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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贴]一个从巫溪走出的外交特使杨公素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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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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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九十年了！&&&&当我在今天，提笔写这篇开头的话时，才记起我来到这个世界已有九十个春秋！&&&&九十年算得上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早过“古稀”之年。从一人生活在世来说，已活够了，所见所闻及所经历的也多了，我复何求？&&&&人生为了什么，应该怎样去生活，这是古往今来极为重要的话题。古人云，“人生如梦”，又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说的是人生过得快。中国古代文人对人生有各种看法，但较多的是“缅怀往事，伦然魂销，过眼烟云，感慨不已”，这种感怀思想不能说对我没有感染，我记得在学生时代读欧阳修的《秋声赋》时，真有点“感慨系之”。&&&&我生于辛亥革命前夕己百年，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其时我还是小孩。自我记事日起，就经历了四川军阀混战，逃避土匪跟着大人去到湖北，进了教会学校。接着发生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万县事件、北伐战争，我虽是个初中学生，却卷入了大革命洪流。1927年下半年到处白色恐怖，之后日本又侵略进来了。中国进入了一个鲁迅说的“炸进来，炸进去”的时代。八年抗战，何等艰苦，我一直投身在山西敌人后方做抗战。作。经过求索与曲折的道路，最终于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段经历构成了我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青春的幻想”，记述一个旧知识分子成长和转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我就投身于外事工作，一直在党中央、外交部的领导下，干了40年。新中国的外交领域，地方外事工作，外交部内的司局工作以及驻外使节工作，我都做过。特别是在西藏十年，负责西藏对外工作，从收回外交权、取消外国特权、建立与邻国正常关系等，我都一一完成任务。在西藏工作十年，为我在外交工作方面打下了基础，是我学习、执行和灵活运用外交政策的重大体验，同时我对西藏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深深地热爱西藏和藏族同胞。&&&&在外交部内工作近四年，使我能有机会直接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体会了党的外交政策的精神实质，开阔了眼界，学会现察、分析国际形势，以及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执行我国外交方针与政策，体会了党中央国际关系方针政策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学习了外交工作中的各种技术。&&&&从1965年起我先后担任驻三国的大使从友好的尼泊尔、1979年处于对抗状态的越南到西方古国希腊，我担任了三个不同关系国家的大使，使我学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开展工作。&&&&这些经历成为我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外交生涯”。四十年的外交生涯，初遂了平生报国之愿。&&&&1983年离休后，我担任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兼职教授，开始我给本科、研究生讲课，后来经国家教委批准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在北大近十年了，读书、教书、写书，成了我离休后的主要工作。我专心研究中国外交史，从晚清、中华民国及新中国时代。我还专心研究外交学，在北大和外交学院开了“外交学”专课，在研究生院讲授并写成了《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除了专门研究外交史外，我还研究与整理了中国西藏地方与外国关系，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另一方面就是回顾我一生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哪些经验教训，有哪些偏差错误，写下这篇回忆录。书中所讲的都是当时的事、思想和认识，在现在看来也许有很多是错误的。比如我回忆的西藏，还是50年代末改革前的情况，现在当然不一样了，但我记下这些正足以说明西藏民主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回忆录中，还提及到一些我的前辈和同辈，也可能他们认为有失实的地方，请他们原谅并纠正，有许多同志已作古了，我在此表示深切的哀悼与怀念。&&&&九十沧桑，回首平生，不免感慨万分。二十世纪是中国剧变的世纪，而我一生的所见所历，自然也珠多奇遇。写下这部回忆，也许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旁证。倘能使后人从中了解一些历史的原貌，于我则愿足矣！&&&&　　　　　　　　　　　　　　　　　　　　　　　　　　　　　杨公素&&&&　　　　　　　　　　　　　　　　　　　　　　　　　　　1995年11月&[此贴被山老几于&18:32:5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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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遥远大巴山1．大巴山里一小村&&&&&&&家在小三峡&&&&我原名佘贻泽，与佘太君同宗。投身革命后，为了掩护，更姓换名杨公素，时间久了，便一直沿用下来。其中来由，后面会讲，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很普遍。&&&&我家住在四川巫溪县大宁厂两河口对岸刘家坪。这一串地名表示那是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大巴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一个小村。巫溪是巫山之溪，地图上画着大宁河，也就是现在著名的小三峡。巫溪县城在小三峡的尽头，大宁厂又在大宁河的源头，再深入进巴山里面有东溪河、西溪河，两河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就是两河口。这一串叙述，说明我家是在大巴山的深处，河流的源头。山高水小，道路崎岖。&&&&刘家坪在两河口对岸，不是一个村，只是我们一家和一家佃户。为什么单单在这偏僻地方住家呢？原来这一带足踏三省，山里可生长宝贝，黄连、生漆、桐油、当归、党参、杜仲等值钱的山货，就产生在这片山里。我父亲不是农民，不是地主，是贩卖这些山货药材的商人。由于药材生意好，做的人很多，我父亲就把家搬到更接近山货生产之地，可以更多更便宜的收购它们。&&&&我不是在刘家坪生的，但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直到13岁离开。小时在这山沟里长大，山是那样的高，那样的险，出门见山，每天见太阳的时候不多。&&&&我们从小就生长在崇山溪水中，对那高山清水发生浓厚的兴趣，知道深山老林里有不少野兽和稀奇的东西。我见过兔子、野鸡、野猪、狼等等动物，听说有豹子、狗熊，我却没见过。看见最多的是蛇，大大小小，青竹花白的蛇，走山路随时都可遇着。我打死过一些蛇，但是我还是怕蛇。有一次见着两头蛇，其实是两蛇交尾，缠在一起，乍看是两个蛇头，我把它打死了。我们那里的传说，见了两头蛇要倒霉，只有打死才可免灾。每年秋天，庄稼成熟了，野猪和熊要来偷吃玉米（包谷），大人们组织起来去守夜，打野兽，我也跟着去过，还曾打死一只野猪。山给我的记忆是高不可登，厚不摸底，山顶上是啥样，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对我是个谜，总想翻过山去看看。一到秋天，蓝天白云，秋高气爽，就触发了我们爬山的兴趣。小孩子腿勤身快，专找小路，或者没有路也爬山玩，山路越陡险越好玩。我们爬坡如履平地，穿林不怕马蜂，常常追逐野鸡灰兔，玩得满头大汗，浑身污泥，乐得不可开交。但是从来未能翻过山去，看看山那面是什么。山是爬不完的，爬了一层又一层，永远爬不完。&&&&水是那样的吸引人，清澈见底，可以见到水底的石头，条条小鱼。东溪河、西溪河在我家山岩下交汇，形成很大的漩涡，那是人们显露游水身手的好地方。有人能够顺着大漩涡下到水深处，又随着漩涡游出来，真令我羡慕。我也特别喜欢玩水。到了秋天，洪水暴发，两岸河水猛涨，上游的树木房屋被洪水席卷而下，溪河忽然变成吞没人物的怪物，我们只能站在岸上远远的看着，连岸边都不敢去，更不敢玩水了。可是在平时，水幽幽流着，那样的勾引我们小孩子，过河时，常常脱下裤子钻进那清柔的溪水中游玩一会。就是在冬天，也要把鞋子脱了，光脚去洗洗。小时在大巴山里，对山总感奇怪，不知山里有什么。对水却是亲切的，在它不发怒的时候，时常去拥抱它。可是玩水却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想游水，没有人教，自己去划水，学的是狗刨，一不小心就吞了几口水。有一次钻到一条小木船肚子底下，游不出来，一连吞了几口水，快淹死了，那位撑渡船的李麻子把我救起来，回到家，又遭到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还打了我。他是绝对不许我玩水的，说是要淹死。可打骂制止不了我，仍偷着去玩水，但始终没有学会。后来在苏州东吴学校的游泳池里才学会了新式的游泳，我在自由式和跳水方面很有点成就，还曾当过基督教学校学生夏令营的游泳指导哩，那自然是以后叨年代的事了。家父小财东&&&&父亲是个左手无名指头扭断了的中年人，在我的印象里，蓄着八字胡，手拿旱烟竿，对我们很威严，我们小时都怕他。听说他很有本事，能干。他是我祖父的大儿子，叫佘翼凤，号歧山。据说我们家原是湖北咸宁人，在明末清初，张献忠大洗四川，杀死了几百万人，清政府下令叫湖广填四川，我们佘家才来到四川。虽然来川已二百来年，据说还同咸宁有来往，我们老家在咸宁有祠堂，有家谱。我小时曾见过那家谱，什么内容当时也不了然，现在更忘得干净了。当我祖父那一代时，他在大昌――巫溪去巫山中间的一个镇子，开设一个土法制纸厂，那是用水冲木头棒打碎竹、木片变成纸浆的，父亲就是在喂竹、木块时被水磨冲断左手指的。后来，他不于这行，改做生意，收买大巴山里出产的山货，打好包由船周转运去宜昌、沙市，那里有洋行专收买这些山货。卖了货又买京广杂货，主要是布匹、日常用品，少数奢侈品如金银手饰、绸缎，再以这些货物去换山货。这种生意人，我们那里叫跑下江。父亲由此很赚了些钱，养活了一家人。&&&&我记得父亲有四个兄弟，没有姐妹，他的几个弟弟除老三、老四外，都不争气，既不好好读书，又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全靠我父亲一人奔波养活。祖父由大昌搬到下方镇，兄弟们闹着分家，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刘家坪住下了。他很吃苦耐劳，做生意又有办法，赚了钱，一面继续做生意，一面买了一些田，当了资本家兼地主。大约在他四十岁以后就不自己跑下江了，这个任务就由我二哥佘克明担当起来。大哥佘燕昌在夔府（现在叫奉节县）中学读书。二哥从小就跟着父亲做生意，很精明能干，二十来岁就独自去下江担任父亲的角色。父亲就在家掌舵，他同四川一些土财主一样，抽上大烟，公断乡里纠纷，做起老太爷来了。他对我们管教很严，家教很多。在我记忆中他是希望大哥和我多读书，走“读书人”的路。对二哥和三哥，看他们有办事能力，就希望他们走做生意的路。他似乎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他的孩子们。他是新起的财主，曾经同人发生纠纷打过官司，因为没有势力花了不少钱才把官司打赢了。&&&&他在两河口镇、山里乡村一带是个财东，又常跑下江，有儿子在外读书，有产有田又有人，自然是乡绅。父亲当过团总，小时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是当年打“长毛”时留下来的乡勇组织，有事时（这个“有事”的意义，在我小时只知是出了土匪）召集一些乡亲保护地方平安。四川，特别是像我们那些山里，有很多人去当兵，也是出棒老二（土匪）很多的省份。大的土匪管不了，本乡本土的小盗小偷却由乡勇管。父亲当团总时大概是管这些人的。可是一个小小的乡团总，受不了上面当官的敲诈，就是接待吃喝也受不了，所以他后来辞了不干了，专做生意，当地主收租，在地方上小有声望。他这个乡绅地位，不是由于读书，更不是参加过科举取得的。我的大姐嫁给开煤窑的杨家，她家有点钱但地位不高。二哥娶了县里颜家女儿，颜家曾在外县当过一任县丞，在我们县里已是绅士了。三哥娶的下方坝黄家女儿，她父亲虽然是个不入学的士子，府试没有考上当不了秀才，但是读书人，在上方坝一方也是位乡绅。我家同这些“绅粮”结成姻亲关系，父亲在本乡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目的是要借此势力来保护他的家和财产。&&&&有一次我记得父母大骂我大哥一顿。原来大哥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私自同二哥商量，用了二哥在下江做生意的一二千元，在上海买了套碾米机器，就自行在沙市开了一个碾米厂。这使两位老人家很为恼火。在我们那个大巴山沟里，在那二十年代居然有人在下江开厂，确实是件轰动我们乡下人的事。&&&&父亲是封建时代的人，他为我们家开创了一个家业，是开拓性的人，但是他染了封建时代的意识与习气。有了钱，就当地主，抽大烟，但后来居然又戒了，信了同善堂，老了又出外游玩访友（访问同善堂的教友），在抗战初期死了。我大哥、二哥是旧时代的人，但也有开拓性，他们拿着钱自己在湖北沙市开了厂，先是碾米，后是面粉厂，居然在沙市商界挣得了一席之地。但他们又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大哥在抗战期间跑去上海买房子当二房东，全国解放后，他被判为坏分子死于安徽劳改农场里。我三哥一直在巫溪当地主，他管理了我父亲挣下的在老家的房屋、田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幸好在土改前死了，不然他必定要挨一番斗争。家业衰落了，他的子女很多，解放后艰苦的生活着。三嫂我们称为黄姐，是下方坝有地位黄家的好闺女，她嫁了我三哥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艰难。我小的时候在下方坝就认识她，她同我三叔家的小姐关系好，所以我们常在一起玩。她知书识字有才女之称。可惜嫁给我那位放浪的三哥，埋没了她。她同我三叔的小姐，是我们小时在一起玩的小同伴，我最喜欢她两个。她们只能走旧中国女性的悲惨道路。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们。童年时代得到的温情越到老年越容易泛起凄凉的回忆。&&&&然而刘家坪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妈妈。我是她生下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她一共生了九胎，最后只留下六个，最大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境遇都不好。特别是我二姐，不知怎么弄的，瞎了一只右眼，为了嫁出她，我妈妈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后来几乎是用钱买了个女婿。过门后就听说她受了虐待。妈妈为了她常常流泪。&&&&到了我生下后，妈妈实在不愿再生孩子了，所以给我取名叫满娃，满了不再生了，所以我小名叫满娃子。可是后来又生了个男娃，取名叫定娃子，就是说到他为止就定下来不再生了。定是定下来了，可不到三四岁定娃就死了，我还是最后一个。四川乡下土财主习惯性的喜欢么儿子。父亲，三个哥哥，他们常不在家，只有我跟着母亲转，常带我下菜地，收拾菜园，为她跑腿拿东西。妈妈喜欢我，又为我调皮捣蛋打我的爆栗子，即用手指屈起来打我脑袋。我家在刘家坪有两座房子，老屋后面靠山有个小花园，种的花我最喜欢的是板子花。三叔家小姐常来我家住，同大嫂一起玩，叫我搞指甲花，把它染在指甲上，就变成红指甲。园子种有杏桃李袖子等果树，开花时我为她们摘花，结果时我采了青果给她们吃，酸酸的，她们又怕酸又爱吃，那副相顶逗人的。我不该帮忙让小姐去爬树；有一回被妈看见了，狠狠地给了我几个爆栗，打得我疼得哭了。虽然哭，心里高兴，因为有小伴玩。可惜这种日子不多，她长大了，不再来我家了。&&&&那时，四川军阀混战，常常有军队从我们山里经过。两河口镇上也住过军队，一个连长竟讨了镇上的美女做太太。这个女娃儿家是开杂货铺的，她嫁给了连长，就不同做买卖了，成了官家的人。我家也住过军队，不知是哪个队伍，我们小孩好奇，喜欢找当兵的玩，特别喜欢收集他们香烟盒里的小牌牌，大部分是老头牌的。我爸爸妈妈似乎很怕他们，特别对当官的非常巴结。其实现在想来，那些官也不大，顶高也只是个连长，但同他关系搞好了，士兵们就少胡来了，这个道理我当时是不懂的。我家里没有女孩子，我妈特别照顾我，怕我出事，十分严厉地告诉我，不许玩他们的枪，而这正是我非常好奇的东西。好在住兵的时候不多，而过军队的时候多。两河口沿着东溪河是通往湖北房山一带的道路，过往军队走那条路的多。&&&&刘家坪我家往南走约半里地有个小山神庙，我妈常带我去那山神庙，她坐在庙前石坎上望着河对面大道上来往行人和山坎下河里的船只，一坐很久，有时从下午到黄昏。看着看着有时哺哺自语，有时给我讲故事。她自言自语我听得出是怀念出门在外的父亲和哥哥们，抱怨两个大女儿的身世艰苦，恐惧过往军队扰乱百姓。故事讲的是她来佘家的辛酸，从小就来做童养媳，我爸爸成天在外跑生意，她实际上是我家的保姆小工，洗衣、做饭、照顾几个小叔子、全家的杂活都是她干了。做婆婆的偏心喜欢小的，一个不顺心就打骂她，她伤心得有一次要跳河自杀，她说把你的三、四、五叔抚养大了，他们却逼着要分家，你爷爷老了，奶奶死了，讨一个继母，更管不了事，由着几个叔叔闹，只好分家了，把我爸爸一手持的家当分成六份，我们家得的最坏的一份，只好搬来刘家坪自己干了。现在好了，我们家自己干好了。我几个叔叔从小不做事，坐吃山空，又要找我家借钱，我父亲老实，经常被他们敲竹扛，打秋风，要把他们分的田宅房屋用高价卖给我们。说我的几个叔叔怕我妈，因为他们从小是她带大的，但现在他们总是央求我妈要东西。妈说最不该的是老三，就是我三叔，做生意赔了本，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宝贝姑娘，三叔又死了，三婶子非要我二哥过继给她做儿子，我二哥现在顶我父亲脚色当家做生意，当然不干，于是三婶居然约好亲戚朋友聚会同我爸讲理，还声言要打官司要二哥去当儿子。这些故事讲过不只一遍，一边讲一边流泪说，你们佘家对不起我，我来你家从十二岁起干到现在几十年，真是辛辛苦苦，不知流了多少血汗与眼泪才有今天，你爸爸有良心没有另外找人（意思是没有讨小老婆），算是把这个家撑下来了。现在这样兵荒马乱，世道不好，未知将来要怎样了。她对过去悲哀的回忆，对现在过得忧心忡忡，不敢想将来，但对我，不只是她倾诉的对象，晚年孤独时的亲人，还望我能成人，成一个有出息的人。从小我受到的母爱，始终没有忘记，我现在已八十多了，回首我的所作所为，可以告慰我妈，我没有辜负她老人家。&&&&在山神庙陪伴母亲的时候，老人家除了向我讲故事外，多半是独坐看着对岸的人行道，在盼望什么，自言自语。我则围着板栗树打栗子吃，板栗是好吃，它有一个长着针刺的壳，为了剖开这个壳我吃了不少苦头，最后发明用鞋底搓，这样少刺手又好打开。&&&&六十年后，1989年我回巫溪，去了刘家坪，不但房屋没有了，小山神庙、板栗树也荡然无存。原来我家屋后有一片烨树林，变成了玉米地，两条河水都没有当年清了，山也秃了。沧海桑田，景物全非，当年的刘家坪，仅留在我记忆中。&&&&两河口小镇虽然还有几户人家，因为有公路，它已不是当年的小商镇集。公路走它上面，而它已被过往行人忘记了。当然，我小时发蒙的私塾庙也没有了。顽皮的小孩子&&&&两河口镇上古庙内，由镇上人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收附近各家的儿童读书。我是在六岁时就被送进这个私塾。先生是个没有考上秀才的古董。我拜他为师，读了三年，从“人之初”“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五经，五经中除《尚书》念了一半，《礼记》《易经》没有念过外，其余都念过了。这位先生只教读，不开讲，他的教法是先背熟书，再教新书。书读多了，背的书也多了。书背诵不出来，就要挨打。这位先生，年老力衰，打人却不马虎。我背书倒没有挨什么打，顽皮、特别因为打架挨了不少的打。最难受的是罚跪，跪在“天地君亲师”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牌位前，到了散学还跪着，心里难挨得很，临叫起来还要听他一大篇教训。其实他学问并不高，教四书五经常念错别字，对我们影响不小，我到现在还常常念别字，特别是四书上的词句，已经成了习惯了。有句俗话，“四川人生得失，认字认半边”，我就是由这位认半边字的先生教出来的。&&&&他用打、罚跪的方式，不许我们顽皮，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因为像我们这样小孩于不怕这些，从小在家里就挨打惯了。我们几个调皮孩子想法要整他。庙后面有个小园子，茅房（厕所）在园子靠墙挖一大坑，上面用两块木板搁着，人蹬在上面。有一次我们知道先生要去上茅房了，便偷偷的把木板放得悬悬的，一头角下还垫了一个小石头，先生不小心一踩上去，裤子未脱下，就掉进茅坑了。我们见了，忍着笑慌忙把先生拉起来，用大桶凉水冲洗，他知道是我们搞的鬼，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我想这下恐怕要狠狠地挨一顿打了，可是他却没有打骂我们，从此除了在课堂犯了他的规矩外，在外边打架的事他却不管了。这位老先生我忘了他姓名，人是很好的，这位启蒙师我一直想念他。&&&&我家傍住一家姓罗的佃户，种我家田、住我家房，我们关系很好。因为这条道是山区往来做生意的通路，从西溪河上游来的背夫、贩夫经常在他家住宿吃饭，所以又是一个食宿店，特别是秋冬天，山里药材熟了，背出来卖了买些盐布酒，日用杂货，背夫就多了。往往这些生意是在我家做的。在罗家这个小店里，我学了不少东西，听了不少故事。夜里他家堂屋生了柴火，大家围火吃喝摆龙门阵，讲棒老二（土匪）山大王抢人、杀人，讲大闺女偷人，讲山里许多奇怪趣闻，听得我入了迷。一次我看了一伙人用被子裹着两个死人，说是捉奸捉双，是一对通奸男女被打死送到区、县告状的，我想过去掀开被子看看，马上被人大声吼住，凶煞地跑过来把我推开。还有一次，看见罗家屋外墙上靠着一个裹着被子的人，他们说这是死在外地的，雇人背回他的家里去，我也觉得很奇怪，偷偷的去掀开被子看，那个死人样子吓了我一大跳，闹得我一天吃不下饭，可见顽皮孩子还是怕死人的。&&&&由两河口顺河向下，经过梨树、下方坝、猫儿滩就到了谭家墩。这是仅次于大宁厂的我们那条河的一个大镇，有百来户人家，过去从清末起就住过军队，是负责由大宁厂到三省交界一带治安的巡检司驻地。小学就设在这个不用了的巡检司衙门里。我刚去时看到很气派的。衙门设在临街半坡上，大街上竖起一个大照墙，然后沿石梯上去，还有二门，三门里一大排房子，再就是我们的课堂、校长、先生的住屋，左边有我们学生宿舍，右边是一个大操场。这个学校是官办的，是巫溪县大宁厂区唯一的新式两等学堂（初等、高等），校长是一位进了学的（就是前清考取进入孔庙读书的学子，有资格去夔府考秀才）现在又做了生意的谭家墩本地的绅士，姓秦，他不知为什么同我家关系好，也许是佩服我父亲经商有办法吧，把他的儿子送到我家当徒弟学生意。这样我虽然小，才十岁左右，就被送去那小学住宿读书了。学校虽然是称为两等（高、初等）小学，学生人数不过只有七八十，但年龄却大小不一。有从乡下老远来的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他们曾在家里请过先生开过讲，还学过写八股文，因为民国不兴科举了，才来改读新式学校的。这些大龄学生只有几个，但都是土财主的儿子，有钱摆阔，像我这样十一、二岁的孩子占多数，在学习上并不比他们差。记得我上学一年后就升到高班。所谓新式就是添了算学、格物、修身、体操等新课程，教师从夔府中学毕业生中请来两位，他们是教新课程的，学习难不了我，总是名列前茅。有一位从大宁厂来的学生，我到现在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叫熊贤佑，他学习很好，那时每学期完了，考试后要把学生成绩分等级写成大幅榜纸，张贴在校门口大街墙壁上，仿照前清学校发榜的惯例，在我们这一班的头二名总是我和熊贤佑争夺，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我们暗中较着劲，印象很深，所以到现在，事隔六七十年，我还清楚记得他的名字和相貌。除功课外，别的他就不及我了，他身体弱，自小就容易生病，体操、游戏等他不及我，调皮捣乱他更不是对手。学校里请一位教国文的进过学的老先生。他不但威望高，管学生也严，我在他手下学国文，曾同熊贤佑一样受过表扬，可是我却挨过他不少的打，因为调皮，经常和同学们斗殴，就被这位老先生抓去打手掌。他用的是竹板做的戒尺，打手心一次就是几十下，有次把我手都打肿了，因为我带几个同学同外边街上孩子玩游水打起来了。那时校规同家规一样都不许游水，因为河窄水急，经常淹死人。游水是犯禁，同校外孩子打架，更是大禁，由我带的头，这一顿打把我真打哭了。&&&&后来老先生走了，由一位夔府中学毕业的王先生教格物（自然科学一类知识）并当教导主任，他继承老先生的管教法，对我们也很凶。但是他没有老先生有威信，压不住台，他除了打人外，主要是用罚站的方式处罚我们。我那时是常被罚站的一个，他年壮，力强，到处巡视，只要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把人抓去，罚你站在他房门口，好好地思过。罚站比挨打还难受，挨打打了就完，一时疼我不在乎，罚站要一站半小时以上不能动。&&&&在谭家墩小学住校的学生约有廿余人，住在两间大房里，食在学校。那时四川特别是我们山区食物很便宜，伙食还不错。但使我留念很深的不是菜饭好，而是吃饭时的梆声。到了吃饭的时候，那位当校长的泰老师亲自在把木头挖空了的梆子上，用两根木棒敲打起来，敲得有板有眼，我们最喜欢听这梆声了。它不只是表示要开饭了，这固然是我们学生非常盼望的，还有他那悦耳的打击声，非常好听。学校开饭的梆声，声闻校外，成了镇上报时的声音了。&&&&在这小学读了两年，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就回家，经过桃园于、猫儿滩、下方坝，在下方坝我总去三叔家找小姐玩一阵，直等快天黑时，我才赶快过河经过梨树坪赶到家。那时我走路很快，好像飞毛腿一样，从下方坝到刘家坪十来里路，我可一口气快走，不到天黑就回家了。&&&&约五年的私塾与小学生活，我在知识上长进了不少，四书五经差不多都读了。在谭家墩小学那位老先生教我们《古文观止》，教我开笔学着写作文，还学过诗韵集成，我可以模仿着写文章，但那些书许多是不懂的，老先生讲的书，我也听不懂，真是读书不求甚解。&&&&由谭家墩顺河而下，山壁间有一观音庙，再下去就是大宁厂，这是当时区政府所在地。大宁厂出盐水，有一股很大的盐水由山里流出，水是咸的但非常清澈，出水的地方有四个大龙头，张开大嘴，盐水就由龙口喷出进入一个大池塘。有钱的人就租买这水烧盐。据说盐水由官家管，好像很早就有，几家大户把盐水分了，他们不烧盐，要烧盐的就向他们买水，盐水用竹管子送到烧盐厂。烧盐是一门手艺，有专烧盐的工人，烧盐用的煤炭、木柴，所以分为煤盐和柴盐，柴盐洁白，味纯，价格高，产量不多，大量出的还是煤盐。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在我们那巫溪县邻近湖北、陕西周围几个县都是吃大宁厂的盐，这是一本万利。永不倒闭的买卖，所以烧盐户都是日进千金的大财东。因为出盐，大宁厂就繁华起来，烧盐的有财东及其家属子女阔老阔少。买盐客商、运盐的背夫，烧盐用的煤、木柴，由东溪河西溪河远远的用船运来。大宁厂的两条长街，挤满了人，主要是盐工、背夫、船夫、盐商、盐户，随之发达的有杂货店、百货商、茶馆、酒楼、肉食铺、大烟馆、妓院、摆小摊、卖小吃的、跑江湖卖杂耍的，应有尽有，热闹非凡。巫溪县当时全靠大宁厂生财纳税，当官的不愿当县长，多想当一任大宁厂的盐官。同时这里也是多事之地，地皮、流氓、棒老二常常出没，杀人抢劫、打架斗殴的事经常发生。学校里的老师不许我们去玩。怕小孩子出事。可是越不许去，越神秘，我们就越想去，好在学校里有大宁厂的学生，我们垦期天有时就约着去玩，看到那个花花世界，人多得连路都走不动，那些大人常常把我们小孩子推来挤去，口骂不停，听了就很生气。所以，小时对大宁厂印象很不好。&&&&我在家是最小的男孩，许多事都要我做。每天，只要我在家的时候，要向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香叩头。下午要擦灯的玻璃灯罩，大大小小的四五个灯，还要上煤油。每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七月七日给老祖宗烧包袱，都是用白纸钱糊成包袱，上面写上从老祖宗到我爷爷奶奶的尊号。&&&&还有一件大事，我在家时是由我包办的。每年腊月（十二月）过了十五，据说家里灶王爷要上天报告一家的情况，说好说坏，关系到一家人的兴亡，每家都要在灶王爷上天前夕念灶王经。这在我家就是我的事。时间将近半夜灶王爷启程前，在那熏黑了的灶王像（纸印的）前，摆上贡品，主要是灶糖，用来甜他嘴的，烧着香，我就跪在灶房炉口的地下，拿着一大本子的灶王经要念三篇。我家厨房离住房隔一过楼，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念经，不知说些什么，心里怪害怕的。念完了，妈妈总是赞扬我，并把敬灶王的糖给我吃，我感到很大安慰。我那时还真相信有灶王爷，希望它在玉皇大帝那里多替我家说说好话。&&&&父亲信的又是一套，同善堂据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同善堂的法事，不是和尚、道士念经，而是穿着普通人衣服的社员坐着念，也不知他们念些什么。但最使我们小孩感兴趣的是扶箕、降神。扶乩是两个人执一有针头的棒子，在沙盘写字，要做过一些法事后，乩头就动起来，有时什么仙来了，大家最喜欢的是张果老、吕洞宾，最怕的是齐天大圣。乩头在沙盘上写字，信徒们跪在下面祈祷。沙盘上的字我们小孩看不懂，有一个法师他很快就念得出来。这是信徒们问吉凶祸福的法事。&&&&降神最好玩，也最可怕。突然某某神附在同善堂某信徒身上，自称是什么神仙来也，其人状貌如醉如痴、口咄真言，每每念出四言人句，总是“遨游群山，见尔心诚，特来显圣，保尔平生”等等，然后信徒们焚香礼拜，叩问吉凶，这人胡言一阵，最后说吾神去也。这位神魂附体的信徒就倒在地下，大约个把小时才醒返回来，人像大病初愈疲惫不堪。&&&&我小时很信这一套，我父亲虽信同善堂，但他不搞扶乩、降神那一套。父亲好像是出了钱在同善堂里买到了较高的位子。同善堂里地位是以辈份而定的，果字辈最高，我父亲听说已到了仅次于梁字辈的子字辈。常听我妈抱怨，当了子字辈也不见给你爸什么好处，兵荒马乱的还是要出钱请人保护。想起来，我父母他们信同善堂是另有目的的，不过当时我不知道罢了。2．走出穷山沟&&&&到了民国十二、三年，我那平静的山沟里也不平静了，到处闹起了打家劫舍，抢粮抢财的事。父亲的乡绅地位，同善堂的子字辈都似乎不可靠，我家已成了声称要照顾到的目标，只有弃家避难的办法了。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就带着我乘小木船先到巫溪县城，住在我二嫂颜家。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感到城里是那样的大、热闹、卖吃的很多。特别使我有兴趣的是城隍庙，里面有十殿阎罗王，有各种地狱的塑像。我很相信有阴间鬼世界，怀着既害怕又好奇的心情，玩了几回。接着又同父亲乘小篷船去巫山。我们在篷船里乘了三天，睡在船仓里，吃着船夫做的很香的船饭。最令我惊奇的是过小三峡。从巫溪县城下大宁河上船过了龙王潭就进入山峡，第一天在大昌住下，沿途河流湍急。两岸山高林深，开始我有点恐惧，怕船翻落水，过大昌后开始进入小三峡。那时还没有小三峡这个称号。从大昌以下景致太迷人了，水清如镜，看得见河底小石小鱼，两岸陡壁如刀削、高不见顶。山岩上有悬棺，船夫为我们讲种种传说，听得入迷，最壮观的有瀑布，如匹白练由此山头冲向对岸岩上后倾泻而下。船夫叫白龙过江，我们船从下面驰过，我不躲进仓里而站在船头观看，把衣服淋湿了，却非常高兴。在巴雾峡一带，山岩上有猴子，大大小小跳跃上下，船夫叫我千万不要逗它们，他说猴子常常一个牵一个接成一条线从岩上下到河边喝水，你要惹了它，可要闯事。他说有一回有人抓了一个猴子，弄得许多猴子从山上掀石头砸船，直到把猴子放了，不然它们就沿河掀石头要把船砸坏才了事。我从小看过耍猴，觉得猴子很听人的话，很好玩，哪像这里猴子那样凶狠。见人龇牙裂嘴，怒目而视，好像见了敌人似的。船夫说这是过往人要抓它们惹起来的。他说在他父辈时，船来到这里同猴子关系很好，它们常上船来要吃的，像朋友一样，现在弄得我们不敢停船了。小三峡以翠滴、青溪峡最秀美，龙门峡最壮观，后来我去过三峡夔府的龙门峡、雄伟过之，而险陡不及小三峡的龙门。一出龙门峡，大宁河即与长江汇合，一条清清的河水直插入混黄的大江、青黄分明，逐渐混为一体，自然造化异常奇观。我一见大江，忽然眼光一亮，好大的河，又见轮船像一座山似在大江中奔驰而过，使我大吃一惊，这是什么船？我的眼光又放大了不少。&&&&我们在巫山县城住了几个月。巫山是我妈阎家老家，我还有两个舅舅在县里开杂货店。父亲来后就在巫山南门外买了间房子，接着我妈妈同大、二嫂和我弟弟也来了，住在新房子里。我妈回到了娘家，她是从小作为童养媳到我佘家，现在虽然是在逃难，但毕竟不同了，佘家已是巫溪有钱有势的大家，我大、二哥又在沙市开了工厂，妈妈见到娘家的人，受到了亲热的接待与尊敬。舅舅想同我家连亲，他要把二姑娘许给我做媳妇。舅舅有两个女儿，我们刚到巫山时，她们都出来同我见面，而且在一起玩过，我叫她们大、二表姐，后来却不见二表姐了，妈妈也叫我不要去找她们玩。后来还是二嫂告诉我这件订亲的事，回想起来当时是又欢喜又兴奋。但我的兴趣却被巫山的山水迷住了，巫山县城又比巫溪大多了，新鲜事也多了，我除完成父亲每天规定要读的书外，成天在城里城外玩。我还记得去过巫山县太爷大堂外偷看过县知事审问官司，衙役打人板子的事。&&&&巫山在长江边，那时轮船来往巫山还没有码头。没有运船，轮船路过时，只停车在江中慢慢滑行，由巫山的小木划于载着要乘船的客人和货物划近轮船上去，或者接船上的客货下来。这些木划子的船夫不但要有胆子，还要有技巧，在大江中去赶洋轮船不是件容易事，弄不好翻了船，人船两损失，若是赶不上，轮船一进巫峡就不行了。在岸边看划于赶轮船，是很紧张很惊奇的事。我不知看过多少次，有时是同妈妈在一起看。&&&&大宁河与长江相汇处，两山对立，中有小渡船。由巫山乘渡过河，有小路沿山岩而上，在半山中有一小庙，名曰神女庙。庙旁绿树成荫，庙前临大江进巫峡口，立在庙前看，右手小三峡篷船密集，左手时有轮船进出巫峡，真是奇观。母亲常带我去，进庙后她老人家焚香祝待，出庙则坐岩边，静观大江、小河，水流奔放，目视远方，仿佛有不尽的思念。她曾对我说过，小时曾来此上香，不知她那时上香祝愿些什么，老年人回故乡，游旧地，自然也要引发旧思。可惜我当时尚小，体会不到老人的心事，只顾自己在山前山后游玩，但也看到大江奔腾，帆船与洋轮随波逐流的好景致。庙里和尚教我看一个景致，他说你下午黄昏时来，就会看见一朵白云，从巫山县对面山顶上轻轻地漂游下山，经过大江，慢慢地从我们这小庙后浮上天空，最令人好看的是那朵云过大江时的形状，千奇百怪，你想它像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这是巫山八景之一，叫“云河晚渡”。我还真的去看过，看见了一朵白云渡江，但不像他说的那样神秘。&&&&巫山西北坡上有一高唐庙，庙在峡岩上，地险而庙大，有殿堂三进，廓房数间，林深草茂，极为幽静，妈妈也带着我去进香拜神。这个神像不是佛，也不是观音，似乎是古代帝王像。神像前院内有一高大树木，忘了是什么树了。看守庙的长者非僧非道，待我妈妈颇为客气周到，一定要留下进素餐，那棵大树下有块大石板，他说到半夜子时，树上有雨，滴在石板上，成为这庙的一景，要我们留下住一夜，以观此胜景，我倒是很喜欢在此住一夜，看看这个神话，最后还是依从妈妈回家了。&&&&后来，才知道这两处是巫山胜地，名为神女、高唐，在大学时念过宋玉的神女、高唐赋，不禁有些遐想，当时年幼，竟对此名胜毫无所知，未免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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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1．圣路加中学&&&&&&&佘家兄弟&&&&在巫山住了几个月，1924年初，我随着二哥佘光明、二嫂颜姐来到湖北沙市。&&&&沙市属江陵县（古荆州）管辖的一个镇，它在长江北岸，有一条长堤，上自宝塔河下至龙王庙有二三十里长，把沙市保护着，是荆江大堤的一部分，免得被长江水冲走。堤上有一条长街，各种生意、铺店都有，主要是客商和沙市商号的货栈、仓库，再就是船夫、码头工人，搬夫和各种各样的劳动生活以及不劳动而生活的人们的居住地。由长堤下去有石头砌的梯子约几十级才到沙市正式大街，像这样的石梯巷子约有十来处，是沙市通往大江的大道。长堤是与江面平行的，那就是大江水面高出沙市正街约几十级石梯的原因，所以这段长江又称为悬河。这个堤若出了事，比如说堤坏了或者缺了口，那沙市也就被长江大水一卷而去了。但是这种事好像没有发生过，人们也从来没有说过、没有想过。长堤江边，舟船密集，桅帆万幅，还有定期开往沿长江各地松滋、江口、石首、公安、宜昌的小轮船。&&&&&沙市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规定的开放商埠之一，所以在沙市长堤的结尾部有一大片空地划为日本租界地，建有日本领事馆，江边停泊有日本小型兵船。沙市既开辟为商埠，日本来了，英、美、法也来了，它们都常有兵船开来停泊。沙市是一个内陆沿江的码头，当宜昌还仅仅是一个川江与长江转运码头时，沙市是湖北鄂西、荆洲、公安和江南岸湖南湘西常德等地一带的货物集散地，外国设立洋行不多，但沙市商人却做着附有买办身份的为外国洋行收集土特产、销售洋货的生意。沙市商业的范围还远及到川东。我家的川药材买卖就是运到沙市来出卖的，自然最好是去武汉，但那一定要资本大、买卖生意大，而且要有熟门的生意关系户，像我家在四川巫溪那点买卖，跑跑荆沙也足够了。像我们家（当然不只我一家）这种买卖在沙市来说，那是太小的部分，而大的商业是那些绸缎、洋货、棉花（沙市当时是鄂西荆州、荆门一带产棉的集散地，武汉、上海的外国、中国纱厂都收集这里的棉花）打包、以及各种京广杂货的大店铺，同时还有钱庄（那时在沙市还没有银行）、盐业、药业、小型手工业如织袜、卷烟等。总之沙市那时是湖北西部一大重要城市，水陆交通方便、畅通，商人云集、百业兴旺、市场发达、人员五类杂处。军阀们视为重要刮钱地，英、美、日、法、德、葡等国走长江由汉口到宜昌一段的轮船来往穿梭江面。在我到沙市时，20年代初沙市是典型的半殖民半封建、贸易发达的一个中等城市。&&&&二哥佘克明同父亲思想不一样。父亲跑下江赚了钱，一面扩大生意，重要的是买回地，当地主。二哥他是青壮年，来回跑下江，眼光开放了，不愿意在大巴山小镇里生活下去，要在外地大码头他熟悉的沙市一带干一番事业。大哥佘燕昌在夔府中学毕业后，去上海一个南洋公学读书，这个公学背景不知道，有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性质，他学机械。他在上海时，要参加去法国勤工俭学，被爸妈知道了，大肆反对，去信把他骂了一顿，叫他回家。他已是结了婚、有了孩子的人，怎么能去漂洋渡海，在我父母脑中完全是荒唐的事。但大哥同二哥一样已同父母的思想不同了，都不愿意再回巫溪那山沟里生活，于是他们串通起来，二哥手中掌握有钱，大哥在上海买了一套二手货的碾米机，就是把稻谷碾成食用米。他们就如此在沙市私自（背着父母）开了个碾米厂，由大哥管理机器生产，二哥负责经营掌舵，他们这个厂，取名为正明。这在当时沙市还是第一家，过去食米都是用人工春磨的，这种机器碾米质量好，价格合理，马上就被人们接受，走上市场了。他们这个碾米厂在沙市立了脚，站稳市场，在我们家和巫溪县也立了脚，使县里一些在外读书的青年主要是夔府中学及个别在重庆读书的学生羡慕。我们家躲棒老二在刘家坪、两河口住不下去时，沙市自然是一个迁居的地方。但当时我父母似乎不愿意去沙市，他在巫山买了房子，后来又在巫溪县城里买了房子，把刘家坪那个家搬进城，不在乡下住了。叫大二哥把他们的老婆搬往沙市自己去过。第一步是二哥来巫山接走他的妻子。我那时十三四岁，正是少年时代，父亲叫二哥带我去沙市，读书或者学生意由大哥、二哥决定。我自己却是朦朦胧胧的跟着来到沙市，这个在我眼光里的大城市，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将如何安排。&&&&大二哥在沙市这个厂我还要多说几句。碾米厂生意不错，过了几年大约在30年代初扩大了，改成面粉厂，还是叫正明。面粉厂比小小碾米厂规模大得多，资金也多了，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因我一直在读书根本管不上厂里的事，虽然厂内的员工都叫我四老板，我是家中的老四。这个厂在沙市开下去，发生过几件大事。30年代国民政府向美棉麦货贷，美国麦子进来，又好又便宜，一下就把正明厂搞垮了，因为厂里收购的大量本地麦又贵质量又差，亏了大本，厂看来开不下去了，于是向上海银行借款。上海的银行资本家比沙市的小厂家门槛精，办法也多，于是由他们派人来监督，工厂维持了，后来逐渐恢复，工厂办得有起色。但是足足为上海银行干了四年多，就是说这四年多赚的钱都被银行拿走了。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正明厂才搬离沙市去西安宝鸡。胜利后又回到沙市，二哥俨然是个资本家，在沙市商会中是个人物了。这其中同沙市各方面发生过许多纠纷，我一点不知道。另一件就是大二哥他们两人闹矛盾，大哥佘燕昌管机械，是辛苦的，但他管不了厂。厂里大小事务由二哥管，银钱帐目在他手中，厂内事务大到招股东，厂外同地方上商界来往，应酬、打官司、处理纠纷，小到收麦子、仓库用人、花钱等都由二哥经手负责，他渐渐比较专断，处理事件把大哥甩开。大二嫂都来沙市后，自然是两个家，二嫂能干也厉害，事事占强，她们两人的矛盾也引起了大二哥间的矛盾。我后来去苏州读书，每年只在假期回沙市，常常听到大嫂的诉苦，后来她死了，大哥居然在苏州乡下买了两个女孩子说是当丫头，而且搬到荆州城里去住了，后来同其中一个女孩结婚，弄得名声很不好。他们之间究竟闹了多少纠纷，我一点不知道，也丝毫不去过问。记得在叨年代初，我已在大学读书，一年寒假我回到沙市，恰巧父母也在，大二哥在父母房里吵了几夜，我根本不去听，也不打听，后来据说在父母面前分了家，他们两人占的份额我不知道，当然二哥占的要多。四川巫溪县那一摊，主要是田地似乎也分了，我们家在巫溪有多少田地、房产我不知道，听说虽然分了，但交给我三哥佘贻栋管理，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四川。二哥会经营，他除搞面粉厂外，自己另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大哥就靠在厂里的一份，除管机器外，搞新玩意如无线电、收音机等，他的境遇就不及二哥。我仍在读书上学，由二哥负责上学费用，好像我分得一份家当由他保管。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当时我一点也不想去打听。&&&&还有一件事，是母亲同我谈的。她老人家很自歉似地对我说，她给我订的一门亲事，就是她娘家的侄女，生病医不好死了。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再自己找一个，“你这样大了，又在读洋学堂，该你自己找了”。她老人家很担心我的婚事。我说：“妈，自己不能自立，没有本事就不能成家，你看大二嫂她们是怎样过的，我还能有一个媳妇在这个家里受气吗？”妈听了很同情，只叹气，流眼泪。这是我妈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我永远都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大二哥及其全家又回到沙市，厂又开工，生意又做起来。二哥想在政治上找靠山，没有参加国民党却参加了青年党。大哥依然过他的逍遥舒适生活。解放战争，大二哥并未站在国民党一边，因为那时他们已知道我是共产党，他们的上大学的子女都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有的已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在学校里活动，他们都知道我（叫我四爸）在共产党、解放军区域内工作。据他们后来对我说，好像共产党有股磁力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样在沙市解放战争中他们站在解放军一边。解放初期，党的政策是发展工商业，正明厂仍然存在，大半做的是政府加工订货生意，但还是有钱可赚。记得在1950年大西南解放后，外交部派我去重庆在西南局领导下负责外事工作，我带了几个干部去重庆组建西南外事处。那时是由武汉乘轮船去四川，船到沙市停泊一夜，当时还不能夜航，我上岸去二哥家看望，受到了他们全家大小的欢迎，非留我吃饭不可，饭后二哥陪我上船，在沙市大街上走走，各大商店去看看，他很高兴、殷勤地向我介绍各大商店情况。虽然是夜间匆匆一过，我觉得沙市比我当时读书时要繁华多了。这是我同二哥最后一次会面。后来我去西藏工作了，同沙市方面断绝了往来。在50年代，大约是1955年前后，我来北京开外事会议，居然在我大哥女儿佘名华（她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家遇见了二嫂颜姐，才知道二哥在公私合营后，受不了职工们的轻视，他投江自杀死了。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要他交待与青年党的关系等。他是个个性很强、顶要面子的民族资本家，有能力，会经营，但自信自尊心太强，最后走向绝路。因为他的事影响了他的小女儿入党问题。大女儿和儿子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里，参军时已入了党。直到80年代他的问题才平了反，结论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二嫂活到九十来岁才去世。&&&&1950年我去重庆乘船过万县，在万县停泊一夜。大哥佘燕昌正在万县为正明厂收购麦、棉（好像他们又在合伙经营纱厂），我上岸去看了他。他自然高兴得很，他还带一个摩登女郎同住，只介绍她的名字没有说什么关系，马上包了一桌酒席，请了他在万县生意的朋友，为我大摆欢迎宴会，我对这套很反感。1962年后，我调回北京外交部工作，他忽然来信说他在各地旅游，要来北京看我。我那时还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爱人生病在天津疗养，身边只有小瑜在芳草地小学读书。我同意他来，于是在1963年秋天他来北京同我见过一面。这时弟兄见面，共同语言不多，他简单地告诉我在上海住家，没有讲他的生活情形，实际他是在当二房东，后来公私合营，房子归公，他大概拿点补贴过活。住了几天走了，后来听说他被判为坏分子，去安徽一个农场改造，后病死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我在沙市学习了三年多，同开正明厂的大二哥的关系，仅是如此。我要感谢他们的是并没有强迫我去钱庄当学徒，同意我、支助我读书，直到研究院毕业，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坚持，更重要的是父母替我留了一笔钱由二哥代管供我上学。没有这点，恐怕我不能读完大学。&&&&我一直不管厂里的事，实际我也管不了，更不愿去插手。所以我同正明厂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次，就是在过年时要写幅对联，我找到国文老师，他说出一幅好对联：&&&&正其名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副对联受到大二哥及全厂职员大大欢迎，我也自行得意，认为我为正明厂做了件大事。圣路加中学&&&&我同二哥二嫂由巫山登上英国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了宜昌，这个川江轮船约有几百吨载重量，我们由巫山乘赶轮船的划于，冒着长江急流险浪靠近停机滑行轮船的下舱上了船。到了底舱后，把行李箱子收归在一起，坐在上面，不久二哥即去找到茶房头目一类的人，弄到房舱的一个房间，我们就搬上二层楼，房间里有上下铺二处，四个床位但是空的，只供我们三人住。原来这些房间都由管客房的买办分包给各茶房头，一切住客及伙食都由他们包了，他们向客人拿钱，所以住他们的房间就是他们的客人，在客人航行的途中，除了船票是由公司卖的，其他一切费用都由这些茶房头经手。二哥买到这个房间不知花了多少钱，有了房间就比统舱在底层好多了，出了房门就是甲板，可以看见大江、巫峡。我顺着甲板张望，走到机器舱门口，听见轰轰的机器吼声，看见我从未见到的庞大机器，那时还是用烧煤的蒸气机，把我吓一大跳，一位机器工人很凶的挥手叫我走开，我吓得赶快跑回房间去了。当时我对三峡还知道得很少，什么巫山十二峰，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青滩，叶滩都不大知道。但在甲板上看见江水奔腾，两岸陡岩峭壁，舟行其中，几乎要碰上，有的地方擦岩而过，真是险极，我看了又惊又怕。那时我已读过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我却欣赏不到诗人的轻逸宽广的雅兴，而在找猴子。可是哪里看见什么猴子，却看见了山岩上有纤夫们背纤绳，一步一步的弯腰吃力的拉着木船前进。&&&&由巫山经过巫峡、西陵峡后不久即到了宜昌。夜间我同二嫂仍在舱船的房间里，吃了船上茶房开来的饭菜，二哥坐划子上岸去了，那时宜昌码头还没有趸船，虽然是川轮与江轮换船的地方，客人大都是雇小划子，外国人、大买办、海关的有小轮机船。宜昌码头夜间，大小船只无数在河上穿行，轮船哨声，人的喊叫声，划水声，间或有外国小兵船吹号声，弄得我国花头昏，似乎到了天国一般。二哥上岸时一再叮嘱我们不要随便走动，不管什么人来都不要理，要等他回来。好在那个管房间的茶房对我们还好，是他赶走了一些来找我们招呼上岸住饭店，叫我们雇划子的人，大概二哥不只关照了他而且还给了钱。那时宜昌水上码头乱得很，据说这些人非常霸道，他们不由分说就要将你的行李拿着，拉着你的人硬要坐他的划子，上岸住他的饭店，甚至有趁伙打劫，抢客人的财物行李，骗人杀人的事层出不穷，像我们一个少妇，一个小孩在那里没有人照顾早被人抢骗了。&&&&直等快天亮了，二哥来接我们，把行李用划子送到另一小火轮上，这个船比川轮小多了，只有两层，楼上有四个小房间，我们专住一间，天还未大亮即开船走了。这是直航宜昌沙市间的小火轮，每天有好几支这样的船航行宜沙间各码头。记得这天是下雨，虽然在雨中，我仍是好奇的走出房门看看。一看，使我大吃一惊，看不见山了，大江汪洋一片，雨雾中茫茫一片白，简直分不清天上水上、东南西北，原来下江是这样的呀！天下真奇怪了，在宜昌过一夜，不知宜昌是啥样，只看见和听见宜昌的喧杂、混乱的江面，现在看见这大雨下无边际的大江，真是川娃子走出了夔门，不知东南西北了。&&&&到了沙市，还在下雨，我第一次坐人力车，由车篷遮住，糊里糊涂地就拉到正明厂，从此就在沙市过了三四年的生活。&&&&来后第三天，即由大哥领我去看无声黑白电影。不是在影院，那时沙市还没有电影院，是去一个会馆，由大哥同几个沙市朋友自己搞到的放映机器及片子，为了他们一帮反对教会学校的专制自己创立一个中学作为开会纪念而放电影。这个学校叫振华中学，是由沙市海关的中国人监督同商会几个人搞的。来看电影即出席会议的除了这些创办人外，就是由教会圣路加中学造反过来要上这个中学的学生们，同我大小的青年不少，似乎会开完了，只等看电影。但是这个电影机怎么也开动不起来，我只得到处玩玩等着，却被那些学生鄙视，因为我穿得土里土气，他们有的穿学生制服，有的穿绸着缎，款样新式，像我穿一件大蓝布衫，领口不扣，一口黄牙，我们在四川乡下还不懂得刷牙。他们那些学生见了，就来盘问我，要挥我走，后来是大哥找到我把我带回家了。我这次受了莫大的侮辱，我从小到现在哪受过那种气，心里想报复，但又羡慕。&&&&后来我就去这个振华中学上一年级。地点离市中心很远，中午饭学生去海关那个院子吃，教员也不是固定的。有一件事对我印像很深，就是教中文课的老师，被学生问到一个中文字写不出来，他却翻英汉辞典，在英文辞典中找出那个字如何写的。算起来我在一年级中中文算好的。像这样既无固定经费、校址，又无教师，更无办学的专门人，不到半年就垮了。不知他们那些人怎样同圣公会教会商量的，振华学校散了，学生愿上教会办的圣路加中学，该校可以接收。于是这个振华中学的几十个学生，多半又到教会学校读书，我是其中之一。后来，听大哥讲，这是沙市商会中几个有势力的人同圣公会会长，因争房产而闹翻了，利用教会学校强迫学生上圣经课及参加做礼拜而闹起来的，他们虽然得到社会同情，赞助另办学校以代替教会学校，但不是因为“五分钟”（那时有种舆论认为学生爱国热情及活动只能搞五分钟，闹一下就完了），而是敌不过教会势力不得不解散。&&&&我现在成了圣路加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圣路加（st．lucke）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圣经中有“路加福音”一章　。学校取名为圣路加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会办的。这个教会在美国属于保守派，它在华较有势力，办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和幼儿、婴儿院等等事业。在武昌办了个文华大学，主要是文理学院，而以宗教科为主科。在沙市圣公会的牧师是中国人杨器之，他自然是文华大学宗教科毕业，听说还去过上海、北京或美国“深造”，所以他能来沙市独当一面当牧师。他已办了一个教堂，沙市当时唯一的外国教会的教堂，他宣道，招收信徒，办了一个女子小学中学合校的女子学校，因女生不多就设在教堂大院内。要办一个中学，一时还找不到地皮盖校舍，就租借了黄州会馆临时办了圣路加中学。黄州会馆是沙市相当大的一个会馆，一进大门，就有很大的戏台，台前一个由石板铺的大院，左右两边有两层楼的走廊。戏台作为住宿学生的宿舍，由于沙市邻近各地方有钱的子弟也送来上学，约有二三十个床位。两边走廊下面改成教室和部分宿舍，楼上也是教室和老师宿舍。正中是一大厅，有大教堂，后院又有一个小天井，另有很精巧的小戏台，据说前面大戏台是对外用的，唱戏时广招外面人看，后面这个戏台是专为黄州在沙市商人富户招待达官贵人和当地军政长官之用，所以戏台前有一较好的大厅，这个厅就作了学生们食堂和娱乐之地，房子虽旧但布置精细，改装得也很适当大方，我一走进去并不感觉是一个会馆。据说会馆还供有他们黄州人相信的菩萨，基督教会租用了，菩萨自然也就拆掉了。这个学校比我在巫溪读过书的谭家墩小学和振华中学气派正规多了，我一进校就喜欢这个学校了。&&&&学校校长是杨牧师，但实际管理学校的是由武昌来的另一位牧师姓郑的，我们又称他为郑校长，他是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人，宣讲圣经、做礼拜时、滔滔不绝的连篇大论，我那时很佩服他。那位杨器之校长不在学校上课，也不大来学校，我们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要见着他，看他很严肃，不大言谈，但对学生态度还好。他有位太太，我们叫杨师母，却是个厉害的女人，能干而善于监视人，特别防止我们和她院里的女学生相会。做礼拜时学生不管男女都参加，但男女有别是分开坐的，她同那两位美国女修道把守得严，但也禁不住我们这些年轻男女，互相以眉眼交流，在散礼拜涌出教堂时认识的人互相私下说几句话，至于礼拜天放假，男女学生认识的去共同玩耍，她们就管不了了。&&&&同女生交朋友、偷偷送信约会，那是高年级有钱家的同学干的事。我是刚入校的新生，个子并不小，但粗野黑壮，衣着低级，不但那些女生看不起我，校内男同学及杂役也没有把我这川娃子乡下佬放在眼里。我在学校第一学期除上课外多半是溜大街，看热闹。沙市比巫溪县、巫山县城又大多了，有两条并行大街。除两条正街外，还有几条小街，及不少巷子，小街上手工作坊多，小生意小店不少，有的巷子比较洁净、清静有住家房屋，但连接大街的行人巷，却在巷两头设有几块石板搭成便所，人们随意大小便，臭不可闻。商务发达，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戏院、妓馆背街到处皆是。有几处广场在后街外，更是热闹非凡，要把戏、拉洋片，走江湖玩杂技的，应有尽有。这些都吸引我这乡下来的土娃子，几乎每天都去各处跑跑看看。有的围着人看，当收钱时我就走开，他们把我当小孩看，吼叫骂几句。有的要几百钱门票，那时兴用四川造的五十、一百文、一块的铜板，我可在帐房上拿点，先是花在这些要把戏的玩意上。&&&&&圣路加中学是一初中学校，所设课程是按武昌文华大学附中规定的，除了圣经一课因上次闹学潮取消外，其余照旧。我上一年级，国文、史地等课毫无困难，不但跟得上而且成绩很好，都是满分，而英文却不行，在四川小学从未学过，在这里一年级并不是从ABC读起，一上来就是课文，还有英文文法课。弄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看见其他同学诵读自然，我就很羞愧，一定要赶上去。另是算学课，我更跟不上，谭家墩小学教过加减乘除法，这里一年级就讲四则运用题，光会加减乘除不行。这两门课我差得太远了。我这人从小好胜心强，功课不行，不但丢面子，三门课不及格有开除或留级的危险，何况中、英、算那时作为主课，一门不及格就不行。我只有下苦功把英文算学学好。不知怎地，英文我天天早起苦读，总算跟上去了，但因为大半是自学，我不愿私下找老师和同学教，所以发音就不大准确。算学完全自学就不行，虽然我也跟上去了，学年结束考试勉强及格。每次考试时，我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猜题目，估计老师要出哪些题，就死准备这些题。一是临时开夜车，考试前夕通夜不眠地准备，比如预猜算学老师可能出那些题，就把那些题的算法答案死死背下来，考试时总要猜对一两题，但是考完后，我就再不去复习了。所以有些课程我是用这种方法考及格的，考试一完，只要不补考，书本一丢，学的东西又完全忘了。我这个读书取巧法，一直用到高中毕业，但实际没有学到东西，尤其是算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使得我对自然科学学得也不好。在中学培养基础知识时代，我的学习路子就窄了。&&&&但是社会科学功课方面，我却是兴趣横生，除正式课程外，我还看了不少课外书。对于历史、地理、国文特别有兴趣。学校的课本已不能使我满足，我看了一些课外书，像吕思勉的中国史，梁启超、胡适之等演讲集我非常倾倒。吕思勉有一篇为秦桧辩解的文章，看了觉得新奇，但不满意，因为我脑子里，也许是受了《说岳传》的影响，秦桧是个大大奸臣，成为辽金的内奸害死岳飞，怎么能说他的外交政策、讲和妥协投降是对的，是对当时南宋局势的正确决策？更多的是基于岳飞精忠报国思想，鼓励我们这些青年。梁启超的演讲文集当时也喜欢看，现在想来有许多都忘了，但是有句话，就是“为天下最多数的人谋最大幸福”，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其实这句话在我后来决心加入共产党时也想起过，它不也就是共产党的目的吗？这句话是否真是梁启超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我不记得了，但它却使我终生难忘。&&&&那时求知欲特别强，尤其我这从大巴山沟里来的乡下孩子，花花世界已够我应接不暇，而知识方面更使我如饥如渴。还有小说，在沙市可以看到许多中国旧小说，当时迷了《三国演义》，把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红楼梦》、《青楼梦》、《九尾龟》等等也看，也迷了一阵《红楼梦》，那时认识还浅，只知道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悲剧。后来又看了新的小说，蒋光慈的、郁达夫的、还有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侠客，看得津津有味。可以看出，我看的读物非常杂乱，受影响大的还是武侠小说。同学中有两种朋友，一是打球玩的朋友，一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对他们好得有近似同性恋，常常在一起游玩名胜古迹，谈笑非常融洽，这也是我在沙市家中孤独生活的一种寄托。&&&&学校里举行的课外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比如演讲会，辩论会，我总是积极分子而且常常获胜。我记得那时有本讲辩论学的书，我好好的钻研过，应用其中几种辩论的方式与方法，在辩论会上大出风头。学校还举办有演剧队，排演新戏，我也参加。凡是我参加的活动总是要出人头地，出风头，要搞得比别的人强。年轻时个人英雄主义特别强，好胜心超越一切，因而我渐渐在圣路加中学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知名学生，不到一年，我那川娃土气就没有了，学生中已没有看不起我的眼光，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已对我另眼看待，处处还要巴结我，我俨然已成为学生中几个小头头之一的人物了。&&&&但是课外活动我最迷的还是踢球。学校里没有体育场，更没有任何体育设备，只有在下课休息时在戏台前院中踢小皮球，大家踢球玩，有时分作两队，我是踢小球的积极分子。踢小皮球太不过瘾，但锻炼了腿劲，后来就踢大的正式的足球了。&&&&由于踢球认识了几个校外青年，其中有一位姓傅的，他是旗人，家里并不富有，但过得可以，他年纪不大与我同岁，但是不上学读书，还结了婚，在家闲着，是个球迷，我同他成了莫逆之交，常去他家玩。他家是过去满洲驻荆州将军部属留下的旗人，不事生产，只留有若干亩田地在乡下，靠收租过日子，家道中落，但架子未放下，我去他家玩，他已有老婆，待朋友很客气。傅经生就是这么个无所事事，靠租吃饭，既不读书，又不经商管家的闲人，但他是不抽大烟，也不花天酒地，只喜欢打球、逛街，在打球这点同我合得来，成了好朋友。&&&&有一位王老先生在圣公会小学教中文，他也是穷途末路，前清考过秀才，辛亥革命后，无处谋生，就信了基督教，在小学里教书。论他的中文程度教我们中学完全可以，但他教小学多年，是学校一个台柱。他现已年老（他不过50来岁），就靠圣公会吃饭，一家五六口人，大女儿在教会中学（武昌）毕业，也在教小学，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圣公会学校读书。他家就住在圣公会教堂院内一排平房，占了三间。他大儿子和我同班，也打球，但他要管家事，却同我很好，他个性耿直，学习成绩不错，常到我家同我大二哥闲谈，很有见解，自成一套，特别对当时沙市一些社会腐败现象不满，抨击不止，这点投了我哥哥们所好。我是他家常客，因为下学后我除了打球无处可去，几乎是天天泡在他家。青年人多，还有一位姓李的也是住在教会内的同学，人很精明能干，小聪明很多，球也踢得特别好，王家成了一个小小俱乐部，我们谈天说地，骂人骂世，发泄我们小青年的不满。我还常在王家吃饭，伙食自然不及我家好，可吃得津津有味，自然我不白吃，总是买些包子、猪腿、熟肉等东西一起吃。在王家我受的影响不小，老先生有学问但不大参加我们谈话，我们有不懂的他耐心向我们解答。他有一股傲气，觉得怀才不遇，流落到靠教会养家吃饭，对社会、对国家、特别对军阀非常不满。听他大儿子讲，他信教是迫不得已，怕人打击才找教会庇护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人长得不好看，中学毕业教小学，一直没有结婚，快三十了，愤嫉世俗，骂世道不好，男子都不好，很可能是她找不着对象，没有结婚的原因。大儿子也是一肚子牢骚，同我很好，但有时也讽刺我几句，说我家是财东。我也是个不服气的青年，同他也吵架，但同他一鼻孔出气骂人时候多。我从四川乡下来，一年多才把土气乡巴佬帽子甩掉，家中虽开工厂，却是个小厂。同沙市那些大字号，大杂货号，洋行等不能比。像我这样的小厂的小老板同钱号小开、小先生更差得远，他们把我们当作野孩子看待。我哪吃那个气，王家就成了我们小青年发气的场所。我在那里骂那些有钱人的子弟和圣公会长。&&&&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二哥忽然叫我去重庆考川东师范学堂，因为这个学堂是专为川东各县办的公费学校，学生读书不要学费，毕业后还保证给工作。我在十四岁时就去了重庆，这次才体会到川江轮船的生活。我自然坐统舱，最低层的舱位，照规定是有一个床位的，事实不然，统舱在船低层一个大舱里，有几十个上下铺木板床，但这些床都由统舱里的茶房分包了，你要睡床就得给他钱。那时由宜昌到重庆要走三四天，给他几块现洋，他不但给你床铺而且管你吃饭。否则不但没有床睡，只好坐在空地方，而空地方实在很少，因为到处都是行李、货物堆满了，而且只能吃到船上给的粗米加沙子的光饭。我花了几元银洋买了个茶房服侍。&&&&在重庆川东师范开学不到一两月我就被开除了，当时我不知犯了什么错。暑期未开学前我就到重庆也就住在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宿舍里，那时还未开学，我同房是一位巫溪同乡姓邱的，我们两人自然同玩同住，他有位哥哥在川军不知哪个部队的一个连长那里当文书，他带我去认识了，我们来往很多，我常请他们去吃豆花饭。重庆又比沙市市面大，热闹得多，我的玩性又大起来了，把军队的文书领来学校玩，在球场上（川东师范校内只有一篮球场）我去乱打一阵。大概那时学校最反对军队的人来校，我常带那位姓邱的哥哥来校，遭到多数学生反对，学生会向我提出过警告，我置若罔闻。开学不久，还没有上一星期课，学校就挂出牌子把我开除了，理由是行为不轨，在校破坏校规，在外结交坏人。我那时晕头转向，无法申诉，只好向我二哥在重庆的朋友处借了点钱坐船回沙市，挨了我哥哥一顿大训，又请求圣路加回校读书了，好在刚开学不久，作为迟到学生允许我人校。这件事是我读中学的一个插曲，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始终摸不清是什么原因，对家里我说是因为打架，他们也信了。&&&&三十年后，1951年我被派去重庆任西南外事处处长，在党的关系上受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领导。宣传部的原副部长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老党员，他就是跟我同一个川东师范的学生，他那时已是共产党兼国民党员。在学校里活动，掌握了学生会。据他说他们那时最反对川军内的一些人，他们与川军作对，后来曾演成教场坝镇压学生集会打死不少学生的惨案。使我想起了那时我与川军一个连长的文书过往太密切的事。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居然把军队的人引进学校里来，犯了进步学生的大忌，我被开除是不能避免的了。其实我是被冤枉的，我那时只因是同乡好玩，对于政治一点也不知道。&&&&重返沙市进入圣路加中学后，我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国民革命大风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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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革命中赶潮头&&&&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荆州、沙市工商教育学生各界在沙市径太会馆开追悼大会，我们圣路加中学也参加了，我是第一次听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背诵他的遗嘱，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事。那时我们常去沙市大堤上看日本水兵在草场上踢球，但每次都受到那些水兵们的侮辱，不是拿球踢我们，就是推我们走开不许靠近。每次我们都很生气，既恨他们又想看他们踢球。有时沙市江边还停泊有其他外国的小兵船，多半是英国的，我们走近江边去看，也被那些高鼻子、黄头发的水兵无理地赶走，所以，心里很恨这些外国水兵及兵船。&&&&圣路加中学这时聘请了几位武汉来的老师，其中有位姓童的叫童世光，还有一位叫刘以成，他们是青年教师，姓童的教算学，刘老师教史地，我对他们在教书方面不大感兴趣，却喜欢看他们给我们看的课外书：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还有许多小册子，看了使我大开眼界，兴趣马上就被吸引到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些道理与活动中了。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荆沙各界马上组织后援会，积极援助上海人民的反英日帝国主义斗争。说来也怪，圣公会牧师杨器之是我们学校最高负责者，他却也是后援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支持我们学生的活动。他能聘请和允许童刘两先生在学校散布国民党的宣传品颇不容易，因为荆沙驻的是北洋军阀的军队，专杀国民党。现在想来那位平常道貌岸然、不大言谈、态度严肃的牧师可能是地下的国民党人。&&&&7月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派出“五卅”惨案宣传团到长江沿岸，也来沙市，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向各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工人。在他们未来之前，荆沙学生已上街游行示威。为了迎接全国学生会宣传团，我们组织了荆沙学生会，同社会上三育社联合接待他们。这个“三育社”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组织和背景，那时只知道其中有一些沙市名人，有钱的商店老板，好像很有办法，他们有钱也可以同军政人员办交涉，跑腿活动都是我们青年学生的事。在这些活动中，我是最积极的一员，组织我们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组织沙市学生会。我们同学中有邓恢复。柳树堂同我最好，一起搞这些活动。我们曾联合荆州、沙市各校，除了荆州中学外，沙市还有一商业学校，几个小学校。加起来有上千人，上街喊口号，声势不小，哄动一时。我们队伍游行到大堤上日本领事馆（实际没有设领事馆，只是圈了一块地，修了一小房住着一个中国人看门的）门前示威，马上日本小兵船就上来几个持枪水兵看门，也向我们示威。双方几乎冲突起来。我们若要闯进门，水兵就要开枪，形势严重，还是童先生一再教我们不要去惹他们，免得发生流血惨案。&&&&自上海学生宣传团来后，我们成立的荆沙学生联合会就固定下来，沙市学生联合会就在我们学校里，由邓恢复、我和另一位同学三人负责。游行示威开群众大会，讲演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外，提出抵制洋货，不许买卖英国、东洋货，由学生会伙同商会组织纠察队，上街到商店搜查，将英国货、东洋货搜出后，当街烧掉。并派人在码头上检查不许洋货上岸。这个活动却引起了很大矛盾，口喊抵制洋货口号，人人同意，真正烧毁起来，引起一些卖洋货商人不满，他们在商会内争吵起来，开始同意不再买卖英、日洋货。但搜查时，学生对洋货真假难分，而且在商店门前烧毁，这个商店一下子声名扫地，就开不了门再做生意了。这个关系太大，商会内闹得不可开交，也就不派人参加检查队了。同时学生会内部也争吵起来，有的学生受家长或亲戚指使也不赞成搜查烧毁。我家开碾米厂与洋货无关，两位哥哥没有干涉我，因此我主张要继续搞下去。但是人心不齐，学生会开不成。同时罢课搞运动久了，学校当局也不赞成，于是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的运动，就逐渐冷淡下来了。&&&&在1925年冬1926年春由武汉来了一位叫方声隆的学生代表，他住在运河街（由沙市通向荆州各地的运河水码头）一个小客栈里，我经童、刘两位老师介绍认识了他。他原来是共产党跨入国民党的党员，公开身份是武汉农会、学生会湖北省会代表，实际是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和国民党共产党（那时是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以国民党身份出面的）的发展工作。我认识他以后，看了不少他给我的小册子，其中有中国青年向导、全国学生会会刊，以及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书。这些读物又使我大开眼界，顿开茅塞，才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知道国家的命运处在危急之中，非实行国民革命不可。这时我球不踢了，学生会也搞不起来了，经常往老方那里跑，同他一谈就是很久。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共产党员，也知道重、刘两位也是党员，我向他要求加入党。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从我在“五卅”运动的表现来看，是很坚决的，所以他才培养我，但我还年轻，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很强，又是资本家的弟弟，对我自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教育。我看了一些革命书后，在学校里就公开同别人辩论，当时是国民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同一些信教者、有钱人的子弟争论不休。但我对共产主义却是一窍不通，读了ABC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老方那里遇着一些青年我就说不过他们。这些青年大半来自荆州中学及武昌师范学校，大约有五六人，看他们已不在学校读书而是在搞农民、工人运动，很让人羡慕。一股虚荣心鼓动着我，向老方一再要求加入小学（即CY），要求做农工工作。他总是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年轻，还要经过锻炼、学习。后来竟要我了解我家正明厂的工人情况，其实正明厂只有十来个长年工人，他们的姓名、出身、工作情况及工资收入等我很容易就知道了。那时在老方他们的领导下，沙市人力车夫已组织了工会，而多数的码头工人却不知什么原因一时组织不起工会，后来才知道码头工人有帮会（不知是红帮还是哥老会），要打人进去很困难。我却煽动我家厂的工人组织工会小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几个工人总是开玩笑对我说：“四老板，你要砸我们的饭碗，小心二老板（我二哥）知道了，打你。”自然搞不成。老方告诉我已发展我为国民党员，我听了很高兴，但是很奇怪一直没有叫我去举行入党宣誓，我知道，入党是要宣誓的。不管怎样，我已是革命党人一分子，心里高兴，搞起工作来更有劲。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已宣布北伐，分几路军向湖南、江西。福建出发，为了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我们发传单、到处贴标语，遭到驻军北洋军阀和警察的追捕。&&&&1926年上半年，是我在圣路加中学三年级毕业的学期，初三毕业考试，我马马虎虎应付过去算是毕了业。圣路加中学虽然属武昌文华大学附中的一部分，但要进高中还得进行考试，我们是在那两位外国女修士监督下考试的。我这一年多来只顾闹革命，功课丢得太多，特别是数学、英文，数学几乎交了白卷。这个时候，已不由我考虑升学问题，北洋军阀大肆逮捕国民党和进步青年，我二哥急急地要我回四川老家去躲避一下，大概也是在沙市警察局向二哥提出警告后，他才下了决心，于是我在1926年6月间又回到了刘家坪。&&&&回到老家，我无论如何在刘家坪呆不住。恰巧我三叔家小姐出嫁给巫溪县城万家，我作为送亲人送小姐去了巫溪县城，在城里会见了在川东师范的姓邱的同学，经过他又认识了几位青年，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投机，自然我是大吹特吹在沙市闹革命的“惊天动地”事业，听得他们兴奋极了。大家提倡要在巫溪也闹起来，我都不感兴趣，还在留恋沙市，幻想再回去干一场。不久，听说北伐军已打进了湖南，打开了长沙，四川军阀杨森已投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20军。1927年春，杨森在万县办了国民革命军20军军官训练学校。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我就同姓邱的几位青年去万县投考杨森办的学校。在万县住在姓邱哥哥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巫溪县人，从小在外边混，在哥老会有点地位，就在万县开码头，平时他家里来往人很多，一开饭就是两三桌，由他的老婆招待一切，这位老板娘年轻、漂亮、泼辣，同那些来往朋友打情骂俏，什么玩笑都闹，但那些人总听她的话。我们几个人是巫溪同乡青年，这两位哥子、嫂子待我们不错，吃喝住随便。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些袍哥、跑江湖的人非常不习惯，但却有件好处，他那里消息灵通，每天都听到很多川内川外的新消息。我们考上了杨森办的军官学校，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有两个代表来到万县杨森部队检查，我们就去找这两个代表，要求去黄埔军校，回答是加入这里军校也是一样。再一个消息是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攻下了武昌。这个消息令我很兴奋，我想既然北伐军打下了武昌，沙市不久也要打开了，我留恋沙市那段“革命”工作，还在四川杨森这里干什么，于是就同老邱商量回沙市，我们就一同由万县乘船东下。我们从宜昌到沙市乘的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到离沙市不远的地方，忽然南岸有人向船射击。船上人都说这是北伐军队，我们跑到甲板上去看，对于真正的北伐军我是非常欢迎的。一上甲板，老邱就中了一枪，打在他的右手上，到沙市下船后，他就住在我家养伤。&&&&我一到沙市就找到了邓恢复等一帮闹学生运动的同学，离开沙市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方、童、刘等老师走了，新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刘佐龙部来到沙市，党部、各种组织、工会、学生会、商会都公开了，可是人都换了。国民党江陵县党部，沙市市党部都公开挂起牌子在沙市最大的建筑物商会办公，但沙市属江陵县领导，是它下属一个区党部，县、市党部的领导人都是由武汉新派来的，不认识我们，把我们排斥在外，不给我们工作。我同邓恢复、彭泽林找到过去一起闹运动的人去同他们交涉，由一位姓文的代表县党部找我们谈话，说可以接纳我们入党并作为第一区党部（沙市区党部）委员，但必须服从县党部领导。那时县党部也驻在沙市，直接领导沙市工作。我们不同意，还想兼做县党部工作，认为县党部也只是做沙市工作（实际当然不是的），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服从他们领导，认为沙市的革命工作是我们搞起来的，应由我们来主持，这就是争夺权力。当时我并不自觉认识这点，以上述理由来反对他们。结果就在1927年2月间，江陵国民党县党部就公布把我们三人开除党籍，他们这样做是消除我们在沙市部分学生中的影响。&&&&这样，我、邓恢复和彭泽林三人就无事可干，再也不能去商会那里，也不能找一些老同学，只有另想办法。我们就想去武汉直接找老方他们，听说童、刘两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认为他们了解我们，会给我们想办法的。&&&&恰恰那时由朱霁青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点检团来沙市点检刘佐龙的部队。我们找上了朱团长的一位秘书闲聊，询问他关于北伐和武汉的情况，他很想知道沙市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知道以及不满对他说了，他很感兴趣。他同意我们乘坐他们的小火轮去武汉。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很幼雅，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中发生的问题，所有由武汉来沙市的国民党负责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允许我们这些人参加权力机构。我们更不知道国民党内、国民革命军内的复杂情况，以为这个朱霁青的点检团就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了。&&&&我在沙市三四年的时间，由一个乡下顽童成了洋学生，又在大革命浪潮中闹了一场“革命”，成为一个热情盲目的赶浪潮的青年。3．“外交部特务处”&&&&我们到武汉时，正赶上汉口工人拿下英租界，多年的江汉关前大英租界收归中国人管理，一时武汉三镇革命气氛十分红火，街上有工人纠察队，儿童团巡查、站岗，到处是红色标语口号，人们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我们看了真是高兴极了。下了船后，我们三人先住在武昌一个小客店，然后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各人自找熟人想办法。邓恢复的叔父在文华中学教书，他一去就被叔父留下，叫他继续上学，于是他就当了文华中学学生，从此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上海银行办的旅行社武汉分社职员，我们几十年未见过面。直到1950年我去重庆路过汉口时，才在武汉外事处见过他，那时他还在上海银行，以后就没有再见过。我很关心他，因为他是我在沙市圣路加中学闹学生运动的好伙伴，他家生活不是很宽裕，是基督教徒。他叔父就是因为信教才能在文华大学毕业来到圣路加当教导主任的。他叔父虽然是英文教员、教导主任，管学生不是很严，对我们只要功课及格，在校内不闹事，就不大管我们，我们在“五卅”案后闹学生运动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邓恢复能说会辩，英文很好，冲劲很大，但服他父亲管，胆子不如我大。我常常责问他信什么洋教，他大概因从小受的影响，反帝国主义、反洋人他干，反基督教他不干。记得有一次我们学生反对做礼拜，那时圣路加中学学生每礼拜天必须去教堂做礼拜，我们不信教的学生反对，那位邓副校长在教堂门前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话，大声说谁不做礼拜站出来，只有我一个站出来邓恢复当天下午就找我说我胆子大，有勇气，但又劝我还是要遵守校规，我们两人这次吵了一架，我以为学校要开除我，后来却没有事，我照样去上学。邓恢复反而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多少年来一直记得这件事。不知这位同学还健在否？&&&&彭泽林家在沙市是做皮鞋的，他原在武汉读书，后来转学到沙市一个商业学校，我们是在搞罢工罢课，收查洋货时认识的。国民革命军来到沙市组织党部时，我们三人站在一起反对由武汉派来的人掌权，也就成了好朋友。来武昌后他找到熟人去黄埔武昌分校，后来听说去苏联学习，以后就不知道下落了。&&&&我走了另外一条曲折的路。&&&&我找到了原来圣路加中学教员童、刘两位先生，他们都在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工作。武汉特别市党部、湖北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都在原英租界友谊街的三间大楼内办公。这个友谊街很特别，有东西二道门，东门出去是中国地界大马路，西门出去就是英租界。据说这个街内的三间大楼是三个军阀、政客的产业，可能是荆云鹦、萧耀南等三人的，三座大洋房成了革命工会的住所，三座房子对面几间小洋房是住人的。这个街把东西大铁门一关，就成了一个单独的区域，与东西边中国地界和英租界隔开了，无论开那边的门都可以和中国势力和英国势力发生联系，真是巧妙的安排，也可见民国时代那些大军阀、大政客的处心积虑与背景。&&&&我找到童、刘两先生，把我们在沙市的遭遇说了，他们是1926年初和老方同时离开沙市的，对于沙市一年来情况不了解。他们带着我去见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老方，听了我的汇报（自然是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沙市搞学生运动，在他们领导下受排斥）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老方就留我在他那里工作。他现在是总工会武汉宣传总队的队长。在省总工会宣传部领导下，而宣传部长就是当时有名的工人运动家林育南。宣传部在三楼上，我被安置在对面小房子集体宿舍睡，白天上班，同老方到各工厂向工人们宣传演讲革命道理和形势，鼓动工人闹革命。我跟他去过几个在武昌的纺纱厂，还去过汉阳兵工厂等大厂。开宣传会往往是老方先讲话，然后是工人宣传队（那时每个厂都有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队）的人讲话，要我作记录。我那时已被武汉革命气氛所陶醉，热情高涨，眼花缭乱。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向忠发当时是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和项英、林育南等在一个大餐厅吃饭，我当然可以见到，当时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恽代英我也见过。全国总工会就在隔壁大楼里，还见过有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只注重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革命，我能够参加进去该有多么的高兴，在宿舍里同房的青年互相吹嘘。但只有一个多星期情形就变了，老方忽然对我说不我适宜作他助手，教我搬出去另找工作，于是我只有搬出友谊街。暂时在一个小破旅馆住下，等着另找工作。当时我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被开除，我想可能是秘书工作我担任不了，事实上老方叫我作记录我记不下，叫我抄写一些文件我字写得不清楚，做宣传工作真是不胜任。但现在想来，情况可能较复杂。那时沙市的国民党部的宣传工作是由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去组织的，我们在沙市反对他们自然不能为中共所接受，老方可能通过中共湖北省委了解到我们在沙市的情况，虽然我们不是反革命右派，也没有做什么不利共产党在沙市发展群众工作的事，但以我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及觉悟程度是不适合在湖北总工会内工作的。我当时并没有这个觉悟，只认为我本事不行。&&&&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吃饭发生了问题。幸好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同学柳树堂救了我。他在武昌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分校）速成班学习，临时派出来帮助武汉市政府做武汉市户口调查工作。他负责调查原英租界中的一段，每天挨户挨家地去调查，找我临时帮他一起干，他干这个工作每天有点补助金，他就分一部分给我做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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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堂是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好朋友之一，他忠厚老实，比我小一两岁，我们不是球友，也不是闹学生运动的朋友，我拉过他参加过这些活动。他是另一种朋友，他很喜欢看小说，也有很多小说，我开始看《红楼梦》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想不到他一个文弱书生却考上了军校，后来竟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名下级军官。在1930年我在苏州读书，暑假回沙市过武昌时，曾去他家见过他一次，当时他已是连长，军队作风较重，他请我吃了一顿饭。那时我已讨厌军队，看不起武人，我们虽叙谈旧日友情，但已格格不人，从那次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或听到他的消息。后来老方介绍我去武汉总工会，有位工会负责人见了我，派我去武汉包车总工会当秘书。&&&&&武汉包车总工会是拉包车工人的工会组织，它与一般技人力车工人不同，都是拉包月车或者私家包车夫。这些拉包车的都是私人雇的长年车夫。当时武汉三镇有这种包车工人二、三千，他们都是这个总工会的会员。虽然是秘书，名义上在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下，实际权力比总工会的委员长大，工会的一切活动都由秘书听上级工会的命令负责指挥，除了财务由工会选的会计管以外，其他工会正副委员长都听秘书的话。我和会计是脱产的，每月除伙食外还有十来块钱津贴，工会的正副委员长有车马费办公费，每月大约也有十来块钱，就为这，当然不只是这点钱，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就争夺起来。原来拉包车的工人就有帮派，各派的头头各领一帮人马进工会来，他们都被选入委员会，但争夺正副委员长的职位，却不仅仅是为了那点车马费，还要争取委员长拉拢势力的权力。我一去就有委员长和委员找我私下吃茶谈话，以介绍工会情况为名拉拢我讲某某的坏话。我开始听了信以为真，就同会计闲谈，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住在一起。那位会计是本地人，精明得很，他慢慢告诉我工会内有几派争夺权力，叫我既不要干预，也不要断然拒绝，含含糊糊地混过去。我当时把工会工作看得很神圣，听了这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工人会这样。渐渐也看出这些包车工人完全不像那些海员，铁路、纱厂的工人，组织纪律很差。那时上街游行示威活动很多，要领着工人队伍手拿小纸旗，扛着工会大红绸旗，列队上街游行，沿途呼口号，这些都由我领着干，每次我感到我们的队伍最不整齐。&&&&那时长街地区有区党部，有共青团支部，它们领导工、青、妇和少年儿童团，游行时我们有时归武汉总工会，有时归它们指挥，这样我认识了长街共青团支书一位姓任的四川青年，我们很谈得来，我就渐渐加入他们一伙玩。记得“四?一二”上海事变后，武汉方面发起大规模的反对蒋介石大屠杀的示威游行。游行完后，姓任的给我一张票第二天去血花世界听报告。血花世界是汉口新世界游乐场改名的，同上海大世界一样，地方很大，里面各种游戏都有，国民革命来到汉口后，就改名为血花世界。里面的大舞台原来是演京戏的，这时经常成为各种革命集会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