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代表盛赞广州市人大&摆摊&问政模式
咨询活动现场
　　广州市政府工作部门、市法院、市检察院、市海事法院和市知识产权法院集中为市人大代表提供咨询服务活动
　　国际在线消息（驻广州采访人员 朱子荣）：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1日开幕。开幕式后，广州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市法院、市检察院、市海事法院和市知识产权法院等44个部门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设摊，集中接受咨询问政。
　　在现场，各个职能部门被围得水泄不通，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人大代表关心的问题接受了咨询。列席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汪加胜向广州市商务委咨询后对结果感到很满意。他说，对外是很多企业的短板，中国企业面临走出去的问题，特别是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有政府平台作为支撑，企业走出去越来越有信心了。
　　汪加胜代表认为，广州政务公开、接受人大代表监督和咨询的体系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通过集中的场合，接受代表的监督，这也体现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希望这种模式可以在省里得到推广。
【广东省人大代表盛赞广州市人大&摆摊&问政模式】
请将本文分享给你的朋友：
广东省人大代表盛赞广州市人大&摆摊&问政模式 的相关文章
------分隔线----------------------------
北京联盟郑重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联盟无关。其原创性及文中陈述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北京联盟对本文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和承诺，请网友自行核实相关内容。&以绩为重&考核制的理论探讨
&以绩为重&考核制的理论探讨
“以绩为重”考核制的理论探讨&目&&&& 录内容提要、关键词………………………………………………………………………… 3序 言：主要问题的提出……………………………………………………………………4一、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中存在问题及造成的危害……………………………………4㈠公务员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4㈡造成的危害……………………………………………………………………… 5二、主要剖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5㈠认识上存在以德才代绩，以勤代绩的错误思维方式……………………………5㈡考核方式的落后，无法执行新的考核内容………………………………………6三、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7㈠重新认识考绩的内涵和意义…………………………………………………… 81、更易于增强考核的客观性……………………………………………………82、有利于公务员把关注的中心切实地放到工作上来…………………………83、以工作实绩考核……………………………………………………………& 94、更易于实现定量分析………………………………………………………& 9㈡改进考核方式，以行为为焦点………………………………………………… 91、建立详尽的工作评价体系………………………………………………… 92、建立信息累积机制………………………………………………………… 93、应建立系统的量化分析方法……………………………………………… 104、应简化考核程序…………………………………………………………… 10四、“考绩”必须以“考德”“考能”“考勤”为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 10五、结束语…………………………………………………………………………………11注释……………………………………………………………………………………… 13参考文献………………………………………………………………………………… 13教师评语………………………………………………………………………………… 14“以绩为重”考核制的理论探讨&内容提要& 考核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环节，建国前考核干部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和清除奸细，考核重点是“德”，建国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逐渐从“唯德独尊”向“以绩为主”转变，可目前运行的考核制度中，考绩仍然处于从属的或极其次要的位置，给考核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以致于很难区分公务员的优劣，或者只注重人际关系，唯领导好恶是从，造成这种现象，一是认识上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和未理清“考绩”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制度和方法比较陈旧，发展缓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的考核原则无法贯彻。&&&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应该对症下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矫正认识上的偏差，重新理清考绩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二是从制度入手，发展一套能有效履行新的考核功能和结构。工作实绩针对提一种结果，是“德、能、勤”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但并不是“德、能、勤”必然结论而考绩制可以弥补“德才定绩”这一缺陷，可以增强考核的客观性，把公务员关注的中心切实地放到工作上来，增进组织绩效，更易于实现定量分析。所以要建立一套能够真正测评工作实绩的方法和程序，要建立详尽的工作评价体系，信息累积机制和系统的量化分析方法，要遵循“简便易行”的原则。&&& 当然德、能、勤、绩是相辅相成的，重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德、能、勤的考核，公务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能”的评价而不能说简单地断定优劣，而应在考虑了社会环境和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做出一个公正评价体系、“勤”也不仅仅指出勤率，考核内容人“唯德独尊”向“以绩为主”的转变，是迈出建立现代化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使考核工作成为增进整个政府绩效的有力工具。& &&关 键 词 &公务员& 考核& 以绩为重&&& 序&& 言& 考核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环节，它是通过“对公务员政治表现、专业知识与工作能力惟及工作实绩等的具体考察，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以此形成对该公务员进行培训、奖惩、职务升降、工资增减等的客观依据”。1从这个简单的定义，我们容易看出：（1）这个环节是公务员制度中激励竞争机制和选拔任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无论任何较大组织，其所遇的中心问题”。（2）对工作实绩的考察是整个考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即考绩的内涵小于考核，是考核的一项内容或一项指标。考核工作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或哪些指标，各指标在整个考核工作中的份量和地们如何以及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较多，实践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考察我国公务员考核内容转变的历史轨迹，探究这种转变未能付诸实践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策略，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中存在问题及造成的危害（一）公务员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考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有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的需要，考核干部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和清除奸细，所以对干部考核的内容重点是‘德’、政治思想、社会关系和历史的表现”。2建国后，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公务员的考核逐渐从“唯德独尊”向“以绩为重”转变。1949年11月，中央组织部规定干部考核内容“重点应放在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遵守纪律、联系群众、学习态度等方面”。可以看出，这明显地保留了较多的革命战争年代的痕迹，在指导思想仍然是以德为主。1964年，中央组织部在关于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以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对干部考核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这一尝度很快便被1966年的文革所中断。1979年，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这一通知中规定：“干部考核的标准和内容，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这样，“德、能、勤、绩”的指标体系被最终确定下来。日发布的《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在重申这一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这样，对公务员的考核重心终于在理论上从“考德”转向了“考绩”。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运行的考核制度，考绩仍然处于从属的或极其次要的位置。&&& （二）造成的危害&&& 这种现象在实践过程中的消极影响已初显端倪，主要有：（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德”的指标并不象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具有很强的鉴别力，难以将公务员的优劣区分开来。这就使考核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仅成为行政机关的一项负担。（2）在指标的区分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集中趋向”（Error of Central Tendency）3会更为明显，即考核者大都将被考核者定于“称职”一级，而鲜见“优秀者”或“不称职者”。更为严重的是，在此种情形下，“晕轮效应”(Hallo effect)、“偏见误差”(Error of Bias)等其他一些常见的误差都会偏大，从而导致公务员的抗拒心理。（3）由于对“德”的评价受主观印象的影响太大，在以民主评议为主要“考德”手段的地方，公务员往往将处理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看得比工作更为重要；在由领导评判的情况下，公务员则可能在工作中只注重领导的好恶，而忽视了客观的工作规律和工作效果。无论是哪种情况，产生的影响无疑都是负面的。因此，研究这种现象的成因，并提出恰当的应对策略已成为一项不容置缓的任务，本文意即于此。& &&二、主要剖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认识上存在以德才代绩，以勤代绩的错误思维方式&&&&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首先在于认识上的原因。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仍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过分强调政治素质、思想觉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即是未理清“考绩”的含义。有的情况下，将“德才”等同于“绩”；有的情况下，则将“勤”等同于“绩”。后一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考核手段上的不完善，除了日常的考勤记录外，没有可供考核人员参考的客观资料。前一种情况背后的逻辑则是：“德才”与“绩”之间有着直接的、由此可以及彼的因果关系，即一个具有较好德才素质的人，一定能在工作中取得良好的成绩。在实施公务员制度之前，在部分地区推行的“干部德才测评”基本上就遵循这种思路。其实，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的，这种思路实际上也仅是“考任”思路的翻版，“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对干部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预测”。它重视初始状态，轻视最终结果；重素质而轻实践。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并不是一种考核，更不是一种考绩。考核重视的是工作中的实践和工作后的结果，考核的结果可以用来检验考任的质量，但绝不能等同于考任，或以考任来代替。考绩主要考察公务员工作的绩效， “绩”是指职责履行和任务完成的情况，而“效”则指“绩”相对达到工作目的的价值和速度，它们可以反映公务员的“德才”素质，但并不能由“德才”素质必然地得出。&&& 除了认识上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制度和方法上。正如在第一节已经讨论过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绝不单纯是外来制度的移植，而是在自身制度累积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考绩制度某些长处的产物。因此，为准确地解释现实的缘故，我们简略地回顾了我国公务员考核内容演进的几个阶段。下面，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考核方法的变化过程，以期能通过它对“理论上重视考绩，实践中以绩为次”的现象提出制度上的解释。&&& （二）考核方式的落后，无法执行新的考核内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考核的基本组织方式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4建国后，中组部在日颁布《关于干部鉴定工作的规定》，其中规定鉴定的方法是“采取个人自我检讨，群众会议讨论，领导负责审查三种方式结合进行”。1979年中组部在《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中则规定：“考核干部还要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把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党组织通过和干部谈话，听取思想和工作汇报以及群众反映等方法，了解干部情况，并注意搜集本人写的有价值的工作总结、报告、文章，作为定期考核的基础”。在1994年3月发布的《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中对公务员考核方法和程序作了如下规定：“（1）被考核人个人总结。（2）主管领导人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平时考核和个人总结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等次意见。（3）考核委员会或考核小组对主管领导人提出的考核意见，进行审核。（4）部分负责人确定考核等次。（5）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考核人”。5从这一简单的历史回溯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考核内容从“唯德独尊”到“以绩为重”的转变过程中，考核方法和程序并没在发生多大的变化，正如朱庆芳老师所指出的：“我国干部的考核方法比较陈旧，几十年一贯之，发展缓慢，没有多大突破”。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一种功能必须由一个特定的结构来实现，而为实现该功能而建立的结构一旦形成，便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即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因此，当功能改变时，必须对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否则，这种结构就会仍偏向于执行旧的功能，而影响新功能的实现。运用这一理论来考察我国人事考核制度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今天，结构（即考核的组织、方法和程序）所要执行的功能即考核的内容从“唯德独尊”到“以德为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然而，这种结构却仍几十年一贯制，没有发生质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无法期望“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的考核原则得到有效地贯彻。&&& 三、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重新认识考绩的内涵和意义&&& 基于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提出应对之策。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症下药地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矫正认识上的偏差，重新理清考绩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二是从制度入手，发展一套能有效履行新的考核功能的结构，即一套能够对工作实绩作出有效、准确评估的新的方法和程序。&&& 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的，工作实绩针对的是一种结果，是“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益和贡献”。它是德、能、勤的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但并不是德、能、勤的必然结论。我们再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行政组织进行“考绩的精神在积极的谋求人事的改善而非消极的惩罚”，它关注的是组织绩效的改进，而不以对个人奖惩为目的。所以，施恩教授认为个人进入职业的第二步，即是组织对新雇员的测试，测试其能否在工作中保持高度的内激力，能否保持与组织价值观相一致的价值取向。6那些内激力较低、价值取向与组织背离较大的人，即使具有较高的德才水平，有较好的潜质，也不可能在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不可能对整个组织绩效有较大的贡献，因而也不是组织所需要的。对于这种类型的人，虽然德才素质较高，组织同样要给予淘汰。&&& 在传统的考核方法中，由于德能勤绩在比例上有趋同的趋势，特别在“德才定绩”的思路下，无法区分该类型的人员，而考绩制无疑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运用考绩制，除了能有效地将这些具有较高德才水平、而在实践中与组织的价值观和工作性质不相容，因而无法取得较好工作实绩的人员区别开来之外，在笔者看来，它还有以下特点：&&& （1）更易于增强考核的客观性。工作实绩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看得见、摸得着，与“德”或“能”相比，它更实在，可以有效地防止考核者主观心理因素给考核带来的偏差，如晕轮效应、恒长性错误，使考核结果能令人信服。&&& （2）有利于公务员把关注的中心切实地放到工作上来。正如在第一部分中所分析的，以德为重的考核倾向，或者使得公务员过分重视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或者唯领导的好恶是从。而在考绩下，工作成绩成为对公务员进行评价的主要依据，这就鼓励公务员将自己的主观性和创造性都倾注于工作本身，从而使整个组织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3）以工作实绩的考核，具有较强的可比较性和区分力，可以有效地防止“集中趋势”现象，从而使考核不在仅仅成为行政组织的一项负担，而是它增进组织绩效的一种手段。&& （4）更易于实现定量分析。“定量考核”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数学方法，通过收集、整理、计算反映考核对象情况的有关数据信息，包括工作方面的数据，如工作数量、打字数量、设计图纸数量、产量等等和有关人的数据，如出勤率等，分析干部的素质差异，得出考核结果，而不能是人员本身素质或行为本身。所以在涉及到“德”“能”的考核中，很难使用定量工具。而“绩”却很易用定量方法加以考核。&&& （二）改进考核方式，以行为为焦点&&& 真正做到“重点考核工作实绩”，除了从认识上理清考核的内涵和意义之外，还必须从制度上作恰当的改进，建立一套能够真正测评工作实绩的（功能）的程序和方法（结构）。不管该项制度的终极模式如何，笔者认为，这项制度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局面报告的考核形式，向以行为为焦点的考核方式转变，具体说来，它必须包含有如下改进：&&& （1）建立详尽的工作评价体系。应在目前职位说明书基础之上，作更加细化的工作分析。工作分析涉及广泛的职位检查，以确定有关的工作要素。在一一列出工作要素后，再根据工作完成的数量、质量等指标确定适当的分数等级。如打字员在一分钟之内打200字之上，正确率在90%之上，可记10分，而同样完成200字，正确率仅70%的打字员，只能记8分。&&& （2）建立信息累积机制。必须在日常工作中积累足够的、可供考核使用的信息资料。这类信息资料可分为有效工作行为记录和无效工作行为记录两种。有效工作行为包括公务员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可用完成工作的速度等指标衡量），这部分内容可由发生的误记行为，又减轻了主管人员的负担。无效工作行为包括公务员在工作中的失误等。这部分应由主管人员如实填写，以防止公务员自己填写的“掩饰”行为，这些记录应成为考核的主要依据，而不再是公务员的述职报告。&&& （3）应建立系统的量化分析方法。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重视工作实绩，使考核工作有了量化的可能。在实践中，我们应充分利用量化分析的长处，来克服考核工作中的常见的一些偏差。&&& （4）应按照“简便易行，宜于操作，防止繁琐”的原则，简化考核程序，由主管人员或专门的考核人员根据先定的工作评价体系和是日常的信息积累直接做出考核结果，上级主管人员就不服初次考核的个人申诉和对他人的控告进行复核。&& &&四、“考绩”必须以“考德”“考能”“考勤”为补充&&& 当然，重视工作实绩并不等同于只进行工作实绩的考核。在切实地完成了从德能考核向以绩为主的考核转变过程之后，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德、能、勤的考核，必须以它们作为对工作实绩考核的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 首先是德。在西方公务员的考绩制中，同样重视对“德”考察。如英国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就包括行为道德一项，这是公务员的性质决定的。公务员代表政府执行公务，手中掌握着国家赋予的权力，因此必须履行“公正廉洁、遵守职业道德”“忠于职守、服务领导、执行命令”等基本义务。另外，与西方公务员“政治中立”的要求不同，我国公务员还必须强调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公务活动中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公务员和西方的政府在各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在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了保证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必须（要求政府）对轮流上台的不同执政党保持所谓政治中立”，而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良好运作。&&& 再次是能。对功绩制的一个典型批评，即是它忽略了社会环境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两个打字员甲乙，甲用的打字机性能优于乙的，当甲的工作实绩也相应地优于乙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判定甲优乙劣，而应结合“能”的指标综合考虑。另外，以“考能”作为对“考绩”必要补充的另一原因还来自于对考绩制的另一个典型批评，即认为有些周期性较长的工作，其工作实绩不一定能马上表现出来，对这些周期性较长的工作（一年以上），一方面应在制定工作评功价体系的时候作出适当的考虑，另一办法则是以“考能”作为“考绩”的补充。对“考能”成绩较高，而“考绩”成绩较低的工作人员进行重新考察，以确定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来源于能力与组织工作的不匹配；还是由于工作周期太长或其他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若是后者，则应对其成绩进行适当的校正。&&& 最后是勤。所谓考勤，并不是仅仅指考察出勤率，而是指对“……工作积极性、组织纪律性、责任感和服务精神，以及出勤率等等”的综合考察。著名的考绩专家浦洛布士在《公务评绩》一书中曾写道：“以生产量作考绩标准，其最大的优点，确能使支持考绩者不受偏见猜测，及无以自持的评判力所支配。但于此有一不容忽视之点，即生产量额一项，不能视为主要因素，用以估量工作人员在其职务上各方面所应具有的价值。譬如以售品员本身的评价，并不能以其售货总数的多寡作为评判其成绩高下的唯一标准，因为亦许这一售品员曾故意将货品多给顾客致有此记录……”。虽然浦洛布士的观点过于偏颇并有所纰漏，但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即我们还必须重视责任心和事业心，即勤的考核，以弥补单纯考绩的不足。& &&&五、结束语&&& 考核内容从“唯德独尊”向“以绩为主”的转变，可以说是迈出建立现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第一步。但是，要将这一理论上变化落实到实际操作的层面，却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综合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在这条道路上，应当：1）改变认识上以“德才”代“绩”的思维方式；2）建立一套适应现代考核需要和考核内容的考核制度；3）“以绩为主”并不是要否定其他，实践中“考绩”必须以“考德”“考能”“考勤”作为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考核工作不仅只是作为对公务员进行奖惩、升迁的标尺，而且成为增进整个政府绩效的有力工具。注&&&&& 释1、李如海、朱庆芳主编，石志夫等副主编：《中国公务员管理学》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朱庆芳主编：《国家公务员考核实务》，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3、邓仕敏编著：《人事管理心理学》万源财经资讯公司1984年版，第150页&&& 4、1943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5、日人事部：《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第3章，第10条6、施恩著，仇海清译：《职业的有效管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1页&&&参 考 文 献①、张金鉴：《人事行政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四年版②、曹志主编：《各国公职人员考核奖惩制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年版③、肖鸣政著：《国家公务员考评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④、杰夫?M?谢夫利兹、戴维?H?罗森布卢姆等著，彭和平等译：《政府人事管理》，中工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⑤、牛任亮、宋光茂主编：《公务员制度―――国家公职人员的重新安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⑥、周世逑、苏玉堂主编：《中国行政管理》（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⑦、黄达强、刘怡昌主编：《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出自：链接地址：/wenku/huiyifayan/121590.html一亿&玉碎&计划
您现在的位置：&&
一亿&玉碎&计划
相关热词搜索：
篇一：一亿日本尽白痴 一亿日本尽白痴
导读 读书是主动的，看了活字在头脑里思考、想象，以理解内容，而电视看画面听声音，单方面灌输，几乎不容人动脑筋。“一亿尽白痴”的另一方面是“一亿尽评论家化”。人人参与，谁都可以当评论家，什么都可以拿来评论一番。 大宅壮一不大被日本人记起了。 这大概是社会评论家的宿命，犹如食品有“赏味期限”。大约从1955年到1965年这十年间他最为活跃，以至演讲时遭人刺杀的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说：“即便有乌鸦不叫的日子，也没有听不见大宅壮一的声音的日子。”社会批评具有时效性，哪怕戴上了一顶传媒帝王的帽子，也难免与时代共存亡。大宅常说他卖的是鲜鱼，不卖干的或咸的。针对性越强越容易过时，评论家本人也随之被日新月异的社会遗忘。 忽然想到大宅壮一，是因为闲来读了一首明治年间日本人写的七绝，云：“纷纷上疏各图功，兴学建官论太公，黄口市童皆贾谊，白头村叟半文翁。”明治伊始，政府成立待诏局，任谁都可以上疏建言。言路洞开，一时间街上孩童都变成被汉文帝问鬼神之事的贾谊，乡下老叟也半为汉景帝年间治蜀的循吏文翁，争相为兴办学校、设置官职之类的国家大事献芹或献曝，个个都太像“公知”。忍俊不禁，油然联想大宅说的“一亿尽是评论家”。日本两度起飞——明治维新与战败后，时隔半个多世纪，而民众像条河，流过各处的水都不是原先的了，但流到那里该回旋还是要回旋，该激荡还是要激荡。大宅写道：“最近媒体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名为‘评论家’的人正在被大量生产，范围广泛得惊人。以前说评论家，无非政治评论家、经济评论家、文艺评论家、美术评论家之类，但近来像我这样一个人什么都干的人叫作社会评论家了，其数(来自: 写 论 文 网:一亿&玉碎&)量非常多。另一方面评论的领域不断细分化，例如体育评论家当中除了棒球评论家、相扑评论家，又有了乒乓球评论家、柔道评论家、拳击评论家等。关于衣食住，有建筑评论家、服饰评论家、流行评论家，最近还出了菜肴评论家、味道评论家。或许不久将出现烤鳗鱼饭评论家、炸猪排饭评论家，以及领带评论家、内衣评论家、裤衩评论家。” 大宅壮一 日本放电视始于1953年，为时不久，1956年大宅跳出来批评：“电视是现代文化的最高作品，反而使文化倒退，就是说，过于感觉，过于直接，使人丧失智能，也就是白痴化。”“电视的娱乐节目中某种东西使人们‘无知’（白痴）”，“电视这种最进步的媒体展开了‘一亿尽白痴化运动’。”眼看要掀起社会派推理小说热的松本清张也跟着指责：“看这个架势，电视普及使日本人的思考力钝化。孩子丢开学习，青年丧失思索，在电视前傻笑。长此以往，一亿日本人很可能尽白痴。”当时日本人口有九千多万，模仿曾流行一时的诗句“六亿神州尽舜尧”，把这个说法译作“一亿日本尽白痴”。 所谓白痴化，首先是媒体本身的问题，自痴痴人。大宅说：“近来媒体只瞄准社会底层，光重视收视率。瞄准最底层，所以越来越愚劣，白痴节目非常多，就是说媒体白痴化。有了电视以后，白痴越来越严重。”电视这个神器“是20世纪后半产生的文化怪兽，是妖魔，难以抓住其正体”。其实大宅已经一把抓住了，怪兽的正体是收视率的“唯量主义”。决定书的价值的，不是销路，而是书的内容，畅销书未必是好书。这是人类的传统良知。电视几乎被广告主操控，对于收视率这个怪物的关心远远超过节目质量。他们误以为低俗化就是大众化。人不是“思考的芦苇”，变成“不思考的猪”。从电视到今天的网络，总有人抵抗，凭据的是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养主义世界观。读书是主动的，看了活字在头脑里思考、想象，以理解内容，而电视看画面听声音，单方面灌输，几乎不容人动脑筋。“一亿尽白痴”的另一方面是“一亿尽评论家化”。人人参与，谁都可以当评论家，什么都可以拿来评论一番，于是乎呈现那首七绝所嘲讽的景象。 社会评论家往往是最识时务的，骂归骂，自知无力回天，几年后大宅就给索尼的黑白电视机做起了广告。他对媒体的批评很有趣，曾这样说：媒体文化由报刊、出版之类的固体起步，因电影而变成流体，又凭借广播、电视的发达普及而转向气体化。“没火的地方不起烟，媒体总是发现火种而煽风。不是有火灾而敲钟，而是因为钟响所以有火灾，这种‘新’现象往往媒体是纵火犯。起码不要去协助灭火，扩大延烧的范围是媒体的机能。” 又说：“活在传媒世界，都变成传媒型的人。传媒型人种的特性各种各样，特别突出的是自我表现欲很强。近年随着传媒领域从活字向电波扩展，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学者、作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家都加入其中，同样演员化。一言以蔽之，演员化是丧失羞耻精神。在这一点上，被称作政治家的人种多数是天生的演员。” 还说过：大众文学的作用就是给现今制度下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一味清凉剂和逃避场所。所谓文坛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实质是媒体的商业主义对文坛拥有强大的支配力量。 1966年6月，中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大宅壮一和小说家安部公房对谈，说：现在的三种新神器，是汽车、彩电、出国旅行。神器，本来指天皇家的传国之宝，而老百姓拿来当神器的，自然是实用的东西。二人对谈已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早已普及了彩电，但对谈的题目好像还不算过时——“电视时代的思想”。（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说：如果安部公房多活几年，这个奖就是他的。大宅壮一读东京大学社会学，拖欠学费，不知什么时候被开除了，终归算大江的老校友。）9月，大宅壮一组成大宅考察团访华，预定三周，但两个星期就打道回府，原来大宅“失言”了。那年月毛泽东这个名字铺天盖地，他却说：“你们一个劲儿毛泽东、毛泽东，可我们毛泽山了。”他在玩谐音，“毛泽山”（もうたくさん）听来是已经太多了的意思。这下惹恼了日本出生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把大宅一行赶出中国红海洋。大宅撰文把红卫兵造反叫小玩闹革命，把大串联叫游乐革命，批判文化大革命“尊毛攘夷”。 大宅壮一要是活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一定更如鱼得水，围观，起哄，说俏皮话，刻薄地奚落，大显身手。深刻观察，给社会起一个绰号，流行一时，是社会评论家的本事，他尤擅此道。给谷崎润一郎的文学命名为“唯色史观文学”，把小说《太阳的季节》作者石原慎太郎那类人叫作“太阳族”。时过境迁，一些妙语都近乎死语，而“一亿日本尽白痴”还活着，仍然是人们议论媒体功过的常用语。模仿这个说法，1970年代出现“一亿尽摄影家”，据说那时候在欧美分辨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就看他脖子上挂没挂照相机。卡拉OK问世，“一亿尽歌手”。1980年代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程度属于中产阶层了，“一亿日本尽中流”。2015年安倍内阁向“少子高龄化”的结构性问题挑战，实施“一亿日本尽活跃”计划，倒未必是模仿大宅壮一，因为这个句式本来是政府的杰作。往远了说，战争年代有“一亿玉碎”、“一亿尽特攻”的口号，战败后总理大臣让全民“一亿尽忏悔”。（1967年日本人口超过一亿，1945年为七千二百万，战争期间的一亿是算上朝鲜、台湾等殖民地人口）篇二：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不完整) 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 (作者 王希亮,1946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1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本文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予以剖析。
关键词 战争责任 “一亿总忏悔” “天皇退位论” “太平洋战争史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挽救彻底灭亡的命运,曾发出“一亿总玉碎”的绝望叫嚣,却终究未能挽回残局,只好乖乖放下武器,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战时内阁宣布总辞职,皇族东久迩宫稔彦出台组阁。面对战后处理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东久迩内阁理应认真教训、反省和追究战争责任、率领日本人民从战后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毫无忏悔之念的东久迩内阁却反其道而行之,上任伊始就抛出了一个“一亿总忏悔”论,在遭到各界民众的强烈抨击后,又抛出一个“天皇退位论”
一 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通过电台播出后,日本列岛立即陷入一片惊慌和混乱。由于连年战争,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彻底崩溃,东京等大城市处处瓦砾,国民缺衣少食,日本列岛到处笼罩着远比东京大地震时还要震惊、危惧、无奈和困惑的阴云。 当天,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铃木贯太郎提出辞呈,宣布战争时期的军人执政内阁崩溃。昭和天皇打破历来日本内阁产生的传统方式,指令皇族、陆军大将东久迩宫稔彦出面组阁,并指示其“尊重帝国宪法,以诏书为基本,致力军队的统制和治安的维持,努力收拾时局”。接着,昭和天皇又向第88次临时议会颁发敕语,内中要求议员们“举国一心,自强不息,培养国体,保护和救助军人遗族及伤病者,救济脱离军籍者和蒙受战灾者,以期万全”,“卿等须体会朕意,遵守道义立国之皇谟,同政府协力,朕期待亿兆一致,竭诚奉公”。8月17日,东久迩举荐曾在战争时期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和天皇身边重臣的近卫文麿担当国务大臣(相当副总理),获得昭和天皇首肯,于是,战后的第一任政府东久迩内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由于这届内阁把主要目标和精力放在战后处理上,而且,从这时起,“败战”一词几乎都用“终战”取代,所以,时人又称这届内阁为“终战处理内阁”。 面对纷乱的社会秩序以及急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东久迩内阁没有把精力放到恢复社会秩序和反省战争责任问题上,而是把主要目标放在所谓的“国体护持”之上,即采取各种手段、各项措施,千方百计地维持天皇统治的政体,诸如以维持治安为名收拢旧军人填充警察队伍;对伤残军人、遗属予以抚恤;为“恢复战灾”捐献皇室木材等,借以宣扬天皇的“御仁慈”,目的当然是为了收买民心。 对于刚刚结束的战争,东久迩内阁惟恐将战争责任算到天皇的头上,于是抛出一个“一亿总忏悔”的谬论。8月28日,东久迩在会见记者时声称,“事已至此,当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另外,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此时此刻我认为,军、官、民等国民全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我相信,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 9月5日,东久迩又在第88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强调战争的结束是由于天皇的“御仁慈”和“大御心”,强调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还详细的列举了日美之间战争实力的差距,发表了战争损失的具体数据,并再次把战争责任推卸给全体日本国民,称“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不是责备谁,追究谁的问题,无论前线后方,无论军、官、民,所有的国民都必须冷静地反省,今天,我们只有进行总忏悔,在神的面前洗净一切邪心,才能把过去当作将来之鉴”。 在东久迩散布“一亿总忏悔”论的当天,即8月28日,美国占领军先遣队到达厚木机场,两天后,麦克阿瑟进入横滨,在这里建立起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GHQ)。9月27日,东久迩拜会麦克阿瑟,了该内阁继续坚持治安维持法、扩充警察队伍、依靠特高警察监视社会运动以及继续关押政治犯等政治主张,同时,就战犯处理问题提出“自主审判”的要求。这些倒行逆施的举动理所当然地遭到GHQ的否定。然而,东久迩内阁顽固不化,继续坚持战时的一切反动政策。10月3日,东久迩内阁的内大臣山崎(原海军司令官、警视总监)竟然发表讲话称:“现在,思想警察和思想取缔还要继续进行,对进行反皇室宣传的共产主义者毫不容赦的逮捕,另外,对企图颠覆政府者也要继续逮捕,对共产党员的拘禁要继续进行,主张政府形态变革和废除天皇制的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要以治安维持法予以逮捕。” 针对山崎的讲话,10月4日,GHQ颁布了“关于撤消限制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备忘录”(又称“人权指令”),指令在10月10日前必须释放一切思想犯、政治犯(当时在押的思想犯、政治犯计3000余人),废除“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法”等16项反动法令。“人权指令”颁布5天后,东久迩内阁“知趣”地宣布总辞职。 二 10月9日,日本原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出台组阁。与此同时,GHQ相继颁发了五大改革指令,并对战犯嫌疑者予以逮捕收容审查。9月11日,东条英机等39人以“对和平有罪”的嫌疑被逮捕,12月2日,皇族梨本宫守正等59人被收容,接着,又对天皇身边的重臣近卫文麿、木户孝一等人发出逮捕指令。GHQ宣称,“天皇制的支柱已被摧毁”。 由日本旧政权的政治家、官僚所组成的币原内阁同东久迩内阁在“国体护持”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体系,币原内阁于10月30日通过阁议,成立一个“大东亚战争调查会”,目的是“调查败战的原因和实相”。11月5日,阁议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中指出,“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天皇陛下坚决主张对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协”,“关于开战的决定,作战计划的实施,天皇陛下遵从宪法运用中确立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 这就是战后日本政界一贯坚持的“和平天皇论”的最早雏型,也是币原内阁为昭和天皇圈定的“结论”。因为这一“结论”迎合了GHQ利用天皇、推行美国占领政策的初衷,也与冷战初期西方营垒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决策合拍,所以,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仍在政界和民间占据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GHQ对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的称谓是不满意的,12月15日,GHQ颁发“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指出“大东亚战争”一词同“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紧密结合”,带有“美化圣战”的意味,明令所有公文书中一律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这样,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调查会”才把“大东亚”3个字删去,改称“战争调查会”,却继续进行带有主观意义的各项调查,直到1946年9月才宣布撤消。 为了“矫正”日本政界的战争认识,澄清民众对战争的“模糊观念”,GHQ从1945年末开始,加强了“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宣传力度,利用NHK广播连续播放《真相是这样的》长篇系列报导,同时通过各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灌输给日本社会的各界民众。美国人“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主要观点圈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最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外的侵略战争是连续性的。 第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 第三,美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 第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而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 第五,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了事实”,“欺瞒了民众”,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 以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抨击了罪大恶极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否定了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借口和谬论。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个史观是站在美国利益和西方殖民主义利益的基础上,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来评价这场战争,它带来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极力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和“最大贡献”,无视中国和亚洲抗日战场的存在,抹杀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反法西斯的历史贡献。 第二,忽略了日本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问题。所以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日本的殖民统治责任。 第三,着意保护天皇和政界官僚、财阀等免受战争责任追究,更无意去清理酿就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土壤。 第四,忽略了追究战时体制下舆论机构、社会团体对侵略战争的责任,以及普通民众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战争等问题。 “太平洋战争史观”的结果是使本来就不认帐的战争责任者(除天皇外,还包括战争时期的政界、司法界人物、一部分帝国军人、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法律的追究,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战争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战后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冲淡了日本国民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责任,并促成崇拜美国、轻视亚洲的战后日本社会风气的形成。曾任美国某新闻机关东京特派员的马库·盖因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真相是这样的》的连续播放,“我感到困惑,它是政治性的,比如,把那位像有癔病的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描写成军国主义的果敢的敌人,(广播)攻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军人,却把天皇、财阀首脑显然的排除在战争犯罪人之外”。 三
东久迩内阁总辞职后不久,东久迩宫稔彦拜会昭和天皇,以本人在战时曾出任军司令官,对战争有责任为由,要求脱离皇族,并提案请昭和天皇退位。为什么上台伊始为保护天皇和天皇制而效尽犬马的东久迩一反常态,竟然要求天皇退位呢?个中的内情颇为复杂。有学者分析,在东久迩内阁期间,GHQ开始逮捕战犯嫌疑者,裕仁对东久迩内阁把当年的股肱之士交给美国人心怀悻悻,对内大臣木户孝一说,“把战争责任者引渡给联合国,真是苦痛难忍,自己一人接受即便退位如何”。9月12日,东久迩向裕仁报告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嫌疑人被GHQ拘捕以及阁议决议时,裕仁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称,“敌方所谓的战犯嫌疑人,特别是所谓的责任者,都是曾经尽忠尽诚之人,不忍将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予以处理,故应再加考虑”。另据天皇近臣木下道雄的记录,昭和天皇对东久迩的提案十分不满,称,“关于退位之事,退位了自己当然轻松,也就不必品味今天这样的苦境,可是秩父宫患病,高松宫是开战论者,曾居军的中枢部,不适宜摄政,三笠宫又年轻缺乏经验,东久迩此次的轻举特别令人遗憾,东久迩对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考虑”。可见,裕仁与东久迩内阁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芥蒂。 对于东久迩脱离皇族和昭和退位的两个提案,昭和天皇予以否决。当时的《读卖报知》报道称,“有许多皇族赞成天皇退位,东久迩是其中之一,总辞职后不久就拜会陛下,请求脱离皇族和提案(天皇)退位,当时,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没有采纳两提案”。其实,战后初期,提出天皇退位论的重臣不只东久迩一人。1945年末,鉴于GHQ和社会各界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日高,天皇作为日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宪法规定的三军大元帅,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是不可推诿的。于是,天皇的重臣近卫文麿就建议天皇“隐退”或“出家”;内大臣木户孝一以及宫内府长官田岛道治也提出过天皇退位论。贵族院成员南原繁(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佐佐木偬一(京都大学教授),原文部大臣安倍能成,枢密院议长平沼骐太郎等人都提出过天皇退位说。他们的理由一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负有败战的责任;二是容许军阀横行,负有怠慢之责;三是作为皇军的统率者要求国民服从,“陛下对献身而战的忠良将士负有背信之责”等等。他们的理由中隐匿着一个最大的目的则是希冀摆脱裕仁的战争责任的干系,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这样才能保证天皇统治的“万世一系”,使日本的“国体”得以维持下去。据当时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发表的中,汇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 “为了纯正天皇制需要退位,如果不退位令后来史家难以书写历史。” “尊重天皇制,希望它永续,所以洗却太平洋战争的污垢是必要的,退位以后让位于太子,可使人心一新。” “天皇退位,皇太子在新宪法下成为天皇,可正确的保持天皇制,从历史的变换和道义的战争责任上,是最好的良策。” “采取此策是想存续天皇制的贤明之举”等等。 再看《读卖新闻》日发表的数据,赞成天皇制的人数为90.3%。对天皇退位说,有68.5%的人不赞同天皇退位,18.4%的人主张天皇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只有4%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 以上的言论和数据可以说明天皇重臣们为什么要提出天皇退位论来了。 比起天皇的重臣们,美国人更深刻地体味到维持天皇制对于顺利贯彻美国的占领政策,构筑东方反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所以,重臣们苦心积虑的天皇退位论的苦肉计根本用不着实施,在美国人的庇护下,不仅昭和天皇免去了战争责任的追究,连(象征)天皇制也得以保存至今。它带来的结果是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研究和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息。又因为天皇在东京审判中被免于起诉的实际后果,甚至连作为出庭证人都没有成行,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妥善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等都埋设了一块绊脚的顽石。 四
“一亿总忏悔”论出笼后,就遭到社会各界和舆论机关的批判和抨击。9月8日,爱知县知事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为了打赢战争,忍受了所有的无奈,今天才明白知晓国力真相的领导者们的欺瞒政策”,“为什么不信任忠良的国民,公布事实的真相,甚是遗憾”,“直到最后,指导者还欺瞒国民,实在该死”,“历来的指导当局在国民总忏悔前,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佐贺县,也有舆论反映,“如果说败战的责任,应该是最高为政者的责任,今天,对民众论起败战责任没有道理”。 “一亿总忏悔”论虽然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抵制和批判,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由于美国人的主导作用和包庇天皇及政界“稳健派”的意图,使批判“一亿总忏悔”的社会舆论并未真正“到位”,甚至出现扭曲的倾向和趋势。尤其是逆反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矛头几乎一致对准军部集团,缺乏冷静思考或自我反省意识。这样,在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偏颇,其结果是转移了舆论界或知识界的视线,淡化了国民的战争加害意识,这对扭曲战后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认识,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模糊了“战争责任”和“败战责任”的界限。东久迩内阁抛出“1亿总忏悔”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脱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故意只在“败战责任”上做文章,而不去追究“战争责任”,甚至把“败战责任”转嫁到1亿国民的身上。他们认为,“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再就是“日本同美国在战争实力上差距过大”,所以,日本战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指导者及天皇的责任,东久迩内阁却是讳莫若深,这便带来了战争责任意识的极度混乱。 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市场,并且经过一番“包装”或“演化”。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在台上时,曾承认过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他又说过,“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大东亚战争和我们过去的历史都被淹没在詈骂和诽谤之中……大东亚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受到了那么大的被害,死去310多万人,其中约80万人死于空袭,230多万人战死,一半的领土被占领,迎来了这样的悲剧,从现实看,大东亚战争是误算的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国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历史判决”。这里,中曾根批判战争的立足点完全站在“被害”的角度上,站在为日本国家利益和日本民族利益考虑的立场上,他认为战争使“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且,死了那么多的人,“一半的领土被占领”,所以,这场战争实在是不划算,是一场“误算的战争”。至于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沉重代价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无独有偶,“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头面人物藤冈信胜也认为,日本参与“大东亚战争”是“战略选择错误”。他说:“日俄战争后随着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日本犯了战略选择错误,对朝鲜半岛的对策是否有其他选择有待充分探讨,在摸索走过曲折道路的同时,日本出现种种政策性错误,其结果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藤冈的这席话并非是指责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是认为日本“政策选择错误”,才“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而导致日本选择错误政策的责任者,是“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所以,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原理上选择了错误的战略”,但是,“由于美国对日舆论决定性的恶化”,为了“打破ABCD包围圈”,为了保卫自己的“南方生命线”,“才不得已与美国开战”,所以“大东亚战争”也是“自卫战争”。可见,藤冈的“政策选择错误”同中曾根的“误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败战责任”上做文章,不是去指责当局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责怪他们的“误算”或“选择错误”,从而给日本带来的“悲剧”或“毁灭”。 第二,“指导者战争责任观”的形成。日,美国政府颁发了“对日方针”,明确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指导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而对昭和天皇以及包括政治家、宫内派、右翼、财阀在内的“稳健派”则予以庇护,这就是美国人划定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并且成为东京审判的指导方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对昭和天皇的免责———尽管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旨,但是,至少是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国民的赞同;同时也使日本政界的官僚、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削弱了对日本法西斯国家战争机器的彻底追究。在东京审判的25名A级战犯中(原28人,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期间死亡,大川周明因突发神经免于起诉),有陆军派人物15人,海军派军人2人,其他才是(对美)“开战内阁”的首相、国务相、外交官之类人物。7名被判绞刑的战犯中,除1人是文官外,其他6人都是陆军派人物。可以说明,美国人认定的“指导者”主要是指日本的陆军部。 “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又成为庇护昭和天皇的保护伞。战后的东久迩、币原两任内阁都炮制了“和平天皇论”的神话,把战争责任推给军部,推给民众。这一谬说至今还有市场。新右翼团体一水会的头面人物铃木邦男就认为,“那场战争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谢罪”,但是,“当时90%的国民都讲要战争(支持战争),把天皇陛下卷了进去,天皇陛下没有关系(责任)”,所以,“九成的国民都有责任,要道歉应该由我们道歉,当然,九成的赞成者是出于大义,出于当时不得已的状况……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天皇陛下一人”。 第三,模糊了参与战争、协力战争的普通国民及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战后初期,东久迩内阁抛出“一亿总忏悔”论,意在转移国际和社会各界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视线,其反动性不容置疑。为此,美国人在各家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时,明确指出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国民犯下的罪行不胜枚举,在这些最非人道的行为中,最严重的结果是隐瞒真实”,“今天,日本国民必须绝对篇三：玉碎美军第一次见识日军死亡冲锋 玉碎&的来历：美军第一次见识日军死亡冲锋 这是一场湮没于历史中的小战斗，小到在太平洋战争的恢宏画卷中被很多战争史研究者忽略不计。但是这场战斗意义却非常重大，它不仅证明了日军的确侵入了美国本土，也让美军第一次见识了日军的大规模死亡冲锋和集体“玉碎”的疯狂，为美军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阿图岛和吉斯卡岛，位于阿留申群岛最西端。阿留申群岛像阿拉斯加伸进太平洋的长尾巴，是美国本土的最后一道防线。中途岛海战之后，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反攻，日军占领的阿图岛和吉斯卡岛就像扎在美国喉咙里的一根小刺，必欲拔之而后快。美军计划“奇袭”阿图岛，但行动迟缓，等到1943年5月，美军集结力量进攻阿图岛时，日军已经在阿图岛上苦心经营了一年多，在弹丸之地集结了多达2630人的重兵，修筑了众多的永备工事。 上帝关照的登陆
增援计划的失败使得山崎保代大佐率领的2630人的阿图岛守军必须独自面对11000人的美国第7步兵师。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尽管挫败了日军的增援，可是占有人数优势的美军的进攻准备太糟糕。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心理上，美军都低估了恶劣环境造成的巨大障碍。 美军派出的第7步兵师，原在加利福尼亚炎热的沙漠中受训，严重缺乏两栖登陆作战的经验。迎接美军的是寒风凛冽的天气，冰雪覆盖的光秃山坡和泥沼重重的半冻土地带。当士兵们在沙滩上艰难跋涉时，还穿着刚发的硌脚的冬靴。由于低估了日本守军的实力，更未事先对岛上防务展开必要的侦查，美军的火力配备相当糟糕，冬季作战装备明显不足。 登陆计划破绽百出。登陆部队被分为彼此之间相隔20英里的5个独立的小型部队，他们同时登陆，登陆后再汇合总攻。按照作战计划，新型轻型护卫舰“拿索”号，为部队提供火力支持，可美军事先并没有对阿图岛水域进行准确勘测，“拿索”号根本靠不了岸。 然而，上帝在那时眷顾了美国人。美军原计划登陆时间定在5月7日，但阿留申恶劣的天气推迟了美军的进攻时间。日本守军原本做好了全面迎战的准备，但几天后仍不见动静，以为是虚惊一场，于是放松了警惕。因此，当美第7师于5月11日登上滩头时，他们竟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当时的大雾天气有如神助，使美军避免了伤亡。
北部登陆部队率先登陆阿图岛。首先上岸是临时侦察营的山区作战分队，紧接着上岸的是负责北部登陆作战的第17步兵团的一个战斗组。漫天大雾给登陆部队带来极大的麻烦，他们看不清道路，不时把火炮和车辆推到沙丘上。好不容易拉出来，又陷下去。登陆部队按计划迅速扩大滩头阵地，开辟登陆场，刚挖出的散兵坑涌满冰冷的水。夜晚降临，寒冷刺骨，疲倦的士兵们此时才深刻明白什么是阿留申的恶劣天气。 被困马萨克山谷
次日清晨，日军才发现美军偷偷登陆了。北部登陆部队在“血腥角”这个地方被日军狙击手、机枪和迫击炮组成的火力网死死钉在了原地一整天。在生死攸关的当口，敢死队穿越了一片山脊，同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最终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南部登陆部队开始向位于阿图岛南海岸线20英里的马萨克湾进发，他们将在那里同北部登陆部队会师。日军于夜间穿过美军防线，回到了预先修筑好的山谷一侧的密集防御工事中。日军枪弹齐发，铺天盖地的炮火打了个美军措手不及。士兵们慌忙寻找松软的地方，手忙脚乱地挖着可以躲避的散兵坑。可坑挖出来的同时，水就立刻涌了上来，士兵们在刺骨的冷水中缩成一团。而位于河床位置的士兵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指挥官大声喊着继续前进，但许多士兵却因体温过低而根本无法动弹。就这样，他们被困在了马萨克山谷整整6天而一筹莫展，而士兵们因冻伤和战壕足病造成的伤亡却与日俱增。
好在北部登陆部队进展顺利，不断突破日军的阵地，稳步向南靠拢。5月17日，山崎知道已经无法阻止美军汇合，将部队撤到阿图岛东部，退守到克莱维斯隘口，这里是日军在奇恰戈港主基地的最后一道屏障。正是由于日军后撤，被困于马萨克山谷的部队才摆脱了困境。
血战克莱维斯隘口
克莱维斯隘口位于两个分别叫做冷山和安伯角的制高点之间，日军占尽地理优势。面对居高临下的敌人，缺乏有效火力支援的第17步兵团的官兵们于5月20日在冷山上同日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手榴弹大战。3天后，17步兵团艰难地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安伯角又是另一番景象。第32步兵团连续4天的攻击都被击退。在21日凌晨，美军的两个排趁着夜幕悄悄爬上了安伯角顶峰，冲进战壕与惊醒的日军展开白刃战，刺死25名日军。最后一名垂死的日军突然端起轻机枪扫倒了两名美国士兵，然后奔向悬崖，纵身跳了下去。
美军终于成功控制了克莱维斯隘口，而残余的日军被压缩到了奇恰戈港这个半岛上，最后的进军就要开始了！但战斗离胜利还很远，事实上，这最后一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血肉磨坊。
山崎知道面对绝对优势的美军必败无疑，所以他在奇恰戈港构筑了复杂的战壕体系和火力网，储备了充足的弹药供应，做好了“为天皇尽忠”的准备。
日军的疯狂
在进攻奇恰戈港一条山脊的战斗中，美军被日军火力压制在了山头下，动弹不得。就在此时，一位叫乔治?米利奇的无比神勇的排长冒着枪林弹雨，快速冲上山脊，杀开了一条血路。在子弹呼啸声中，米利奇干掉2个日本兵后，继而左冲右突，枪击山脊，爆破壕沟。在步枪弹药用尽、刺刀损坏的情况下，他手握枪管，疯狂一阵挥舞，顿时步枪变棍棒，竟然砸死4名日军。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好莱坞特技场景的现场版。在清除这些障碍后，米利奇垂着被3颗子弹击中的左臂回到山脊上，高举起右臂指挥他的士兵继续向前冲击。
5月29日，攻击进入了最后阶段。尤金?拉德穆少将决定在凌晨发起总攻。不料山崎抢先于凌晨3：00下令发起孤注一掷地自杀式反攻。山崎只剩下1000人，为凑集更多人数以作最后一搏，他甚至派出了伤兵。山崎幻想着能够冲破美军防线，夺取美军辎重，然后将炮口对准美军的滩头阵地以及马萨克湾的供应基地。 深夜，美军第32团B连的官兵们正在阵地里酣然入梦，日军的突袭队悄然而至，许多士兵被扎死在睡袋中。紧接着日兵扫荡了一个战地救护站，屠戮了里面的医疗人员，连躺在病床上的伤兵都没有放过。此时的日军已完全失去理智，如同嗜血的野兽，杀气腾腾，四处行凶。可日军最远冲到了克莱维斯隘口，在那里，他们竟然被由工程师、厨师、教士组成的后备梯队消灭得一干二净。 让美军士兵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幸存的日军开始了狂风骤雨般地自杀：有数百人通过把手榴弹贴在自己的脑袋上或是胸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次日早上，美军看到山谷里“堆满了缺胳膊少腿的尸体，无头的躯体散落一地”。 就这样，阿图岛战斗以美国人无法想象的结局而告终。这场小小的战斗，震动了美国上上下下。原本计划3天就能轻易结束的战争，变成了3个星期的地狱煎熬。美军充分吸取了教训，10周后，美军调集了34000人的地面部队和一支完整的舰队来进攻吉斯卡岛。当他们气势汹汹地杀上吉斯卡岛时，他们发现吉斯卡已经空了。日本守卫部队早在3周以前就悄然地撤出了吉斯卡。 美军为收复该岛付出了很大代价：549人阵亡，1148人负伤，2000人因战壕足病、严寒冻伤或是战斗疲劳而入院治疗。阿图岛之战，日军组织了有可能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敢死队进攻，结果将近2300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28名幸存者--大多数都死于自杀性攻击（数字统计不一）。美国人在阿图岛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教训，日本人不遵循西方战争法惯例，也不遵循西方个人生命至上的信条，他们宁可“玉碎”，也拒绝举手投降。但是艰苦战斗换来了两栖作战的宝贵经验，阿图岛之战是美国“跳岛战术”的滥觞，为美国以后放弃不具战略价值的岛屿，直接进攻具有重大价值的岛屿提供了依据。美军从重获得的宝贵经验就是要尽量避免日军顽抗造成的有生力量的伤亡。本&&篇:《》来源于:
优秀范文，论文网站
本篇网址:/2016/gongzuojihua_.html
好文大家读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