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元霸这个人物是杜撰的还是真实存在的？
揭秘：李元霸这个人物是杜撰的还是真实存在的？
　　李元霸排行第一当之无愧，那说到底，李元霸厉害吗?我想关于他的厉害恐怕要从他与其他几人好汉中的较量得出了。首先是李元霸和秦叔宝相较量：由于曾今秦叔宝救过李渊，所以为了报恩李元霸不与秦叔宝对打。直到在扬州护驾炀帝的时候，秦叔宝碰见了李元霸，于是用枪刺过去，李元霸一个激灵将秦叔宝的枪打落在地。从这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得出，李元霸是要比秦叔宝厉害一些。第二则是李元霸与宇文成都对打：当时李元霸灭了宇文成都的父亲，这使得宇文成都准备逃走，谁知被李元霸一把抓住，硬生生的将宇文成都撕碎了。从这里可想而知李元霸的是多么的厉害了。　　一说起李元霸这个人物，想必大家的脑海一定有一个印象，凡看过电视剧都知道他是一个手持两把八棱紫金锤，并且还是一个力气超大，的少侠，可是他的结果却是遭雷电击死。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李元霸怎么死的呢?关于李元霸这一人物，我们最初对他的了解也是通过电视剧《隋唐英雄传》。关于李元霸的历史真实原形应该是李玄霸，他是李渊的第三个儿子，母亲则是窦。在隋唐大业十年的时候，这位英雄少年就去世了。因此人们对他的死感到很是疑惑，当然民间对于李元霸怎么死的说法有很多。　　其中的第一个传说中的死因就是被雷劈死的。这一说法的来源是根据《瓦岗英雄传》中的记载，在记载中，李元霸是隋唐的第一条好汉，他长的很是瘦小，可手中的武器却有八百斤重。此外，他的坐骑也是很厉害，当时几乎没人敢在李元霸的马前走三个回合。从这来说李元霸是英勇无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可是就在他灭了瓦岗寨，准备回师的途中遭遇了雷劈天气，于是就这样牺牲了。第二种说法就是，他是被自己手中的武器金锤子砸死的。这一说法的出处主要来自于《说唐演义全传》，书中是这这样记载的，当时他在杀了宇文成都的时候，很是骄傲自豪，认为自己很英武，于是将自己手中锤子向天空扔去来表示自己的英勇，可是没想到却把自己砸死了。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李元霸的死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可这个说法却又很不符合常理。所以不论李元霸怎么死的，我们还是要遵循历史的记录，一切要以历史为依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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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明星索引:方世玉是演义与真实最接近的人物，方世玉与电影中不同的地方
方世玉是演义与真实最接近的人物，方世玉与电影中不同的地方
历史再今天
方世玉是演义与真实最接近的人物，方世玉与电影中不同的地方提起方世玉，大家就会想起那个少年帅气的“功夫皇帝”，他行侠仗义、反清复明，位列少林十虎，在李连杰演的影片里，更是娶了雷山君那个貌美如花的女儿，老妈苗翠花还和雷山君的老婆李小环，也即是方世玉的丈母娘，发生了一些美好的作业。
现实果真如此吗？翻开实在的史料，才发现方世玉竟然是演义与实在最接近的人物，包含里边的人物，竟然个个真实存在，也与演义描绘的相差不多，仅仅细节与结局被美化了一下，倒也没有彻底脱离现实。
影片与实在相符的，咱们就不说了，今日咱们就聊一聊实在的方世玉与影片中不一样的当地。身世：不是独子是续弦生的老三
在影片和小说中，方世玉是丝绸商人方德与武林高手苗翠花的掌上明珠独生子。这事儿对也不对。
所谓对，是由于方德真是个运营丝绸的大财主，苗翠花也真是武林高手，并且来头很大，是“少林五老（五枚师太、至善和尚、 白眉道长、 冯品德、 苗显，这五自个历史上真有，并且真是绝顶高手）”当中那个苗显的女儿。
苗翠花当年是个镖客，也即是搞装备押运作业的，在其时有“榜首侠女”的称谓，可见是得到了少林寺真传，武功确实了得。
苗翠花知道方德的时分，方德现已六十岁了，现已有了两个二三十岁的儿子，也即是“少林十虎”中位列九、十的方孝玉方美玉，早被方德送去少林寺学艺去了。
六十岁的方德（已丧偶）娶了十六岁的苗翠花，第二年就生下了方世玉。长相：铜皮铁骨矮壮肌肉男 十七岁就当了母亲，而老公现已年过花甲，如今人是幻想不到这祖孙恋是怎样有的爱情结晶的，也许是方德自个也是武功高手，但是史料上没有记载，咱不敢瞎说。
十七岁的苗翠花当然不会像通常母亲那样对儿子养尊处优（估量苗女侠也不会），据《国技传略》记载，方世玉才满月时，苗翠花就以家传药方，用铁醋药水给他通身淋洗，再用竹片、铁条、柴枝把他身体层层包裹起来，通过这么的处理方世玉，长得低矮粗大健壮，头硬如铜，筋骨如铁，皮肉似钢，拳打脚踢对他来说仅仅挠痒痒，如今看来应当是归于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娘家功夫。
许多材料都标明，方世玉个子不高，身形矮胖，由于小时分被苗翠花用药水浸泡，还落下了满脸麻子。
总的来说，方世玉的形象跟帅气潇洒四个字是不沾边的，即是个矮墩墩的肌肉男。打擂：对手雷山君夫妻何许人也
方世玉打擂，对手是雷山君，真名叫雷洪，这个在历史上还真有，不过可不是大快人心的大团圆收场，那是打出了人命，也致使了方世玉被复仇者杀死。
由于反清复明，清政府命令销毁了方世玉等广东十虎的材料，咱们也只能从当年留下来的纪实文学《圣朝鼎盛万年青》，和口口相传中寻觅一些可信的材料。
方世玉打擂那年十四岁，地点在浙江杭州，擂主叫雷山君，雷山君的老婆叫李小环，李小环的爹叫李巴山，是文渊阁大学士陈文耀的侍卫使。
这就呈现了一个疑问，依照年谱，方世玉十四岁，那应当是1753年，也即是乾隆十八年，那一年前后的文渊阁大学士叫陈世倌，也即是被谣传为乾隆亲爹的那个，陈世倌字秉之，号莲宇，浙江海宁盐官人，当过左副都御使，管司法，也抓过不少江湖豪杰（其时的说法叫响马），但是没叫过陈文耀。
而在此之前，清代康熙九年才有文渊阁大学士这一称谓，康熙四十二年文渊阁开端有了个姓陈（也是康熙朝仅有的一个姓陈的大学士）的大学士，叫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到雍正朝，又是只要一个姓陈的大学士，也在文渊阁，就是陈元龙，字广陵，号乾斋，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出了个叫陈宏谋的东阁大学士，不过这时分方世玉现已死了四年了。
所以雷山君的老丈人，最大的也许，即是浙江海宁人陈世倌的侍卫或许说护院头儿。
鉴于雷山君是在浙江杭州摆擂台，那么依仗一点浙江地头蛇陈世倌的实力，是最有也许的。死拼：方世玉终究有没有暗器伤人
据一些别史和传说甚至正面宣扬方世玉的材料来看，方世玉那天几乎是全副装备去的：衣服里藏着镔铁着护心镜，袖子里藏着铁尺，脚上穿戴九环剑靴（鞋帮有铁环、鞋尖能弹出剑刃）。
而雷山君擂台周围清晰贴着告示，也即是比赛规则：我营之兵，不许登台（可见雷山君有军方布景或许自身即是现役军官）；儒释道三教，不许登台；妇人不许登台……登台交锋，只许空拳，不得暗带武器。
这么看来，方世玉违规了。
方世玉榜首天去打擂，正赶上雷山君不在，就把雷山君的徒子徒孙们揍了一顿。
雷山君黑夜回来，传闻自个徒子徒孙被打伤了不少，立刻带人赶到方世玉落脚的广东会馆，跟方世玉干了起来，结果打了几十回合未分输赢，再说捣乱打架也是当地官不允许的，并且这不是擂台，归于私斗，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所以二人相约：明日擂台上见！
第二天在擂台上，方世玉打死了雷山君，多种说法都是方世玉怎样勇敢、打得怎样美丽，至于用没用那九环剑靴，如同说也没提。不过笔者甘愿信任方世玉真的是赤手空拳打死的雷山君，由于雷山君毕竟是主场作战，不也许不进行赛前安检。惹祸：致使少林武当十年纷争
方世玉打死雷山君，虽然早有约好存亡各凭天命，但是却没说不许对方亲朋找场子寻仇，所以就埋下了一场十年血战的伏笔。
雷山君的老婆李小环为夫报仇，第二天就在擂台上差点把方世玉打死，然后就打成了一锅粥：苗翠花为儿子报仇打败了李小环，李小环又找来了老子李巴山，苗翠花打不过李巴山，又请来了少林五老的老迈五枚师太——一个一百多岁的老胖太太，这老太太一出手，就打死了李巴山李小环父女，并进而引发了少林武当两派长达十年的纷争——李巴山是武当派的，苗翠花方世玉是少林派的。
打完擂台，自知惹祸不小的方世玉赶紧跟老爹躲回了广东老家。回了老家的方德也觉得不安全，就把方世玉送到了南少林（详细是福州仍是泉州或许福清，如今还有争议，但总之是在福建，所以通常都说是福建少林寺）。
这个福建南少林跟嵩山北少林那是谁也不服谁的，北少林传说在唐朝救过李世民，而南少林的僧兵曾经在明朝杀过不少倭寇。
方世玉到了南少林跟掌管至善禅师（上林五老之一，洪拳鼻祖，也是洪熙官的师傅）持续学武。后世有个说法，说其时南少林本来是个反清复明的军事院校，弟子们很少念经礼佛，更多的是在学习包含武功在内的战役技术。疑团：到底是谁火烧了少林寺
如今对于清朝火烧少林寺的说法是有两次，榜首次是康熙年间，也即是苗显流落江湖的因素，不过也有史料说康熙并没有火烧少林寺，那是为了防范郑成功而实施的“迁界禁海”而搬迁了，动议和执行者是姚启圣。
而乾隆年间火烧的那个少林寺，今日还有遗址，在莆田荔城区西天尾镇九莲山林山村，但是为读起来便利，咱们还是叫它南少林。
至善禅师的学徒胡惠乾为报父仇打死了武当大佬冯品德的徒孙（广东纺织机房拳勇，也即是保安），就让武当有了理由向少林寻仇。
这时分就有人问了，冯品德不是少林五老吗？怎样又成武当派的了？本来不只冯品德，还有白眉，甚至那个帮过方世玉的五枚师太，后来跑到清政府支撑的武当派去了，只要至善和苗显还坚持反清复明。
这儿要声明一点，前文为了读起来便利，才把白眉、冯品德说成是武当派，本来武当派总部在湖北省十堰市，广东的几自个并不能代表武当派和少林开战。
南少林由于跟郑成功关系密切，并且一向坚持反清复明，这就让白眉道人（本来好像应当叫白眉和尚）、冯品德有理由联合清兵一同攻击南少林。
有材料显现，其时火烧南少林的，是冯品德掌控的纺织机房（不是工场，是安排）拳勇和一千多清兵。在战役中，至善禅师和胡惠乾阵亡，洪熙官带领一群弟子逃走，持续传达功夫并坚持抗清。身亡：方世玉也有阿喀琉斯之踵
荷马史诗中的英豪阿喀琉斯，仅有一个没有浸泡到神水的当地即是脚后跟，后来被打中脚后跟死掉了，所以有了阿喀琉斯之踵的说法——丧命的薄弱环节。
方世玉被苗翠花用药水浸泡，也有一个当地泡不到，那即是谷道，如今的医学名词叫肛门，当然，对比文明的网上说法是菊花。
在火烧少林寺的战役中，那个帮过方世玉的五枚师太成了方世玉的对手，这老太太一百多岁了，仍是战役力不减当年——这一点笔者一向置疑：都说拳出少壮，一个一百多岁的老胖太太怎样能打过二十四岁、风华正茂的青年高手方世玉？
但是无论是武学典籍仍是民间传说，都言之凿凿，说方世玉是被五枚师太打死的，并且是躺在地上，用“圈脚”一脚踢中方世玉罩门（武学术语）——谷道（也即是菊花），直接把方世玉踢得爬不起来，而爬起来的五枚师太再次在老当地补上了一脚，一代少年英杰方世玉就此陨落。一口气看完了，哈哈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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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最具争议的一个人物：这才是最真实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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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袁世凯深知人情，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事情便可圆满。”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他实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来拜，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他则视各人的才能，分别给待遇、给资助。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场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痢 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北始侵兴担饲澳峭ù笱浚笔庇朐揽既瓮馕癫可惺椋┤デ刖┚缣┒诽扶闻辔Ｊ伲肫评萘匠鱿罚防习灏肟嫘λ担骸爸刑萌缈细仪敫霭玻揖屠锤鏊觥！被耙粑绰洌峭┮岩磺氲降亍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议会是个好东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议会，而俄国在这次战争之前没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劝告中国的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就可以继续位居万民之上而不受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8年，她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族4人。6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每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督军，与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其实质，费正清认为：“就是一省的温和改良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他们的士绅统治，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了他们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也谈不上群众参与。” 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是灭亡了，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让我们看看总统大选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至少要两三天才行。 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公民团”，本色是流氓。他们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一干瘾君子烟瘾发作，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然“公民”无情，决不通融。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出足洋相。后来，他们在会场里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又是拱手，又是敬礼，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散会。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送不进去，“公民”们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 第3次计票时，天已经黑了，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袁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章太炎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 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曾坚信在中国，皇帝是需要的。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经短期访问中国、因而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安排，为袁世凯当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顾问50万金的支票。唐德刚看过那篇专门写给袁世凯的《共和与君主论》原件后，评论道：“从法理、学理和史实角度来看，这篇谬论不算太谬，但古先生谬在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脱节。” 暗杀时代――谁暗杀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称帝闹剧 “洪宪大戏”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袁克定及“筹安会”强奸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 袁家诚（袁世凯孙，十子袁克坚之子）在与家人聚会时也问：“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 章太炎、汪凤瀛都曾点明袁世凯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继承问题而已”。说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 他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 类似的话，他对部下冯国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据徐世昌记，他对冯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记者在骆宝善、刘路生夫妇家中，看到一份珍贵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影印件。这是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的专访，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 编者按中说： “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们很高兴提供他亲口给出的内容相反的保证。” 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 “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 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名为“洪宪元年”。 北京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凯的龙袍、于氏的娘娘服、众妾的嫔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龙袍，代价是70万金；仅一双文袜，就值4000金。 短短两个月，袁世凯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乱。政坛角逐的目的在输赢，而不在是非，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敌友，却都有讳莫如深的行为。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呈现出袁的另一种心态。 朱尔典：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一定不远啦？ 袁世凯：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了，我只有顺从民意。 …… 朱尔典：现在各国，不论实行君主制的还是实行民主制的，都没有像大总统一样，权力如此之大，责任如此之重的。英国女皇的权力不用说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他们的权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凯：您这个说法，颇合情理。我现在所处的地位，一百分责任，我自己承担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担了二十分…… 朱尔典：如果换一个人担此重任，那他就寝食俱废啦！ 袁世凯：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5种人鼓动袁世凯称帝 据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张一麟与刘成禺在南京的长谈可知，民国元年，袁“尚知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然而，他办不成事。 骆宝善告诉记者：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骆宝善说。 《王筱汀日记》的作者王锡彤（字筱汀）是袁世凯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袁称帝前一个月已经四伏的危机：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但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虽派兵讨伐，但将帅一直都在观望，不肯用力；“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锡山)、冯华甫(国璋)均另作主张”；大典筹备处兴高采烈，各种费用目不L接地摊派给各省，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各省督抚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认捐巨款，但实际上“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觥盎蚬郝颉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9年10月2日，詹天佑（车前右三）和同事在京张铁路通车典礼上合影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为了“妃”、“嫔”之称当着他的面争起来了。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回办公室去了。从此，这个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轻微风寒几乎从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渐减，恹恹成病。 七子袁克齐回忆了父亲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那几个人是谁？是北洋系蔡锷、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陈宦、北洋弟子陈树藩、汤芗铭？还是趁势敛财、最终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宽？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幕僚张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身后，留下一个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乱局。各省督军，加上大约200名佩戴勋章的将军，率领他们步履蹒跚的队伍，从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将苛捐杂税强加到百姓头上。 看看几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种种捐税吧：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 12年军阀混战与袁世凯主政时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评价是，“一蟹不如一蟹”。 （文/南方周末 李宗陶 参考：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黄F《花随人圣庵摭忆》，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许指严《新华秘记》，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夔龙《梦焦亭杂记》，汪曾武《鹣龛随笔》，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萧乾编《近现代新笔记丛书》，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张永东《百年之冤》，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里循》等；鸣谢骆宝善、刘路生慷慨提供大量资料照片和日本外务省报告影印件。）看文章不过瘾？加入组织，有胆就来，有话就说――搜索“历史爱好者”QQ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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