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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找的内容已被删除第一批内蒙古知青的故事 　　　　　　本刊记者 阳 敏 　　　　　　日，20多辆汽车载着400多名中学生由天安门广场缓缓西行，开往内蒙古大草原——这是第一批自愿报名去内蒙，响应毛主席号召与工农结合的好青年。次年，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展开。 　　　　　　这支队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一路上敲锣打鼓，从盟里到旗里，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天后，其中200多名知青到达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不过，那114名到达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却险些与日后承载了他们激情岁月的牧业队失之交臂。 　　　　　　为什么呢？ 　　　　　　当时，场部的当权派“6·18”很希望知青们留在场部“搞革命”，先是给他们大讲睡热炕、住房子的好处，没过几天，又提出来年给他们单独办个分牧场，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的知青，怎么甘心享受与牧民隔离的特殊待遇呢？去、留双方经过一场大辩论后，“6·18”一派大败，仓猝决定：全体下牧业队。 　　　　　　于是，知青们下到了紧邻外蒙边境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分散在4个牧业大队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进了陶森(音译)大队的蒙古包里。 　　　　　　讲述陶森大队知青的故事，并以此描绘内蒙知青精神图谱，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里出马列 　　　　　　陶森大队的北京知青，虽说都是按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自愿去到内蒙，不过他们各人家庭出身迥异，各自“下乡”的初衷终究也不尽相同。 　　　　　　刘小佈，“老高三”，到内蒙草原那年还不到20岁，他的姥爷刘澜波是新中国电力部的第一任部长。刘小佈曾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解放军军管后还当上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作战部部长，不过他骨子里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识，厌倦了“打派战”的生活，在女友的“怂恿”下，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两人当起了“逍遥派”，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 　　　　　　张华，刘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亲出身旧官吏，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运动，父亲的堂哥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虽然解放后父亲被送到“革大”学习，参加过土改运动，之后调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国民党和民社党的经历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 　　　　　　素来怕闻火药味的张华，自然厌恶阶级斗争。1967年10月，张华听说北京有10个学生到内蒙古插队，决定报名——从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决心，高喊上山下乡，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张华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文革”刚开始，刘小佈的姥姥和姥爷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尤其姥爷，处境更糟，天天坐“喷气式”。再往后，毛主席的话也没保住刘澜波，革命派天天到家里折腾。日，母亲被水电部造反派批斗后突然辞世，从小跟随在姥姥和姥爷身边的刘小佈，对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决定摆脱学校的运动，与女友一道插队内蒙，下乡锻炼，走向社会。 　　　　　　全队只有两名女生，张华和张红军。张华第一次见到张红军，看她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穿一身褪色军装 ，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就知道她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儿”——的确，张红军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被提拔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张红军为什么去内蒙插队？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红军美院附中的同学李永存回忆，吕嘉民上内蒙古之前对他说，“我为什么上内蒙？上内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杀回来掌权”，于是吕拉了几个男同学陪着同去，还拉了一个女同学张红军。 　　　　　　“张红军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当时老在校门口低头坐着忏悔自己当老兵所犯的‘错误’。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着毛主席，她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吕嘉民给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下乡改造思想。她马上打起铺盖就走。”李永存说，吕嘉民一拉张红军，他就知道张红军要当压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一个月左右，张红军与吕嘉民住进了同一个蒙古包，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吕嘉民，正是时下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吕嘉民是“干部子弟的另类”。其父吕炳奎，据吕嘉民讲参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医术高明，结交过三教九流，抗战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装，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建国后，吕炳奎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据说，吕嘉民的母亲，曾在上海当过女工，参加革命比其父早，党内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时，曾与江青共事。 　　　　　　吕嘉民的哥哥吕嘉平，和他父亲是一对生死冤家。从吕嘉平寄到牧场的小字报中，知青们得知，吕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参加革命后，隐瞒实情与吕母再婚。吕母知道后，已经是孩子一大堆，也无可奈何，只好关起门来吵。后来，吕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间，她安排让吕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军界的舅舅抚养。母亲死后，父亲与家中小他20岁的小保姆结婚。对吕父所为，吕嘉平坚决抵制，吕嘉民则与哥哥站到了同一条战壕，如此一来，他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也被排除在干部子弟的群体之外。 　　　　　　据吕嘉平回忆，吕嘉民“上初中时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子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哥哥的救助下，吕嘉民逐渐康复，并在哥哥的调教下，学习绘画，初中毕业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总算有了一线曙光。 　　　　　　“但自此(患肺结核病危)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求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吕嘉平说，他多次批评，吕嘉民却不以为然。 　　　　　　对于所谓“家丑”乃至生活的贫寒，吕嘉民当时在知青中并不讳言并广为宣传，与其兄在小字报中披露情况相符。 　　　　　　不过，虽说姜戎是“干部子弟的另类”，但如近期《南方周末》(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个年代所有干部子弟一样，姜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干部子弟在“精英主义”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张红军所说，“帝王情结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见得？ 　　　　　　到内蒙后，某日知青聚会晚饭后聊天，姜戎侃侃而谈，话题不离“接班人问题”，还特别提出，接班不应该等待，要“抢班夺权”。把在场的知青听得一头雾水，被姜戎“指点”为“中央委员”的知青吓得够呛，要知道，如在北京说这番话就得戴着“阴谋家”的高帽子游街了。 　　　　　　不久，姜戎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做“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开宣称自己将来是“红太阳”。“姜戎高度评价秦始皇称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蒋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赞赏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奋斗》”，张红军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泽东。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谅的理由就是……对于他这个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脾气，要学会容忍和理解。” 　　　　　　张红军的回忆，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评”：“《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视为“野心家”，也赢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文革”红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旧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过，虽说毛主席让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但运动搞到这个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没多久，也就只有刘小佈、姜戎、闵琦和吟一(化名)几个从小受政治熏陶长大的干部子弟还关心“革命”。　　“文革”后，满都宝力格牧场的旧领导班子基本陷于瘫痪。知青到陶森队不到一个月，大队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生产班子。 　　　　　　　　　　　　　反林彪的英雄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接管了满都宝力格牧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在全国展开，草原也不例外。 　　　　　　日，国庆节的前一天，刘小佈和姜戎等3人被兵团保卫处派来的军人拘押。同日，队里的18个知青被一辆卡车连同铺盖拉到团部。第二天，兵团保卫处宣布学习班正式开始，同时知青们被告知，他们中间存在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是刘小佈和姜戎，让他们背靠背互相揭发，尤其要揭发主谋的罪行。 　　　　　　上文详述的“六一事件”，也就是“李树人之死”，为这次兵团抓人埋下了伏笔。然而，另外一根导火索则是姜戎的所谓“反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 　　　　　　据知青回忆，当年姜戎常常在小圈子里讲林彪的“天才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顶峰”)在理论上欠妥；说林彪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是要把毛主席架空，暴露了他越位篡权的野心；又说林彪只有将才，没有帅才，不懂理论，不适合当领袖和接班人……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其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是姜戎从他哥哥吕嘉平那儿听来的。 　　　　　　知青的学习班办了快一个月才结束。 　　　　　　“姜戎很快承认自己犯了‘反林罪’，揭发他的哥哥是主犯，并将不知情的我也牵连入内，使我和张乃勇一起被关，张于一月后放回，而我被监督劳动，受尽屈辱。”张红军说。 　　　　　　1984年，其兄吕嘉平因姜戎抛弃第二任妻子德方(化名)一事去京，才透露因受“反林罪”牵连，1971年8月，他与爱人突然遭到搜捕，后遭关押，吕嘉平被判死刑，其妻被判死缓。“他(姜戎)在内蒙写了我们的揭发材料，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和爱人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联络方法是把秘密材料放在空暖瓶中由我爱人来往于湘京之间传递……”吕嘉平说。 　　　　　　幸亏林彪及时倒台了。吕嘉平家庭幸免于难。 　　　　　　“9·13”事件后，“文革”进入了新阶段，知青陆续返城。刘小佈等也满以为即将重获自由。事与愿违，他和闵琦并未免除牢狱之灾：刘小佈被判刑7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强调要负主要责任”，算主犯；闵琦，则被判刑5年。幸好，有张华等在北京活动，通过《人民日报》内参渠道将报告送达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责成北京军区派出工作组到内蒙调查落实，才将刑期改判为3年——问题落实时，刘小佈已经在牢房里呆了3年零4个月。 　　　　　　姜戎虽比刘小佈晚出来几个月，但自由的含义对于他俩不太一样。刘小佈是劳改释放，既没有平反，也没有恢复荣誉。姜戎头上却什么帽子都没戴，反而添了“反林彪英雄”的光环。 　　　　　　姜戎于1974年春夏之际返京后，常常对张华等知青大谈其在“三招”经受的磨难。姑娘们听得惊心动魄。后来，作家老鬼还把从姜戎那听来的“苏秦背剑”等种种酷刑写入其代表作《血色黄昏》。然而，无人能证实狱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刘小佈不大谈及狱中生活，他说，被关的几个都是高干子弟，兵团的人对他们还算客气，倒是无边的寂寞难捱。 　　　　　　1975年，张红军顶着与家庭决裂的压力，回内蒙与姜戎结婚。不久，姜戎随张红军回到南方家中。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五事件”随后发生。待姜戎回到北京，镇压已结束。次年，姜戎以他在狱中遭毒打失去性功能等种种理由说服张红军同意与其离婚。1978年，姜戎参加“民主墙”活动，并加入《北京之春》。其后，姜戎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生院，并与指挥家李德伦之外甥女、《北京之春》“同仁”德方(同是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结婚。1984年，姜戎与德方离婚后再婚，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虐待的德方不堪重负，精神失常数年，生活贫病交加。姜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工运学院(现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 　　　　　　从中学到“上山下乡”，从“反林彪英雄”到“民主墙”到“天安门广场”，直至退休后写出《狼图腾》——姜戎认为《狼图腾》是他“拿命换来的一个故事”，而在熟悉他的故人看来，此书“是对姜戎本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总结”。 　　　　　　刘小佈，“文革”后远离政治，投身于电力工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更多的人，因“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也误了前途。 　　　　　　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却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本文经采访多名内蒙古知青后写成，同时参考了《洋油灯》、《落荒》、《血色黄昏》等知青作品，并引用了内蒙古知青在有关《狼图腾》研讨会上的相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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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原來是這樣的狼呀？　　　　即便是在草原上，這類人也最遭人忌恨。
　　已经鞑靼化的中国很可悲！！！！！！！！！！！！！！！！！！！！！！！！！！！！！！！！！！！！！！！！！！！！！！！！！！！！！！！！！！！！！！！！！！！！！！
　　有没有人8一下姜戎的老婆是谁？　　有人说是某作协副主席，不过，没确认过，不敢妄猜。
　　拉到吧。我没看过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的畅销，和作者有什么背景关系不大。　　　　反正我是不会买这样的书看。　　但是对于楼主这样没有任何出处的写法，更为厌恶。　　　　——本文经采访多名内蒙古知青后写成，同时参考了《洋油灯》、《落荒》、《血色黄昏》等知青作品，并引用了内蒙古知青在有关《狼图腾》研讨会上的相关发言。　　　　—呵呵，一妒忌之人。　　　　　　
　　真的，楼主，我很妒忌你。　　　　
　　看来顾彬的感觉相当不错，现在这批小时候缺乏家庭温暖的狼又咬牙切齿地回来了。这些人是一个败德社会的最好的辩士、走狗、打手和稳定力量。　　一个人从小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感受不到天然的伦理情怀，长大以后最有可能变成一个反对道德唯利是图的血腥主义者，其最大的快感经常寄托在肆无忌惮地对人类道德底线的不断挑战和对人类痛苦扭曲的可能性的不断开拓上，希特勒、斯大林……任正非，莫不如此。所以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梦幻般的爱的环境，把他们从那些不负责任忍心害理禽兽般的家长身边带走，给予正确的教养，对于整个人类的幸福和安全是多么的重要。
　　作者：缓慢的人　回复日期：　1:01:53　
　　　　有没有人8一下姜戎的老婆是谁？　　　　有人说是某作协副主席，不过，没确认过，不敢妄猜。　　---------------------------------------------------　　张kang kang　　　　不过已经divorce了　　　　姜戎妻子真多
　　要客观!狼图腾我读过，写的还不错。很有血性，一看好像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所作。
　　了解了背景，不错不错。。。。。
　　作者：dreamstrue　回复日期：　9:47:51　
　　　　要客观!狼图腾我读过，写的还不错。很有血性，一看好像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所作。　　--------------------------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哈哈哈　　　　老希老毛原来也是年轻过滴~
　　楼主转载的文章，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因人评事，还是很低级的诋毁、辱骂型的，和论坛上的骂架一个水平。　　　　引用的事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素材都能上升到张志新式的反文革英雄高度。　　　　这种文章的作者只能称呼为文革旗手、姚文元式的棍子、文痞。
　　作者：投入_return　回复日期：　10:51:28　
　　　　楼主转载的文章，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因人评事，还是很低级的诋毁、辱骂型的，和论坛上的骂架一个水平。　　　　　　　　引用的事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素材都能上升到张志新式的反文革英雄高度。　　　　　　　　这种文章的作者只能称呼为文革旗手、姚文元式的棍子、文痞。　　　　=======　　　　sb, 你看不出来的，也是被人包装过的。李宇春。　　
　　姜戎的老婆是李宇春?
　　书写的很好，很有思想性。　　　　值得我们汉人反思，至于事实的真实性，不必过于考究。　　　　一个人的进取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对一个民族，民族性格就更加重要了。　　　　狼可以看作一个引申，不一定非的看过现实中的狼。　　　　发奋才能图强。　　　　一句话，狼在羊群里肯定不受欢迎
　　鄙视此文原作者　　　　鄙视转载此文的楼主　　　　我们看的是书,我又不和他一块生活,也不和他一块喝酒
　　继续批判之
　　作者：邹飞飞　回复日期：　23:09:07　
　　　　姜戎的老婆是李宇春?　　--------------------　　笑喷！
　　个人认为狼图腾写的还是不错的，至少引起了部分读者的思考
　　晕，还有人在肯定这本书啊
　　狼奶还沒喝够啊?
　　呵呵，翻那书，就知道作者是怎样一个人。　　此贴是一种印证。不过，语言不干净，语气不严谨，降低了说服力。　　
为何非要把小说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斗争，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就这部小说而言，作者似乎要纠正一个千年的文化偏见，但是缺乏理论支持,尤其是最后的一章，偶看完之后，觉得这一章可以说是这个小说的一个败笔。　　
　　作者：黄祸　回复日期：　0:02:38　
　　　　呵呵，翻那书，就知道作者是怎样一个人。　　　　此贴是一种印证。不过，语言不干净，语气不严谨，降低了说服力。　　　　＝＝＝＝　　恩，看样知青都被耽误了。
　　楼主妒忌症又犯了
　　鞑靼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
　　鞑靼除了烧杀抢掠还能做什么？
　　《狼图腾》背后的真相——满都宝力格和草原上的故事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2282344&id=2424102&skin=0&page=1　　　　　　简杨：谁的青春布满伤痕　　　　一　　
05年10月，一部叫作《落荒》的长篇纪实小说几经辗转，终于落到了我的书案前。从此，我便常常想起作者野莲和她的青春经历。 　　
野莲文革时改名为张红军，在《落荒》中她叫自己长征。较之当代中国作家，我对现代作家更感兴趣，但这不是此文要讲的内容。我觉得即使一个人再不熟悉现代文学，一见那些作家的名字，也不由会做些联想，如卞之琳、郁达夫、端木蕻良等，流露着书香，代表了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曾经有过的文化修养和积淀。面对一个叫长征或红军的名字，我所想到的当然也和时代有关，但却是一个让人无比痛苦的黑暗时代，一场在中国当代史上对国家来说是浩劫、对个人来说是摧残的政治运动。 　　
张红军是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女儿，从小热爱艺术，1965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她的父亲是谁，我不愿细考，但我在翻阅一本关于新中国将帅名录的书时，视线曾固定在一个名字上。张父不是一般的军人，而是一位将军，文革中曾被连续批斗六十场。但父亲是父亲，自己是自己，张红军并没有把高干出身当作是她的特权，反而选择了放弃。她如果按照父母的期望去参军从政的话，很可能会走一条比较平坦的人生道路。但在最狂热的文革时代，她志愿去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从此经历了凄凉万端的青春之旅。1993年，回城之后的张红军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下岗失业。她贫病交加，生活极度困难。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她那一度在国内非常优越的家庭出身，变得像昔日写在街头巷尾的红字标语一样，颜色褪去。但这种变化却让张红军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也让她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关键路口，不反思总结过去就无法面对未来。 　　
张红军或长征，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迷失了的女青年。她是从1966年5月与无数狂热青年同时迷失的。那些人曾戴着红袖章，腰系武装带，身穿绿军装，手拿小红书，在一双巨手的阴影里像傀儡一样地踉跄。他们曾经是温室中的小苗，心无杂念地按照园丁的意图成长。但在园丁充满个人目的和野心的哺育之下，他们的根无限地扭曲膨大。如果说他们以前只是装点所谓幸福生活的小花的话，后来却变成了怪物，不把装置他们的花盆彻底粉碎，就无法长成园丁所期望的栋梁。这种粉碎，就是对一切传统的背叛和破坏。红军或长征在去内蒙插队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红”的苗子了——当过学生干部，负责组织过上千名外地来京的串联学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她就参加过五次，其中四次还是以红卫兵领队的身份参加的。 　　
野莲则是一场浩劫的幸存者。野莲本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水生植物，每年夏天都会开满南方，用美丽的红花或白花装点水面。张红军把野莲作为自己的笔名，显然是想用它的顽强不屈来象征自己的人生经历。她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内蒙古草原，却也把最宝贵的东西失落在了那里。她用十年的时间苦爱了一个不配她爱的人，又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哪里走错，自己为什么会受骗，受了谁的骗，骗子是那个知青领袖，还是他所象征的政治舵手。这样思考之后，她既找回了张红军失落的自我，也升华成了一个叫野莲的作家。作为作家的野莲，开放出的花朵就是这本写了12年38万字的《落荒》。　　
　　二　　
日，长征和北京四百多名青年一起离开了天安门。北京市的众多官员到场送行。长征等人是文革中北京第一批志愿奔赴内蒙古的知青。在这批人中，政治派别复杂，有所谓的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等。他们到内蒙插队的动机也不一致。对大多数人来说，做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插队落户即可以使这种理想升华，也可以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但对另一部分人尤其是由于受家庭出身影响的人来说，到内蒙古草原去，除了是一种追求进步的体现外，同时也让自己离开了北京那个日益变得敌意的环境。长征属于第一类人，当时兴高采烈，对自己扎根边疆的行动充满了自豪。 　　
但这种自豪只是她幼稚的错觉罢了。因为自红卫兵兴起串联之风后，政府就对全国失去了控制，对怎么挽回局面苦恼不已。当时除红卫兵外，还有不少上山下乡的青年也参与了串联，在北京滞留的就有40多万人。对于如何安置这些人，有关人员一筹莫展。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号召知识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和当地群众一起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6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再次号召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农业生产。但这些呼声和青年们的“革命热情”相比，实在是太微弱了。所以，当长征等人要求志愿离开北京时，那些送行的官员们肯定是轻轻舒了一口气的。反正是走一个少一个。 　　
在与长征同行的知青中，有一个人叫余汝明。他是长征在美术附中的同学，也很快成了她的男友。他和长征是《落荒》一书的主人公。 　　
《落荒》这部书与以往知青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同时塑造了余汝明和长征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形象。余汝明是知青领袖，有明确的政治野心，要创造所谓“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长征是个单纯的女孩子，去内蒙是为了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完善自己的人生。余汝明的理想是驭人，作知青的牧羊人，通过知青领袖的锻炼最后步入政坛。长征则是他被牧的一头羊，没有自己的思想，即使偶有疑问，也总是会被余汝明的思辨折服，重新回归他的思路。余汝明复杂，集帝王思想的腐朽和红色政治家的狂热为一体。长征单纯，余汝明就是她的一切。从二者的两性关系看，余汝明控制，长征被控。余汝明施虐，长征受虐。 　　
余汝明这个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他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然而，野莲真正认识其可怕，却用了自己十年的时间，十年与他生活的惨痛经历。余汝明的特点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复杂，扭曲。他的话充满了谬误，但因为他会&活学活用&领袖的语录，听上去却非常有煽动性和诱惑性。比如说，他爱长征，但同时也觊觎别的女人。为了控制长征，他就从精神上摧毁她。他侮辱她不如某个女人漂亮，不如某个女人开放，不如某个女人有才华。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有多么阴暗，但他很会引用“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之类的说法，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共产共妻的世界大同，为自己的肮脏辩护。他离不开长征，但为了掩饰自己对她的依恋，便用暴力表示他的强悍，经常对她拳打脚踢，让她从心理上产生一种对他的畏惧，有一次竟将她踢得吐血。他对政治有一种象狼对猎物一样的敏感，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自诩他和当时的领袖在人格上有惊人的相似，“领袖年轻时也血气方刚，每当政局出现问题，心情便烦躁起来。”天既然降大命于斯人也，他的生命价值就比长征高，因此也有权要求长征象奴隶一样为他服务和牺牲。他被知青们公认为有领袖的才干，但事实却证明他根本不具备领袖的人格。他因为反对林彪而被捕，似乎是先知先觉的英雄，其实是从哥哥那里得到了内部消息。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又不惜出卖哥哥、嫂子。他的嫂子因为他的告密被判了死刑，要不是她当时身怀有孕被缓期一年执行和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的话，她根本不可能保全性命。 　　
余汝明被捕之后，长征受到了牵连，被内蒙兵团软禁监视。她一直等待上诉，终于等来了余汝明获得自由的那天。余汝明出狱后，却很快意识到长征对他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为了寻求对自己政治生命更为有利的配偶，他造谣中伤，用中国社会当时最致命的暗箭——性来陷害长征。他这样做了之后，不仅如愿以偿达到了离婚的目的，还使长征在亲人和朋友之间长期孤立，备受人们的指责和误解。 　　
余汝明在每一时代都戴着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光环：知青领袖，反林英雄，自封的四五斗士，青年才俊。他是中国近四十年某些政治投机分子的化身，用野莲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凡是重大政治事件，他如果不在场，他心里就会失衡。”所以，在任何时代，他也总是受益者和弄潮儿。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于连的塑造，对知青文学来说，无疑是丰富了它的库存，对整个当代文学来说，则是野莲诚实勇敢的贡献。她把一个政治野心家和虐待狂的形象，入木三分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长征的塑造，在知青文学中也属创新。野莲用超乎寻常的勇气，写下了她生命中最为黑暗和耻辱的时刻，体现了一个作家对时代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诚实。和一般知青不同，长征不单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还更是一个政治领袖的直接受害者。她和余汝明之间的两性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其实，不仅是余汝明对政治有像狼对猎物一样嗜血的狂热，像长征这样的普通青年，对当时所谓“积极要求进步”的政治分子，尤其是和领袖有相似人格的余汝明们，也有一种狂热的崇拜。她在余汝明那些充满诱惑的话语中渐渐失去了自己，“我的思想和灵魂已经被他摄去，耳畔只回响着他一个人的声音，脑子里只贮存着他高深莫测的观点。”她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他爱还是被他利用，她是在为他献身还是和他在爱情上处于同等。这种复杂的感情让她时刻都在怀疑自己的人格，并产生了自轻自贱的念头。书中写道，余汝明和她做爱之后，一想到自己对她过于依附和有损自己精神领袖的面子，就要责备她诱惑了自己。又如，分明是余汝明在引诱长征，他却为自己找了一个遵照主席指示进行三大革命中“科学实践”的幌子，让一个少女在他那似是而非的说教中失去了最为宝贵的童贞。长征还是他当众表演时的道具。为体现他要求进步，他鼓励长征在抄家时表现得最积极。为了在知青们面前表现他的无私，他让长征在会上揭发他的软弱，共演双簧戏。在野莲之前，没有谁曾如此沉重地反思，青春究竟失落在了什么地方，那种失落是否除了是时代的责任外，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轻信和盲从造成的。　　
丰子恺先生讲过一个关于羊的故事。他说，“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前头牵了一只羊走，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无论走向屠场，没有一只羊肯离群众而另觅生路的。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须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二只，其余的都会跟了上岸。无论在四通八达的港口，没有一只鸭肯离群众而走自己的路的。牧羊的和赶鸭的就利用它们这模仿性，以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长征的意义和悲剧，正是丰子恺先生这个故事的要害。　　
　　三　　
《落荒》除余汝明和长征外，还塑造了一个形象丰满的知青群体。这些知青绝大多数是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因受家庭影响，对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非常敏感。在这群人里，除长征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外，还有人的父亲写过九评，有人的外公是国庆观礼时被毛泽东特意拉着站到自己身边的部级干部，有人的父母是著名的艺术家。一般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比较简单，不像《落荒》这样错综复杂，从一个蒙古包或一个知青小队，就同时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高层和低层的变化。在康生大肆清洗内人党时，绝大多数知青能够和牧民站在一起，不仅不参与，还保护了牧场的干部和牧民，这种判断确实和他们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但他们像任何一个普通的青年一样，充满了人生苦恼。有人因为具有怀疑精神，无法解释草原发生的一切，导致了精神分裂，也有人离京叛道，成了兵团专政的对象，但也有人在摸索中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永远地留在了内蒙草原，成为被蒙民们爱戴的医生或技术干部。 　　
這些人中，在长征生命里留下最重要影响的一个人是石梅。石梅的原型是知青文学作家逍遥。逍遥著有一部叫《羊油灯》的长篇纪实小说，和野莲的书一样，写同一群青年，同样的事件，同一个地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泌旗（东乌）。我在读《落荒》时，常把《羊油灯》拿来对照。野莲和逍遥的友谊，从陌生到知心，经过了时间的痛苦流转。 　　
《落荒》这样记载她们的初次见面：“我用目光扫视着，终于发现一个包头巾的女生。我望着她，准备给她一个微笑。她穿一件黑灰色大衣，戴着黑边眼镜，一缕黑发遮在宽宽的额前，头巾下露出一双细长的小辫子，鹅蛋形脸显得很美。她骄傲地昂着头，正跟一位穿军大衣的男生说笑，根本不看我，我很失望。”而逍遥在《羊油灯》里是这样写野莲的，“全队就两位女生，再看那位同性：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说话瓮声翁气……不用问，就知道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兵儿’。”两个人当时相互的偏见之深，令我在阅读时印象非常深刻。 　　
到内蒙插队之前，石梅已经有男朋友了，他叫文旭，也在同一个地方插队。文旭很有辩才，和余汝明一样，很快也变成了深受大家拥戴的知青领袖。文旭和余汝明后来又同时被捕。他们的被捕，把以前相互充满偏见的长征和石梅推到了同样孤立无援的境地，让她们变成了生死相契的朋友。石梅因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的要职，在中国后来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中饱受过人们的冷眼和歧视，变得谨慎早熟。虽然她和长征是知青小队里仅有的两个女生，却没有什么深交。出于这些原因，又加上文旭平时对石梅无微不至的保护，长征觉得石梅冷淡，高傲，不可接近。直到文旭和余汝明被捕，长征和石梅被迫去参加兵团办的学习班时，她们才坐在了同一辆卡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是她们第一次从心理上平等地坐在了一起，也从此变成了好朋友，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在被迫写检查材料的时候，长征毫不费力地写下了自己一家三代革命的光荣历史，却发现一贯文采翩翩的石梅正望着一张表格发呆。她这才知道了石梅的“反动”出身。野莲写道：“就在那一瞬间，我终于理解了石梅的清高、冷漠、谨慎与矜持，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一直回避我。”但不论是老红军的后代，还是反动派的女儿，在男朋友的牵连下，都成了被革命改造和专政的对象。她们之间再无那些人为的鸿沟了。 　　
一次，草原上下起了罕见的暴雨。长征回到帐篷后，突然想起了正在牧羊的石梅。野莲在《落荒》里这样回忆道：“石梅──我相依为命的朋友，你等着，我马上去帮你……我匆忙找到一匹白马，飞驰而去，奔到小河边。眼前的景象令我大惊，天哪，好大的一条河！那涓涓细流不见了，突然变成的大河足有数丈宽，翻滚着黄色的泥沙，沸水一样地奔腾着，跳跃着，怒吼着，浩浩荡荡，一泻而去。”石梅和羊群都被困在对岸的山坡上了，“急迫中，我驱动坐骑，纵身跃入激流，只露出了马头，我和马儿的半截身体都浸没在水里中。马儿奋力游向彼岸，我抓紧它的鬃毛，双脚一再猛击马肚子。” 　　
逍遥是这样写的：“她突然听到革命（即长征）有些沙哑的娃娃腔，像淹没在水里的人摸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在狂跳：‘我在这儿……’两人透过雨幕对望着，彼此的脸都模糊。冰冷的雨水淋泼得她们不住地哆嗦……不知什么时候，她们把身体紧紧依偎在一起，企图用彼此的身体来温暖对方。仍旧是两个颤抖、冰冷的身体，能感觉到的只是彼此温暖的呼吸。细细的一股暖流，呈环形回流，从一个身体流向另一个身体。两颗孤寂的心同时感受到了些许暖意，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近…… ” 　　
暴雨过后，她们和羊群又遭遇到了十几条野狼的包围。长征和石梅想尽办法，与狼群对峙到了黎明。那个夜晚永远铭刻在了她们的记忆里。 　　
1993年10月，长征受国内下岗大潮的影响，失去了工作，生活极度贫困。石梅得知后，和当年在东乌插队过的知青们一起，为长征寄去了二百元钱。后来，石梅又寄去三百元钱，鼓励长征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文旭也伸出了手，帮助长征的孩子支付日益高昂的学费。他们的友情，持久，动人。 　　
逍遥是近年来一位十分活跃和有才华的作家，除《羊油灯》外，我还读过她的其他作品。我觉得比之内蒙草原，她对北京生活的描写也豪不逊色。基于一种简单的认识，我曾经觉得她陷入了一个作家的误区——她在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知青作家的同时，也意味着忽略了与年轻读者的沟通。但事实上，新生代们早已有了形形色色的代言人，倒是一个民族缺乏像逍遥这样负责的作家。她已经把自己的使命，和一个被人遗忘的部落——知青，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她不懈地写着他们曾经的失落和后来的挣扎。隔代的人们就是从她和无数知青作家的作品中，懂得自己今天能够对权威和政治家们存疑发问，是因为已经有一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野莲和逍遥等东乌知青来说，内蒙古草原已经永远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在返回城市后的的几十年里，常常回首寻找一些最珍贵的记忆，比如一种叫人性的东西，像那个夜晚野莲和逍遥的经历。那时，一度重要的人为障碍──阶级、血统、政见、派别等都不复存在，只有友谊。一个人一生之中，能有多少时刻会与他人心心相印，又有多少时刻在饱受了侮辱和孤独之后，依然能见证人性无比的甘美？他们后来一次次回归内蒙草原，就是基于一种永恒的内心召唤。　　
　　　　四　　
野莲的《落荒》和逍遥的《羊油灯》是姊妹篇。当代文学中以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同一事件、同一群人为背景，并写出各自独特深度的书，只有这两本。 　　
这两部书记载了无数个相同的事件，我已经在上面叙述了一些。另外还有几件事情的描写，对理解那段历史也非常重要。　　　　一.对她们个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一个盲流的死。这个盲流在野莲的书里叫桂克勇，在逍遥的书里叫李树人。 　　
桂克勇据当时的内蒙知青看来，是牧场的造反派，要把牧场的权力从老干部和牧民的手里夺过来。此人起初想利用知青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后来因为文旭和余汝明不买他的账，便与知青反目，集结了一群人，暴打了包括余汝明在内的几位知青。知青们没有服输，找机会又围攻了桂克勇。在打人之前，文旭是这样叮嘱大家的：“大家速战速决，去了只打屁股，把他小子屁股打疼，叫他忘不掉教训就成。”但和桂克勇一交锋，他们就失控了。当时有人用板凳，有人用棒子，多次打到了桂克勇的头部，把他打倒在地。桂克勇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便死去了。如果说这两部书有何处最让我体会到红卫兵、暴力这二者间的联系的话，那就是这个盲流的死了。 　　
在那些知青看来，桂克勇是正义的反面，和知青又有私仇，先动手打人，值得挨打。这种思维逻辑使他们失去了理智，打出了人命。事实上，无论是谁掌握着所谓的正义，无论哪一方以为自己的出发点多么正确，打人就失去了正义，打死人就是犯罪。这批知青在离开北京到达草原后，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不想把红卫兵的做派带到草原，但这一打却把潜在的面目暴露无遗。野莲写道，“从此巴音淖尔的知青名声大震。在场部，知青马上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被人用来吓唬爱哭的孩子。”然而，两部小说对此事件都缺乏反思，两位作者都缺乏对亲人的自责。这是小说最大的不足。 　　
桂克勇死了之后，公安部门多次到知青点抓捕嫌疑重犯。文旭和余汝明作为知青领袖，出于对法律的无知多次拒绝合作。再加上余汝明把反林思想都写在日记本上（后丢失），揭发他“反动思想”的材料又被别人送到了兵团场部，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二人的被捕。他们也因此连累了各自的女友。石梅和长征被兵团长期隔离软禁，受尽了侮辱和折磨。　　　　
　　　　　
我第一次读到《落荒》和《羊油灯》时，对封皮上的“民间”和“备忘”两个词有些不解：为什么很多年已经过去了，这些声音依然还是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如果正史能做到诚实记载的话，还需要什么备忘？但不幸的是，近几十年中国的正史常令人怀疑，确实成了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官方提供的历史书上，很多重大事件都是只有线条、大概、脉络，有时还被加上了人为的粉饰、遗漏甚至篡改。人们只有从民间的声音里才能听到民族的挣扎，从民间的记录中看到历史的真相。难怪策划这两本书的岳建一先生会说：“纵观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民间记忆一直遭受着皇权残暴的阉割、监禁、凌迟、凌辱、围剿、挟持、兼并、垄断；于是，一代代民间记忆徒剩形骸，奄奄一息；于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喷薄而出过民间记忆鲜红的光华；于是，中国历史失去了最本质的内容，成为权变风云、权位更迭、权势业绩的历史；于是，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谎言和血腥，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文明的走向，更造成了解‘纯粹真相’的极度困难；于是，下一代不知道上一代的真情，后人代价深重地重复着前人的不幸……”　　
　　三.这两本书还都描写了一个知青和一只小狼的故事。在《落荒》里，养狼的人是余汝明，在《羊油灯》里则是施朗，基于同一个人物原型。 　　
《落荒》写道：“一星期后，余汝明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一只灰色绒绒的小狼崽……余汝明制订了一个驯狼计划，准备把这只狼崽驯成最好的牧羊狗，实践一下原始古人们做过的事情。”《羊油灯》也写了施朗驯养小狼失败的情节，“一个初夏的中午，施朗安闲地靠着蒙古包，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捉虱子，精瘦的狼崽儿围着他转，跳来蹦去。暖洋洋的太阳照得施朗有点困，他打起了瞌睡。望着打盹儿的主人，狼崽儿突然立在原地不动了，目露凶光，盯住施朗光溜溜的肚皮。它突然扑上去，冲着施朗的肚皮咬了一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女作家并不是最早提到这只小狼的人。在她们之前，已经有一位当年的内蒙知青、后来的画家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叙述了小狼被别人处死的过程。但这两位女作家也不是最后提到它的人。《落荒》和《羊油灯》出版几年后，另一位当年在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出了一本书，那只狼的影子也又一次出现了。由于前两本书在国内遭禁而后一本书走红畅销，了解谁前谁后的国内读者并不多。我迄今只见到一篇评论文章意识到了这个现象，但作者把几本书情节重复的现象归结为知青作家相互借鉴版本。这种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落荒》和《羊油灯》是纪实小说，写的就是事实，而且它们成书都在2000年，不存在借鉴谁的问题。唯一可以推断的是，当年在东乌旗插队的北京知青非常有才华，至少出了两个女作家，一个男画家和一个男作家，而且某知青和小狼的故事对他们的影响还很大。对于三本书同时描写同一情节的问题，国内研究知青文学的专业人士应该深入探寻一下原因何在，否则，对历史和文学都会显得态度潦草。 　　
看过这三本书的读者，千万不要把这只小狼当作是内蒙知青作家们最喜爱的宠物。因为如何区分狼性和人性，无疑是《落荒》、《羊油灯》和后一部作品的根本分歧。通过这只狼，野莲和逍遥反映了一种和狼性非常相似的人性：贪婪、残酷、自私、不择手段，描写了一个对东乌知青们影响深远的坐牢事件，也体现了她们成熟地从当年知青领袖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并懂得了为什么对一些人和事要决不宽恕也决不忘记。我并不奇怪，为什么同样的情节会被不同的作者赋予不同的创作目的。从本质上来说，拷问灵魂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自省，来自于个人的良心。而良心是一种当身体其他部位感觉良好，但心却在不安痛苦甚至挣扎滴血的清醒。一些人永远都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勇气，因为他们的整个生命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岳建一先生在谈到现今诸多的知青文学时说，“大多数读物沉溺于流行的文字和流行的记忆里……缺乏生命真实的视觉、听觉、直觉、痛觉和耻辱，缺乏对心灵的深刻而细腻的触摸，更缺乏灵魂的拷问；矫饰、轻浮、单薄、圆通；不仅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残缺、流失甚至是常识性颠覆。我常常想，我们是否配得上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空前绝后的历史。”
　　五　　
上山下乡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以1953年12月《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发源，以日毛泽东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掀起全国范围内的高潮，到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公室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为结束，影响了三代青年，数亿中国人，走过了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前所未有的反复。其中，以文革期间插队的知青们经历的一切最为惨烈。因为，当个人的成长被清晰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之后，那些心灵的挣扎就会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那些个人的悲欢离合也就不再仅仅属于自己，而会变成一代人的缩影和几代人的教训。 　　
对于《落荒》的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岳建一先生有很大的贡献。《落荒》的终稿虽然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在有些地方文字依然显得粗糙。因为这是作者三易其稿后才达到的水平，我有时会想象它的初稿是怎样的。纪实小说是写作和事实两部分的组合。作为一部纪实作品，它历史的价值和内在的意义远比文学技巧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才是作品的灵魂和基石。岳建一先生透过野莲朴素无华的文字，看到了它独特深刻的力量，帮助野莲多次修改润色，使一个普通女知青的简单回忆，变成了一部一代人的心灵记录。 　　
2000年初，中国工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长篇纪实丛书《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在这套丛书中，除《落荒》和《羊油灯》之外，还有《无人部落》、《泣红传》、《狼性高原》、《审问灵魂》等其它四部长篇纪实小说。丛书出版之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月便重印了三次，印数达2万套之多。　　
作家刘恒盛赞策划和编辑这套丛书的岳建一先生是“称职而高超的催生婆”，并给予了这套丛书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这套书的中心词是‘民间’。民间的表达往往缺少专业性，却因此避免了陈腐的修饰感，使血淋淋的表达素材凸现在白纸上，让人心惊之余想到平时想不到的东西。民间的表达离主流化也远，难以流行，但是不流行的同时也不易流逝，反而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因为它的根是深深地扎在历史的土壤里的。”“这套书的要害词语是‘备忘’。人的记性值得怀疑，也令人困惑。我甚至认为，人类的价值所有悲剧并不是源于善恶之争，而是源于健忘。健忘症的代价，虽然换来一时的舒服，不知不觉之中却又跌到那个刚刚爬出来的深坑里去了！只要生存便有危机，这是旧有的共识。但是外在的危机不足虑，最惨的是自己走路，走在覆辙里，却陶醉地自以为踏上坦途了。这套‘备忘’的书是危机的警号，也是善意的祈祷，希望大家远离苦难，永远走在坚实而宽阔的路上，使民族不败的旗帜永远飘扬。”　　
由于对历史无情的披露和对个人深刻的反思，这套丛书激发了无数读者对文革的重新审视。这本来是作家们和策划者的原意。但遗憾的是，这套丛书也因此很快遭到了被禁的命运，还暂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起到为全民备忘及让民间记忆补充甚至质问正史的作用。野莲惨痛的青春和一代人曾经走过的荒唐历史，也暂时被遗忘在了一侧。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遗忘。野莲让她的同代人和隔代人，通过她的书重温了一段被正史淡化或故意漠视的历史；也不是所有的人会忽视岳建一先生十几年来的努力和付出，因为他在一个文化贫血的时代，给人们送来了真正的精神盛宴。 　　
最后，让我们重温刘恒的话： 　　
往事万岁。　　　　2006-9　　(注：文中凡引用岳建一先生的话，均出自他为《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所写的序言《希望在于民间版本》。关于刘恒的引言见《北京晚报》日《刘恒过节读&知青&》。小狼情节请见杨刚的网上文字以及逍遥和野莲的书。)　　　　杨刚：《养狼》 1995.4.　　野莲：《落荒》（中国工人出版社责编：岳建一）2001.1　　逍遥：《羊油灯》（中国工人出版社责编：岳建一）2001.1　　
　　《落荒》编者按、前言　　http://cyl.getbbs.net/post/t8453682.htm　　　　亲爱的读者：　　　　
那是《血色黄昏》出版不久的一天，一位陌生的孱弱女子找上门来，哽咽泣诉。原来，她正是该书涉及的一个人物。我被《血色黄昏》背后更为真实、惨烈、不忍卒闻的故事深深地震撼了——人间竟有这样的旷世绝痛！她说，我想写出来，你是《血色黄昏》的责任编辑，同意为我出版吗……十年过去了，她突然寄来一尺厚的稿件。原来，她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不舍昼夜，数易其稿，发愤写作至今。此后，在我的苛求下，她又三易其稿。前后累计二百万字，历时十二年，并且广为征求意见，终于成书。这是何等罕见的坚韧！我想，凡是读了这部以生命以血泪为代价书写的三十八万字的作品，纵有铁石心肠，也难禁怆然泪下。曾经是花蕾一样美好、年轻的生命，除了贫穷，不再年轻和不堪回首的记忆，几乎已经是一无所有。朋友，读下去吧，你将洞见是什么击碎了纯洁的爱情梦想，谋杀了人的天赋人权，夺走了生命中一切最实质的生命；你将目睹最诱人而又最苦涩的爱情里，伏满了怎样的幻惑、毁灭和骗局；你将领悟人可以忍受的精神痛苦极限是什么，谁在以动人的名义牧人、驭人、弄人，谁在为谁埋葬生命的终极意义；你将为茫茫文明荒野的深邃、辽阔、恐惧动魄，为放逐远去的灵魂漂泊、追捕、监禁惊心。不必慨叹，能够走出遗忘的，必然很重，重如历史；不能步出闹剧的，终将很轻，轻如亘古的噪音。　　　　——编者　　　　　　前言 　　　　
浩莾、神秘、深邃的内蒙古大草原腹地，群狼号野。 　　　　
踉跄在狼嗥深处的，还有一位纯洁、善良、含羞草似的北京女知青。她深挚地爱上了知青领袖——当年的造反派首领，从此，被摄去了思想，一同寻找反修防修的真理；从此，她爱得苦涩、焦虑、恐惧、迷茫、失落、惨烈、苍凉，心碎得都在滴血；从此，由盲目到盲从，受到“知青反革命小集团”、“内人党”牵连后，因为抗拒揭发以整个生命爱着的知青领袖，遭到监禁、斗争、诱供、劳改、凌辱，受尽折磨。深怀“牧人”大志的知青领袖获罪思想，被捕入牢，不堪非人的虐待，绝食、装疯、自杀未遂，最后因为恐怖，更因为仅有领袖之志而无领袖人格，出卖了亲哥哥、嫂子，险些酿成人间惨祸。他成为自由人后，又为生死相许的女主人公设下陷阱，惊心动魄。是自劫？是人祸？是天意？武斗，抄家，夺权，逃难，行乞，拒捕，跪哭，盲从，内讧，劫狱，暴动，自焚，尽在这千古轮回的人造混沌中，读来似曾相识而又不忍回视。 　　　　
本书，是来自历史瓦砾的生命史记。 　　　　
本书，是一位历尽沧桑的女性义无反顾地捧出的心灵珍藏。　　　　　　《落荒》 作者：野莲
责编：岳建一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草原野莲的BLOG：http://blog.sina.com.cn/yelian1949　　《落荒》：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67f9f01000bhe.html　　
　　《羊油灯》内容介绍、编者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f9a7720100bitc.html　　　　——编者　　　　 　　　　
有谁愿意回首爱情的持久凌迟？　　　　
有谁如此回溯青春的荒如古墟？　　　　
当太多生者们的集体遗忘比死者们的集体沉默更深邃时，我们将徜徉在一对男女幸存者伤口的殷红里，去陷身远比内蒙古草原暴风雪更为冷酷、恐怖、动荡的阶级斗争，去彻悟什么是制造这场空前混乱的灵魂？去洞悉生命中的一切都死去后，唯一不死的爱情有着怎样艰难而凄美的燃烧？去细腻而深入地触摸载满太多酷刑、血腥、流放、欺诈、暴虐、内讧、出卖、骗局、自杀的知青爱情世界里，有着怎样的自然属性、生命底欲、道德境界和没有死透的人性精神？去分辨失去脊骨的血肉之躯与本无脊骨的血肉之蛆有着多少区别？去缕析悄然透青的野草深处相知相偎的呢喃，走向沉沦、麻木、虚无和大崩溃的知青流囚们，颠沛远去的足迹何以融入东方最古老的血色？　　　　
唯当同痛者，可以论自新。　　　　
你将看到，不是一切江河都比泪河汹涌，不是一切自愚、自弱、自劫、自戕、自毁都可以自救，不是一切生还都可以逃脱更深刻的死亡，不是一切精神屠戮可以灭绝一切精神。　　　　
该作以拒绝卑怯、圆滑、伪饰与苟且的纪实品格及诚实的忏悔精神，更以深具个人性与感召力的悲悯情怀，深入知青个体与集体生命中“最神秘、最深隐、最恒久”的领地，读来百味莫辨，百感横集。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知青情侣在红色恐怖岁月中的精神史记。1967年11月，男女主人公相偎相携，与红五类、黑五类出身的同学们一起来到内蒙古边境，从此，命运有别地陷身阶级斗争的狂飙中。有的知青用心深密，志在成为可以呼风唤雨的政治领袖；有的知青重义如山，沦为“反革命杀人主犯”；有的知青不堪恐惧，精神崩溃；有的知青出卖告密，落井下石；有的知青同室操戈，整人无情；有的知青浪迹草原、屡遭奸淫……相爱的相离，相许的相弃，相知的相疑，相亲的相欺、相残、相劫。没有谁的灵魂真正幸存。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更是历尽监禁、流放和凌迟。作者以义无返顾的坦率精神，直趋知青性爱世界的冲突、失落、焦虑、孤独、耻辱、苦涩、绝望、无奈的实地与原欲，予以缕析亦予以拷魂。该作从容、温文、幽默的行文下，虽然流动着惨烈的凄美和彻骨的悲凉，却也嶙峋着生命的旷达与自救的坚韧，读来令人扼腕叹息，长思不已。　　　　《羊油灯》作者：逍遥 责编：岳建一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羊油灯》节选：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f9a.html
　　杨刚：养 狼
这事儿发生在60年代——我在内蒙放羊那会儿。 　　
牧人们为了保护羊群，差不多每年春天都要打狼。　　
打狼的场面十分壮观，一大群人马、一大群狗，围、追、堵、截，直到把狼打死。　　
大伙儿都知道：我们知青包*有两条特棒的狗——公的叫&小黄&。母的叫&黑子&。&小黄&跑得贼快，&黑子&最勇敢。打狼时，&小黄&总是跑在最前头，追上了就跟狼死死地纠缠，等着后面的狗群赶上来。&黑子&敢下嘴，总是先咬第一口，咬住要害就不撒嘴，于是人群、狗群一涌而上，狼就没命了。　　
跟这种打法比起来，掏狼窝来得更容易些，收效也更大。　　
这年春天，知青头头儿吕嘉民来了兴致，非邀我去掏狼窝。我们一大早就带上工具，骑马走了十几里路，在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洞，吕嘉民说那就是狼窝。他好像挺有经验地察看了一下洞口的狼脚印儿，断定母狼不在家。于是我们就用铁锹从洞的上方挖下去。挖了一会儿，忽然间&咕咚&一声——塌下去一个大坑。几个圆乎乎、毛绒绒、落满尘土的小脑袋在下面摇晃着——那就是一窝狼崽儿！我心里突突地直跳，赶紧揪着它们的耳朵一只只提上来，塞进帆布书包里，然后我们骑上马，兴高采烈地凯旋而归了。　　
回包以后，大家都说我们战功不小。按牧民的规矩，我们把小狼一只只抛向天空，掉下来摔死。可吕嘉民又想出来一个新点子——他留下一只小公狼，想让它长大了跟母狗杂交出狼狗来！　　
这是一只强壮的小狼崽儿，它和狗崽儿没多大区别——胖乎乎的身体、大脑袋、两只眼睛还睁不开、全身稀疏地长着一层黄灰色的短毛，看上去挺可爱的。我们拿肉喂它，它一口就吞下去了。　　
过了些日子，它稍微长大了一点，能睁眼了。我们怕它跑，就用多股铁丝弯了条链子，连着个皮套，套在它的脖子上，又用木桩子把铁链固定在蒙古包旁边。一天夜里，我们听见外边有&呜呜&的声音，出去一看，只见那条小狼坐在地上，望着天边的一弯新月，发出凄楚悲凉的叫声。几条大小不一的狗围坐在它的周围。因为小狼是主人的客人，大家谁也不敢伤害它。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狼的叫声唤醒了狗们的回归精神吧，这些狗操着各种腔调都学起狼叫来！那声音既不像狼、也不像狗，很是滑稽。　　
夜深了，小狼还在不时地叫着。这叫声引来了远处的狼叫，那也许是它的妈妈在呼唤它吧？为了羊群的安全，我们加强了下夜*时的警惕性。　　
草原上的消息就像风一样不胫而走，知青养狼的事儿牧民们很快就都知道了。人们都说这是瞎闹，是养了个祸害！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就这么把小狼打死。而是想看看最后究竟会怎样。　　
夏天里，小狼越长越大，逐渐显露出狼的本性来——灰色的眼睛闪着挑战的光，露出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牙不象狗那么钝，而是又细又尖的。要是你把手放进它嘴里，它决不会像狗那样温顺地含着，而是狠狠地给你一口，叫你疼半天。　　
秋天转场的时候，我们不知如何把它抱上牛车。最后 想了个法子——用帆布雨衣将它没头没脑地蒙住，然后放上牛车。到秋牧场后，再照此办理，把它放到地上——这可真够麻烦的。　　
一天下午，我突然发现小狼不见了！栓它的链子铁丝被一根一根地咬断了！小狼终于成了真正的祸害！　　
还好，由于长期缺乏运动，小狼的后肢像小儿麻痹症一样发育不良，因此它没能跑远。我们发现它就在蒙古包附近艰难地爬着。吕嘉民骑上马追过去，用套马竿套住它飞奔而去。小狼惨叫着，草地上留下了一道殷红的血迹... ...　　
人喊、马嘶、犬吠——又到了一年一度打狼的季节。目标出现了！我们的&小黄&一犬当先追了过去，庞大的狗群紧随其后。眼看着&小黄&追上了！怎麽回事？只见它与那条狼并驾齐驱地跑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丝毫没有敌意！眼瞧着狼跑远了，人们大失所望，都说&小黄&变坏了，认为这全都是我们养狼给闹的——把一条多好的猎犬给毁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以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已淡漠。不知为什麽，只有这件事却时常萦绕在我心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想起那荒野上凄楚悲凉的狼叫声。　　　　
1995年4月于北京　　　　* 1，知青包——知识青年集体住的蒙古包。　　* 2，下夜——守夜。　　
　　　　http://cyl.getbbs.net/post/t8454846.htm　　书山府尹：　　
我过去一年陆续写了些游记，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在“天涯携程”的旅游板块上面登了几篇，其中就有这个蒙古篇。后来没有继续在网上登新东西，是因为有人鼓动我把文字整理一下，出版一本文集。我就那样做了，六月份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了本书《行走天地间》，共9篇东西，包括了这个蒙古篇，但是比最初的原文，增加了一章“草原狼图腾”，由网上原来的12章变成了书中的13章。下面是登载了图书完整前言的一个网站：http://www.anibook.cn/ProductDetail//PBA90001.html　　
我是在七月份时候从百度的“狼图腾吧”循着链接到了“草原恋”，进来读了些东西，然后就放下了。导致我开始在感兴趣的网站中重发这篇蒙古游文字的原因，是最近“百家论坛”清史专家阎崇年　　签书时挨打事件引起的对蒙元与满清时期的争论。我无意在这里讨论阎崇年与清史，也绝不赞成打人，但我可以理解现代青年人对独霸话语权的愤怒。阎崇年是引“狼图腾”作者为同道的。　　
往下还是每天一章，这里登出的将是起始的网络版与后来图书版的混合，主要体现在最后的部分。希望比我有丰富得多的蒙古经历的“草原恋”的朋友多多指正。　　　　　　书山府尹：草原沧桑话天狼　　　　
2007年9月，我去蒙古国旅游一个月。这是我写的蒙古游记，但远超出传统游记的范围。除了蒙古国特色风情之外，我以夹叙夹议的方式，从独特的视角，沿着蒙古历史的坎坷进程，深入分析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着重阐述了我对狼图腾观点的看法。全文共13章，每天上载一章。　　
　　1．西出长城　　　　
八月下旬，从北京直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火车，两星期内的车票全部售馨。我决定改乘汽车，到达中蒙边境后，再转火车去乌兰巴托。每年六月到九月，是蒙古气候最好的时候，这个黄金时间段，自然而然成为去蒙古旅行的旺季。　　
下午五点刚过，我来到了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六点三十分开往中蒙边境二连浩特的长途客车，停在车场左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大客车下，有几个看上去是一家的人。年轻姑娘正在协助司机往货舱内装行李，大大小小不下十几件。两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站在旁边，衣着整齐，像是老夫妇俩，我猜想他们是姑娘的父母。几个人都有明显的蒙古人容貌特征。　　
“你们是去乌兰巴托？”我试探着问，他们茫然地望着我。　　
“蒙古人？”我改变了询问方式，用英文的“蒙古人”。 　　
这回他们听懂了，笑着点头。我猜得不错，他们是从蒙古过来中国旅游观光，返回时顺便购买了许多商品。蒙古经济支柱是畜牧业，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业，工业产品种类不多。商品丰富的中国，是蒙古人心目中的购物天堂。　　
接近六点钟，旅客逐渐增多，其中蒙古人约占四分之一。安置好各自的行李后，大家站在车下面，等候开车时间到来。这种中国特有的改装的卧铺客车，车里没有座位，活动空间很小，上去后只能躺在铺上。司机此时坐在一条小板凳上，一个中年妇女蹲在他面前，卖力的给他擦皮鞋。　　
很快就要开车了，我走出去买了瓶水和一些食物。回来后，从前门登上汽车，听到中门处爆发了一场争执。站内的一个男清洁工，正在驱赶不知何时上了车，正在搜索车内垃圾袋的擦皮鞋妇女，她在收集丢弃的空塑料水瓶。　　
“司机答应给我的！”擦皮鞋妇女手把住车门，挣扎着不肯下车，听起来象是河北口音，话语中带着哭声，“我擦他的皮鞋没收钱，他说的，车上这些塑料瓶都归我，不信，你去问问他！”　　
空塑料瓶回收，大的每只三角钱，小的每只一角钱。　　
我找到了自己的铺位，爬了上去。买票时，特别要了右侧第一排上铺位置。我把车上棉被放在身后，靠在上面，透过正前方大车窗向外看，视野极佳。　　
汽车沿着八达岭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舒舒服服靠在铺上，我开始回忆起我的目的地，那个人烟稀少，带有些世外神秘感的国家。两年的时间，过得会是这么快。　　
2005年八月份，我第一次去蒙古旅游，在那里渡过了两个星期。本来的计划，是去北部的库苏古尔湖，后来因故改成了去南部的戈壁。戈壁行之后，返程期迫近，只能再安排去了乌兰巴托附近的特尔勒吉国家公园，在那渡过了最后三天。虽然只是短短两个星期的走马观花，蒙古却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离开的时候，我决心有机会一定再来，至少要完成去库苏古尔湖的愿望。　　
回来以后与朋友聚会时，我提到刚刚去过蒙古，有人推荐一本很流行的描写游牧文化的小说《狼图腾》。我在网上找到这部小说，开了个头，而后去书店买了一本，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　　
作者以亲身的经历，描写了文革中北京知识青年在内蒙古的插队生活。他以内蒙古大草原为广阔的写作背景，以他努力论证的蒙古族狼图腾为讨论基础，提出了两个大主题：关于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动力。关于自然环境，作者描写了在农耕思想指导下，内蒙古草原生态遭到的破坏；关于历史发展，在分析了全部中国历史以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以狼性格为特征的北方少数民族，其游牧文化代表着积极进取，以羊性格为特征的华夏民族，其农耕文化代表着保守消极。游牧文化是狼文化，农耕文化是羊文化，农耕民族的出路，是学习狼文化。否则，“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 　　
腾格里在蒙文中是“天”的意思，腾格里天父，就是蒙古民族自古以来信仰的萨满教中最高的“长生天”。 　　
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更广泛意义下的环境破坏，今天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这样的主题，没有特别令人惊讶之处。但游牧文化对历史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见解，却是相当的新颖，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两年前去蒙古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到狼图腾现象的存在，也没有去体会由狼图腾所衍生出来的游牧精神。　　
既然引起了兴趣，此后又读了些与蒙古族有关的材料。其中最好的一奔书，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蒙古系列，文字流畅，情节很引人入胜。在他所著&成吉思汗&一书中，我读到了有关蒙古民族起源传说中与狼相关的描述：　　　　
“一只苍狼，确切地说是一只青色的狼，从山洞里走出来。后来，这只苍狼碰到了一只白鹿，双双一起到了后来的蒙古国土。成吉思汗家族传记的作者说，这只狼和这只鹿从贝加尔湖来到斡难河源头，即今日之肯特山脉，定居下来。肯特山脉海拔2800米，山顶是光秃秃的花冈岩石和片麻岩石。这里是圣地，蒙古人信仰中至高无上的神长生天就住在山顶……苍狼和白鹿在上天安排的地方相爱，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罕。巴塔赤罕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　　　　
勒内.格鲁塞所引用的材料，来自于我后面要提到的中世纪不朽著作&蒙古秘史&。正是在那部民族史诗一样的作品中，成吉思汗的蒙古民族，被演绎成为天狼的后裔。　　
出自于好奇心，也是为了弥补上次的缺憾，我需要再去一次天狼的家乡。看来蒙古国值得探索的东西，不仅仅是美丽的自然风光。这次去蒙古，我要增加对人文历史方面的观察，记录下天狼民族的故事，那样才真的算是去过了蒙古。　　
“司机师傅，”我邻居上铺的姑娘探出头大声对司机说话，打断了我的思路，“请问离长城还有多远？”　　
“再有个十几分钟就到了。”司机回答。　　
想起来了，这条路是经过长城。我开始注意盯着右前方，也想看一眼长城。　　
立秋后不久，白天还很长。日落前，客车经过了水关长城，随后不久，又经过了八达岭长城。透过车窗，夕阳斜射，远方蜿蜒起伏的长城段落，如同一条巨龙，静静盘卧在青山峻岭之间。过去的岁月中，我多次去过长城。我去过北京附近修整与没有修整过的长城，我去过敦煌附近最古老的汉长城。　　
长城属于那样的地方，无论去多少次，都会给人带来无尽的联想，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特别是那些不朽的诗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素材。如果你是古诗词爱好者，那么不管到中国哪里，你都会有佳作相随，到了长城更是如此。　　
还是在少年时代，有段时间我迷上了边塞作品，唐诗宋词背了大把。以后虽然读了理工科，但对人文学科兴趣不减，只不过碌碌人生，疲于奔命，越来越少接触人文历史方面的东西。以前背诵下来的边塞诗词，在记忆中退化成了零散的句子，多是或凄凉悲壮或豪气干云的名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当然如果认真发掘，还是能完整的背下来几首诗词，自然是曾经最喜爱的东西。其中一首能倒背如流的，是苏轼四十岁密州知州任上写的&密州出猎&。　　
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苏轼以文人之身，渴望赴西北疆场引弓杀敌，是有此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古人认为天狼星主侵掠，此处喻西夏。　　
万里长城，集中的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屈辱与苦难，奋斗与辉煌。天狼的征战，停留在书本上，我们民族奋起抗争的不朽的诗篇，融化在血液中。历史上与我们有过无数次碰撞的蒙古之行，势必会带来文化上的思考。　　
八达岭以后，天慢慢黑下来。我们继续向西行，不久又转向北行。司机开车很谨慎，客车平稳的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在铺上昏昏沉沉睡着了。第一次乘坐这种改装型卧铺长途客车，我觉得挺好玩儿，远不象传说中那样的不舒适。　　
午夜时分，长途客车在一个内蒙古小镇上停车休息，与北京相比，这里的夜间气温低了很多。乘客们纷纷下车来，活动，进餐。　　
上车前遇到的蒙古家庭在路边小餐馆内吃饭，见我走进来，友好的打招呼。我绕到他们旁边坐下。那个年轻姑娘能说点简单的英文。　　
“你们是一家吗？从蒙古哪个地方来？”　　
他们是一家人，从乌兰巴托过来。这是全家第二次来北京，呆了一个星期。　　
“去北京哪里玩了？去过长城了吗？”　　
没有，两次全部都是在北京市内活动，逛街购物为主。我很难想像外国人来到北京，甚至来到中国，会不想着去长城看看。　　
“路上在车里看到过好几次了。”姑娘解释。　　
没有更多的话题，我在餐馆内买了点小食品，回到了车上。　　
客车到达二连浩特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比我预想的早了很多。我知道火车站附近有几家宾馆，但苦于天黑，看不清宾馆的标志。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了一家几条街外，质次价高，他可以拿回扣的关系宾馆。　　
上午九点，我来到二连火车站对面的国际列车售票处，购买当日下午从二连发车前往乌兰巴托的火车票。十点钟开始售票，烈日下，人们排成了不长不短的队。排队购票者中间，中国人与蒙古人大约各占一半。　　
售票开始以后，夹塞也跟着开始。先是原先在队伍外面游荡的人夹塞，后来排在队尾的规矩人，也纷纷去前面夹塞。我们中国人夹塞时羞羞答答，采取的战术是，先在队伍旁站一会儿，若无其事随着慢慢移动，等后面的人眼球习惯了，瞅冷子夹进去；蒙古人夹塞时理直气壮，走过来前看看后看看，喜欢哪个位置，直接就站进去。　　
下一个就轮到我去卖票窗口，一位妙龄蒙古女郎走过来，招呼没打，大模大样站到了我的前面。我开口说了半句话：“对不起，您是…… ”她回过头来，朝我笑笑，一副绝对天真无辜的模样，我顿时语塞，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我被笑糊涂了，一时间想不清楚是我问错了，还是她做错了。也许这地方适用鲁迅笔下孔已己的逻辑：“买火车票夹塞，那也叫夹塞吗？”　　
下午上火车前，我在二连城里转了转。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的时候，这里是边防前线。蒙古国当时完全在苏联控制之下，中苏在边境线两侧各数十万驻军。如今这座边境小城，与国内其它小城市一样，宽敞的街道繁荣的市场。许多生活在乌兰巴托的蒙古人，都会专程坐火车跑来二连购物。　　
上车以后很快找到了我的车厢。一位早上买车票时排在我前面的人，与我恰好买在同一车厢。买票时，我们都是老实排队的规矩人，彼此面熟。通报了一下籍贯，原来我们两个还是同乡。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旅途中相遇，自然有很多的话题。他在中国派往蒙古的筑路工程队里工作。　　
过了边界以后，老乡取出来新旧两本中国护照，进入蒙古工作的签证，是在严重破损的旧护照上。临行前，他听从中国边境工作人员建议，申请了一本新护照。我觉得他多半会有麻烦，可是已经过了中蒙边界，返回是办不到了，只好听天由命。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恐怕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出入境公民只能持有一本有效护照，以他的情形，有效的自然是那本新护照。颁发新护照时，旧护照必定会标明作废，上面的所有签证自然也随之作废，即便上面的签证本身是合法有效的。　　
半小时后，乘客们在列车上履行蒙古方面的边检手续，我的老乡被迫下了车，蒙古警察板着面孔，毫无通融的意思。他要提着行李自己想办法再找车，限期当天内返回中国。车上的乘客都同情他，但谁也无能为力，责任在他自己。　　
通过边界后，列车在夜色中的茫茫戈壁滩上，继续向西北方向奔驰。　　
第二天早上，我到达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2．印象乌兰巴托　　　　
分别了两年的乌兰巴托，城市建设方面，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刚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走过来，乌兰巴托给人步履蹒跚的感觉。　　
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之后，乌兰巴托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三四十年代，在苏联工程师指导下，开始大批建造房屋。所有的建筑，都是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千篇一律的设计。不只是乌兰巴托，今天走遍蒙古城镇，大多数的楼房，也还都是那个时代死气沉沉的产物。九十年代，蒙古走上了民主改革的道路，出现了一些设计新颖的建筑物，主要集中在乌兰巴托市的中心区域。　　
对我来说，虽然是旧地重游，但两年的间隔，不能算是很短的时间。到达后的前两天，我花了不少时间在市内步行游荡，观察这座城市两年期间内的变化。　　
城市居民总数已经超过100万，占全国人口的40%强。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大城市共有的问题。但蒙古地广人稀的特点，使得乌兰巴托这个蒙古最大城市，与亚洲多数国家的首都比较，情况还是要好很多。相对来说，住房，交通，城市噪音等问题并不突出，市民生活节奏比较悠闲，但空气与水源的污染，据说已经比较严重。　　
蒙古人还是那样的朴实。他们生性直爽，不习惯于玩弄心计。即使是与外国游客打交道最多的服务行业，也很少有取巧行为，可以说是童叟无欺。与蒙古人正常来往，以至于作为朋友交往，未必总是很容易，但可以放心。市场上讨价还价，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乌兰巴托司机还是那样的满不在乎。他们把大草原纵马奔驰的习惯带到城市，汽车开得疯狂过山车一样。一点不夸张，每次我小心翼翼穿越市中心和平大道以后，心里都暗自庆幸，又一次留得了青山在，还能再接着做有用的没用的事情。　　
市内的一些主要路面还是那样的破损。到达后第二天前往移民局，天下着中雨。记得两年前也是去移民局，也是同样这条路这个路段，那天刚好也是下雨，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上的积水连成一片。我不晓得飞驰而过汽车的厉害，被扬起的污水浇了一身。这次想学乖，抓住机会赶紧踩着石头跳着过，但常人行路如何能赛跑得过汽车，又被扬起的污水浇了一身。　　
奶茶还是那样的滚热，咖啡还是那样的可口，水果还是那样的昂贵，雪糕还是那样的香甜。出租车变成了300图一公里，市内公用电话变成了150图一分钟，各涨价50%。糖果100图3粒，香烟50图一支，价格稳定。一元人民币合大约150图. 　　
电视节目还是那样枯燥，找不到完全的英文频道，肥皂剧以哭哭闹闹的韩剧居多。乌兰巴托能看到有线电视，可以直接收到中国国内节目。我入住的旅店房东走过来，接过遥控器，特意为我转换成了一家国内CCTV频道。正在播放财经新闻，上海股市大盘暴涨，电视台特约佳宾，银行界某专家正在神侃，中气十足，像一枚崭新的一元钱硬币。　　
扛着双肩包招摇过市的西方游客多了，佩戴苏联时代劳模勋章的老人少了；习惯进餐时吃点蔬菜的人多了，穿着传统蒙古长袍的牧民少了；网吧多了，手机多了，餐馆旅店多了，令人高兴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减少了。　　
在前苏联控制时期，蒙古每年接受的苏联援助数额，超过自身的国民总产值。苏联集团解体，蒙古摆脱了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外来的经济输血。九十年代中期，乌兰巴托曾经有过60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大多数来自于失业家庭。在蒙古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国际慈善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数字逐年下降到了目前的几百名。和平大道路边，还常会看到七八岁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把讨钱的纸盒摆在面前，挺着小胸脯，用稚嫩的童音，唱着高亢的草原歌曲，场景令人心酸。　　
到达乌兰巴托第一天，找到旅店安置下，我直奔甘丹寺方向路边的一家中餐馆。上次来蒙古，我和那家餐馆老板夫妇混得很熟，进出乌兰巴托，总是去他们那里吃饭。夫妇两个的家庭都是老蒙古华侨，中苏交恶时，他们被当成中国间谍，受过许多迫害。那为什么不回国呢？记得当时我问他们。回不去，他们说，那个时候，国内的亲戚朋友没人敢同他们来往，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思维中，他们是苏蒙间谍。　　
到了餐馆附近，看不到了两年前的中文招牌。我以为走错了路，仔细辨认，没错。进去一问，原来餐馆换了老板，还是中国餐馆。里面工作的侍者，不知道原来的老板去了哪里。既然还是中国餐馆，为什么不挂上中文招牌呢？　　
于是我往回走，进了和平大道边上另外一家上次去过的中国餐馆。印象中，似乎还是原来的老板，他们不认识我。奇怪的是，他们门前的中文招牌也不见了。后来街对面一家旅行社的人告诉我，几个月前，这家餐馆的橱窗夜里被人砸了，他们被迫取下了中文招牌，换成了蒙文与英文。其实，传统的蒙文，业已经在蒙古国消失。革命以后的蒙古落入苏联控制，蒙古国改用俄文文字符号。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继续使用传统蒙文，与汉文并存。在整个乌兰巴托，我再没有看到过任何中文招牌，全部在过去两年中消失了。　　
乌兰巴托存在敌视中国人的极端组织，尽管只是很少数人，但影响不小，并且近年似乎有加强的趋势。我到达乌兰巴托几星期前，曾出了一件很轰动的新闻。　　
某极端组织的领袖，女儿是个大学生，她的男朋友是蒙古人，在北京一所大学里面学习中文。暑假期间，他从北京回乌兰巴托探家，女孩子带男友去见自己的父亲。见面后，未来的岳父听说小伙子在北京留学，与小伙子发生了争执，指控他是中国派来暗杀自己的间谍。稍后他们上了私人汽车去一个地方，途中又发生了争执，女孩子的父亲在汽车中开枪将小伙子击毙。　　
平心而论，部份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其中包括对内蒙古的蒙族同胞的不友好，并不是完全没有起因。蒙古经济开放之初，没有对外打交道的经验，内地的一些商人以至于游客，做过一些欺骗蒙古人的事情。然而更深层的对立情绪的症结，却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追根寻源，问题最早起源于清朝政府的愚蠢政策。近年来，为了改善加强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关于这方面更多的讨论，超出了本游记的范围。　　
市中心的苏赫巴特尔广场，是蒙古的政治心脏，以二十世纪初蒙古国独立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广场北侧是国会大厦，是国家政府和议会所在地。两年不见，国会大厦正门前面增加了一尊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塑，坐在那里，雄视广场，威风凛凛。在广场内，还有一尊苏赫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令人费解的是，苏赫巴特尔雕像面像北方，从广场正面过去，看到的总是他的后背。以广场为背景拍摄的照片中，只能是看他的背影。曾经请教过一些人，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前见到过一家乌兰巴托旅行社的广告照片，照片中把苏赫巴特尔的雕像旋转了180度，成了面向南方。可见蒙古人自己的旅行社也认为，这个雕像的方向设计不合常规。　　
乌兰巴托有多家博物馆，其中最好的有两家，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国家历史博物馆。两家博物馆都在苏赫巴特尔广场的西北方向。　　
即便你只是为了看看“恶战中的恐龙”，也一定不要错过自然历史博物馆。八千万年以前，那时候的蒙古南戈壁还是一片绿洲，正在生死搏斗的两只恐龙，被突然坍塌的沙丘活埋，留下了被称为蒙古国宝的化石。化石上，一只恐龙的臂膀被对方咬住，但它的利爪也抓住了对方的腹部要害。十年前，这具恐龙化石在纽约展出，人们从四面八方慕名赶来，排长队观看。来到化石的家乡，你可以驻足展柜前细细观赏，随意构思发生在史前的那个不可思议的瞬间。　　
两年前我去过国家历史博物馆，当时很大程度上是走马观花，但总体印象很好。这次再去参观，带有了目的性，离开时却隐隐觉得有些失望。我知道失望的部份原因是，与两年前比较，展品没有多少变化，但更重要的似乎不是展品问题，也说不大明白到底是什么。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失望的主要原因才变得越来越清楚，这是后话了。　　
我的安排是，先随团去库苏古尔湖，回来以后，再单独一个人去东部的肯特省。像蒙古这样拥有大面积原始环境的国家，世界上已经是屈指可数。多数人来蒙古旅游的目的，是接近大自然，所谓走入地球最后的边疆。近年来蒙古在欧美游客的旅游热点中，地位正在迅速上升。　　
蒙古的公路系统近年来发展较快，有中国政府的援建，也有西方国家的投资，全部是中国筑路公司承包。但尽管这样，蒙古仍然是世界上公路最少，路况最差的国家之一。走出乌兰巴托，只有几条通往其它地区的高等级公路。前往库苏古尔湖这样的地方，大部份走的是山地或平原土路，必须依靠越野吉普车。　　
草原上最好的越野车，不是日本四轮驱动陆地巡洋舰，而是没有多少电子线路的老式俄国吉普。蒙古司机个个都是俄国车专家，把俄国车的机械构造吃得里外通熟。正是由于结构简单，车在路上出了什么毛病也不怕。草原上道路坎坷，虽然日本的巡洋舰轻易不出问题，但如果万一搁浅，谁也修不了。　　
并不是没有公共交通系统，问题是不可靠。去省会城市会好一些，去偏远的地方，甚至无法预先做计划。从一处到另一处，运气好，隔天有车；运气差点，下星期有车；运气再差点，就得准备过冬。提起蒙古的冬天，多数人大概会不由自主的发抖。　　
于是除了自己骑摩托车，或者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乘坐公共汽车，对于大多数其他的游客，最好的选择，有时候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人拼团，雇一辆俄国吉普上路。　　
我到达乌兰巴托后，花了几天时间，拼凑了前往库苏古尔湖的四人团队。除了我们四个游客以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导游。司机名叫巴萨，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有二十多年的开车经验。导游名叫佐拉，是个十九岁的女孩，在乌兰巴托读大学三年级，美术设计专业。我们决定两天后出发。　　
听说库苏古尔湖之后，我准备独自去东北地区的达达勒苏木，蒙古朋友们建议，趁着这几天我在乌兰巴托，应当把访问边境地区的许可证办好。达达勒苏木距离俄国边界只有25公里，属于敏感地带。办理边境许可，要去位于军事博物馆旁边的蒙古国土保卫部。我在旅店墙上挂着的市区详图上查了一下，找到了军事博物馆的位置，应当是在东北方向十几分钟步行距离之内。　　
下午三点钟，我从和平大道开始，朝东北方向走，足足走了20分钟，还是找不见我认定的标志。显然是被误导了，旅店内的那张地图，不是按比例绘制的。好在我手中有个小纸条，求人写的蒙文“军事博物馆”几个字。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背着书包，看上去刚刚放学，从我旁边走过。我叫住他，把手中的纸条给他看。他对我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我跟他走。　　
“日本？”男孩儿用蒙语问我。我摇摇头：“是中国。”　　
男孩儿很缅腆，不再同我讲话，闷着头只管走路。我跟在他后面，走街串巷。又走了十几分钟，我开始怀疑这孩子到底知道不知道军事博物馆在哪。我又叫住他，表示我决定自己走，不跟他了。男孩儿急了，拉住我的胳膊，指着前面，口中说着蒙语，意思大概是就快要到了。我跟着他又继续走了10分钟，男孩儿停下，要来了我的纸条，指了指纸条上的蒙文，又指了指路对面的一座白色建筑物，那就是军事博物馆。然后，他朝我笑笑，转身朝来路走回去。　　
旅途上，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往往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随后几个星期在蒙古渡过的日子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每当心情沮丧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个闷头走路的男孩儿，于是就释然了。　　　　
　　　　3．天狼出世　　　　
“请你给我个明确的答案，”早餐时，我对包洛德说，“为什么自成吉思汗世界大征服以后，蒙古民族一路走下坡，再没有能振作起来？依你看，什么是第一位的原因？”　　
包洛德是地道的蒙古人，四十多岁，在乌兰巴托开一家旅店。他看上去很精干，据说能讲四国语言，历史知识丰富，是“孤星”旅游指南系列中推荐的人物。到达乌兰巴托以后，我在他的店里住了几天。　　
“佛教。佛教传入蒙古，毁掉了蒙古人的精神。”包洛德不假思索，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你再说说，”我接着问，“为什成吉思汗出生前，要知道那时候佛教并不居支配地位，蒙古民族也同样在下坡路上徘徊？”　　
包洛德可能觉得我在设圈套，说话有些没好气：“你说得不对。我问你，你可知道蒙古人的祖先是谁？”　　
“当然知道，是匈奴帝国，曾经强大，但也不过几百年时间。”我接着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你们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代称霸世界，是出于历史的必然，还是出于个人的作用？我想你懂我的意思，后者意味着历史的巧合，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你说呢？”　　
包洛德的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那就是两个因素都有。多数蒙古人都会这样回答，但没有充份的论据，这样的答案不能使人信服。　　
“你信仰什么？”返回我自己的房间前，我问他。　　
“萨满教。”他说。　　
“成吉思汗的信仰，是吧。”我说，“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也信萨满教？”　　
“你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包洛德不悦，“你先回去学点历史。萨满教在匈奴时期就有了，比成吉思汗早得多。成吉思汗之信仰萨满教，完全因为它是蒙古人的宗教。”　　
近年来，蒙元时期的历史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但深入探讨他们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却不容易。最令学者们头痛的，是缺乏文字上的记录。蒙古人很晚才开始使用文字，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崛起时代的碑文，但碑文本身并不是成形的文献。关于蒙古的早期历史，主要来源于中国汉文历史典籍中有关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如果没有这些汉语文献，蒙古的早期历史将会出现大块大块的空白，或许可能根本不存在。　　
关于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这一结论在历史学家中，基本没有异议。对于匈奴的文字描述，最早出自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　　
从远古开始，我国北方就生活着以游牧为生的许多少数民族，匈奴只是其中的一个。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悍的性格。他们互相之间的武力兼并，争抢牧场子女财富不间断的血腥战争，加上对中原汉族居住区的掠夺骚扰，一直是贯穿这个地区大部分历史的主题。　　
西汉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统一分散的部落，建立起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军事帝国，其疆域包括今天的蒙古全境。匈奴帝国军力的强盛，使得它以更高的频率，与当时中原的汉帝国发生争战。　　
匈奴发起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没有超出游牧民族的传统战争动机，那就是抢劫。长年争战中，中原地区一直处于被动守势。直到汉武帝时，历经多年倾全国之力，终于击败了匈奴，把他们赶到了大漠深处。431年，南北朝时期，匈奴短期中兴，青年贵族赫连勃勃建立了强盛的大夏国，定都统万城。赫连勃勃经年累月南征北讨，战功显赫，一时风光无限。但好景不长，他只活了45岁。赫连勃勃死后，大夏国旋被宿敌拓跋硅灭掉，匈奴作为一个整体，从此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　　
匈奴国虽然整体上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