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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6829639帖子威望0 多玩草830 草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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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虚幽末 于
15:50 编辑
你的贴子很不错。推荐一下！ O(∩_∩)O.
总评分:&金钱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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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输出量可以啊，但是飞机硬不硬啊？在10级房能混下去吗
：7级飞机啊- -那就只能在9级房以下混了。。。到10投弹成功率就更难了。。。&
&10估计混不下去
毕竟7级小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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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盆的最后骑士,我要打隔壁10个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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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伤害。。。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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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伤害...瑟瑟发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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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取别人的视频 然后截图 有意思吗
&如果自己没能力去搬运的请不要乱喷 分享性质的东西在你们这种人口中居然被认为是窃取？&
&既然是分享性质的东西，传播并不存在盗取一说，如果您是原作者那麻烦您联系楼主说明原委&
&视频是B站up主转载youtube的 既然不是原创视频 按你的逻辑 人家up主算不算盗取？&
&既然人家把视频上传了 我截几张图又怎么了 无非就是给大家看看罢了 你说我盗取人家视频 我这里有视频吗？你不喜欢看麻烦左上角 不送&
&B站视频 你想看自己去看 手机看不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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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散步圈是为战列舰量身定制的吧，一个都不漏，一个都别走！
&确实挺6 9发砸死波斯猫&
只游戏自己的游戏，从不被游戏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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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要一扫8级美系全面被日系碾压的节奏么
：难道不知道美航全线飞控要改了吗？&
&那有什么用 银币线还不是一样惨 而且对面制空列克星敦都被完全压制了 美系航母删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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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受伤的总是BB，给全体BB个A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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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鱼雷骗AA，AACD换AP煎包~~巡洋们！~~~嘿嘿嘿嘿（终于可以报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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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战祖传水平装甲
国服的特点：一个个开局卖队友，残局绕边追。绕边追人的百分之九十九是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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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空肯定一坨屎
&222的飞控 虽然每组飞机只有5架 飞机也是7级小飞机 但是在航母dalao眼中这都不算什么&
起个名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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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AP航弹。。。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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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只水货 快抓住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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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5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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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欧服，，不是测试服。。这个人也是个主播，我遇到过几次的，航母玩的一般。
&欧服？不要淘气，这是超测服，就是超级测试服，强行测试。由GM上线玩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哦，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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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玩消息不及时啊，过了这么多天才出新闻。
航天局计划加入1000lb和1600lb两种航弹：
1600lb炸弹穿深为众生平等300穿，没必要讨论了。
1000lb炸弹目前超测设定的参数是引信启动厚度69mm，穿深200mm。
炸弹的伤害量同炮弹类似：
引信启动且在主装甲堡内爆炸：100%伤害量
引信启动未能穿透水平装甲而在舰体内爆炸：33%伤害量
未启动引信穿透入舰体内：10%伤害量
根据此机制，美国战列将有优良的AP炸弹抵抗力，如鸭滑、大拿、北卡等。
以蒙大拿为例，19+38+150的水平装甲布局，上两层装甲一共57mm，200穿深炸弹仅能贯穿这两层装甲，不足69mm无法触发引信（150水平主装甲未能贯穿故不计入引信触发计算），炸弹变成铁坨砸进舰体内，造成10%伤害。
其次是大和、大猴这种，大和为19+57+200，大猴为19+50+150，200穿深炸弹同样能贯穿两者水平主装甲之上的所有装甲，且所贯穿的装甲厚度已经触发炸弹引信，但是水平主装甲抵挡住了炸弹穿透，炸弹在舰体内爆炸，造成33%伤害。
最差的是主装甲堡之上的所有装甲厚度相加仍然不超过200mm的船（一众中级战列舰吃瘪），一旦稳稳当当地接住了AP航弹，十有八九是会在主装甲堡内爆炸的，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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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Post":{"":{"title":"【番外】战舰世界美国AP航弹运作机制","author":"Gemini_XiaoZHI","content":"前几天WG官方发布了关于加强美系航母的方案，0.6.7超测服的企业号实装了1000lb AP炸弹。同时有另一种1600lb炸弹也已经加入客户端。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1000lb炸弹穿深最大为200mm，1600lb炸弹则为300mm。两者的引信启动厚度皆为69mm。炸弹数据一时引起纷纷议论，有人认为这是秒天秒地的大杀器，有人认为引信启动厚度太过苛刻，由于除了高级战列舰，很少有船能够单层甲板超过69mm，所以这种炸弹只能用来对付战列舰。下文将就AP炸弹的一系列尝试进行研究。首先我们假定AP炸弹的伤害模式与AP炮弹相同，均为核心100%，内爆33%，未爆10%。即分别对应、730伤害数据采集部分，我们使用已经上传至网络的超测视频做研究，被攻击的船分别为大猴、大拿、大和、翔鹤、列克星敦。将上述伤害与命中数汇总，并按照伤害数值做伤害类型估计。得到下表：而上述被攻击船的水平装甲分别为而上述被攻击船的水平装甲分别为大猴： 19+50+150大和：19+57+200大拿：19+38+150+19翔鹤：19+38+127+25/19+38+152列克：19+13+13+51其中前四者水平装甲厚度只和均大于200，故一般情况下无法被1000lb炸弹所击穿核心（WG还是加法算穿深，省去了不少麻烦），而列克则因为命中点实在太过清奇，暂不予讨论。由以上图表可知大猴与大和被命中后最多的伤害类型为内爆，造成33%标定伤害大拿与翔鹤被命中后最多的伤害类型为未爆，造成10%标定伤害由于以上四者均无法被炸弹直接击穿核心区，而导致实际伤害差别的应该是炸弹最终被装甲挡住时引信是否已经启动。之前流行的说法是，延时引信在遇到单层足够厚度的装甲后才会启动，而实际上上述四艘船都没有足够厚的单层甲板启动引信，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引信的启动实际上是计算了弹药累计穿过装甲的厚度。这样一来：大和 19*n+57&69大猴 19*n+50=69而大拿 19*n+38&69翔鹤 19+38&69故大拿与翔鹤由于上层甲板累计厚度不够而未能启动炸弹引信，炸弹造成10%伤害，而大和大猴则由于上层甲板累计厚度较厚而启动了炸弹引信，炸弹在舰体内爆炸。大猴被命中的超高伤害应该是炸弹由炮塔之间上层建筑未覆盖的区域直接入射50+150甲板在核心区内爆所致。至于大拿为什么会被砸出半伤，则有可能是炸弹命中了两层以上上层建筑的区域（建模如此）或者直接命中了副炮导致引信启动。而翔鹤的半伤则应该是炸弹在127甲板与25甲板之间爆炸造成的。由此我们得到结论：由于1000lbAP炸弹实际上是可以被防御的，所以对抗这类炸弹较好的船有两类：第一类是到核心舱为止，水平装甲累计厚度超过200mm，而上面数层装甲又不足以启动引信的。（比如北卡，鸭滑，蒙大拿）第二类则是水平装甲全部相加都不足以启动引信的（待考）稍微次之的，则是核心基本能防御炸弹，而上层甲板足够厚能够启动引信的（比如大和，大猴）最差的则是核心舱防不住炸弹，然而装甲厚度又能够触发引信的（比如扶桑，扶桑和扶桑）而对于帝国主义300穿的1600lb众生平等蛋。由于整个游戏都没有这么厚的甲板装甲，大概还是死命的堆AA比较科学。","updated":"T00:02:25.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26,"collapsedCount":0,"likeCount":79,"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lastestTipjarors":[{"isFollowed":false,"name":"开花的树","headline":"专业点赞手 把知乎当小说集看","avatarUrl":"/2f99be40ad85cdf0feb717_s.jpg","isFollowing":false,"type":"people","slug":"kai-hua-de-shu-3","bio":"花开一树，为你凋零","hash":"3e3d193e1fea726c484429","uid":531800,"isOrg":false,"description":"专业点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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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bachter"},"content":"这是一本书两章内容的摘录，我不知道作者说的是否合理，但内容很有趣两章分别代表了一些人和另一些人，也许本书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这两部分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维尔柯米尔斯基的事例，是我曾经熟悉的众多“谎言”中的一例，我接触到作者的观点之后，发现他和很大一部分其他案例，确实具有相似和共通之处。虽然我能够指出那些谎言的不实之处，但我也一直困惑：他们的动机到底为何？（我很清楚有些人作为事实上的幸存者，压根没有必要撒谎），而这本书的观点，对此是一个很好的解答。其实我建议先翻到一半的地方，从第三章看起，再返回第二章第二章
为什么只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呢? －－马太福音7:3 (新版)
当公众了解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正搭乘官方航班飞往路易斯安那，与副总统迪克·切尼（尽管此时切尼在最高法院尚有一桩悬而未决的案子）一起前去狩猎的时候，斯卡利亚明显违背公众利益的做法激起了猛烈的抨击。斯卡利亚本人对此感到十分恼怒，因为有人认为他评价切尼的申诉(即:副总统依法拥有保守能源专责小组秘密的权利)是否违宪的能力会因此受到影响。在写给《洛杉矶时报》的一封解释自己为何没有进行自我辩护的信中，他写道：“我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公正性会受到如此强烈的质疑。” －－－－
神经心理学家斯坦利·伯伦特(Stanley Berent)和神经病学家詹姆斯·阿尔伯斯(James Albers)受CSX运输公司和道氏化学公司的委托，对铁路工人提出的接触化学物质会引起大脑永久损伤以及其他一些疾病进行了调查。来自15个州600多名铁路工人在重度接触了氯化烃溶剂(chlorinated hydrocarbon solvents)后被诊断为某种形式的脑损伤。CSX公司向伯伦特和阿尔伯斯的咨询公司支付了17万美元，使得最终的研究对接触公司工业溶剂与脑损伤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质疑。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包括在未经工人们正式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医疗档案进行审阅)，两位科学家是工人提起诉讼案件中代表CSX公司一方律师事务所的专家证人。伯伦特在他的研究中没有发现任何不当之处，他声称:“被迫放弃有关溶剂接触的重要信息。”随后，伯伦特和阿尔伯斯因在本案中存在利益冲突而受到了联邦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谴责。
当你走进位于洛杉矶的宽容博物馆，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特意设计的空间之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自己所不能容忍的人们。那里有一些熟悉的目标靶(黑人、女人、犹太人、同性恋者)，也有一些矮人、胖人、残疾人……你可以观看一部充满各种各样偏见的录像片，它可以让你确信任何一个人都会多少持有一些偏见，随后你会被邀请从两道门(其中一道标有偏见，另一道标有无偏)中的一道进入博物馆正中。后一道门是锁着的，以免有人会忽略掉重点，而有时一些人的确会忽略掉。当我们在某个下午参观这个博物馆时，我们恰好看到了四位哈西德派犹太人愤怒地敲打着无偏之门，要求从那里进入博物馆。 －－－－
人类大脑天生具有视觉上和心理上的盲点，其中最为狡黠的伎俩便是赐予我们具有安慰作用的错觉，就我们本身而言这一切并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失调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盲点的理论，它解释了人们如何在不经意间自我蒙蔽，这种自我蒙蔽使得他们意识不到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反省自身行为和信念的重要事件和信息。由于这种证实偏差的存在，再加上其他一些自利习惯，我们的大脑便会为我们的知觉和信念辩护，将它们视为精确的、真实的、无偏的。
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Ross)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幼稚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信念，即我们能够像事物或者事件“本身真实存在的那样”去清晰地对它们进行感知。我们假定，其他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像我们一样来看待事物。假如他们不赞同我们的看法，显然意味着他们没有对事物清晰地加以感知。幼稚的现实主义制造了一种逻辑混乱，因为它作出了两点预设:其一，那些思想开放、公正无偏的人应该赞同理性的看法。其二，我所持有的看法一定是理性的;否则，我便不会持有这些看法。因此，只要我能够让自己的对手坐下来倾听我的看法，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事情的本来面目，他们便会赞同我的看法。假如他们不赞同我的看法，一定是因为他们持有偏见。
罗斯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无论是他所从事的实验室实验，还是他为减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激烈冲突所付出的努力，都可以让他体会到这一点。即便是一方认识到另一方对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也会认为自身是客观的而另一方是持有偏见的，他们自身对实际情况的看法应当成为问题解决的基础。在一项实验中，罗斯拿出了一些由以色列裔代表提出的和平建议，声称它们是巴勒斯坦人提出的，随后让以色列居民对其加以判断。“与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提出而实际上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建议相比，这些以色列人更喜欢被认为是以色列人提出但实际上是巴勒斯坦人提出的建议，”他说，“假如你自己的建议因为来自另一方而不再对你有吸引力，那么实际上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对其吸引力又会如何呢?”与事实非常接近，社会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发现，如果一项极具限制性的福利建议被认为是民主党提出的，尽管这项建议往往与共和党人有关，但民主党人还是会赞同的。假如一项慷慨的福利建议被认为来自共和党，共和党人也会加以支持。将同样的建议说成是来自另外一方，你甚至可以去询问人们是否会赞同一项由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提出的政策。在科恩的实验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盲点－－即他们受到了自己所在党派立场的影响。相反，他们都声称自己的看法是在其对政府的总体认识的指导之下，经过对当前政策认真细致的分析后合乎逻辑地形成的。
罗斯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的判断比其他人更少存在偏差且更为独立，部分是因为我们依靠内省来告诉自己所思所感，而没有办法了解其他人的真实想法。而且当我们进行内省的时候，我们是在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避免失调的需要会确保我们只能持有最佳的动机。我们会认为，只有亲自参与，才能确保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准确明了－－“这些年来我对枪支管制一直感受颇深;因此，我清楚自己所谈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又会将来自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的这类个人感受，视为偏见的来源－－“她对枪支管制的看法不可能公正，因为她这些年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深有感触。”
就像鱼儿察觉不到自己游弋的河水一样，我们人类也觉察不到自己的盲点，那些能够在水中游弋的鱼儿具有对河水视而不见的强烈动机。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玛丽尼娅·法恩海姆因建议女性待在家中抚养孩子而名利双收。在她看来，如果不这样做，女性便会面临着冷淡、恐惧以及失去女性特征的风险。然而，在她幸运地成为一名内科医生且不需待在家中抚养孩子(其中两个孩子系她亲生)这一事实面前，她没有感受到任何失调。许多人在谈及被剥夺的时候，很少诅咒那些幸运的明星们，更不必说那些受到命运特别垂青的人。他们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会对这类事情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会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进行辩护，似乎他们本身拥有这样的资格。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对命运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即便是暂时的)视而不见。大多数乘“普通舱”旅行的人将那些坐在商务舱和头等舱里的幸运者视为奢华小人。想象一下，这些人要为一次短短的、不过6小时的飞行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而一旦他们支付了商务舱或头等舱的费用，这种想法便会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辩护以及对那些可怜的乘普通舱的同机旅客的蔑视。
在司机们的视野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点，然而娴熟的司机能够觉察到它们;他们很清楚，要想避免撞上消防栓和其他车辆，就必须在倒车和转向单向行驶车道时小心谨慎。我们人类固有的一些偏见，正如两位法学家所描述的:“就像错觉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它们会让我们从资料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便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骗术，它们表面上的正确性却依然存在。”我们不可能避免自身的心理盲点，但是如果我们觉察不到它们，我们便会不知不觉地陷入鲁莽，跨越道德的底线，作出错误的决策。独自内省无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因为它只会强化我们自我辩护的信念，相信我们自己不可能被蒙蔽或失误，我们对其他人群的厌恶和仇视并非出于非理性，而是正当合理的。盲点强化着我们的傲慢，激活了我们的偏见。
通往圣安德鲁斯之路
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感觉不到自己有任何错误。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历史学家和评论家
在了解到国会议员汤姆·迪雷(Tom DeLay，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承认了与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涉足国会连环贪腐丑闻的“前超级说客”)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场之旅后，《纽约时报》编辑作家多洛西·塞缪斯(Dorothy Samuels)总结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多年来我已经对那些权力在手的公共官员们的性格缺陷进行了描述，而没有对他们是否受到起诉予以足够的关注，”她写道，“而且至今我仍然没有搞清的一点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冒着名誉扫地和丢掉职位的风险，去接受一个说客提供的奢华胜地的度假?”
失调理论给出了答案:这是一步一步造成的。尽管大量无耻的贪腐政客将他们的投票权出卖给了最大的捐献者，但是由于盲点的存在，大多数政客却相信自己是清廉的。当初涉政坛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与某个说客共进午餐，因为，无论如何，这不过是政治活动的运作方式，而且也是获得一项悬而未决提案有关信息的有效途径，难道不是吗?“另外，”这位政客会说，“就像任何其他市民一样，说客们是在行使他们的自由言论权。我应当做的只能是倾听;我将根据我所在的政党和选民支持与否以及是否有利于美国人民，来决定自己如何投票。”
然而，一旦一个人接受了最初的蝇头小利而且采用上述方式来加以辩护，他已经开始从金字塔顶向下滑落。假如他已经与一位说客共进午餐并谈论那项悬而未决的提案，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谈论一些事情呢?这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不过是进行谈话的一个更好的场所而已。假如他们可以在当地的球场上谈论一些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受邀到一个更好的球场(譬方说，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和他(她)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呢?那样做有什么错吗?到那位政客已经滑到金字塔的底部，已经接受更大的好处并且为之辩护的时候，公众开始大声疾呼：“怎么搞的?你在开玩笑吗?”从某种角度上讲，那位政客没有开玩笑。多洛西·塞缪斯是正确的:有谁会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来换取前往苏格兰的旅行呢?答案是:假如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好处，没有任何人会那样去做;但是假如此前已经接受过许多小的好处，我们许多人便会接受。在自我辩护的作用下，傲慢为前往苏格兰铺平了道路。
兴趣冲突与政治冲突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政客们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通过牺牲公共福利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却较难看到同样的机制在影响着法官、科学家、医生和专业人士，这些人为了正义、科学的进步或者公众的健康而过高估计自己独立智力活动的能力。这是一些专家，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和教育推动着人类公平的核心价值，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会对某些经济的或个人的利害关系会“污染”他们工作的说法感到愤怒。他们的专业荣耀使得他们认为自己超越了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就像在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一些法官和科学家完全丧失了诚实，被个人野心或金钱所腐蚀。(韩国科学家黄禹锡承认自己伪造了有关克隆的数据，他是前国会议员兰迪·“公爵”·科宁汉姆的科学家同类，后者因行贿和逃税数百万元被判入狱。)在极端诚实纯洁和绝对不诚实两个极端之间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我们余下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盲点。遗憾的是，我们更倾向于否认这一点，由此而导致我们在陷入其中时表现得更加脆弱。
不久以前，绝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来自商业的诱惑。1954年，当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被问及是否会为他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申请专利时，他回答说:“难道你会为阳光申请专利吗?”他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迷人，也是多么的幼稚;设想一下，他是将自己的发明奉献给了公众利益，不求一丝一毫的回报。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将研究和商业区分开来，而大学则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科学家们从政府或者独立的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他们会比较自由地花上几年的时间去研究理论或应用方面的问题，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一个科学家如果涉足公共领域，利用他(她)的发明去获利，便会受到猜疑甚至鄙视。“一个生物学家在进行某项基础研究的同时从事商业经营，曾经被认为是不得体的，” 生物伦理学家和科学家谢尔顿·克瑞姆斯基(Sheldon Krimsky)说，“二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但是，随着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开始致力于寻求商业出路和快速致富计划，他们促使这一领域的精神特质发生变化。现在，有声望的是那些在多方面都有斩获的科学家。”
关键性的事件出现在1980年，最高法院裁定，因其独立的发展过程，转基因细菌可以申请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通过发现某种病毒、改变某种植物、分离出某种基因或者将某种活体改造成一种“制造出来的产品”，而获得某项专利。这种对金钱的追求，为科学家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圣安德鲁斯的道路。不久前，许多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教授成为生物技术公司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持有一些出售与其研究有关产品的公司的股票。为了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大学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办公室，并向那些将自己的发明申报专利的研究人员提供奖励。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思想氛围发生了转变：从科学为了其自身价值或公共利益，转向科学能够为个人带来利润价值。在税收和专利法的制定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联邦政府投入研究的经费急剧下降;由工业的税收优惠所带来的经费直线上升。制药业的管制放松了，它已经成为过去的十年里美国最有利可图的行业。
随后，与部分研究者和医生利益冲突有关的丑闻开始爆发。大型制药厂不断推出新的救生药品，但这些药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最差的;1989年到2000年间批准生产的全部药品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与现有药品相比只有很小的改进，但成本却增加了将近两倍，并且具有较高的风险。到1999年，七种主要药品，包括曲格列酮(Rezulin)和罗肠欣(Lotronex)，因为安全的原因被撤出市场。其中没有一种对于救生是必需的(一种用于胃灼热，一种是节食片，一种是止痛药，一种是抗生素)，没有一种比原来较为安全的药品更好。然而，这七种药品却导致了1002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出现令人不安的并发症。
公众对这类新闻的反应，不仅包含着他们从不诚实的政客那里经常感受到的愤怒，而且也充满了失望与惊讶:科学家和医生们怎么可能去推销某种他们知道有害的药品呢?难道他们不清楚自己是在进行推销吗?他们怎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辩护呢?就像那些贪腐的政客一样，一些研究者肯定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受雇来做这些事情的－－得到他们的雇主所期望的结果并将雇主不愿意听到的结果隐瞒起来，就像烟草公司的研究者们在几十年来所做的。但是，至少公共利益团体、监督机构和独立的科学家会揭露不端的或者带有欺骗性的研究。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用意良好的科学家和医生们的自我辩护，这种辩护出于减少自身失调的需要。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没有受到资助公司的影响。然而，就像植物总是朝向太阳一样，即便自身意识不到，其实他们已经偏向于资助者的利益了。
我们是如何了解到这一点的呢?途径之一就是将独立资助的研究结果同企业资助的研究结果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往往能够揭示资助带来的偏见。
■ 两位研究者选定了161项研究，这些研究均发表在同一个六年期间，涉及四种化学物质对人们可能存在的风险。在由企业资助的研究中，仅有14％发现对健康存在有害影响;而独立资助的研究中，足有60％发现了有害影响。
■ 一位研究者对100多项临床实验进行了考察，这些实验旨在确定一种新药在药效上是否超过旧药。在那些结果对旧药有利的研究中，13％的是由制药公司资助的，而87％的是非盈利机构资助的。
■ 两位丹麦研究者对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159项临床实验进行了考察，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必须说明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由此，研究者可以对那些声明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和不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加以比较。结果发现，当研究受到某个盈利组织资助时，“实验干预(例如，将新药与旧药比较)具有更加明显的正向作用”。
假如大多数受企业资助的科学家并未进行有意的欺骗，又有什么会导致资助产生偏见呢?对新药的临床实验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治疗期长短、病人所患疾病严重程度、副作用、新药的剂量、病人接受治疗的变异性等。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很少是清楚明确的;这正是所有科学研究需要重复和完善以及大多数发现允许在解释上存在合理差异的原因。假如你是一位公正的研究者，你就你的新药所做的研究得出了模糊不清但却令人有些担忧的结果，或许类似于稍稍增加心脏病或中风的几率，你可能会说：“这有些麻烦，让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种风险增加的发现是偶然出现的吗?它是否是由药物造成的?病人是否一直存在着变异性?”
然而，假如你为了表明自己的新药比旧药有效，你就可能会倾向于淡化你的忧虑，对模糊不清的结果作出有利于公司的解释。“这不成问题。不必再做进一步的考察。”“不管怎么说，那些病人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在得出相反的结论之前，我们假定药物是安全的。”这正是在独立的科学家提出有关药品的风险性证据之前，受默克基金资助的研究者对该公司花费几十亿美元开发的一种止痛片所作的推理。
人们也可能会致力于寻找那些仅仅可以证实自己的假设或者资助者愿望的证据。1998年，一组科学家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报告，他们发现孤独症与儿童接种疫苗之间存在正相关。自然，这项研究在家长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并且导致许多人停止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6年后，参与这项研究的13位科学家中的10人撤回了这一异常的结果，并且揭露了第一作者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没有披露他所存在的利益冲突:他是代表这些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律师来进行这项研究的。韦克菲尔德接受了超过80万美元以确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法律行动，在研究发表之前他给律师们的答案是“是”。“我们作出裁定，所有这些信息都应成为我们决定这篇论文是否适合发表以及其信度和效度的依据。”《柳叶刀》杂志的编辑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写道。
然而，韦克菲尔德并没有签署撤回意见，而且没有意识到任何麻烦。“利益冲突，”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研究者参与某个可能或者实际上已经对其目标进行干预的研究，并且对另外一个项目的研究过程或研究结果进行过冷静的评估。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解:那些接受过实验的孩子们后来提起诉讼，因而他们所受到的临床干预和研究，影响了(我们早先的那篇)论文的内容和基调……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篇临床报告而并非科学报告。”唉，无论怎样讲，这不是一篇科学论文。
我们当然搞不清楚安德鲁·韦克菲尔德进行这项研究的真实动机与想法。但是，就像本章开篇故事中所提到的斯坦利·伯伦特一样，我们怀疑他是否确信自己在体面地做事、是否在诚实地工作、是否免受律师所支付的80万美元的影响。然而，与那些真正独立的科学家不同，他缺乏对疫苗接种与孤独症之间存在某种相关的不利证据进行探索的动力，也缺乏对问题进行其他解释的动力。事实上，有五项重要的研究发现，在孤独症与疫苗接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项疫苗接种在2001年终止，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孤独症患病率降低)。这种相关不过是巧合而已，事实上儿童孤独症的诊断通常是在他们进行疫苗接种的同一年龄段。接踵而来的礼物
就像科学家一样，医生也认定他们的诚实正直不容损害。但是，每当医生们接受了资助或者其他奖励来设计某项实验或程序，要求对他们的一些病人进行临床实验，或者要求他在处方中开出某种不比旧药更好或者更安全的昂贵的新药，此时他们便会在病人的福利和他们的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自身的盲点会让他们将天平倾向有利于自己的一端，并且对此加以辩护:“如果一家制药公司赠送我们钢笔、记事本、日历、午餐、酬金或者小额咨询费，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我们不可能被饰品和比萨饼所收买。”调查表明，医生们认为，小礼物比大礼物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美国医学协会为此达成一致，只要单个礼品不超过100美元，便允许接受来自制药企业的礼物。然而，有证据显示，大多数医生受小礼物的影响远大于大礼物。制药企业很清楚这一点，为此他们可能会增加市场营销中对医生的投入，从1999年的121亿美元到2003年的220亿美元。这要相当于多少饰品!
大型制药公司在小礼物上花费如此之多的原因早已为营销者、说客和社会心理学家们所熟知:接受小礼物唤起了某种潜在的互惠欲望。富勒刷子(Fuller Brush)公司的推销员们早在20年前就深谙此道，当时他们首先采取了“打开门路”技巧:向家庭主妇赠送一把小刷子，她便不会将你拒之门外。而一旦你没有被拒之门外，她便更有可能邀请你进屋，并最终购买你那些价格不菲的刷子。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曾经对影响与说服技巧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系统地观察了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们(Hare Krishna)在机场募集资金的情况。请求那些充满倦意的旅客捐赠往往是不能奏效的;那些克利须那派教徒的做法只会激怒他们。于是，克利须那派教徒们想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主意:他们走向目标旅客，将一朵鲜花放到他们手里或者别在他们的夹克上。假如这位旅客拒绝接受鲜花并且试图奉还，克利须那派教徒便会表示异议并对他说：“这是我们赠送你的礼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克利须那派教徒才会请求捐赠。此时，他们的要求往往会被接受，因为作为礼物的鲜花已经让那位旅客产生了负债感和义务感。如何来偿还那件礼物呢?用小额的捐助……或者购买一本令人着迷但价格不菲的《博伽梵歌》（字面意思是“被神保佑者的歌”，学术界认为它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印度教的重要经典。－－译者注。）
难道旅客们意识不到互惠的力量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吗?并非如此。但是，一旦落入了互惠的轮回，自我辩护便会接踵而来:“我一直想得到一本《博伽梵歌》。”它到底讲的是什么?鲜花的威力是意识不到的。“那不过是一朵鲜花”，受赠旅客会说。“那不过是一个比萨饼”，受赠医生会说。“那不过是一笔小额捐赠，我们需要这样一场教育方面的研讨会”，作出捐赠的医生会说。然而，鲜花的威力却是导致与制药公司代表联系的医生数量同这些医生随后通过处方开出的药品价值之间呈正相关的原因之一。“那位医药代表的介绍已经使那种新药颇具说服力;或许我可以尝试一下;病人服用了那种药的效果可能会很好。”一旦你接受了礼物，不论它的价值多么小，这一过程便开始了。你会感到必须有所回馈，哪怕一开始仅仅是来自你的关注、你的倾听意愿、你对赠予者的同情。最终，你会更愿意向赠予者提供你的处方、你的裁定、你的选票。由于自身盲点和自我辩护，你的行为出现了变化，但是你的知识观和专业操守却始终如一。
卡尔·艾略特(Carl Elliott)，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和哲学家，曾经对利用小礼物坑骗受害者的手法作过大量描述。他的兄弟哈尔(Hal)，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他自己是如何陷入一家大型制药公司代表的游说的:他们首先请他去给一个社团讲解抑郁症。为什么不去呢？他思忖着，这是一种公共服务。随后，他们要求他去给一家医院作同样主题的报告。接下来，他们开始对他所讲的内容提出建议，竭力主张他不要再讲抑郁症，而是讲讲抗抑郁剂。随后，他们告诉他可以安排他到国内通话系统上进行讲解，“那的确是一个收入来源”。随后，他们请他讲解他们公司新推出的抗抑郁剂。回想这一切，哈尔告诉他的兄弟：
你就像是一位去参加一场舞会的女士，你的老板对你说：“瞧，帮个忙:对那边的那位男士友好点。”你看到那个男士看起来不算差，而且你也孤身一人，于是你说:“为什么不呢?我可以做到热情友好。”不久，你便发现自己坐在一架没有标志的飞机上，正在前往曼谷的妓院。你开始大叫：“不，我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此时你不得不扪心自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淫的?难道是那场舞会吗?”
当今，即便是专业伦理学家也在赶往那场舞会:看门狗被它们一直训练要捕捉的对象狐狸所驯服。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向生物伦理学家们提供咨询费、承包合同以及酬金，而这些生物伦理学家的研究报告恰恰可能危及医生和制药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卡尔·艾略特曾经描述了他的同事为接受资助所进行的自我辩护。“代表公司进行磋商的辩护者们，往往会对来自要求他们放弃公正性或者从客观的伦理批评立场上退却的企业的资助不屑一顾，”他写道，“‘客观性不过是一种神话’，德伦左（根据英文原文补充，这里的“德伦左”指的是生物伦理学家伊万·德伦左(Evan DeRenzo)－－译者注）告诉我，她从女性主义哲学出发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现实中没有人会参与一项结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活动。’”这是一种减少失调的很聪明的说法－－“无论如何，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最好还是接受咨询费。”
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是华顿中学道德运动负责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将伦理顾问与独立核算公司(这类公司会聘请人员对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加以对比。为什么不对他们的伦理进行审计?这种自我辩护的尝试仍然没有超越卡尔·艾略特所作的分析。“伦理分析与财务审计不存在任何相似之处。”他说。一个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可以进行检测与验证，但你如何去发现一个伦理顾问的违法行为呢?“你如何去说明一个伦理顾问是因为合法的理由还是因为金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呢?你如何去区分一个顾问是因为他的诚信还是因为他支持公司的计划才被雇佣呢?”不仅如此，艾略特讽刺道，或许我们应当感谢美国医学会专业规范与法律事务委员会(the AMA’s Council on Ethical and Judicial Affairs)所提出的一项倡议，这项倡议对医生接受药品企业的礼物进行了指导。这一倡议得到了来自伊莱利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辉瑞有限公司、美国药业集团、阿斯利康药业公司、拜耳公司、宝洁公司、惠氏-艾尔斯特制药公司共计59万美元的资助。 思维上的疏忽
阿尔·坎帕尼斯(Al Campanis)是一个十分友好的人，甚至可以讲是一个讨人喜爱的人，然而他也是一个有过失的人，在生命走到80岁的时候他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一个将永远为他定性的错误。 －－体育新闻记者迈克·利特文(Mike Littwin)， 写在1998年坎帕尼斯辞世之际
日，《夜线》(Nightline)节目将所有的镜头都投向了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登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40周年的纪念活动。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采访了洛杉矶道奇队的总经理阿尔·坎帕尼斯。从1943年开始，他便成为道奇队的一员，并且从1946年起成为罗宾森在蒙特利尔皇家队的队友。那一年，他教训了一个曾经侮辱过罗宾森的心胸狭窄的球员，随后他还为争取准许黑人球员加入职业棒球大联盟而努力抗争。在同科佩尔交谈的过程中，坎帕尼斯没有为自己的思维设防。科佩尔询问他，在杰基·罗宾森的老朋友中，为什么没有黑人成为棒球经理、总经理或者业主。最初，坎帕尼斯回避着话题－－人们在刚出道的时候总要交学费;当你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付出了－－但科佩尔不断向他施压:
科佩尔:哦，但从内心来看……你很清楚那是一派胡言。我的意思是，有许多黑人球员，有很多伟大的黑人棒球球员，他们很希望能够处在管理者的位置上，其实我真正想问的也许有些跑题了。你只需告诉我为什么你会那样想。难道在今天的棒球场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偏见吗?
坎帕尼斯:不，我并不认为那是偏见。我的确认为，他们可能缺乏从事某些职位所必需的素质，譬方说，成为场地经理或者总经理。
科佩尔:你确信这一点吗?
坎帕尼斯:好了，我并不是说他们所有人都这样，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确不足。你统计过有多少现场指挥吗?你统计过有多少投球手是黑人吗?
在这次采访两天之后公众一片哗然，道奇队解雇了坎帕尼斯。一年后，他声称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遭到了“暗算”，因此并没有表达出他完整的自我。
哪一个是真实的阿尔·坎帕尼斯?是那个心胸狭窄的人，还是那个“立场正确”的受害者?都不是。他喜欢和尊重自己所了解的黑人球员，他在为杰基·罗宾森辩护的时候既不是为了出风头也不是因为有所期待，他有的只是思维盲点:他认为黑人完全能够成为伟大的球员，只是还没有聪明到可以成为管理者。而且他是发自内心地告诉科佩尔，他并不认为他的态度有什么错误;“我并不认为那是偏见”，他说道。坎帕尼斯并没有撒谎，也没有故作姿态。但是，作为总经理，他的立场是主张雇佣一位黑人管理者，而他的思维盲点甚至令他认为这没有可能性。
正如我们能够识别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伪装，正如我们显而易见地认为除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会受到金钱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所持有的偏见，而唯独发现不了自己的偏见。由于有了自我保护的盲点，我们便不可能存在偏见，不可能存在对另一群体的所有成员持有非理性的或者心胸狭窄的看法。由于我们不是非理性的或者心胸狭窄的，我们对另一群体的负性看法便是合理的;我们对他们的憎恶便是理性的、有根据的。我们需要防范的是他们。就像那些敲打着无偏之门要进入宽容博物馆的哈西德派犹太人，人们对自身的偏见视而不见。
偏见的出现，是由于人脑对信息的感知和加工具有类化的倾向。“类化”这个词语听起来要比“定型”更合意、更中性一些，但二者却是一致的。认知心理学家将定型视为帮助人们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决策的能量节省策略;它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加工新的信息并恢复记忆;搞清群体之间的真实差异;预言(而且往往是相当准确的)其他人会如何行为或者如何思考。我们会巧妙地依靠定型以及它所提供的瞬间信息去避开险情、接近可能的新朋友、选择某所学校或者某份工作，或者断定那个从熙攘的房间里走过的人会成为我们的一生至爱。
这就是它的优势。定型的缺陷在于，会缩小我们所观察的同一类人内部的差异，同时夸大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往往将对方视为势不两立的两类人，但是大量的堪萨斯人希望在他们的中小学校里讲授进化论，大量的加利福尼亚人不同意同性恋结婚。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识别我们在性别、党派、种族、民族方面的差别，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根据自己所接触的少数人来对其他群体加以概化，将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一类。这种习惯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莱恩·布鲁尔(Marilynn Brewer)曾经对定型的性质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她曾经报告她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抱怨“男孩们都很爱哭”。这个孩子的证据是她曾经看见过两个男孩第一天离家时哭个不停。当时已经是一位科学家的布鲁尔问道，是不是小女孩中没有人哭。“噢，也哭，”她的女儿答道，“但只是有些女孩会哭。我就没有哭。”
布鲁尔的小女儿已经像我们一样将世界分成我们和你们。“我们”是大脑组织系统中最基本的社会类别，这是一种牢固的联系。即便是复数形式的代词“我们”和“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情感信号。在一项实验中，被试被告知要对他们的言语技能进行测试，一些无意义音节像xeh、 yof、 laj或wuh，被随机地与某个内群体单词(us、 we或ours)或者某个外群体单词(them、 they或theirs)配对。随后，要求每个人对这些音节引起他们快乐或者不快乐的程度进行评价。你可能会感到不解，为什么人们会对像yof这样的无意义单词产生情感体验，为什么人们会认为wuh比laj更可爱呢?然而，当无意义音节与内群体单词联系在一起时，被试们会对它们更加喜爱。没有一个人猜到了其中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些单词的搭配方式。
然而，一旦人们产生了被称之为“我们”的类别，他们便会稳定地将其他人看作“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的具体含义可以在瞬间发生改变:“我们”理智的中西部人与“你们”华而不实的沿海人;“我们”丰田普瑞斯用户和余下的“你们”那些耗油大王;“我们”波士顿红袜队球迷与“你们”洛杉矶天使队球迷(在此随便挑选一个例子来形容本赛季我们对垒的双方)。“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用1分钟的时间创造出来，就像亨利·塔杰菲尔(Henri Tajfel)和他的同事们在一项经典实验中在那些英国男学生们身上所展示的。塔杰菲尔向那些男孩出示了带有不同数量圆点的幻灯片，并让他们推测圆点的数量。他随意地告诉其中一些学生估计过高，而告诉另外一些学生估计过低，随后要求所有男孩完成另外一项任务。在这一阶段，他们有机会给其他属于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的男孩打分。尽管每个男孩都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单独工作，但几乎每个人都给他认为与自己相同的男孩(某个过高估计者或者过低估计者)打了高分。当男孩们从他们的小屋里走出来时，另一些男孩会询问他们：“你们是哪一组的?”如果是同属一组，便会受到欢呼;否则便会听到“嘘”声。
显然，与所驾驶汽车的类型和我们所能猜到的幻灯片上的圆点数量相比，“我们”的某些类别，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性别、性征、宗教、政治倾向、种族、民族。如果感受不到自己所从属的赋予我们生命意义、身份认同、目标导向的群体，我们便会感到自己就像松散地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石雕，而这种感觉是难以容忍的。因此，我们会努力维系这种从属关系。进化论心理学家主张，民族优越感(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民族或宗教是最优秀的)通过强化我们与初级社会群体的联系而使我们得以生存，并促使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工作、战斗，有时甚至付出生命。当天下太平的时候，人们会对其他文化和宗教相当宽容－－他们甚至会对异性也相当宽容－－但是，一旦人们感到愤怒、焦虑或者受到威胁，他们预设的立场就会激活固有的盲点。我们拥有人类的智力品质和深刻情感，但是它们会变得麻木，它们就像哭闹的婴儿，并不知道喜爱、羞愧、悲伤或悔恨的含义。
正是我们所持有的他人不像我们自己这样理智聪明的看法，使得我们感到那些与我们相同的人更加亲近。但是，至关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为自己对待他们的方式辩护。人们习惯于认为，是定型导致了歧视:阿尔·坎帕尼斯相信黑人缺乏成为管理者的必要素质，因而拒绝雇佣他们。但是认知失调理论表明，连接态度和行为的路径会从两个方向起作用。往往是歧视导致了自我辩护的定型:阿尔·坎帕尼斯缺乏说服道奇队首先雇佣一位黑人经理的意愿和魄力，因此他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而辩护，以使自己确信黑人根本不能胜任那项工作。同样，如果我们已经将另外一个群体的成员当作奴隶，剥夺了他们体面的教育或工作，将他们排斥在职业范围之外，或者否定他们的人权，那么我们便会利用有关他们的定型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通过让自己确信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不可教化的、无能的、没有数学天赋的、邪恶的、不道德的、愚蠢的，甚至低于人类的，我们便不会因为对待他们的方式而产生负罪感或者不道德感。而且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感到对他们持有偏见。我们甚至会喜欢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要他们清楚自己的位置不在这里，不在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邻里。总之，我们利用定型来为行为辩护，否则我们便会认为与我们同样的人或者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很糟。
既然每个人都会进行类化思维，那么一些人为什么会对另外一些人持有敌视的、情绪化的偏见呢?阿尔·坎帕尼斯对黑人并不持有强烈反感情绪的偏见;我们猜测他所作的表述体现了他所持有的黑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管理者的观点。某种定型可能会在相反信息的压力下动摇乃至瓦解，但是偏见的特征却是各种理由、经验和反例所无法撼动的。在50多年前出版的名著《偏见的本质》一书中，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描述了一个持有偏见的人在面对着与其看法相矛盾的证据时所作出的反应的特征:
X先生:犹太人的麻烦在于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团体。
Y先生:但是从社区捐助活动的记录来看，他们是比较慷慨的。与非犹太人相比，这些犹太人在社区慈善事业中显得更为慷慨，他们捐助的数额远高于他们的人口比例。
X先生:这表明他们总是邀宠，而且总是干预教会事务。除了金钱以外，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犹太人银行家。
Y先生: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从事银行业的犹太人是微不足道的，其比例远远低于非犹太人。
X先生:的确如此，他们不会去从事那些受人尊敬的行业。他们只会去搞电影业，或者经营夜总会。
奥尔波特对X先生所作推理的分析十分到位:X先生甚至试图对Y先生的证据不作回应;他只是不断地抛出他不喜欢犹太人的另外的理由。一旦持有了偏见，就像持有了某种政治理想一样，人们很难轻易排除它;即便是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对其核心理由进行了否定，也是枉然。不仅如此，人们还会想出另外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看法或者行为方式。假定我们那位理智的Y先生告诉你，昆虫富含蛋白质，而且昆虫餐厅的那位名气不小的新厨师将献上包括炒毛毛虫在内的味道鲜美的主菜。你会冒险来品尝这些美餐吗?假如对食用昆虫持有偏见，即便是这位厨师将《纽约时报》的头版做成了餐饮栏目，大概你也不会赶来。就像心胸狭窄的X先生一样，你很可能会找出另外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哟，”你会对Y先生讲，“昆虫都很难看而且黏糊糊的。”“的确如此，”他会说，“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食用大鳌虾和生牡蛎吗?”
因此，一旦人们产生了某种偏见，便很难加以消除。正如著名的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得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曾经讲过的：“去教育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就像让光线去照射瞳孔－－它会自动缩小。”大多数人会投入大量的心理能量来维持自己的偏见，而不是去改变它，他们的做法往往是将不利的证据作为“规律的例外”加以排除。(有什么证据能够否定这一规律吗?我们对此感到怀疑。)“但我最好的一些朋友也会……”这类很值得嘲弄的信息被保留下来，因为偏见与例外不期而遇，是消除失调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当艾略特多年前迁居到明尼阿波利斯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时候，一位邻居对他说：“你是犹太人吗?但你看起来好得多，相比于……”她停住了。“相比于什么?”他问道。“相比于我所预期的。”她吞吞吐吐地补充道。通过承认艾略特与她所持有的定型不相吻合这种方式，在维持了自己对所有犹太人的基本定型的同时，她又能感到自己是心胸宽广而又宽宏大量的。在她看来，她的说法甚至对他是一种赞美;他是如此的好，以至于胜过了他所有的那些……同类。
杰弗里·谢尔曼(Jeffrey Sherman)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证实，那些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会准备付出努力来维持他们的偏见与不一致信息之间的和谐。实际上他们对不一致信息的关注要超过一致信息，因为就像X先生和明尼苏达的那位邻居一样，他们必须解释清楚那些引起失调的现象。在一项实验中，要求(非同性恋)学生们对一个男性同性恋者“罗伯特”进行评价，根据对他的描述，他所做的八件事情与同性恋定型相吻合(例如，他曾研修即兴舞蹈)，另外八件事情则不相吻合(例如，他曾经在某个星期天观看足球比赛)。那些对同性恋持反对态度的被试对罗伯特的信息加以歪曲;与那些没有偏见的学生相比，他们将他描绘得更为“女性化”，因此而维持他们的偏见。为了消除由不一致事实带来的失调，他们对他进行了扭曲的解释，将他的行为视为特定情境的产物。的确，罗伯特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但是仅仅是因为他的堂兄弗雷德(Fred)在观看。
当今社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坦然面对偏见，假如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可能会令他们轻易地受到处罚、公开地受辱，或者因讲过一些带有某种“主义”的话而被解雇，那么除了可靠的、志趣相投的人，人们宁可将这些话深埋心底。然而，正如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来维持偏见以免受冲突信息的损害，人们也需要心理上的努力来压抑那些负性情感。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克兰戴尔(Chris Crandall)和艾米·埃舍尔曼(Amy Eshelman)对有关偏见的大量研究文献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每当情感枯竭的时候(当人们困乏、沮丧、恼怒、焦虑、烂醉或者紧张的时候)，人们会容易对其他人群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偏见。当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因酒后驾车并发布反犹太人的演讲而被捕时，在次日必须作出的道歉声明中，他声称：“我并不认为自己所讲的一切是真实的，它们是卑劣的。我对自己所讲的一切深表耻辱……我为所有在酒后状态下做出的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行为道歉。”我们可以将他的话解释为:做错事情的不是我，而是酒精。想得倒美，但是有证据表明，在酒醉的时候，人们会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见，不会首先想到要掩饰这些态度。因此，当人们在道歉时说出“我的确不相信自己会那样讲：(我太疲劳了／太担心了／太恼火了／醉得太厉害了)”－－或者像阿尔·坎帕尼斯所说的“被暗算了”－－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他们的确是那样认为的。
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持有那样的看法不会感到高兴，并会产生失调:“我讨厌那些人”的想法，会与确信“那样讲在伦理上或者社交上错误”的判断产生激烈的冲突。克兰戴尔和埃舍尔曼认为，那些感受到失调的人会急切地进行任何形式的自我辩护，以此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同时又能够继续认为自己是有品性的、正直的。“辩护，”他们解释道，“会令压抑得到缓解，它提供了某种遮掩物，以此来维护着平等主义和大公无私的自我形象。”难怪它会成为如此受人欢迎的失调缓解器。
例如，在一项经典实验中，白人学生们被告知将要对另一个学生(“学习者”)实施电击，他们能够知道这位学习者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实验表面上看是技能反馈研究的一部分。最初，学生们对黑人学习者所施加的电击强度要低于白人学习者，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不存在偏见的愿望。随后，他们偷听到学习者贬低他们的议论，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愤怒。现在，假如有另外一次实施电击的机会，他们向黑人学习者所实施电击的强度要高于白人学习者。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对说法语的加拿大人、非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非犹太学生对犹太学生的研究中。在正常条件下被试们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负性情感，但是一旦他们发怒或者受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们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为此辩护:“我并不是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
这样，偏见成了民族优越感的动力。它蛰伏在那里，打着盹儿，直到民族优越感将它唤醒、起来作恶，为我们这些好人偶尔为之的坏事进行辩护。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中国移民被雇佣开采金矿，这对白人劳动者的工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白人主办的报纸煽动起对他们的偏见，将这些华人描绘成“堕落而邪恶的”，“极其贪婪的”，“残忍而且没有人性的”。但是，仅仅20年过后，当这些中国移民愿意承担修建横贯大陆铁路这项危险而艰苦的工作(这是一项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公众对他们的偏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看法则是，华人是朴实、勤劳而又守法的人。正如那位西部铁路大亨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所讲的：“他们堪与最为优秀的白人相媲美。……他们非常诚实，非常聪明，而且总是能够很好地履行合同。”然而，铁路建成之后，工作岗位变得更为稀缺。特别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大批退役士兵涌入本已吃紧的劳务市场。反华的偏见再次出现，媒体将华人描述为“罪犯”、“教唆犯”、“奸诈”和“愚笨”。
偏见会为我们希望虐待他人辩护，而我们之所以希望虐待他人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们。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不喜欢他们呢?因为他们在一个本已吃紧的劳务市场上同我们竞争。因为他们的出现令我们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不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希望维护我们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因为我们需要感觉到自己优于他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们的战争。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习俗(特别是他们的性习俗，那些性乱现象)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拒绝融入我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正试图对融入我们文化的趋势加以抵制。
理解了偏见是我们进行自我辩护的工具，我们便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偏见很难根除:它们可以让人们为自己最重要的社会认同(人们的种族、宗教、性别)进行辩护，让人们减少因“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和“我的确讨厌那些人”所引起的失调。幸运的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减少偏见的那些条件:消除经济竞争、签署休战协定、行业联合、更加熟悉和容忍对方、意识到对方同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正常的环境中，”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人们偏离了现实，他们很快就会面对来自周围人的挖苦和批评。在第三帝国中却不存在这种矫正。与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骗都会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于一个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成为一个由反复得到确认的镜像组成的奇怪的虚幻世界，它不再与严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联系。在这些哈哈镜里，除了看到自己的面孔反复出现外，我什么都看不到。”
既然每个人都会存在思维的盲点，我们进行自我矫正的最大希望便是确保自己没有身处一个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之中，确保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不是我们自身愿望和信念的歪曲反映。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爱唱反调的人，需要一些愿意戳破自我辩护编织的保护泡沫并且能够在我们偏离现实太远时拉回我们的批评者。这一点对于那些权力在握的人尤为重要。在历史学家桃瑞丝·科恩斯·古德文(Doris Kearns Goodwin)看来，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认识到了自己周围需要有愿意跟自己唱反调的人的重要性，这在美国总统中是不多见的。林肯所组的内阁中包含了他的四位政治对手，其中有三人曾经与他竞争1860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他们为自己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而感到屈辱、震撼与愤怒。这三个人分别是:被林肯任命为国务卿的威廉·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担任财政部长的萨蒙·蔡斯(Salmon P. Chase)和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爱德华·贝茨(Edward Bates)。尽管这些人都认同林肯维持联邦和废除奴隶制的目标，但这个“由对手组成的团队”(古德文对他们的称谓)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相互之间争论激烈。在内战初期，林肯陷入深深的政治困境之中。他不仅需要安抚那些希望将奴隶解放出来的北方的那些赞成废除死刑的人，而且还要安抚那些动摇不定、随时可能加入南方联盟的奴隶主，而这对于联邦而言将可能是一场灾难。林肯的顾问们在如何将双方维持在同一战线上观点各异，与他们之间的辩论使得林肯排除了自己所作的任何决策都得到了一致拥护的错觉。他可以权衡不同的选择并最终赢得自己昔日对手的尊重与支持。
只要我们认定自己是完全客观的、不可能堕落、不可能持有偏见，我们中的多数人就会经常发现自己正走在“通往圣安德鲁斯的路”上，而且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坐在“前往曼谷的飞机”上。杰布·斯图尔特·马库德，我们在上一章曾经介绍过的陷入水门政治丑闻的那个人，即便是被卷入打击尼克松政治对手的非法活动时，也被自己持有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很重要” 的信念所蒙蔽。但是，即便是在被逮捕的时候，马库德仍然有勇气面对自己。这一刻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种震撼和痛苦，就像猛然间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前额长出了一个巨大的紫瘤。马库德可能只是做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做的事情:他有些故作镇定地说：“是什么样的紫瘤?”但是他会压抑冲动。在最终对事情进行分析时马库德说，没有人逼迫他或其他人违反法律。“我们可以拒绝所发生的一切或者辞职抗议，”他写道，“但与此相反，我们相信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正确的，并且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没有任何理由来为盗窃、窃听、作伪证以及其他被掩盖着的事情辩护……我和其他人用‘政治常规’或‘情报搜集’或‘国家安全’来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我们完全错了，只有当我们承认这一切并且为我们的错误付出看得见的代价时，我们才有可能期待广大民众对我们的政府和政治体制抱有较大的信心。”第三章我们所谓的确信无误记忆，其实不过是头脑中不断持续的叙事形式，而且它往往会随着讲述的变化而变化。－－记忆学家和作家威廉·马克斯韦尔(William Maxwell)
很多年前，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执政期间，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接受了电视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汤姆·伯考(Tom Brokaw)的采访，据维达尔讲，伯考在开场白中提及“你已经写了许多关于两性的文章……”却被维达尔打断，“汤姆，我想说这个晨间节目时段太早了，不该谈及性。没有人乐意在这个时段听这些，或者，即使他们正在做，那也只是做，而不要去提及”，“哦，可是戈尔，你已经写了许多关于两性的……”维达尔打断了他的话说，他的新书没有提及任何两性问题，他倒是愿意谈论一下政治。有一次伯考又试图切入话题，但维达尔又打断了他:“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卡特吧，让我们来看看他和那些自称是热爱自由的、民主的巴西独裁者正在做什么吧。”论题由此转向了卡特，这个话题一直持续到节目结束。几年后，当伯考已经成为晚间新闻的播音员时，《时代》杂志对他进行了特别报道，询问他曾经遇到的特别困难的采访，伯考提到了那次对戈尔·维达尔的采访。“我想谈论政治，”他回忆道，“但他想谈论两性。”
那是“完全相反的，”维达尔说，“他将我变成了故事中的反面人物。”
是汤姆·伯考有意将戈尔·维达尔说成故事中的反面人物吗?就像维达尔所说的，是伯考在说谎吗?那不太可能。毕竟，是伯考在选择故事讲给《时代》杂志的记者听;他可以选择其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任意一次采访，而无需去添加细节或者说谎，因为他很清楚记者将核查事件的原委。伯考无意间将事情颠倒，绝不是为了抹黑维达尔，而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作为晚间新闻的新主播，曾经问及与性有关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认为(记得)自己一直选择政治这个话题则要好得多。
当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截然相反时，观察者通常会认为其中一人在说谎。当然，一些人确实会编造或者添加细节去控制或欺骗他们的听众，就像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在他的畅销书《岁月如沙》中所做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既不会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也不会刻意隐瞒和欺骗。我们没有撒谎，我们相信自己的讲述。就如同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我们都会添加一些细节，而省略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细微的自我拔高的修饰，事实会被修饰得很好，以至于下一次我们还会增加一些细节;我们确信这些细微的无伤大雅的谎言会使故事更合理更清晰，(这种修饰)最终会使我们的回忆与真实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或者甚至回忆起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记忆就是这样成为我们个人的自我辩护的历史。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ld)曾指出，自我会被“极端自我”所控制，“极端自我”会无情地毁灭那些自我不愿听到的信息，就像法西斯领导人那样，站在胜利者的角度重写历史。然而，极权主义统治者重写历史是为了传给后世，但极端自我者重写历史是为了传给自己。历史被胜利者书写，而当我们撰写自己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国家主宰者那样: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辩护，使我们看上去或自我感觉更良好。如果我们犯了错误，记忆会帮助我们将自己的错误安到别人身上，即便我们在场，也不过是无辜的旁观者而已。
最起码的，记忆会消除曾经的不和谐，它会使言论偏颇，使我们选择性地忘记那些失调，使我们去确认那些我们相信的信息。例如，假如我们完全理性，我们将努力记住聪明的、敏锐的想法，而不会竭力去回忆那些愚蠢的想法。但是，失调理论预言，我们会想当然地忘记对手精辟的论断，就像我们忘记自己曾经愚蠢的想法一样。如果我们的观点被愚蠢的观点所支持便会引起失调，因为它会令我们质疑自己的观点是否明智或者怀疑那些赞同这一立场的人们是否明智。同样，对手所提出的明智的观点也能引起失调，因为它可能会证实对方观点正确或者值得认真对待。由于我们自身愚蠢的观点以及对方明智的观点都会引起失调，失调理论预言，我们要么学会那些明智的理论，要么很快将它们忘掉。这便是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和石川·科勒(Rika Kohler)1958年在北卡罗来纳所做的有关种族隔离态度的经典实验中的发现。每一方都容易回忆起那些符合自己立场且听起来有道理，以及符合对方立场且听起来也没有道理的观点。每一方都会忘记那些听起来没有道理但符合自己立场，以及听起来有道理但符合对方立场的观点。
当然，我们的记忆也会尽可能详尽和准确。我们记得自己的初吻和最喜爱的老师，我们记得家史、电影、日期、棒球、少年的羞涩和胜利。我们记得自己生活经历中的重要事件。但是，当我们记忆出错的时候，这些错误并不是随意出现的。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偏差和失调会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意义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会保护我们的决策和信念。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保持自我概念一致的动机时，当我们希望自己正确时，当我们的自尊心需要保护时，当我们需要为失败或者错误的决策进行辩解时，或者当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以往被证明正确的对当前问题的解释时，这种歪曲甚至会更有力量。歪曲、重构以及彻底的忘却，是记忆的步兵，当极端自我试图保护自我、隔离痛苦或解除与自我形象相矛盾相背离的尴尬时，他们会被召集到前线:“我那样做了吗?”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记忆的学者喜欢引用尼采(Nietzsche)的话:“‘我已经那样做了’，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那样做’，我的自尊犹豫不定地说。最终－－记忆屈服了。” 记忆的偏差
本书作者之一(卡罗尔)有一本特别喜爱的儿童读物，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的《奇妙的字母O》，她记得那是当自己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父亲送给她的。卡罗尔回忆道，一群强盗占领了一个岛屿，禁止当地居民说与字母O有关的话，禁止使用包含字母O的物品。“我曾经清楚地记得父亲在给我们读《奇妙的字母O》，我们一起嘲笑害羞的奥菲丽娅·奥利弗(Ophelia Oliver)竟认为自己的名字里没有字母O。我记得自己同那些遭到入侵的岛民一道，大胆地猜测那个从未丢失的第四个含有字母O的单词(在love、hope和valor之后)，我父亲边猜边开玩笑:是Oregon?Orangutan?还是Ophthhalmologist?此后不久，我发现了自己收藏的第一版《奇妙的字母O》。该书是在1957年出版的，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一年。我难以置信而又吃惊地看着那个日期，很显然，是另外一个人给了我那本书，另外一个人给我读它，另外一个人和我一起取笑奥菲丽娅·奥利弗，另外一个人希望我理解第四个带O 的单词是freedom。这个人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三个关于记忆的重要事实:要辨明一个真实的记忆是多么困难，某个完整的记忆包括它的细节，有时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即便是很有把握的、完全确定的记忆是准确的，也不意味着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记忆所支撑的我们当前的感受和信念可能是错误的。“我有一系列的关于我父亲的信念，”卡罗尔评论道，“他是一个热心的人，风趣而又甘于奉献的父亲，他喜欢给我读书，他带我翻遍整个图书馆，他喜欢巧妙的对话，因此，对我来说，推测(不，是回忆)他是给我读《奇妙的字母O》的人是合乎逻辑的。”
记忆的比喻适合我们当今这个科技时代。几个世纪以前，哲学家们曾经将记忆比作可以在上面留下印迹的柔软的蜡片。随着印刷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将记忆比作将事件保留下来以备提取的图书馆。(处在某个特定年龄段的我们仍然会持这样的看法，我们会抱怨向已经凌乱不堪的大脑再“提交”信息。)电影和录音机出现后，人们开始将记忆比作摄像机，拍下出生的瞬间并自动地录制下此后的每一刻。今天，我们将记忆比作电脑，尽管我们一些人希望可以更加方便地随机存取，但我们仍然假定围绕着我们所发生的一切都“被存贮”。你的大脑可能并没有显示所有的记忆，但是它们都存贮在那里，以备你将来提取。
有关记忆的这些比喻广为流传并得以强化，但却是不正确的。记忆并非埋藏在大脑的某个地方，就像埋在某个考古遗址里的尸骸;记忆并不像长在土里的小萝卜，不能连根拔出;而且，它们并不会在被拔出之后，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我们不能回忆起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选择的仅仅是一些重要的事情。(假如没有遗忘，我们的意识就不能有效地工作，因为它们和混乱的精神世界搀杂在一起－－上周三的气温、在公交车上令人厌烦的谈话、我们拨打的每一个电话号码。)而且，恢复记忆不像回收文件或重放磁带;它就像让人们观看几个不相干的电影镜头，然后让他们指出余下的可能情节。我们可能会采取生搬硬套的方式来再现诗歌、玩笑或者其他信息，但是当我们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回忆时，我们会对其进行加工以使其与故事情节相吻合。
由于记忆是可以重新建构的，它往往会被混同于闲谈杂论－－把在别人身上发生的和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混在一起，或者你记住了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建构记忆的过程中，人们从许多来源获得信息。当回忆自己5岁生日的聚会时，你可能会有一个直接的记忆片段:你的弟弟把手指戳在蛋糕上，把蛋糕弄坏了。但是，你还可能加上一些信息，如你后来从家庭的故事、照片、录像中得到的，还有在电视上看过的生日聚会。你会将所有的片段编织在一起。假如有人对你实施催眠，让你返回5岁生日的聚会现场。你会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包含了许多以往聚会中根本没有发生过的细节。稍后，你便不能将自己的真实记忆同从其他地方获得的后继信息区分出来。这种现象被称作“来源混淆”，或者说是被人们关注的“我是从哪里听说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我读过它吗?我见过它吗?或者，有人告诉过我吗?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少女时代》一书中出色地利用了她对闲谈杂论的理解，这是一种有悖于常人的叙事方式。在每一章的结尾，麦卡锡都会将自己的记忆与事实相对照，看看二者是否有出入，有时事实甚至会毁掉一个好故事。在《一罐黄油》一章中，麦卡锡生动地回忆了喜欢体罚她的叔叔梅尔斯(Myers)和婶子玛格丽特(Margaret)，这两个亲戚在她的父母去世以后收养了她和弟弟，他们责怪她偷走了弟弟的水手杰克（百事公司旗下的一种小食品商标。－－译者注）奖品－－一个镀锡的蝴蝶。她没有偷，大家找遍了全家都没有找到。但是，一天晚餐后，那个蝴蝶在餐桌的布罩下找到了，它就在玛丽的座位附近。叔叔和婶子以“偷窃”为由狠揍了她一顿，叔叔使用的是一条皮带，婶子用的是一把梳子，但有关这件事情的谜团却自始至终没有解开。多年以后，当堂兄弟姊妹们长大以后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死去的叔叔梅尔斯。“直到那时我的弟弟普雷斯顿(Preston)才告诉我，”麦卡锡说，“在那个不同寻常的‘蝴蝶’之夜，他曾看见梅尔斯叔叔偷偷地从卧室走进厨房，撩起布罩，他手里拿着蝴蝶。”
每一章的结尾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伴随着出色的讲述，出现的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尾。随后，麦卡锡会有一段附言。在她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她说：“我突然想起我在大学时写过的一个剧本。难道说叔叔把蝴蝶放在餐桌上我坐的位置上的想法是受到了老师的暗示?我几乎能听到她在激动地对我说：‘一定是你叔叔做的。’”麦卡锡给她的弟弟们打电话，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就这件事情给她回话，包括普雷斯顿，他不记得曾见过叔叔拿着蝴蝶(那时他仅仅7岁)，也忘记了自己在谈及那次家庭晚餐时所说的话。“我担心，最有可能的是，”麦卡锡总结道，“我混淆了这两种记忆。”－－丢失蝴蝶这件事情以及后来老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作的解释。6它可能是一种心理感觉:梅尔斯往布罩下放蝴蝶的举动与麦卡锡对他的总体上所持的恶感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了自己对所受到的不公平惩罚的愤怒是合理的。
然而，大多数人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或者描述自己以往的经历时，并没有像玛丽·麦卡锡那样去做。他们会用向自己的治疗师进行讲述时所采用的方式来做:“医生，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愿听到对方说这样的话：“哦，你确信事情是这样的吗?你的母亲讨厌你，你的态度是积极的吗?你肯定你的父亲是粗鲁的人吗?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当检查一下你的这些可怕记忆。你可能忘记了自己所做过的可能会令自己感到恼火的事情－－譬方说，替自己与那位来自俄克拉荷马某个小镇的一位律师待在一起这样的小事辩护。”相反，我们对自己所讲的故事信心十足，不想看到听者持有异议或者相反的证据，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期望对自己的记忆进行详细检查以保证其准确性。你关于父亲如何待你的那些鲜明的记忆，反映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忘掉了什么呢?你记得自己因为不听话而挨过他的揍，并且为他没有解释管教你的理由而感到恼火。但是，你是否可能是那种听不进父亲解释的孩子呢?或许你根本没有耐心，没有动力，根本不想听那些话。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置身事外:我父亲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仅仅因为他是父亲，而不是因为我属于哪类孩子。那就是记忆的自我辩护。这便是当我们知道某段记忆是错误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震惊(此时脚下的大地都在晃动)和迷茫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如此。它促使我们反思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
任何一位家长在参加“你不能赢”游戏时都是不情愿的。你要求女儿去参加钢琴课，但后来她却抱怨你损毁了她对钢琴的热爱。你让女儿放弃课程，因为她不喜欢枯燥的训练，但后来她却抱怨你没有逼迫她进行训练－－以至于她现在根本不会弹奏钢琴。你要求儿子下午参加希伯来语学校，他会抱怨你试图阻止他成为另一位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但你若不让他去，他则会抱怨你没有提供机会发挥他的特长。贝特西·彼德森(Betsy Petersen)在她的回忆录《与父亲一起跳舞》中发自内心地抱怨自己的父母，她责怪他们只让她参加了游泳课、蹦床课、骑马课和乒乓球课，却没有让她参加芭蕾舞课。“我唯一想做的，他们却没有给我机会。”她写道。责怪父母是常见的为自己开脱的方式，因为这会让人们容忍有些遗憾和不完美的生活。错误是由他们造成的。我们不会在意自己对上课的厌烦或者对它能够带来的好处的强烈拒绝。因此，记忆会减少自己的责任并且夸张他人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对记忆最重要的歪曲，是利用它来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进行辩护或者解释。我们的大脑和感官不能解释自己的经历，它们似乎被分隔成好多碎片，记忆把它们镶嵌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清镶嵌的方式。它好像是彼此交织而且不可改变的;我们难以想象如何将这些碎片合成一个整体。但是，多年的讲述会将它合成一个包含了英雄和恶人的完整的有意义的故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由于叙事是我们理解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处位置的方式，因而它要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假如某个部分，某个记忆片段是错误的，人们便不得不设法减少因此而导致的失调，甚至会重新考虑基本的心理分类:毕竟，在你看来，爸爸(妈妈)并没有那么好(坏)，对吗?在你看来，爸爸(妈妈)是复杂的人吗?对生活的讲述可能基本上是真实的;你的父亲或者母亲可能的确是可恨的，或者是圣洁的。问题是，当叙事成为自我辩护的主要来源时，一旦叙事者要为错误和失败寻找依靠，记忆便会为其所用。这样，叙事者也就只是确认父母做错的事情，而会遗忘那些父母做过却会导致认知失调的好事情。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故事情节的固化，要看到完整的父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既会坚强，也会懦弱;既有良好的愿望，也有令人遗憾的过错)会变得更加困难。
记忆创造了我们的故事，同时我们的故事也创造了我们的记忆。一旦开始叙事，我们便会改造自己的记忆来与之相吻合。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和伊丽莎白·马什(Elizabeth Marsh)的一系列的实验，揭示了我们如何“虚构自己的生活故事”。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被试们阅读了一段有关两个室友的故事，这两个人各做了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和友善的事情。随后，要求他们写一封信对其中的一个人进行评价，或者是一封写给某个房管部门的控告信，或者是一封写给某个社交俱乐部的推荐信。在写信的过程中，被试们会在信中增加一些原来故事中没有的细节和详情;例如，如果他们写的是控告信，他们可能会加上，“瑞切尔(Rachel)很虚伪”。之后，当他们被要求准确地对原来的故事进行回忆时，他们的记忆就会因受到信中所写内容的影响而变得偏颇。他们记住了信中所写的那些与事实不符的错误细节，却忘记了他们没有写到的那些引起他们失调的信息。
为了说明记忆是如何改变以迎合我们的故事，心理学家们研究了记忆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假如你对同一个人的记忆出现变化，受到你现在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影响而出现正向或者负向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你而不是它们引起的。这一过程会逐渐展开，以至于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同。“多年以后我发现了我青少年时的日记，”一位女士在给专栏作家艾米(Amy)的信中写道，“它充满了不安全感和愤怒。读到自己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我感到很震惊。我认为自己同妈妈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我不记得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从日记看来却恰恰相反。”
在布鲁克·菲尼(Brooke Feeney)和朱迪·卡西迪(Jude Cassidy)的两项实验中，这封信的作者“我不记得存在什么大的问题”的原因得以确认，他们的研究显示了青少年们如何记忆(或者忘记)与自己父母之间的争吵。这些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来到实验室填写一份表格，他们对表格所列出的一些话题态度显然不一致，这些话题包括:个人外表、宵禁令、经常和同胞兄弟的争吵，等等。随后，每一个青少年和父母之间有10分钟的单独谈话，他们谈论并尝试解决彼此之间分歧最大的问题。最后，要求青少年们对他们所感受到冲突的程度、他们自身情感的激烈程度、他们对父母的态度等等进行评价。六周后，要求他们回忆并再次评价冲突程度以及他们对冲突的反应程度。那些感到与父母关系亲密的青少年所回忆的争吵强度以及冲突程度，比当时记录的要低。而那些与父母之间存在矛盾或者有疏离感的，对冲突的激烈和残酷程度的记忆都要高于当时的记录。
正如我们当前对父母的态度会形成我们的父母曾经如何对待我们的记忆，我们当前的自我概念影响我们对自己以往生活的记忆。1962年，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学生的丹尼尔·奥佛尔(Daniel Offer)和他的同学们对73名14岁男孩进行了访谈，访谈涉及家庭生活、性、宗教、父母、父母的管教以及其他一些受情感影响的话题。34年后，当这些人已经48岁的时候，奥佛尔和他的同学再次对他们进行了访谈，要求他们谈谈自己对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推断说，“让男士去猜测他们青少年时期所说过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记得自己是个大胆的、外露的青少年，而他们在14岁的时候对自己的描述却是很羞涩。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性解放之后，这些男士所回忆起来的自己在性方面要比当初真实的自己更解放、更大胆。近乎一半的人回忆当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相信，作为一名高中学生有过性行为是好事，而仅有15％的人所感受到的与他们14岁时的感受一致。这些男士当前的自我概念污染了他们的记忆，将他们过去的自我与当前的自我融合在了一起。
记忆在各种形式的自我拔高之中被歪曲了。男人和女人们所回忆起来的性伴侣都会比实际上少，他们回忆起与自己的性伙伴做爱的次数比实际上要多，而且他们回忆起使用避孕套的情况也要比实际上多。人们还会回忆自己实际上没有进行的投票，他们会记得自己将选票投给了获胜的候选人，而不是他们实际投给的政治家，他们会记得自己所做的善事要比实际做过的多，他们记忆中自己的孩子走路、说话的时间也比实际上要早……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