提升。立足深圳实际，努力打造一支特别有理想、特别有闯劲、特别能干事、特别守纪律的党员干部队伍。大力弘扬特区优良传统，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在服务基层上下功夫，形成“想干、敢干、快干”的干事创业氛围；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重点完善“一把手”提名机制，推行全委会干部任免票决制，逐步在全市局级以下副职岗位全面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实现“赛场选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预防和制度建设，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过去30年，深圳不辱使命，冲破传统经济体制的重重束缚，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未来30年，深圳肩负新的伟大使命，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发扬“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再造一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努力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这是深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经济特区对党和人民最好的报答。　　（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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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排行深圳新使命：首个特区如何再 “敢闯敢干一些”
作者：深圳
不过，很少有来往的旅客还记得，20年前的1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曾在这里驻足，并“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有一个人却不会忘记，这一天中午，他要从深圳赶往香港，出席一个重要活动，之后再立即折返深圳，赶赴另外一项活动。他就是小平南巡的见证人之一、《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作者陈锡添，现在是《香港商报》社总编辑，深港两地奔忙已经成为他的工作常态。身在香港的呙中校，已经计划在这一天工作结束时回深圳过周末，这位曾经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名噪一时的年轻人早在2003年就已赴港工作。20年前，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皇岗口岸占地1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5万辆次和5万人次，每天约通过7000辆车次和2000人次。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时隔20年，今年元旦、春节期间，深圳各口岸将持续出现日均达67万多人次的客流，更有多日将迎来超过70万人次的出入境客流高峰。在当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高度赞许深圳市委要把深圳建为社会主义“香港”的设想，并鼓励他们“要搞快一点”。如今，深圳与香港经济发展、人员往来越走越近，“深港一体化”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社会管理水平差异仍存。从深圳特区诞生第一天起，为中国探路，充当改革试验田，就是国家赋予它最大的使命。而争论，始终如影随形，特区必须要突破争论，并在争论中探索成长。边陲小镇发展成大都市从一个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大都市，深圳用了不到30年。 今年是吴松营来深圳的第31个年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1992年，吴松营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当时深圳市委唯一指定的记录者，负责全程跟踪记录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谈话，今年1月，吴松营出版《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时光穿越，回到1981年，深圳特区成立的第2年，吴松营从湛江地委调到深圳市委工作。他形容当时的深圳就是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比内地的很多人民公社条件都差得多，“一条小马路，住着几万人”。而在此之前的30多年，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其中年间的逃港潮，更引起远在北京的邓小平的关注，并促使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 前美联社驻华记者刘香成至今都感叹深圳的成功是个“奇迹”。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刘香成刚到北京驻站后不久，有一次中国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记者去深圳参观，深圳当时刚刚被确定为经济特区。记者团乘坐一辆小面包车，开到一片农田里就停了，下了车，深圳计委的人就拿出一张规划图，向这些驻华记者们讲述深圳的宏大规划：“我们要在这里建假日饭店，我们要在这里修一条马路。”在场的其他记者就摇头，不相信中国能成功，刘香成当时却相信了。这一次，他对了。日，深圳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深圳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11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预计突破1.1万亿元，增长10%以上；全口径财政收入超过4000亿元。这意味着深圳成为了继京、沪、穗之后又一个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刘香成总结说，中国人的务实，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务实精神，在重要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对于这种务实精神的体认，正是刘香成相信深圳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而在深圳32年的发展史中，1992年确实可以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将深圳的发展阶段一分为二。陈锡添认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中，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从1992年开始，改革开放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改革开放这条路开始比较顺畅了，不像过去碰到那么多挫折，已经成了亿万人民所拥护、所选择的一条正确道路。“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深圳迅速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如此给深圳小结。深圳要多一点危机意识在巨大成就的光环下，“危机感”、“危机意识”也成为近年来深圳的热门词汇。2010年，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表示，深圳特区30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不够或没有做。他认为，当前深圳对过去的总结还不够，以致在某些方面还要走回头路。“我们现在为什么缺少问题意识，觉得自己都挺好，没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呢？”李灏说，“这是因为调查研究不够，和国内外的对比不够，深圳特别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多一点危机意识。”陈锡添认为，在设立特区初期，深圳的确是依靠特殊政策发展起来。陈锡添还记得，在赵启正担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时，陈锡添曾经采访过他，赵用蜂窝煤的例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深圳在特区建立初期、中期的时候靠特殊政策来发展，就等于烧蜂窝煤的时候要用柴火引一下，点着这个蜂窝煤，这个柴火就是特殊政策。当蜂窝煤燃着了之后，就不要柴火了，就不要特殊政策了。”所以，赵启正告诉陈锡添，深圳将来肯定不能靠特殊政策去发展，必须靠发挥自身的内力，靠自身的能量，靠自身的创新去发展。实际上，在“特殊”政策上，深圳早在1992年就实现了这一点，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这个被视为“特区最后的一项特殊政策”的所得税税率政策也在2007年终结了。 在陈锡添看来，深圳现在已经有了危机感，但后发优势成问题了，“深圳是弹丸之地，一共2000平方公里左右，靠土地已经没有发展后劲了，远远比不上广州市了，更比不上北京、上海了”。广州、深圳这两座城市，一个是连续20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三，一个是有着“改革之城”美誉的改革开放排头兵，从GDP到城市竞争力的排行榜，广深时常紧紧地“咬”在一起。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坦承“有压力”，要全面向“老大哥”广州学习，而深圳市长许勤更连说了9个字“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
“总的来说，深圳发展的空间小了，深圳确实有这种危机感，深圳如何进一步发展，确实是一个问题，是深圳人民，深圳的领导需要考虑的一个新的问题。”陈锡添说。“所谓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说法，现在谁都可以当的，对于深圳来说，只能说是争当了，能不能争当排头兵，靠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挥你的内力，柴火没有了，你的特殊政策没有了，就靠你自身的发展了。”陈锡添毫不讳言自己的看法。“内地化”特征开始显现除了经济发展上的“危机感”之外，深圳近年来在行政体制改革探索上的成效不彰也被反复提起。从深圳特区诞生第一天起，为中国探路，充当改革试验田，就是国家赋予它最大的使命。而争议，始终如影随形。 事实上，早在意识到特区政策优势弱化后，深圳就已经开始启动以完善政府管理入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1年起至今，深圳先后进行过7次行政体制改革和4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实施公务员制度改革，近年来又以提出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的改革模式和“大部制”改革方案最为引人注目。不过，改革的成效却见仁见智。1月6日，深圳市“两会”召开前夕，一份民间版《深圳改革调查报告》发布，报告认为，深圳当下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利益纠葛下，形成的因“部门利益膨胀”出现的“利益集团”。“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深圳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然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蛋糕的公平合理分配。”调查报告提出，“与深圳前30年改革重点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深圳人在调查中表现出更加关注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包括物价、房价等具体民生领域的问题，突出表现了深圳人对改革未来在公平上的期待。”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表示，深圳当下的改革动力确实不足，进程也都太慢了。“深圳在改革上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深圳是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的老领导也的确是想干一番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比较有改革的动力，都鼓励改革，当时的改革是为了需要而改革，而今天的改革，则有些为了改革而改的味道。”钟坚说。 呙中校则注意到，21世纪的前10年，也同样是深圳改革主导者“内地化”特征非常明显的10年。“在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设定上，以及既有的改革动作上，一个事实是，深圳更多还停留在以往的改革思维，缺乏在深层次改革上真正有魄力的创新之举，在社会新阶层兴起的同时，改革的主导者和决策者的转型却并没有及时跟上社会转型的脚步。”“什么是邓小平路线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如果不再改革，不再拥有开放的胸襟，那就是背离了邓小平路线。”深圳政协委员金心异说。“老”特区遇到“新”使命显然，后来的改革者们很难直接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寻找答案。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谈话并未涉及。在陈锡添看来，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突出的问题，小平南方谈话之所以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是因为1992年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市场经济已经趋于完善了，人民富裕起来了，国家强大起来了，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摆上议事日程了。”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已经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了。”陈锡添表示。按照陈锡添的理解，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主要就是体会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呢？一个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敢闯敢试，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点，是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探索、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新路子。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来说滞后了，要发展它，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陈锡添说，“如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呢？我想，要再闯一些新的领域，改变政府的职能，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完善监督机制，这些改革都需要，而且不能照搬外国的，又要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吴松营说，写作《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最大意义就是通过回忆那一段历史，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唤起人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敢闯敢干的精神。作为中国改革的探路者，深圳也只有在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探出一条新路来。吴松营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之后，党内民主、民主监督的体制建设就成为了当务之急。“现在中国碰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和小平南方谈话时面对的问题基本都不一样了，邓小平不可能给我们留一个锦囊妙计，我们只能重新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吴松营说。日至21日，温家宝在深圳调研期间已经提出明确了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说。可从社会管理体制破冰1月16日下午，深圳人民南路，国贸大厦。道路上车辆竞相奔走，川流不息。这幢53层160米高的深圳最高楼曾是“深圳速度”的象征，如今，后起之秀迭起，它的光芒不再耀目。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在此向邓小平汇报，深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深圳打造成“社会主义的香港”。邓小平对李灏说，你们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香港”，是好事。希望你们带个好头。金心异说，我们也许可以将邓小平的这一期许延伸得更深一些，“香港的成就绝非是经济上的，它的治理水平也是世界一流的，难道香港治理方面的成就不值得深圳借鉴么？”近年来，身为深圳市政协委员的金心异一直呼吁深圳要率先在社会管理体制上突破，比如他一直强调的“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我不认为深圳下一步的改革一定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完全可以先从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做起”。“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系，直到现在为止，都还体现着清晰的‘城乡共治’的特点，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同时治理着一定比例的乡村地区，几乎只有深圳是全国唯一一个脱离了‘城乡共治’模式，纯粹进行城市治理的城市。”金心异说，“新加坡、香港都是一级政府两级管理，我们国家是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管理链条太长，行政资源集中在市、区两级，街道和居委会（深圳已改变成社区工作站）承担直接面对市民的责任，但却拥有最少的行政资源，由此导致行政效率极低，执行力极弱，同时行政成本高昂。”
金心异说，深圳率先推行“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则将为整个中国的城市地区的治理模式提供最佳的试验模本。事实上，早在2008年，深圳即宣称，计划用5年的时间完成“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彻底理顺市、区、街道事权，取消区级政府，逐步将区和街道全部变成政府派出机构，到2013年建成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全国提前7年完成。如今，大限将近。临近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日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胆子要大一些”成为诸多人对于深圳的新期许。这些话也正是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关键词。日，邓小平同广东省、深圳市相关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给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留下最后一句话：“你们要搞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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