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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方都市报》（文化年鉴人物篇）
口述：葛剑雄
采写：陈晓勤&
葛剑雄在南极旅行留影。
& 首批博士
& 1983年，葛剑雄和周振鹤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导师是谭其骧先生。
& “葛大炮”
& 葛剑雄任全国政协常委六年，年年都有提案，尖锐犀利，人称“葛大炮”。
& 葛剑雄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 2013年6月，葛剑雄辞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被校方挽留。
年近古稀的葛剑雄，刚正犀利，勇气与锐气足以让后辈汗颜。他虽是学者，却不固步书斋，常常痛陈教育弊病，关注国计民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提案不断，件件追问到底，两会上当面质询教育部长，是最著名的一次。2013年，他辞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引起轩然大波，漩涡之中从容不迫，锋芒不减。当代中国，书生该以何种姿态介入社会，葛剑雄是榜样。
& 我现在已经不想再说辞职风波一事。
这一年，我像往年一样，做研究项目、写文章，在复旦大学还带了几个博士生。同时我是上海市政府的参事，需要履行参事的职责，譬如最近市长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要准备发言；我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最近上海要开政协大会，要列席，我各方面都要做。现在我还是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要管理图书馆的工作。我没有绝对的时间表，哪个比较紧迫就多放点时间。但实在有点兼顾不过来。
所以，日，我在微博发布了一条辞职消息：“我从2007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拟在2015年满70岁前辞职，此前已告知校领导。近承教育部领导关怀，明确表明我的年龄已不宜继续任职。为避免给本馆本校造成更大损失，我已于日前向校方递交辞呈。”之后很多媒体采访我，但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
我一直希望图书馆馆长可以退下来交给年轻人，我最近也向学校重新提出，我愿意做馆长，但不希望超过70岁，我69岁了。学校还在考虑中。但我到了70岁一定要退，不然会影响其他方面。图书馆馆长在学校属于行政职务，一般60岁以上的教师不担任行政职务，我已经是破例了，希望破例不要破太多。
2012年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我在会议上“插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全国考研湖南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个事情出来后，很多媒体报道，还称我是“葛大炮”。其实，当时有人向我反映硕士生外语考试发生泄题事件，政协开会，我们组都是教育界，大家觉得这事情有必要向教育部提出，推我代表我们组在会上发言。只是主持人忘了，以为发言结束，准备请领导讲话，我才站起来发言。
很多人以为，我的敢言让我在身份上有一个转换——从学者转到对政府开炮的公知，背上使命感。其实不是的。我不存在身份转换的问题，作为政协委员，又是教育界发生的事情，这是委员应该承担的责任，由我来执行罢了。我谈不上具有使命感，是历史的机遇选择了我去做。
1960年代，我本想考大学，身体不好，没办法考，后来遇上“文化大革命”更加没法读了。1964年，我留在原来读书的高中上海市市北中学做实习教师，一年后分配到古田中学。当时的愿望是好好做中学教师，一做就是十多年。改革开放了，我有机会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我心想能留在大学工作已经不错了，没想到自己会做大学教授。后来，随着一步步的机遇，我当上上海市的人大代表，还在上海担任过5年市政协常委、2年市政协委员，2008年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成了常委。
总的来说，我顺应了历史潮流。既然机遇选择了我，我被选中做政协委员、常委，履行职责是分内的事，我要把事情尽力做好。
比如我当上海政协常委时就提过许多教育以外的提案，如上海火车站公共停车的地方收费，我提了2年，结果取消了；我提出上海出租车司机上厕所难的问题，这得到政府重视，后有所改善。政协提出这些问题是应该的，不应限于自己的学术或教育范围。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教育界的代表有108位，其中担任常委的只有4个，我是其中一员，相对来说，我做过中学老师，现在是大学教授，更了解中国的教育，应该多担当点责任。所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6年中，我每年都会在教育方面提出提案或发表意见，都有积极的成果。比如我连续提出国家需要对义务教育规定最低标准，义务教育需要均衡发展，这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得到了批示，教育部的领导也告诉我：“这是教育部的一项重点工作。”后来我注意到，在三中全会六十条深化改革中，提到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提的意见起到了作用。
我为什么要提出义务教育需要均衡发展？国家规定每个公民都应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这是教育的基础。根据中国现状，有能力办好义务教育，但目前还不如人意。我发现国家东西部、城乡差异很大，比如各地出现“县一中现象”，县一中条件很好，比农村、山区好得多；这样是不合理的。你让每个家庭具备教育孩子的条件，比较困难，这就需要依靠国家。如果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给每个孩子提供基本相同的条件，能保证他们健康地成长，就能基本克服社会、家庭所造成孩子之间的差异，这样保证义务教育达标。
一个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在自己学术领域是学术的身份，在学校我是研究人员或老师，同时在社会我是公民。一个人若有能力就应担当起这份责任。
2013年过去了，我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生活规律也没有变，晚上基本还是一点多到两点钟前睡觉。多年下来，我没有所谓的休息日的概念。我常年往返于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做不同的事情。
对于2014年或者未来，我只希望能比较自由地按自己的愿望去工作、生活。人最大的愉快是随心所欲，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地随心所欲，会受到诸多的约束。
举个例子，我年轻的时候渴望得到独立的书房，一直到50岁才开始有，得到了改善。如今我和你打电话采访，我就坐在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书房里面，但到这时候我却发现，能够真正坐在这看自己想看的书，做想做的事，时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这是人生的矛盾。在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不太需要的时候就来了。正因为这样，我学会平静对待一切。
还有个好笑的事情，政协委员换届的时候，有人担心下届不知道还能不能当选。有的人嘴里说不想当，实际却千方百计在争取。我想得比较明白，有就逃不了，没有也争不到。2008年初我在三亚开会，一天晚上网上公布了十一届政协委员的名单，有我的名字，几天后我才接到通知。到北京开会时在住地报到，工作人员说各人的座位号在胸卡背后，我看自己胸卡后没座位号，问工作人员，才知道没有座位号的委员是上主席台的。老委员就说你要当常委了，因为按政协惯例坐在台上的都是常委。大会开幕后果然我是主席团成员，到结束前当选为常委。我事前一无所知，也没有打听过。我自诩这样的心态比较好，任其自然。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心境。第一要掌握机遇，顺应历史的潮流；第二是在这范围内尽自己的努力；第三尽了努力后，提高自己的幸福度，调节自己的心态，尽了努力就够了。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个人改变不了整体的历史大环境，只能顺应历史、抓住机遇，在可以发挥自己作用的范围里，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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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从地理人文视角观照中国文化
[导读]人类很多文明都是从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因此有观点认为，海洋的蓝色文明，代表开放、先进、富裕，那么中国的黄土文明就一定代表封闭、落后、保守？
黄土文明代表封闭落后？海洋本身是个载体，海洋的物产和地中海是一样的。但中国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情况下，航海结果是什么？以山东半岛为例，到辽东容易，到朝鲜半岛也不难，到日本稍微难一点。所以一直到明朝清朝到日本的船才开始在宁波和福州慢慢起航。这是因为要顺着风才能过去。如果不是顺着风，鉴真和尚东渡的时候有一次失败，船在海上打转，以为没有救了，最后总算平静下来，被吹到了海南岛，所以一定要顺着风走。但即使到朝鲜到日本很容易，但是对于当时大陆的中国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整体发展水平比中国还落后。所以日本从隋朝开始，有遣隋使，到了唐朝有遣唐使，那些学者、和尚、商人都是抱着非常大的热情渡到中国，即使船覆没了，人死了，还会有下一批。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愿望，学习中国先进文化、中国技术，到中国来求法。而中国，鉴真和尚传授佛法，拥有积极性，而除了商人以外，普遍缺少这种积极性。朝鲜半岛基本上是汉字文化圈，在同一文化圈里，总体上是长期学习中国的，所以不可能像地中海那样。孔子曾说，他自己的“道”如果不行， “乘桴浮于海”。他知道他的“道”在这块地方如果推广不了，他愿意乘小船到海上去。他不会想到要传到太平洋，绕道地中海，这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条件。如果说渤海和黄海的北部有点类似地中海的作用，那东海，南海起得到这个作用吗？当然现在也有人研究，商朝人从白令海峡过去，梁朝还有人从太平洋到了美洲。但是这样的说法，第一没有得到学术的大量证据；第二，即使他偶然飘到了美洲，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他能够顺利回来吗？能够向地中海这样保持经常联系吗？不可能。再往下福建，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陆到台湾去的机会，不容易。连早期西方人到台湾，也发现穿越台湾海峡风险很大。更主要的是，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我们现在称作高山人，实际上主要是马来人、波利尼西亚人，而不是大陆人。我们以前出于政治需要说大陆与台湾早有联系。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到台湾去抢人。隋炀帝的时候也有记载，一直到元朝，都是到台湾去抢人。因为它没有其他的东西吸引他们，大陆和台湾的原住民之间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台湾原住民学习大陆文明没有必要，反过来大陆也瞧不起他们。一直到清朝建立台湾府，才没有人敢轻易地上山抓人。我到台湾埔里镇，就是原来所谓的关口。清朝时，这里人鬼分界，是蛮夷、本地原住民居住地，一般是禁止进去的，据说生番是吃人的。后来，清朝开放移民才有大批人过去，这是因为当时大陆人口越来越稠密，就像福建，因为福建山多地少，生存苦难，所以把它作为一条活路。而南海，不是没有海外交通。公元一世纪《汉书•地理志》记载，从今天的雷州半岛一带，从河浦过去，一直可以向南航行。现在研究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还有缅甸，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但后来，一度慢慢萎缩，变得只有外面的人来，而只有商人出去，发生变化。在汉朝的时候，河浦产珍珠，但不种田，所以到越南去购买粮食。可见早期这种联系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的。而当中国没有这种生存的需要，统治者尊奉儒家观念，以农为本，自食其力，就不再到外面去了，所以缺少动力，而且实际上中国大陆航行到东南亚，除了买一些香料特产以外，并不是社会迫切需要的，再加上中国统治者禁止私人到外面去贸易，所以就更加造成了一种面对着海洋但是不知道海洋对他有什么用的局面。所以可以认为中国沿海的居民也像地中海一样心胸开阔吗？我觉得未必。因为心胸开阔的基础并不是海洋天然造成的，是通过海洋作为一种媒介、一种载体，通过与外界的交流才能够心胸开阔。照例上海在海边，又是黄浦江、长江口，应该是心胸开阔的。但是解放以后，海外人口流动基本停止。历史上扬州、宁波都曾有过开放时代，他们的开放是因为海上交通，但总体上看，有西安、长安、洛阳开放吗？唐朝的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一带，在中国来讲是内陆，但是曾经非常开放，那么它开放的来源在哪里，媒介、载体又是什么。答案就是是漫长的河西走廊，所以说黄土、黄色文明，就一定保守封闭吗？所以研究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时，哪怕是很杰出的理论，也需审视一下是在什么地理条件下归纳出来的结果，是特例，还是通例。关于海洋的论述，很多都是根据地中海这个特例。相同地理环境缘何产生不同文化第二个要探讨是，同样的地理环境，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化。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地理环境提供出来的物质条件是一样的。但是需要注意，只要在这个条件里没有突破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极限，就具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余地。只要没有达到这个极限就可以。正因为这样，同样的地理条件可以产生丰富多彩的文化，不同是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极限。比如徽州出商人，徽商的成功。从明清朝地方志的记载，到现在很多专家都说徽州山多地少，所以要到外面去发展。晋商的成功，也如此，山西土地贫瘠，人口多，所以要到外面发展。但这只是或然条件，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很多如此条件的地方，但是发展的结果恰恰是不同的。比如说湖南湘西，很多石灰岩地形，土地贫瘠，没有出湘商，却出土匪。以前安徽淮北，土地贫瘠，经常闹水灾，出乞丐。我的祖籍绍兴，人口多，出路是做私盐生意，世代相传，所以从明朝到清朝，当时叫“无绍不成衙”，任何衙门里面，从中央六部到地方县官，都是绍兴私盐。这也是谋生手段，它不占用家乡土地。放眼世界也是如此。以色列，自从返回巴勒斯坦后，生存条件和阿拉伯人应该是一样的，干旱、脱水，没有任何其他生产。但以色列人民用一点水发展喷灌到发展滴灌。它并没有违背地理环境。但如果以色列连滴灌以及正常的生活用水都用完了，它再想用水做文章，就不可能了。以色列的整个发展过程不断提高对水的利用。所以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认为地理条件制约了一个地方的发展，却看不到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具有的无限的创造力。以上这些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球上很多地方地理条件几乎相同，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文化或者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把地理环境解释为唯一因素，它只提供了一种可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移民、文化的传播、人的交流、社会制度、传统，而这些就是人本身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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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回应文化标志城争议:为什么把矛头对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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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任、教授。
中华文化标志城宣传海报
南都周刊3月24日报道&
他们可能没将问题弄清楚
南都周刊：现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你怎么看待这种议论?
葛剑雄：对啊，我也很奇怪，人们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我。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我，网上热炒得也很厉害。我是觉得媒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很多人把我说成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总规划师。其实，我只是复旦大学创意与规划方案的首席专家。因为这个项目有很多单位提供了方案。(葛剑雄拿出一本书，叫《中华文化标志城 创意与规划方案汇编》。)我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本规划设计方案没在手边，现在，我可以拿给你们看看。
(这本方案汇编的目录上写着：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华建景观设计公司、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其中复旦大学方案的首席专家为葛剑雄，中国人民大学方案的首席专家为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等)
你可以看到，提供方案的不止我们复旦大学一家，更不是我葛剑雄一个人。而且这些方案目前都还没有确定用哪一家的，只是山东济宁比较倾向于同意复旦大学的方案。我从今年1月份提交这个方案至今，还没有跟山东联系过。我刚从北京回来，才看到桌上有一封他们寄来的快件，我也还没来得及回复。
我要问问谁是魔鬼啊?
南都周刊：如果山东采纳了复旦大学的项目，你能不能大致估一下要花多少钱?
葛剑雄：我不是学建筑的，这个不好估计。这要取决很多因素，比如有没有征地、有没有拆迁?拆迁怎么补偿老百姓?还是国家划拨土地等等。当然如果最后要建的话，数额肯定巨大。
有人说项目要花300亿。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一个创意，一个概念，是个战略规划，这个规划通过了。再做一个项目详细规划，然后再去做财政预算。还都远远没达到那一步，我不知道别人说要花300亿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有人这么说，应该谁说的去问谁。
这个项目，根据山东省的需求，有五家单位给出了自己的创意需求，复旦大学是其中一家。其他的，该不该建，花多少钱，都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问题。有人不清楚情况，说魔鬼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我要问问谁是魔鬼啊?
南都周刊：这个项目能不能建，是不是应该有个程序?至少应该有公众的意见在里面，来表达对建这个项目的肯定或否定。据你所知，有这个程序么?
葛剑雄：我只知道，我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已经确定要建的，我形象地称之为命题作文。那是有批准文件的，而且都是高层的批准，这个他们肯定是不敢造假的。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文件。至于有没有经过什么程序批准，你应该去问济宁市。
南都周刊：也许因为要耗费巨资，而中国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又很迫切，人们觉得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
葛剑雄：这个也得问中央政府。首先是该不该建?应该建的话，现在时机是否合适?比如财政支出可不可能，是否合适?要比较轻重缓急，比较它的作用。这些不是我们能考虑的事情，他决定做，我们提规划方案。
造国家大剧院花了几十个亿，也得做，奥运花了上千亿也在做，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如果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需要建的项目，就由国家分清楚轻重缓急，但是不能用义务教育的钱，不能用扶贫的钱，要统筹安排，如果政府没有钱，那么暂时不要建。
南都周刊：有这么多人反对，山东还是要做，你们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葛剑雄：比如他们要力推孔孟，我就不认同，我认同的是56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华夏文化。他们虽然倾向用我们的方案，到时候也会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但如果他们把这个方案改得面目全非了，就不能说是我的方案。
我在总论里面，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遵循的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严格遵守宪法。还有维护民族团结、展示多元文化、尊重宗教信仰等。还强调它必须具备国家级文化功能，有了这种高度，才可能避免各地模仿。
我们设想在核心区建一座中华伟人堂暨国家纪念堂。北京现在只有一座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者是专用的，后者只纪念1840年以降的人民英雄，应该有一座国家级的纪念堂，纪念各民族的祖先、杰出人物。法国巴黎就有先贤祠，不少国家都有法定的国家纪念堂，宗教国家都有国家教堂。如果将这座纪念堂建在“标志城”，今后像清明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历史伟人周年纪念等就可能在那里举行，平时可供民众瞻仰。
南都周刊：很多专家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座城是无法标志的。
葛剑雄：从学理上讲，我肯定是认同的。什么叫中华文化的标志?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如此丰富，还有56个民族，拿什么去高度概括?
文化这个东西是自然形成的，有很长期的过程积淀，人造是造不起来的。唯一能代表的地方就是首都，只有它是法定的。所以我首先跟他们解释，这是一个人造的概念，是外加的，外加的是没有人能够全部承认你的，除非得到国家的授权，由国家确定下来。
所以我认为，你要建随便怎么建，只要一条，除非中央政府给你授权，给你建。第二个，建什么，为什么建在你这里?只有人大授权才可以成为“国家级”，而且我也不主张用祭祀，而是用纪念。
南都周刊：还有“文化副都”的概念，有些人觉得有夸大之嫌。
葛剑雄：这个“文化副都”的概念是我想了好久想出来的。中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只能人造一个出来，中国自发形成一个圣地，形成一个文化标志，一千年以后也不会这样。但是在做这件事上面，我是做一个命题作文，到目前为止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办法。
“文化副都”的概念，是根据承担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将原来应该建在首都的文化设施建在新城，将原来应该在首都举办的典礼、仪式、活动、展示移到那里去举办。这样做的好处是，减轻首都已经很繁重的压力，缓解首都的过分拥挤状况，不重复建设，且成本更低，设施的大环境更好。更重要的是，建成后的设施能有经常性的、国家一级的活动，充分发挥其文化建设功能，不会造成浪费或闲置，也可避免各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
建“标志城”也无不可
南都周刊：如果你没有做这个项目，是完全置身事外的，你觉得这样的项目有意义吗?
葛剑雄：首先，我不会主动提出来要去做。我说了，文化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不存在一个得到大多数人信仰的圣地。中国文化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汉族(华夏)文化;即使是汉族文化，也不止儒家或孔孟一家。中国文化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意义极其深刻，无法由一座单一的建筑物或艺术品来显示或象征;济宁市(辖曲阜、邹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并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更不是唯一的。
但如果国家有这个实力，造一个也无不可。
对不同的人它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可能意义并不大，因为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我都知道，不必通过这样一座“标志城”来了解或体会，而且我也不喜欢搞这类形式。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历史和文化的认同离不开具体的内容，包括各种仪式和活动，“标志城”就能发挥作用，自然有其必要。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吴娟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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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曝令计划落马前频遭领导当面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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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本期超级乘客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著名地理历史学者，因其在历年两会中敢于直言，被媒体称为葛大炮。本期超级议题，在执行八项规定的过程中，怎么样保证职工基本的福利。 凤凰视频原创《超级
内容提示：本期超级乘客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著名地理历史学者，因其在历年两会中敢于直言，被媒体称为葛大炮。本期超级议题，在执行八项规定的过程中，怎么样保证职工基本的福利。 凤凰视频原创《超级乘客》两会特别节目日播出&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曝落马前频遭领导当面敲打&，以下为文字实录：葛剑雄委员与主持人胡玲畅谈八项规定八项规定需强制措施 反腐应关乎民众利益 解说：凤凰视频两会特别节目超级乘客，打造两会首席公务舱，采用移动演播室的概念，穿梭在城市之间，每期由凤凰两会记者胡玲，邀请一位与会代表乘车，从代表驻地前往两会现场，本期超级乘客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著名地理历史学者，因其在历年两会中敢于直言，被媒体称为葛大炮。本期两会葛剑雄委员将会提出怎样的提案？本期超级议题，在执行八项规定的过程中，怎么样保证职工基本的福利？ 胡玲：超级乘客，两会首席公务舱，大家好，我是胡玲。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的驻地，稍候他就会搭乘我们凤凰视频的两会首席公务舱，前往两会进行提案。而在一路上，我们会详细地了解他今年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提案。葛大炮，今年还会放炮吗两会？ 葛剑雄：这个不是放炮，发言发言。 胡玲：发言。 葛剑雄：提提案，提提案。 胡玲：今年有什么提案呢？ 葛剑雄：今年呢我几个提案，一个呢就是关于就在执行八项规定的过程中，怎么样保障职工的基本的福利，提出这个福利呢不是专项福利，也不是什么退休养老金啊什么的。我是指一般性的，中国习惯上已经都有的，是这一福利。比如我也了解的一般单位呢，包括过年吃个饭，节庆的时候准备点小礼品，或者大家乐一乐，或者还有一般的包括这些钱。 胡玲：对，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了，大家都会说了，比如说您所提的这个福利的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界定呢？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量呢？ 葛剑雄：这不是我们来界定的，第一根据国家经济的发展，你经济发展了，福利当然要越来越高。那么另外一个呢，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行业，这个也是不同的。那么所以我这个提案提到呢对于民企、外企，那么我们要管什么呢？连这个都达不到的，那我们工会啊什么督促他，有些无良的业主趁机，现在规定了不给了，这什么？谁规定的不给？国家不要因为说这个八项工作，八项规定也没这么规定过，它就自己有些就这么扩大出去，那么有的界限不明。 那至于另一个问题，本来因为隐性的福利，或者非法的福利太高，现在都取消了以后，那么这个取消是应该的，但是现在不要为了因为强调贯彻八项规定，把基本的东西取消。这里面还有文化，还有人情对吧，比如过年一起吃顿饭，并不是说我家里吃不起对吧，这是大家集体在一起，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也要照顾到的。 你比如说一些微薄的，但是呢有意义的礼品，这个也还是需要的嘛。还有我们更主要的，我们经济发展了，那么工资提高了，那福利也得提高提高啊，特别是反映一种基本的福利。基本的福利说穿了，就是一个单位的活动费，不是困难补助，而且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明确要有，不能取消。我想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对贯彻八项规定是有好处的，把它界限分清了。另外呢特别是我很赞成最近刚刚发表的，习主席的这个话里面提到，要使老百姓有种获得感。你说建设成就那么大，经济形势那么好，跟我都没关系，那怎么行呢对吧，所以这样一些基本的福利费，其实就使他有一种获得感。 解说：在代表前往两会现场的同时，我们还在途中设立了一个超级站台，在这里，代表与民众会针对议题进行对话。 胡玲：这是您拿到的超级任务。 葛剑雄：对对对，我们找谁呢，找谁呢，他们在哪儿？ 胡玲：委员对提案进行调查，我们往前面走，找人多的地方。 葛剑雄：现在是两会时间，那么我呢是全国政协委员，所以我这一次呢在会议中间想提一项提案。什么提案呢？也就是自从贯彻八项规定以来，一方面反复取得很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呢，往往好多单位，把职工基本的有的福利他们也不敢发，也取消了，我觉得这是不符合这个八项规定的。那么不晓得您在哪一类单位工作？ 路人：我是在工程机械工作。 路人：我在酒店工作。 葛剑雄：以前有没有这个情况？ 路人：以前有。 路人：福利啊，今年都变得特别少，然后旅游也没有了。 路人：跟我们普通职工，普通的正常福利没什么关系。 葛剑雄：对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国家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路人：就是有点儿害怕。 葛剑雄：八项规定主要对领导，主要对他们搞一些趁机搞腐败，正常职工的福利要保证的。所以我想提出这个，你觉得合理吗？ 路人：挺合理的，都对这个反正有点想法。 路人：我觉得很合理，很合理，这样能保证下面基层员工的福利。 路人：您的提议我觉得也非常好，应该有一个条条框框的有一个规定，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企业到时候，应该怎么执行，按照这个规定然后如何发对吧。什么阶层发什么样的福利，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提得很好。 葛剑雄：当然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搞花样，自己搞腐败，那么我们也应该抵制、应该揭发。 路人：正常的福利。 葛剑雄：对，但是我提出来基本的福利呢，应该是人人平等的。 路人：对对对。 葛剑雄：你比如吃个饭，不能说老总吃得好一点，我们吃差一点，这个跟工资薪酬还不同是不是？ 路人：对对对。 葛剑雄：好好，谢谢谢谢。 路人：不客气。 葛剑雄：谢谢你啊。
[责任编辑：于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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