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很有挑战性。关于中国和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到底以什么样的精神作为指导的探讨，煮酒似乎很少见，鹏鹏不自量力，企图尝试一下。下面这篇文章的所有文字与观点都是鹏鹏一家之言，还望朋友们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有谬误之处请多多包涵。这篇文章仅作为抛砖引玉之想，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思考更多的问题，当无所憾。　　前言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开篇之前，有必要做出一些说明。　　鹏鹏以为：所谓精神的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基础，这个基础是经过长期积淀，理性选择的结果，它是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公认的指导思想，具有明确时代特征，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
　　中国精神是个非常笼统的说法，有些难以捉摸，难以表述，似乎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如果非要给个形象的比喻，那么鹏鹏愿意将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人：立国精神就是这个人的大脑，负责思考问题和做出抉择；两条腿是制度，左腿为政治制度，右腿为经济制度，制度如何制定如何发展，要在精神的指导下进行，也就是说，腿要向那个方向走，要听大脑的；而两只手臂则是这个人的特征，他适合画画还是喜欢弹钢琴，又能做到什么样的高度，是需要点天赋的，手臂仍然需要在大脑的指挥下才能发挥特长，有所作为。　　国家的其余组成部分，包括人民，土地，财富等等，就像这个人的身体。身体是基础，它向大脑和四肢供应血液传输养分，而大脑和四肢会极力保护身体不受伤害，并且尽可能的使身体处于一种舒适的状态。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从血液供应的分配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大脑才是重中之重的制高点。　　这篇文章主要是以中国精神为中心，包涵了以上各种定义，但真要系统的写出如此抽象的概念很难，而且这些概念都是鹏鹏后来总结出来的，并不是当时的口号，也没有人进行过归纳。　　鹏鹏这就开始试试吧。　　首先，要厘清现代中国精神，必须从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说起；想要分析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就要联系近代中国思想思维的发展；最后，想要搞清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化信仰根源，则要追溯到更遥远的古代。　　其次，精神力量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那么毫无悬念的，西方的崛起以及为什么这个世界由西方国家主导了几百年的原因，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所以，这篇文章将从遥远的古代，遥远的西方说起。　　所以，这篇文章很长很长，需要叙述的很多很多。　　另外，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某些历史时期有各自的独立性，而某些历史时期又相互重叠，相互影响。这使得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如果放到全世界的范围内又该如何阐释，成为了一件难事；同样的，西方史在世界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如果放到全世界的范围内又该如何阐释，也不是很好解释。　　如果想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叙述，通过它们不同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最后是怎么交织在一起，又是怎么完成了今天这个世界的架构，以期得到最直观的印象，更是难上加难。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即写中国史的往往专写中国史，写西方史的往往专写西方史，似乎二者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一样，对于想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朋友来说，读起来不仅吃力，很多部分也非常的突兀。　　所以鹏鹏决定从更宏观的角度，选择另一种方式来叙述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国史和西方史交替叙述。虽然中国和西方各有各的路子，但通过这种着眼点不同的方式，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不一样的大局观。　　再加上现有的对中国和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划分的方法过于琐碎，以至于思维被局限在王朝更迭政府变换的层面上无法自拔，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鹏鹏决定以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精神力量为指导，重新划分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阶段，不再执拗于某个国家的某一王朝或某一政府，而是根据其不同的历史特征来划分。　　鹏鹏对中国史和西方史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划分如下：　　中国：西汉武帝独尊儒术——旧专制时代前期——北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旧专制时代后期——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新专制时代第一阶段——公元1949年——新专制时代第二阶段——公元1989年——新专制时代第三阶段——至今。　　西方：欧洲中世纪——欧洲殖民时代前期——公元1763年——欧洲殖民时代后期——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时代——至今。　　目录如下：　　第一篇：中国衰落与西方崛起的十字路口，一。　　第二篇：中国衰落与西方崛起的十字路口，二。　　第三篇：近代中国的探索与奋斗，失败与成功。　　第四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第五篇：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　　第六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第七篇：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成就与挫折。　　第八篇：冷战的始末。　　第九篇：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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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与君共勉！　　第一篇：中国衰落与西方崛起的十字路口，一。　　公元前140年，西汉武帝刘彻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亲自选拔。考试题目是：古今治国之道。这种题目放在今天也是难上加难，没有经过千般思考万般琢磨，泛泛之作也是万万作不出来的。　　儒家学者董仲舒在试卷上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于百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建议被皇帝采纳，从此定为国策，是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唯一的立国精神，唯一的正统思想。其结构如下图：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整个国家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改变了航线。史学家们对此争议颇多，如今大多数认为这是中国思想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走向思想统一思维禁锢的起始点，是以后中国衰落的根源。请看一位史学家对此的评论：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思想统一，因为思想统一会使智商衰退，思考能力消失。”　　这话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思想统一的弊端。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思想统一有助于齐心协力办大事。一旦确立了方向，思想统一能提供最大的行动动力，相比遇事争吵不休的制度，有一定的优势。但关键之处不在于此，在于行动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正确与否的结论又是如何得出的。　　也有人认为，儒家并不是一无是处，在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先进的思想学说面世。儒家主张道德至上，主张“仁”“义”，“德政”，“礼治”等等，这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使儒家赋予君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君权神授”，出发点在于维系政权的稳定和巩固，无可厚非。何况儒家若不如此，怎能定为一尊，踩法家，甩墨家，藐视其他家？　　鹏鹏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是可以通过微调制度来改善和改变的，问题在于儒家的保守主义倾向。　　儒家整个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建立，就是崇古的。开口离不开三代盛世，闭口舍不得祖宗家法，大儒们认为古代的都是好的，现代的都是坏的，文言文叫做：是古非今。如果能退回到千年之前传说中的圣君贤相时期，那不是倒退，而是巨大的进步。　　不仅在统治阶层，这种思想思维经过两千余年的浸淫，已经深入所有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台湾史学家柏杨曾以武侠小说作为中国人崇古保守的例证，鹏鹏深以为然：　　鹏鹏小时候曾经看过金庸先生写作的武侠小说，那书中几乎所有成功人士的成功，都离不开武林秘籍和世外高人的指点。　　比如郭靖之于九阴真经，杨过之于九阳真经，东方不败之于葵花宝典，令狐冲之于独孤求败，如此这般，等等等等，没有一个人提出那些武林秘籍是什么时候写成的，是不是过时了发霉了？也没有人具有创造能力，想法与众不同的。　　这还不算什么，传统的武侠小说还会强调这样一个现实，即师父为了防止徒弟大逆不道，往往将独门绝技私藏那么一两招不作传授，试图依仗这点小计俩掌控局势。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师父在翘辫子之前没有来得及将私藏的招式传承下去，那下一代岂不是少学了几招最重要的？长此以往，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窝不如一窝。　　武侠小说是文学作品，内容有真有假，假的居多。但武侠小说的思想根源，可是将儒家系统的保守主义倾向完全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了了解旧专制时代中国的一面镜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重新翻阅，看看是不是这样。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先要了解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儒家是保守的，为什么统治阶级还尊它重它使用它，天天说月月说年年说，说到最后连统治阶级自己都信了，都被它所控制？　　如果咬文嚼字的去解释这件事，容易被艰深的理论文字吓退，陷入思维混乱。这里不采用史学家通常的言辞，鹏鹏直截了当的来一句：因为儒家能让皇帝爽！能让统治阶级爽！最后还能让奴才跟着一起爽！　　没错，儒家就是有这个伟大的功能，其他任何学派都做不到这一点。如若不信，请看：　　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建国第三年，长乐宫落成。　　所有亲王以下公侯伯子男，外加文武百官一起进宫觐见。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大家按照尊卑顺序被引导进殿门，排列两行，面面相觑。禁卫军沿台阶依次立定站岗，兵器铮明瓦亮，旗帜迎风飘展，一片肃穆景象。　　等到一切就绪，汉高祖刘邦坐着御辇，面带微笑，缓缓登场，在左右山呼万岁的惊涛骇浪中，接受大家的朝拜。朝拜完毕开始吃饭，因为气氛原因，所有人看着美味佳肴心惊胆战，弯着腰低着头不敢略动一二。　　这还没完，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依次向皇帝敬酒，要连敬九次之多（这一点鹏鹏没有明白过来，到底是一个人敬九次，还是九个人一人敬一次？），至此，礼成！这一套进行时，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指手画脚，如果有人不小心举止不当，会被立刻拖出去。　　于是乎，汉高祖刘邦大悦，他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他妈的那么过瘾啊！”　　废话，如果是鹏鹏，鹏鹏也过瘾也大悦，不仅大悦，还要特悦！　　闲言少叙，请大家注意：　　第一，公元前200年，已经是刘邦当皇帝三年整了，他之前为什么没有发出如此感慨？难道以前的皇帝当得不如今天爽？可能，也许，也只有这一种解释。　　第二，此时的礼仪尽管不少，尚没有三跪九叩首的繁琐，大家只是弯腰低头，不敢乱动乱说话而已。以后慢慢发展，遂一跪一大片，一发而不可收拾。　　众所周知，刘邦出身黑社会，他的优点是善于用人，不善于理论，这从他写的那首三句半就可以轻易的得出结论。那么是谁让他这么爽的呢？此人名叫叔孙通，是个儒者，这件事史称叔孙通制朝仪。他事后被大爽的皇帝升了官，赏了钱。这个时候，儒家还没有被定为一尊，已经开始显示出势不可挡的能量。　　仅只让皇帝在朝仪上爽还不能保证一定胜出，儒家还有绝招，那就是君尊臣卑的理论武器。所谓三纲五常，有名有份，君尊臣卑，君父臣子，是儒家的拿手好戏。比如说，儒家提倡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父子尚且如此，何况皇帝？把皇帝的位置拔高到虚无缥缈间，杀他的头他还得谢恩，任谁当了皇帝也愿意。这对于巩固国家稳定社会，好处太多了，虽不能完全杜绝谋反叛乱，至少可以抵挡一阵。　　最后，儒家的保守主义倾向正是当时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有人说，过于保守不是影响国家民族的前途吗，为什么统治阶级还需要这样的思想学说呢？　　皇帝并不是智障，他们聪明着呢，也知道国家是基础，如果国家都不在了，他也离完蛋不远了。大家来看看叔孙通制朝仪和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的当事人，对这个问题当可一目了然。　　这两位当事人一是喜欢拿儒者的帽子当尿壶的，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一是开拓西汉最大版图的汉武大帝刘彻。二位雄才大略，不是一般皇帝可以比拟。　　他们的脑筋没有那么僵化，儒家只不过是二位手中的工具，既可以让他们蹲在宝座上过瘾，又可以奴化人民思想，便于控制全国，还不影响他们干正经事，何乐而不为？即使二位的继承人对这点子不可对外人言的缺德事也心中有数。　　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文帝汉景帝，并不使用儒家治国，而是根据时势所迫，采用了能让国家人民修生养息的黄老学说。　　汉武帝刘彻之后的汉宣帝更是明确指出：儒家不可用！他对儿子（汉元帝）说：“国家有制度，一直在用霸道王道治理国家，不能用纯粹的仁义德政！那些儒者不切实际，总是认为古代的好，现代的不好，混淆视听，让人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名，怎么能真正委他们以重任？”　　综上所述，儒家的保守主义倾向恰好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各种需要，仅此而已。这种保守主义是儒家的最大弊端，它对后世的损毁，要在千年之后方能看出端倪。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旧专制时代前期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能控制全国上下的思想思维，至少不能控制皇帝的观点。儒家那时的作用，大多表现在积极的一面，他们还在完善还在发展。
　　没错，儒家的可取之处也不少，尤其是和统治阶级真正结合的时候。统治阶级使用儒家系统，确实吸收了人才稳定了社会巩固了国家，随之有能力对外扩张。精神力量在使用得当时的效果可见一斑。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是从公元607年，隋朝隋炀帝大业三年，正式开始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这是儒家系统对当时中国的一大贡献，使国家和儒家系统成功的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合法正统的政治制度。也是隋炀帝杨广干过的两件好事之一，另一件是挖通了大运河。　　在这之前，儒家系统并没有真正融入制度之中，有些大儒跻身中央，至多属于个人色彩。中国政治从汉朝开始到隋朝之间的八百年间，一直被三种人所控制：皇室成员（皇帝一族），外戚成员（太后或皇后一族），门阀世家成员（祖传高官大员）。政府内几乎所有职位都不对普通百姓开放，即使某人才华出众世人皆知，因为出身原因，最多也只能出任低级小吏，获得升迁的例子罕见。　　比如，西汉和东汉是外戚政治。为了增强了解，加深印象，这里列举几个知名人士，逐一说明：　　一，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是个枭雄人物。本来刘邦和大臣们杀白马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等刘邦刚刚翘了辫子，吕雉就把她娘家的几个兄弟侄子安排在了重要岗位，后来还封了王；又把娘家的女儿们尽可能的许配给刘姓皇族，希望能生下孩子一代一代的继承下去。她意图使吕姓家族从此飞黄腾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可惜事与愿违，这一美好的幻想总归是幻想。讽刺的是，也是在她刚刚翘了辫子，大臣们立刻冲上去将吕姓家族全部处决，一个也没留下。注意：她创立了后世外戚从掌权到完蛋的一套完整程序。　　二，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大将军卫青，开始只是个牵马的随从，因为姐姐卫子夫得宠当了皇后，一跃冲天位居中枢。卫子夫的外甥霍去病也当上了骠骑将军，有机会说出豪言壮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卫青和霍去病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能因为他们出身外戚而被抹杀。两人运气也相当的好，在卫子夫失势之前，即双双离世，没有受到侮辱。　　三，废掉汉废帝刘贺，迎立汉宣帝刘询的大将军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他的权势已达巅峰，可以以一己之力废立皇帝。幸运的是，他废立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不幸的是，这种下了滔天后患，在霍光死后没多久，霍姓家族也被连根拔起，无少长皆斩。　　四，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王朝的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汉成帝刘骜的老娘。此老太婆非同凡响，从一个普通宫女荣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享尽世间荣华富贵。　　她的五个哥哥曾在同一天内全部被封侯，史称“五侯”。这种晋身条件，让天下人为之叹息，又无可奈何。不过王姓家族最后下场也不好，在新王朝覆亡时，全体倒毙。　　五，东汉和帝刘肇时期的大将军窦宪，曾率远征军打到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命班固在山上刻立石碑，记载这次大捷，史称“燕然勒石”，光照史册。后来又北出金微山（今蒙古阿尔泰山），一举击溃北匈奴主力，彻底清除了北匈奴的势力。他是汉和帝的嫡母窦太后的弟弟。　　但此人性格张扬，不知内敛。曾因为都乡侯刘畅获得窦太后的赏识，担心会丧失部分权力，竟然派刺客刺杀了刘畅。此案轰动一时，却不了了之。后来还曾用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强行购买沁水公主的地产。侯爵像狗一样被杀，公主如此遭遇，结局却是窦宪安然无恙，其他普通人一旦触怒此人，后果更是可想而知。　　最后在窦宪的姐姐窦太后去世之后，窦姓家族被一网打尽，无一遗漏。值得一提的是，班超的哥哥班固，就是写“汉书”，“燕然勒石”的那个，因为依附窦宪，也死在狱中。他死的时候汉书尚未完成，是由他妹妹班昭（曹大姑）续写完的。　　六，东汉殇帝刘隆的嫡母邓太后，和她的哥哥邓骘，当权三十年。邓姓家族共计封侯的二十九人，当宰相的两人，以下排的上号的各级文武官员九十七人，中下级官员不计其数，遍布中央和地方政府。　　如此阵势，似乎盘根错节不可动摇了吧？不然，历史在重演，人们却从不会吸取教训。在邓太后去世之后，邓姓家族也像他们的前辈们一样，被拉赴刑场，执行死刑。　　七，被东汉质帝刘缵称为“跋扈将军”之后，马上动手将刘缵毒死的梁翼，是东汉冲帝刘炳的嫡母梁太后的哥哥。这家伙更牛，不仅一手遮天有能力废立皇帝，还有能力将看着不顺眼的皇帝干掉。　　梁姓家族势力庞大，仅次于邓姓家族，同样当权三十年，封侯者七人，政府官员五十九人。梁姓家族比邓姓家族更胜一筹的是将触角伸向后宫，梁家当皇后的两人，嫔妃两人，娶公主的三人，连梁家的妻子女儿都有数位被封为郡君，县君。　　到了东汉恒帝刘志上台，对此状态无可奈何。身边全是梁家的奸细，搞得刘志和几个亲信宦官开个小会，都要跑到厕所里去。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刘志忍辱负重，带着几个宦官布置好了一切。时机成熟时，一举将梁姓家族杀光光，干的真是干净利索。　　八，东汉少帝刘辩的生母何太后的哥哥叫何进，原来是个杀猪的，同样因为妹妹当了太后，一步登天华丽变身大将军，掌握全国大权。后来为了铲除宦官，何进采用了袁绍的馊主意，引董卓进京。但宦官提前发觉，何进先一步被杀。　　何进是两汉最后一任掌握实权的外戚，他的死亡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东汉政府崩溃，天下三分。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外戚其实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好，无尚的荣光之后是无尽的悲惨。可惜权力诱人，芸芸众生只能看到眼前的富贵，有几个记得沾满鲜血的钢刀始终悬在背后？　　有人认为，外戚政治的形成原因在于，皇帝幼弱女主临朝。为了控制局面，女主需要有人协助，偏偏外朝那些个官员将领们一个也不认识，她能信任的只有她的娘家人。于是外戚登堂入室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解释的不够全面。　　当然，外戚政治是怎么形成的，对历史的作用是什么，这里不再做详细论述了。大家只要留心身边的人情世故，立刻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打个比方说，鹏鹏家楼下有家面馆，多年来一直是兄妹两个共同经营，从一个地摊慢慢做到小门面，又从小门面做到了大门面。　　某一天哥哥结婚了，嫂子正大光明的加入了进来，俨然老板娘的派头。从那时起，妹妹的身影就越来越小，慢慢的，妹妹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嫂子的两个弟弟。　　这两个弟弟没有参与过面馆的艰难创业阶段，现在却理直气壮的当起了主管，分享起胜利的果实，而且毫无感激之情，似乎本来就应该如此。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家庭结构。现代的百姓家如此，那时的皇家也如此。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戚政治让位与门阀世家。大家知道，皇室成员和外戚成员生来就有富贵，现在外戚成员富贵有余参政不足了。而门阀世家的子女一诞生，根据他家祖上有几人做过官，做过什么官的资历，不用任何努力也可跻身政府的某一位置，并且堂而皇之，没有人觉得不对。也就是说，在低级有才干的人爬不上去，，在高位混日子的人也摔不下来，这是种非常奇特的政治制度。　　门阀世家和儒家有一定的联系，是同一种精神力量通过不同的途径和国家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不成熟的，存在重大缺陷的。像前文所述，普通下层百姓在两汉时几乎不太可能获得晋升的机会，即使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其前途也窄的吓人。　　他们唯一的机会，在于是否能够得到中央官员或地方政府的推荐，这叫做“举孝廉”“举茂才”。所谓的孝廉，孝者，孝顺；廉者，廉洁；直译出来是说某个人即孝顺又廉洁，道德声望很好。　　茂才一开始不叫茂才，叫“秀才”，因为东汉开国皇帝叫刘秀，为了避讳改叫茂才。其中秀的意思是优秀，才的意思是才能，直译出来就是优秀的人才。　　孝廉和茂才，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般得到推荐的都是儒家知识分子。而首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个董仲舒，就是被举荐上来的，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为儒家知识分子打开了窄窄的一条向上爬的门缝，同时，封死了其他学派的门缝。　　这条门缝有多窄呢？根据规定，朝廷三公大员，每人每年只能有一个茂才名额的推荐资格，其他官员和地方政府，选拔更加的严格。所以平心而论，一开始举荐上来的孝廉和茂才，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或者道德品质真的很好。　　被举荐上来的这些人有一部分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和名气，终于熬出了名堂，然后他们也获得了举荐孝廉和茂才的资格。问题出现了，但凡人总是会维护自己和家族的既得利益，这可能是天性使然。尤其是这条门缝实在太窄了，家里的儿子侄子都挤破了脑袋，举荐了别人不等于断了自己家族的前程？　　于是乎慢慢的，这种制度开始变了味。被举荐上来的那些孝廉和茂才，不查出身则已，一查准吓一大跳：他们全部出自高官大员的家族，否则即使某人有天大的本事，天大的好名声，还是门也没有。　　本来相对于外戚政治，举荐制度打破了政权垄断，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经过如此这般一搞，又回到了老路上，换汤不换药而已。　　于是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当官的儿子继续当官，种地的儿子继续种地，做小买卖的儿子继续做小买卖。　　于是乎门阀世家出现了，而且发展成为了社会传统，发展成为了全国上下一致认可的，坚不可摧的观念。
　　建议：楼主不要“引用”，不要凑字数。论史里的文章都是啰啰唆唆。能传承的都是精华。你目前有些啰嗦　　
　　@北雁云依love 5楼
15:28:43　　建议：楼主不要“引用”，不要凑字数。论史里的文章都是啰啰唆唆。能传承的都是精华。你目前有些啰嗦　　-----------------------------　　你是第一个回帖的，也是第一个提建议的。　　多谢！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阀世家内部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简单的当官的儿子也当官了，还要看这个当官的到底当过什么官，家里有几个人当过官。按照这些一推算，即可算出他的儿子能当上什么样的官。比如说，祖上四代之中出过三个宰相的，叫做四世三公；祖上四代之中出过五个宰相的，叫做四世五公；有这样的家世那才是真正的风光，其子孙才能获得当大官的资格，受到社会上普遍的尊敬和羡慕。　　这么说吧，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开国皇帝就有两个是孝廉出身：曹操和孙权；另一个刘备虽然卖过草鞋，但人家具有皇室血统，号称刘皇叔的是也。还有袁绍袁术兄弟，家族就是四世五公，其余的这里就不一一道来了。当然英雄不问出处，这几位确是人杰。　　这种现象持续到西晋时，引起了一种奇怪的时尚：清谈。　　也就是说，这些权贵们平时拿着国家朝廷的薪水却不愿意工作，他们的思维不在现实中，而在虚无缥缈间。他们之间所谈论的话题，往往非常玄幻没有根基，谈了一天对方也没有听懂他到底想说些啥。　　如果有人扫兴谈起了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会被其他人看成是“俗人”“俗事”，遭到排挤。只有学会了谈那些脱离实际的“上等事”“雅事”，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欣赏。　　所以当时的风气很不正常，政府官员以过问日常工作为耻。管理财政的根本不问钱多钱少，当法官的根本不管谁有理谁冤枉，当将军的根本不问士兵的死活工事的荒废。一言以蔽之，只要是正事就没人干！　　有史学家认为，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三国时期战乱频繁，站错了队说错了话，有可能招来杀身灭族的惨祸。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只要当权者抓不住把柄，自然不能把他们怎么着。　　鹏鹏以为不然，这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那些门阀世家的后代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上了台面，还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自然一个个的都成了纨绔子弟。没有压力何来动力？问不问正事结果都是一样的，谁还费那个劲使那个力呢？　　而且西晋不仅仅视清谈为时尚，比赛着看谁更有钱更奢侈，也是震撼史册的。石崇王恺斗富流传千古，晋武帝司马炎不闻不问，有时还亲自参与帮忙。这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盖因为晋武帝本身就是最大的门阀世家，爷爷司马懿，大伯司马师，老爹司马昭，已经为他铺好了路架好了桥。　　宰相何曾看不惯，曾经说过：“每次参加朝会和御宴，没有一次听人谈起过国家大事，都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可就是这个貌似什么都明白的何曾，一天的饭钱就够一千个老百姓吃一个月的了，他却还嫌没有值得下筷子的菜。　　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和制度结合形成了力量，破坏力惊人。　　很快，西晋八王之乱开始，五胡乘机乱华，整个中国北方一片哀鸣，政府被迫退守南方，西晋结束，东晋开始。史称“永嘉南渡”。　　门阀世家从北方搬到了南方，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继续作威作福，延续着一贯的制度。鹏鹏借用一句唐朝刘禹锡的诗来说明：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个王谢，是指东晋的两个最大的门阀世家：王家和谢家。　　王家就是王导王敦弟兄两个。哥哥王导扶植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登基称帝，司马睿为了感谢王导，在举行大典的时候竟要拉着王导一起坐上宝座，当然王导没敢真的上去。而弟弟王敦镇守武昌，手握重兵，连皇帝都没放在眼里。　　当时天下人对此心知肚明，称为：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有个侄子更出名，叫做王羲之的是也。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已入化境，有“书圣”之称，可以不夸张的说，是古今中国第一人。据说此人痴迷书法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每天除了写字还是写字。　　也难怪，如果没有这份热情和毅力，怎么也不能取得这种成就。鹏鹏无意贬低王羲之的艺术水准和刻苦努力，只是想说明一点，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这样的闲暇天天练字呢？　　他不用工作，不用吃饭，不用养活老婆孩子？就算家庭环境好无需操那个心，他当了几十年的官员，就没有问事的时候？也没有上级来考察他的政绩能力？王羲之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会稽内史，领右将军，是依靠什么获得官职并步步升迁的呢？　　史书除了记载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和练字历程，对他的政绩只字不提。按照人情世故，如果他当官当的也很有才华很有水平，是锦上添花的大好事，宣扬还来不及，不可能只字不提。鹏鹏据此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政绩。　　王羲之的儿子叫王献之，官至中书令（宰相级别）。王献之有个女儿叫王神爱，嫁给了太子司马德宗。后来司马德宗登级当了皇帝，王神爱升级成了皇后，门阀世家的威力可见一斑。（这是权势结合，其实没有那么幸福美满。因为司马德宗是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彻头彻尾的傻子。）
　　谢家是谢安谢玄那帮人。不用多说，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官职当得也不小，是怎么当上的。前秦大军南下准备灭晋的时候，谢安是当朝宰相。他得到消息时除了故作镇静之外，无计可施，什么也没干。　　而谢安的侄子谢玄是负责军事的前线总指挥，他率领八万人马在面对前秦八十万大军时，要求对方稍稍后撤以便晋军可以渡过淝水进行决战。这是一个自杀式的命令，在优势敌军面前渡河，如果敌军在其刚刚半渡，首尾不能呼应时出击，则晋军必然全军覆没。这不是臆想，前秦高层正是因为有这个打算，才欣然同意了谢玄这个近乎疯狂的要求。　　有人说谢安谢玄是一对废物，真是一点不错。可是东晋运气极好，没想到前秦大军后撤成为了一场大逃亡，竟然一溃千里不攻自破了。所谓的淝水之战，其实根本没有打就结束了，结束的非常奇异。后世史学家对此事做出了种种猜测和判断，都不能令人信服。　　从这些事上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央政府用人不看重能力，只看重家世。唯一的改变，就是将权力重心从外戚那边转移到门阀世家这边了，但外戚往往只是给自己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而门阀世家则是带给整个国家无法预料的大祸。　　所以两汉时期，中国尚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精神力量，国土急剧膨胀；而门阀世家如此种种，纵有祖逖至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总归于事无补。东晋政府不能收复北方的原因，已经不言自明。　　万幸，占据北方的蛮族在精神上没有任何根基和建树，他们的文化，思想，技术，生产力水平，相比汉族差的太远，仅只武装力量强势是不能持久的。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接受汉族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制度。　　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之后，第七任皇帝拓跋宏（元宏）即位，他下令迁都洛阳，实行全盘汉化。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最差劲的传统：门阀世家。而且蛮族实行起来毫不逊色，甚至比汉族更胜一筹。从此，北朝的武装力量不见得有长进，精神力量也颓废了，消沉了。　　北朝不能向南统一中国的原因，也不言自明。　　这就进入了一个悖论。打得汉族满地找牙的蛮族，却不得不拾起汉族所有的破烂，不管那破烂是不是导致汉族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原因。也就是说：蛮族用武装力量打得汉族大败亏输；汉族之所以大败亏输的原因是自家的精神力量拖了后腿；但反过来蛮族却又不得不全盘接受这种精神力量。　　这非常令人困惑，使人搞不清到底是精神力量重要，还是武装力量重要。　　鹏鹏认为：精神力量永远居于第一位，不论这种力量是在建立一个国家的途中，还是在建设一个国家的途中。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充其量不过是流寇匪类，即使像那时的蛮族依靠武力勉强建立起国家，维系国家的根基也会非常脆弱。这正是蛮族不管看起来有多强大，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被同化的原因。　　虽然精神力量的层次高于武装力量，但必须警醒的是，一个国家只有精神力量没有武装力量，或者采用的精神力量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那这个国家会是个任人宰割的鹿，群雄可逐之。　　只有恰当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武装力量都具备时，伟大的国家才会强悍崛起，并信心十足，藐视异族。值得鼓舞的是，往往这二者是同时出现的，前者的恰当会催生出匹配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当匹配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发挥作用的时候，又会催生出后者的强大。　　公元589年，刚建立不久的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结束了286年的分裂状态。所有的五胡蛮族，都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再也分不出彼此。　　更值得击掌相庆的是，盘根错节的门阀世家在这么多年的战争摧残下，原来供养他们的根基不复存在了，这股令人作呕的力量终于轰然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　　门阀世家对中国唯一的贡献是：有机会培养出了王羲之这个“书圣”。　　(关于中国最终统一而欧洲最终分裂的原因，后文还有详细论述。)
　　在国家建立稳定朝代时期（无战争影响）,如汉、唐、宋、明、清，　　有两个时代,儒术没有全面影响国家,　　一个是汉朝初期，一个是唐朝初期。　　儒家，单纯作为一门学问，还是可以学学的，　　其他就算了。
　　在继续叙述旧专制时代后期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其他的精神力量。　　是的，中国罢黜了百家独尊了儒术，但还有两种不同的精神与儒家系统并存。一是道教，一是佛教。这两种力量，前者之所以能继续生存下来，后者之所以能进入中国并扎根下来，都有其独到的地方。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也被称为“黄老”，“道家”。相传道教是黄帝所创，老子（李耳）所传，故有“黄老”一说；至于“道家”很好理解，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道家儒家都是其中一家，儒家后来也被称为“儒教”，“礼教”，“名教”。　　只是儒家虽然也被称为“教”，但儒家从未成为一门宗教，它只是一个思想上的宗派，扮演着尘世间人伦规范的角色。儒家在精神上对宗教的见解是：敬鬼神而远之；在个人层面上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道教则不然，其体系相当的混乱，不容易厘清。它一开始也是一个思想上的宗派，老子庄子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阐明了道教的观点和学说。主要内容是包括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等等。这属于纯粹的哲学范畴，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比如在西汉初年，因为连年混战人口大幅减少，人民负担极重国家羸弱，当时一连两位皇帝---汉文帝和汉景帝---采用道教的思想治国，给国家和人民修生养息的时间，史称“黄老政治”，“文景之治”。　　黄老政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随后的汉武帝之所以能开疆拓土指南打北，就是靠那些年积累下来的财富。　　但黄老政治是用消极的方法达到积极的目的，所以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时代选择使用。如果长期采纳，它的消极作用完全显露出来，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对于国家资源社会财富没有调度功能，任凭弱肉强食，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越穷，极端的两极分化。　　而且道教的思想本质是逃避现实，将一切荣华富贵地位名誉都看作是不值得追求的，不要进取，不去努力，不主动争取任何事物。虽然这种思想可以保证人民不去反抗，但同时丧失了积极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偏偏是立国的根本。　　这些都是理智的统治阶级不愿意看到的，同时，在没有人利用道教去做颠覆政权的大事时，也没有理由去禁止。　　所以道教在治国方面没有什么前途，反而在养生思想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道教与生俱来的一种神秘感，从老子西出函谷关了无踪迹开始，庄子分不清是自己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自己为转折，一直到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于茅山得道，道教渐渐走向了神坛。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统治阶级使用儒家作为现实的伦理规范，同时笃信道教的也不少，而且互不干扰。这些皇帝贵族们尊重道教的原因非常单纯，他们想成仙，想获得永生，因为道教始终宣称自己可以炼出仙丹，还能炼出金银。　　幻想炼出金银只是贪欲在作祟，除了炼不出来被砍下脑袋的道士之外，影响并不大。但历史上吃了道士炼出的“仙丹”没有成仙，反而一命呜呼的皇帝可是大有人在。　　道教凭着这些玄之又玄的玩意曾取得过比儒家，佛教高出许多的地位。北魏很多皇帝信仰道教，在登极时采用的仪式是道教的，而且还有道士赐予祝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道教在北魏的地位，已经相当于西方教皇了，儒家和佛教从未达到过这种高度。
　　和道教不同，佛教出身印度，是在东汉明帝刘阳年间才传入中国的。据说刘阳有一晚梦见了一座头上冒白光的金人，醒来之后就此梦询问文武百官，有人告诉他那金人是西方叫做“佛”的神。于是刘阳派人前往印度，用白色的高头大马迎接高僧，经典和佛像来中国。至今，洛阳城外的白马寺依然巍峨，供后人瞻仰膜拜。　　从传入中国开始，佛教就四处开花落地生根了。这可能是因为佛教本身宣扬轮回理念，使人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幸福，而努力忍受现世的苦难，这一点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满足了底层人民的精神需要。其实除了高僧，佛教的真正经典与内涵，没有多少人认真去理解，在中国反而不似那么重要。　　但精神信仰具有很明显的排他性，对这个外来宗教更是如此。儒家学者就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信奉这样的怪诞学说，道教也对佛教持竞争态度。所以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三武之祸”。　　第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信奉道教，看佛教不顺眼，总想找机会帮道教除掉竞争对手。公元446年，有人在佛寺中发现兵器，向朝廷举报佛教弟子谋反，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借口。拓跋焘立刻下令全国所有佛教庙宇经像全部烧毁，一众僧侣尼姑，无少长皆斩。　　第二，北周武帝宇文邕曾对国内并存的三种精神力量作过排序，认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最后。公元574年，下令捣毁佛，道二教的寺庙道观，僧侣道士全部还俗（连道教一并废止）。公元577年，再次专门针对屡禁不止的佛教制定政策，共拆毁寺庙四万余座，强迫僧侣尼姑三百余万人还俗。　　四万余座，三百余万，是两个骇人的数字，使人难以想象当时佛教的香火之盛达到了什么程度。　　第三，唐武宗李炎和拓跋焘一样笃信道教，排斥佛教。李炎在位时间只有六年（公元841-846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大力推行灭佛运动。除了毁寺庙强迫僧尼还俗，还下令将寺庙中所有的铜件送去铸钱，铁器铸农具，没收良田地产。在史书描述灭佛之后的状况中，可看出佛教当年之惨：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刹宇颓废，积有年所。　　三武之祸后，还有后周世宗柴荣灭佛，而柴荣灭佛的原因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据说灭佛过程中，有一尊铜质观世音菩萨非常灵验，没有人敢去破坏，柴荣听说之后，亲自拿着斧头爬上去猛砍，将佛像胸部砍毁，以此说明他灭佛之心的坚定。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皇帝信奉佛教的，最有名的当属南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了（这也是个在谥号中带武的）。那三次舍身一次比一次闹剧化，一次比一次劳民伤财，大臣们甚至在奏章中将萧衍称为“菩萨皇帝”。　　对于灭佛崇佛，鹏鹏不做评论。只是佛教经历如此的多灾多难，仍然在中国香火旺盛，其原因不外乎上面所说的，佛教宣扬轮回理念，使人甘心情愿忍辱负重，对统治阶级有利而已。　　同时中国人信佛并不仅仅被来世所限制，通常祈求现世的回报更多一些。这些祈求离不开升官发财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出入平安等等立竿见影的效果，带有功利性质，并不只是纯粹的信仰，这是中国人精神方面的一大特点。　　所以佛教在国内的地位很有些尴尬，说其被汉化了应该也不为过。其实不仅是佛教，所有的宗教在国内的地位都有些尴尬，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自古以来，从未以宗教作为立国精神。宗教应该为国家利益服务，应该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　　佛教在历史上确实对中国做出过贡献，让人意外的是，这种贡献不是在腹地实现的，而是表现在稳定边疆制服外患上。唐太宗贞观15年（公元641年），年仅十六岁的文成公主自首都长安出发，前往遥远的吐蕃（西藏）和亲，嫁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那时的吐蕃正处于鼎盛时期，时常威胁内地安全，和亲是很明智的选择，可以消兵戈剑影于无声，是合格的和平大使。当然完全和平是不可能做到的，后期唐朝和吐蕃的冲突继续存在，但影响不大了。　　中国的女儿出嫁，自然不会那么小气。文成公主陪嫁丰富，金玉珍宝无数，各种书籍各类谷物种子若干，最重要的是，带去了金质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一尊，佛教经典360卷。　　公元710年，中国再嫁金城公主到吐蕃，同样带去了非常多的佛教经典。在这两位公主的影响下，整个吐蕃都昄依了佛教，并且很快的和当地宗教融合，产生了独一无二的藏传佛教。　　经过数代人的传播，藏传佛教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吐蕃蛮族无比凶悍的习气，逐渐的越来越温和，战斗精神也随之消散。他们沉迷在修行的泥潭中无法自拔，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在来世的寄托上，从此不再是中国的威胁，直到并入中国。　　佛教传入吐蕃还有一说，有人认为尼泊尔尺尊公主也功不可没。尺尊公主是和文成公主一起嫁给松赞干布的，虽然身份较低，但她也带到拉萨一尊金质释迦摩尼八岁等身像。　　至今，这两尊佛像还保存在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之内，是国宝级的文物和圣物。　　一直到清朝初年，中国仍然使用古老的和亲和佛教策略稳定边疆，只不过这一次除了西藏，还用在了蒙古身上。清朝的皇室公主大批嫁给蒙古王公，生下的子孙寄养在中国宫廷，与中国皇室亲密的关系成了与生俱来的。同时藏传佛教已于元朝初期传入蒙古，经过了漫长的时光，蒙古人遂追随吐蕃人的后尘，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战斗精神。　　而西藏早已全民信奉藏传佛教，所以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扶植其中的分支黄教（格鲁派），黄教的教主达赖喇嘛和副教主班禅额尔德尼转世，都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和册封，才算合法。　　据说这是因为黄教与众不同，实行禁止娶妻生子一心事佛的教规，比其他分支更加的纯净圣洁。鹏鹏以为，这项教规的作用确实非同寻常，大家只需要查询新中国建立那会，和今日的藏族人口，两相一对比，即可一目了然，心照不宣。
　　儒家，道教，佛教，这是影响中国和中国人性格的三种精神力量，这其中儒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力最大，其他两家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由于宗教的起源和信仰与俗务不同，尽管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或民族实行全民信奉某一宗教，采取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但那属于另一层面的研究，本文不会涉及。　　下面，我们接着叙述旧专制时代的后期，说一说那个集荣耀与耻辱为一身，发达与落后并存，开放与保守博弈，充满了矛盾的宋朝。　　儒家知识分子在两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尊重，两宋的皇帝们秉承传统，绝不轻易诛杀大臣，目的是使言者敢言能言，杜绝上下相隔，下情不能上达，避免在上位的人眼前一片漆黑，作出错误的决策。　　同时，设立国立大学和私人大学，用以批量培养儒家系统的人才，使广大的底层人民也有了学习晋身的机会。而科举制度到了两宋，开始真正严格起来，考试内容也渐趋统一为儒家经典。　　随着这些措施顺利的推广开来，儒家人才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三年一度的大考之后，进士及第的那些人依次排队，招摇过市去朝见皇帝时，首都万人空巷几近疯狂的氛围，是任何人也不能抗拒的巨大荣誉。　　基于此，两宋还有一条不是法律的法律，就是如果某个人不是科举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者中央各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任他是皇亲国戚才倾天下也不行。　　但这些社会地位与巨大荣誉的背后，却是矛盾的反面。　　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就是一个矛盾的制造者。他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运用的“杯酒释兵权”，即稳定了国家政权，又没有迫害功臣，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技巧。这种智慧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历史，以至于两宋有“士大夫的乐园”一称。　　也是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改变了数千年来的传统：撤掉了宰相在皇帝面前的座位。本来依照惯例，皇帝和宰相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时，宰相有座位可以坐有茶水可以喝，能够从容进言。但赵匡胤登基的第二天，借口自己眼睛近视看不清楚宰相手里的文件，让宰相拿到他的前面仔细查看。就在宰相的屁股离开了椅子之后，宦官立刻将其移除，等那个倒霉的家伙转过身来，只有老老实实站着奏事了。　　从此之后，在皇帝面前有座位，被视为了一项极大的荣誉，是皇帝体恤某大臣德高望重又年老体衰，才特别给予的恩典了。　　这件事表现出赵匡胤对待士大夫不仅是不尊重，还带有很大的侮辱意味，相对于他“杯酒释兵权”和创立绝不轻易诛杀大臣的传统，两宋时时处处表现出了这样的矛盾性格。　　两宋十八帝（北宋九帝，南宋九帝）之中，严格的说没有一个昏君暴君。有那么一两个玩物丧志的皇帝，并不影响大局，而且两宋的各自覆亡，严格的说和当时在位的皇帝也没有太多关系，不能把责任完全扣在他们的头上。　　用一句话来概括那时的政治就是：两宋无外戚专政，无宦官乱权，无朋党之祸，无藩镇割据，无权臣震主。两宋有支持变法的，还有反对变法的，却是唯一一个变法没有招致流血的王朝，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都没有流血。　　从宋真宗赵恒与辽国签订“檀渊之盟”起，虽然每年要向对方进贡一定数量的金银绸缎，但也给北宋带来了长达一百一十九年的和平。南宋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同样和金国签订了合约，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　　所以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大多数都在和平安宁时期度过。统治阶级们励精图治，加上江南湖广土地肥沃水利完善，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民间纵有灾荒也可以很快救济，极少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状况。大家知道，两汉隋唐都是在农民起义的呐喊中灭亡，但两宋从未发生过全国性的动乱，偶有宋江方腊占据山头，也是局限在一地，时间不过数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宋的这些动乱和前代农民起义除了规模上的不同，还有个特点：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水浒，那一百零八将没有一个是“饿上梁山”的，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这正是宋江方腊们无论怎么折腾，名头有多么响亮，都不可能做大的原因。　　那时，中国社会一片安宁繁荣和富庶，物质高度发达，各项指标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各大文明。中国国内商业之兴盛，经济水准之高，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一览无遗，他的画作展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副大都市的原貌，这座大都市与前代不同的是，它不仅是行政中心，还是商业贸易中心。　　对外贸易同样兴盛，不过因为古老的丝绸之路被西夏那个蕞尔小国阻断，被迫转移到海上通道。在两宋时期，中国在贸易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级的产品，这从现代发掘出的宋代沉船可以看出，中国出口的都是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制成品，进口的多是矿石香料马匹等等原材料。　　商业的发达成为发明创造的动力，技术的革新又反过来推动了商业的更加发达。这是个良性循环，中国自汉唐以来的贸易到了两宋达到了顶峰。同时，中国的技术和发明创造积累到了两宋，也达到顶峰。　　所有这些成果在商业贸易中，和随后蒙古帝国的扩张中，被散播到欧亚大陆各处，中国成为了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而同时期传入中国的技术却寥寥无几，因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它们。
　　如此辉煌灿烂的两宋，却从一开始的对外战争中就吃了大亏。不仅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就连叛乱的西夏都无力敉平，仅有自保之力，而再无开创之举。中国疆域在北宋时期萎缩到了最小值，比秦朝统一中国后的疆域还小，南宋更不用说了。　　个中原因史学家们已经做过详细研究和解释，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略作说明：　　当王安石变法开始，有部分改革涉及到军队建设的时候，大臣韩琦向宋神宗赵顼上书陈述了他对宋辽关系的建议，这份奏章被称为“韩琦七项奏折”。具体的内容包括：　　中国做了会使敌国不舒服的七件事，非常危险。一，高丽现在是辽国的臣属，我们想收回；二，我们和辽国争夺河湟地区，我们率先得手了；三，我们在边境地区大量种树，使辽国骑兵不能流畅的进攻；四，我们在国内实行保甲制，提高了战斗水平；五，我们在黄河以北大兴土木大建军事工程；六，我们设立了兵工厂制造最新武器；七，我们在黄河以北加强军队训练，调遣了三十七位将领负责领导工作。　　以上措施完全是错误的，会导致辽国对我国的态度转趋激烈，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为了永绝后患，恢复和辽国友好领邦的关系，韩琦建议将这七项全部废除，以示和平诚意。　　鹏鹏看了这份奏折之后，大为感慨。不仅是鹏鹏，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中国人看到这份奏折，都会大为感慨。这种对待敌对国家的孝心，也太他妈的虔诚了吧？　　宋神宗看到这份奏折时的表情和心情，自然是无人知晓的，但他并没有听从韩琦自断手脚以取悦敌人的疯狂建议。但前文说过，宋神宗去世之后，司马光废除了所有的新法新制度，也包括涉及军队的改革。　　韩琦作为儒家门生朝廷大员，为什么会提出如此疯狂的建议？鹏鹏估计，他要么是被反对一切变革的保守主义倾向所控制，要么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古老甲级汉奸，除此恐怕没有更好的解释。　　近百年之后，宋钦宗靖康年间，皇帝赵桓在金国大军即将扑到黄河北岸之前，派遣两万骑兵渡河去守护战略桥梁。当这些北宋最精锐的军队出发时，官员百姓纷纷前往壮行，却不料看到了一幅奇景：那些所谓的骑兵们竟然连马都爬不上去，好不容易爬上去的，也只敢紧抓着马鞍不放手。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以想象。金国几乎没有损失，就占领了首都东京汴梁（开封），将徽钦二帝加上皇室贵族，宦官宫女等共三千余人全体押往遥远的东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死在那里，再也不能回归故土了。宋朝残余政府被迫学习东晋的“永嘉南渡”，也退到长江以南苟延残喘，史称：宋室南迁。　　北宋亡于异族，南宋也好不到哪里去。公元1279年，蒙古军队进攻南宋最后的领土崖山（广东新会），宋军崩溃，南宋灭亡，同样亡于异族。注意，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异族彻底征服。　　从王安石变法失败那一刻起，证明了儒家系统保守主义倾向在中国的最后胜利。司马光的废除新法，韩琦的七项奏折，害死了无数的中国百姓，还害死了两个皇帝和两个帝国。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杀手，在中国随后的历史上，也没有对中国精神有什么大的影响。后文还会介绍几个更加重要的大儒，供大家瞻仰。
　　两宋这些士大夫们，整日里除了消磨中国人进取的精神，还为了让儒家系统最致命的保守主义大获全胜做了许多努力。中国进入旧专制时代后期，要归功于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先说这件至关重要的事。北宋仁宗赵祯无子，于是立宗室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为嗣，等到赵祯去世，赵曙即位为宋英宗。皇帝无子，从小宗过继一个来承接大宗，这样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有，并不稀奇。　　问题出现在宋英宗即位第二年的时候，皇帝要求就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的名分做一讨论，主要是关于皇帝应该称呼赵允让父亲呢，还是伯父？（濮王赵允让是宋仁宗赵祯的堂哥。）　　这个讨论看似很简单，仔细一琢磨，问题大了去了。如果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那么亲生父亲就是亲生父亲，还用得着讨论什么？虽然赵曙继承的是赵祯的事业，但亲生父亲的血缘关系和父子亲情，不是换个称呼就能易主的，何况赵曙又不是不祭奠赵祯？　　但此时儒家系统借助于日益严格的科举制度，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了。当时朝廷上下文武百官考虑的不是血缘亲情，而是儒家的宗法制度。也就是说，赵曙既然从小宗入继了大宗，就不能再和小宗有任何的牵扯，他必须称呼堂叔赵祯为父亲，而将亲爹赵允让叫做伯父。　　这个讨论旷日持久，意见的双方成功的将简单的称呼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一直闹了十八个月才算勉强结束。因为翻来覆去讨论的都是濮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就叫做“濮议”。　　鹏鹏根本不关心赵曙应该叫赵祯什么，也不关心最后哪一派占了上风。鹏鹏认为这件事表现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儒家系统的精神力量已经完全僵化了，无法分清什么是主，什么是次，把精力完全浪费在这些奇怪的讨论中，而不是放在国家大事上。　　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有人认为此事并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还可以就类似的事情询问身边的亲戚同事同学朋友们，征求他们的想法和意见，看看是不是仍旧分成两派，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这种极端的教条主义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从皇帝以下，所有的事情做还是不做，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不是看其是否对国家民族有利，而是看其是否符合古老的经典丛书。　　一个国家采用的精神力量一旦走偏，副作用是巨大的，伤害是在所难免的。两宋时代之所以很多方面相互矛盾，原因就在于此。　　比如经济活动尚未受到严格的控制，发明创造仍有动力，底层人民的思维能力还很活跃，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精神层面已经出现走下坡路的苗头，或多或少开始影响国家的运转。　　比如两宋虽然是士大夫的乐园，却受到了前朝前代从未有过的耻辱待遇（在皇帝面前没有站的资格）。随着精神力量的禁锢，偏偏士大夫们不仅不认为这是耻辱，反而以越来越严重的君尊臣卑为荣。　　再比如两宋崇文抑武的传统，导致国防几乎形同虚设，谁都打不过。这种苗头继续发展下去，会出现除了儒家学问，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无所谓的了（包括军事经济教育法律等等），好像抱着本儒书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一样。　　这种精神力量与现实状况矛盾重重的局面不可能长久，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所有的一切必然跟随精神力量的指引，最终完成精神力量所需要的那种统一。
　　濮议过后，儒家学者继续大力推行保守主义政策，研究古老经典也进入了新的境界。其中代表人物是一个叫程颐的人，他创建了儒家系统的一个分支，理学。　　理学集儒家系统的保守主义倾向于大成，提倡道德万能，认为一切与道德无关的事物全部属于旁门左道，比如人类的感情，灵性和创造力。　　程颐认为，人生应该严肃，人生是一场修行，修行的目的是向圣人靠拢或者成为圣人。为了达到他所要求的道德高度，应该毫不犹豫的压抑人性。　　比如说，有人问程颐：“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颐正色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大家知道，在程颐之前，两汉隋唐对妇女的贞洁并不重视，即使和程颐一起同为北宋大臣的范仲淹的母亲，也曾经改嫁过，并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和轻视。　　在程颐之后，中国妇女开始受到迫害，慢慢变本加厉，而且花样百出。　　再比如说，程颐当过北宋哲宗赵煦的老师，当时赵煦只是十岁的孩子。有一天，程颐看到赵煦折了一根柳条来玩，立刻上前正色规劝，批评赵煦伤害了天地和气，要赵煦把柳条扔掉。程颐这样做只是因为他认为游戏不符合严肃的精神，影响了赵煦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必须保持时时刻刻的严肃，带不得一丝幽默。　　区区一根柳条就能和天地和气扯上关系，难道程颐小时候不是这样玩大的？何况赵煦只是折了根柳条，根本连淘气都算不上。这件事被司马光知道之后，以司马光的顽固保守劲头，都摇头叹息。　　除此之外，这还是个很要命的事情，皇帝的位置到此正式成为了国家制度中的一员。不管是谁当这个皇帝，也不论这个皇帝的年龄大小，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是只有程颐这样的大儒才能制定并解释的。历代皇帝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本身就成为了儒家系统中的一员，根本无力挣脱，其后果可想而知。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属于违反人类本能，程颐主张压抑基本与合理的欲望，迫害妇女；　　折一条柳条玩耍，则是个性的发展，而程颐主张个性的收缩，迫害皇帝，连带着迫害小孩子的天性；　　还有种种其他理论，迫害了中国所有人。　　以上这些要求高耸入云非常难以做到，程颐有能力提出建议，却没有能力去执行推广。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逐出政府。但程颐并没有放弃，为了使人达到要求，他在儒家著作中圈出了几本书籍，称做“五经”，作为儒家主要经典。　　这是进一步思想禁锢的起始。　　理学在北宋发芽，在南宋生根，并且茁壮成长起来。程颐在南宋有一个传人叫做朱熹，他继承了道德万能的学说，提出了“天理人欲”的观点。　　天理，就是超越现实超越社会的一种标准，是人所共守的，是至善的。发现天理和遵循天理，是做人唯一的的行为准则。而人欲，则是邪恶的，是破坏天理，反对天理的，必须予以坚决摒弃。所以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他的核心精神，总结归纳，仍然是在崇古保守之上，压制人性，禁绝创造。本着这个基础，朱熹再次精选出几本儒家著作，连同程颐选出的几本，合称为：四书五经。　　在四书五经之外，其他领域的学说思维不提，就连其他儒家著作也不可多加研究，不然就属于离经叛道之举，歪理邪佞之说，悖逆天道之辈，人人可诛之。　　尤其重要的是，程颐和朱熹本人在仕途上一直没有建树，但他们所宣扬的理学，却一直掌握了国家科举和私人教育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用理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去考那个用理学作题目的试，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儒家系统成为中国精神的正统之后，理学又成为了儒家系统的正统。　　这对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鹏鹏以为，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中国和中国人从此时起，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条路望到头，一条道走到黑。也再没有人有能力主动的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连稍稍怀疑的勇气都丧失殆尽。
　　而汉人在血腥压迫之下奋起反抗，最终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把蒙古人赶回了漠北大草原，建立了明朝。中国原本的一切立刻得到了恢复，也和蒙古人相同，以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只不过经过了近百年的中断。　　这段时间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很漫长的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只不过一瞬间而已，短的远远不足以击碎一个国家民族的基石，更不用说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航线了。　　朱元璋极力推崇儒家系统，标榜恢复汉唐旧制，并且不折不扣加以身作则的去执行。比如他的嫡长子朱标很早就被立为太子，是法定的继承人，同时将他的其他儿子分封在全国各处当亲王。　　当然，农业文明时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有其优势，确实能够消除很多争权夺位的隐患，鹏鹏并不反对。但不幸的是朱标没有活过朱元璋，英年早逝了。　　朱元璋为了彻底的贯彻儒家精神，没有改立其他儿子当太子，反而立了他的嫡长孙，也就是朱标的嫡长子朱允炆当了太孙。这是一项符合儒家精神但不符合现实政治的决定，对于稳定国家巩固政权没有半分好处，以前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么干过。　　在朱元璋去世之后，朱允炆即位当了皇帝，年号“建文”。建文帝只在位四年，就被起兵造反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建文帝的叔叔）篡夺了皇位，从此下落不明，留下了一大谜题。　　有人说，在朱棣造反的几年中，建文帝口含天宪身居正统，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将乱臣贼子扑灭。朱棣之所以最后能成功的取而代之，除了建文帝一系列决策失误，还有他自身无以伦比的好运气，可以道一声：侥幸。　　侥幸不侥幸的另说，本身朱元璋在朱标死后，不改立太子立太孙这一步，就已经埋下了火并的导火索，给了其他亲王起兵造反以最好的口实。　　这件事说明了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坚决的崇古返祖，从延续儒家传统，一直到穿衣戴帽这些琐碎的细节，无一不体现了明朝的立国根本。　　简单地说，就是明朝决意恢复单纯的农业社会，建设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明朝成功了，它比唐宋更加保守，更加重农抑商，它的努力使中国继续保持了两千余年如一日的传统。　　所以，如果现今流行的穿越小说穿越电视剧真的能够实现，那么主人公无所谓穿越到哪个朝代，因为他或她无论是穿越到两汉还是唐宋，或者是明朝，看到的表面和实质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除了人物不同。即使穿越到清朝，也不过增加了服装不同头型古怪，根子还是一样的。　　如果是这几个朝代的人互相穿越，那么他们肯定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应，并且完全没有跟不上时代进步（或时代倒退）的感觉。盖因为中国在这两千余年中，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几乎是静止不动的。
　　虽然如此，明朝和前代还是有些不同点，明朝比汉唐增强了中央集权，也不再像宋朝那样充满了矛盾。在某些方面，明朝甚至获得了比前代好的多得多的机遇。　　其中最显著的是经历了数代人的积累，航海技术有了飞跃式的杰出进步，明朝藉此可以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无敌舰队，开始挺进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有人猜测说，中国之所以会有远洋舰队，完全是因为篡位成功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怀疑下落不明的建文帝跑到了海外，为了斩草除根才派人下西洋去打听消息的。　　鹏鹏实在不明白这些人如此猜测的目的何在。是因为他们认为远洋舰队劳民伤财不符祖制，还是因为发自内心的不愿意看到中国有任何的变化？中国获得可喜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为什么总是有人跳出来质疑其原始动机不纯？　　（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比如高铁刚建成那会，就有人跳出来说高铁是为了给什么什么献礼才建的，并不是真的为了国家和人民。这种思维方式真的很奇怪。　　试想，如果高铁建好之后有人为了个人利益搞了点献礼的小节目，那也是保证了国家利益在先；退一万步说，即使高铁真的是纯粹为了献礼而建，那作为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掏的起买票的钱，都可以享受高铁带来的便利，不是吗？高铁是为了什么而建真的那么重要吗？何况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会知道，高铁这样巨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只会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　　鹏鹏从不反对质疑，并坚决维护人民质疑的权利。但其质疑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只为了抹黑，或者单纯是质疑的人被保守主义倾向所控制，分辨这些确实需要一点辨别能力。）　　这是一种卑劣的小计俩，起到了他们希望的，混淆视听的效果。这些卑劣的伎俩颠倒了本末，容易使人忽略我们的成就，却将精力集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从而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使国家停滞不前。而自打人类出现以来，停滞不前即为落后，落后的程度与其他文明的发达程度有鲜明的对比：其他文明越发达，停滞不前的文明越落后。
　　据史书记载，明朝在公元年间一共七下西洋，每次都由几十艘各型巨舰组成特混远洋舰队，舰队载有两万多名士兵，平均每艘船上搭载四五百人之多。（随后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远航舰队人数不过一百多至二百多人。）　　最大的船称为“宝船”，上下四层，九桅十二帆，锚重就达数千斤，可容纳千人以上。船长一百五十多米，宽六十多米，即使放在今天，也属于巨舰之列。（今日中国海军主力舰中华神盾导弹驱逐舰，长一百五十五米，宽十七米，乘员二百八十人。）　　毫无疑问，这支特混远洋舰队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无人能敌的。舰队航行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岸，如无无人之境。　　期间舰队停靠很多港口，仅只印度洋周边的就有三十多个。每到一处，舰队必然劝导当地的统治者承认明朝对他们的宗主权，并要求他们向中国进贡。　　这一点和后来西方的舰队有本质上的区别，即明朝舰队不是以贸易和殖民为远航的主要目的，而西方虽然也要求当地的统治者承认西方的宗主权，但那是在利益驱使之下的附加条款。　　明朝舰队的这个特点，从国家经济上就是不可能持久支持无限制远航的，经济原因又给了崇古保守的儒家系统很好的借口。在第七次远航之后，政府决定终止任务，停止一切海洋活动。　　在西方人眼中，这些著名的远航开始和结束都是那么神秘，让人摸不清当时中国政府决策者到底在想些什么。中国人像一阵风一样的来了，并且有能力横扫几乎小半个地球，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　　如果中国人继续挺进，很难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最低限度，也会提前三四百年和西方殖民者相遇。但历史没有如果，中国人又像一阵风一样的缩回了自己的国土，从此成为了一个陆权国家。　　无论任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留下了权力真空，直至西方人在很久之后迎风破浪而来。而当西方人到来的时候，他们会惊讶这么广阔的海疆竟然是无主之地。　　在明朝结束无敌舰队的远航十二年后（公元1445年），葡萄牙人终于摸索着抵达非洲西岸的佛得角，距离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公元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了非洲大陆，进入印度洋，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轻而易举的建立了西方的海上霸权。随着霸权而来的，可不仅仅是中国舰队那样的平和态度了，他们开始殖民。　　中国在终止远航任务的同时，丧失了主宰整个世界的机会。这种机会一旦失去将再也不会回来，至少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现在，和可以预见到的将来。　　事后，史学家们从中仍旧可以找到必然的原因，但已经不再重要了。鹏鹏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儒家系统的精神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其中保守主义倾向限制了开疆拓土的热情，使明朝统治阶级躺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已然心满意足，别无所求。　　而重农轻商的立国根本，也决定了国家人民是负担不起纯粹的，类似于宣扬国威的远航，这仍然必须归结到精神力量的指引作用上。
　　终止远航任务还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首先，在历史上从未对中国本土造成威胁的日本，趁着中国放弃了海洋之机，竟然找上门来，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侵入中国沿海各省，后来又侵入中国内地，大肆抢劫杀人，无恶不作。中国称其为：倭寇。　　其次，保守的儒家学者不仅反对远航，还极力反对任何的对外经营。主要表现为，对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采取的不是支持和鼓励态度，而是恨不能那些数宗忘典的家伙在外面死净死绝。　　在西方人到达之前，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大量移居东南亚。到了公元1603年，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两万人，而且中国人是众所周知的吃苦耐劳，通过非凡的努力，他们基本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生活。　　这一年，已经是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地三十二年了，但占据统治地位的西班牙人仍然只有一万人，比中国人要少一半以上。还是这一年，民族冲突爆发，西班牙人挥起了屠刀，一口气将两万中国人全数屠戮。　　中国明朝政府得到消息之后，反应是非常奇特的：福建地方政府代表朝廷“谅解”了西班牙人这一骇人的暴行，并且发表声明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逆子，是不值得祖国关心的人。　　到了公元1639年，在菲律宾的中国人慢慢又增加到三万多人，再次爆发了民族冲突。这次西班牙人又屠杀了两万多人，幸存下来的中国人被列为贱民阶级，需要忍受残酷剥削和压迫。　　公元1662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开始第三次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这一次中国人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武装起来激烈反抗，但抵挡不住武器先进的西班牙人，最终还是被全部屠杀，包括妇女和儿童。　　公元1740年，印度尼西亚首府雅加达也发生了屠杀中国人的暴行，殖民者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一样凶暴，中国人被杀害之多，连河水都染成了红色，史称：红河惨案。　　以上只是列举了中国人在东南亚的部分悲惨遭遇，以一及三，可以推想中国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境况。后两次虽然明朝已经灭亡，但清承明制，新兴的强大的清朝政府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力量，对待海外中国人的态度和明朝政府完全他妈的一也。　　而且清朝政府不仅对这些暴行不闻不问，还专门针对海外移民制定了法律：公元1712年，禁止中国人到东南亚经商和定居；公元1717年，允许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用担心受到惩罚；公元1729年，又发布一条法律，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不返将永不许回国了。　　这些极端保守的态度和措施，导致海外的中国人至始至终没有得到国家的庇护，如同无根之木，成为中国的弃儿孤儿。直到今天，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仍然不定期的遭到同样的排挤和屠杀。　　这和西方极力扩张生存空间的精神完全相左。西方国家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建贸易公司经商，而且随时准备用武装力量保护这些事业，不允许有任何威胁。　　中国在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在占据明显领先优势的情况下自毁舰队废除远航，和对待海外移民异乎寻常的举动，将全世界的海洋留给了西方人，这是中国统治阶级最深层次精神力量消极保守的最明显，最重大的表现。
　　对外如此，对内也如此。　　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比前代增设了两项制度。首先科举发展到了明朝，已经完全成熟。朱元璋在规定考试范围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之后，还详细规定了试卷要用什么格式来书写，这是八股文的开端。　　单纯限制书写方式，问题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八股文还限制精神力量的发挥。八股文的内容由一种非常奇特的表达方法组成，就是说，写作八股文的时候不能使用自己的意见，应该把写作看成是代替儒家系统发言，谁代入的好，谁的文章就好，谁就能有更大的机会考试合格。　　于是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被彻底禁锢住了，他们不可能再有任何创新，也失去了所有的个人色彩，最后只剩下一个目的：在朱熹注解下的四书五经那个狭小空间内，辗转腾挪的希望写出主考官能看入眼的八股文章，以便当官发财。　　鹏鹏以为，朱元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和西汉的刘邦刘彻不同。朱元璋并没有刻意拿儒家系统的精神力量作为工具的想法，而是真心实意的认为儒家系统的精神力量就是真理。　　第二，前文说过，自宋代开始，宰相在皇帝面前没了座位。朱元璋更胜一筹，他把朝廷官员不当人看，想骂就骂想打就打，为此特别设计了“廷杖”制度。　　所谓的廷杖，顾名思义，就是在朝廷里使用的棍杖刑罚。如果有哪个倒霉的官员得罪了皇帝，皇帝可以随时根据心情的好坏，命令手下将其踹翻在地，大棍轮番飞舞，打他个屁股开花一片红灿灿，身体不好的有可能立毙当场。　　在廷杖的威胁下，没有人能保持尊严，这是一项极端残酷和羞辱的刑罚，再搭配上八股文，遂奇效如神，使全国所有的人，从高官到平民，全部成了皇帝一人的奴才。而整个国家，包括皇帝，则还是笼罩在儒家系统的阴影之下，谁也无力挣脱。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冒出疑问，既然受到的折磨和侮辱如此之深，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人进行过反抗？就是动一动反抗的念头也好，为什么从没有这方面的记载？难道真的是所有人都被吓破了胆？亦或精神禁锢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　　鹏鹏认为，诛九族加凌迟都挡不住谋反的心，严刑峻法怎么可能吓破所有人的胆？当时确确实实没有人反抗过，决不是被动的无法反抗，而是他们自己主动不愿意反抗，或者根本就没有过反抗的想法。（零星的个人暴力反抗，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这里指的是反抗整个思想思维体系，也就是针对精神力量方面的反抗。）　　这从下面的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出：　　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没有儿子，由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因为朱厚熜是儒家系统所称的小宗过继到大宗，所以法理上他继承的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朱厚照的父亲，朱厚熜的伯父）的事业。　　问题出现了，朱厚熜应该称呼朱祐樘父亲呢，还是伯父？朱厚熜又应该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杭（朱祐樘的弟弟）父亲呢，还是叔父？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加时空错乱的感觉？没错，北宋时期的濮议，和这件事是孪生兄弟，只不过中间间隔了五百年。在明朝，这被称为：大礼仪。
　　鹏鹏在叙述明朝大礼仪的时候，已经懒得打字，只要把叙述北宋濮议的那段话复制过来，再把人物姓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保证文理通顺，叙事准确，完全没有代沟。　　可以预料的，无聊的辩论再起，绝大多数官员一致认为朱厚熜应该叫伯父朱祐樘为父亲，改叫父亲朱祐杭为叔父。而朱厚熜拒不同意，僵持旷日持久，以致影响甚大，时间前后长达数年，几乎整个国家机构的人员全被牵扯进来了，这要比北宋濮议势头迅猛的多。　　公元1524年（吵了三四年了），经过来回几个拉锯战，朱厚熜决心使用皇帝的至尊权威做一了断。他正式宣布，父亲就是父亲，伯父就是伯父，谁要是不服他就揍谁。　　但朝廷官员没那么容易妥协，他们不分官职高低，集中了数百人到皇宫门口下跪示威，外加痛哭流涕，坚决要求朱厚熜叫他父亲为叔父，叫他伯父为父亲。其宣传口号是：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就在今日！　　鹏鹏大惊，原来国家养士，为的就是这个？　　朱厚熜也不含糊，他说到做到，分两次揪住二百多位哭叫的最响亮的官员，全部廷杖，当场打死十六人，另将带头者贬窜到边疆，以儆效尤。　　鹏鹏仍然不关心到最后是谁赢得了这场无聊的辩论，但大礼仪事件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使用廷杖刑罚来对付儒家知识分子，是明朝特有的传统，是空前绝后的。明朝对待朝廷官员，说打就打，说揍就揍，而且打了白打，揍死也白死。北宋的濮议没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廷杖悲剧，官员们尚能有一丝尊严。　　二，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奴性深植骨髓，以致颠倒了是非，比北宋更加的顽固不化。廷杖打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摧残不了他们盲目效忠的心，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痛并快乐着。　　而据鹏鹏看来，在付出肉体乃至生命的代价之后，能彰显自己属于卫道之士，能得到臆想中的万世瞻仰，那么这些家伙精神上得到的享受，远远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在挨板子的一瞬间，已然没有了痛，只剩下快乐着了。　　挨板子都挨的那么过瘾，何提反抗的念头？回想这篇文章的开头，儒家系统不仅能让主子爽，还能让奴才跟着一起爽的观点，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再次注意：效忠皇帝只是表象，儒家知识分子真正效忠的对象是儒家的精神力量；而奴性，与其说是皇帝的奴才，不如说是儒家精神力量的奴才，因为旧专制时代后期的皇帝，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无法脱离儒家系统给予他的束缚。　　三，从北宋到明朝，时间跨度不算短了，却根本没有一丁点进步的迹象，同样的事件同样的辩论同样的思维方式，再一次提供了中国社会是静止不动，一直停滞不前的证据。
　　虽然没有人反抗正统的精神力量，但儒家系统内部在明朝中期以后，出现过针对某一方面弊端的改良呼声。这个发出呼声的人叫做王守仁，他创立的儒家支派叫做阳明学派。　　此人发现了儒家系统有一个重大的漏洞，就是那些所谓的大儒们，往往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一方面大肆宣扬道德万能，另一方面却从不身体力行，也就是他们言行不符，只要求别人大仁大义，自己却该干嘛干嘛，还非要自我标榜为君子不可。　　这种现象并不在少数，以至于人民慢慢的开始怀疑起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值得尊敬。所谓的“道貌岸然”“假道学”，讽刺的就是这种人。　　王守仁针对这种特别现象，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架其实非常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知行合一。　　意思就是，首先一个人要先去知道这个道理，当然王守仁指的这个道理是儒家的道理；然后，既然知道了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只有当这个人即知道了道理又实行了道理，才可以被称为知行合一；如果只是知道了但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　　实事求是的说，王守仁对儒家系统这方面的弊端理解的相对深刻，指出的一些例子确实正中某些大儒的痛脚，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哲学意义，也有部分现实意义。　　正因为如此，这才引起了儒家系统内部的争吵。很快的，正统的儒家学者与改良的阳明学派之间，成为了水火不容的仇家，相互指责，相互谩骂，最后因为阳明学派本身的理论也具有根本性的漏洞（阳明学派的理论非常空洞和虚幻，怎么才算知道，又怎么才算实行根本无法明确验证，怎么解释都行，以至于被人利用），终于流于失败。　　鹏鹏以为，正统的儒家学者和改良的阳明学派，其实都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质，也就提不出真正的解决办法。　　那么什么才是问题的本质？鹏鹏认为，道德本身没有错误，宣扬和坚守道德更没有错误。而大儒们之所以言行不符，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之所以行不通，根子在于儒家系统将道德高度拔得太离谱了，搞得人人高山仰止，结果就是接受容易，做起来难。　　举个例子来说，中华传统美德中以孝为先，历朝历代的皇帝也宣扬自己是以孝治天下。这本身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正确的，不仅皇帝如此，天下官员士绅加上平民百姓无不如此，儒家学者还专门编撰了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后世。　　问题就出在这个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其中有一篇讲的是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现将晋书所载复制如下：　　王祥字休征，琅邪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　　细读这篇文章，疑点甚多。其他关于人情人性方面的疑点就不说了（亲生母亲说服力不如继母），我们主要来看看当王祥的继母想吃鱼的时候，王祥是怎么干的。
　　按照一般正常人的智商，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去买一两尾鱼就可以了。我们假设王家比较穷买不起鱼，那下一步的思路应该是到河里捉一两尾鱼，既然河面冰封，首先要做的是砸开冰面，再想办法或钓或网，因为古今中外冬天捕鱼都是这么干的。　　王祥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别出心裁的选择脱掉身上的衣服，裸躺在坚冰之上，企图用体温暖化坚冰。众所周知，能承受成年人的冰面厚度不可能很薄，凡人怎么可能直接用体温化掉呢？这样干法无异于自杀。但我们为了配合史书的记载，还不能把王祥想象成一个心理极度变态有严重自残倾向的神经病，只能假设王祥是神奇四侠中的霹雳火前身。　　同时，暖化坚冰之后会不会直接掉进河里，亦或暖化坚冰之后下一步王祥想怎么干，史书没有交代清楚，只说坚冰突然自己融化了，还有两尾鲤鱼自动跳出，让王祥欢天喜地的带着回家了。　　鹏鹏惊讶的发现，找死的王祥遇到了找死的鲤鱼，这种概率合成了二十四孝的一则故事，让人叹为观止，自愧不如。　　这还不算什么，至少弱智的王祥伤害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另一则同为二十四孝的，所谓埋儿奉母的故事才是真正的灭绝人性，让人大开眼界。　　这则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名叫郭巨的家伙，上有老母下有三岁小儿，因为家里贫穷非常，眼看着老母亲总是把不多的饮食节省下来喂小儿，于是乎至孝的郭巨冒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想法：不如把小儿埋了，省下饮食专供老母。　　人云虎毒尚不食子，郭巨的所谓孝心竟然让他有了杀子的念头，着实让人心发寒。所幸神明保佑，当郭巨掘地三尺的时候，地下竟然藏有黄金一坛，郭巨家的老母幼子得到了保全，而且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鹏鹏再次疑惑了，按照郭巨的道德高度，怎么会冒出将这坛黄金据为己有的心思，又是怎么做到心安理得，即拿了金子还享受了孝子的头衔？　　近代思想和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读过这些故事，还专门写过评论：　　我（注：指的是鲁迅）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二十四孝无非如此种种，都是些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的玩意。如果孝顺的美德需要这样的宣传，让中国人情何以堪？　　但编撰的儒家学者可能是真的相信确有其事（鉴于旧专制时代后期，儒家学者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古老的儒书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不失为一种可能性），也可能采取的是心理游戏，当无限制提高标准后，人们再做一些稍低档次的事情，从心理上来说会变得容易很多。无论任何，后世的人们把这些故事当真与否另说，但却把标准当真了，认为若不如此，算不上什么孝顺，也根本没有资格青史留名。　　这么一搞，谁还能是孝子贤孙？谁又能知行合一？如果尽孝是以这种标准论述，难怪就连大儒们也不得不言行不符，阳明学派再怎么宣扬知行合一，也没有人真的敢去尝试了。　　鹏鹏选择二十四孝只是举个例子，道德观念包含的还有很多范畴。而中国从古至今，选出的做人做事典型事迹，也就是精神标准道德标准，都是如此的高不可攀外加云雾缭绕，完全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其所起到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适得其反，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儒家系统内部的改良工作做不到自我调节，那就只能沿着既往的路线继续走下去。明朝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外的征服力，国土面积日益萎缩，最后在内忧外患中灭亡。那时的中国不仅在精神上成功返古，还恢复了秦始皇统一六合时的疆域。　　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中国易主，再一次被蛮族彻底征服。当新兴的爱新觉罗家族面对那个乱华的五胡和蒙古人都曾经面对过的经典悖论时，他们的处境更加不利。那时的满人大约有三百余万人口，而汉人已经达到八千余万了。　　清朝统治者不能接受被同化的命运，也不愿意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以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于是他们别出心裁，设计了有别于乱华的五胡和蒙古人的第三条路线。　　他们将明朝的制度基本继承了下来，包括能够用于控制精神力量的科举制度，汉人通过这个渠道，依然可以获得和前代一样做官升迁的机会。　　当汉人进入清朝的政府里工作时，不用像满人对皇帝自称“奴才”，只要称“臣”就可以了。仅仅只是一个称呼，就能看出清朝统治者的用心良苦：他们设法保全了汉人的部分自尊。　　这是个稳定统治极佳的制度，因为没有断绝汉人的希望，也没有去除中国一贯的传统。汉人中的儒家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放弃了抵抗，转而拥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合法性。　　但是，汉人获得的官职和权力，仅限于地方政府有效，而最高统治机构即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一般会同时设置两个官员担任，一个满人，一个汉人，比如朝廷六部会各有一个满尚书和一个汉尚书。　　理所当然的，满人官员的地位要高于汉人官员，尽管他们的职位相同。刚开始的时候汉人官员见到满人官员还要下跪，没有得到允许不得站起身来。这种现象后来虽然有所改观，但根基始终没有变。　　同时满人也没有固步自封，自皇帝以下，完全承认并接受儒家系统精神力量的正统，清朝的皇帝贵族们很快就以中国人自居，而且是中国的主人。　　为了更好的控制汉人知识分子，清朝除了用科举换取效忠之外，又使用了文字狱来打击任何叛逆思想，限制想象力，这两手政策恩威并施，奇效如神。　　当然文字狱不是清朝统治者发明的，明朝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就喜欢使用这种工具，到了清朝使其发扬光大了而已。　　这些只要求占据统治地位，不要求整个国家改变航线的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之久（从入关算起），直到公元1911年才正式结束。　　这个长命的王朝并不是只从中国汲取养分，没有半分贡献。恰恰相反，清朝统治者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精力，连续几代不停止的开疆拓土，直至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　　公元1635年，内蒙古投降后金（清朝的前身）。　　公元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满洲（东北三省）加内蒙古并入中国。　　公元1683年，收复台湾和澎湖列岛。　　公元1697年，外蒙古并入中国（后再次分裂出去）。　　公元1720年，西藏并入中国。　　公元1724年，青海并入中国。　　公元1757年，灭准格尔；公元1759年，灭巴图尔；新疆并入中国。　　上述丰功伟绩，从没有入关开始，一直持续到入关后的第四任清高宗乾隆皇帝，才算告一段落，前后长达一百多年，虽然比不上蒙古人横跨欧亚的版图，但所涉及的地区皆为有效长期的控制，这一点又是蒙古人没有做到的。
　　有很多史学家和某种观点认为，在清朝之前中国各个朝代已经多次将上述地区纳入版图，清朝只不过依着葫芦画大瓢而已，算不上真正的开拓。　　而且自清朝中后期开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导致很大一部分国土得而复失，沦为异国他乡。如若不是因为清朝政府无能，今日的中国疆域将更加雄伟壮大，又怎会只是一只雄鸡？　　鹏鹏认为不然，盖因为中国版图历朝历代伸缩性很强，不仅改朝换代时有明显的区别，在某一朝代期间也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漠北草原，新疆（西域），西藏和东北（满洲）等地区，中央政府实际上从未有过真正的管辖权，即使通过武装力量占领了部分土地，也只是短期效应。　　比如两汉时期的西域，虽然先有张骞的发现，后有班超的经营，但西域一直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是小国众多，各有各的行政机构，各有各的民族文化。　　即使唐朝设置了安西都护府，也不过起到了内地与中亚各国，尤其是与阿拉伯帝国的缓冲作用，实际占领时间不长。到了清朝才真正将西域归于中国国土，改其名为“新疆”，意思就是新开辟的疆土。　　再比如明朝在东北（满洲）设置了奴儿干都司的军政机构，看地图管辖的范围着实不小，但实际上并非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而仅是在几个重要的地点设置过军事设施。　　当地的官员也不是从中央政府派遣，而是由各个部落统领自行世袭，这实际上属于自治了。就是这种自治，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从明成祖永乐皇帝时设立，到明宣宗宣德皇帝时撤除，奴儿干都司仅仅存在了区区二十五年。　　其次，将近代的割地赔款全数赖在清朝政府头上，更是有失偏颇。清朝从本质上来说，和中国以前的朝代没什么不同，精神力量和农业文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