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伟林 《共产党员应当保持怎样的精神》-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您现在的位置：
冯伟林 《共产党员应当保持怎样的精神》
发表日期： 10:03:00 阅读数：2580&&
市委中心组学习资料，请全体同志、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认真学习。
&&&&& 编者按：9月13日下午，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高管局局长冯伟林应邀在株洲市委多功能报告厅，为近千名党员作了一场题为《共产党员应当保持怎样的精神》的专题报告。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主持报告会。
冯伟林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用大量实例剖析了当代社会存在的精神危机，一是道德危机：道德感的缺乏，二是存在的危机：意义感的丧失，三是信仰的危机：安身立命之本何在？第二部分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精神危机存在的原因，阐明了精神重建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全面深刻论述了共产党员要保持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忠诚精神、人文精神、牺牲精神、学习精神、诚信精神、实干精神、生态精神等九种精神。近三小时的报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知识丰富、例证鲜活、语言生动、思想新锐、观点突出，整个会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反响积极，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和成功的励志演讲。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在总结点评中认为，冯伟林局长的报告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共产党员应当保持怎样的精神，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性、思想性、教育性，对于党员干部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期特予编发，以飨读者。
共产党员应当保持怎样的精神
（日，根据录音整理）
尊敬的君文书记、王群市长，各位领导、同志们：
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心中有些惶恐、有些激动、也有些不安，但心中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的亲近。首先我要感谢株洲市委和君文书记对我的盛情邀请，我觉得这是对我的鼓励。
这些年来，株洲在君文书记、王群市长的带领下，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可以说现在是株洲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作为曾经在株洲工作过的同志，我感到特别激动，也很感奋。株洲是我人生的第一站，也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30年前，我17岁的时候只身来到株洲，在这里工作十年。先是在株洲市公安局，后来在市委组织部。可以说，是株洲培养了我，是株洲这块土地培养了我，是株洲的文化熏陶了我，没有株洲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对株洲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今天我有说的不妥的地方，说的错误的地方，我想大家都是能够原谅的，因为我是用心来讲的。因为我是株洲人民的儿子，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母亲都是能够原谅的。
接到君文书记的邀请之后，我收到北京一位作家朋友寄来的一本书，这位作家叫杨晓凌，是我们株洲县人，她写的书叫《解码电视湘军》。读完后我对杨晓凌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我比你更了解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所以我想先从这里开始今天讲课的主题――《共产党员应该保持怎样的精神》。
我觉得在魏文彬身上，体现了一种冒险，一种创新，一种牺牲，一种奉献或者说是一种韬光养晦。他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是在一片荒芜的黄土地上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广电城；二是他把电视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他最先在全国提出“经营电视”的理念；第三是进行了一些改革，搞了一个湖南经视、湖南有线，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第四是打造了品牌，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现在都很兴旺。所以说，魏文彬提高了我们长沙的知名度，提高了我们湖南的知名度，也提高了我们中国的知名度。他是第一个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湖南人。
我始终觉得，魏文彬和湖南出版集团的朱建纲，是我们湖南的两个标志性的人物。朱建纲身上同样体现了一种冒险精神，一种创新精神。他的大胆创新，坚持不懈或者说是不抛弃、不放弃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出版集团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在望城建起一个五星级的宾馆――普瑞温泉大酒店，打造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二是引进了一个人才――龚曙光，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叫做“人生百年，难忘湘泉”；后来办了一份《潇湘晨报》，现在晨报每天发行达到70万份。
我为什么说到这两个人物，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精神，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了他们各自的事业，也改变了湖南的形象，改变了湖南的速度。通过电视湘军和出版湘军的带动，湖南的知名度迅速提升，现在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湖南卫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带来了湖南的思想解放。这种精神照亮了他们的人生旅途，也照亮了我们湖南的改革开放道路。所以我先讲这么两个人物。
说到底，这就是一种湖南人的精神。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我曾在湖大博士论文答辩时候说过，是求索、是奋斗、是勇敢、是牺牲，是忍辱负重、是自强不息，是以天下为己任，是以血色为旗帜。这种精神就写在我们的三湘大地上。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这些豪迈诗句，我想体现的就是湖南人的精神。
精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告诉大家，湖南的高速公路就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是一种精神推动高速公路事业的发展。在这里，我也来讲讲我们的高速公路，先看看湖南高速公路的地图。
现在湖南高速通车里程是2262公里，在建3458公里，在建和通车加起来达到5700多公里。从过去全国排名第17位到现在的第3位，从中部六省倒数第1位到现在的第2位。今年，我们计划开工9条高速公路，731公里。到今年年底，我们在建的和通车的里程将达到近6500公里，在全国应该是稳居第三。
为什么能够修这么多的高速公路？
我想，第一是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前省委书记张春贤，现省委书记周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于来山同志等省领导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高瞻远瞩、大胆决策、强力推进，可以说，只要是省委省政府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第一点重要经验。
第二条经验，就是周强书记亲自跟相关厅局领导签订军令状。之后，省长就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只求结果，不要过程，希望到年底能够看到这么多条路开工。所以说，省长的军令状作用非同小可。这是第二条重要经验。
第三条经验，就是我们高速公路成立了33个项目筹备组。我跟筹备组的负责人说，这些项目跑回来你就可以当经理，当总监，跑不回来则一切免谈。我也只要结果不要过程。2008年国家还贷性高速公路，全国批了14条，湖南就占到其中的一半。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第四条经验就是改革创新不差钱。这是春贤书记在常委扩大会上讲的，像我们京珠高速临长段、耒宜段就租给了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银行给我们资金作为建设资本金，这就是创新。这也是条好经验。
最后一条体会就是控制投资风险。在我省东部修的高速公路收费30年，可以收费500多个亿，往西部修的高速公路肯定是亏的，是政府投资的，要亏损近200个亿，两者相抵，盈大于亏，所以这个投资风险是控制的。其中一条就是成立了湖南高速公路投资集团，这也是一种创造。就是把我们高速公路下属的一些小公司“捆绑”起来，成立一个集团公司，然后利用它来参加公司的招投标、参加建设高速公路。我想，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我们高速公路发展满意的方面就在于对投资风险的控制。
这就是五个方面的重要经验，也是我的深刻体会。目前，株洲市境内在建里程255公里，总投资将近200亿元。
高速公路还有很多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创造了“湖南速度”。像河南作为高速公路修得最快的省份，也没有一年修18条的历史。即使是今年，湖北、江西修高速公路，也只宣布修14条高速公路，没有超过我们湖南。我们查阅了一下，“湖南速度”在世界高速公路发展历史上也不多见。
第二个亮点就是创造了“湖南质量”。去年，在建那么多条高速公路，没有死一个人，没有垮一个人。
第三个是我们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第一个就是湘西的矮寨大桥，这是世界奇观，明年就能通车。还有洞庭湖大桥，郴州的赤石口大桥，有雪峰山隧道，这些都是世界第一。特别是湘西矮寨大桥，这在世界高速公路史上是没有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国际一流、国内一流的高速公路，我想现在这一点基本能达到了。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一些理念，比如“经营高速公路”、“精品高速公路”、“环保高速公路”、“生态高速公路”、“人文高速公路”等等。
记得2008年的时候，有位省领导问我：“为什么要修这么多高速公路？”我就讲了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适度超前；二是谈到了凯恩斯的挖沟填沟理论，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通过这些建设，可以带动生产，拉动就业，产生经济价值。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就按照凯恩斯理论修建高速公路，到现在收费期已满，就不用收费了。老领导听完后对此表示了赞赏。所以说，修高速公路也有一个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过程。
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我想说的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我们湖南高速公路的建设，有一种精神在助推我们高速公路的管理，有一种精神让我们高速公路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
这是我讲的好的方面，但也有一些不好的情况，也有些危机。从我们湖南高速公路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我们湖南发展的缩影，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比如，我到国外，到日本特别是欧洲看到许多服务区修得和五星级宾馆差不多，台湾的服务区也相当漂亮。而国内高速公路服务区为什么就做得不太好？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包括我们司乘人员的消费习惯、整体素质等等。再比如我们的城市建设，现在我们二三线城市的繁华程度并不比西方国家的城市差，但是我们的文化内涵、底蕴，以及厚重感，就不如国外的城市，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浮躁，我想这就是一种区别。这种区别反映的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一种精神。
一、当代社会存在精神危机
西班牙有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黄色情结》，他在书中写到中西文化的区别有4500个左右，分析得很透彻。所以，我就想从这里入手，讲讲我们当代社会存在的一些精神危机。
第一，我最近重温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我觉得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躬身自问，反省自己。
第二，我看了兰德公司的一份文化情报。
看了这两本书，我就想到西方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有四种论调，第一个是中国责任论，第二个是中国威胁论，第三个是中国崩溃论，第四个是中国崛起论。大家都喜欢听中国崛起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的表现。其实，我们也应该看看“中国崩溃论”的一些内容，对我们也是一种反省。
60年前，美国的兰德公司由于准确预测“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一炮走红，从此确立了兰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库的显赫地位。现在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60年后的今天，兰德公司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份报告不是为了羞辱中国人而写的，是提供给美国政府的“文化情报”，值得我们中国所有的有识之士反思。这篇文章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文化和精神状况，我想讲讲我的一些思考和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1、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到底是富强的中国还是贫穷的中国对世界有利？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已经为一个弱小的中国、积贫的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2、中国的需求对全球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我们从西方国家采购大型飞机，需要他们尖端的技术产品。像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些机电产品，也有许多国外的公司来争取订单。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中国金融体系不合理、效率低下。比如我们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就经常发生变化，像房地产调控政策。首先把房地产打压下去，过几个月后又扶持一下，然后又打压。有的税务部门领导就说，一打压房产，税收就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个产业涉及面广，有很多税收都跟这个产业相关。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他们的财政状况是一个黑洞。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4、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导致的自私、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人讲求情感，灵活性更多，原则性不强，西方则是理性更多。有这样一个故事。北京大学一个学生找了一个北京女朋友，一次去见女朋友的时候，一路遇上红灯结果导致迟到1个多小时。结果这女孩家人就说，这男生太死板，一点都不灵活，肯定没什么出息，女孩就和这男孩吹了。后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这男生就吸取了教训，他为了见自己的美国女友，就一路红灯闯过去，结果美国女友的家人就说他太不守规矩，不敢收他做女婿。你看，这就体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说明我们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
5、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存在一些制度缺陷，这从一些行业工资水平的差距上就能体现出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6、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有尊敬的生活意义。举个例子，在国外接电话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去接，因为这一方面是对在场人士的尊敬，另一方面是对打来电话的那个人的尊敬。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所谓的“面子”，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并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7、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像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网络跟风的情况太多，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自私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8、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到现在，一些有层次的记者都问我高速公路为什么要收费这样简单的问题，他们就认为越便宜越好。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9、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管理落后，中国生产的大多是一些便宜货。我统计了一下，中国大概有170多种商品的产量在全世界居第一位的，但是没有一个产品是名牌。最近我们在运作上市公司的时候就了解到，美国的一个券商――高盛公司通过资本运作、咨询服务、债券发行等手段，至少在中国赚到上千亿的人民币。知识决定财富。而我们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日本、美国高出很多。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这种行为也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10、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中国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正直、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11、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冒险精神往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看魏文彬、朱建纲当年遇到多少风雨，他们的思想走在了众人之前。中国文化不主张冒险。像现在的中国高铁也是在冒险，你看高铁修得多好，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世界各国都来向我们学习高铁经验。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是敢于冒险的人。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12、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我们的学校，一个是行政级别，第二个是不搞创新，再就是实行一贯制，思想僵化。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在世界的大学排名中都是不能排在前面的，关键原因就是科研能力不能靠前。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
13、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兰德公司综合这13个观点，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如果不改变这些状况，就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还是能够高枕无忧。这就像印度很难超过中国一样，这里面也有个制度问题。比如说印度的高速公路，修一条高速修18年都修不好。一修高速就涉及到拆迁，一拆迁就要论证，就要法院判决，这样效率很低。
这些观点或许有失偏颇，但却较为真实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的现状，特别是大部分内容道出了当下中国存在的精神实质，或者说是精神危机。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少有的盛世，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历史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同时我们又处于一个严重精神危机的时代。著名学者刘军宁指出，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最大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这个精神危机不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的真空，而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变成精神废墟，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如何面对这个废墟，将是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具体有三种：
1、道德危机：道德感的缺乏。这是最普遍的精神危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新的风尚，如民主法制意识、自由平等意识、竞争效率意识，但是不可否认一般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了，违反社会公德的事情层出不穷。我印象最深的是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企业家的血脉中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是针对2008年河北发生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说的。一个中国最大的奶粉生产企业竟然在婴儿食用的奶粉中加入化学物质，各地共报告临床诊断患儿6244名，死亡3例。还有这次伊春飞机失事事件，民航一查竟然有200多名飞行员没有飞行资质，像深航这样的大公司居然就有100多名飞行员没有飞行资质。在高速公路，项目经理没有资质是不能去修路的，是违法的。这样一来，这么多飞行员没有资质，大家都不敢坐飞机了。还有最近一些养生专家从热捧到打压，比如李一、林光常、马悦凌、张悟本等，这其中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去年报道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救人牺牲后，竟遭遇船老大“挟尸要价”，看到那名船老大用绳子拴着孩子的尸体，镇定自若地与学生们讨价还价捞尸费，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碎了。还有一个故事，赵本山曾率领一哨人马去美国演出，不曾想在国内获得好评的春晚小品，却在海外华人那里遭到冷遇。海外华人不愿意看那些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找乐的段子，他们甚至委托律师以“不正当得益、不正当商业竞争和精神伤害”等罪名，将赵本山及多个演出主办单位告上了法庭。旅美人士袁晓明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一个社会强大、进步、文明与否，不是看它对强者的态度，而要看它对弱者的态度；对强者献媚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尊重弱者才是更加文明的社会。还有张艺谋，以前老谋子经常把中国一些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东西展现在屏幕上，但自从担任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包括策划《印象刘三姐》、《印象西湖》，开始展现中国的健康、繁华、富足和美好，这样老谋子的形象又开始有了好转。
2、存在的危机：意义感的丧失。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三，前段时间有消息说按照购买力计算，已经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们的财富和生活的确有了大幅度提高，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确丰富多彩极了。但是，在这些物质的背后，心灵深处却是虚无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将怎样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度过自己的一生？所有这些充满哲学意味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几乎消失，活着就是活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说没有比当前利益更高的意义，不关心自我以外的东西，稀里糊涂的生活，至于同胞的利益社会的公益更是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其实生命并没有意义，需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注入意义。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记得8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个潘晓写了封信叫做《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也是在思索路在何方、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当时就组织了一次人生意义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我觉得到现在都很有意义。“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这给我们起到了警示作用。这种存在意义感的丧失，所导致的就是社会中离婚率、婚外情、忧郁症比率和自杀比率以及精神病比率等社会问题严重。
据统计，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在中国，2分钟就有1人自杀身亡，有8人自杀未遂。自杀虽然是我国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但在15至34岁人群中，自杀则是死亡原因的首位。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身亡，有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因父亲或母亲自杀而变成单亲家庭，造成永恒的心理创伤。
3、信仰的危机：安身立命之本何在？信仰是支撑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精神的理想与原则，是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应该有理想。我们说每个人都要坚定理想信念，但很多人对此感到迷茫。最近人民论坛组织了一次对1000名干部的调查，其中36%的官员就直接填写了“怨气较重”，这些怨气就包括：一是组织和领导用人不公，自己怀才不遇；二是工作要求太高，压力太大；三是埋怨工作节奏太快，休息时间太少；四是埋怨经济收入不高，纵比横比都不满意。说到底，就是信仰的危机。
在我国，支撑人们精神文化的根本价值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样一些观念自五四运动以来受到极大冲击。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受到广泛宣传而家喻户晓，但文革期间的极左路线把它的作用夸大扭曲到极致，以至于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特别是看到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教育的不公平、医疗服务的不公平等等，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产生了动摇。现在可以说很多人心中支撑性的价值与信仰已经没有了，儒家的那些价值理念早已被冲击的七零八落，西方的东西扎根也不深，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又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于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没有了。说的严重一点，现代很多人实际上是无信仰、无理想、无价值理念的“三无人员”。特别是现在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像胡长清、胡建学、李真这些人就是丢掉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与党离心离德，最终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但是这种现象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果丧失了马列主义这个精神支柱，动摇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乱，那将是党、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二、新的时代需要精神重建
上面列举了中国人精神危机的种种现象。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是高速发展中的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财富的增长、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并不总是让人们变得更加快乐。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堪重负，甚至濒于心理崩溃。而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正成为精神危机的重灾区。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人数达1.9亿，相当于每六到七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存在精神障碍，但治疗率不到10％。最近放映的《唐山大地震》，我的体会就是精神危机或许比经济危机更可怕，比自然灾害更可怕。所以说，精神重建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紧迫、刻不容缓。
造成精神危机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有社会、环境、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六种：
第一，反传统掏空中国人的心灵。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扔掉中国书，到五十年代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一直到革“文化”之命的政治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历史学家公认，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出文明悲剧。我知道，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始作俑者是北大的一名学生，这个学生提出这个口号，做完这些事后，他又觉得很空虚。结果又回到四川老家每天求神拜佛。所以说这人本身就是很矛盾的。
我们曾天真地认为，只要砸烂了旧世界就可以确立共产主义的新社会。结果却是打烂了坛坛罐罐，拣起了瓦瓦片片。文革期间我们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在精神领域彻底地砸烂了旧世界，同时也建造了一个几乎是全民的、单一的、畸形的精神家园。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彻底的否定，这个单一的精神家园崩塌了，中国人一时失去了精神的寄托，旧有的精神信念被否定而新的精神支柱没有及时或者说很好地被确立使我们陷入了精神世界的迷茫，一时找不着了东西南北。从否定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是经济改革上摸着石头过河，在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核心价值的再造上也一直是在寻找过程之中。
第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颠覆。市场经济多讲物的法则，少讲或不讲人的法则，一切市场说了算，人不过是“商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之中，市场经济波诡云谲、变化无常的特点，使人们觉得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前途殊难预料，人们传统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怀以及人生信念等都发生了动摇，从而出现心理失衡，发生精神危机。
第三，商业化的泛滥冲垮了道德的防线。像最近北京捣毁的“天上人间”。有人还以为这是个事业单位，因为没有看到这个会所休息过，每天都在营业。有人开玩笑地说，好不容易参加培训结果是“山木培训”，好不容易找个对象结果又是“天上人间”的。大家都不放心了。今天，整个社会都挤向了商业化的独木桥，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指标。前一段时间，“拜金女”马诺一句“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竟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足以说明现在商业化的泛滥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冲击是多么大！商业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商业法则支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算计，心灵就会狭隘、多疑、刻薄、唯利是图。
第四，富裕后的迷惘。没有富裕前，人们拼命追求富裕，但是，富裕以后，一些人没有如愿获得真正的快乐与幸福，便对自己拼命追求富裕产生极大疑问：物质财富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吗？如它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与幸福，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又在哪里？
第五，多元文化的诱惑。社会到处是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什么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什么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什么后工业社会，消费时代，什么传统派，前卫派，什么国学，西学，什么商品社会，网络时代等等，在这种文化现象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裹挟与冲击下，一些人的心灵空前地迷失了，他们是非难辨，无所适从，不知道何以安身立命。
第六，生活的压力。比如蜗居、蚁族、房奴、裸婚、芙蓉姐姐等网络名词折射出的人们对生活的困惑与无奈等等。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否极泰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在也是中国人精神重建的最佳时机。危机危机，危中有“机”，我更看重的是机遇。借用英国文人狄更斯的话可以这样说：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也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愚昧的年头，但也是最智慧的年头；这是怀疑以至虚无的时期，但也是信仰的时期。
精神重建，我们有基础。从历史看，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我们这个国家繁衍不息、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上下五千年，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七雄到秦朝，两汉末了到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是五代，宋元明清到民国，只是王朝的更替，从来没有消亡过。中国历史上总会有人奋起，涌现出了很多民族人物。古代孕育形成的传统民族精神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仁民爱物”、“厚德载物”的博爱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和为贵的团结友爱、热爱和平精神；勤劳勇敢、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毅精神；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日新又新的革新精神等，这些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织部分。
几千年来，也许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一生一世只有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现世生活，完全没有精神生活，但是肯定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要不无法解释我们发达的上层建筑，灿烂的文化艺术。比如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如果没有看书这样的精神需求，印刷术绝不会被发明出来。
晚清以来，中国形象被严重扭曲。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精通九国语言，带着十几个博士头衔，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的辜鸿铭，于1915年出版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这样写道：“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绅士性（gentle），绅士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没有粗野；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他的丑陋却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之中并没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昧的，但愚昧之中却并没有荒唐；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黠之中却并没有邪恶。”他还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此书一出，轰动西方，后被译为多种文字。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我们这169年的历史，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种精神，百折不饶，与时俱进，不断前进。这些东西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红岩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创业精神、“抗洪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比如我们株洲有“火车头精神”等，这些精神都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新的精神财富。
从现实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历程，走过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有好的，也有坏的；有阳光的，也有阴暗的。从对革命领袖的迷信、狂热，走向怀疑、迷茫，又从精神荒芜、“旷野上的废墟”，走向追求人类共同文明的精神道路，从对自己民族的精神遗产一概否定的极左路线返回到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正确态度上去。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是既有现实主义也有理想主义；既有自私自利也有牺牲献身；既有腐化堕落也有勤劳勇敢；既有坑蒙拐骗也有诚信自律的。这两种人共存于社会之中，比如有人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终生奋斗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有人为了救别人牺牲了自己；有人辛勤地劳动，除了为了自己的温饱，也为了他人的福祉，社会的进步。
从世界范围看，精神重建正在成为人类共同努力的事情。全球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我国的两个邻居韩日，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国家形象的推广来重建精神家园。我去过日本和韩国，特意考察过他们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确实是井井有条，非常卫生干净。从这个侧面我感到的是一种精神。他们是怎样重建精神的？
一是官民共推。总体上，“政府主导、各方协调、民间呼应”成为韩日两国“国家公关”战略的重要特征。比如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后，韩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形象委员会”，对国家精神进行设计、宣传和追踪调查。
二是精准定位。韩日都非常注重精准定位代表国家精神的“符号”。比如韩国的“动感韩国”、日本的“环保日本”的国家形象。
三是明星代言。韩国是新一代韩流明星成为韩国“国家精神”代言人。此外，甚至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都亲自参演者宣传韩国旅游的广告。日本则选择酷似卡通人物的可爱女孩担当“国家精神”代言人。
四是文化立国。1998年，韩国确定“文化立国”战略，2001年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其中影视业被视为“重中之重”。 1995年，日本政府就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大力发展动漫产业，并在全球塑造了类似“日本食品=健康+知性+时尚”的良好形象。
总之，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不管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道德、伦理，不能没有理性精神、公益精神，也不能没有文化自信。中国人需要重建自己的精神。它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中国社会能否变得文明而令人向往的关键所在。
三、共产党员要保持怎样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失去脊梁骨，不能自强自立；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就不会有更高的追求，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像最近逝世的吴冠中讲过一句话，现在流传很广，他说：“一百个齐白石都比不上一个鲁迅。”鲁迅就是有一种硬骨头精神。
今天我们所讲的精神，主要包括我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命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我们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我们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
那么，共产党员要保持怎样的精神呢？
第一，要有进取精神。
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追求，就像朝拜遥远的一方圣地，过程虽然艰辛而漫长，但有的是乐趣和精神。进取心和想像力是成功的起点，也是最重要的心理资源。进取是一种需要，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境界。它是威力最强大的引擎，是决定我们成就的标杆，是生命的活力之源。
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个人，进取之心都是不可或缺的。德国人说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人说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都好理解。这是一个国家的进取心，一个国家的进取心是不断发展和强大的基础。一个国家没有民族的自豪感，没有进取心，那很快就会没落腐朽。四大文明古国只留下了中国和印度，为什么？就是因为其他民族没有进取心。
一个单位如果没有了进取心，那这个单位很快就会边缘化。以高速公路为例，很多年前，有领导和我说，高速公路不努力、不想办法、不发展，就有可能变成今天的外贸单位。当年的外贸非常红火，现在没落了，没有几个好单位了。现在这位领导看了高速公路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我们的进取心，非常有感慨，她说我没有辜负组织的希望。前段时间，我向省领导汇报时说，一个单位就是要有进取心，就是要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不稳定的问题，解决不团结的问题，甚至解决一切问题。这两年我们开工建设了30多个高速公路项目，立项和开工的难度很大，但我们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在省直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这些目标，就是为了高速公路的发展，对历史负责。周强书记曾对我说，你们是历史应该记住的人，你们改写了历史。我想，这就是对我们全体高速公路人进取心的充分肯定和极大鞭策。
这些年的工作实践，或者说是人生历练，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进取精神，我有七个方面的体会与大家共勉：
一是积极主动，别指望别人能推你走。比如我们生活的城市就要靠我们自己来建设；比如高速公路是我们先拿出盘子，拿出计划，就需要靠我们自己来修。
二是以终为始，始终忠于自己的人生计划。就是说要有理想有抱负，要有人生目标和人生计划。人生计划是我一生的追求和信仰，我坚持始终如一地寻找机会。机会是可以创造的。新华社以前有个记者叫王志纲，现在是策划大师。当年在顺德工作的时候，就协助碧桂园做了一次很有影响力的策划。他建议碧桂园的老板修一所贵族学校，然后把北京石景山学校的退休教师请来，这样很快就推动了学校周边别墅的销售。王志纲也从此离开了记者职业，专门成立了工作室，进行一些策划活动。记得当年我陪领导参观碧桂园的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修一个比碧桂园更好的楼盘。所以，我就带着自己的设计师学习了广电集团修建的圣爵菲斯楼盘，然后要求我们的设计师一定要设计一个超过圣爵菲斯的楼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目前，我们的金色比华利、金色溪泉湾小区初具规模，成为了长沙市内比较知名的楼盘。如何忠于自己的人生计划？第一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看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才干或天赋；第二我的主要优势是什么；第三我主要的缺点和弱势是什么；第四是我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对我来说有什么机遇。就我个人而言，当年如果我去担任一个县委书记，就没有我今天这么一个发展平台。可以说，是所处的时代给了我这个机遇和平台。
三是要事第一。选择当前该做的事情，分清主次，把精力放在最佳位置。例如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建设，抓“湖南速度”。现在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质量、抓安全、抓效益，打造“湖南质量”，处理好“十大关系”。今年，我们的通行费目标是75个亿，按照13%的增长，明年能达到80多个亿。
四是追求双赢，远离角斗场。这就是利人利己，和谐共处。我的体会是做到四条：不要显得比领导高明；常和有原则的人打交道；宁与人共醉，不要我独醒；绝不与一无所有者相争。
五是善于沟通，换位思考。一位成功的领导同志，临到退休时，他告诉我，他的成功经验是微笑、赞美、关怀。
六是勤奋。天道酬勤，愚公移山。勤奋是一笔远远超过金子的财富。记得89年我随当时株洲市委书记程兴汉同志在攸县搞工作组，兴汉书记要我写个讲话稿，我连续写了五六稿都没有过关，一直到凌晨5、6点，我还在写。第二天，他对我说，我可以随便去讲讲，不一定要准备稿子，但要你写，你知道吗？我看你是个苗子，我是在培养你，是在磨练你。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梅花香自寒苦来呀。我跟兴汉书记在一个党小组，他还说过一句话给我终生受益，他说我们这些人不比老前辈在枪林弹雨中过来，现在到了这个位置，唯有多做工作，勤奋一点，别人才服你啊！
七是不断更新自我。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完善、不断进步。始终保持愉悦的心情。爱默生说“每一天都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第二，要有创新精神。
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排名靠前的一流专家，没有排名靠前的大学。按钱学森的说法是中国的大学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创新人才。现在出国留学的一拨又一拨，很多家庭没等到小孩中学毕业就把孩子送到国外了。据2009年的统计，1978年以来，有127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30万人回国，流失海外的青年才俊达97万，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与钱学森同时代的杨振宁也有同样的感叹：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一起学习的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十年以后，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国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强。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对比中美两国学生的差距认为，“中国学生善于学习书本上的东西，这方面比美国学生做得好，但是动手能力较差，特别是创新精神不足。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把书本的知识过渡到实际研究和科学上的问题，怎样把握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没有创新，一个国家就要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历史，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中国的明朝，尽管当时的明朝就要灭亡了，但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国库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藏金103万块；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如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国家。那么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了日本靠明治维新而改变命运外，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都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我们看清朝的历史，几代皇帝的使命就是存银子，就是“节流”。这是清朝的国策。这样的国策导致清朝最后的灭亡。看西方国家，最典型的一是美国，一直靠赤字增长。这是他们的国策。比如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一直靠债券市场透支未来。比如贷款修路就是从美国开始的。今天美国有9万亿的美元国债，居世界之冠，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把别人不愿花的钱借过来，大量透支，使美国保持最强的地位。
现在，中国又在美国持有几万亿美金。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钱？一是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二是“资本化”带来资本增长；三是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也就是土地财政；四是资本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可是钱多了，中国人并不感到富有。我在这里说的一个观点是，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
我们茶陵有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陈志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他写了本书叫《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其中就以茶陵人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况。我很赞成他的一个观点，即发展证券金融是中国的重要出路。这就是通过金融证券帮助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进而反过来拓宽自己未来的发展空间，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说，金融证券品种的发展不发展，最终不仅仅影响到GDP的增长快不快，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和个人尊严。金融证券技术不仅对个人社会以及对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和生存也是如此。
同样，一个单位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创新。以高速公路为例，我们始终把高速公路当作一个产品，是产品就可以经营，就可以上市，就可以证券化。所以，我们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经营高速”的理念，像经营城市一样经营高速公路。并提出一个目标，即在2-3年内拥有一家海外上市公司，自己控股2家上市公司。还比如我们成立投资集团，成立财务公司，控股中国炎帝基金会，提出打造鹿原坡小镇的思路，打文化牌，等等，我觉得都是创新。这种创新给整个高速公路带来了活力和朝气。
我曾经跟我的同事谈过我的几点体会。要有活力，要有新意，一是经常表达自己的想法；二是及时记录一些想法；三是自己提问自己；四是有了创新的想法，一定要努力去实施；五是换一种方法来思考；六是永远充满着创新的渴望。
一个城市更需要创新。
我在这里很赞赏君文书记关于城市的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这个定位很高，本身就很有新意。当我看到君文书记对株洲的定位之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小故事，当初秦光荣同志任长沙市委书记时提出把长沙打造成“国际化的大都市”，很多人不理解还因此告状，说这纯粹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到现在，几任书记都是在这一概念引导下，打造我们的长沙市。像君文书记对株洲的定位，我也很有感慨，这集中了三十年来对我国所有二线城市的建设经验。
他说，抓城市要过“五关”，斩“六将”。就是解决五个根本问题：“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有什么资源”、“我如何成长”、“我怎么让世人知道”。我理解这最核心的就是，株洲的出路在于“我如何成长”，在于创新发展。由此我想到了薄熙来，“经营城市”的理念就是当年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市长提出来的，现在的大连已经发展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
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成为飘扬在中国上空的旗帜。最近，《凤凰周刊》列举了这30年间10位改革派官员的命运，这10位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山东菏泽市委书记陈光，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河北邯郸市大名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云南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他们中有成功，有失败，但历史记住了他们的创新，他们的改革，他们的精神。
怎样创新？我主张中国式创新。独特国情，创新独特市场，中国创新需要特殊想象。比如在最困难的制度创新方面，中国就走在世界前列，比如经济特区，比如一国两制。中国无论是高铁这样的技术创新，家电厂商创造的24小时即时服务，还是30多年来改革道路，无一不根植自己国情的沃土之中。关于创新精神，我的体会，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认为，中国前行的障碍是改革的动力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后危机时代，我们需要反对“货币宽松”和“财政负债”等问题。现在我们在进行第二次改革，就是从广东开始试点。第一个是党内民主，第二个是税收改革，第三个是资本发展。这从汪洋书记亲自抓的顺德开始。第二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三要有放弃眼前利益的勇气。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从现在看实际上是亏损的，但从长远看又是有前景的。第四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
第三，要有忠诚精神。
曾国藩功成名就以后，把湘乡荷叶塘的故居重新建造。他为他的故居取名“富厚堂”。为什么叫富厚堂？曾国藩对周围的人说，我能到这个位置，不担心我不聪明、不智慧，我时时提醒自己厚不厚道，忠不忠诚。所以我为故居取名富厚堂，在于一种警醒。任何时候都要厚道。他的厚道，表现在对朝廷的忠诚，对同僚下属和朋友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像他就不纳妾，老婆死后没人照顾，也只是把丫鬟娶进门。
忠诚是什么？古代知识分子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说的都是忠诚。小时候，我的母亲就告诉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说的也是忠诚。忠诚是一种品德，一种能力，一种境界。古往今来，红尘纷扰，芸芸众生中有多少忠义之士？比如《庄子》中就说到一个叫尾生的故事。一个叫尾生的读书人与心爱的姑娘在桥下约会，可心上人迟迟没有来赴约，不幸的是大水涨上来了，这个痴情书生为了信守诺言坚持不肯离去，最后竟然抱着桥柱而溺死。这忠诚得有些愚腐。像国外品牌手机“爱立信”的中文名字就是由引而来。
共产党人要忠诚什么？一是忠诚组织。要对党组织忠诚。二是忠诚职业。敬业忠诚就是忠诚的表现。比如我所知道的，湖南的前省委书记、现在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就是忠诚敬业的典范，春贤书记在湖南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夜里12点，躺在床上休息后，旁边还要放一个小本本，一想起什么就赶紧记下来。最近美国一个议员到中国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接见了他，当时这位议员就说，二十年前你是团中央书记，现在成为政治局委员，是掌握全国干部命运的中组部部长，你是不是依靠什么关系上来的？当时，源潮同志就说了一句话，这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从来没有。这位议员很感慨，原来李部长是干出来的。三是忠诚感情。古人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仁义”就是品德，就是感情。
我在这里着重说的是，要忠于那些朴素的真理。
生活中有许多朴素的真理，因为朴素，常常遭人鄙视；因为朴素，常常被人忽视；因为朴素，常常被人忘记。可真理毕竟是真理，它们不会因为人们的鄙视、忽视、忘记就自行隐退，它们顽强地存在着，发出朴素而恒久的真理之光，照耀着那些愿意听从它召唤的人的心灵。
比如“吃亏是福”。在工作和学习中肯“吃亏”的人，比一般人更愿意下苦功夫，工作业绩学习成绩自然不俗；在人际交往中肯吃亏的人，比一般人更平和更坦诚，人际关系更和谐；在待遇和享受方面肯吃亏的人，比一般人更淡泊更超脱，心境特别宁静，幸福常伴左右。
比如“知足常乐”。知足之人，欲望适度，这样就少去了诸多私欲得不到满足的煎熬；知足之人，懂得惜福，这样就能尽情享受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的细碎幸福；知足之人，常怀感恩之心，这样他们的心灵时刻都被世间的善良和美好填满。
比如“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过度的人，不肯吃一点亏，不愿意作些许的让步，于是生活得剑拔弩张，心力交瘁；聪明过度的人，自以为自己的算盘打得精，自己的小动作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心机都化作泡影。
比如“道士要钱，背脊朝天”。“道士”以“道”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时，自然就会淡看名利，那时，他的脊梁比山梁更直；当“道士”转而求钱的时候，他不得不向金钱深深地弯腰，他的卑躬屈膝，写满了普天之下贪求身外之物者的屈辱。堪与“道士”相映照的是那些表面庄严神圣的贪官，当他们孜孜不倦地聚敛着不义之财时，他们的人格尊严早被人踏在了脚下。
比如“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多少人用身家性命验证过的一条真理，却有数不清的贪官污吏偏偏不信这个“邪”，挖空心思猎“色”，把“色”当成可以任意享用的人生盛宴，结果栽进罪恶的深渊。
比如“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是陈毅老总给世人总结出的一条朴素的真理。当领导干部是高危职业，第一个是权力集中，第二个是缺乏监督，第三个是风险，是自己造成的，第四个是官场文化。我经常跟我周边的人说，我当着高管局局长就是个高危职业。
比如“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平白无故的“钱财”“酒饭”其实乃是典型的“糖衣炮弹”。然而，暗室之中，酒桌之上，“钱财”和“酒饭”呼啸着攻占了多少人类良知和公正的高地。
比如“踮着脚尖站不长”。踮着脚尖很难随体重，注定是站不长的。比如，脱离实际地做一些事情，将乡政府机关建成“白宫”等，将市民广场建成“天安门”等等。把神gjqe在美国持有几万汇美金。为什么中国这么多钱？一是市场比
第四，要有人文精神。
我记得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先生的时候，讨论过和谐的问题，季先生说，人与人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人与自然要和谐，人的内心要和谐，这实际上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感性层次讲，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理解、宽容、接纳和尊重，乃至对人的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层面来讲，是对人的终级价值的追寻，对社会良知的培育，对人类命运的忧患。
像春贤书记，以前几次跟我谈话都说到郭嵩焘，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湖南人。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法驻英的公使，当他回来的时候，船靠长沙码头，他以为会有很多人来迎接他，结果他上岸看到的是人们反对他回来的旗号，有丢纸屑、丢果皮的，有说他是卖国贼的。实际上，当时他就是提倡大家学英语、穿西装。春贤书记几次说到这个，也体现了他的一种人文关怀。还有一位老同志曾经问我，知不知道诸葛亮的《出师表》？我说我知道，《前出师表》的核心是“近贤人，远小人”，《后出师表》核心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时老领导就说我讲错了一个字，原文应该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它是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这里，我想讲三个观点。一是传统文化是“活着”的。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受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和信仰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的，因此，它与传统文化有着必然的关联。
宋朝的大学问家张载在年轻的时候想去西北当兵，他找了西北大元帅范仲淹。范仲淹写过“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反映边塞将士艰苦生活的诗词，非常感人。范仲淹与张载谈了一晚，最后说：你不要当兵了，你回去读书。还送了几本书给他。后来张载成了一代大儒，他有句名言流传千古，被读书人视为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也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
今天我们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要继承传统文化，有的人认为传统文化过时了，如何看待文化与传统文化？它是活在每个现实人的无意识当中，渗透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是浩荡的传统。比如说我们国家决定将长假调整，把传统节日变为法定假日，清明、端午、中秋各放一天休假，就具体体现了对文化的一种继承。传统文化是有草根性，并不是精英阶层的东西。我们的文物、文学读物、习惯、礼仪、方言、工艺、舞蹈、艺术、音乐、建筑等等，都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正是形成人文精神的主要基因之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文化对人的行为，对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可以看看西方的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譬如说美国人，美国的文化决定了他们往往强调一种个性张扬、善于竞争的文化精神，所以美国人在全球的经营可以做大做强。因为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美国没有单一的文化，它是多元化的文化。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当中，你如何能够安身立命，如何能够寻求发展？你靠的是什么？靠你的那种竞争、创新精神。所以在竞争方面，创新方面，美国人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中国人原来值得骄傲的是饮食文化，世界第一，但美国一个麦当劳，两片面包夹一块牛肉卖遍全世界。它能够做大做强，它的竞争、扩张跟这种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有它的弱点。美国人能做大做强，却做不精。世界上的产品做得最精的是德国人。德国人严谨、理性、守时的文化精神，决定了他们的精密仪器制造上全球一流。
再看法国人，他个性优雅，特别浪漫，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决定它是领导世界时尚潮流的佼佼者。香水、西服的名牌等都来自法国，这就是文化精神带来的一种气质，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所不可能具有的人文特质。
二是人文精神离不开传统。我们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跟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有密切的关系。讲传统文化我们会讲到儒、道、佛三家。哪一种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最普遍化的观点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主张这种观点。
儒是什么？单人旁边一个“需”，就是人的需要。今天企业要创品牌，品牌是什么？就是消费者内心最需要的。儒的核心是“仁”。在汶川和玉树大地震中，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仁爱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弘扬。我想儒家的智慧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仁者爱人，二是修身正己，三是淡泊明志，四是中庸之道，五是浩然之气，可见儒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我们的文化，前有孔子，中有朱子，朱熹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有不少的政绩。南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浙中地区大水灾，朝廷因他在南康做知府救灾有力，就将他调浙中，结果他打击豪强，救济百姓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长沙还重修了岳麓书院。再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就体现了儒家情怀。
再讲佛。佛要追寻的就是道所追寻的顺其自然。前两年，我去台湾考察的时候到了佛光山，星云大师到山下来接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对湖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第一次到大陆，就是到湖南，当时是旅美画家李自健介绍他过来的。当初，大陆对星云大师有点戒备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要到大陆来还是比较困难。为了介绍星云大师到大陆，李自健就写了封信给当时中央办公厅的一位领导，然后希望这位领导把信转给总书记。后来总书记亲自作批示，“欢迎星云大师到大陆来，一定要好好安排。”这才促成了星云大师的大陆之行。进了佛光山，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句话――“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我问大师原因，他说这即是佛。
佛的核心思想是讲空，人们往往认为佛家的空是放弃一切，太没有意义了。其实空的意义太重大了，如果没有“空”，我们能坐在这里听吗？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脑袋“空”，我们才不断地要学习。空是一种包容的大智慧。空是人的一种境界，一种心态。你的心有多大，包容就有多大，事业就能做多大。
道家讲“道”，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道”不可以说，说出来就不是“道”。“道”是事物的内在必然的规律，可讲的总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具体的，内在规律是语言表达不尽的，因此，被表现出来的都只是“道”的作用的产物。比如我面前的一瓶矿泉水，它是“道”的作用的产物，如果对它加温到150度，就变成了气，在零下50度就是冰，无论是水、气、冰，它们都是“道”作用下的具体表现，不是使它们发生变化的本原的“道”。
三是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就是进退自如，始终怀抱一种人文关怀。从文化精神的人文情怀上来讲，中国古代儒家讲的小康、大同理想，朱熹在福建做地方官时，提出“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思想；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也是一种社会人文精神的追求。邓小平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关注中国人民实际生活并达到人类理想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关注民生等思想，正是我们重建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关于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要求，我们希望能做到张扬个性，又遵循规则；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包容并蓄；既创新创利，又回报社会；既关爱个人，又关怀人类；既尊重个人价值，更关注民族未来和国家兴衰。
这种新建的人文精神应该具备这样一些特征：
是一种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形成是民族性的特征表现，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塑造。
是一种历史精神。因为人文精神是在历史当中产生，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它在一定历史阶段成为社会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的倡导者。
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是人文精神不可缺少的营养要素，人文精神又是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比如我们印象中的印度，就有佛教，有泰戈尔；比如丹麦，我们就知道有安徒生童话；比如我们株洲，我们有炎帝，还有，这里曾经是诗城，现在有聂鑫森等名家，株洲是个有文化精神的城市。
是一种实践精神。人文精神是在社会实践当中形成的。像现在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上广”，到长沙、株洲这样的新兴城市、二三线城市来打拼，这里是未来发展的希望。二线城市检验新兴国家的实力，承接未来发展重任，关系国家上升空间。比如，中国二线城市在开始赛跑，“美国的实力并不只体现在纽约”，二线城市是新兴国家的“短板”，二线城市将决定新兴国家的排名。同时，不同的实践行为会形成人们不一样的人文精神，同样中国的人文精神，比如说在四川和广东跟上海可能人文精神的特色方面就有差异化。
是一种现代精神。它具有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热切关注当前社会现实人生问题，关注当前人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关注人类的发展命运。因此，我们要重建的就是一种现代精神。
第五，要有牺牲精神。
一个人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由偶然和必然组成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需要英雄，英雄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集中体现。什么是英雄，就是一些有人格的人，有牺牲精神的人。比如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文天祥说“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牺牲精神或者说是奉献精神的写照。
我常常在深夜读书的时候，被这些志士仁人的人格精神所震撼。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要想功成名就，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不可以没有牺牲精神，没有奉献精神！大家知道，阿里巴巴有个马云，1988年他毕业于杭州师范，1999年辞去公职与朋友一起创办阿里巴巴网站，专心于电子商务。经过这些年努力，到2009年阿里巴巴的营收达到近40个亿，雇员达到13000人。马云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就说自己有牺牲精神。他有一句名言，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死在明天晚上，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我研究了当代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一些成功的政治家，一些成功人士，他们身上都闪烁着人格的光辉。这种光辉就是奉献和牺牲。
最近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一本是《菊花与刀》，都是写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我在这里着重讲讲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发展的影响，看看这些对我们会有什么启迪。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武士与武士道如散落的樱花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这种精神却依然存在，成为日本变化的动力之一，成为日本现代企业文化和诚信的精神根基。
一是忠于企业的效忠意识。我有个侄子在日本的精工公司工作，前几年我去日本见到他，问他，你们企业的员工有第二职业吗？他说：“没有！要么辞职，要么忠心于一家企业。”效忠的文化观念极为深入地渗透到日本的企业精神当中去。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员工忠诚的培养，这在全世界都堪称楷模。日本企业家将传统的“主人效忠” 、“对家长绝对服从”等观念成功演化为一种“一切为了企业” 、“做企业的忠诚战士”的企业文化。在日本工人看来，忠于企业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
二是强调协作的团队精神。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日本社会是集团的社会，一个企业可以被看作是集团，企业内部的科室、班组、事业部等也都是大小不一的集团；在企业外部，相互间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结合成集团，无数个集团最终又构成日本国家和民族这个总的集团。松下员工信条之一就是：唯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成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这一条文，不论董事长、部长、课长还是新来的职工，每天都要齐声朗读。
三是珍视信誉的献身精神。对日本人而言，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如果做了羞耻的事情，不如去死。正是对信誉的珍视，他们很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肯定，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逐渐转化成了他们自觉行动的潜在意识。对于个人而言，为了赢得别人对自己的认同和尊重，只有在本行业中奋发有为、出人头地。
松下电器公司创业之初，员工都是积极主动地要求加班加点。后来甚至弄到得老板出面制止的地步。日本工人一年的劳动时间至少比欧美等国多出几百小时。日本人在工作中不断积累成功的体验，将自我发展与工作业绩联系起来。在工作中，讲究奉献、追求高业绩和完美，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和家庭。就是因为这种积极工作的精神，使得其他国家的人惊讶地称日本人为工作狂、工蜂、工作中毒者和过劳分子等。
四是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有一女大学生利用暑假到东京帝国饭店打工，女大学生打工做什么呢？洗厕所。当她第一天伸手进马桶刷洗时，差点当场呕吐。勉强撑了几天后，实在难以为继，决定辞职。但就在此关键时刻，大学生发现，和她一起工作的一位老清洁工，居然在清洗工作完成后，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大学生看得目瞪口呆，但老清洁工却自豪地表示，经他清理过的马桶，是干净得连里面的水都可以喝下去的！&
这个举动给大学生很大的启发，令她了解到所谓的敬业精神，就是任何工作，不论性质如何，都有理想、境界，与更高的质量可以追寻；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在其高低贵贱如何？却在于从事工作的人，能否把重点放在工作本身，去挖掘或创造其中的乐趣和积极性。&
此后，每次进入厕所时，大学生不再引以为苦，却视为自我磨练与提升的道场，每当清洗完马桶，总是清晰的自问：“我可以从这里面舀一杯水喝下去吗？”
假期结束，当经理验收考核成果，女大学生在所有人面前，从她清洗过的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这个举动同样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尤其使经理认为这名工读生是绝对必需延揽的人才！毕业后，大学生果然顺利进入帝国饭店工作。
而凭着这股匪夷所思的敬业精神，37岁以前，她是日本帝国饭店最出色的员工和晋升最快的人。37岁以后，她步入政坛，得到小泉首相赏识，成为日本内阁邮政大臣！这位女大学生的名字叫野田圣子。
直到现在，这位现年46岁、被认为极有潜力角逐首相大位的内阁大臣，据说每次自我介绍时总还是说：“我是最敬业的厕所清洁工和最忠于职守的内阁大臣！”
第六，要有学习精神。
前些年，我去欧洲考察，印象最深的是地铁里很多人都捧着一本书。温总理说，多么希望看到中国的地铁也是人人捧着一本书的情景啊！在现在的中国我们能看到吗？看不到。不过现在看书的人逐渐增多了，我前不久去北京看望新闻出版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蒋建国同志，他说现在署里每月组织的论坛都有很多人来听，比四年之前刚办讲座时听课的人增加不少。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总结成功经验时说：学无止境，富豪更需要学习。通过与西方人读书学习的比较，我的体会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诸多实例证明，贫因书而富，富因书而贵，贵因书而智，智因书而乐。近年来，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国人是否读书，将决定世界跟着我们走还是我们跟着世界走。谁在看书，多少人看书，看哪些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一个不爱读书的社会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一个不会读书的民族是缺乏创造力的民族。我的体会是：一是要不断学习；二是要有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三是专家也需要全新学习；四是不懂别装懂；五是学习别人的经验。
我记得中学时读的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需要善于学习，要有渊博的知识，有深厚的功底，才能与从事的工作相适应。
我一直记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觉得学习能提高一个人的判断力，增强人的竞争力，增强干部的决策力，或者说增强我们的软实力。我从离开学校到参加工作，到现在二十几年了，我最重要的一条体会就是读书学习。是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成长历程就是阅读历程。小时候，父母就告诉我们，不好好读书就要回家种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种田不好，只是说想要做成大事，取得成功，还得依靠读书学习，毕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在座的都是40岁以上的领导干部，我想要从现在开始培养学习精神，学会做十件事。
一是建设家庭，从孩子教育抓起。40岁，孩子大多已经上了初中，正是人生奠基的节骨眼上。此时应抓好孩子的学业，使孩子在你的40～50岁前有个好大学和就业的好光景。如果孩子没教育好，只能说明你将度过郁闷的不惑之年。
二是注重健康，从锻炼身体抓起。40岁，无论如何，你的身体都将走下坡路，再不锻炼就将晚矣。我就有这种体会，以前当秘书的时候，由于锻炼少，爬岳麓山都很吃力，现在我有意识地加强锻炼，这样增强了我的体魄，有旺盛的精力来开展工作。人生如赛场。上半场按学历、权力、职位、业绩、薪金，比上升；下半场按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胆固醇，比下降。只要上下兼顾，人天合一，全场都赢。
三是孝敬父母，多回家看父母。来山常务副省长讲过一个观点，廉洁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有孝心的人，干事业都能干得更好。40岁，你正当年，父母就开始衰老，多看看父母，多孝敬一下老人。我的父母过世十年了，可以说我也是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们，后悔的是当时更父母交流太少，要是能多说几句话，我想我肯定不会后悔。
这里有首写父亲的诗，我念给大家听听：
那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的肩头
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
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
等我长大以后
山里的孩子往外走
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叮嘱
盼儿归时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
都说养儿能防老
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
都说养儿为防老
可你再苦再累也不张口
儿只有清歌一曲和泪唱
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
记住，你对父母的态度，就是将来你的孩子对你的态度。
四是找准方向，珍重事业，不许失败。40岁，你的事业方向已经定型。这个年龄经不起失败了，因此，不要眼馋别人的职业和事业，不要眼馋别人的收入。要忠于职守，不断努力，不断打拼，给后人留下一些好口碑好政绩。
五是学会放弃。懂得选择，学会放弃，进退自如。我们不再是年轻人了，记住，一旦有繁杂的事务影响你的健康，那就要放弃金钱，放弃利益。学不会放弃，就将失去更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六是对婚姻，不要轻言放弃。老夫老妻，即使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也已经磨合得水乳交融，因此，万万不可遇到婚外的感情诱惑而舍弃家庭。
七是必须有一份自己爱好。爱好是生活乐趣之一。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我曾去看望一位老领导，带了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看完书之后他说心态好很多，开始写书法，退休之后，他还将一些好的语句用书法摘抄下来，汇编成书。
八是有一份浪漫的心情，一份愉悦的心情。我曾经说过一年中要做八件事。现在我说说一天之中要做的“八个一”：一点快乐，一丝爱意，一许感恩，一点梦想，一点自由，一点创新，一点笑声，一场游戏。“八个一”做到了，那么今天是多么美好啊！
九是多读一两本好书，听一两回讲座，充一两回电。圣雄甘地说过一句话，要想改变世界，需要先改变我们自己。我想这个改变就是要多学习。
十是心静如水，不可激动。不惑的年龄，就是说明你把人生看明白了。因此，如果面对诱惑，如升官发财、婚外感情、非法收入等等，你都要想明白，自己能不能担当某些不良的后果。
第七，要有诚信精神。
这里讲几个故事，海南省委书记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是送给厅局级干部一本书――《把信送给加西亚》，衡阳的张文雄书记也是送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是讲一个将军让一个叫罗文的人把一封信送给加西亚，不论什么手段什么办法，一定要送到。这个罗文一诺千金，经历了千难万险，最终把信送给了加西亚。这就是很守诚信的表现。“罗文精神”包括几方面，一是忠于上级，二是迅速行动，三是全力以赴，四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李嘉诚说到自己的成功秘诀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诚信赢天下”。
今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报道了孙水林、孙东林兄弟千辛万苦、千里奔波、生死接力为他们所欠工资的每位农民工“送薪到家”、“送薪到人”的消息：2月9日，为赶在大雪封路前给已回汉的民工发工钱，黄陂区建筑商孙水林连夜从天津驾车回老家。次日凌晨，小车经过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发生重大事故，一家五口不幸遇难。为完成哥哥的遗愿，其弟孙东林接力送薪，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凑足33.6万元工钱，发放到60多名民工手上。
400年前，有一个叫巴纶支的荷兰人，带领17名船员出海，到达了北极圈的三文雅，突然发现自己的船被冰冻在海里。就这样过了8个多月，死了8个人。但荷兰人就是冻死饿死也不动用被委托人的财物。到第二年春天，他们待冰解冻回到荷兰，将物资完好无损地送到了被委托人手里。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欧洲。说明：承诺比生命更重要！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的诚信内涵包含三个层次：
一是信于言。就是人要忠实于自己的言行，说到做到，说了就要做，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准则。
二是信于义。就是说我们的言行要合乎和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职责。言和行的标准是否符合道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实质。
三是信于天。这是说人的言行要忠实于自己的本性。坚守承诺要从小事做起，哪怕你承诺今天回去看望父母，几点钟回去，要坚决赴约。哪怕你承诺今天去锻炼身体，坚决说到做到。
今天，诚信建设显得更加重要而必需，它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但是国内问题，也是令人堪忧的国际问题。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奖者国际大会，197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瑞典著名科学家汉内斯•阿尔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说，他结合自己的科研生涯和读儒学的体验得出这样的结论：“21世纪，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地球是转的，世界是平的。孔子生于中国，但儒学属于世界。人类的智慧是没有国别、国籍限制的。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说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思想，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处理国家关系的“黄金定律”或“黄金规则”，用五种文字悬挂于联合国的大厅里，成为各国的“国法”。“正心、诚信、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观念，被一些国家写进教科书。
著名作家、空军中将刘亚洲说：“我们这一辈子什么都缺。我们小的时候缺菜，长大了缺钙，老了缺爱；年轻时，缺知识；安了家缺房子；上了三十，缺文凭；有了年龄缺健康，开放了又缺青春，有了青春又缺开明。但是，最缺少的是讲真话。但我还是孜孜不倦地讲真话，为什么呢？我太爱党了，‘我把党来比作母亲’。儿子对母亲能不讲真话么？如果欺骗母亲还能叫儿子么!”他呼吁在全国、全党开展一场讲真话的教育活动。讲真话，就是讲诚信。这次文化部部长蔡武去台湾，就专程拜访了胡适故居。作为北大曾经的校长，胡适就说，中国就是“差不多先生”太多，“圆通大师”太多，讲真话的太少。吴冠中说：整个社会都浮躁，要有人说真话。
对每一个生活中的人而言，诚信其实就是待人的诚意，是与人相处的准则或者是艺术。我想主要是从六个方面去把握：
一要给人时空。刘备派关羽守荆州，就是给关云长以时空，让他从容发展。一个人的成长，要给他时间；一项事业的成功，也要给它期限。所以对待家人、幕僚要宽厚，要给他时间、空间，让他能够从容发展。
二要给人平台。演艺人员所以成名，因为有舞台；服装界的模特儿，也要靠伸展台走秀；厨师对烹饪有专长，厨房就是他的舞台；运动员在体育上有发展潜力，运动场就是他的舞台。社会上多少有为的青年，他们都需要已有成就的前辈，给他们舞台发挥，对一些年轻干部，给他以平台，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提拔。
三要给人因缘。多说好话多栽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能在社会上生存，是因为很多人给我们因缘，例如父母生养我们，老师教导我们，社会成就我们；我们接受了各种因缘，同样的也要给朋友，乃至任何人一些好因好缘。一句好话，可能就是一个因缘；一个推荐，必定是一个好的因缘。
四要给人信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待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巧妙，重要的是待人要诚实，要守信用，我们在社会上可以没有学问，没有能力，但是不能没有让人信赖的人格。信赖，不是嘴上说的，信赖要一件一件累积，累积多少事实，让人打从心里信任你、信服你，对你有信赖感、安全感，那才是信赖。
五要给人坦诚。“宁可他人负我，我决不负他人”。待人不可以用心机，要坦诚以对。朋友对的，我们要赞美他，鼓励他；朋友非的，我们要劝谏他，纠正他。假如有的朋友听不进谏言，宁可绝交，也不要造成某一方的伤害。绝交以后可以复交，但伤害造成，难以弥补。
六要给人实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我之间，光是虚与委蛇，给予应付，让朋友感觉不到你的真诚实意，得不到实惠帮助。我们能给人，表示我们富有；他接受我们的实惠，表示他暂时贫穷。朋友有通财之好，尤其是苦难时，更应该伸出援手，这才是待人之道。
第八，要有实干精神。
在韩国的一所中学里，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每天要求学生将自己当日所学课程从头至尾抄写八遍，而自己很少对作业进行检查。刚开始的时候全班都很积极地去完成，但后来大家渐渐的松懈下来。转眼到了期末，老师突然决定对整个学期的作业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全班只有一个人是从头到尾、一丝不苟、不折不扣的完成了那份枯燥的作业，这个人就是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潘基文虽然也懂得这份作业非常枯燥，但在抄写作业的过程中，他发现每抄写一遍自己对所学知识都会有新的认识和更深的理解，在一遍遍的重复中逐渐熟悉和充实，于是他不再把这份作业当作枯燥的任务，而是领悟到了人生其实也是一所学校，命运会为我们布置一份份简单重复的作业，靠着这种认真完成作业的态度。
还有一个人，他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他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是十年。另外，他每天都拎着宿舍的热水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他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他忘了打水，同学就会提醒他：“哎呀，你该上班了！”
过了十年，他把新东方做到了一定的规模，希望进一步寻找合作者，结果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寻找他的老同学。老同学都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跟他回国。这些同学不约而同的给了他一个相同而十分意外的理由：“我们知道，你有这样一种打水的习惯，也有这样一种打水的精神，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而他就是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在我们的一生中，堆砌着许多琐事，有的人不屑一顾，但有的人往往能认真的做好每一件琐事，将这些琐事做得非常极致，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生命。
我认为，认真的做好每一件琐事，将这些琐事做得非常极致，这就是实干精神，这是你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你的理想能走多远的最重要的基础。我有一个体会：从政绝不当庸官，不当太平官，不当混事官、无能官、懒惰官。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哪一条都离不开吃苦实干。荀子说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真抓实干，注重实效，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就是要实干。“不实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这是小平同志说的一句话。这里又说到出版集团，朱建纲手下就有一批能干实事、干成事的人，你说出版集团怎么不红火，现在又要修湖南的101大楼，事业越来越兴旺。
一是要想干事。社会主义首先是从空想开始的。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心态决定状态，观念决定行动，定位决定地位。想不想干、肯不肯干、是不是干是一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集中体现。近两年，湖南高速公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建设、大跨越、大发展。年两年开工建设33个高速公路项目，超过前16年的总和，在建里程居全国首位；在建和通车总里程5720公里，从2007年全国排名第17位一跃位列全国第3位、中部六省第二位。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速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成为了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我认为，这一切得益于前省委书记张春贤，现省委书记周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于来山同志等省领导的想干事，没有他们的大胆决策、强力推进和亲力亲为，就不可能有湖南高速公路今天的大好局面。我们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就是一个想干事的市委书记，所以才有了今天株洲生机勃勃、政通人和的崭新面貌。
二是要敢干事。干事就会遇到矛盾，干事需要承担风险。我们要敢于直面矛盾、敢于正视困难、敢于接受挑战，敢想他人未曾想，敢谋他人未曾谋，敢干他人未曾干。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当甩手掌柜，要当敢于担当、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的“推土机”式的干部。据我所知，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都注重提倡“推土机”式精神，大力使用“推土机”式干部。用我们高速公路的话说，“推土机”式干部，就是要做到“5+2”、“白加黑”、“晴加雨”、“好加快”，能够攻打下难关、打得开局面、完得成任务，在实干中担当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历史重任，书写无愧于这方人民的满腔赤诚，铸就无愧于这片热土的宏伟事业。
三是要会干事。松下幸之助说过：“工作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实干决不是瞎干，也不是蛮干，更不是乱干，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要深化对形势的判断，深化对问题的思考，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做到科学施策、科学应对、科学实干，善于抓住要点、攻克重点、突破难点。大家知道1984年奥运会，唯独只有美国洛杉矶这个城市申请举办，当时美国政府就说同意申请举办奥运会，但是政府不出一分钱。因为在此之前举办奥运会是亏本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那么当时的洛杉矶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他就想了三种办法，出了三招妙棋：一是拍卖电视转播权；二是拉赞助；三是“卖东西”并实行专卖，卖火炬、卖纪念品、卖看台、卖座位，最后洛杉矶政府根本没亏一分钱、没出一分钱，还盈利2.5亿美元。上次去日本富士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当地人卖富士山的空气，这也是一种创意。这一点同样可以运用在韶山的红土上。我们高速公路有一个看会不会干事的标准：失败的人总是找借口，比如“不是我的责任”，“我很忙”，“我没做过”，“我不行，没能力”，“不可能，没机会”；而成功的人总是找方法，比如“是我的问题”，“马上做”，“没问题，我可以”，“我一定行”，“一切皆有可能”。西点军校学院遇到军官问话，只有四种回答：“报告长官，是！”“报告长官，不是！”“报告长官，不知道！”“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借口是西点军校奉行的最短的行为准则。
四是要干成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是不是真抓实干，不能看形式，关键是看结果、看实效、看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以实干为荣,以空谈为耻”的工作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把那些吃苦不喊苦，劳累不喊累，干事不挑事，负重不怕重，担责不塞责的实干者甄别出来，提拔起来，重用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能干事、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让他们有为、有位、有舞台。
第九，是生态精神。
说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