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贵州号军起义，是清末，又称教军，是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军。各个教军用不同颜色的包头巾，号挂与旗帜的颜色也各不同。号军主要活动地区是、、、、、以及外围地区各州县，黔东北是根据地。1855年（咸丰五年），红号首先在铜仁起义，首领为举人徐廷杰等，占领10余州县。次年，黄号军首领何得胜所部活动于外围地区。号军主力白号由刘义顺领导，在思南英武溪起义。1864年（同治三年），遵义商人之子张保山，改名，诡称明代崇祯帝十二世孙，号军推为领袖，称朱王或秦王，刘义顺被推为大丞相。1868年，湘军席宝田等率军向号军基地进攻，川军唐炯率1.2万人前来参战。3月朱明月等殉难。号军主要首领刘义顺退守轿顶山，最后至上大坪，上大坪失守后，被清军俘于途中，在成都就义。战斗了14年的号军起义至此失败。基本简介　　　　　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从咸丰八年（1858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历时14载，“招集兵马数十万，分扰贵州数十州县”，不仅是贵州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太平天国史及中国秘密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以往学术界大都以“农民起义”或“民族斗争”相对待，这些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确切。准确地说，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乃是一次综合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因素的民间教门起事。&　　咸同贵州号军起义并非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或民族战争，而是一次综合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民间教门起事。这从三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第一，咸同贵州“号军”的名称乃沿袭历史上民间教门起事的传统而来；第二，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领导阶层与主干力量皆以民间教门的成员为基础；第三，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以民间教门的“无生老母”信仰和“三期末劫”观念作为思想武器，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号军的名称　　　以为首的军有“白号”、“红号”、“黄号”、“青号”等名称，但这些名称并非始自咸同年间，亦非刘仪顺所独创，而是承继了历史上民间教门起事中以不同颜色的服饰作为标识的传统。　　东汉顺帝时由张陵在巴蜀创立的五斗米道，以及汉灵帝时张角在华北创立的太平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教门组织。而正是在太平道发动的起义中，便有了“（起义者）皆着黄巾为标帜”的记载，因此，历史上称这次起义为黄巾起义。此后，以头巾或素冠练衣等为标识的做法在民间教门起事中时有出现。&　　如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汾州等地少数民族冯宜都、贺悦回成等“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隋大业六年（610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唐永隆二年（681年），四川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着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令升厅，床坐勘问”。元末白莲教大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等领导的起义军，无不以红巾裹头，因此而被称为红巾军。　　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首领、人等在枝江、宜都一带制造兵器，囤积粮食，缝制红、白布帽。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张正谟向教内人宣称：凡人教的人分为上下、文武两班。竹溪、房县、保康各处为“上头武仙”；枝江、宜都、宜昌为“下头文仙”。届时武仙与文仙会齐，杀人无数。只见头带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等贴，就晓得同教中人，可以免难。&　　嘉庆二年（1797年）五月，襄阳白莲教“总教师”王聪儿率部与四川起义军实现了着名的东乡会师，对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军进行统一编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中，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一支称“襄阳黄号”，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的一支称为“襄阳白号”，以张汉潮为首的一支称“襄阳蓝号”。四川起义军中，以徐添德为首的一支称“达州青号”，以王三槐、冷天禄为首的一支称“东乡白号”，以龙绍周为首的一支称“太平黄号”，以罗其清为首的一支称“巴州白号”，以冉文涛、冉天元为首的称“通江蓝号”。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之后，湖广号军又于年在万小一、苗小一、杨荣、胡二等的率领之下发动反清起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各色号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在攻下周至县佛爷坪后即分成五号。　　在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之前，刘仪顺在1817年前后就已先后在14个省区传教，进行号军起义前的一系列筹划工作。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亲自主持发动号军起义的汉口会议，具体部署了湖广、四川、江西等省的行动计划。&　　咸丰七年（1857年），、、领导三千号军在四川涪州鹤游坪起事。起事很快即告失败，刘文礼牺牲，刘仪顺潜往贵州，刘汉忠仍回湖广。1857年6月，另一号军首领朱永倡在湖南澧州举行起义，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宣告失败。　　因此，从历史渊源看，直接秉承了嘉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传统，是刘仪顺所组织、领导的众多民间教门起事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号军思想渊源：灯花教　　　　关于灯花教的历史渊源，以往治号军起义史者都笼统地称它是白莲教的分支，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人们习惯上将元代以后所有的民间教门都看成是白莲教的余脉，但据马西沙等的考察：“如果谈论明代的白莲教，就历史传统而言，它仅具其名而不具其实了。从绝大多数教派的活动中，人们再也看不到弥陀净土信仰的影子，几乎都信仰起弥勒救世观念了。”特别是明代中叶罗教的出现，更是改变了白莲教独统民间教门的局面。&　　罗教与白莲教是两个互不统属的系统，白莲教是由弥勒教、白云宗、白莲宗等几个佛教异端教派经过长期融合，在元末大起义中逐渐形成的，其核心信仰是念弥陀佛号，往生西方净土，归属于佛教净土宗。罗教信奉的却是不假外求的禅宗顿悟说，否定西方净土的存在，认为净土只在人的心中。罗教后来成为刘仪顺所传灯花教的第一个源头。　　灯花教的另一个历史源头是明嘉靖年间直隶人李宾创立的黄天教。黄天教是一支佛道相混、以道为尊的教派，受道教内丹派的影响尤为明显。它以修炼内丹、超度生死为追求，吸收、借用了罗教的部分教义，与白莲教的关系并不明显。　　灯花教的名称也并非刘仪顺首倡，早在清乾隆初年就已出现。据文献记载：“有灯花教者，诱男女为徒，燃灯拜之”。灯花教的又一名称为“金丹教”或“金丹大道”。据档案记载：“刘汉忠是三佛军师，所习名金丹大教，又名灯花会，到处结有党羽，谋为不轨。”　　“”、“金丹大道”其实都是青莲教的别名。青莲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支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教门，民国时期的“一贯道”就是直接从青莲教分裂、演化而成的。据秦宝琦先生考证，青莲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明季以来在浙江、福建、江西等省流传的姚门教。姚门教又来源于处州缙云县应继南的“无为教”，而处州无为教实际上乃是来自北方的黄天教，只是在应继南时融入了罗教的因素，并以罗教自居，该教便被一些学者称为江南罗教。&　　另一个是清康熙以降在江西流传的“大乘教”。据档案记载，乾隆年间，江西贵溪人吴子祥先加入了姚门教并成为姚门教在当地的教首，后来自北方的圆顿大乘教传入江西，吴子祥又与之融合，改称大乘教。而这支圆顿大乘教，又是罗祖大乘教与圆顿教融合而形成的。圆顿教又是来源于北方黄天教的支派。　　乾隆五十年（1785年），吴子祥之徒何弱在江西临川县传教时被当局拿获，发配贵州龙里。何弱到贵州后，仍然暗中传徒，王道林、袁志谦便是其得力弟子。后袁志谦又传教杨守一、徐继兰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贵州大乘教案发，袁志谦逃往四川，并将大乘教改名为青莲教。刘仪顺便是在道光初年拜杨守一为师传习青莲教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后，刘仪顺因与青莲教骨干成员陈依精、安依精等人“彼此不睦”，于是从青莲教传教中枢分裂出去，不久即将青莲教改名为灯花教。　　因此，严格说来，灯花教并非白莲教的分支，其渊源在于罗教与黄天教。　　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仁怀县穆法贤等假神佛倡乱温水，会川、滇兵三省剿办始平。实为遵、桐贼乱之始。李沅发之乱，贼屡入黎平，从贼者众。”咸丰四年（1854年）“春二月廿七日，都匀府独山司斋匪杨元保倡乱丰宁上司。”“秋八月，桐梓县贼起，贼首杨凤（一名杨龙喜）世居九坝场，……会遵义大溪里卖卜人舒犬（一名舒裁缝）先在独山以邪说诱杨元保，元保诛，逸回，复与傅乔寿、蔡三保诱凤。凤遂谋作乱。”&　　“九月，黔西州贼首王三等假神佛惑众，以符水洗目，辄见古衣冠人，金珠璀璨，人皆信之，因敛钱聚众。为首者称教主，入教者曰缘上人，是为缘匪。”“冬十月，……兴义府普安县贼起，贼首涂令恒……亦以神佛相扇结。”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江斋匪罗光明、罗天名等起，攻八寨厅城，……是时汉民习邪教者，群诵《五公经》，谓能避劫，互相扇结。苗贼亦多效教匪所为，与为依附。”　　贵州作为灯花教的主要根据地，刘仪顺在此传教多年，教徒甚多，势力渗透到各民族之中。据曾召南先生考察，灯花教进行的群众组织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灯花教组织力量较强大的地区，如湄潭、思南、贵定等地，利用统治阶级号召“办团”的机会，自办私团，直接组织革命武装；或趁豪绅办团时，大量输送教徒，使之变为教徒能控制的武装。前者如刘仪顺和何恭言在安化县江家寨办起了致和团，兵士皆为教徒，这是以后白号的基础武装；后者如胡胜海（又名胡黑二）趁协助冷鸿才筹办济安团的机会，尽量将教徒接收入团，全团人数一万多，奉教者上万，不奉教者不及千人，后成为黄号的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一个由安某组办的灵觉团，基本群众仍是教徒，后成为白号的组成部分。第二，在灯花教力量较弱的地区，如铜仁、黔西等地，则在群众自发斗争的基础上，相机组织革命武装，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铜仁府的红号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号军主干力量号军总首领刘仪顺　　，湖南宝庆人。幼随父刘祥瑞迁往四川宜宾，37岁时在宜宾遇见白莲教首杨光明，即拜杨为师，取法名依元子。先后到江西、浙江、湖南、甘肃、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传教收徒。　　咸丰七年（1857）初，仪顺在四川涪州鹤游坪与白莲教首马四、刘汶澧等，组织数千农民起义反清，攻下鹤游坪，杀死昆州同知。清廷下令当地府、州、县合力剿办，起义失败，仪顺被百姓掩藏。官府追捕甚急，无法在四川坚持，遂前来贵州，在道真县境皂白渡，巧遇思南秦魁榜，收秦为徒，同到鹦鹉溪致和团首何冠益家，时清廷推行“折征”“捐输”政策。官府与豪绅加紧盘剥，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刘即利用百姓的迷信，广泛开展传布“灯花教”（白莲教分支），广收教徒，为组织农民起义奠定基础。　　同年冬，灯光教徒已遍及县内城乡。仪顺认为租住起义时机成熟，便在何家召集秦魁榜、田太权、田宗保等教首，秘密协商起义事宜。决定以致和团八百教团和田宗保（教头武秀才）训练的两千教徒为起义骨干，联络思南府城团首赵金声的团练为内应，以“反折征”“反捐输”为口号，于次年正月初一日凌晨起义。&　　公推仪顺为总指挥，首攻思南府城，不慎事机被泄，鹦鹉溪街上団首李春华向知府福奎不敢声张，一面斥李谎报，一面四处求援，李不明其意而心不服，召集団首许会明、蒲小满、李弯三、陈仕富等集聚团练千余人，于咸丰七年腊月初三日向汪家寨袭击。刘仪顺、何冠益早有准备，指挥团练和教徒反击，激战在鹦鹉溪坳上将李春华打败。当日，仪顺率领农民三千余人，头包白布称“白号军”，宣布起义。四日，白号军攻占思南府城，知府福奎被杀死于河坝。　　咸丰九年（1859）古历三月二十九日，刘仪顺指挥白号军巧取胡家垮三台寺，赶走団首饶以爵，命号军军师王茂兰驻守。　　于城头盖造宫殿，设官署，举朱明月为秦王（又称嗣统真主），铸印、铸钱，继“江汉”年号，发布“眷黄”（布告），晓谕士农工商各执其业，戒令号军官兵，如见利亡义，践踏庄稼，掳掠妇女者，枭首示众。仪顺自任左丞相，统掌军政大权。九月，他根据白号军的壮大，决定向西发展，扩大根据地。亲率号军五千，直逼贵州提督蒋玉龙老巢偏刀水，二十一日，赶走了蒋玉龙。蒋逃往湄潭，号军追至湄潭，知县廖遇春弃城逃跑，蒋被革职拔翎。&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十二日，仪顺又率军攻下荆竹园，并在根据地号召军民且耕且战；将豪绅富户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组织号军截劫清军粮饷；在号军和清军拉锯地，开设兰白场。利用发展经济来扩大白号军影响，瓦解清军士气，宣传白号军的济困扶贫主张。同治二年（1863年），白号军势力遍及黔省。为了指挥方便，将号军政权中心迁往秦家寨。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清廷集中川、湘清军和地方民团围剿白号军。由于双方军事力量起了变化，白号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守。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白号军的重要军事屏障--荆竹园失守，刘仪顺、秦魁榜率领号军精锐突围退守尚大坪，又于六月二十八日失守。二人由间道出走，决定到黔东与苗族起义军联合，不幸被叛徒带清兵追击，直至杨保河激战被俘。刘仪顺、秦魁榜二人被川军唐炯解往成都，于九月二十一日，在成都就义。号军军事总首领秦魁榜　　清代咸同年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头包白巾为记，称为白号军。这支起义军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纵横驰骋千余里，英勇奋战10余年，攻占了贵州大部分地方。后成为白黄青红号军的主要首领之一，就是思南合朋溪秦家寨苗族秦魁榜。　　，绰号黑胡子，聪明刚毅，英勇善战。由于家贫，少时随父帮工，尝尽了人间疾苦。恨透了欺压百姓的财主和官府。从小就在心中埋下了要铲除世间不平的种子。他最喜欢听朱元璋打天下、瓦岗寨聚义、水泊梁山打富济贫等故事，立志要为穷人打天下，于是他就弄棍耍刀起来。后来在一位老和尚指点下，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春，偏僻闭塞的秦家寨传来了太平天国反朝廷的消息，年近半百的秦魁榜喜出望外，公开对人们说：“太平军是为穷人打天下，我们都是穷人，为何不像洪秀全那样合伙起来打官府，反朝廷呢？”秦魁榜的话吓坏了财主们，要告密了官府。&　　秦魁榜闻知有人要告密后，于同年5月下旬，在穷伙计们的帮助下，沿乌江而下准备去投奔太平军，途中听说四川涪州有个刘仪顺的人，以传教为名，正在组织穷人打官府。秦魁榜认为，只要是打官府的，他就要去投奔。但刚入涪州地界，就得知刘仪顺起义失败，官府正悬以重赏缉拿，关卡对往来行人盘查较严，秦魁榜遂改道顺芙蓉江而上，想继续去找太平军。一天他走到贵州今道真县境内皂白渡住店时，巧遇他仰慕已久的刘仪顺，两人一见如故，即拜刘仪顺为师。经交谈，刘仪顺认为思南条件很好，决定到思南以传教为名，再次组织农民起义。　　不久，二人来到思南鹦鹉溪汪家寨何冠益家，何冠益是汪家寨上8个武秀才是最有威望的爱国秀才，早就对清廷所做的不抗英军、流放抗英英雄林则徐于新疆和割地赔款不满，已组织起800多人的反清民团，称致和团。刘仪顺一来为何冠益增添了力量。经过商议，刘仪顺、何冠益在汪家寨以致和团为主，广传灯花教，普收教徒，并联合璇家坝田宗保（又称田教头）千余弟子壮大队伍。秦魁榜则回秦家寨，传教收徒，公开组织农民起义队伍。秦魁榜回到秦家寨就放话出去，“秦魁榜回来了，谁要报官领赏就去。不过有言在先，你不仁，莫怪我不义。”曾想报密的人见他公开回来，心想来势不小，再说就凭他一身武功你也拿他无奈，于是没有人敢去报密。因此，他日夜奔忙，组织发展教徒也很顺利。&　　是年冬，秦魁榜在汪家寨参加刘仪顺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除夕起义。并决定秦魁榜回到秦家寨组织教徒作起义后备队，储备军粮，万一起义失败，或攻不下思南府城，起义军就退守秦家寨。鹦鹉溪团总李春华得知汪家寨致和团要起义，便向知府报告，知府佯装不疑不果，李春华不解知府用意，擅自于腊月初三组织团练攻打汪家寨。刘仪顺、何冠益沉着地指挥至和团与李春华激战，由于至和团勇敢善战，加上田宗保又带领千余义军助战，经一天的激战，就彻底消灭了李春华的千余团练，随即在鹦鹉溪宣布起义，义军队伍达3000多人，初四日一举攻下了思南府城，杀了知府。&　　白号军起义成功并攻下了城的喜讯传到了秦家寨。秦家寨相继宣布起义。石阡知府黄培杰（清代秦家寨属石阡）得知秦魁榜率众起义，领兵前往镇压。秦魁榜一面组织号军防守，一面加固秦家寨城墙卡门，到秦家寨后，不敢轻举妄动，择一山头扎营观望。白号军士气高涨，主动进攻黄培杰，黄窥见号军作战勇敢，不敢出击，想连夜逃跑，消息被号军探悉。秦魁榜在知府欲逃回石阡之要路设伏，全歼了黄培杰带来的清兵，黄落荒而逃。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号军在城头盖建立了农民政权，秦魁榜为左丞相主管军事大权。他练兵认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次他的独生儿子违犯了军纪，他即派人捆绑，当众要以军法处斩，部将纷纷出面讲情，一概不允，刘仪顺赶来为之求情后，才免于处死，但要重责五十军棍，以示警戒。&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正月初十，秦魁榜亲到思南府前河东万胜屯上劳军，清军获悉，连夜调兵遣将围困万胜屯号军，并四处求援强攻万胜屯，扬言要活捉秦魁榜，秦魁榜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和号军英勇善战的优势，沉着应战，激战十昼夜，清兵伤亡惨重。便于二月初八日再次攻占了思南府城，知府张树勋即躲入民宅，才幸免一死。次年除夕前，总兵李魁联领清军3000余奉命围攻荆竹园，驻军距荆竹园不足10里的三道水，秦魁榜挑选二百精干，趁除夕之夜化妆混入清营，趁清军狂饮醉卧后，秦魁榜亲手杀死总兵李魁联，号军手舞双刀，左冲右杀，不到一个时辰，3000多清兵均成号军刀下鬼，生逃无几。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正月初四，号军重要据点荆竹园失守，秦魁榜与刘仪顺领军退守偏刀水，此时湘、川、滇、黔四省兵至，死死围住了秦魁榜与刘仪顺的退路，经过惨烈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退守上大坪，不以上大坪失守，秦魁榜在杨保河战斗中被俘，于是年9月21日在成都就义。号军其他力量　　除身为各色号军总头领的刘仪顺外，其他号军首领也多为民间教门的信奉者，有的甚至是教门中的头目。如打响起义第一枪的铜仁红号，其组织和领导者“徐廷杰、梅济鼎皆府属举人，平日师事毛家寨巫者。……廷杰谓瑞龙前身为蜀汉赵子龙以愚众，谓大仙子位元为释迦佛，大仙弟士福为白鹤仙。”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徐廷杰等便带头反对折征，倡议仍以实物缴纳，集众担谷入仓纳谷，官府不收，群众将谷物扔在府署而去。&　　咸丰五年（1856年），民议如前，时有灯花教教徒吴劳苟借此机会“铸军器，置旗帜号衣”。“九月二十八日集数千众，阳称纳粮，担谷诣郡，而阴备军械随之”。十月初二日，“冲陷北门，劳苟、福林等各率其属盛陈刀矛旗帜蜂拥入城”，攻占铜仁城。因起义队伍“以红巾蒙首，名红号。”在黄号军中，“安化济安团胡黑二（名胜海）久传灯花教，叛于乾溪梅林寺，是为黄号。”　　不仅各色号军首领与民间教门多有牵连，民间教门在贵州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早在清雍正年间，张保太创立的云南鸡足山大乘教便传入了贵州，并在贵州形成了以魏明琏及其妻魏王氏为首的传教家族，教团势力如日中天。当时贵州所设鸡足山大乘教经堂之多，为各省之最。据黔督查报：“贵筑县查出魏王氏经堂三间，坐落僻地，应改设义学。&　　马任氏经堂二间，贴近城门，应拨作堆铺。修文县查出杨进孝之父杨世英经堂三间，……定番州查出陈应魁等经堂三间，……镇远县查出孔成龙经堂三间，接近营房，应拨作堆铺。施秉县查出杨李氏经堂二间，……南笼府查出王福圣等经堂四间，王好述经堂二间，……周德传经堂三间，……普安州查出简可文经堂一间，王楚玉经堂三间，……印江县查出张宜人经堂一间，……毕节县查出付永魁经堂一间，……清镇县查出陈嘉谟等经堂，……臣计查出经堂一十四处。”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很多白莲教教徒潜入贵州，在各族人民中进行传教活动。在贵州号军起义前夕所发生的各次民变事件中，也大多带有民间宗教的色彩。号军的思想观念　　“无生老母”信仰与“三期末劫”观念是民间教门教义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思想武器和舆论工具。　　无生老母崇拜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在罗梦鸿创立无为教之前，民间就流行着崇拜“无生父母”的信仰。台湾学者王见川在《龙华教源流探索》一文中说：“‘无生父母’是当时信仰弥陀的宗教结社所持念的真言。”罗梦鸿在研习《金刚科仪》的过程中，通过对宇宙起源问题的思考，否定了民间流传的有关无生父母是弥陀佛的说法。之后，他又杂糅儒释道三家经典中的某些内容，加以改造，创造自己的教义。&　　他首先利用道教有关宇宙形成的说法和佛教有关虚无的观念，创造出“无极圣祖”这个人格化的神，把他作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始祖。为了解决“无极圣祖”是男性不能生育儿女的矛盾，他又提出“母即是祖，祖即是母”的说法。这样“无极圣祖”也就是“无极圣母”了。所以，在罗梦鸿眼里，“无生父母”也就是万物的本原，即“虚空”或佛教禅宗的“本来面目”。到了罗梦鸿弟子时代，“无生父母”又进一步具体化。&　　在罗梦鸿弟子大宁和尚所着的《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中，把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说成是由无生老母创造出来的，无生老母既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人类的主宰。罗教第四代传人孙真空所着的《销释真空扫心宝卷》中，更创造出无生父母的完整故事。到了黄天教出现后，有关无生老母崇拜的内容被编造得更为丰富，而且明确提出了“无生老母”的名号。　　民间教门“三教应劫”又称“天盘三副”说，它是在传统的“弥勒救世说”、“末劫说”的基础上与“无生老母”崇拜相融合以后所发展而来的。　　从西晋开始，三佛应劫救世的观念便在下层社会中流行。据《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记载：“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僧尼，是五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民间教门吸收了传统的“三佛应劫”观念，在《普明无为了义如来第三十分》里，最早出现了“三教应劫”的思想，不过经文中仍然使用“无极圣祖”的概念。&　　明末圆顿教的经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对“天盘三副说”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在该教经卷中，“天盘三副”又被称为“龙华三会”。其中写道：“三世诸佛龙华会者，乃是三佛交宫，同聚一处。燃灯佛铁菩提树开三叶青莲，乃是龙华初会；释迦佛铁菩提开五叶红莲，乃是龙华二会；弥勒佛铁菩提开九叶金莲，乃是龙华三会。有三世诸佛万祖同来聚会，请龙华经作证，讲说三乘九品，九十六亿贤圣，愿得相逢，有龙殊菩萨助道，凡圣交参，这便是过去未来三世诸佛龙华三会也。”　　总之，民间教门“天盘三副”说的基本内容，就是宣扬无生老母乃是人类的始祖与主宰，她看到东土无人居住，便派遣所生育的96亿皇胎儿女来到东土，可是这些儿女们由于受到酒色财气的迷惑，贪恋尘世的浮华享乐，以至“埋没灵根”无法再回到“云城”。无生老母日夜思念他们，便在青阳、红阳、白阳三个劫期先后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到尘世去拯救这些“失乡儿女”。在青阳劫和红阳劫期，燃灯佛和释迦佛分别只救回了2亿。剩下的92亿将由弥勒佛在红阳劫之末全部度回天宫。红阳劫之末，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劫期，人类将要遭受水火刀兵等三灾八难，世界也将毁灭。只有加入民间教门，在劫难来临时才能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　　民间教门的“无生老母”崇拜与“三期末劫”学说主要是用以招徕信徒的舆论工具，但在教门的势力强大以后，又往往成为反社会、反时政的理论依据。　　贵州号军起义的舆论宣传中同样渗透着“无生老母”崇拜与“三期末劫”的观念。　　据同治五年湖北被捕灯花教教徒杜守材的“供词”：“教内经卷是《误性穷源》、《金丹载要》、《指路宝筏》、《玉皇心经》……供神是瑶池圣母、无生老母、燃灯佛。”湖北方面的教徒更是几乎每人都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的睥位供奉于家中。可见“无生老母”是该教最受崇敬的神。为了发动起义，灯花教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他们通过扶乩造言：仙人降鸾，已判出清王朝天下不久了，要由新皇帝出来扭转乾坤。这个新皇帝是弥勒佛降世，已降生在东门外李家，“是咸丰元年生的……定是真明（命）天子”。并说灯花教是“黄红白三甲会合，又是刘朱李三教会合”，“红甲头目朱士洪，即朱牛八，是广西人；白甲头目郭老板，名见（建）文，是四川人；黄甲就是刘先保，是四川梓桐县人”，着三甲共同辅佐李皇帝，“将来同扶李皇帝登基”。他们还编了不少歌词，如“弥勒佛来转乾坤，龙虎口口传法言。三甲会合刘朱李，莲花国中反后天。”　　贵州号军起义以“争江山以定国，夺社稷以安邦”为奋斗目标。那么，贵州号军所要建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　　据贵州号军所刊发的“誊黄”中可以看出，刘仪顺所要建立的政权名称为“大明”，年号“江汉”（“江汉”年号乃沿用此前斋教首领杨凤起义时的年号）。在这个政权内，宗教教阶与世俗王权等级并存。刘仪顺则以“无极统宗受命三天教主总理红黄白头开国黔宁王”的身份集教权与王权于一身。在其下，宗教系统有大师傅、二师傅等，或称大老板、二老板等，又有“引恩”、“保恩”、“天恩”等教职；在世俗王权系列，有王、公、侯、乡正；在军事上，则有军师、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军师先是湖北天门县人刘汉忠，后因刘仪顺年高，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时，就自任军师。军师以下是五营，即“三合营都统大元帅”刘汉忠；“左营大帅王姓”即王超凡；“右营丞相秦姓”即秦魁榜又名秦崽崽；“前营元帅罗姓”即罗光明；“后营副帅廖姓”。五营统领可以兼“开国侯”，以下便是“开国将军”、“副将军”、“正都督”、“副都督”、“开国先行或先锋”。　　因此，从“大明”政权的组织形式来看，贵州号军所要建构的无疑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其所发的《号军安民布告》中使用“钦奉玄旨都督大元帅”这一称谓，本身就说明大元帅是奉玄旨（即玄都法旨）而封的，这正是政教合一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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