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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儿童的节
　这些天人在南方，忙着准备各种赛事，猛然发现儿童节快到了。想想十几年前自己还盼着过儿童节收礼物，如今却惦记着自己的女儿要过儿童节了该送什么礼物，有些恍惚。围场里不少同年代家境又普通的车手在比赛之余都去全国各地做各种汽车活动，赚点外快，只为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最好的一切。干车手这行的花花公子也挺多，以前在珠海比赛，完事了就去澳门赌博，大家有了小孩以后都改去香港买奶粉了。因为这国家隐约间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这里什么都不靠谱，多赚钱，然后能移民就移民。　　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文章，看了不少新闻，有一个最深的感受，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儿童。从计划生育到三聚氰胺，从嫖宿幼女到克拉玛依，从食品安全到应试教育，从小悦悦到校车，无论城市，无论山区，这个号称正在盛世的国家一直没有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庇护，就连出个天灾，最倒霉的也是在校舍里念书的孩子。以前就是愤慨，自从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每每看见这些新闻，总要情不自禁的代入，气的满屋子打转。作为一个新晋的父亲，在这个节日里，除了祝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兴不得不扫：、　　1：必须要取消嫖宿幼女罪。这是在十几年前新增的一个罪名，适用范围非常广，看见频率特别高，往往用于为他人脱罪。幼女就是幼女，强奸就是强奸，什么叫嫖宿幼女，强奸完，塞点钱，你就从强奸犯变成嫖客，人家幼女从受害人变成妓女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就算人家幼女是被组织被忽悠的，符合人性的处理方法就是强奸罪，并且重罚组织者。这是恶法，必须取消。就在两天前，浙江一地又将少女被凌辱事件定性会嫖宿幼女，而在今天，我们要迎接来六一儿童节。此刻在微博上搜索相关事件的关键词，你会发现搜索结果被屏蔽不予显示。这就是这个国家保护幼女的方式?我将和这条恶法死磕到底。　　2：取消一个恶法，增加一个善法，要规定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身为一个车手，对汽车碰撞后所产生的冲击力最了解不过。很多人坐在车里，怀抱婴儿，以为一旦发生事故，自己臂力无限。甚至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没有把儿童安全座椅当一会事，我百般劝导，他们只回答你一句话，唉哟不要紧的呀，开的慢点就好了呀。这是重大误区，没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就算三十公里每小时的撞击，小孩都可能受伤，更可能被甩到车外。类似悲剧层出不穷，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3岁以下儿童坐车出行，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都应给予警告或处罚。　　我们可以为儿童做的事情有很多，以上两个建议仅仅是当务之急。对于儿童节和那些礼物们，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玩法。但玩具会玩腻，节日会过去，有毒的牛奶，有毒的食品，有毒的空气，被拐卖的儿童，看不起病的孩子，被当成道具的学生，都活生生在我们的周围。这节日要是哪个学校去个领导视察，风里雨里，估计孩子们还要站成两排敲腰鼓摇红花。　　所以，在这个保护儿童做的不够，伤害儿童却罪无应得的地方，在这个除了六一是儿童节，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儿童劫的地方，除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强制使用儿童座椅以外，我还建议将下个月的一号，下下个月的一号都改为儿童节算了。以前我常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自己能够看到光辉岁月的到来，而现在，只要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我就满足了。如果当我的女儿有了孩子，世道依然如此，我只能说，四个月后的一号，也没啥可庆的，索性一并改成儿童节算了。
野夫：地主之殇
&&&&&&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 三
&&&&&&&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它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 五
&&&&&&&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盘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它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 十一
&&&&&&&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 十三
&&&&&&&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 十四
&&&&&&&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 十五
&&&&&&&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 十六
&&&&&&&&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 十八
&&&&&&&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它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 十九
&&&&&&&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它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野夫：访台归来 民国屐痕
一&&&&&&&&&&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的&&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台北忠烈祠是追祀为民国殉难忠臣烈士之祠庙，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从黄花岗烈士到金门海战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着民国百年的沥血之路。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而中共抗日牺牲的将官唯左权一人】。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尤可哀者，更多百战生还的抗日将士，最终却死于内战烽火。至今他们没有得到大陆祖国和同胞应有的尊重，这个祠庙也仍旧是陆客观光团所要绕开的禁地。&&&&&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民国的劫数，是民族的报应；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二&&&&&&&&&&我还在垂髫之时便知道了&水深火热&的台湾，便会唱&&要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那时，台湾是恐惧和灾难的渊薮，是无数家庭因之被祸的疫区。而在我的青春时代，台湾忽然又成了纸醉金迷的宝窟，台胞台属台商成了政府巴结优抚的对象。从敌视国民党转移到敌视民进党，从要解放台湾人民到坚决反对台湾全民公决。我在时代的急剧演变中，永远跟不上政府对台的脚步。&&&&&我一直以为，台湾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种的大舅一样，他的荣辱沉浮与我八不相干。两岸本质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灶的兄弟，你穷的时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时候想去收编他&&这样的主意好是好，但当弟弟弱弱地问一句家长的位置能否由全体家人选举轮流坐时，你就不肯答应&&于是这就成了统一祖国的真正问题。&&&&&我自诩是爱国中年，爱到宁肯在祖国坐牢，也不去异邦避难。因为同意台湾是中国【非党国】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爱台湾。&中国&不是国号，只是华夏文化江山的一个泛称。两岸皆是中国，只是一个庙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庙号叫中华民国。前者刚过花甲，后者即届百岁。论年齿，后者是兄；论祖田，前者为大。后者视前者为窃国，前者视后者为割据。彼此时打时和，却依旧各奉各的正朔&&这样的&一个中国&，算是二战结束后的一个特殊遗产，更是人类政治格局的最后一道奇观。&&&&&我当然支持统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无需经过海关。至于统一的条件，也很简单&&重返重庆谈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开山祖师们开出的和平建国大纲，在我看来，仍旧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佳条款。更何况其中的多数条款，至今依旧还写在各自的宪法上&&比如出版言论自由等等，只是需要真正落实而已。彼岛已经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历程，接受这些条款应该再不会像当年那么困难。此岸的接班人依旧扛着共产党的旗帜，理论上不应该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则统一祖国何难？这样更无需各自再修几百万亡灵的忠烈祠，那才叫开万世之太平啊。可是，两岸的政党领袖们，究竟想要的是怎样的维稳和偏安，实在是天心难问。&&&&&&&&&&三&&&&&&&&&&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中国的共和国走进了中国的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是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带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国，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哎，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哎，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奇迹是三天后我忽然接到宾馆总机的电话，说是有两位女子在大堂请我下去。讶然见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着拙著说要签名。她说偶然听电台对我的访谈，辨出我就是那个薄暮的访客；好奇便买了我的书，遂读出了她的眼泪。然后便打听我的行止，竟然还能找见。之后她拿出精致的工艺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带连在一匹玉马上。她看书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佩玉挂印可以驱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价值不菲，却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问罢芳名，原来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认下了这个隔着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来的两岸烽烟销尽之后，再喊她回家吃饭吧。&&&&&&&&&&四&&&&&&&&&&我是书商出身，参加过北京多次国际书展。在一个民间无权自由注册出版社的国度，其书展典礼却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就像朝鲜的阅兵大典，其伟大庄严盛况肯定让世界侧目。每年的北京书展，哪怕去一个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场警戒，驱逐走众多的读者观众，留下配合台词的群众演员。&&&&&然而台北的国际书展，相形之下似乎确属寒碜。尽管开场大典每次皆由民国总统出席颁奖，那依然是没有鼓乐礼花，更没有整齐着装的孩子们献花致敬夹道歌舞。会场就设在展台中间，很小的开放式空间，只留下几十个贵宾座位，并不组织观众陪坐。开会前来了十来个便衣内卫安检，然后副总统萧万长先生就登场了【马英九先生出访在外】。起立和掌声都是礼节，行政院长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讲稿，也不用一句一顿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声打断。祝贺、颁奖、照相，然后还自费买几本书走人，民国风习就这么简约有致。握着我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外省获奖者的手时，也不作秀托我问候大陆同胞；也许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没资格传达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时代的台湾，执政者对大陆的亲疏态度，都可能引发蓝绿两系选民的非议。他们即便贵为领袖，却一样要向选民拜票。&&&&&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他们也有文化部官员出席。也许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异议作家，因此没有发生退席抗议风波。参展的有五十几个国家，大陆没有官方代表团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编辑去商谈版权合作。大陆主流作家的书在台出版的并不少，此次被邀请赴台的，自然还有几位真正知名的大家。&&&&&开幕式上我还邂逅了老朋友贝岭，这个去年惹起法兰克福书展退席风波的哥们，依旧长发披肩一身异服。由于这次没有大陆领导退席，于是我也不用抗议他的出现而拒绝领奖。然后我们纪念十年未见而合影，有记者拍下拿去发在了报上。此前我并不清楚祖国为何不许他回家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参与发起了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笔会显然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也因此所有参与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压。我是一个极端的独行客，平生只论友道不守约束，于是无门无派只好单打独斗。但对所有反极权的江湖山头皆保持敬意，对所有的助纣为虐者皆坚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讲法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信哉此言。&&&&&书展上有个最小的柜台，名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陈列在那，于是我和那个摊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后的孩子，留学英国归来，不愿打工就去注册了个一人出版社。确确乎该社就他一人。自己买版权自己翻译自己设计，然后就交给中盘发行商。他对我的书商经验非常推崇，我说在大陆出书，我得先花两万元买书号。你就节约这笔费用也能赚钱，况乎你们还没有选题审查不批一说。&&&&&对台湾青年来说，他们真难理解大陆为何不许个体注册出版社。因为台湾也有法律规定不许出版的书，谁违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惩罚即可，何必事先取缔民间权利，更何须采行书刊审查制度。就像法律不能因为刀具可以杀人，就彻底取缔乡村铁匠铺一样。对这样的疑难杂症，我还确实没法向他解释清楚。因为即便在蒋介石的戒严时代，出版反书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还是可以申办的。&&&&&我接触好些位台湾青年，他们都羡慕大陆经济繁荣，也渴望进入大陆市场发展。关于台独话题，他们多以为可以认同一个大中国，看重同文同种的渊源。但是究竟怎样统一，这是他们开始关心的话题。我抽样调查&&假设现在让你转变户籍，在大陆你可以拿到三倍于台湾的收入，你愿选择转变吗？他们摇头说&&如果还有网络限制，那还是留在岛上吧。&&&&&这是在民国长大的孩子，看来与共和国奶大的孩子思维确实不太一样。&&&&&&&&&&五&&&&&&&&&&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在同一条大街的两头，平衡着这座城市的风水。一般来说，大陆的官方考察团或公职人员，旅行团规定是不许去中正纪念堂的。即便那里已经被陈水扁改名为自由广场了，那也还是不能去拜谒，因为大堂上还是端坐着蒋公的铜像。但对于国父孙中山，那两岸皆还保持尊重。因为蒋与毛，本质上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这个发明了一党独裁、领袖独大的政治制度的革命家，他们都愿自认为是衣钵传人。&&&&&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间，原来牌坊上的匾额是&大中至正&四个字。陈水扁时代为了去蒋化，换上了&自由广场&四字，于是所有的民间集会游行抗议之类活动，皆喜欢在这里举行。据说去年因为对政府救灾有看法，绿营组织了许多大学生在此静坐示威。马政府不以为忤，更不会调集军警坦克驱散。许多家长担心这些90后的孩子熬坏身体，纷纷前来在此埋锅造饭料理生活。结果气汹汹的集会渐变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闹够了还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课。&&&&&群众集会学生罢课之类的事情，在民主社会就是个司空见惯的寻常琐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见透过媒体宣示出来，政府再去因应修订即可。只有我们这些在极权社会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类人孩，才会觉得对岸成天打打闹闹，仿佛一片乱局民不聊生似的，才会视民主为畏途；甚至才会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开会打架的镜头以为自家的赏心乐事。但凡稍有常识的皆应明白，人家开会扯皮皆由人家的媒体自由爆料；像此岸两会那种&一致通过&的成人游戏，才是人类真正的笑料。&&&&&这两个纪念馆以及忠烈祠，皆有卫兵站岗。但是这些卫兵都只是定时表演换岗操典，全套正步玩枪的动作极具观赏性，是观光客的主要欣赏内容。在陈水扁执政时代，激进的绿营甚至去中正纪念堂内搞风筝展览，多数人觉得稍嫌过分，但也并不会引起厮杀。马英九上台后，也有蓝营群众主张恢复&大中至正&的题匾，但聪明的马府不想再度引起两营纷争，以换匾需要破费40万为由，谢绝了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化的建议。所有进去参观的人，皆不受安检，无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脸严肃的机器人一般的卫兵，但是他们的训练使得他们绝对面无表情，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回想我们那些在毛公纪念堂排队的人，严格安检只许空手进出，被军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这样还硬要热脸贴冷屁股，我们的人民那确实忠君忠得可爱。&&&&&&&&&&六&&&&&&&&&&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在严密的高墙禁锢之外，在毫无人味的革命文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海外孤悬的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的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法西斯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因为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一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我很好奇于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我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了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了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九份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噜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七&&&&&&&&&&写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笔下的人&&一点正经没有。很多时候嬉皮笑脸，是我们在这个伪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爱正襟危坐的我，这次难免要面对一些媒体；很多大陆的亲友都为我提心吊胆，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自己的祖国，而遭逢冯正虎的待遇。&&&&&台湾中广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岛的文化名嘴。我们对坐在播音室打开话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节目对岸相关部门都是要收听的。我笑答没有关系，我对我的祖国没有恶意，即便尖牙利嘴，也无一不是为了投合当政者一再声称的民主口号。&&&&&晚上在著名的鼎泰丰吃包子，前名记徐宗懋先生带着日本记者本田先生来作陪。二十年前的广场上，徐兄是前去采访的记者。那个著名的半夜，他的后背被流弹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线，用板车拖着他狂奔医院，如此才大难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边的另一台湾记者是阿渡，他们记下了那个板儿爷的名字，这个北京人成了他们终身的朋友。&&&&&谈起他至今犹存的余痛，他淡然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事故。但是对你们而言，是骨肉深处的隐痛，我们远没有你们那种深刻。&&&&&是的，那一刻我并未出现在广场，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砖，我为何要如此孜孜矻矻地计较那一段岁月呢？因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许罪错，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在某个时代犯下；就像《光荣与梦想》中的美国史，开篇记载的就是对示威者的镇压。再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历史不能绕过的一篇。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诉责任，只想不被抹杀血痕。在没有道歉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只能私下纪念。那些死难者既不是我的至亲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们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国家心怀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称风波或事件了，那就应该重新定义那些亡灵。&&&&&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个因为在博客里撰文纪念那一年的好人谭君，却因此获刑五年。这个全国人民涕泪援助的灾区，主官们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彻骨心寒。在这样划时代的审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诉我&&我必须在此供罪，如果纪念有罪，那我就是那个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遥祭的人。我不敢在谭先生面前，隐匿我的同罪。&&&&&&&&&&八&&&&&&&&&&上文提到20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极权松绑阶段&&那时的台湾民主，并未比我们走得更远，只是略为人道一些，远非今日之悬殊。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了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地下诗刊吟风弄月。&&&&&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但他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九&&&&&&&&&&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他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现已在野的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绍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了。&&&&&&&&&&十&&&&&&&&&&台湾的民运历史，远比大陆要漫长。早在国军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了五十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国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和大陆一样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较而言，具体的管制仍然不如此岸的严酷。&&&&&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这样的画面在大陆的今日，恐怕都是难以奢望的。&&&&&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都信奉极权，都不允许民间挑战一党制。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怀仁与怀恶的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可是这一事件十年后，此岸的学潮又是怎样的结局呢？同样都有一个威权大佬在主宰政局，我们怎么就能杀机顿现呢？这一事件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一连串审判还在继续发生，且依旧不许公开审理。&&&&&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我遥望夜色弥漫的故国清泪盈眶。我们活得真他妈失败啊，可是他们却抓住了胜利。他们在那一审判之后四年多，就由李登辉特赦了所有无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狱，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无罪，他们终于获得了无罪改判。为民族之争民主，我们罪从何来啊？当年共产党的领袖，不就是因为要争民主，才带着我们的父辈驱赶了民国的吗？&&&&&&&&&&十一&&&&&&&&&&淡水河是台北周边的主要水流，据说有一道临河小街蜿蜒在水岸边，是一个休闲去处。南方社的于雯带着我打了一个挂着台湾省车牌的的士径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独立书店的运作状况。&&&&&台北的的士司机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闲话。他说在台湾没有出租车公司，都是个体经营。只要不超过65岁，都可以去考试出租车牌照，考到了便可以运营，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费，甚至所有的税全免。我问为何要免税，那都去开出租，市场不乱了吗？他说目前经济不好，政府要解决就业率，于是就出台这些鼓励性政策。至于都来跑出租也不可能，因为车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会退出。看来一切都是市场可以调节的。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想象大陆那种把车牌发给某些公司，由公司再来盘剥司机的事情。更不能想象司机要是组织罢工，最后会视为黑社会打压。民国和共和国究竟谁像社会主义，还真是个问题。&&&&&淡水小镇的河边，坐满了闲人。河水清且涟漪，排列了无数钓竿。满街卖小吃的，地上却一点污渍全无。一家小书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在一个铺面的二楼上。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很小的空间装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书，就知道这家主人的趣味&&他们只卖文学、电影和生态旅游之类书籍，而且排满了很多书店拒绝出售的诗集。&&&&&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个作家，其妻是诗人。一对神仙眷侣，就这样偕隐在此古老河岸的寻常巷陌之中，收养着几只流浪猫，然后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稀少的文艺读者准备着过夜的食粮。我的书有幸也在他们案头，他拿出一本请我签名，令我内心温软。书架上也有不少大陆原版书，两岸在艺文方面，其实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独立书店是区别于其他连锁书店的一种个性卖场，早在戒严时期就为台湾的民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货源纯粹来自于自己的采购，不接受那些中盘商的配送。台湾人口太少，书业不算太兴旺。最大的诚品书店连锁，倒是游人如织；以人口比例来看，比大陆爱书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因为人人皆可登记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选题就出，没有就闲着，倒也不存在格外的亏损和债务。&&&&&坐在有河书店的露天阳台上，端着一杯浓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内心忽觉怅然。故国河山无数类似的古镇水涯，都曾容留过我的倦足。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前人诗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乡贤在武昌打响的首义，没有换得真共和；之后几辈人的血漫大地，还是没有换得。难道这真是对吾族的一个毒咒吗？&&&&&&&&&&十二&&&&&&&&&&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杂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他的青春时代是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当我们在此岸偷偷阅读胡适之时，他在台北的独立书店和图书馆到处寻找《资本论》和鲁迅。我们都怀抱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去都市求学，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壮阳药。当我1980年写出长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而被校方警告时，他的长诗《刺客吟》却因为鼓吹&既然改革无望，那就去当刺客&，而获得时报文学大奖。当他深入黑煤窑去写底层苦难的报告，甚至去揭露被关了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时，我正随着中科院的科考队漂流在长江上。&&&&&80年代在两岸都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在戒严的阴影下参与鹿港环保运动，组织反核演讲；我在1986年的学运中走向街头声嘶力竭。他们的美丽鹿港保留了，我们却把胡耀邦先生牵连下台。1989我流泪誓言脱去警服的那一刻，他正眼看着无数同胞的血，在广场边上嚎啕大哭。那是他14岁之后的第一次恸哭啊，他是在为我们而哭，为同文同种的华族而痛心疾首。&&&&&罗大佑的一些老歌，时不时唤起我鼻根发酸。童年没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没了，皇后大道东依旧还游行着手捧灯盏的纪念或抗议队伍。他们走进了他们可以自由高歌的时代，而我们呢？我们还有无数的狼孩在叫嚣着要不惜核武收回台湾。是什么样恶毒的教育，会把一国之儿女训练成嗜血的野兽？我们拿什么去收回啊，除了核武你还有什么？龙应台先生一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面对此语，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该为如此强国而脸红。&&&&&纵贯线演出结束大家兴犹未尽，便去街边夜酒。&纵贯线大哥&在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帮词汇，专指那些超帮派南北通吃的角头大佬。刚才张震岳不时在台上说，跟着几位纵贯线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台上台下就一起会心地笑。恰好和我对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谈吐，端坐如山隐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爷的厚重，问起来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发江湖忆旧游的时光，眼前的江湖还在，而心底的江湖却渐渐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无边的寒意荡漾。&&&&&&&&&&十三&&&&&&&&&&次日就要辞别民国了，书展的沙龙活动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个对话。香港作家老友陈冠中、自由亚洲电台梁冬和贝岭兄等皆来捧场。邂逅相逢了梁文道和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谢梁兄节目中的推介拙著，相约北京酒聚。有时常想，这个世界其实真小，该要相识的注定就要相逢。&&&&&晚上的饯行酒局在一个深巷小店里，阿渡说这是全台北最好的鲁肉饭吃点，他前些日带马悦然也是在这里大快朵颐的。鲁肉饭是台湾的一种民间美食，味道确实不错。书展基金会主席林载爵先生和大奖评委陈浩兄也来对酌，我的老友台湾出版界大佬郝明义也坐着轮椅赶来，陈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时报的杨泽兄皆一起来凑兴。一番觥筹交错，我不禁有了几分薄醉。&&&&&宴罢酒兴未阑，大家又一起去邻家一个朋友的独立书店青康藏书房品茶。主人何新兴也是性情中人，再开两瓶红酒火上浇油。这样的燕聚，也算是民间的两岸三地吧。因为一场文字缘，就这样五湖四海地汇合了。那一刻，在我们心中，应该早已没有那道伤口般的海峡了。&&&&&深夜扶醉回到酒店，检点行囊，面对着朋友们的赠书和拙著，不禁犯难起来。这些书，哪些是可能带进祖国的海关的呢？我自己的书要带进自己的祖国，都要面临被没收的风险，更不要说另外那些炎黄子孙的文字了。同文同种是我们统战的口号，即便这样同文同种的港台书籍，却要面对大陆祖国的搜查和严禁，请问我们的领袖&&这，究竟是谁的主意？&&&&&一篇文字，一本书，甚至一个民间的建言性宪章，真的就那么妨碍你们的独占春风吗？我们如此深爱自己的母土，我们不想逃亡或者流放。我们愿意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分担这个国家的苦难，哪里受灾了我们愿意为政府解囊相助。你们奥运阅兵要我们离开，我们就乖乖地离开，不凑你们的欢宴。可我们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要带几本自己的书回家，竟然就会令我如此绕室徘徊，我们真是莫大的悲哀啊。&&&&&别了，台北；别了，民国。梁园虽好，我只是过客。我不想留下，虽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奋斗过的社会。正如英国诗人彭斯诗云&&我的所爱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我要回去，我哪怕像冯正虎那样死乞白赖地也要回去。我的祖坟犹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长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我毅然走向机场的时候，加缪的声音从天空隔着一个世纪传来&&流放者终将归来&&为的是重新经受考验并且夺取他应该拥有的东西&&他田亩里的微薄收入，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爱情。在一个人诞生开始，他就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世界！&
韩寒：太平洋的风
& &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的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鸿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拉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说我想酬谢你。王鸿松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来大陆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