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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名角——吴婉芝
　　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惹笑，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看人。——舞台楹联不知道现在知道和记住吴婉芝这个名字的人还有多少，如果她现在还健在，应该有74岁了。这篇吴婉芝的传记《上党名角——吴婉芝》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在&太行文学&连载完，有很多朋友问我，能否把全部杂志给他们一套，这我没办法。好在有网络，我就发到这里，让喜欢和欣赏吴婉芝的朋友再次随着她的脚步走入那曾经的岁月，……我与她相识是在1982年，同去忻州参加北路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贾桂林舞台生涯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我属于忙前跑后的勤杂人员，但我们竟说到了一块儿。她是属猴的，生于1932年。我们在一起尽管谈得很多，涉及面也广，但都是愉快的事，我很羡慕她：当一个演员多好啊，天南海北都能去，还能见到中央首长……。1986年上党戏调演一开始，我们又相遇了。她是评委，我呢？是负责资料工作，同住一个屋。尽管几年不见了，但没一会儿，我又被牢牢地吸到了她的身边。也许是上了年纪、容易怀旧的缘故，她的话匣一打开，竟倒出那么多的辛酸苦辣。我发现她竟有那样崎岖的经历，每每讲到悲伤之处，她的眼里就含有一种本人浅显的笔墨无法描述的神色，但没有泪。那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她都顶住了。她除了是个名震上党的表演艺术家，而且还是充满爱心且心灵手巧的妻子和母亲。丈夫和儿女们的衣服与鞋几乎全部出自她的双手，那凝聚千针万线的鞋底、祙底，不亚于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有蝴蝶纷飞，有花蕾初绽，特别是枕头上绣的花鸟更是令人叫绝。那随手剪出的窗花，风格粗犷朴实，真是干什么都是把好手。“心灵手巧”送与她可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真正坐下促膝相谈则在1987年，那时因为我在整理《山西省文化志·晋城市群众文化史料集》，里面需要很多的戏剧史料，就和吴婉芝接触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骑一辆吱吱作响的车子跑到她家，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去了，就见她在和院子里的邻居聊天，总是那么兴致勃勃的样子，脸上的笑容很灿烂。每每看到我进去，就会说，我相好来了，然后拍拍裤子后面的灰，和我往家走，看见我锁车子，就会说，你那车子不锁比锁了还安全，哈哈哈……在高平方言里，“相好”是朋友的意思。另外“我”、“这”、“那”的读音很怪,和原字发音差别很大,开始听到她说这几个字，就会抿嘴一笑。我发现高平话鼻音还很重，“n”音发不准，会把“粮票”读成“娘票”，每当她喊我名字时，我都不清楚喊的是“林”还是“宁”或者是“明”。吴的家不大，家俱也不新潮，可见她对家居的要求不是太高，只是卧室很舒适，床上铺的很厚。吴老师（大家都习惯这样叫她）衣着很朴素、头发在脑后随意一夹就出门了，从不刻意打扮，不知道她底细的人，只会认为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了。她属于长得很俏丽的那种，身材保持得很好。她的性格很爽朗，笑起来总是哈哈哈的，不像有的人会用手捂着嘴、顾做小女人姿态。她的眼睛总是很有神，每当谈到舞台，眼睛就会亮起来，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来上一段。我就是在她的家听到了《皮秀英打虎》里的无伴奏唱段的。岁月真是无情的手。不论你是否曾经美丽还是丑陋，也不管你有过多少荣耀和多么平淡，都会让你在岁月的消磨中把曾经浮躁的心归于平静，都会在你心上和身上刻下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她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两条粗粗的辫子，眼睛大而有神,表情很羞涩,但极为清纯，照现在年轻人的用语——很阳光而不做作。还有很多的剧照,尽管是黑白的，但仍然可以看到她风华正茂的英姿。看到那些照片，我始终无法把《三关排宴》（上党戏曲片）中的威严端庄、雍容华贵的肖银宗与眼前普普通通的她重叠，也无法把她年轻时的戏曲录音中的甜美唱段与现在沙哑的声音合在一起。厚重油彩的遮盖会让人更美丽，但素面演唱时，更能让演员的表情牵着你的思绪。每当讲到那些伤感的地方，她的眼光会暗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有的时候，谈着谈着，她会突然陷入沉思，眼睛会迷离起来，尽管面对着你，但眼神似乎会穿越你的身体，看到很远的过去。丝丝烟缕会在她的手里弯弯曲曲的自然升腾着。这个时候，我总是静静的打量着她，不轻易移动身体，也不发话询问，生怕打断她的思绪，任由时间在滴答中悠悠的走着，任由她在旧日的时光里漫游着。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盛烟灰的罐头瓶推到她拿烟的手下，让烟灰自己落入……她抽烟很厉害，把烟放在嘴上时，总是深深的吸一口，眼睛会眯起来，你会看到烟灰一下子多了一截。她习惯用大姆指、二三姆指共同负担烟的重量，而不像别的男同志，把烟夹在手指缝里，所以，她的三个手指都是黄黄的。吴婉芝的谈吐极为幽默，妙语连珠，听起她聊天南海北来，不亚于看一本好的小说。她的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语速极快，用高平方言诉说起来，很有意思。她的语言应该用“诙谐、幽默”来作定语了，时间会在谈笑中匆匆流走。客厅的茶几上总是放着一个玻璃罐头，里面放半截水，每当烟头扔进去时，都会发出“嗞”的一声，然后悄没声息。她说，我不喜欢烟灰。她的谈话一直继续着，记忆力特别好，一些陈年往事在她的叙述里都会动起来，说着说着，她会告诉我，这些只听不要记，清楚吗？嗯，我会立刻点点头，不记。她很少说到孩子，总是匆匆带过，但仍可以从只言片语中感到她对子女的那份牵挂。我一直觉得她有着一般女人所没有的忍耐力及刚强，柔弱的肩头扛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份量，也许这就是名人之累吧。她的艺术造诣是有目共睹的，是上党戏剧最著名的戏剧家。但人有在台上的风光，就有在幕后的寂寞，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就在她的叙述中与往日的灿烂人生连起来，串成了她完整的人生。我和她说过几次，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她也曾说，有许多人都着手给她整理，但都没有结果。我深知自己的文笔抬不到桌面，不敢揽活。我回去后有意识地回忆了她的讲述，发现不用别人铺排，仅她的叙述则可成文，但又没有十分把握。于是，我边回忆边写着，下面的文字就出来了，我起的作用只是将她乱七八糟的讲述理顺成章，加了一些合理修饰与连接词及标点符号。前一百页送去了，我等待着“结果”。几天后，我去了她家，她说这几天睡不着觉，吃安定也无济于事，头天看了一半就哭得看不下去了，如烟往事如放电影似地又到脑子里走了一遭，以后两天，边看边哭。我深知自己的文笔不会如此感人，只是触动了她某段伤心记忆神经，才引发了“黄河决口”。终于，她认可了。她说，很想印成铅字。但后来告诉我，一直没找到愿意出钱的，尽管现在看来就几千块钱，但在那时，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何况，她已经很久不演戏了。传记里，我用了第一人称来写，除了开头的话，后面的正文都是1987年写的，只字未改，……人大致分有三种，一种是什么情况下都宁折不弯，一种是什么情况下都是宁弯不折，大多数人属于中间的。能直则直，需弯则弯。尽管需要弯而直者，长折腰者不在少数。我觉得吴婉芝是属于前者，认准目标一直往前，这性格成就了她的演艺事业，执著使之攀登上了上党戏剧高峰；这性格也造就了其生活悲剧，而且很惨……我曾试着想过她的另一种活法：放弃她的爱人，选择另一个可以让她暂时过上安逸生活的人，那她会幸福吗？不过，如果她能选择别的人，那一定不是吴婉芝了。婉芝有婉芝的生活，是唯一的。现在就让我们随着婉芝的思绪，走进那已经流失的岁月，去感受那里的风吹雨淋，去触摸那些我们曾经熟悉和陌生的一草一木……一　动荡岁月站在高平城里，你就可以看到那座高高的山，这山之后有一个村庄，由于这个村正好在山凹里，故而起名为围城。我，就出生在这个村，那是一九三二年的冬天。围城村四周全是山，村民在山上种地，据说当时的日本人都不敢去围城，怕围住出不来。我的家就在围城村的村边上，离官道（那时称大路为官道）很近。我们住的院叫“南圪边”，住有十来户人家，都是吴姓。院里有几十棵树，不知为什么全部是榆树，每棵树的直径都有一尺多，每隔两米多有一棵。院里有两个碾子，村人每每碾米面都到我家院来。除外，院里还有两个用砖砌起来的柩子，我们高平有“人死后不能单独下葬”的风俗。有钱的人家就用砖砌一柩子，也叫高柩，把死人先寄放在院里，无钱户则在山坡上打个洞，把棺材塞进去，以备以后合葬。院外有一条直通村中的路，由青石铺成，一直延伸到很远，院后墙外有十多棵枣树，每年枣儿成熟时节，我得空就上树了，坐在树杈上吃饱了还要装满口袋才下来。当然，我并不限制自己的“活动天地”，小苹果、樱桃、枣儿等从青蛋蛋时我就“招呼”上了，直到树上什么也没有时才告一段落。每当吃了桑杏后，嘴皮牙齿全发青色儿。小时候，我因这些事挨打的次数太多了，都是由父亲的大手来发落。不过，这比起后来的打，只能是“小儿科”了。我家住着三间破堂房，属楼房式的。但由于没钱，楼板的位置被几根檩条占去了，上面常放一些黑枣及粮食等东西。家里有四个带五斗的五尺长的老柜，一张四边雕花且褐色核桃木的四方桌子，上面摆有香炉，贴有字画，最上面还有一纸匾，上面书写的字是我从记事起就没变化的字，可惜我不识字，到现在我也不知是哪几个字。家里有两个盘的炕，每个有六尺半长，炕边有半人高的横墙，放煤油灯及起屏风作用。我们这地方是全家住在一个房间里，所以就都有“屏风”。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炕上只有三条被子，兰底白花的蜡染布被面，炕上铺有一块白毡，枕头则是长条圆棍型的、两头绣有花鸟之类的图案，被子则叠成长条，齐齐地摆在靠墙处。其中，父亲一条，弟弟落喜一条……。我父亲是做生意的，在汉口跑买卖。他弟兄三个，叔伯弟兄排十，所以村人都叫他“老十”。其实，他的大名叫吴修武，但几乎没有人叫他的这个“官”名。我母亲叫何响当，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伤寒死了。她的名字也是我后来查家谱时才知道的。当时我太小了，记不得母亲的模样了，只记得母亲的右手食指只有半截，指甲长在指头的第二个节节上，脚上穿一双鞋底镶有木块的自制“高跟”布鞋。听村人说，母亲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那时的妇女的发型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当时风靡全高平。这种样式叫“攥芯子”（谐音），时髦极了。这种样式的头发梳起来很费事。首先将头顶的头发分三部分，正顶留下大约四指宽的一撮先甩到前边，其余的头发用头绳系住，然后翻上后脑勺，和头顶留下的那撮头发一块再系一下，再将系住的头发分四股辫起来，之后再将辫梢窝的里边，用簮子卡在后脑勺，这时全部工程才算完成。我母亲就梳着“攥芯子”。高平县和别的地方有一较大的不同之处：管爸爸叫“伯伯”（音），管妈妈叫“爸爸”（音），有时和外县人说话时，常常让别人听得莫名其妙，有的甚至浮想联翩。我是属猴的，一九三二年冬天出生，排行老四。大姐爱枝，比我大十岁，大哥吴栓喜，二哥小栓，我叫婉枝，弟弟落喜（双胞胎，送人一个），小弟晚喜。二哥小栓在他八岁那年死去。按高平的风俗，小孩子长到八岁死了就不能随便扔，要做一小棺材，塞到山洞里，等以后给找个“伴儿”合葬。到后来葬二哥时由于时间太久，入坟时就让找了一块砖。砖上写上名字代替入坟了。小弟晚喜很小就送人了。那时日本人在我们村见女人就抢，见男人就抓，见老人就要鸡吃，把村人吓得终日躲来躲去。不久，我们院里有十一人得了伤寒，陆陆续续都死去了，我母亲是最后一个。母亲一死，我父亲就回来了，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伯伯”。那一年，我刚满七岁。我父亲回来后，在大寺庄开了个杂货铺，带着晚喜和我住到了西阳，给晚喜找了个奶妈。奶妈的脚特别大，个子高高的，身体很粗壮。在西阳村我看了一生中的头一场戏。这场戏是“小山戏”。那会大户人家请戏，都以戏主名字起名。当时那家戏主叫小山，所以称之为“小山戏”。我背着弟弟，挤在台跟前看戏，戏名、剧情根本没有记住，只记得一个挂胡子的人（和庙里老爷的打扮一样），他过一会儿叫一声“奇胡兰担”（音），直到现在也不清楚这“奇胡兰担”有什么含意。整个戏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觉得好耍、热闹。唯一的感觉就是不用看弟弟就好了，那样哪也能钻进去，而背上背着弟弟，朝前头挤则很费劲了。九岁那年，年景很不好。地里有蝗虫，狼也成群结队地在村里出现，我们院里也经常有狼的脚印。院墙早已破败不堪，这里塌了，堆些土坯，那里缺口了，则又找些石头垒住，根本无力去重新修整围墙，整修墙壁几乎是用纸糊的，一推也许就会成为一堆土了，只能给人一种心里的安慰。破家尚可藏身，何况还有个院墙呢？离我们院不远，就有个扔死孩子沟，整夜狼嚎声不断，加之狼嚎叫时如婴儿啼哭，仿佛扔进沟内的孩子重又复生了，一声接一声，凄凄惨惨，令人毛骨悚然，瘆人极了。每每这时，我和弟弟都绻缩在炕角，两眼不敢眨一下，生怕那门会突然撞开，一个毛茸茸的头伸进来……。那里世道很乱，村人说，八路军是傍黑来，圪榄队（中央军）是半夜来，日本是中午来。每逢圪榄队和日本人来，村人背粮食挎包袱地跑个精光。这时父亲仍在外做生意，家中只有我和弟弟落喜两人，亲威们怕我姐弟俩人哭，不带我俩去藏。每每这时，满村灰天塌地的，人喊鸡飞狗叫皆无，静静地。日本人来时我们还不害怕，一是白天，二是我们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对他们没有威胁。如果是圪榄队进村，那可是吓得魂儿都含在嗓子眼儿里。“咚咚咚”一阵砸门，搜寻一阵则扬长而去，我和弟弟可就惨了。弟弟经常害病，小脸黄黄的，身子骨瘦瘦的，加上吃的东西没有保障，整日病歪歪地躺在床上。圪榄队一走，我在家中就可看到院门之外，天上星星依旧，院外一切依旧，只有我和病中的弟弟在偌大的院中“坚守”。站在地下看院门次数极少，大多数时是挤在炕角，连门都不敢去关，更不要说是院门了，耳边老是听到类似狼走动时声音，“踏、踏、踏”，一直熬到天亮，精神也许松了下来，眼皮搭在一起，等院里传来熟悉的人语，我头一歪，睡着了。狼也许怕圪榄队，不然为啥让我和弟弟活着？那是多么好的狩猎时机呀。没有各路军队来时，我和弟弟也不敢掉以轻心。天还亮着，太阳刚挨地边，我们已将门插好了，还将家中我们能抬得动的家什全堆在门口，将被子围在身上，坐在炕角，静等瞌睡的降临。天一亮，我则要出去要东西，供我和小弟吃。一天，父亲回来了，小弟弟晚喜这时已被父亲送人了，随着父亲进来的还有一个女人，大约有四十多岁，这女人后边还跟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这女人也梳着一个“攥芯子”，个子比我妈高，很排场，长得很端正，用我们高平话说，长得好人才。人们常用“你见过你妈拜天地吗？”来打趣，比喻不可能的事儿。但我的确看上我父亲拜天地的场面。说实话，农村很闭塞，各种娱乐活动很少，除了过年过节闹红火则一年平淡地过着。所以娶媳妇，嫁姑娘及东家打架西家吵嘴成了最佳娱乐节目，吸引众多的村人相看。但我小时候个子很小，人前挤不进去，人后则能看见人们的后背，常常被人群挤得叽哇乱叫，抛洒一掬热泪。这次，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点滴不漏。我和弟弟靠在供桌前，两手都插在袖筒里，像两个小可怜虫一样缩在那儿看着，父亲与那女人正拜、反拜，挺有意思。父亲那时很讲究，加之个子高，长相也好，穿什么衣服都看着顺眼。那天，他穿着一件深芝麻呢料的长袍，上着驼色缎子小马褂，胸前挂有一银链，拴着一块金壳怀表，外带一把极精制的小梳子。父亲的胡子常常很整齐，惯常的动作是时时用这小梳子梳胡子，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像如今的妇女常换发型一样。在他的上身左边，也就是我们挂纪念章的位置上挂了一串小饰物，有银耳勺，银牙签等等，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正经时髦呢！头上呢？还戴有一顶黑缎子瓜皮帽，显得精神极了。那女的相比之下要差点，仍梳一“攥芯子”，小脚上蹬一双黑色布鞋，穿一身蓝布衫。……一九四三年的夏天，路边到处可见饿死的人，尸臭冲天，令人呕吐。家家都无粮可充饥了。院里有一个本家姑姑每天去城里舍饭。后来，我也跟上去了。村子离县城有五里多路，每天一早，我就带上吃饭的家伙跟上大人们往城里走，来回十多里，全是自己走着，不走行吗？母亲在的话，也许会撒娇，但现在，谁又能为你扯出一点心来呢？然而，每每看到小孩子们在母亲跟前扭扭扯扯的，我还是很羡慕的。可我别说听母亲爱抚的话了，就是母亲的打也轮不上呀！也许是我从小就缺少受的缘故，我能干许多同龄孩子干不了的活儿。这舍饭点是日本人开的，设在城内关帝庙。每天人很多，像赶庙会一样。每天舍饭点要熬十几锅粥，见人头给一勺。但一勺刚刚有饱的感觉，为了吃到两勺，我每次都排两次队。这勺刚打上，就端着去后面排队了，边吃边走，到跟前也吃完了，就可以再来一勺。两勺吃完，肚子就饱了，我觉得吃饱了，就可以不吃家里的粮食，省下来的可以让弟弟吃饱，这样过了大约有半个月，舍饭点关闭了。这时，父亲和后老婆关系不好了。后来听邻居说，父亲和对门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好上了。这也许是真的，不然父亲不会常常打骂这后老婆。有一次，我听他骂那老婆什么“让前房女儿去讨饭”等等，这怎么能连上呢？不是她让我去的，而是我自己要去的。不久，那后老婆带来的小孩子病死了。有天下午，那后老婆在屋里一直哭，一会儿拿袖口擦擦眼泪，一会儿又擤擤鼻涕，父亲则上到假楼上估捣着什么。不一会儿，从上面扔下个红本本，一折一折的，跟戏里演的奏章一样，上面写有许多字，拉开有一尺多长，四指宽，那女人捡起来揣到怀里，哭声更悲伤了，扭头将一个包袱拿上，边哭边走出门去。从此，她再也没有到家来。听门口邻居们说，那女人第三天就被狼吃了。后来院里人说，那女人是被父亲休掉的。那红本本是休书。这离婚效率上哪儿找去？如今法院调解、居委会周旋，谴责这个的作法，奉劝那个应该如何，可父亲的婚事竟自个作主了。在那个时候，妇女们真是如同男人身上的一件衣服，想穿则穿，不穿就可脱掉。婚姻自由，不过是对男人们而言的。那女人走后，我和弟弟又开始早早关门，门板前堆满我们能抬动的家什。父亲此时虽已不经商了，白天上地干活，但晚上很少回家。有一天晚上，父亲正好在家睡觉。平时父亲极少回家，在家住就更少了。这天睡觉我们没有往门前堆家什，睡得也很晚，和院里的小孩子玩够了才进家门。这天心里踏实，因为父亲在身边。我和弟弟之间的话也有了，彼此还会心地笑笑，往日大眼瞪小眼的情景没有了，全因为父亲在身边。月儿开始偏了，透过木格式的窗棱泄了进去，把家中的一切都模糊地显了出来，家里很寂静，但没有往日的萧条感，往日害怕想睡睡不实，今日心静想睡但脑子清醒，无论如何睡不着，真难熬。慢慢地，困劲儿击倒了我。“咚、咚、咚”一阵急促的砸门声突然把我从梦中惊醒，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门被砸得吱嘎吱嘎响起来，一声重似一声，父亲不下去开门，却一直催我去开门，我吓得只往炕角缩，心在“扑、扑”地跳着。门好像要裂开似的，一种劈柴时才发出的声音不断传来，门就要裂了。父亲仍不动，只是坐起来，用被子裹住了身子，两眼直瞪着门。门外的人似乎失去了耐心，砸门声密集起来，破旧的门无法抵御这阵阵的打击，发出哀鸣之声，就要散架了。父亲仍不起身，一伸手将我推下床去，指指门，不可抗拒的手势驱使着我朝门边挪去。我颤惊惊地、两脚竟蹭到了门边，小手哆嗦哆嗦地去拉门闩。也许砸的用力把门撑得太紧，门闩无论如何也不肯动一下，我竭尽全力，仍纹丝不动。也许砸累了，我正拉着门闩用力，突然门外无人敲打了，门顺利地打开了。一下子拥进来几个人，我被撞到一边。月儿不知什么时候躲进云后，屋黑呼呼的，从外边进来的是什么也看不清的，但那几个人进来直奔父亲，揪起父亲就三下两下地绑走了。门大开着，一任外面的一切涌进家来，外面的一切又都恢复为每天每夜都有的那样，虫鸣、蛙叫、狼嚎……，院里的吴姓家族男男女女一定都吵醒了，但无人出来问问或关照一下我们姐弟，整个黑夜似乎只有我俩，心里只有恐惧，只有孤独。门始终没有关，尽管太应该关了，但谁也不敢下炕。伯伯，你到底怎么了？天终于亮了，我和弟弟绻曲在炕角睡着了。父亲在与不在一个样，甚至更糟。第二早晨，父亲被冯庄的人送了回来，他的衣服被打烂了，一条一条地拖着，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的，稍微动一下就呲呀咧嘴地痛苦万般。据知情人讲，是被国民党的兵抓到冯庄村公所的，狠打了一顿，罪名是不该关大门。当时不许家家户户关大门，怕窝藏部队等等，但我们那院墙经常有塌毁的地方，许多人进院都不通过大门，这关不关有何意义呢？想找茬了，鸡蛋里也能挑骨头。不知父亲碍着谁了，村里有好心的人猜测着。人们问他，他总摇头。有人说，父亲心里明白如镜，只是没法说罢了。从这以后，我家更穷了，父亲身上金怀表、银链子、银耳勺等小饰物逐渐地换了主，于是父亲起了卖我的念头，先后卖过两次，都被我大伯伯拦住了，才使我这吴姓没有改了。又过了一年，高平解放了。这是一九四四年吧。二　小小戏迷高平的戏班很多，名角也多，名震三府的戏班有万亿班、三乐意、常乐意、永顺班等。清朝末年，高平苏庄的“永顺班”名声最大。据《高平县志》记载，该班被公认为“上八班”（上等戏）。当时，周围县凡遇大的庙会和祭祀活动，都以能聘得永顺班来演出为满意。上党梆子著名演员郭金顺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岁时，随其父进该班学艺，就拜了上党名角赵清海为师。另一个班叫“三乐意”，这个班名震潞安府八县，泽州府五县，群众中流传有“东宅三乐意，看了出火气”，“宁可一天不吃饭，舍不得误了一场戏”。一九三O年腊月初八，郭金顺（时年十五岁），在《挂龙灯》中饰赵匡胤，从此一鸣惊人，获“小红生”称号，当晚郭拜师入“三乐意”。此后，“三乐意”名声大振，各路名角不断加入，戏目也越来越丰富了。后来出名的戏班叫“万亿班”，在五府八县有较大的名声。主要名角有郭金顺、徐贵生、廉明昌、申银洞等。这么多的好演员，也就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观众——戏迷，我就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唱戏的大都在草台或庙院舞台上演出，观众都是站着看戏。戏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台上的演员嗓子要超过台下的吵闹声才行。舞台上照明是用麻油老灯，比较昏暗，观众只能看个大轮廓，稍站远点，演员的鼻子，眼睛、嘴巴就看不清了，但观众听音辩人的能力很强，台上演员出来唱头一句，台下就有人知道了，而且很准。戏场周围遍布各类摊点，有固定的、有流动的，声音各异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无形中与台上的演员较量起来。如果台上的压不住四周的叫卖声，戏就唱凉了，砸场了。那时唱戏的好唱对台戏，有时三、四台对唱。凡对台唱者，班社都是实力基本相当。谁家的戏夺了魁首，不但赢了戏价，对戏班的名望，日后的戏价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争夺观众就成了关键。尤其是有的对台戏是名符其实的面对面演出，两台之间不过数百米，台下的观众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谁家的戏台下观众多，谁家就赢了戏。这种场合不仅亮演员，而且要亮行头，亮拿手剧目。一九四三年，万亿班赴长治七月初一大会，会上五台戏对唱，万亿班艺压群芳，从此红遍五府八县。高平人不但喜欢看戏，而且人人会唱、爱唱，田间地头，闲时忙时都是唱。解放那年，我刚十二岁，特别喜欢看戏，场场不误。村里成立了一个剧团，全唱的是秧歌，演员都是我们村里的十八、九的大姑娘，小伙子。当时我哥及本家一个嫂嫂都在剧团唱戏。这本家嫂嫂是剧团的台柱子，人长得相当漂亮，每个戏里都有她的角色，有很多人不是看戏，而是专为看她而天天早早地坐在台前。剧团当时演出的剧目有《王和尚卖妻》、《打春桃》、《懒汉转变》等几出戏，光《王和尚卖妻》就有好几本。刚解放时，一切都还没有完全就序，演出时的条件差到极点，艺术水平则更不上了。台子很小，只有两张席子那么大的地方，中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两边各放一把椅子，上面吊一麻油老灯。演员则各穿各的衣服，打打灰、抻抻拽拽就上场了。脸上什么也不涂抹，被麻油老灯一照，说不清什么色儿，别提多难看。再说唱戏，台上没有任何伴奏乐器，演员木木地走到台前，唱上几段秧歌，或站或坐或走，没有一点表演成份。就这，每逢演出，台上台下人挤人。那时我虽小，但戏瘾却不小。排戏时有我，看戏时我也在，绝对的优秀观众。父亲见我看戏就打，而且朝死里打，有一次把铁锹把儿都打断了。为了限制我去看戏，父亲每天让我纺四两棉花。天！我才十二岁，那是整整一天不歇手也完不成的活啊！我那时很贪玩，调皮的厉害，纺一会儿棉花就跑出去玩一会儿，或着爬到假楼上拿软枣吃，用以充饥。父亲每天只给我和弟弟准备一点吃的，根本不够，而他每天去对门那家吃饭。为了这四两棉花，我真是吃尽了苦头，挨了数不清的打，每天就在纺棉花、玩、挨打三重奏中度日。村里的姑娘小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兴了结拜风，我的小姐妹不少，当然也不例外。我大哥结拜了八大弟兄，我呢，加入四姐妹中。尽管家庭困难、伙食差，但我的个头则一下子长高了，四姐妹中我最高，排行老大，随介排老二、法女是老三、东莲个子最矮，排在第四位。东莲的父亲是八路军的村长，随介的父亲是剧团的团长，她们家中没有限制她们看戏或玩，而法女有母亲疼她，只有我每天得纺棉花，何况父亲一出门就把院门上了锁子。尽管院墙仍是用土坯或石头填在塌缺处，而且一推就倒，但我仍不敢造次，父亲的拳头时刻在眼前晃动着呢！我们既然是姐妹，一定会常在一起玩了。她们常常翻墙到我们院里玩，帮我纺棉花。但大多时候是到东莲家玩。先用砖在院墙边垒一台阶，把纺车搬到墙头，那边有东莲她们接下去，然后我再翻过去，到她家后，替换着玩。人闲车不闲，边玩边干边唱。戏里有什么我们就唱什么，而且学得很像，很有韵味，有时还洋洋得意，认为剧团人唱的也不过如此，有的唱段还不如我们唱得好呢。不久，村里的剧团垮台了。随后，东莲、法女、随介三人都进了剧团，只有我不敢和父亲说，实在被他打怕了。但不久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有一天，我和大哥在门口站着，对门那女的不知何故瞅了我一眼，后来不知是我的结拜姐妹还是我大哥的八大弟兄告了她，总之是村里人把对门那女的抓了起来，妇女主任还打了她，并让我和弟弟去诉苦。对门那女的长得很漂亮，脸面白净净的，五官分布得很均称，个子高高的、细细的、小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她穿戴很整洁，同样布料和样式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就格外地顺眼，与村中大部分不注意修饰、整天蓬头垢面的婆娘们比起来风光多了，走路如同风摆柳似的。每每她走过去，总有些婆娘在后边点点戳戳，名声不太好已有好久了。但我很小，又没有与她说过话，一连四天，我诉苦的对象成了父亲，全部讲的是他如何打我，原因是什么，打到何种程度，家中因此缺少了哪些家伙等等，苦水吐尽，也没有和对门那女的接起来。不知怎的，有人将父亲的虐待与她的关系联上了，于是又锣鼓重敲。她交待，我们两家是儿女亲家，已经定好了，让我嫁给她儿子，我弟弟娶她的女儿，父亲和她合过等等。这么一说，众人泄气了，管了半天是一家人的内部事。这时，剧团提了一个条件，“让婉芝到剧团，不许打骂，回家迟了也不许打骂”等，他同意了。当下，就放她回家了。从此，我来到了剧团，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对门的未过门的媳妇。三　我唱红了我唱的第一出戏叫《懒汉转变》。在戏里扮演懒汉的女儿。这出戏描写一个整天抽大烟睡懒觉的懒汉如何在女儿的劝导下转变的故事。那年我十四岁，不知为什么，我头一次上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毫不怯场地放开了嗓子唱了起来，竟一下子唱红了。我的嗓子很亮，不知什么时候起，村剧团的人只在齐唱时和我一块唱，单独唱时则不敢和我一块唱了。我演完懒汉女儿后来到台下，又有七个小女孩上台唱新歌，之后的压轴戏是我本家嫂嫂演《王和尚卖妻》。她的名字叫凤英，嗓子圆润，咬字清楚，拥有大量的观众，我真羡慕她。什么时候我也能唱这么好就好了。这时，村里斗地主、分田地运动开始了。在区上工作的高平息墙村人王连生（文革前曾任晋东南电影公司书记）到我们村搞土改。他是个文人，肚里的墨水可多了，《王和尚卖妻》就是他写的。他把发生在他们村的一件真人真事通过戏剧形式表现了出来，当时反响特别大，虽然其内容在现在看来真是微不足道的，文学及演出技巧都谈不到，但那时几乎人人都会唱几段，可说是老少能唱，妇嬬皆知。当时人人会唱《王和尚卖妻》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其内容是发生在群众之中的，每个村都有人可能对号入座，容易接受。二是曲调的缘故，这时的戏都是用高平秧歌来演唱，而其具备委婉动听，通俗易懂、格律又不太严格的特点，十分便于表现现代生活。这也是我们的戏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吧，每天忙于演戏，尽管就这么几出戏来回演着，但群众还是每场必到，从未冷过场。高平秧歌也叫州腔秧歌，州五秧歌，泽州秧歌，又因它不配管弦，只用锣鼓伴奏，梆板击节，故又称“干板秧歌”、是形成于高平县东南乡，流行于旧泽州府所属的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境内的一个小型剧种。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版的《高平县志》就记载有知县龙汝霖提出的“十劝”、“二十禁”里，有“禁止演唱秧歌”一项，可见，那时秧歌已经很盛行了。高平秧歌剧目大约有二百多个，大都是生活故事，开口就唱，不用丝弦管簧伴奏，一唱到底，全剧不加对白，歌唱不只用来叙述抒情，人物间的对话，抬手动足都伴之以说明性的唱词；它是以生动、活泼、风趣、形象、口语化取胜，构成了这一剧种显著的艺术特色。可惜高平秧歌没有专业剧团，表演艺术提高不快，没有出现过有名望的演员。一九四七年二月，在父亲的逼迫下，我和对门那女的家的二儿子结婚了。他比我大八岁。从此，我那欢乐调皮的一切举动消失了，以媳妇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那年我刚进入十五岁。那天天很冷，风嗖嗖的吹，我穿着一身红粗布衣服，坐在一辆老牛车上，车轮吱吱地响着，牛车在慢慢地往前移动着，在村里转了好几圈，车上的我与车下的村人哭成了一团，我悲叹我的不幸，他们同情我的遭遇，然而，父母之命，谁又愿担这干系呢？我真希望这牛车永远也挪不到他家……拜天地了，我的腿直直的，说什么也不下跪瞌头，谁也劝不动我，最后还是剧团里的一个人硬把我的腿按倒，拜了一下。高平闹洞房的习俗是很怕人的。头天晚上闹洞房的地点在一间无任何摆设的房内，炕上无被褥枕头，只有一光板席子，屋内一家人，窗外还挤得满满的。窗户纸都要扯得干干净净，以求得最佳观看效果。我一直踡缩在炕角，眼泪直说往下滴嗒，闹洞房笑时有人看，哭也同样拥有观众。他只是傻呼呼地陪着笑脸，应付着一幕幕令人难堪的场面，我如同木头人一样，毫无知觉地被人搬来倒去，推来拉去。就我这满脸泪痕，不合作的新娘，也使闹洞房的人直到天明才离开。直是个度时如年的夜晚啊！天终于亮了。这天是他当兵的日子，即刻到了动身的时候了，不知他的心情如何，依依惜别之情在我们之间没有出现。我木木的站在一边，听着婆婆与儿子之间的交谈，好像他不是我的丈夫，而是一个从不认识，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偶来问路一样。他终于走了。这一走，我们多年没有见上一面。不久，王连生就把万亿班带到了围城，住在一个富农家，这时的万亿班已不唱旧戏了，全部演现代戏，万亿班刚刚废除了掌班制，原掌班叫焦朝仁，有五六十人，班里有郭金顺、徐贵生、刘卫祥、曹怀胜、康春富、张鸣广等名角，万亿班也改名为朝阳剧团。朝阳剧团除演高平秧歌外，还演太谷秧歌、剧目也是《打春桃》、《王春花转变》等现代戏。每当空闲时，我就去看，一来二去就会了，并将之搬到村剧团，演出时也仿照朝阳剧团加上了丝弦伴奏，当然还差得远。村剧团不仅在本村演，而且到城里，河西、北城等较远的乡镇演出，最远的曾到过沁水县的小柿庄。本家嫂嫂凤英和我一块儿演王和尚的女儿，每天演三场，一替一场。这时的演出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加进了一些表演动作，尽管很笨拙，但这毕竟也是从我们开始的呀！我演的最红的秧歌剧叫《姐弟逃难》，也是使我名声大震的一个剧。这也是王连生写的，剧中写了组弟俩从敌占区跑到解放区的一段故事。王连生将《白蛇传》中“断桥”一折中的表演身段用到剧中，效果极好。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当时很盛行。我在剧中演姐姐，东莲扮弟弟。姐姐带着弟弟到了解放区后心情十分舒畅，王连生在这儿写了大段唱词，足有三十多句，要一气唱完。我刚唱完，台下突然扔上来许多东西，“扑、扑”落了一台，仔细一看，原来都是火烧（烧饼）。高平当时的风气很怪，不像别的地方是鼓掌喝彩，在这儿唱好了往台上扔烧饼（当时最好的吃的），唱坏了往台上扔西瓜皮等脏物。我的演唱又一次被热心的观众所认可了，心里的喜悦无法表述，只觉得兴奋、满足，感觉心跳也加快了许多。做为一个演员，观众的爱戴和拥护就是对她的最高奖赏和荣誉，当然，这一点是我以后才逐步体会到的。我渴望着更广阔的舞台。四　正式演员朝阳剧团的团长叫张仁义，王连生则担任了指导员职务。他们这个团影响大，名角多，演技好，我们村剧团的人常常跟在他们后面，看排戏，瞧演戏，还跟着他们去别的地方看戏。有一次，沁源绿茵剧团到王瀑给伤残军人演戏，当时称为“劳军”。绿菌剧团当时的名声很响，而且听说剧团的人都穿二尺半长的军装，可威风了。所以一听说他们要来，就跟在朝阳剧团的后面，步行十多里路赶到了台下。那时心劲儿可大了。绿茵剧团演出的剧目有《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赤叶河》，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这一类戏。戏没开演时，我钻到后台看了看，把我羡慕晕了。剧团的人不分男女，个个穿着身长二尺半的灰衣服、腰扎宽皮带、带灰色帽，腿上还打着裹腿，和真正的军人一样。不仅穿戴精干整齐，而且演员的长相都很漂亮，不像我们村剧团的高高矮矮，胖瘦不均。这都是次要的，他们的演出效果才叫好哩。演员脸上画着粉妆，眉眼特别清楚，显得齿白唇红，脸蛋上的胭脂红红的，在麻油灯下显得格外漂亮。她们演出时都穿着专门的演出服装，表演动作也很多，面部表情随着剧情发展很传神，和我们的素面登台、穿着自己的衣服、表情木木的在台上干唱简直无法相比。《白毛女》演到后边时，台上台下都激愤起来，观众哭成一团，当兵的则拿圪揽（木棒）抓土块要上台打黄世仁（地主）。一部分人则卖命保护演员，叫喊声、口号声及小孩被挤的哭叫声连成一片。我在台下也哭成了泪人。我感到，自己的演技差远了。天外有天。四七年的秋天，朝阳剧团散了，走了三十多人，好把式曹怀胜（唱武生）、刘卫祥（演旦角）等都被旧掌班焦朝仁带走了。阳历九月十七，区政府通知围城剧团（我们村的剧团）去二区演一场。父亲知道后，急忙把我送到我姐爱枝家。姐姐家离围城一里多路。我的结拜姐妹偷偷跑去告诉我说，万亿班也就是朝阳剧团在大寺庄演出，我们村剧团和他们同台演出。我一听就急了，后来才想出了这个主意：从村里到大寺庄的官道有一岔道，我提前在岔道口等，等车（马车）过来后再挤上一块去。终于去成了。到了大寺庄已经下午了，万亿班的戏正演到红火处，区里人安排我和东莲演《姐弟逃难》，这次演出又大获成功，台下一直一片叫好声。这戏只有一个多小时，很快就演完了。接着吃饭，吃的是面条。事顺了什么都行，那天普普通通的面条硬是让我体会出香的感觉来。刚放下碗，区上人叫我去化妆。化妆，化妆是干什么，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到跟前一看，原来就是往脸上涂粉抹红。嘿，你别看这是简单的画了一下，抹了些胭脂，嘴唇上涂了点红颜色，竟让我们比平时漂亮了许多，当时的感觉好极了，对着镜子前照后看的，一会儿咧咧嘴，一会儿顾影自盼，特别兴奋。在我印象中，那天的感觉最新奇，也是唱得最卖力的一次。接着上台演了《光荣花》，张仁义饰哥哥，我唱嫂嫂，东莲扮妹妹。《光荣花》写的是哥哥要去当兵，嫂嫂拉后腿，妹妹劝嫂嫂支持丈夫参军的故事。用太谷秧歌形式演的，结果也很成功，下台后，我和东莲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说这是“嫂嫂”，那是“妹妹”，赞扬的话不绝于耳。朝阳剧团因焦朝仁带走了尖子演员，许多戏无法演，就让我和东莲去补了两个角色。以前，上党梆子剧种没有女演员，剧团里的旦角通常是由扮相特别好的男同志来演，走路坐姿坐态都是拿捏着，演旦角的男演员身后经常追逐着一帮姑娘、小媳妇。一般演旦角的男演员都长得很漂亮，有的长相需要用俊美来形容，如果当红的旦角不出场，戏单上没有他的名字，那现场就会冷冷清清，很伤别的演员的自尊。演员这个职业很有意思，个性属张扬型的，需要观众捧着。观众越多，反应越热烈，演员演出时越卖力，恨不得把浑身解数都亮出来，如果台下稀稀拉拉，仅有的还在下边互拉家常，那就对不起了，脸上的表情呆滞，只恨过门太长，戏词太多了。每当俊美旦角上来，姑娘、小媳妇的眼睛就直盯着他的一招一式、一笑一颦，都会在她们心里荡起层层涟漪。朝阳剧团（万亿班）也一样，没有女演员，但由于旦角演员流失，很多戏都无法正常演出，我和东莲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个空档。尽管演的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对观众来说则是十分新鲜的。我们出台走路、表演和唱念都能引起台下的一片笑声。我也许生来就是为演戏的，台下不论哄笑成什么样，我都毫不怯场，一招一式（当然，那时的招式少得可怜）都要演下来。一场戏下来，观众竟习惯了我们的出台。我俩是高平上党梆子演员中最早一批女演员。大寺庄那几天正好是庙会，我和东莲下了这场上那场，一天之中光《姐弟逃难》能演五六回。吃过夜饭，我们太累了，倒身就睡着了。第二天清早，村里人都找不见了，就剩下东莲、一个老头、一个老婆和我四人。接着吃早饭，糊里糊涂的跟上朝阳剧团上路了。从此，我成了朝阳剧团的演员。五　“香香”　“喜儿”尽管我唱红了，但那都是小打小闹，正而八经地演上党戏，则需要从头学起，一招一式，都有特别要求。光表演程式就有整装类、行进类、上下场类、杀战类、台步　类、跟头类等六大类。而整装有打场、正三把、反三把、整头、拂袖、束带之分。其中打场是武将出征前亮甲，整装束带的表演。不同行当均有不同变化或招式不同，或姿势各异。基本路子是上场后在桌角亮相，斜插下场口台柱，返回亮相，半圆型上前三步推开。生角、花脸整装束带外表演踢三脚，小旦是摇翎三匝剑，毛二花脸和三花脸要加跳步，小蹦子、小飞脚等零碎。在姿势上、主要是手的位置不同。小旦平乳，拇指屈回、四指并拢伸直，以显其潇洒；花脸过头，五指叉开，掌心向上，以显其威武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好在各有的程式。我一进剧团，先学了《小放牛》的调儿，团里准备让我上《王贵与李香香》中香香这角色，原来演李香的是团里的总务股股长田风吉扮演的。第一个台口仍是田风吉演。我在台下看，记动作和表演程序，唱词是早就听会的，第三个台口，就让我上台了。那天上台前，我脸上施有一层淡淡白粉，嘴上涂了些红颜色，描了一下眉，算是淡装吧。演出效果极好，以后观众都叫我“香香”了。五个台口后，剧团就进城了。进城前，团里还演出了一个名叫《招待所》的戏，我和东莲在里边扮了两个群众。刚入冬，我婆婆和父亲去城里寻找我了。为了躲他们，我藏在郭金顺、田凤吉的家中（他们住在城里），唱完戏后就有人把我接走了，一直没有和他们碰面。天逐渐地冷了，寒风把尘土吹的到处飞，树上的叶子也纷纷落下，在地上铺了一层，给人一种干冷干冷的感觉。那时没钱，穿得很少，风一吹就会有冷气直灌在里面。这时，剧团在城里找了个会馆排戏，以迎接专署（在晋城）的汇演，这次准备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两个戏。我演李香香和《白毛女》中后三场的喜儿，东莲演前边的喜儿。由于我出来久了，没有御寒的衣服，剧团给我和东莲领了灰军装，我们除了演出，整天是这么一身，觉得自己气派多了。我一直就没有被子，走到哪儿借到哪儿，反正是不敢回家。戏排好后，剧团去王瀑唱了一回（劳军）。当时张仁义演穆仁智，郭金顺饰黄世仁，演到激情之处，台下观众动了真情，真打了起来，接着又把本村的地主拉到台上斗了一顿。在这里演出两场后，我们就到晋城参加汇演了。这时已是一九四七年的年底了。会场上写有《太岳专署现代戏会演》的大幅红纸标语，旁边还贴有许多标语口号。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台子用蓝布搭上，演出时的布景也因陋就简，如有假山、则用椅子的方法加高，最后上面搭块灰布；需要花做陪衬时，则去野地里采几把放在台上，……这时照明条件大大改观，明晃晃的汽灯代替了麻油老灯。参加汇演的剧团有多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晋城鸣风剧团、我们团，还有陵川的一个剧团。这次演出，我获得一个奖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后来的获奖很多，但都没这次印象深。汇演结束了，我仍不敢回家，团里要放假，我怎么办呢？心里说不清有多难过。东莲他们都高高兴兴地走了，我该去哪儿过这个年呢？这时区上派人将我送回家，临走时还带了三十万块钱（相当于解放后的三十元）。一路上，我的心很不安，父亲会怎样对待我呢？打我？骂我？还是根本不让我跨进家门？越走进村口，我的步子越慢，不知为什么，希望这路再长些，一幅幅幻想中的父亲面孔在我眼前闪来闪去，不是恶狠狠的面孔就是破口大骂的凶样，没有一幅面孔能令我跨进门去……。然而，家总有走到的时候。我磨磨蹭蹭地在区上那个人进去一会儿后才跨进门，父亲，我的父亲竟笑咪咪地看看我，这是真的吗？我揉揉眼，千真万确在笑，他没有训斥我，真的，我扭头看了看区上那人，他也在笑着。隔一会儿，我看见父亲走到区上那人跟前说：“银钱上了万，花钱不打算，我闺女挣三十万，可不简单啊！”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手上捏着钱，钱可真管用啊！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还雇上人给我做了鞋，做了一身衣服，上衣是蓝花花的，扣子是盘的花袢，可漂亮了。在家那段时间，我经常会把新衣服穿上，在镜子里照着，觉得自己漂亮了很多，加上自己身材不错，使普通的兰花花衣服也格外地好看起来，但不出门的时候，总是把衣服叠好，放在枕边，每天看看，舍不得穿，那时的布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容易就破了，颜色掉的也很厉害，洗几次就会显得很旧。春天出来时，父亲给我做了一条蓝底白花布的被子，冬莲带了一条褥子，睡觉时我们一头一个打通腿，枕的是砖头。有的村在地上铺个席子，有的村只给抱捆草，条件可艰苦了。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到村边喊嗓练功，天天不断，自觉功底日渐扎实。在四八年这一年里，剧团除演《赤叶河》、《刘胡兰》、《王秀莺》、《罗汉钱》、《王贵与李香香》等现代戏外，也演旧戏。郭金顺师父等人演《挂龙灯》、《东门会》、《三岔口》、《寄女杀家》、《雁门关》、《过江杀督》、《黄鹤楼》、《七郎八虎闯幽州》、《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王佐断臂》等等表现古代英雄的英雄戏，常常是白天演旧戏，晚上演新戏。东莲的嗓子特别好听，甜润优美，她演的《赤叶河》、《刘湖兰》《白毛女》深受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她演的喜儿真切感人，在观众中影响较大，“喜儿”代替了她的名字。“香香”、“喜儿”就这么叫出来。四八年是演新戏的顶峰，动作也加多了，服装道具都有较多的改观，但到年底，看现代戏观众少了。以前，光新戏组台观众就很欢迎，此时，则需以旧戏为主，新戏点缀其间了。六　拜师学艺那时我的脑子特别好，一个台口下来就能学会一个戏，加之天天看，日日唱，在不知不觉中竟把上党梆子的调调都学会了。当时剧团里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学什么都凭脑子记，有专人教谱和戏词，而且也不是现在的“1、2、3、4、5、6、7、i”的简谱，而是“上尺工上乙合反六工民”等旧乐谱，看着就头疼！自打焦朝仁带人走后，剧团的旦角一直补不上，后来看我和东莲还能唱几句，有人就建议说，她俩能唱新戏，还唱不了旧戏？让她们上台吧！这一来，我就有了正式的师父了。我师父叫廉明昌，当时五十岁了，长相英俊、举止大方、个子高高的、皮肤特别白，穿戴十分讲究，平时身着黑色对襟衣服，里边衬一件月白衬衣，脚穿一双黑色圆口鞋，干干净净，别提多精神了。当时剧团的人抽大烟，逛窑子的风气很重，但唯有我师父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作风正派，加之他底功扎实、做功好，在剧团的威信相当高。师父一共带了七个徒弟：大徒弟叫王红海，老旦，当时是团里的指导员；老二廉德胜，小生和三花脸；老三，小明昌，武生、二花脸；我是老四，学小旦；老五，刘保锁，二花脸；老六没有成才；老七，王桂兰，小生。东莲的师父是大贵生，学小生戏，后来因个子低改了花旦。头一个台子演《打金枝》，这是一出二簧戏。师父没有文化，我也没有上过学，师父教一句，我唱一句，回去休息时，就使劲背，那时年轻，记什么都特别快，有很多出戏到现在一些唱段稍微一回忆，仍旧可以整段整段的唱下来。记住了就让我上台了。师父藏在台上的桌子下面给我提词，好在旧戏也没有什么动作，竟顺利了唱了下来。第二出戏是《雁门关》，这是上党梆子戏，我在里边演梨花公主，师父仍就提前趴在台上桌下，一边提词一边指点我的位置。不知为什么，师父突然少念了几句，戏一下子就接不下来了，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师父在台上急得出了一身汗，但也无济于事，总不能从桌子下钻出来指点吧。这时，我想都没想，伸手瞎胡比划了几下，嘴里叽哩咕噜了几句，就缓步下场了。亏是当时科技不发达，没有什么扩音录像设备，也多亏台下的观众只是听个大概，不然的话，台上的西瓜皮一定大丰收了。下场后，剧团的人围上来好多，问长问短，从此，师父们就叫我“老谄”、“老谄”的，说我开戏。我的第三出戏是《青峰山》，这个戏是说民女严玉莲为找自己丈夫，女扮男装独自一人历经千辛万苦的故事。我饰严玉莲，反串小生，一下子又唱红了。从五O年起，剧团开始正式给我排戏，有了角单（剧本），不再是口传了。王连生这时又给我排了《白蛇传》里的白蛇、《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卧游山》的小女等角色。这时，我开始拿盘緾，每次十五元。头一次给我时，因公家不让拿，所以我交了团部，而当时拿钱的还有郭金顺和大贵生，我这一交，把他们给亮了出来。演开旧戏后，父亲就跟上剧团东奔西跑，兼卖票把门。我当时已挣开份钱，郭金顺七份、我三份、我师父廉明昌也挣三份，份钱之外另有盘緾，每次发钱都由父亲保管。在剧团演戏赶台口是很辛苦的，名角们都有牲口，赶台口时坐上走，省时又省力。我和东莲花了几担米也各买了一头毛驴，每天赶戏时骑上，平时有人牵，有人喂。由于唱红了，我上戏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到一地就开始连轴转了，夜场要唱到天明，到前半晌又得唱，下午接着唱。有的村民特别难緾，非让我唱到底，一天唱十多个小时，真是太疲劳了，一下场倒头就能睡着。为了应付那种场面，师父们就劝我吃一“葛桃”（音：即大烟），吃了后，一晚上精神很好，一场戏下来仍不觉累，但劲儿一过，疲乏到极点。时间久了，我常常在后半夜演出中，和琴师说好，抽空就隔一段戏，前后台都很默契，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心领神会，配合得天衣无缝。其实，这时观众也配合的不错，一个个睡眼昏昏，哈气连天，只是身子没动而已，哪能记住台上唱到哪儿或唱过哪儿了呢？我就是从这里接触大烟的，好在没有瘾，只能算是一个应急措施吧。河南的一个豫剧团在高平演了大约一个月戏，却使我荫生了改革上党戏服饰的念头。这团当时演了《洛阳桥》、《刀劈杨反》等剧目，效果极佳，可以说是轰动全县，言必谈豫剧，赞誉之词不绝于耳。服装好、头饰美为之增色不好，而且演员穿的是彩鞋，演出时有甩袖动作，使我大开眼界。由此我想到自己的扮相。我饰演的角色一无甩袖之动作，二无彩鞋陪衬，三是服装简陋，四是头饰难看，……，看了人家的名角杨桂秋的演出，真有股说不清的滋味，原以为上党戏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其实不足还很多。要不现在人们都兴出去看看，只有交流借鉴，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开阔眼界，才能做得更好。从改变自己做起”，我暗暗地琢磨起来。从父亲那儿找了些银首饰，打了五个饰卡，形状是自己想出来的，（五个一分钱大小的圆圈连在一起，中间插一簮子）；又找了些头发，用冷水把榆皮泡了一段时间，直到粘糊为此，直接刷到头发上，再把头发摆成枣那么大的长圆型，照这个样子摆七个，然后再照此法刷了两条鬃角，又从父亲的箱子底翻了一条白丝帘子（清朝时有钱人头发短，就用丝帘子加长），裁作几节，用红、绿、黄等颜色染了，再簇在一起，做花儿状，带在头上一看，效果不错，自我感觉良好。嗯～，鞋怎么变呢？原来上党戏对鞋的要求不严，是有原因的。我们这儿的舞台的台前一般有一横木，加上台有多半个人高，观众看戏时根本看不见脚。所以演戏时，常有人鞋都不提，踢拉着鞋就上场了。说真的，掉了鞋再穿上都没人看见，看人家豫剧多正规。我平时上台都是穿自家做的鞋，这鞋总不能不要。对，往鞋上缀一簇彩线吧，这也可充当彩鞋。那耳坠呢？没钱买不起好的。我就买了些鲜艳的扣子、珠子用线一颗颗串了起来，往耳朵上一带。哈，满脸生辉，别提多好看了。不知观众能否接受这小小的改动，我的心惴惴不安，像小学生交卷后等待老师念分时的心情一样，但愿……。我成功了。人都是爱美的。何况我是朝美化的方向努力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从自身做起，逐步地将别的剧种好的表演程序　乃至唱腔借鉴过来了，并开始开动脑筋，为创造令人满意的角色下起苦功夫来。尽管这时每场戏我都能叫十几个好！这一年，我又因《青峰山》一剧在区上获了奖，在晋东南十几县打响了，区上的领导们看了我的戏后，认为我的名字和我演的角色不配，但改成什么好呢？商量一阵之后没了下文。这次名字没有改成。那时，剧团放假很有规律，每到农忙就放假，我和几个师兄弟每到放假就不回家，找“野客”学技术，耍大刀、翻跟头或学表演。当时有许多流散艺人（也叫野客）在高平做工，闲时帮人教习武艺。我们去找师父学艺，需自己出钱，见面礼要三十万元左右才行，相当于五十年代初的十几元钱，然后每日得上贡，贡品有鸡蛋等补养品。我们几个每天拼命学，只觉人家外路的东西好，嫌上党梆子里的表演生硬死板变化少，这样前后找了五六个师父。印象较深的一个师父是女的，是个流动艺人，搞京剧的，长得不高，大脸、扁扁的、长相很差，原是唱生角的。特别能吸烟，脸色迟早是黑黄黑黄的；穿戴一般，老给人踢里踏拉不精干的感觉，一点也不讲究。我跟她学的是《韩玉娘》这出戏，主要看她的台步及学如何换气、抢字，特别是抢字效果较好。上党梆子的唱腔较死板，有十字句，七字句，多一个字就唱不进去，整体听来单调，而将抢字用到上党梆子里则起了紧凑、俏皮、变化多的作用。如《秦香莲》中有这样一句：“从了高官不把家归”如果用上党梆子老套，这字无论如何放不下，而用了抢字，则可以解决。还有六字唱词在上党梆子中只能唱“靠山红”，而抢字的利用则可使板式多些，四六板也行，靠山红也行。人们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是有其道理的。师父只能指点，而徒弟则要细心揣摸，找出规律和方法来，并勤习巧练，可受用无穷。我这人喜欢寻根问底，当然是在艺术上。师父表演的好，是哪些动作为之增色了？用到我身上能否达到原来的效果？他的唱腔观众爱听、除了嗓子好外，是否还有其它方法也能使唱腔柔美且动听？我的嗓子不错，能否在唱腔变化上走出一条新路来？能否唱出既是上党梆子，又不同于旧有的调子，而给之赋于新的色彩吗？就如人一样，身体是一样的，只是服装不同，可分出男人、女人；还可分出城里的，乡下的；再细分，还可分出知识分子与大老粗。世界上的人如果千篇一律全是穿一种颜色的服装，人们一定会感到单调，乏味，一个剧团如果只是死板生硬地几种唱法，也同样使人感到无味。我一定要试一试。七　“两芝一梅”一九五O年阴历六月初六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心情都无法用文字表达，只记得让我给大家说几句，还没开口，泪水夺眶而出，喉头哽咽，一句话都吐不出来，心里直想着今后一定要好好干，决不给党丢脸，像刘胡兰那样忠心耿耿。与我同时宣誓的还有东莲。我还不满十八岁。到了五二年，专区组织了戏剧调演，要求每戏演一小时，要改革剧目。共有十六个剧团参加，演出地点在长治专区南街戏院。那时南街戏院可真叫因陋就简。这个剧院在长治南街，进入戏院，空空的，只有一排排的用木头墩子铺着木板的座位，一样高低，看戏的时候，后面的人往往都站起来，个子低点儿的不踩在木板上只能看见前面人的后背。台上只简单的横着竖着挂着几条绿颜色的幕布，在舞台后面挂着，风吹来，就会招摇起来，把舞台后面的墙体暴露出来。就这还是只此一家。这时条条框框比较多。戏分三类，只准演一类英雄戏、三类戏绝对不能演。你们以为三类是哪些戏？如《三关排宴》，原因是有叛徒杨四郎，你说可笑不可笑？一类戏：《王佑断臂》、《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这叫民族英雄戏，二类有《雁门关》、《乾坤带》、《八月十五杀鞳子》等叫英雄戏，界线很分明。这次汇演真是精华荟萃，来的全是各县的好把式。晋城的祁福平、高平的晚娥、喜云和我、长治的秦桂花、潞城的李梅、屯留的郝品之、长治县的曲河鱼、襄垣的小焕、屯留麟山的焕唐，这以上的都是女演员，在各县都享有较高声誉。祁福平，小旦，演《坐山吵窑》中的皮秀英是她的拿手戏，长相俊美，个子高高的，很苗条，擅长表演；秦桂花呢？主攻小旦，在《茶瓶计》中饰演姑娘，扮相俊美，身段表演好，细腻入神，擅长舞蹈；李梅，既能演花旦，又能唱生角，在上党落子《双镯记》中饰丫环，她口齿伶俐，表演风趣幽默，演出效果极佳；郝品之，主攻小旦，在上党落子《两狼山》中饰演肖银宗，上党落子名角杨福禄饰杨令公，整个演出令人耳目一新。郝品之曾去晋南学戏，大胆地改革了上党戏中的舞蹈部分。上党戏走台步时不优美，两手硬梆梆地一左一右甩着，身体大摇大摆地扭着，走得很慢，和小旦这一角色极不相称，小姐不像小姐，媒婆又不是媒婆，她从步态上改观，变大台步为细碎台步，把小旦这角色应有风度衬了出来，在改革之路上先走了一步，使上党戏趋于完美上又进了一程。这次演出后，评出了李梅，郝品之和我为优胜者，有评论者连成“两芝（音）一梅”来叙说，从此，“两芝一梅”打响了。东莲因种种原因没能参加汇演。汇演回来，王连生着手为我写了《秀莲图》，共三本，是以《坐山吵窑》为兰本的。第一本为《秀莲图》，第二本叫《绣龙剑》，最后一本是《杀父劈兄》。《秀莲图》讲是民女秀莲找了个丈夫名吴正，后吴正去赶考没归。恰遇灾荒年，秀莲因病生了满脸麻子，家破人亡后她沿途讨吃要饭，去寻找吴正家，但吴正父母都不认她，将她打了出来。《绣龙剑》则以小生戏为主。秀莲被赶出来后，继续寻找吴正。这时吴正因事犯法被带枷发配，半路上遇见麻女秀莲后二人打破枷锁一起逃走。《杀父劈兄》则是讲吴正、秀莲二人逃走后失散又重逢的经历，这段故事编得很有戏。这三本戏中，秀莲的唱段是重点，大段大段的唱段十分利于抒发其内心情感，也可以说，我演的这秀莲，红遍晋东南了。这年的腊月，我回家一趟，竟收到一封来自哈尔滨的信，是他的。信中写了他当兵后的一些情况，诸如他已当上班长了等等，这是自他第二天走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联系，四七年阴历二月到五二年腊月，长约六年。可见这之中的情感度数有多高。我对此早就不抱什么想法了。我考虑了很久，一直到来年五月，我在剧团请了假，时间为一个月。为了保证剧团的演出，特地从高平新光剧团借来了好把式许英代替我的角色。我收拾了些换洗衣服及洗漱用具叫上父亲就匆匆上路了。一路自然辛苦万分，疲惫不堪。我此行是想和他谈谈清楚，最终目的是离婚，但和谁也没说，当时我的影响面太大了，名声在外，万般苦衷只有自知。那会儿我每月工资已拿到七十多元，还不算盘緾，相对来说还宽余，一路吃住都还过得去。到了哈尔滨时已是夜幕蒙蒙，我电话直通他所在部队，不巧他出去了。一小时后，他驾了一辆马车来，等我们到了住处，已是夜里十一点了，他为我父亲找了个住处并送了去。屋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人都默默地坐在一边，只是他面含笑意，而我则木然呆坐，说什么好呢？只听得屋外窗下有人挤挤推推，大概是听窗吧！渐渐地，外面悄然无声了，屋里的小闹钟“嘀嗒、嘀嗒”的声音叫起来，越来越大，像鼓棰一样击在我的心上。旅游的疲劳似乎在催我明天再讲，但脑子里却在挣扎着，今晚一定要说清的念头时不时地抗拒着睡魔，但无从开口……许久、许久，沉默带来的压抑使人透不过气来，他似乎从我的举动中觉了什么，但绝没有想到我是带着离婚的念头来的。但这话必须在今晚说清。“你知道我是来干什么吗？”我开口了，语气冷冷的。他见我说话了，精神马上为之一振，嘴角微微向上一翘，面带笑容地说：“你当然是来看我了。”“我是来和你离婚的”。他一下呆住了，满脸笑容一下凝固了，哭不像哭，笑不像笑，楞楞看着我，好像从没见过我一样。我不再看他了，自己在一边数说了一大堆理由，不外乎“我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没有感情等，还有我们相距太远等等，他一直不表态。直到天亮，他都没吭一声。第二天，他找来许多部队家属来劝说我，意在让我回心转意，收回离婚念头。当有的人得知我是演员而要求我唱一段时，我爽快地唱了几段。尽管有这事压着我，但都藏在心里。别人的话只能是建议，主意得自个拿。第三天，他的领导来了，谈了一些他的为人等等，总之是这个人不错的话，我就将我们的结合经过详细地讲了一下，他们很同情我。但一边是他们的部下，一边是值得同情的我，他们只好保持沉默，静观待变了，只是劝我在哈尔滨多玩些日子。也就是在这时，我头一次接触到京戏这个词，头一次看到京戏。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淑秋主演的京戏，戏名忘了，她的表演细腻优美，唱腔十分好听。我看到她手上戴着戒指、手指甲留了好长，上面涂有鲜艳的红指甲油等，感到很稀罕，相比之下，我就“土”多了。原定一个月的假期我只住了七天，自然离婚一事没有谈妥。尽管这次哈尔滨之行没有离了婚，却是我艺术生涯中一个转折点。回家一路沿途城市我都短暂地停留数日。在沈阳，我头一次看到了话剧，可惜话剧我欣赏不了，我和父亲商量绕道北京玩玩，就这样，在北京住了几天，看了三场戏，对我的启发很大。首先是开阔了视野，看到了上党戏的弱点。这三出戏有新风霞演出的评剧《刘巧儿》、《祝福》，还有京剧名角尚小云出演的一出戏剧，名忘了，只记得是古装戏，服装是改良式的，她们演出的效果极佳。不说别的，仅化装一样，就够上党戏效仿的。抹粉涂脂很讲究，所有露在外面的皮肤都要画到，不像上党戏的化装只将脸面化一下，好像戴个假面具一样，而且胭脂抹在一堆，跟小丑一样，加上化装用品是桃红，白粉，涂抹上台一看，再水灵的演员也会被遮住了。而京剧化装用的是油彩，一上装，人的精神劲儿马上就显露出来，年龄都能掩盖了。再一个京剧表演很细腻，眼睛里有戏，唱腔委婉动听，动作柔柔的，加上各式各样的做功表演那才真叫绝呢！而上党戏唱时激昂高亢有余，委婉抒情不够，而且表演动作很生硬。和豫剧一比，我已感到差距不小，看了京剧之后，更觉上党戏应变革了。我们的戏也要来北京演一演，当然是能拿得出的时候。八　进省献艺五四年的五六月份，剧团人心不定了。有关专区要收我们剧团，再把高平、潞城专剧团合并了，并住到地委东招待所等传言在剧团播来传去，又听说光要郭金顺和我，这下县里可当真了。剧团里的人大有“同生死共存亡”的念头，狭隘地认为专区想折散朝阳剧团，顿时哭成一团。县里领导表了态，要去的话，把晚娥、喜叶给了专区。就这样，一直相持不下，最后专区只得全盘接收了朝阳剧团。我们剧团到底是影响大，走时的送行者足足排有十里长。我们早晨八点出发，全部坐上大轿车，十二点才到了长治城。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好不容易才送出城，到了北王庄、南王庄、北赵庄又被热心的群众拦下了，有的手托木盘，上放四碗酒，送给剧团领导及名角，真是盛情难却。群众围住我们，两手直顾抹泪，我们嘴上带笑泪眼汪汪，至今我都能回想起当时那感人的情景，还发出许多感叹来。千里送行终有别。从此，我就离开了高平县。剧团一到长治，就加入了打擂台唱戏之中。有三台戏同时唱，南街梅灰坡（街名）一台，东街一台，淮海的机械厂那儿也摆了一台。由于我的名声较大，头天三个台口都要见我，在梅灰坡演《劈山救母》中的圣母，演完后赶到淮海台口演《东门会》（郭金顺主演），然后赶到东街唱落子戏，然后再返回梅灰坡接上《劈山救母》中的后半节戏。此后，我和郭金顺每天除演剧团的戏外，还到别的剧团场地演出。擂台完后，长治专区胜利剧团被分成两个，一个落子，以潞城为主，一个是梆子，以高平朝阳剧团为主，但最后结果，高平朝阳剧团只留下三十几人，走了二十多人，我师父廉明昌及张鸿广等演员也走了，回到高平新光剧团分别担任团长和书记。从这时起，我和师父分开了。剧团改名为长治专区一分团，被列为全省四大梆子之一。郭金顺为团长，我和薛万青是副团长。这年我二十二岁。这时落子剧团更名为长治专区二分团。山西省开政协会，上党戏名演员段二淼是正式代表，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第一次去太原。头天晚上，段二淼师父叫我去看戏，以便把戏学回去。“什么戏呀”我好奇地问“《法门寺》”。“哪的戏？”“晋南蒲剧。”“谁演？”“王秀兰，全国二级演员”。“真的？”这是第一次听说蒲剧，第一次知道晋南有个王秀兰。王秀兰在《拾玉镯》中演玉姣，做功真好，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讲究、传神，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开罢政协会，戏也“偷”回来了，现在这个戏已成了上党戏中的保留剧目。对于这个戏，我们避开表演做功上的不足，发挥唱、念之优势，同是保留剧目，但各有侧重，各领风骚。在这个戏里，温喜云演宋国士、王云姣演孙玉姣、刘喜科演刘瑾、牛一舟演傅鹏、我演宋巧云，演员阵容整齐。这个戏一演出，在长治周围打响了，各县纷纷派人来梆子团学戏。一个戏搬过来，能唱成自己的戏是很不容易的。十一月，山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太原举行，长治专区一、二分团参加了演出。一团是段二淼主演《清河桥》，郭金顺和我演出了《寄女杀家》、王东则、王引姣主演了《访永宁》；二团有张宝龙、郝品之、刘春莲等主演《两狼山》，李梅、秦桂花、郭江成主演了《茶瓶计》。这回演出中，《茶瓶记》呼声很高，这与李梅的出色表演分不开，尤其她那念白功，把戏演活了。我们演的《寄女杀家》也比以前有了大的改动。比如过去在高平演这戏时，冯老丈身穿土色布衫，这回调演，冯老丈身着淡蓝色缎子戏服，衣服下摆还镶有白边，下穿一条白裙，整个人精神多了。其它改动也不少。通过这次演出，不仅使我演技得到提高，而且结识了晋中的程桂英、省直的刘晋英、乔晋先、孙伏娥、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晋南的王秀兰，忻州的贾桂林等名演员，而重要的是，我和王云姣等女演员的演出结束了上党梆子无女角的历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脑子里首先会浮现出晋南的王存才表演《挂画》来。王存才那时已六十多岁了，表演时踩着高跷，大脚藏在灯笼裤里，外露一双三寸小脚红鞋，演得十分利索。他下场后，我到后台玩，看到他的腿上绑有沙袋，一边半斤，可想他的功夫是来之不易的。他那才叫真功夫。在省汇演期间，我的名字被写成了“万枝”、“万之”等，越发地不好听不好看了，区上领导决定给改名了，但我名声大，不好改了，只好在谐音上下功夫，最后敲定了“婉芝”二字。从此，我就是吴婉芝了。九　山西老乡到我排演《皮秀英打虎》时，已到了五五年的春天，与此同时，我还排演了《秦香莲》中秦香莲一角。当时《皮秀英打虎》刚演了几场，而《秦香莲》还没有排完时，省里给我下了一个通知，让我去北京参加“文化部戏曲演员讲习会”学习，这次学习为我以后的戏剧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讲习会设在西郊旅馆，前边是西郊公园，后面是万寿山，梅兰芳先生任院长，程砚秋先生任副院长。我们这些演员分了几个组，我那个组的组长是方冰，组员有程玉英（山西中路梆子名演员）、冀美莲、王玉山（艺名水上飘）、张虎山（张家口地区的大花脸）、花艳君（晋剧名角）、王秀兰和我，内蒙还有一个，忘了名了，只记得她年纪很大，嘴角时常叼着烟，真是一根接一根的。这里数王秀兰和我小，王秀兰虽然是全国二级演员，知名度又高，但她穿着十分朴素，不屑在打扮上下功夫，别的人则一天是抹口红、擦粉、口袋里小镜子的作用发挥到极点了，整日在脸前晃着，服装变换令人眼花缭乱，真是什么都敢穿出来。我“土”的很，但不自卑。一开课，我们学戏曲理论，听戏剧界名人讲解演出心得。首先给我们上课是小白玉霜，她着重讲了《秦香莲》一剧，分析的条条是道，恰好我正排《秦香莲》，听得更是聚精会神，恨不能全部记下。对于秦香莲这个人物，她讲要从秦香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角度来体察其心情，这个人不能演成泼旦，尽管她有足够的怨气，也不能演成小旦，一定要演成二三十岁的青衣，要掌握好分寸。她边讲边示范，教学效果特别佳，特别对我这目不识丁的文盲来说，现场记忆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这一人物的塑造，她还讲了秦香莲孝敬父母，抚养儿女，加上灾荒年的煎熬，使她的个性具有了柔里有刚，刚里有柔，只有表现出这一点，秦香莲在剧中的表演才能立得住，如《杀庙》一场，作为秦香莲必须在表演、唱腔里表露出真情，以达到感动韩琪的剧情要求。她说：“作为一个演员，能做九分九，不做十分一。”“眼里留泪，声带不能破，”这些我一直记着，经常会和团里演员们讲。在讲习会有个惯例，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活动一次，内容是学员上台表演，别的地方对此次学习十分重视，学员上学都带有乐队和演出服，每次上台演出时阵容很大，十分像样。脸上抹着油彩，化妆起来满面生辉。轮到我时，只能走上前去唱一段，整个给人印象是山里人。我那时梳两条长长的大辫子，穿着最普通的服装，脸上没有胭脂白粉，被日光灯一照，说不清是什么色，好在我的嗓子独特。总之心里可难过了。加上花艳君常常讥笑我，说我“土”、“乡下人”等，气得我常常躲在厕所里哭。一天，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对我说，你不要难过了，我给你找个老乡来。第二天一大早，常香玉领一个人走到了我面前，并介绍说，这是大作家赵树理，你们晋东南人。俗话说，亲不亲家乡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从他的介绍里，我得知他是沁水县尉迟村人。他平易近人，没有作家们常摆的架子，而且穿戴很平常。经常穿一身灰制服，里面一件白衬衫，戴一顶灰色鸭舌帽（有的人称这种样式帽子叫前进帽）。他是长脸，下巴尖尖的，他的个子很高，我个子虽不低，但站在他跟前就被比没了。赵树理谈吐幽默，很会讲故事，从头到尾都能抓住你的兴趣。在我看来，他的家条件太好了，我不知道他这样的屋子在北京能算到几等，我是以我住的那个集体宿舍角度出发的。我头一次去他家，就感叹万分。别看是老式房子，可里边却很气派。地上镶着八角型红、黄、蓝、绿、白等各色玻璃，会客室摆着沙发，铺有花纹复杂的地毯，墙角放一桌子，桌上有一台白色的电话，这点摆设在现在很平常了，但五几年时很稀罕的。他不但是个著名的作家，而且还是个慈祥父亲，他们一家很和睦，气氛很融洽。赵的姑娘广建当时已有二十多岁了，一进门就拍拍他的肩膀，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一边一个坐在他腿上，看到这个的情景，使从小失去母亲、而被父亲整天打骂的我羡慕极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大约半年，讲习会结束了，我也回到了高平。从这时起，我将评剧、高平秧歌、晋城、长治等县的梆子揉进了上党戏的唱腔里，使上党戏中旦角的唱腔柔和、细腻多了，直到揉进《皮秀英打虎》、《法门寺》、《秦香莲》之中，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十　走向北京《皮秀英打虎》原来的唱腔平板无变化，不利于表现特定情形中剧中人物的情感，我先采用唱四句翻一句，再改一尾巴，这样二十句唱腔就有五个起伏，这一小小改动，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使自己看到了自身的创新力。接着，我又琢磨着四六板如何变化一下。上党戏唱腔通病是平板，变化少，唱出来一道腔，我感到梆子的“靠山红”调可以引起变化，就揉了进去，用于喜剧剧目；唱悲剧时，将晋城梆子里悲调揉进去，整个调子低沉；除此之外，还把高平秧歌也揉进四六板，唱腔花样多了，使剧场效果极佳。山女皮秀英是一个天真活泼但又野味十足的女子，同时又是打虎英雄，而在家呢又是一个娇气十足的孩子，只有把握住这个人物的性格，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是“她”，而不是别的山女。原来上党戏《坐山吵窑》（《皮秀英打虎》的兰本）中皮秀英的唱腔是用闺门小旦千金小姐的唱法，没有将皮秀英的野性及泼辣劲儿表现出来。为了使皮秀英的性格能完全显露出来，我为皮秀英的出场设计了欢快，跳跃的花腔，以满字花腔为主，将有原有的“哪呼吚呀嗨”等虚字全部去掉，一下子一个活泼、可爱、带有山野味儿的山村女子形象立了起来。在“垛板”中，我还做了稍稍改动，如：“老爹爹且息怒，且把气消，父恩情女儿我，永记心牢。”在唱“老爹爹且息怒”时，将原来的快节奏全部放慢唱，“且把气消”中揉进了秧歌唱法，“父恩情女儿我”时仍放慢，最后一句“永记心牢”则全部放慢，把过门也唱了进去，这样一改，将皮秀英对父亲的深情厚意表达的淋漓尽致，得到观众的叫好。上党戏表演粗犷有余、细腻不足是专家们早已感觉到的，但怎么才能使之改变呢？很长时间一直保持原状。而我要演皮秀英了，难道还照搬旧的一套吗？我想试一试。尝试，可能会失败，但不去做，永远不会成功。在《从山吵窑》中，皮秀英的动作设计得很不雅观。如一开场，皮秀英坐在山上纳鞋底，一阵风刮来，把军爷吴正刮倒，皮秀英急忙上前观看，这里有段唱词：“闭二目气吁吁汗流满面，亮晶晶青钢剑丢在一边，观容貌　英雄是条好汉，斗猛虎吓得你胆战心寒，为什么这时候嚇破了胆，死老虎莫害怕不要胆寒。”这时皮秀英与吴正一见钟情，原来这里皮秀英的动作十分轻浮，挤眉弄眼以表示其动心了。这段戏演出需用四十分钟，而我演出这段时，去掉了影响皮秀英形象的动作，加之以大方合理、含蓄又爽快的表演，使戏延长到一个半小时。直到现在，这出戏还是按我的表演程序演出。在刚组建演出团时，《皮秀英打虎》中吴正的扮演者是四十多岁的王东则，不久就换上了落子团的小生郝同生。郝同生能导能演，上党落子《茶瓶计》就是他导演的，在观众中影响较大。尤其难得的是他小生、须生、三花脸都能演，自成一派，加之扮相英俊潇洒，且做功扎实、表现力强，嗓子又特别好，在剧团数一数二，当时就挣五十一元工资，在青年演员中工资最高，这时他才二十一岁，比我小两岁。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初接触。他出身富农，而我不知道，这一点恰恰是我以后出现的“灾难”根源，此是后话。五六年的春天，我随着晋东南赴京演出团进京了。这次进京采用巡回演出，自筹资金进京，每个台口三天。第一个台口河北吴安，演出了《皮秀英打虎》、《茶瓶计》、《搜杜府》、《秦香莲》、《两狼山》等剧目，在露天搭台，观看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第二个台口是涉县，第三个台口在邯郸，破例演了半个月，是在大戏院里演的，把这次带去的戏全演过了，大受欢迎。接着在邯郸附近几个县又演了一段时间，七月七日正式到达北京，住在京剧名伶马连良的旧院里。这院可大了，一进三院，数十间旧式平房，整个演出团都住在一起。一到北京，著名作家山西老乡赵树理就来看我们，闲聊中谈起传统戏来，赵树理说：“咱那儿不是有个《三关排宴》吗？不能捡起来吗？”我们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在我们印象中，《三关排宴》是三类戏，是禁演的。七月十一月晚，我们举行了招待演出，请文化部首长和首都文化界同志看了我们的戏。七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先后在民主、中和、吉祥、长安剧院向首都人们进行公演，接受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戏剧报》等报社记者的采访，还挤时间游览了首都名胜。七月二十六日起直至三十日，又举行了招待演出，文化部两次、演员讲习会一次、戏曲学校一次，和中国京剧院联欢演出一次，观摩了全国演员讲习会、中国戏曲学校和中国京剧院的精彩演出，还观摩了全国名演员尚小云、马连良、李万春、张云溪、田华等行家的演出。在京期间，特地邀请了山西老首长、太行老首长观看了我们的戏。在京招待联欢演出了六场，公演十七场。演出剧目共三十个，其中落子十一个，梆子十九个。《皮秀英打虎》（《坐山吵窑》）演出了七场、《茶瓶计》、《搜杜府》、各四场，《黄鹤楼》三场，《斩子》、《开渠》、《东门会》、《天波楼》各二次，《小宴》、《杀差》、《清河桥》、《双卦印》、《金玉佩》、《一捧雪》、《两狼山》、《徐公案》、《雁门关》、《乾坤带》、《混冤案》、《双凤》、《吵帐》、《拿府》、《铡赵王》、《禅宇寺》、《俩兄弟》、《二进宫》、《骂殿》、《棘阳关》、《抱盏》各演出一场，还有《三关排宴》演出了一场，还出尽了洋相。赵树理对排演《三关排宴》的提议最后付诸实施了，如今已成为上党梆子演出时的优秀保留剧目，倒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远见，只是赵树理威望很高，有那么大的学问，他说能演就一定能演。我们演出团的团员是从全区的演员中选出来，素质好且戏多，而《三关排宴》又是以前常演的，所以一说排戏，词儿动作都是现成的，剧中杨四郎由名演员郭金顺扮演，佘太君由温喜云扮演，这温喜云是上党戏著名演员段二淼的大徒弟，是演生角的，而过去上党戏中的老旦都由生角演。他扮相大方，做功扎实，在观众中享有较高声誉；再下来是关继宝扮演辽邦主肖银宗，我扮演肖银宗的女儿桃花公主，只有四句唱戏，这里也只有我没接触过这出戏，好在只有四句，上场就上场。谁知道安排这么凑巧，刚排了一天，第二天就到中国作协去演了，想让作家们看看，有无发展前途。我猜想一定是我们那“山西老乡”的点子。上台后，竟忘了该做些什么动作，地方都站不对，面对大作家心里太紧张了，最后瞎胡摆弄了几个，没腔少调的唱光四句就下场了。气得我只想打自己一顿。好在这戏不是靠我，不然的话，《三关排宴》恐怕得迟几年见天了。不过，总的说来，我们这次在京的演出，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专家们对上党戏的评价是有特色、纯朴、豪放、豪迈高昂、粗犷有力，动作朴实夸张、形象鲜明，突出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唱腔音乐丰富，高亢而有韵味，演得火爆，唱得痛快；舞台布置气魄雄伟，简单而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剧目丰富，不少是独有的，有些人物性格在别的剧种中没有看到过，特别是具有泼辣性格的人物等等，赞誉之词很多。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给录了音，唱片公司为我灌制了《皮秀英打虎》选段。同时灌唱片的有靳金娥的《断桥》，李梅和秦桂花的《茶瓶计》、杨福录的《斩子》、郭金顺的《两宫案》等，在全国发行。这一来，上党戏的影响迅速扩大了。与此同时，我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有一天晚上唱《两狼山》，我在剧中饰老旦佘赛花（佘太君），演完之后就和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坐在一起，（因为当时我是汇报演出团的副团长，又是主要演员，所以位置较好），当时段二淼师父（剧团称前辈演员为师父，而不是老师），也在旁边坐着，马连良先生和我谈了“上党宫调还是有前途的”，并劝导我说了“青年人要好好学”等鼓励话。当时我的文化程度一栏常常是空的，尽管记忆很好，但年代久了，总有忘记的一天。当时马先生的话令我十分感动，但如今却忘记得差不多了，真是我一生中的一大憾事。如果我当时多少粗通点文墨，那该记下多少……。次日，我去电影厂看电影艺术片《宇宙锋》的拍摄，这个戏是由京剧泰斗梅兰芳主演。我进去时，梅先生已在那里化装了，身着蓝底白花衣，旁边好几个人忙前跑后，还有一个人专门站在身边给他搧扇子。由于他是“文化部戏曲演员讲习会”的院长，所以我就能过去。“老师，我们来这儿唱戏了，您也顾不得去，也在这儿忙呢？”我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问候着。“你是哪儿的？”梅先生显然没记住我。“我是太行山的”。“噢，太行山，赵树理的家乡戏吧！”看来，赵树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梅先生又和我谈了几句。梅先生的扮相特别俊美，尤其是面部表情极为丰富，这么近距离的看梅先生化妆还是第一次，我暗暗地记着化妆上的一些细微之处。这时，拍摄马上要开始了，我就向他告别，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就回住地了。当时是正伏天，北京天气格外热，演员们适应不了北京的暑热，着急回家了。从北京出来，到了张家口演了半个月，接着到大同演了七天，再到忻州演了七天。然后，榆次、阳泉、太谷、最后一站是家。这年冬天，剧团参加了地区会演，当时参加演出的剧目有红专剧团的《五牙山》、晋城人民剧团的《玉龙簮》、我演《大破天门阵》中的穆桂英。我以前只演小旦，只记得演过一个武旦，在《挂龙灯》中饰过一个角色，站到一边唱没有动作，很简单，而《大破天门阵》中穆桂英是主角，需要真本事才能应付得了。我天天发愁，日日难过，就这还出了丑。演出头一场是在东街工人俱乐部，锣鼓一响，我身上扎铐、腰里挂着刀，手里拿着马鞭上场了，演到应将马鞭绕到手指上，再摇一摇，举起上马就行了，谁知我的手一摇马鞭子竟被甩了出去，这还怎么上马呢？台下的人笑得东倒西歪，有的抹眼泪，有的揉腮帮子，原来秩序很好的剧场噪声不绝于耳。但戏还得演下来，不知怎么突然觉得这戏怎么这么长，词儿也太多了，这编剧怎么这么罗嗦，总之嫌戏太长，急得躲到幕后难过去。戏终于演完了。我狠狠地哭一场，我恨透了自己。为什么自己光学小旦呢？多学几行不就不会出丑了吗？会演完后，大会发给我和郭金顺一人一百元，领钱时我没去，是别人带领的。多少年后提起此事，还记忆犹新。上党名角——吴婉芝（上） 17:55:54十一　离婚结婚从哈尔滨回来后，家里一切都由弟弟支撑着，那时和军人离婚是不允许，军人提议离婚才有可能离了，我们之间就一直僵着。五三年的秋天，他从部队转业回家了。一出来，他直接到剧团来找我，我呢？每天和打游击一样，东藏西躲，每当演完我的角色，剧团就有人来将我接走，可他一直跟着，连下乡演出也去。后来他走了。我仍想离婚。在拖延中，我开始赚钱盖房，以防我离婚后弟弟没有去处。我结婚后，弟弟也跟着去了我婆家，父亲竟将家中所有的一切都搬到了对门女家，也就是我的婆家，家里的房子由我哥住了。由我的姐夫领工，房子很快就修好了，三间小楼房。这时我托人给弟弟说媳妇，当年就给弟弟完了婚。女方是东山村的一个长相不错的十八岁的姑娘。五六年的春天，我曾又一次向他提起离婚，遭到拒绝。从北京回来后，已到了阴历八月了，我再一次给他打了电话。当天晚上，他匆匆赶来，开口就说，他同意离婚了。我什么也没要，把几年的积蓄全部搭进了他家，一分也没有留给自己。第二早晨，我们办了离婚手续。当时离婚不象现在这么复杂，左调解右劝说的，不忍使一对夫妻散伙。那时管离婚是在民政科办理手续。一进门，填个表，双手各按一个手印，把表一撕两半，一人一半，就宣告一个家庭解体了。一出门，我感到了一种卸下包袱的轻松感同时心里又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淡淡的，他似乎很平静，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到我家去坐一会吧！”刚说完，又叮嘱说：“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我点点头。坐了一会儿，饭做好了，我吃了碗饭，也许是解除了婚约，好像是在别人家做客一样，心里相对没有了往日的别扭感，你说怪不怪？我成了自由人，但也随之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原来是军属时，虽然一个人住在剧团，但很平安。如今是独自一个，保护伞没有了，说媒的、不安好心的、想坏点子的就出来了。我刚离婚时，刚满二十四岁，人长得也精神，个子高高的，有一米六七左右，梳两条长达膝弯的大辫子，加之有些名气，说媒的很多。其中有好几个在区上当科长，有的通过媒人，有的就亲自上门求亲。那时人们喜欢看戏，但看不起演戏的。有许多演员成就不低，但一和干部结婚，对方就不让其再干唱戏这一行，重新安排了工作。这样一来，我嫁给谁就成了剧团的心病。为了阻止我嫁到外边，他们就在剧团替我操起心来。一来二去，他们发现我和同生比较能说得来，年龄又差不多。支书刘喜科和落子团的李淑珍就自荐当介绍人，说来也怪，一说这事，我俩竟都同意了。这一定是老天爷在天上敲定好的，不然怎么都没二话呢？那第一次婚姻怎么解释呢？我想，那肯定是老天爷打了个盹，他的手下乱点的。有时我觉得中国人的最大悲剧是一心为别人活着。活的是那么累。明明自己穿上这件衣服很好，但不敢穿，先考虑几十条别的想法，别人会不会说不好，别人会不会说我老来俏，别人会不会由此而生发出这衣服是谁买的，谁送的，什么关系，以至衣服放回箱底而了了。我们常说，瞧人家外国人，穿的如何，用的如何，脸上抹的什么，明明知道自己抹上穿上用上也会生辉增彩，但别人……我的恋爱也是这样。谁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呢？人间爱情是人类的永久话题，保留剧目。谈过的，正谈的，没谈的都在谈别人，以至不正常起来，把人世间最纯洁最正常最值得全身心培育的爱情之花应有地位放在了不光彩地方。凡谈者必低人一等。凡谈者必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躲躲闪闪。我们的接触比解放前的地下活动还要谨慎万分。由于不敢公开接触，常常一个眼神就代表了千情万意。不敢当人说话，怕什么？怕别人说闲话，闲话导致名声臭。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名声，可是独身或者不独身，都免不了被人说，是不是每个人都过这包袱呢？没有统计，但八九不离十。常常有这样的事，真有事的不怕人说，没有事的却怕人说。有时在院里遇上，双方视如陌路，目不斜视而过，只因夜幕没有降临；晚上散戏回住地，两人边聊边走，只因落在后边且伸手不见五指。就这样谈着、谈着，到了腊月十九，我们要结婚了。当时在长治的四五个剧团都来参加我和同生的婚礼，高平来了十几个老乡，区上来了许多老干部。那时习俗不象现在，十块二十块钱都觉得小气，我收的礼是十几块上写有“恭贺新喜”等字的玻璃匾和一块缎被面，就这感到脸上相当光彩了。婚礼在剧团的院子里举行。总团书记王仲文主持了婚礼。我身穿一身呢子衣服，上穿咖啡色衣，下穿绿呢子裤，蓝灯芯绒鞋，脖子上围了一条粉红色长围巾，两条辫子光油油的垂到膝盖，郝同生则穿了一身黑毛哔叽，围一条古铜色围巾，留着青年头式发型，加之是喜庆之日的缘故吧，脸上泛着红光，显得十分英俊、潇洒。然而，我引以自豪的辫子令我大吃苦头。虽然姑娘们争相留大辫，但辫子又不能拽长，我的辫子则引人羡慕了。谁知还没进洞房，就被剧团能乱的人围住了，拉来拉去，竟有人将辫子緾在我的脖子上，一圈一圈，像绞井绳一样把辫子全緾在脖子上，并用力拉着。我窒息了，感到无数金花飞舞，憋得……，我一下子软下来瘫倒了。同生一见这情景，一下子火冒三丈，挥拳就打，别的人就赶紧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