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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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　
反对纳粹的各种团体（法西斯主义牺牲者联盟、国家社会主义追随者协会） 在东德的生活中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不仅使遭受迫害者得到安慰，而且受 到感化。妇女被组织进民主妇联，青年被组织进自由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则 被组织进了文比协会。相形之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则感到前途 困难重重。1945 年 12 月，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巴德戈德斯贝格会议之后， 它的领导人安德烈亚斯·赫尔梅斯和瓦尔特·施赖贝尔以及自由民主党的科 希因为不愿执行俄国人的命令而被迫辞职。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凯泽因拒绝 合作，又拒绝辞职而受到俄国人加施加的很大压力。他自己住在西柏林，俄 国人对他无可如何，但俄占区支持他的人却被逮捕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报 纸被迫刊登攻击他的文章，直到最后在俄占区内不可能为他再搞什么政治活 动时才罢休。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编辑鲁道夫·佩歇尔也被迫辞职， 取代他的是一位更顺从的人。但是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却不准解散。俄 国人似乎十分想操纵反对党，以示他们对德国人的宽容，同时，他们也可能 认为不迫使所有的敌手都转入地下乃是明智的做法。　　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46 年 9 月举行地方选举时，德国 统一社会党赢得的票数在梅克伦堡占百分之六十九，在勃兰登堡占百分之六 十，在萨克奔占百分之四十八，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所得票数在 梅克伦堡分别占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十，在勃兰登堡分别占百分之十九和百 分之十六，在萨克森各占百分 209 之二十（余票根据柏林社会党的命令予以 销毁）。10 月份在州的选举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得票四百六十万张，其他两 党总共得票四百八十万张。但是票数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在萨克森和萨克 森一安哈尔特，他们的票数占绝大多数；在图林根勉强占百分之五十，在其 他地方则低于百分之五十。在此基础上，他们接着在萨克森的九名阁员中占 了五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六名阁员中占了三名，在图林根的九名阁员中 占了六名，在勃兰登堡的六名阁员中占了三名，在梅克伦堡的八名阁员中占 了四名。五个州中，他们在四个州取得了内政部的要职。①这些结果好象还是稳健的，但俄国人的偏爱与强制手段对这些结果伪影响程度，可以从同时在柏林进行的选举中得到说明，柏林全城的选举是在军 事管制总部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由四方组成的小组视察投票情况，以 便把投票人所遭受的压力减到最小程度。社会党得票九十九万张，在全城二 十个行政区内领先。基督被民主联盟得票四十五万四千张，而德国统一社会 党只获得四十万五千张。这次选举的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无疑地使 俄国人为之震动。这是他们首次在德国同比较老于世故的公众的自由意见打 了一次交道（前一年 11 月在奥地利，他们也受到了多少相似的震动）。②这充分说明，一经批评和比较，就暴露出他们是多么不得人心，他们的宣传是 多么无能。对苏联军政府的影响越来越深的日丹诺夫派，被巧妙地将了一军， 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失败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仔细研究了盟国的方法，对美国 人采用的对意见进行典型调查的技巧，尤感兴趣，好象他们设想西方国家之 所以能够施加影响，是因为他仍能更灵活地适应公众的情绪。①很早以来，柏林市市长一直是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博士担任的。他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员， 但是他的同僚却认为他对俄国人的愿望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因此他们在选 举获胜后，就逼他辞职，另选恩斯特·罗伊特接替他的职位。罗伊特过去是 共产党员，知其底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俄国人认为他是一个讨厌的人物。 在纳粹统治时期，罗伊特一直住在土耳其，所以没有通敌之嫌，但是，他的当选送到军事管制总部去作必要的批准手续时，俄国人不予批准，此事提交 盟国管制委员会后也毫无结果。西方盟国认为第一次选举完全合法，不同意 再搞一次选举。为了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困难局面，由罗伊特的副手路易丝·施 罗德尔女士接任市长。与此同时，1946 年夏季美占区的州一级选举②中社会党人在黑森领先（虽然不是占绝对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施托克组织 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联合内阁。在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 联盟赢得了绝对多数，结果其领导人汉斯·埃哈德博士就任总理，他的前任 德国社会民生党的威廉·赫格纳博士仍留在内阁任副总理。在符腾堡-巴登， 选举结果不是决定性的，民主人民党的赖因霍尔德·迈尔博士继续领导着包 括四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四名社会党人和一名共产党人的政府。美国人 倾向于鼓励联合，作为一种促成各党共同工作的办法，以减少削弱各个州政 府力量的相互猜忌。　　在英占区于 1946 年 9 月举行地方自治选举时，基督教民主联盟比社会民 主党获得较多的选票和席位。但选举的一个特色是无党派的候选人赢得了一 批席位，虽然他们所得的总票数不尽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国官员认为这批人 的当选是没有政治背景的新来者在提名委员会里所做工作深得人心的结果， 但基督教民主联盟则更多地倾向于挑剔选举制度上的毛病。10 月份县一级选 举却呈现出不同的情景；基督教民主联盟只获得一千一百万张选票，而社会 民主党获得了一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前者赢得三千五百十八个席位，后者 赢得二千五百十九个席位。共产党人赢得一百三十九个席位，中央党赢得一 百九十个席位。1947 年州一级选举的结果如下：①选举之后，阿诺德就任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总理；欣里希·科普夫仍然在下萨克森州领导一个联合内阁：在石勒苏益格，赫尔曼·吕德曼领导下的社会党政府取代了施特尔策。1946 年 9 月法占区的地方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一百三十万张选票， 社会党人获得五十六万张选票；1947 年 5 月的州选举中，基督被民主联盟在 各处都占优势。211 当然，选举情况并不是在各个州都是可以相比的，但最 后结果说明了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实力最强的政党。有一定数量的小党派和中 立派游离在两个阵容之间，可能为随便哪一个营垒吸引过去。许多没资格参 加选举的纳粹分子不会老是受到排斥，以后他们可能加强右翼的力量。此外， 上述选举是在战败后反应初现之际举行的，在这种情况卞，右翼政党的这些 支持者由于一时尚未受到这种反应的影响，也许认为隐瞒他们的真实观点是 得计的。在西部，的确毫无迹象表明人们强烈希望开展什么社会革命。问题 的发展有几分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时势变得并不十分有利的话，那里的大多 数人会坚决要求民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确实认为党的名称加上民主 二字远不止是随波逐流，但党的追随者也的确包括某些不太热情的民主主义 者。问题的最后解决也许要由这样一批德国人来决定，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 有很多人明白表示他们厌倦政治，不肯从事政治活动或参加任何一个政党。第十四章 宣传工具　　要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得忽视人们读的和听的东西。但是，在 有关德国投降的文件中只有一处提到宣传工具问题，即在 1945 年 6 月 5 日的 柏林宣言①中有一条，规定除由盟国代表指导背外，所有广播电台和电信设施均应停止活动。在波茨坦协定中唯一涉及该问题的是一条规定：“除了维 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②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中，除了受理一个并非专管此事的管理局所提出的一项查 禁纳粹书籍的禁令之外，未曾审议过这个问题，而这项禁令的提出则是无视 英美当局将近一年中所实际奉行的政策的。③到 1946 年 4 月下旬，政治管理局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处理宣传报道问题，④但那时各盟国的政策已经确文，因而该委员会除了争论之外几乎是一事无成。英美两国政策的如此相 似，是由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作战部在德国投降前所作的共同安 排，而并非迫于形势。然而这对法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俄国人则更是 毫无影响。第一节 报 刊212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方案中的三个阶段已在前面叙述过了，①即封闭原来的报刊、由军政府出面办报和批准德国人办报。继《法兰克福评论 报》（1945 年 7 月 31 日创刊）之后，到那年年底在美占区批准出版了二十 三种报纸，总发行量达到三百十七万份。此后两年间又增加了二十一种报纸。 这就使美占区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柏林美管区有《每日镜 报》，于 9 月批准出版，由埃里克·雷格任编辑。对比之下，英国批准的速 度比较缓慢一些。一方面，即使让德国报界人士在英国人的直接监督下工作 得稍微长久一些，预计也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当时对于批 准办报的依据还存在着争论。美国的观点是，在新闻纸张和优秀的办报人员 都缺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区中获准创办的报纸数目应该少一点。而且， 他们只批准那些代表几种观点的集团办报，希望借此来阻止德国政治家的分 裂倾向，使任何报纸都无法只拥护某一政党的政策而排斥其他。如果让读者 听取几种观点，就会促进讨论。美国人赞成各报之间的竞争，于是其他报纸 随后便应运而生，以 1946 年 4 月创刊的法兰克福《最新新闻》为开端，这些 报纸在许多城镇创办起来。但在英国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却是出于这样一 种信念，除非给予德国人实践的机会，否则即不可能指望他们恢复民主政治 的习惯。在占领当局掌握着那么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在一段时间内必 须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讨论；而如果各政党没有自己的喉舌，讨论就会受到 阻碍。因此，在任何地区都按平均五人一份来规定报纸的总发行量。对任何 申请办报的政党，都根据对其实力的估计给予一部分发行量（在 1946 年选举 提供出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后，作了必要的更动）。对于这种办法来说，唯一 的例外是，有些农村地区，看来办一份以上报纸很难不亏损，因而在这些地 区准许发集团办报执照。现在看来，美国的政策比英国的政策高明一些。其 高明之处在于，由于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没有太多的狭隘观点，总的说来报 纸的质量比较高。第一份获得英方许可证的报纸是 1946 年1 月 8日开始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伦瑞克报》。①不久其他报纸也相继得到批准，到这一年的仲夏已办了三十五种报纸。②月份，英管区“官办”报纸《柏林人报》为《电讯 213 报》所取代。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很快达到将近五十万份，成为该市一 家最大的报纸。其编辑阿尔诺·朔尔茨恰巧是该报所取代的“官办”报纸的 主要撰稿人；该报曾给社会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那时社会民主党正处 于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艰昔斗争之中）。　　苏管区的主要报纸仍然是《每日评论报》，但每天至少出版七份各自独 立的报纸。在苏占区，各政党获准办报，但只有统一社会党获得畅通无阻的 发展。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其结果是水平不断下降。 直到 1947 年，俄国审查人员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对每一份行将出版的报纸进行 审查：甚至在取消这种审查的时候，还通过新闻通讯社发出关于处理新闻报 道的严格指示。1945 年末，经法方讹准，柏林出版了第一份晚报《信使报》， 由《法兰克福报》原驻巴黎的一位记者担任编辑。　　英国人和美国人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改革德国报刊并提高其水平，不 仅编排方式以西方标准来衡量是完全过时的，特写几乎没有，而且编辑部评 论与新闻之间的界线也非常模糊。据信，这种情况曾帮助纳粹分子控制德国　　人的思想，因为普通的德国读者不是受到鼓励专从直言不讳的新闻报道中得 出自己的结论，而是习惯于接受夹叙夹议的新闻，因而把偏见和事实混淆起 来。必须把 C·P·斯科特的名言“评论自由，事实神圣”由新奇之谈变成家 喻户晓。根据许可证上的条款，要求编辑把新闻单独刊登，并且规定他们不 要在第一版登载任何其他东西。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种变化因为素不熟悉 而不受欢迎；管制一取消，就出现了某种倒退现象，农村地区的报纸尤其是 如此。但总的说来，这次改革已扎下根来，尽管有些报纸（主要是有插图的 周报）也学到了一些不大好的手法以求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为反复灌输办 好报刊的原则，曾作过很大的努力，并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和讨论。　　当获得许可证的报纸开办的时候，原来的意图是要对报纸进行仔细的监 督，如果发现任何被认为有害的言论时就予以申斥。许可证的条款允许实事 求是的评论，甚至允许对盟国政策进行合理的批评，同时又要求领有许可证 者不得发表任何中伤污蔑盟国或妨碍盟国政策实施的文章。但事实证明不可 能实行严密的控制。虽然尽量任用会讲德语的官员来负责报界工作，但这样 的人太少，并且还有许多别的任务，不允许他们对各种报纸每期刚 214 出版 就及时阅读。即使他们确实发现了某些问题，在未同所在部队首长商量之前， 甚至也许在未同司令部商量之前，也不能加以制裁。因而总要到出版好几天 以后才能对那些冒犯当局的文章进行评判，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评判的结 果也差不多总是只对被告告诫一下就轻轻放过。在这方面，美国人的度量也 许比不上英国人，但无论在美占区或是英占区，很少吊销许可证，就是吊销 也只限于几个星期；大部分受到这样惩罚的是共产党报纸，这些报纸对当局 的冒犯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是蓄意的。这种不加严密控制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可取之处的，其理论如下，德国人只有通过无拘无束地做些蠢事，才能学会如何明智地运用自由（评 论家们认为许可证的条款本身约束得太死，那他们一定是听信了德国人的抱 怨而没有阅读德国人的报纸）。但是德国人看到的是正在按照德国的观点来 撰写的新闻稿件，这一事实加上有必要提高德国人尊重客观报道的标准，使 盟国认识到拥有它们自己的喉舌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当盟国远征军司令部 的政策到 1946 年年中左右得到彻底贯彻时，在大多数宣传工具中就产生了一 种可以称之为齐头并进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给予德国人适当的、越来越多 的自由去办他们自己的报纸、电台等等，甚至把负责批准的任务也交给了德 国机构。①另一方面，使德国人办的报刊、电台与盟国直接控制的报刊、电台竞争。后者有意避免使人觉得太象进行宣传：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有利条件是说话比较具有权威性，而且在消息来源、人员配备和新闻纸张供应等方 面也享有优先权。这类报纸中首先出现的是《新报》，由美国主办，从 1945年 10 月起在慕尼黑出版。它每周出三期，而由于新闻纸张缺乏，德国人得到 批准的报纸仍被限定每周出两期。该报文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最新”消息上， 而是放在新闻特写和关于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背景知识方面。因为出版 这些官方报纸的另一个目的是旨在消除德国人对外国的无知和误解——纳粹 留给德国的遗产之一。丰富的内容是这些报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尽管德国人 无疑是有保留地阅读这些报纸，但这些报纸还是逐渐受到欢迎。　　英国办的同类报纸是《世界报》，1946 年 3 月在汉堡 215 开始出版，当 年秋季增加了埃森版，次年夏季又增加了柏林版。其目的是使《世界报》成 为一份比《新报》更侧重新闻报道的报纸，因而它除了采用路透社所发消息　　外，还从伦敦得到特殊的新闻供应。它很成功地达到了一百万份发行量，按 德国标准衡量这是异乎寻常的，尽管这个数字后来下降了。该报的主要困难 是物色一个第一流的英国新闻工作者，这个人既能讲流利的德语又愿意按照 管制委员会内部等级制度的规定领取薪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 决，而且，英国的政策是在柏林和伦敦决定的，报纸却得在汉堡出版，这样 一来，问题就更加无法解决了。不仅英方主持办报的人员缺乏编辑才能，而 且其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英国的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是，虽然《世 界报》被认为是阐述英国观点的，但它常常阐述的只是德国编辑人员所想象 的英国观念，这就必然造成麻烦。该报有一个方针是毋须始终支持占领国的 行动，但德国编辑人员当然感到难于掌握分寸。如果经济形势的压力并未使 高级英国官员无暇把对于该报的一般口头支持转变为落实到物色人员和调整 薪金方面去，那就很难令人置信这个问题竟会无法解决。问题还在于人们未 能理解编辑部把政策化为社评不能仅仅根据临时的指示行事，而必须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尽管如此，该报还不失为英占区最好的一份报纸，对德国报刊 产主了有益的影响。　　另一种英国的官方刊物是画刊《世界一瞥》，在英国出版（因为德国缺 乏纸张），不定期地出售。第三种是模仿《读者文摘》的《新作品选》，也 在英国出版，由英美共同指导。美国人在德国出版了《现代》画报月刊和文 学双月刊《美国评论》。所有这些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向德国人提供客观的报 道和扩大他们的视野，为了使刊登的宣传材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只给它裹 上一层恰到好处的“糖衣”。与这些刊物平行的有大量的不同种类和价值更 为悬殊的德国刊物（至 1946 年底，美占区有二百五十五种）。由于对读物的 需求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以致任何可以出版的东西部有销路，但因纸张缺 乏，随之需要对发行量加以限制，这就意味着报刊的价值从未受到真正的考 验。这样一来，在申请发给一种新期刊的许可证时，就有一个 216 微妙的问 题向盟国提出。不批准就有审查专横之嫌，然而，每增加一种新刊物又意味 着原有刊物的发行量要减少，而这些刊物很可能是更值得支持的。这个问题 是凭经验来解决的，凡申请出版的报刊看来已经够多或者申请者的背景并不 很硬的，则一概不予批准。占领区边界的划分情况使得苏占区拥有德国的纸张和造纸材料的生产能力过大，而法占区也拥有与其人口不相称的资源。美占区情况较差，英占区 最糟（尤其是在重要化学药品或亚硫酸纸浆的产量方面，纸浆产量只相当于 全德供应量的百分之四）。而且，造纸厂也象其他工厂一样，由于缺乏必要 的原料，特别是缺乏煤，都开工不足。1946 年 5 月，英占区一百七十家造纸 厂中实际开工生产的只有四十家。克莱将军提出的经济政策①排除了向国外大量采购纸张的可能，而国外也是供不应求。②当然，报纸无论如何不是纸张供应的唯一竞争者，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定量供应卡、竟选传单、小 册子、商业单据和无数其他用途都要求配给，甚至包括肠衣和烟卷也要用纸。 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意识到现代文明有多少方面要依靠纸张。 人们可以轻易地说，由于限制报纸每周出两期，③每期出四版，限制书籍每版印五千册，宣传工作所应得的纸张配给是很不充分的，但其他非基本用途 的纸张配给也是很少的。无可否认，若不是偶然遇到有“黑市”纸张的人， 使无法扩大发行量；然而这种“黑市”纸张绝大部分是数量少而规格不一。 因此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不考虑各种纸张类型，不考虑配料及其供应，不考虑各种造纸厂适合于制造何种纸张以及种种类似的因素，而空谈“纸张”本 身，那完全是欺人之谈。　　为了给最初几家官方报纸提供新闻，成立了在盟国控制下的通讯社，美 占区于 1945 年 7 月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DANA），④稍后英占区在汉堡建立了德意志报刊服务社（DPD）。这两家通讯社都靠占领 国的一家通讯社提供国外新闻，而由自己的记者提供国内新闻；这两家通讯 社很快建立了交换新闻的关系。217 德意志报刊服务社通过一条直达线路从 伦敦获得消息。后来私人报刊获准出版之后，这些通讯社仍然受盟国控制； 当时很难在领有办报许可证的人与通讯社的负责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 系。但是，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两家通讯社永远由政府控制。盟国要等获准出 版的各报都站得住脚，然后鼓励业主联合成一个合作团体，再将通讯社移交 给它。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和德意志报刊服务社先后于 1946 年 10 月和1947 年 1 月完成这一移交工作；而这两家通讯社又于 1949 年合并为德意志 新闻社。由于在四方委员会之外还有某些非官方的接触，①俄国人充分了解英美对德国报刊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不是共产党人的头脑所易于理解的。俄国人 对西德报刊登载批评他们的文章很恼火，而且容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上 表现得很敏感。②然而这不过是责人严而律己宽，因为在俄国严密控制下的东德报刊经常刊登攻击西方政策的文章。很难说到底是哪一方先开始攻击的，因为这需要首先确定什么是公正的评论，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毫无可能取 得一致。而且，批评开始是攻击德国各政党的政策，后来才一步步发展到攻 击它们的后台盟国的政策。象英占区和美占区负责处理那些攻击占领当局文 章的机构一样，四方委员会审议控诉的机构，工作进展也是缓慢的，对柏林 报刊的审议则是例外。结果是，提出控诉也不见得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在相 互作出某种保证之前，各方都不愿严格约束自己的报刊。由于东西方之间总 的关系趋于恶化，双方所掌握的德国报刊对对方的评论也就变得越发肆无忌 惮了。所有这些相互攻击，有多少是出于恶意，有多少是出于误解，则很难 说；无庸置疑，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并且互相影响，愈演愈烈。1946 年 8 月 20 日，英国驻柏林的司令官在军事管制总部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英文章提出了抗议。简直是不可能有的巧合，就在同一天索科洛夫斯 基元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英管区报刊上的反苏文章提出了抗议。这就导致 克莱将军两天以后在同一个讲坛上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美文章提出抗议。一 时毫无效果，于是克莱在协 218 调委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是 我们准许德国报纸批评每一个盟国，那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美国代表 团也不会任人在身上抹黑而不以牙还牙。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必然 要设想四方规定再也不适用了。”几天前才担任俄方代表的库罗奇金将军回 答说，他愿意并且赞成停止“这些诽谤”。①在表示了这种少有的和解态度之后没几天，库罗奇金将军就不再是俄方代表了，但是协调委员会还继续讨 论这个问题，直到 10 月 12 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第四十号指令中对德国报刊 所能享有的自由活动权作出了规定。②这些报刊可以自由讨论德国的政治问题，评论占领国的政策，对外交事务进行如实的报道。禁止刊登下列四类文 章：（1）助长散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2）散布谣言，旨在分裂 盟国或挑起德国人对任何占领国的敌意的文章。（3）矛头指向盟国对德国问 题的会议或管制委员会的决定的批评文章。（4）呼吁德国人采取行动反对各自的占领区总司令所实施的民主化措施的文章。对英占区和美占区的报刊来 说，上述情况大多已在许可证上作了规定，予以禁止，该项法令实际上不过 是一纸空文。①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处理会方的控诉或进行惩罚，而没有这种机构就不可能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善。然而，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孤零零的 机构，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四方机构往往都会陷入僵局。互相攻 击是一种根本冲突的征兆，而非孤立的事件。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当局公布了一项规定：任何报纸、杂志或其他 出版物，如果是来自那些没有缔结互相自由交换协定的占领区，一律不得在 美占区出售。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形势，因为俄国人禁止西部占领区或西柏 林的报刊在其占领区内发行，却把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寄往西部。美国 人提议同俄国人缔结上述协定而 219 未得到响应，此后不久，他们就禁止俄 占区和柏林俄管区的材料入口。英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第二节 广 播　　俄国人在占领柏林时控制了该市的广播电台设施，而且不多久就弄到了 一班德国职工在他们监督下播送节目。但是，这些播音室位于市内划归英国 管辖的区域内，发射机位于划归法国管辖的区域内，而相互连接的电缆据说 要经过位于美管区的一个转换站。尽管如此，当其他盟国进驻柏林时，俄国 人没有表示要放弃控制的任何迹象；他们自我辩护说，他们没有其他合适的 发射机能对他们整个占领区进行广播。①英国军事当局因不愿在一个尴尬的时刻甘冒发生一场冲突的风险而予以默认了。在 1948 年之前，谁也不愿意承 担责任去大胆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英管区对于站在播音室门口的俄国警卫 人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位于三处的设备再加上俄国对广播节目的控制，引 起了一个笑话，说柏林电台已经是四国联营的了。　　在德国投降之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曾订出计划，打算使用这部德 国长波发射机作为四国向全德广播的电台。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人还在继续 渴望实现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计划，好象不愿承认这个似有可能的天地从来 只不过是个梦境罢了。试想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员会本身的 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布，①怎么可能期望它就定期发布新闻公报的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而且，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让各个盟国轮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时或一天，然后再交给下一个盟国，要是这么办，那会给德国人留 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在发射机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是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 的，但是他们丝毫无意于同任何人分管。1946 年 2 月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RIAS，美管区广播电台），进行有线广播；由于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发射机来 代替有线广播。1946 年 8 月英国人也在柏林装置了一部低功率发射机，220 转播通过陆上通讯线从汉堡传来的节目。两个电台都未征求俄国人的同意。 但是，尽管英国的陆上通讯线要经过俄占区，俄国人却从未试图认真加以干 涉（这和约束英国人不去占领俄国播音室，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人在其占领区忠实贯彻他们鼓励联邦制度的原则，为三个州中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 纽伦堡都没有发射机。为了有可能进行发射，这些发射机使用了一个或两个 在战争期间“解放出来”的频率。最初这些电台使用的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设 备并且大部分由美国人员操作。虽然训练德国人员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但在 几年之后美国人才放弃控制。尽管不反对广播广告，①也无意于采用商业广告电台的形式。 英占区在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况的支配，就是只能选用两个波长：三三二米和二二五点六米，后一个波长还是“合用”的（就是说，欧洲其他 地方有一个电台也用这个波长，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因此，不可能播送 两套收听范围都很广泛的广播节目；但如果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向该占领区的 一半地方播音，那么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就显得太弱了。无法照顾到其余的 所有地方。汉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强的发射机实际上是完整地被占领的，而 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贝格的发射机却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还能修复。根据这种 情况，西北德国广播电台（NWDR）把总部设在汉堡，播送单套广播节目。汉 堡发射机与朗根贝格发射机②同时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和一百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伦斯堡、汉诺威和柏林的低功率发射机都用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播送。这种解决办法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种办法过于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 体看待了，莱茵地区的某些人则吵嚷着要求播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而不是各地选送的共同节目）。另一方面，这种办法却能使为数有限的合 格的工作人员最充分地发挥作用。由于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慷慨支援，广播 电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于广播业务又能讲流利德语的英国管理官员（报 刊方面却未能聘到类似人员）；尤其是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中心技术部应深 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当时成立了 221 一个德国工作人员的班子 并精心加以培训，以便于该系统迅速发展；到 1946 年底，已经在酝酿着把控 制权交还德国人的形式问题了。一方面，由于缺少波长（如果不缺少其他什 么的话），不可能考虑播送商业广告节目的电台；另一方面，为了将来，人 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防范措施，防止政府利用这个系统作政治宣 传（这种情况甚至在 1933 年之前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关于西北德国 广播电台的章程问题，曾同占领区咨询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会、各政党的领导 人、教育家、教会人士、工会干部、报纸编辑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和演员 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在讨论的各个阶段，总要征求布雷多博士的意见，而他 也直抒己见。布雷多博士是德国广播界的里思，①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辞去了职务。　　 年间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作为军政府的一项法令来颁布 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结晶。 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成立一个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其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 当选，而不能以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名义当选。要找到没有公开参与政党 活动的知名人士，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困难些；就是有意放过机会不发表个人 观点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如果 让州政府去委任的话，章程中又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排除把政党支持者塞进该 理事会的可能性。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进选任务交给一个评议机构，其 成员是根据职权来选出的，不仅包括各州总理而且包括文化机关和行政机关 的首脑。当然，如果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一个 组织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就是再别出心裁，最终也无法把政治排除于这 个组织之外。有人可以这样说，在那种形势下，本来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 认不可避免的现实，规定各党派有适当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个机构，而 这个机构却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蚀，因为它对这类弊端出现的可 能性总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向德国人反复灌输党派之 争要适可而止的思想，而且似乎有意识地要使之形成制度，以便沿着正确的 方向发挥作用。①有趣的是，当美国人也在适当的时候着手移交时，他们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解决办法。看来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已在德国树立了相当 高的威信，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很早开 222 始就允许它有评论自由，这种自由 常常使美国人震惊，并引起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抗议。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后来 常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正如它当初被说成是纳粹主义的温床一样，这 一事实表明它相当成功地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它在预示政治气候变化方面的 作用姑且不论）。在移交给德国人管理的后期，英国管制官员担任德国理事 会下的第一任总经理。这种情况为任何别的占领区所未有。　　本来的意图是，为了适应西北德国广播电台交还德国人这一情况的变 化，应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德广播来向德国人宣传英国的观点。由于对 德广播节目无法使全英占区都听得到，1946 年便作出安排，让它使用东弗里　　斯兰的诺尔登发射机，这个发射机原来是为纳粹对外广播而建造的，后来为 英军广播网所使用。①美国也采用类似的办法，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是经验表明，各地听众都愿意收听最近最强的电台，除非他 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电台的可靠性。总的说来，四德各广播电台当之无 愧地赢得了听众的信任。②第三节 书 籍　　德国是一个传统的书籍之国。但当占领开始时，德国却是书籍奇缺。许 多书籍已被纳粹销毁，其他许多书又不准进口。书店、图书馆以及私人的大 量藏书均被炸毁殆尽。一个巨大的空白有待填补。但也存在着是否应该更加 扩大这个空白的问题。对纳粹书刊怎么办？　　英美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作出了一个决定，223 反对拟订禁书目 录性质的东西或纵容任何形式的公众销毁。这种行动只会引起对受害者的同 情和鼓励逃避查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使禁书全部销毁。另一方面， 人们自然不肯让所有纳粹书刊都保存下来，等着去培育反动派。即使思想不 能扑灭，但总可以使之易于或不易于传播。主张对反自由主义的书刊不作任 何取缔，肯定是自由主义过了些头。因此早期所采取的政策是禁止出售、转 让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纳粹书刊（至于哪些是纳粹书刊，未作比较详细的规 定），但另一方面又未作法律规定，而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去做选择和销毁的 工作。　　这项政策在 1946 年 5 月受到了冲击，当时内政管理局凭着它对非纳粹化 的职责，注意到缺少法律规定，于是根据俄国人的倡议拟定了一项法令来加 以补救，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了这项法令。①该法令责成市长、地方当局、书商、图书管理员、中小学校长，甚至私人收藏者在两个月内向占领当局交出“一切含有纳粹宣传内容的书籍、小册子、杂志、报纸合订本、纪念册、 手稿、文件、地图、计划、歌曲集、电影片、幻灯片（包括旨在给各种年龄 的儿童阅读的任何东西）”，①以便销毁。但英国当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执行这项法令（这种结论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看来证实了他们的最坏的猜疑）。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只是稍微强化原先的政策，派新闻管制官员 去视察一下据悉存有图书的主要场所罢了。这些官员一方面保证这项法令多 少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不必要地销毁书籍。这整个行动遭到了批 评，理由是这样做不但毫无必要，而且只会有害；但是，由此可能造成的小 害不得不同英国人断然拒绝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权衡。关于法占区和俄占 区如何执行这一法令的情况，没有材料可资介绍；但是，如果俄国人不设法 去销毁更多的材料，那才是怪事。在美占区和英占区，要求书籍出版商也象报纸业主一样申请营业许可证（到 1946 年 6 月，英占区有一百八 224 十五家）。他们在任何一个时期所能 使用的印书纸张数量，由管制当局根据他们所订计划的规模和重要性按大致 的比例进行分配。除特殊情况外，每版限制在五千册以内。书籍出版商可以 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出版书籍，但在营业许可证中告诫他们不得出版鼓吹 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思想的书籍，不得出版煽动反抗盟国或挑拨 盟国之间不和的书籍，等等。出版带有上述倾向的书籍要受到吊销营业许可 证的惩罚；如果他们对有些问题拿不准，可以在出版之前把手稿送交盟国当 局审查，大多数书籍出版商似乎都极力希望把稳一些。结果，没有一份许可 证被吊销，因而让书籍出版商完全自由地出版他们喜爱的书籍，似乎也不见 得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各占领当局都不会率先冒险这样做，而且，纸张既然 如此缺乏，对书籍出版商的数目加以某种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 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于著作活动，出版的书籍也不很值得注意。填补这一空白的一个明显办法是翻译英美的书籍。但是，只要德国马克不能兑换外币，向作者支付版税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马克不能兑 换成英镑或美元，而不住在德国的外国人不得在德国积聚不能兑换外币的马 克（理由是这种积聚在马克可以自由兑换时将造成额外的紧张）。作为一种 解决办法，英美两国政府用美元或英镑有选择地向一些挑选出来的作者购买 一定年限内在德国出版他们书籍的权利；然后又把这些版权以不能兑换外币 的马克卖给德国出版商，而马克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英国书籍的选择工作 是在伦敦的一个小型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进行的；鼓励德国出版商提出他们 愿意出版的书目。选定的书籍决不是局限于政治题目。大约有二百种英国书 籍就是这样出版的，美国书籍的数量更大。很遗憾，一些本来最有用的书籍 的德文版权被卖给了瑞士出版商，无论出多高的价格用英镑向他们购买，他 们都不肯放弃版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从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①不然的话，这项计划是会执行得使人人都感满意的。当然，有些英美出版商和作 者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书籍被认为不适宜于包括在该计划之内。　　看来俄国人无须为批准出版营业许可证操心。他们把纸张分配给他们所 宠爱的出版商，同时讲清楚，出版异端书籍将意味着给出版者带来麻烦。他 们采用这种办 225 法，无疑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当然，英美的政策是从长 期占领这种设想出发的，在此期间应让负责任的、有民主思想的出版商有机 会确立自己的地位，以抵制随后可能出现的反动潮流。　　第四节 其他宣传工具　　管制的范围还扩大到剧院和音乐会，只有那些忘记了第三帝国的音乐和 安排演出的窍门所起作用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奇。英美的原则是，给剧院经 理或剧场所有人发营业许可证，以迫使他们对演出的性质承担个人责任。实 际上现在很难想起有过查禁某个节目的例子，虽然酒吧间的歌舞表演常常接 近这个限度。然而要在这个领域内非纳粹化是特别困难的，而且产生了以富 特汪格勒和格林德根斯为首的若干有名判例。一方面人们可以说，艺术与政 治无关，但同时又很难容许那些曾受纳粹宠爱的人若无其事地继续登台表 演。这方面，时间最能医治创伤。但是这一部门的管制官员的工作是积极的 而不是消极的，他们帮助歌剧院和戏院从当局得到建筑材料、燃料、额外的 口粮、通行证以及无数其他补助，要是没有这些，剧院是无法演出的。根据 一项与选择书籍相类似的计划，引进了许多外国剧本。由于演出者缺乏材料， 而管弦乐队和歌唱家又缺乏精力，这就导致人们强调象格鲁克、汉德尔、莫 扎特等这类作曲家的那种比较古老、比较朴素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 虽然可以自由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却似乎乐意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阁的原因之 一。在文化活动方面，法占区由于法兰西话剧团、香榭丽舍芭蕾舞剧团和巴 黎交响乐团的巡回演出而显得具有特色。在电影方面，由于取缔大部分引起非议的纳粹影片①而造成的空白，通过上演带德语字幕或德语配音的英、美、法、俄故事片而填补起来了。德国 人对这些影片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且要找到足够的既适合德国观众口味又可 望增强盟国威望的影片，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万国影片公司（UFA）在巴贝尔 斯贝格的主要制片厂都在俄国人手里，而西部地区仅有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制 片厂都在慕尼黑市外。这种情况再加上缺乏资金、原料和各种设备，意味着 德国影片摄制丁作进展缓慢。上演的第一部影片主要是靠在英占区拍摄外景 制成的，1947 年 1 月开 226 始发行。英美当局联合拍摄每周一辑的新闻纪录 片《银幕上的世界》，强制上映。在
年之间的冬天，一些地方军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在英占区，开始把过期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纸放置在任何一间近便的房间内，让群 众进去阅读。这种安排深受欢迎，因为德国人都非常希望看到新闻，报纸（特 别是外国报纸）又很难弄到，而且很多德国人也乐予以任何借口坐在一间暖 和的房间里。1946 年 3 月在柏林临时举办了一个名为“今日英国”的展览会， 目的在乎影响社会民主党与统一社会党的论战；①前往参观的人数表明这种展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上面两件事为起点，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设想， 要在全英占区一连串建立六十个新闻中心，附设阅览室、图书馆以及用于演 讲、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会的各种大厅。这种设想做起来就不象想象的那么 容易了。寻找房舍，进行整理，在德国建立一个供应中心，以及安排报刊、 书籍和展览材料的交流，都要花费时间。但是到 1947 年 5 月，已办起了六十 二个这样的中心，都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桥梁”。这个数字后来必然要减少， 但是那些保存下来的中心仍然是英德文化联络的基础。美国人仿效英国人的 做法，到 1947 年 7 月建立了二十三个新闻中心。俄国人也不甘落后，1947 年春天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开办了一个堂皇的“俄罗斯文化之家”。第五节 效 果　　上述种种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德国人成为一个见识广博、头脑冷静 的民族，把这点记载下来是会令人愉快的，但是，尽管许多人在这方面取得 了进步，却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这些年中继续相信最荒诞无稽的谣言，继续对 德国以外的世界抱着极其错误的想法。问题不单单在于他们认为占领国故意 要压迫德国，而是许多人以乎无法理解为什么“可怜的德国”竟如此令人憎 恶。很自然，他们会批评盟国无力供应更多的配给物品，但是他们拒不相信 其他许多国家也缺乏食品、煤和原料，而且这种匮乏却是纳粹的野心所造成 的。象施兰格一舍宁根博士那样的资历较深的负责的德国领导人也许会证 明，要不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在牺牲自己的情况下运来了食品，数以百万 计的德国人就会死于饥馑。但在英国人发现一般德国人非但看不到他们所受 待遇中包含的慷慨大方，却只是谈论饥荒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们特别 感到痛心，因为这些供应曾要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①—1947 年的冬天，象“世界粮仓是充裕的”这样一类大字标 227 题经常出现在德国报刊上， 时至今天，盟国为拯救灾难所作出的那份贡献差不多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 了。②这就引起了种种怨言，说盟国新闻处无能。宣传工作收效不够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资缺乏，使得很难对德国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响。英国报界说了一句公道话，承认通过一份每日四版 的报纸无法向广大读者作充分报道。但是，盟国却想通过每周两份、每份四 小版的报纸来向那些有更多隔阂要消除的德国人作报道。不错，还有广播电 台，但是一般说来，每个地区只能清楚地听到一套广播节目，而文娱节目又 必然占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对德国报刊所采取的政策也许是过于放任 自流了；本来可以责令那些获准出版的报刊拿出一定版面来强制登载实事求 是地阐述盟国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让它们完全自由地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但 是，既然过去多年的宣传使德国人形成一种习惯，遇到有人要他们相信某种 事物时总要怀疑一番，那么要发表不会引起异议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事了。而且，决不要以为一事无成。各报刊都系统地报道了纽伦堡审判的情况，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和发行了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和杰克逊法官先 生的开幕词（遗憾得很，在最能发挥影响的时刻迅速公布那些关键性的德国 文件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这类文件在审判过程中被认为不可靠）。大 批的书籍，如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和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 堡文件》等出版了，这些书籍都不受每版五千册的限制。英美的官方报刊一 再登载关于外国食品供应情况的文章。第一批在英占区各新闻中心巡回展出 的十二组图片中就有三组是有关上述主题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不放过任何机 会来强调这些事实。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节目强调英国援助的意义到了 那种程度，以致收到听众表示愤慨的信件，抱怨他们显然是想损害德国人民 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未能成功地进行报道，不如说在于无法使这种报 道为人们所接受。盟国是同那么一种人在谈话，他们常常根本不要听，即便 是听了，也很快就置之脑后。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①这里存在着一种心 228理上的障碍，妨碍着他们承认：世界不是无缘无故地讨厌德国人；别的国家 也缺乏供应；德国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占领者大发慈悲，德国的处境会更糟糕。大多数德国人在心灵深处也许意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要公开承认这 些事实，似乎就意味着对许多长期被奉为典范的东西缺乏信仰。说盟国是正 确的，就意味着说德国——不仅仅是纳粹分子——错了；而这对于任何热爱 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颗难咽的苦药丸。英国人和美国人越是起劲地进行 说教，其唯一效果也许是使听的人越不愿意听。　　归根到底，要解决这种僵局还得靠德国人来做工作，而不是靠占领国做 工作。有些德国人是准备面对现实进行斗争的， 年冬天刊载在一 家柏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任何一个稍微尊重事实或真理 的人都无法否认，1918 年的那种战后气氛再次笼罩着我们。我们在进行一场 “民族”抵抗运动。对被征服和被占领的现实感到反感；本能地团结一致反 对一切非日耳曼人；什么事情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根据诺言和指示所预期的结 果时，他们就随心所欲地批评一通；对供应缺乏报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还 不如在纳粹时期好”；只要对自由稍加限制就大声疾呼“这是民主吗？”； 以到处散布占领期间和占领以后的不愉快经历为乐事：不愿经受艰难困苦， 嘴里却说：“喏，他们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于搞挑衅性的小动作； 尽情奚落痛切忏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国的什么东西被取走了，却不愿去想想 德国人过去从别国人民那里拿走了什么；不愿记住，除了德国造成的破坏之 外，还有对于我们侵略的野蛮暴行的义愤；一提起德国官兵所犯的罪行，就 采取愚蠢的“别相信”的态度；闭眼不看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俘虏所犯下的 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别出心裁地指责“别人”通过签订条约帮助希特勒上 台；抱着错误的“民族国结一致”的观念，妨碍人们站在实际存在的“另一 个德国”一边——凡此种种，都是出于虚假的爱国主义或幼稚的利己主义的 动机，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下各党派人士闭目塞听，不考虑正义和道德。归根到底一句话，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处在灾难的冲击下，数月之内就改变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思想习惯。而想象力、无私和 客观性这些品质。是有组织的团体很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在处于逆境之 时。最有希望的迹象也许是给德国带来的一两种变化，预示着在盟国营制取 消之后确能继续下去，而有些德国人也透彻地感觉到这些是存亡攸关的问 题。这些成果能 229 保持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影响能有多深，只有在未来才能 分晓。第十五章 教 育　　盟国处理教育的方法清楚地反映出四个占领国对思想灌输问题的不同态 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们不仅改变表面的信仰而且改变内心深处的 信念呢？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显然是没有什么益处 的：这样做只能意味着：外部压力一旦消失，旧的习惯就会故态复萌。然而 促成内心变化是不能凭借压力的。相反还明摆着一种危险，即凭借压力以求 达到此目的将会引起消极反抗，从而实际上使促成变化的机会减少。但也并 非全然如此。有些人可能会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在其信仰受到攻击时更加坚 定不移。但是，很多人则感到难于使自己的信念保持下去，除非那种信念经 常受到来自外界的鼓舞。而且，如果新思想宣传得振奋人心，取旧思想而代 之，以致令人无从觉察旧思想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旧思想在受到压制时 要保持不变的希望就更少了。因此，要考虑直接行动能否在思想领域里取得 成效，必须认真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过去搞得冷酷无情到什么程度， 对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办法已经开展宣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重新肯定旧观 点的途径有多少。①　　在德国，具有最积极的新主义的是俄国人。他们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阐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过精心培育的，这就使他们毫不怀疑直接行动的价 值；象大多数狂热的信徒一样，他们一心一意要传播他们坚持不渝的信念。 正如一位外界的观察家所写的那样：“政治灌输和宣传是存在的，但是这种 灌输和宣传是巧妙地裹着新思想、新书籍杂志以及新展览会等糖衣的炮弹。”②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在于德国东部现存的各种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占领区所奉行的种种信仰的传入（甚至可以直接听到）。尽管共 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但他们无法使“铁幕”隔音。法国人也对采取直接行 动毫无顾忌。人们原来猜测，他们对德国人固有的怀疑态度会使他们不相信 有可能改变人心。但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态度使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不会自 己转变，那么，直接行动尽管 230 有其缺陷、却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 法。此外，他们把大多数成年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他们不那 么寄希望于宣传一种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于唤起青年人热爱学习而又热爱 客观态度。美国人把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固有尊重与为活动而活动的天然 嗜好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愿意采用向德国人填鸭式地灌输 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德国人不能自我灌输时，他们又感到难以坐视不管。 英国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宣传的那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不相信通 过命令把信念强加于人的价值。不过，要是他们遇到困难较少而又拥有较多 财力物力的话，他们的政策也许会更加坚强有力。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最早的一些决定中，有一项是德国的小学于 1945 年10 月 1 日复课。其主要出发点是使儿童不再流浪街头，使他们脱离无所事事、 缺吃少穿的家庭，脱离这种势必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和犯罪的环境。许多年 龄较大的男孩曾被纳粹分子抓去为防空炮火观测目标或执行其他战争任务。 在汉堡，1943 年以后，除了职业学校和中学高年级之外全都停课了。①尽管使孩子们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来却障碍重重。不仅校舍被炸毁，②而且即使校舍完好无损，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征用。③现在一所大学欢迎一车玻璃就象在正常时期欢迎一个新的研究所一样。儿童们本身也不大有条 件学习；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建立一套学校膳食制度，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每餐只有一盆汤或一块巧克力，那种终究能得到点东西的心理作用也会产 生良好的效果。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教师，因为过去纳粹强调对青年进行思 想灌输，使大部分原有的中年和青年教师在政治上不合要求。在俄占区几乎 有一半的教师因不宜任教而被解职了；在英占区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教 师被逮捕、解雇或者不予聘用，在审查期间，有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余人失业。①据说法国人一开始走得还要远，清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师，虽然其中若干人后来又获准返回学校，担任较低的职务。②总的后果是，那些留任的教师从年龄和教学 231 方法上来说，或者是旧时代的遗老，或者是另外一些本 身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受教育的、未经多少专门训练的年青教辅人员。在美 占区，教师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二岁，百分之五十以上年过六十，而在大黑森 州，三分之一的人员未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教学工作。③尽管如此，每班学生的平均数却是六十人，在英占区则是七十人。在下萨克森州的一所学校里， 一名男教师要对付一百四十一个孩子；他只有一本书，而且是借来的。④最后，当然没有教科书；几乎所有纳粹时期的教科书都不合适，而许多魏玛共 和国时期的教科书即使不太陈旧也好不了多少。⑤好象书籍出版工作的困难还不够多似的。⑥为了出版教科书，还要增加一个编写合适的课文的向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西部占领区内的盟国人员做出了奇迹：东部占领区也 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那里的工作更多地是德国人自己干的。英占区教育部门 的部署及其工作人员的配备都是为了进行监督而非直接管理，但是事卖证明 许多直接管理工作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地方官员必须负起广泛的责任，有时 甚至要管到州政府文教部长的人选问题。在英美两个占领区，教育部门是管 制工作委员会所辖各部门中地位较低、名声较小的一个部门；除非是既有胜 任的资格又以教育事业为己任的人，很少有人愿到教育部门工作，正因为这 样，教育部门的人员在胜任称职、品德高尚和富于理想等方面，反而超过一 般水准。①到 1945 年底，英占区已有一万一千二百五十所初等学校开学，学生人数达二百五十万；到 1946 年 9 月，在学人数达三百一十万。有一部分学生只受到半日制教育，因为有许多学校必须实行二部制：②有时候儿童们甚至还要等着轮流使用一枝铅笔。其他占领区的进展也大致如此。中等学校于1946 年春开始复课。至于大学，英、美当局原来的意图是等到非纳粹化已有 成效，校舍修整就绪后再开学，但是 1945 年夏俄国人着手使柏林大学复课， 法国也于此时使提宾根大学复课，其余两个占领区也就跟着照办：格廷根大 学于 9 月复课，海得尔堡、埃尔兰根、马尔堡三所大学于 11 月复课。①教师和教材可就不 232 是那么好办了。俄国人在六所大学开办“师范部”以培训师资（备有供初等学校毕业生就学的专门设施）：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倾向于 按照魏玛共和国时代普鲁士邦实施的制度开办专门的师范学院。②为了迅速提供教师，在筹设短训班方面显得大胆创新；英方规划要在三年内培训一万 五千名师资。在英占区设立了负责编印教材的德国中央咨询委员会，于 1945年 12 月着手工作，到 1947 年底共计编辑出版了一千零五十万份教材。③俄占区由于拥有丰富得多的纸张资源，1946 年底即已出版了一千一百万份教 材。④法占区采用瑞士出版的教材或纽约德侨委员会编印的教材，到 1947年年中。已经足以保证每个儿童有一套书籍。令人奇怪的是美占区的工作进 展最慢，那里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各种委员会负责的；到 1947 年年中只出版了 二百万份教材，其中讲现代史或政治的书一本也没有；⑤直到 1948 年底，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⑥在德国，教师一向比教材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师资的性质意味着灌输的观点是老一套的（或者，换句话说， 是民族主义的），要不就完全回避主题不讲，即使这样的做法使基督教改革 运动以后的历史事件无法讲授。在英占区，1945 年 11 月创办了一个学校广 播网，颇有成效，它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取代了教材。　　在所有上述活动中，英美工作人员都是同他们的德国同事们（每每是招 聘来的）并肩工作，不是以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双方无分男 女，都为了一个共同任务而工作。给予德国人的实际帮助开始减轻他们的怀 疑，从而使个人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这一点在随后把教育责任移交给州政 府的时期证明有巨大的影响。在英占区，这种移交是在 1946 年 12 月 1 日开 始的，美占区也差不多同时移交。①此后盟国的教育官员只担任顾问，但是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完全无私的性质得到了公认，使得德国人 很愿意听取英美顾问的意见。此 333 时使用“砖头和灰浆”的阶段也将告结 束；中心问题已不是补充足够的师资和设备，而是考虑怎样组织教育和应当 给儿童教些什么。正是部分地由于承认了这一点，英占区当局对教育部门的 体制重新予以考虑，于 1947 年月任命一名教育顾问，他可以同军政府副总督 直接联系工作，尽管在名义上他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其他占领区似乎都 没有类似的任命。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授予各州政府以名义上的广泛权力，同 时通过党的渠道继续予以控制，这样德国人可以自由作出抉择，但他们怎样 抉择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法国人对教育严密控制的时间持续得较长，从而 引起很多摩擦（但有一部分摩擦应归因于法国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在教育政策和方法方面发生的主要争论并非由盟国引起，而是在德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1933 年以前，德国的教育实践总的说来颇力落后，但 同时也有一些个别的最先进的改革试验。盟国的贡献在于把其他国家解决这 些共同问题的经验提供给德国。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教育事业的各 个主要部门相互协调，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以便使儿童们在受过共同的初 等义务教育以后，能够按照各自的才能选择合适的中学——实际上这同英国1944 年教育法所要建立的制度基本上差不多。如同英国的情况一样，私立学校同这个学制的关系，甚至私立学校本身继续存在的问题，都引起了热烈的 争论。与这个总的争端相联系的还有下列次要问题：（一）统一的学制应当 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还是属于各个教派的；（二）允许专业化到什么程度；（三）古典语文在教育中应占什么地位；（四）教育是否应当免费。在德国享有最高威信的完全中学，同英国的情况差不多，一向强调古典语文的学习， 但是英国从阿诺尔德时代以来，文科中学的目标是培养见识广博的和诚实的 公民，而德国的中学教育则侧重于谨严的治学素养和对于某一学科的详尽知 识。①增设讲授科目并未能影响这一普遍的治学方法，外界的观察家从中看到了德国人之所以缺乏切合实际的判断能力，缺乏内省以及过于注重理论的 基本根源之一。　　统一的初等和中等学校制度在俄占区得到最充分的 234 承认。1946 年 夏，俄占区每个州都颁布了内容相同的“德国学校民主化”的法律。根据这 项法律，所有儿童都必须受十二年的综合中小学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八年， 接下来四年是在三种类型的中学（大体上分别相当于英国的文法学校、全日 制职业学校、部分时间的职业学校）选读一种。一切教育均属免费。废除所 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但是允许教会保有必要设施以便在课后进行宗教教 育，费用由教会自理。虽然课程侧重于”现代的课目”（从十年级起俄语列　　为必修课），选读文法学校的儿童仍有可能修习拉丁文。计划是有雄心壮志 的，因为其目标在于提高所有儿童的初等教育水准；在这个阶段如果学得不 好，接下来四年的提高阶段将不足以使天赋较高的儿童达到大学所需要的水 平，整个教育水准将因而下降。在故后的困难条件下实施这一计划是需要很 大勇气的，那些对此不抱同情的批评家们则可能报之以各式各样的非难。但 是这一措施的确一举结束了一向统治德国教育的阶级差别。　　法国人实施了类似的改革，其中初等教育占六年。法国人忠于其反教会 的原则，废除了所有教会学校，因而与天主教会发生了冲突。他们建立了师 范学校类型的中等学校以培养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法国人的政策是把组 成西南部德国的各个面积不大、基本上彼此独立的州置于法国影响之下，按 照这项政策，占领当局确定法语为必修的第一外国语，并十分强调灌输法国 文化。　　俄占区和法占区的学制对盟国管制委员会 1945 年11 月 23日颁布的有关 教会学校的指令几乎不予考虑，这一指令“要实施到德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并 且决定性地表达其愿望时为止”。它以谨慎含糊的辞句规定：对于涉及依靠 公共基金的教会学校的问题，以及涉及那些由各种宗教团体维持和领导的德 国学校中的宗教教育问题，有关的盟国当局应当在各自占领区颁布适合当地 传统的暂行规定。它应当考虑到德国人明确的愿望，并符合有关教育管制的 一般指令的要求。??凡是依靠公共基金的学校都不应剥夺儿童接受宗教教 育的可能性，也不得强迫儿童上宗教课。①英美当局按照这一指令都组织了公民投票来了解家长们的愿望。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普遍要求设立教会学校，只有某些大城市例外，特别是汉堡。罗马天主教会极力支持办教会学校， 路德派新教人士亦然；科隆市的红衣主教弗林斯甚至于主张教会有权过问师 资培养和起草教学大纲。家长们可能由于对纳粹把学校改成不信教的做法记 忆犹新，也倾向于教会办学。另一方面，一般教师，忏悔教会和某些天主教 神甫赞成不要由某一教派办学，而是把宗教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成为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理由是教育制度应以团结全体人民为目标，而不应使教派的 分歧加剧和永久化。英占区和美占区把管理教育的职责移交德国当局，这意味着应当由德国当局而非山盟国去决定各该地区未来的教育制度。每一州都有权自行安排， 各州之间问取得一致的进程证明是缓慢的。大多数州都朝着统一学校的方向 有所前进，虽然没有哪个州实行象在东部那样的教育制度。盟国管制委员会 发布的唯一补充指示是 1947 年 7 月（这时管制委员会几乎已经不起作用）达 成协议的十条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则有：对六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实施全 日制义务教育，部分时间的义务教育实施到十八岁，其中小学为六年；要求 组织中小学课程衔接起来的综合教育体系；规定不收学费，教科书免费，对 继续升学而经济上有困难者给予补助；允许私立学校继续存在；规定师资宜 在专门的师范学院进行培养而不是在综合性大学培养。象在许多其他领域里 那样，管制委员会并不要求它所作的基本决定在进行其他可行的工作之前就 予以贯彻实施，而只是想在各个占领区已经明显出现的趋势之中找最大的共 同因素。　　德国教育界面临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大学教育。德国的大学曾经是举世 闻名的学术中心；但是它们也曾经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心，这一点却 没有象前者那样为世人所公认。德国的大学曾经是实施学阀统治的场所，在　　大学里只有教授才有权授予其他人以讲学权，只有教授才拥有对出缺的教授 席位进行任命的权利，尽管这方面要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控制。大学的学习 方法鼓励人们专攻狭窄的领域，以培养学者而非培养有广泛文化素养的人材 为宗旨。象马克斯·韦贝尔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为实施这种极端专业化的制度 进行辩护，虽然认为这必须作为“精神贵族们的事务”而继续留存。①最后，过去德国的大学几乎淡不到有什么奖学金制度，因此大学教 236 育在很大程 度上是那些能上得起学的中产阶级学生所享有的特权；本世纪中，其他国家 采取了一些措施，使那些具有接受大学教育才能的人受到大学教育，而在德 国几乎看不到相应的措施。进入大学的关键仍然是完全中学所发的毕业证 书；这样就为那些只上过其他类型中学的人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纳粹主义浸透到大学的各个方面，盟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根除这一 影响。俄国人扫除纳粹影响的办法是把所有大学教师解聘，只让那些他们认 为政治上可靠的人恢复任教。法国人行动迟缓，接纳了因与纳粹有牵连而在 其他占领区被解聘的一批教师；在美因茨（法国人在此重新开办了一所自十 八世纪以来一直关闭的大学）有百分之十的教授是从其他职业界招聘来的。 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把名声最坏的教授解职，而把其余的人交给德国法庭去处 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对于那些被纳粹指控为民主分子而遭解聘的教授拖延 了他们复职的时间。这种方法当然不会导致把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撤 职，更不会导致把基本上持有反对民主的政治态度的人全部撤职。治学与日 常生活无关的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那些曾经同纳粹分子进行过斗争的 教授们也看不到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学 者就行了。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人们争论说，如果试图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 就会遭到德国学术界的普遍反对，招致对思想自由进行干预的种种责难，而 且随后更可能产生反作用。最明智的办法也许是只把那些罪恶昭彰之辈撤 职，而对其余的人力求逐步施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意物色填宜于担 任大学校长这样关键职务的人选。然而这种权宜之计有其必要这一事实本身 也就证明了问题的根深蒂固已到什么程度。接着对大学的教学和招生问题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英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是要让德国人了解，但不强加于他们。虽然改革的主意使某些教授讨厌（这在其他国家学术界也并非全然没有先例），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他们的脑 筋至少开了窍。这个建议的方针终于取得最大的成效，这是说在 1948 年成立 了大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英占区大学教育提出改革建议；该委员会的主席 为德国合作社运动的领袖，其他成员有四名教授，一位新教徒，一位罗马天 主教徒，一位工会工作者，一位妇女，还有瑞士和英国的教育家各一人（后 者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巴利 237 奥学院院长）。大学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中包括下列各项：发展通才教育以补（而非代替）传统的专业教育之不足； 改革大学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组织，使之与周围社会有所接触；促进学生的集 体生活以弥补由于旧的学生会暂时消失所造成的缺陷（原来的学生会以成为 民族主义的温床而臭名远扬，在盟国管制期间受到禁止），还提出建议，扩 大招生来源（虽然没有达到俄国人所达到的那样程度，俄国人的目标是要使 三分之一的大学失来自工人阶级）。规定大学的任务是为人类服务。这样彻 底的改革计划使德国人感到困惑。虽然对所建议的某些次要改革项目采取了 一些措施，委员会报告的主要结果仅仅是启发思考——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结 果可能要到将来才见分晓。　　英美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致力于组织交流和互 访。早在 1946 年，仅在教育部门就组织了一百五十名德国人去英国参观学习 和参加各种学程的讲习班，而去德国访问的英国人也有一百人；以后几年中 这种活动的规模还要大得多。1946 年 12 月，英占区的德国居民首次参加在 威尔顿花园①——这是扩大战俘背景情况介绍的中心——举办的讲习班，以后被送去参加这种讲习班的人日益增加。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其他个人或团体 来英国进行几天或几个月访问的政界人士、警察、医生、律师、牧师、新闻 记者、青年领袖、妇女、政府文职官员、市政官员、无线电技术员，学生等 团体以及其他人等。这些数字也不包括美国人所作的相应努力。当然，不能 指望把所有的来访者都争取过来支持东道主的观点——当你想到德国人也被 送到莫斯科访问时，这也就够令人快慰的了。但是在西方组织参观访问的基 本原则大多是使来访者增长知识和经验，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教。在英占区 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官员，即使在占领初期有过更宏伟的想法，要对德国人进 行“再教育”，但很快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他们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但 不完全是）在教育当局的推动下，通过说理和示范来进行实际的说服教育。 我们在回顾过去所作的种种努力时，不管其最后成效如何，很难不对那些有 关人士的目标和动机表示敬意。238 至于谈到成效，凡熟悉德国情况的人， 都会看到各界人士，尤其是经济和工业界人士中，还有很多人对民主思想仍 然格格不入。在教育界本身，仍然有非常多的狭隘的反动传统继续在起作用， 甚至盛行起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中产阶级的事，这个阶级现在感到 自身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教学把知识与智慧混淆起来，而不善于培养判 断能力和激发首创精神。但是印象已经形成。问题依然是那些已经意识到改 弦更张的可能性的人们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和巩固，或者终于不免为一股反动 浪潮所乔没。毫无疑问，如果更多地依靠直接行动，似乎收效更快。但是法 国人却因此招致强烈的抵制，而美军企图对其占领区内的青年灌输民主方法 的大胆计划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俄国人所完成的改革虽然不大可能会被完 全推翻，然而他们为取得这种成就所采用的方法却激起人民的深仇大恨。在 考虑俄国人的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一个方面， 而后者不可能不对教育制度有所影响。这里，象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我 们遇到了西方盟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教育改革要以社会改革为前提，而社 会改革又要以加强民主精神最强的社会阶层的力量为主旨，因为对他们来 说，民主有重大的切身利害关系。??德国的教育问题，犹如其他一切地方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从长远观点来看，只有把德国的再教育当作整个社会改造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才有可 能取得成功。魏玛共和国徒劳无益地试图把民主的理论移植到这样一个社 会，其中有势力的分子对民主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这个教训应当作为 我们的前车之鉴。??英占区进行再教育的成效??最终要这样来衡量：看 看通过再教育给德国人灌输的思想使社会制度的性质能起多大程度的变化， 看看德国人对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具有更广阔基础和更先进思想的相互关系的 概念接受到什么程度。①　　在西方国家占领区中，有些人声称上述观点是本末倒置，他们认为决不 能说教育最终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应当认为正是教育才有力量成为改 造社会的出发点。当然，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与实际对照起来是过于简单化了， 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关于这　　些问题的最新思想并不赞成把教育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在儿童中 培养同他们的文化大相径庭的特征、态度和习惯不是改造世界的办法。每一 种新的宗教，每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必须首先争取到一批成年的追随者，建立 起一个小规模的文化核心，使他们的后代在这种文化的框框内茁壮成长。?? 如果有些人要想改变我们的传统，而且怀抱着能够自觉改变传统的希望，他 们这种希望虽属鸟托邦式的但或许还有可能实现，那么他们首先必须聚集足 够多的成年人，跟随他们一起对我们深受文化浸染的传统态度稍作改革。对 于那些想把其他社会某些进步传统移植进来的人来说，上述论点也同样适 用。??成年人要这样转变态度，进展是缓慢的，而实现这种转变更多地依 靠有特殊才能或贤明的个人，而不是依靠大规模的教育计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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