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中印战争 据说当时还是长征时留下的老底子 差点打到他的首都【霸州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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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印战争 据说当时还是长征时留下的老底子 差点打到他的首都收藏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１个月，我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全歼印军３个旅，基本歼灭印军３个，另歼灭印军５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侵印军８９００余人。缴获各种火炮３００余门，坦克１０辆，汽车４００辆各种枪６３００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我军共伤亡２４００余人。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边防部队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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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中印战争敌军被俘七千人，释放时他们抱腿痛苦不肯走！
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在藏南边境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则称之为瓦弄之战（Battle of Walong）。因为解放军在进入西藏后，与印度领土接壤而产生一系列领土问题，在双方会谈破裂后，1959年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中印两国开始交恶，后来一连串交火冲突更使印度开始进军藏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并出兵造成此次战争。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此次战争几乎于同一时间爆发。中印战争最为人注意的是战斗大多发生在恶劣的环境下，尤其是在高海拔的情形下，不少大规模的冲突都发生在超过4250米以上的高度，中印双方同时也存在着物流和补给不易的问题。这场战争普遍聚焦在陆军的战斗上，因为地形的关系，双方的海空军几乎没有参与这次战争冲突。1962年6月，印度在中国边界挑起事端，在多方警告无果后，张国华将军率领军队，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拉开序幕，整个战争历史进半年，不过结果早在意料中，中国军队完胜，印度军队被歼灭了3个旅，俘虏了七千多人，中国军队伤亡1400多人，无一人被俘虏。对于被俘虏的七千多印军，我军跟红军时代意义，实行宽带俘虏政策，不想美国、苏联那样对俘虏虐待一番。被俘虏的印度军人，经过我军的教育后，被关押在一块运动场地上，并配备了篮球架，可以活动打球，还能与家人通信，除了不能跨入俘虏圈之外，其他一切行动都不受限制。赵敦贵，一名参过中印战争的四川老兵，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队抓获了48个俘虏，把他们押送到梅楚卡机场，他们各个好像很害怕，头都不敢抬，后来我们营教导员去看望他们，给他们讲解了我军的政策，他们就显得不那么恐惧了。”赵敦贵还说：“我当时和班里几个战士，负责给俘虏们理发、洗衣服，打扫他们的宿舍卫生等。我们的医生会给他们俘虏治伤，给他们吃大米、白面，我们自己是吃旱谷米的，俘虏每人都有一张被子，我却是跟班里另外两个战友同盖一张的。”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挺夸张的，其实当时对付俘虏的政策的确是这样，而且还有例子，也是赵敦贵后来回忆说的，印度军中有个叫车隆的士兵，作战时他的上司跑了，他一个人后面落了单，在原始森林里，靠草根树皮撑了三天三夜，后来被我军连长李荣汉发现，将他救了回来。李荣汉把他救回来后，安排了医疗部的战士给予治疗，后来他醒后，我们才知道他叫车隆，后来把他跟那些战俘关在一起，车隆没料到竟然还能得到治疗，对中国军队感恩戴德，面对李荣汉流下泪了，哽咽着说着一堆印度话，料想应该是感谢之类的。后来跟其他俘虏一样，被遣送回印度了，但是竟有很多俘虏不愿走，因为待在中国当俘虏的日子，过得的确太好了。后来有国际记者采访车隆，被问到在中国被俘的情况，他竟然能用中国话说到：“我以前恨他们，那是以前，中国是很好的，我愿意一辈子当中国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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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战争打到印度首都，印度反思中印边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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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在藏南边境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则称之为瓦弄之战（Battle of Walong）。因为在进入西藏后，与印度领土接壤而产生一系列领土问题，在双方会谈破裂后，1959年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中印两国开始交恶，后来一连串交火冲突更使印度开始进军藏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并出兵造成此次战争。美国的古巴危机和此次战争几乎于同一时间爆发。
中印战争最为人注意的是战斗大多发生在恶劣的环境下，尤其是在高海拔的情形下，不少大规模的冲突都发生在超过4250米以上的高度，中印双方同时也存在着物流和补给不易的问题。这场战争普遍聚焦在陆军的战斗上，因为地形的关系，双方的海空军几乎没有参与这次战争冲突。
中印边界全长约171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中印战争打到印度首都：
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国是胜利者。据说，因为反击进展顺利，奉命实施纵深处穿插、远距离迂回的一队中国士兵打得兴起，只管往前冲，收不住脚了。突然，冲在最前面的几名士兵目瞪口呆地站住不动，不敢往前冲，后面的人上来一看，也大惊失色。&妈呀，前面怎么就没有山了呢？&原来，冲过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放眼望去，前面已经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了。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问指导员：&我们是不是打出印度，打到去了？&指导员毕竟见多识广：&你知道个啥？前面就是了，再往前冲，你就掉进印度洋了&&&
这当然是个&笑话&。不过，这则真实的笑话仍然深刻反映了1962年10月厚重的历史背景：1962年的10月，中国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那时候，蒋介石不断高喊要趁机反攻大陆；那时候，中苏&友好&也早已转为&龃龉&；那时候，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印关系上，都站在印度一边；那时候还有趾高气昂的印度政府，尼赫鲁对印度疆土的胃口之大，甚至超出了英国殖民者。
查阅档案可知。日上午，印军入侵中国扯冬地区，向中国发起进攻，打死打伤解放军11人。20日凌晨7时，印军的进攻规模更趋扩大。也就是在这一天(10月20日)，中国从东西两线进行猛烈还击。
反击战出奇地顺利
或许是此前受够了&窝囊气&，或许是印度军队没有想到敢于突然发起反击。总之，的反击出奇顺利。某部半个紧急凑起来的连队，硬是在邦迪拉山口，阻击了装备齐全的3000多名印军。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一路向南穿插，打到德让宗。其中一个连的先头部队比逃跑的印军跑得还快。在印度人惊讶的注视下，他们一枪不发，穿小城而过，掉了个头，把印军堵在了德让宗。
边界上的反击战进行了一个月，印度政府已开始准备&全国总动员&，并求助出兵直接干预。可是，11月21日，中国军队突然停止前进&&查阅档案可知。中国外交部此时宣布：自12月1日起，中国将从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注意，这里说的是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因为边境的短暂&不愉快&，中国军队俘虏了印军准将以下7000多人，而中方&无一人被俘&。
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日(反击战尚未宣告结束)，一份报告说：一名被俘的印度军官，对于&战俘营&的称谓表示不满。他说，&中印之间未宣战，我不是战俘&。外交部等单位为此向高层提出，鉴于印度战俘分别被我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关押，考虑到他们的&牢骚&有一定道理。因此建议我军的印军战俘营&&对外改称为&中国西藏(或新疆)边防部队印度收容所&。
印度反思中印边境战争：
&&&&在1962年输掉与中国的战争之后，尼赫鲁在印度上院发表陈述，指出本国在这场战争中认识到今日的世界不会有弱国的位置。事实上，在那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印度官方和民间一直在进行反思。
&&&&最近，专栏作家特贾斯&帕特尔(Tejas Patel)在印度NDTV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印度输掉了1962年边境战争》(Why India lost the 1962 border war？)的文章，他认为正是当时的印度领导人导致了本国的失败，总理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过于自信，自认为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他们相信即使推行&前进政策&，中国也不会敢于攻击印度。帕特尔还认为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穆里克(B.N.Mullick)也应该为此负责。
&&&&在对可以获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帕特尔指出造成印度在东部前线失败的可能因素主要为：
&&&&领导人对中国政府政策的错估
&&&&一支装备不善而且没有准备好的印度军队
&&&&中国对印度意图的猜测
&&&&印度人看来，当年印军装备不佳是战败的重要原因。这确实接近事实，与中国完成换装&五六&系列步兵自动相比，印度军队主要装备一战时的&李&恩菲尔德&老式步枪。
&&&&印度当局错估中印边境局势
&&&&在惨败后不久，印度军方就指派亨德森&布鲁克斯中将(Henderson Brooks)和巴贾特陆军准将(P.S.Bhagat)对战败原因进行深入调查，虽然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尚未解密，不过一位名叫麦克斯韦(Neville Maxwell)的英国记者可能从某高级官员那里获得了报告副本，他在自己的书中介绍了这份报告的概要。1992年，印度政府又发布了由国防部编写的官方历史《1962年与中国的冲突》(The History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1962)。帕特尔认为，这两份报告都指出一支装备不良、没有做好战前准备的印度军队被迫与强大的中国进行较量。
&&&&帕特尔在他的文章中表示，1961年以前一直担任印度陆军总参谋长的蒂迈雅将军(K.S.Thimayya)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蒂迈雅在1962年就表示无法想象印度如何独自与中国展开较量，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也不可能与中国匹敌。他认为应该让政治家和外交官来保证本国的安全。尽管如此，在情报局支持下，印度领导人还是命令军队推行&前进政策&。所谓的&前进政策&是指印军在争议地区设置哨所，其中的一些甚至设立在中国哨所的后方，事实上印度从1954年开始就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并且不断招致中国政府的抗议。尼赫鲁推动这项政策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不会向得到美国和苏联支持的印度发起进攻。
&&&&帕特尔引用了官方发布的历史，证明部分军官反对尼赫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意识到本国尚未做好面对边境上中国军队的准备。例如，官方历史指出，在1959年到1960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托拉特(S.P.P.Thorat)将军就已意识到中国对东段边界的威胁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陆军司令部以及国防部长对此未予理会，这甚至也没有引来尼赫鲁的注意。
&&&&尼赫鲁没有听取反对意见，相反他任命了一些顺从的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这些人执行了他的命令，最终导致了印度的耻辱，帕特尔认为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化是造成印度失败的一个原因。
&&&&帕特尔还指出，除了决策失误之外，更糟的是，领导人强硬和不负责任的声明使得中国能够以&自我防卫&为借口向印度发动进攻。例如内政部长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在日就宣称如果中国人不撤出争议地区，印度将会采取行动将中国人赶出去；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前一周，尼赫鲁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帕特尔称情报系统的失误也是造成印度失败的原因。印度对于中国军队的力量，机动能力以及战术缺乏了解。帕特尔还引用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观点，指出印度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们依赖中情局的简报、报纸报道以及印度驻华使馆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关系以及台湾局势的报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前进政策&做出强烈回应。
&&&&最终，几乎在整个1962年，中印双方都在边境两侧紧张对峙。10月10日，由于印军侵犯中国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决定性的战斗在10月20日打响，当印度军队再度发动攻击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东西两线开始进行反击，战斗主要集中在瓦弄、达旺和阿克赛钦地区。
&&&&印度军队的问题
&&&&虽然当时印度领导人非常乐观，但是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帕特尔认为，由于在西藏有物资储备，中国军队的后勤有一定的保障，并且士兵也受过良好的山地作战训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军没有做好与中国作战的准备，极少数士兵有山地战的经验，所使用的陈旧武器并不适用于山地作战。后勤保障也有问题，士兵没有足够的冬装和鞋，缺少火炮和弹药，军队所装备的火炮在山地使用极不方便。由于没有公路网，交通也很不便利，补给和保障主要通过空中完成。除此之外，印军的士气处在最低点，军方的指挥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熟悉瓦弄地区的拉其普特人被派往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陌生的区域，无计划的征召以及对原有军队编制的打乱削弱了印度军队的战斗力；而坐镇德里的总参谋长居然在情形不明的情况下向前线下达了占领扯冬(印度称之为Dhola)哨所东北1000码处的一个中国哨所的命令，实际上那里的中国军队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当地印军而言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四军指挥官考尔中将(B.M.Kaul)也是被指责的对象，他奉命率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上赶走，而实际上考尔基本没有指挥类似行动的经验。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无视军队的指挥系统，官方历史指责他越级直接与陆军总参谋长接触，有时也越过中级军官直接向下级军官发布命令。
&&&&帕特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不使用印度空军的决策也是争议的焦点。在1962年的战争中，印度空军没有发动任何进攻行动，仅仅被用于向前线的军队空投补给。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印度使用空军，战争的结果也许将会发生改变。例如，前空军少将特瓦里(A.K.Tewary)曾在《印度防务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军，溃败的一方可能会变为中国，他谴责了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穆里克，因为后者认为一旦使用空军会导致印度城市遭到中国轰炸机的报复。
&&&&帕特尔指出，尼赫鲁亦曾一度将希望寄托于天空，他曾写了两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美国空军提供支援。这两封分别于日和20日寄出的信件仍然处于保密状态，不过《尼赫鲁传》的作者戈帕尔(S.Gopal)在他的书中透露了信件的内容：尼赫鲁认为局势相当绝望，请求美国立即支援最少12个中队的全天候超音速以及建立雷达通信系统，并且在印度人员完成训练之前，由美方操作这些战斗机和装备，他甚至还寻求获得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以用来打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
&&&&对中国发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看法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印度的政策激怒了中国，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自卫措施。对此，帕特尔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他指出，在196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台海局势比较紧张，然而到了6月，局势得到缓和，这使得中国可以将更多的军队调往中印边境地区。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10月20日发动的进攻经过精心策划，几乎与将全球拖到毁灭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他引用了印度官方的观点，指出此时超级大国都在避免核大战的发生，而中国似乎是故意选择了这一时间发动反击，这样就无需顾虑第三方的干涉，而加勒比海的危机结束之后不久，中国就宣布了单方面停火。
&&&&除了要惩罚印度的&前进政策&之外，帕特尔认为最终导致解放军发动反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印度意图的猜测。他在文章中表示交战双方的解密文档反映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印度可能会与美国勾结在一起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新的研究揭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情局资助和武装了中国西藏的分裂运动，当时的印度情报机构负责人穆里克也在1971年发表的一本书中承认中情局在西藏的活动，虽然印度官方是否暗中帮助这些活动尚不能得到证实，但是帕特尔认为中国相信印度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这是中国最终决定惩罚印度的一个原因。
勇敢的士兵
&&&&在文章的最后，帕特尔赞扬了那场战争中的印度士兵，他称在那个令印度人伤心的时刻，即使意味着死亡，这些士兵也没有放下手中的步枪，他们在逆境中所展现的勇气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这些描述与以往中国人心中的印度士兵形象有些不同，也许在我们看来，如果印度人了解中国的俘虏政策，将会有更多的士兵放下武器。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对于当年对阵的双方而言，这场战争都留下了不少遗憾，有很多值得反思和纪念的地方。最近几年，中印关系不断得到改善，今年10月，当年兵戎相见的两国陆军极有可能在中国云南省进行陆上联合演习。或许在未来有一天，经过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边界问题能够最终通过和平手段得到解决。而对于国人而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忘记当年那些战斗在喜玛拉雅山地的中国军人，正是由于他们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才保证了中国国土没有进一步被蚕食。
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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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中印战争与藏南问题的历史真相
博主按：50年前，即1962年的那场中印边界战争，及其造成的伤痕，直到今天还让我们隐隐作痛。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何时是个了结？就像我不知道钓鱼岛、南海问题何时是个了结一样。
还有一个月，2012年就过去了。写不写这篇文章？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写，因为中国有个传统：若要人们记住一件事，往往会在它过去5年、10年或是它们的倍数的年份——比如50周年——时纪念一下。而在距离2012年50年前的196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有过一场短暂的战争。
关于1962年中印之间的那场战争，连国际社会也认为是由印度首先挑起的——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首先向印度军队发出“清除边界上的中国军队”的命令，但是印度军队不是中国的对手。我军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拔掉了大部分印军的哨所和据点，一直打到中印两国传统的边界线。可是正在印度军心涣散、举国惶恐时，中国突然单方面宣布无条件撤军。有评论家说，这一仗彻底打破了印度的大国梦，但是中国为什么会撤军，今天仍是一个谜。
几年前，我经新藏公路从新疆叶城到西藏。这条公路在阿克赛钦地区要经过一个叫康西瓦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为牺牲于1962年中印战争中的战士修建的烈士公墓。高山反应使我十分难受，但还是决定去烈士公墓凭吊为国牺牲的战士。
墓地面朝新藏公路，背倚赤裸的群山，四周用围墙围着，前面有一个大门。入门后，先看到一座纪念碑，碑后是一排排的墓碑和用鹅卵石及水泥砌成的坟冢。青藏高原往日的天都蓝蓝的，那天却有灰蒙蒙的云低低地压在头顶。我在墓地中徘徊，心里默念着一个个墓碑上的名字：罗德清，7972部队战士，湖南长沙，62年10月牺牲，一等功；相文浩，7971部队战士，四川乐至，62年11月牺牲，二等功；卡子戈，7972部队战士，甘肃甘南，62年11月牺牲，三等功；居满艾里，7994部队战士，新疆阿克苏，62年10月牺牲；刘长发，7978部队，陕西城固。
这里共埋葬了106名牺牲于中印战争西线中的战士，这些战士大多都在20多岁的年纪，他们的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他们却永远地留在了青藏高原渺无人烟的荒野里。
中印边界的西段，传统上一直以喀喇昆仑山的山脊为界。但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期间，一个叫约翰逊的英国人认为沙俄当时必然会占领新疆的西部地区，为了与沙俄争夺中亚的势力范围，约翰逊在地图上越过喀喇昆仑山，将中印的边界线往北画到了昆仑山脉，这条线即“约翰逊线”。这样，位于昆仑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就被画到了印度。但这只是画在地图上的一道线，没有起过实际作用，印度从未在此派驻一兵一卒。
阿克赛钦被夹在平均海拔6000米左右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南边的喀喇昆仑山是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峰最为集中处，北边的昆仑山也是群峰突起，雪山连绵。阿克赛钦地区正好位于两列大山之间的断裂地带，海拔较低，自古就是新疆进入西藏的最佳通道。
1956年4月，经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新疆至西藏的公路开始修筑，并于1957年10月建成通车。当印度政府在《人民画报》上看到这条路通车的报道时，立刻向中国发出抗议，并开始了所谓的“前进政策”：向阿克赛钦地区及中印边界的中段、东段派驻军队。中国政府一再呼吁双方坐下来谈判，但印度都以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中国如果放弃阿克赛钦，就等于隔断了新疆和西藏的联系，也等于让印度军队开到青藏高原上，这怎么可能？印度把中国逼向绝路，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还击。阿克赛钦的争端可以说是中印战争的起因，但阿克赛钦只是漫长的中印边境的西段，战争在西段、中段、东段同时展开。我们取得最大胜利的地方在东段，但最后丢失最大面积的领土的地方也是在东段。可以说，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政府在西段画了一条“约翰逊线”，在东段画了一条“麦克马洪线”，最后，前者没有实现，后者的目的却达到了。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有其他说法，比如有人说是因为1959年的西藏叛乱，等等。
我开始查阅大量文献和论文。论文很多，遗憾的是，所有论文都没有地图，因为涉及边界的地图必须送国家有关部门审核批准，这些学者很知趣，自动省略了。害得我只好捧着好几本地图册，一一核对论文中提及的地名、山名、河流名称，借此一点点恢复当年那场战争的情景。
越看文献和资料越感到郁闷和悲凉，当年英国殖民者的霸道和蛮横实在令人发指！若是没有他们，中国怎么会与印度成为邻国？因为两国之间隔着很多个位于喜马拉雅山中的国家和原住民部落，如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还有众多非印度人的原始部落。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那些曾经被殖民的国家一旦独立，立马学起殖民者的样子，要继承殖民者得到或想得到的一切。这听起来十分荒谬，但在中国周边，这样的事却一再上演。一些从英国、法国甚至苏联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国家，纷纷“继承”了他们的前宗主国从中国强占的土地。这种荒唐的逻辑竟然在国际上很少受到谴责，有时甚至受到鼓励。若是这种逻辑成立，岂不是越被殖民越好？越被侵略越好？因为殖民、侵略的国家越强大，将来从那里继承的版图也就越庞大。如此一来，还有何公理可言？
很多人都对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果感到难以理解。英国著名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说，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不如说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胜利者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也就让付出巨大代价才换来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
印度学者白蜜雅也在《中国世界与印度》一书中说，很难理解印度在1962年的军事溃败，但是更难理解的是，这一失败没有伴随不可接受的领土损失，中国没有固守对印度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东段边界的领土。
中国军旅作家金辉在《西藏墨脱的诱惑》一书中说得更加直率：“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该书初版于1995年)再来看那场战争，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
今天也有人评价这场大获全胜的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千古遗恨”，还有人说这场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仁义之举”。
回顾人类历史，一个国家领土的形成固然有各种方式，如先占、添附、协议、转让、占领等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有争议的情况下，领土很少是从谈判桌上谈来的。历史上有时会出现一些千载难逢的关键时刻，在那些时刻，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领土得到就得到了，失去就失去了。
1962年那场战争就是一个关键时刻。历史给了我们一次恢复广大失去领土的机会，而且我们是靠自己的战士通过战斗赢来了这次机会。我们已经夺回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忽然宣布撤军，撤回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之后还宣布沿这条线再往回退20公里。
今天看来，单方面撤军，没签任何协定，没夺回任何失去领土——这样说不准确，应该说夺回后又送走了，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曾经想，就算像一些分析家所说，由于后勤补给困难，不能长期守住，我们非得撤军。但是为什么要撤回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上？
有专家会说，麦克马洪线是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山脊线。可是喜马拉雅山脉并不像屋顶一样，有一条如屋脊一样明确、连续的山脊线，喜马拉雅山千山万岭，一条条河谷把喜马拉雅山脉切割得支离破碎，顺着树枝状的河谷，有着一条条南北往来的通道。为什么我们不退到一条河谷的某一处位置，把部队哨所重新布置一番，废掉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譬如，我们可以退到现在已在印度占领区内的鲁巴、色拉或者达旺，那里自古以来就是西藏人南下的古老商道。其中，达旺有着拥有700多名喇嘛的达旺寺，那是拉萨哲蚌寺的分寺，寺内主管也由哲蚌寺任命。再东边，可以退到察隅县南面的瓦弄村(早在1910年，清朝政府驻藏大臣赵尔丰的部队就在那里驻扎过)……总之，即使撤军，也有多种选择，总是可以废掉那条英国人在地图上随意画出的线。
也有人说，因为冬季到来，大雪封山，后勤补给困难，当时若不撤回，就再也撤不回了。这是不了解那一带气候的臆测。西段是我国又寒又旱的地区，而东段所处的一带是亚热带，气候温暖。我为此咨询了曾任西藏林芝军分区副参谋长的谢罡先生，他说：“山顶因为海拔高，即使不是冬季也会降雪，但是在河谷地带，即使冬季也可以通行，所以后勤补给困难不是撤军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全世界的研究者至今都在猜测。
其实不用那么费劲地猜，我理解的原因是：战争目的已经达到，即用强烈的打击教训印度，树立我方的大国形象。这种战争目的，后来也用于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这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模式：遭遇挑衅——采取军事行动——获得胜利——无条件撤军——恢复常态。
我想写文章纪念一下这场战争，一个原因是因为康西瓦烈士陵园的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我想说出我对那些战士的敬意和怀念。另一个原因是，过去我总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一块有争议的土地，现在的实际控制者当初无论通过什么手段获得，如果有效控制时间超过一定时段，国际社会就认同它为主权所有者。这个时段，有一种说法是50年，后来我知道这种说法不确切，但是“50年”这个数字刺激着我，使我在中印战争50年之际难以平静。
我为此翻阅了相关的国际法著作。所谓领土主权的“有效控制”，须具备两个条件：实施和继续实施控制行为的意愿；实施为达到控制目的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符合4个条件——和平、实际、充分、持续。
还有一条所谓的时效原则，是指一国占有他国的某块领土后，在该领土上长期持续地、不受干扰地以和平方式行使其权力，并且他国不对此提出抗议和反对，或曾有过抗议和反对，但已经停止，从而使占领国取得该土地的主权，而不论最初的占有是否合法或善意。
我还看到一种“历史性强化”的说法，即不论当初如何获得一块领土的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逐渐“历史性强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如果领土被侵占的国家不抗议、默认，周围的邻国也默认，占领者所谓的“主权”就会不断被“历史性强化”，最后转为“在世权”，即国际社会承认的权力。这样，占领者就会获得真正的主权。1987年，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原属于我国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在中印战争50周年之际，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阻扰一下印度对侵占我国领土的“历史性强化”过程，也算是对那些长眠在雪域高原上的战士的纪念。
但是我心里埋藏着深深的失望，我觉得那块土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撰文/单之蔷)
但藏南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么？中印战争真的削弱了中国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了么？恐怕并非如此。
中印战争与藏南问题
其实，在1959年之前，中央政府根本就无力与印度争夺藏南地区的控制权，拉萨叛乱后，解放军才真正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附近，与印军形成军事对峙。之后无论是小规模的边界冲突，还是中印战争，或是几十年来的纷争不断，虽然藏南地区一直被印度实际控制，但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的影响力在加强而非减弱。
50年代初期印度才开始真正控制藏南地区
众所周知，中印在藏南地区的争端起源于“麦克马洪线”。然而尽管这条非法的边界线是20年代炮制的，但直到40年代末，无论是英属印度还是独立后的印度，都没有实际控制藏南地区，而是西藏地方政府在行使管辖权。除了1944年英国侵占瓦弄、噶拉塘、德让宗之外，在其他各段印度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行政管理上都距离“麦线”很远。西藏对达旺及其他地区的行政管辖并没有受到干预。故国民政府时期，藏南问题实际上局限在西藏地方当局范畴内，中央政府未曾实际涉足。
印度对藏南地区的真正控制开始于1950年，这一年印度在传统习惯线以北建立了20多个军事据点或哨所。1951年2月，当时印度派兵100余名侵占了门隅首府达旺，强行驱逐了行使管辖权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此后，印度又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953年前后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1954年又成立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归其外交部管辖（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印度还开始修筑通向此地区的公路。直到此时，麦克马洪线才真正从地图上移到地面上，成为印度事实上的东北边界，至今如此。藏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注：截止1999年，“阿鲁纳恰尔邦”分为11个行政区，其中，达旺、西卡门、东卡门、下苏班西里、上苏班西里、西西昂六区全部属于“麦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东西昂、迪邦谷、洛希特三个区的大部分或部分属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图片来源：于红梅《中印边界问题研究》
印度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对藏南进行实际控制呢？这是因为当时为了保持在西藏的最大利益和印度国家利益，印度曾努力想使西藏成为非军事区、中印间的缓冲区。曾任印度东部军区司令的退休中将莎尔佛朗希斯杜格尔在其《服役回忆录》中说：“在敌人看来，在若干年之后，只有从西藏起飞才可能对印度东部进行空袭。西藏的一些地区，很适合用来进行远程轰炸，空袭部队易于从此前推，对北方邦、比哈尔和孟加拉邦进行空袭和占领。因此，尽量千方百计不让中国占领西藏高原是印度利益之所在。”而1951年前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并完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这就使得印度想让西藏成了其战略缓冲区的想法付诸东流，于是对印度来说，“唯一办法就是有选择地抢先占领西藏高原的一些地区”。
冰峰连绵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麓，是巍巍中华的西部屏障。那雪线之上的冻土荒原虽距内地有万里之遥，却也一直牵系着国人的注意。1962年10月至11月，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地区向入侵的印度军队实施了反击作战，成为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第一次边界反击战。几十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同陆地邻国相继以和平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了边界问题，惟有同印度的边界至今还未划定。近年来中印两国关系虽然有了改善，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对外贸易国，然而印度国内一些军政要人在战略上仍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不时在边界采取一些刺激性措施并煽动反华情绪。印度方面的这些不友好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愤慨。我们向国人说明中印边界争端的由来，回顾当年反击作战的历史经验，并阐明解决这一争端的前景，更显得十分重要。
英印的扩张政策和旧中国“有边无防”，造成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
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两国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中印两个民族在分别取得民族独立后，双方的边界问题却长期未能解决，并在后来引发了武装冲突。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实质上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所遗留的问题，中印两国的武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侵略所造成的“后遗症”。当年中国军民捍卫自己边疆的那场作战，实际上也成为近代历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一种继续。
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划定过边界线，只是两国人民在长期相处中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形成了传统习惯的边界线。自公元13世纪起，西藏纳入作为统一的元帝国的一部分列入中国版图后，对印度基本是以当时人们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作为习惯的边界。由于这两个山脉地区人烟稀少，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在荒凉地区未设行政管理机构和驻军，加之没有近代测绘技术，对边界线具体位置一直没有标定。
19世纪50年代，英国镇压了印度士兵的大起义，并使印度各土邦全部屈服，最后完成了对整个印度大陆的殖民统治。此后英国的亚洲战略，是以印度为最主要的基地，向周边扩张领土，同时建立屏护英属印度的“防御圈”。随后，英属印度政府的测绘局派出了一批批探险和测绘人员，进入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测绘，并侦察当地情况。进入20世纪后，英印殖民军也向北逐步推进，使英国的殖民势力不断向中国的西部和西南边境扩张，中印边界问题就日益变得复杂起来。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向中国西南边境扩张和渗透，中国的清政府却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力日益削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也乘机干涉西藏并策动十三世纪达赖制造所谓“独立”。1912年初，新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坚持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宣布中国为汉、满、蒙、藏、回（指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五大民族为主组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北洋军阀政府却因忙于内争而无力顾及平定西藏的叛乱。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国家统一后，也在法理上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不过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外战，在其当政期间也未派过一兵一卒入藏，因而西藏噶厦政府一再发出不承认中国主权和要求“独立”的狂言。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边疆诸多地段长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海疆及多数岛屿也处于“有海无防”，对不少边远地区不仅无力控制，甚至不了解外来入侵的状况，这又为外国入侵者蚕食中国领土提供了方便之门。
民国年间，分裂主义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为了获得英印当局对其搞“独立”的支持，在所谓“印藏边界”问题上一再屈从其要求，甚至在1914年在印度的西姆拉会议上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英印当局以私下换文方式承认了英国人标出的“麦克马洪线”。对于此事，中华民国政府长年都不知晓，而从国际法角度看，一国的地方当局同外国达成的所谓边界协定也是完全非法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其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未采取军事行动占领该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西藏地方政府仍在这一地区内的德让宗、达旺等地派驻官员，实施管辖和收税。西藏错那宗（西藏的“宗”相当于内地的县）的宗政府夏季设在错那，冬季就搬到门隅地区的中心达旺办公，当地居民也主要是藏族及与藏族血缘关系很近的门巴人。1937年，英属印度的测量局出版的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麦克马洪线”的画法，却仍然标明这条界线是“未定标界”。直至1940年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袖珍地图集上，才首次正式标明“麦克马洪线”是印度东部的边界。在这一时期，英印当局开始派兵逐步控制其在东段边界想占领的地区。
在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英印当局出版的一些地图中划出了所谓“约翰逊线”，提出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由于那里属于自然条件恶劣，基本属无固定居民的地区，仅有一些藏族和新疆牧民在夏季到达放牧，英国及其下属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势力一直未进入这一地区。
1938年4月，英属印度陆军的一个小队进入达旺地区进行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印军队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同日军作战时，于1943年至1944年间又派阿萨姆步枪队（类似于边防守备队）在多处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德让宗、瓦弄地区，实行了军事占领。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原属西藏的土地，已大部被英印军队占领。英国的这一侵略成果，后来又被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所继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向人民解放军提出了“进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解放军西藏军区也开始了进藏行动，并在昌都战役中歼灭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藏军主力。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与中央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协议，正式承认西藏回归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随后，解放军以和平方式行军入藏，于1951年10月间正式进驻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却仍继续行使行政权力。
1951年2月，在人民解放军还未进驻西藏腹地时，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由德让宗方向继续向北推进，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重镇达旺，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行政机构。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对此提出抗议，印度政府却完全置之不理，并于1953年内将其边境控制线全面推进到“麦线”，从而完全占领了“麦线”南面原属于西藏的9万平方领土。此时人民解放军只有1万多部队刚刚进入西藏，公路未修通，粮食还需通过印度转运，因而无法推进到多数边境地段，对那里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54年这7年间，印度出版的官方地图还都标明中印边界各段均为未定界。例如在1950年印度出版的地图上，在中印边界东段虽然按照“麦克马洪线”画界，却注明“边界未划定”，而在中印边界的中段和西段则未画出边界，并且注明“边界未经规定”。1954年中印两国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印度在西藏所继承的英国留下的特权，印度政府被迫同意从西藏撤军（根据过去英国同西藏达成的条约，英印部队在西藏要地驻有军队）后,
印度官方于同年7月下令，要求印度测量局在出版的新地图中却把未定的中印边界线全部改标为已定的国际边界线，并根据印度单方面的要求标界。这一新标定的边界线不仅把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已经占领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划归印度，还向中国索要在中印边界西段阿克赛钦地区3万平方公里领土。此时，解放军新疆军区部队在入藏途中已进驻了阿克赛钦，而印度方面则从来未进入过那里，印方对当地提出领土要求更是荒谬无理的。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了北京，中印双方达成了和平友好的共识。此时印度却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恰恰反映出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前的1944年，就在纲领性的著作《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India）中公开声称：“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一直到中东，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出于这种将本国变为亚洲“中心”的思想，尼赫鲁视中国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对新中国采取了两面政策，即一面表示对华友好，一面又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并反对解放军入藏，还公开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这样，长达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上出现了1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印度对华的两面政策，从尼赫鲁政府一直延续至今，导致了其国内反华浪潮不时泛起，中印边界问题也长期不能解决。
中国政府努力维持边界现状，制止印军的蚕食入侵
1954年印度政府在地图上对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时，人民解放军还未推进到西藏的多数边境地段，中央政府也不清楚过去的“麦克马洪线”。看到印度新出版的地图上有边界划定由旧中国申报地图上的画法有12万平方公里的差异，中央政府马上要求驻西藏代表向拉萨的噶厦政府查问。据当地担任中央政府驻藏外交代表杨公素在回忆录中说，他找到主管西藏事务的噶厦政府几位要员询问，这些人才交出了1914年非法签订的“麦克马洪线”的附图，并狡辩说当年签约是出于无奈，希望中央政府帮他们收复失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西藏方面要制止印度进一步扩张的势头，并开始就边界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当时，除了解放军已经进驻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武装部队驻地同中印边界尚相距甚远。这时印军也未从其所占的克什米尔地区向东北部高寒山区推进，距离阿克赛钦地区也很远。因此，这时中印两国军队在边境还未发生接触，边界的争端并非两国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中印关系的争端重点还是西藏问题。
解放军进藏时，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已造成了控制地区以“麦线”为分界的既成事实，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50年代后期就中印边界问题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同时承认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未决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单方面划出边界线并强加于中国的做法虽然不能同意，但是从维护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中国方面仍主张，对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应以双方友好的根本利益为重，应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地加以解决。以此之前，作为临时措施，双方应维护边界现状，不在边界上采取片面行动，更不应以武力改变边界状况。
进入5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两面政策显得更为突出，即一方面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方面却又暗中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1958年，印度政府又以外交方式在中印边界西段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因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从未被印度管辖过，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这一地区后，印方在六年间都不知道。后来印度政府承认，直至1958年7月号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新藏公路通车的消息，印方才知道中国军队进驻了这一地区。同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中国出版的《人民画报》刊登新藏公路通车消息一事向中国驻印大使馆提出抗议。同年10月，印度军队的一支15人的巡逻队在驮运给养的骡马伴随下，通过克什米尔东北部荒无人迹的高山地区，第一次进入阿克赛钦地区进行侦察，当即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随后又被解送出境。同年10月印度政府又就中国修筑的新藏公路“通过了印度国土”和巡逻队被扣的问题，无理地向中国提出抗议，当即被中国政府拒绝。中印边界西段的领土争执，就此成为两国领土争端的一个焦点。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印度领导人当即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同情”叛乱分子。印度国内也掀起一股反华逆流。4月间达赖出逃印度，印度官方竟以高规格接纳，尼赫鲁并接见了达赖，后来甚至允许其在印度的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此理所当然地做出了反应。从1959年4月起，《人民日报》上曾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对印度的反华言论进行了批驳。但是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整个战略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对印方的不友好行为仍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当时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手，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中国形成“三管齐下”的战略威胁。中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东部，并不想在西部分散注意力。
解放军平息西藏叛乱并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开始接近“麦克马洪线”。为了避免中印军队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曾要求部队不得越过也不要太靠近“麦线”。当印度利用西藏问题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后，毛泽东于同年5月间亲自修改了以中国驻印大使的名义向印度外交部的书面谈话，开诚布公地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是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当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国家战略重点在东方，对中印边界问题准备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或以维持现状的方式先行搁置。印度政府却派军队在边界线上向北推进，接应叛乱分子外逃并控制边境的要点。8月25日印军在麦克马洪线北的朗久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印军1死1伤后撤逃。同年10月21日，一支印度巡逻队又在新疆西部空喀山口侵入中国境内，并打死中方哨兵1名，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击毙入侵印度武装人员17名，俘虏印方7人。随后，印度政府在国内加紧鼓动反华，并以中国为假设敌进行备战。
为了避免边界冲突，1959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总参谋部的汇报时提出了在中印边界建立隔离带的设想。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两国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并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政府却拒绝接受后撤建议，还以不能接受整个边界未划定的说法为借口，认为中印两国之间“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决定采取单方面的隔离措施，中国军队单方面不进入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使这两国军队在边界上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为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尼赫鲁任总理时只访问过中国一次），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提议以尊重边界现状为基础，在东西两段边界上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对此，尼赫鲁却表示：“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他将边界东段已占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视为既得利益，对西段印军从未进入过的3万平方地区还继续索要，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尼赫鲁拒绝和平解决边界问题，重要原因是其内政外交的需要。印度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美国改变了过去“重巴轻印”的态度。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9年12月访问印度，许诺增加援助。此前的12年间，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只有17亿美元，可是1959年至1963年这4年间对印的经济援助竟达40亿美元，反华竟成为印度政府争取外援的主要手段。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苏联在印度反华后也增加对印的经济援助并提供军事援助。
1961年中国经济困难进一步加重后，同年11月印度政府下令在中印边境西段开始推行“前进政策”。由于当地中国边防部队于两年前已在边界本侧20公里内已经停止了巡逻，印军利用这一空隙深入该地建立据点。1962年春季中国军队发现这一情况后，在边界西段恢复了巡逻并设立了一些哨所与印军对峙。当时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7页。）这一决定，还是准备以武装对峙的方式阻止印军入侵，尽可能不采取军事打击。西段的印军却继续深入，在新疆加勒万河谷等地竟绕到中国哨所后面建立据点。至9月间，印军已在边境西段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军事据点，与中国哨所犬牙交错。印度当局想利用这种以武力蚕食，强行改变边界现状，造成它占领西段争议地区的既成事实。
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军也于日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河地区并建立据点，表明印度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已经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被迫考虑对印反击的问题。6月间中央军委命令西藏军区，为配合边境西段反入侵、反蚕食斗争，并阻止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入侵，要拟定作战方案，并集结了一个师的兵力。进入8月间，印度国内对华开战的叫嚣更为强烈，中国方面决定在中印边界东段恢复巡逻，并以步兵一个连于9月8日进入克节朗地区，在印军据点对面建立哨所。当天，印度官方进行了战争动员，并将印军精锐的步兵第7旅紧急调往克节朗地区，表明了其决心在边界开战。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归纳出尼赫鲁挑起边界冲突，除了想转移国内矛盾、想争取外援及在第三世界打击中国威望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鲁认为中国不敢反击，就此初步提出了准备反击，并将主战场选择在东段。
9月20日夜间,
印军在克节朗河向中国哨所偷袭摸哨，中国军队被迫进行有限还击。中国政府为尽量争取事态不扩大，于10月3日再一次照会印度政府，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当时尼赫鲁政府判断中国面临内外困难，对印度的进犯行动只能提出抗议而不会进行反击。印军参谋局局长考尔曾向印度政府报告说：“我确信中国不会向我们的任何阵地发起进攻。”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中印边界东段成立新的作战军团——第4军，次日印度政府最后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两国讨论边界问题的建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才最后确定了采取自卫反击的决心。10月8日中央军委向驻四川的第54军下达了动员命令，新疆军区边防部队也改变原定下山过冬的计划转入临战准备。
印军步兵第7旅完成在克节朗河地区的集结后，于10月10日以百余人向中国军队发进试探性攻击，当即被击退。10月12日尼赫鲁在启程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问前又宣布：他“向印度武装部队发出的指示是，要把中国入侵者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仍在进一步考虑反击的时机，曾考虑让印军再深入一步，以此可以显示中国更有理的地位，在军事上也便于对深入之敌包围聚歼。由于印军已经开始了攻击，加上大雪封山即将到来，10月中旬美苏两国在加勒比海出现了“导弹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争取也取得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理解。经过综合研究国际国内各种因素，10月17日中央军委向西藏、新疆军区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命令”。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最后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历史证明，中国方面采取对印反击作战，是在印军破坏边界现状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被迫之举，作战的目的不是想改变边界现状，而是要教训入侵者，赢得一个长久的安定局面。后来在反击获胜后即主动后撤，正是根据这一既定方针采取的行动。
实行反击作战并速打速撤，赢得长期的边境安定
中印边界的东、中、西三段均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东段因自然条件略好能展开几个建制师，西段属高寒地带一般只能以小分队行动，中段的喜马拉雅山口在秋末和冬季因大雪封山不能通行而无法作战。因此，人民解放军西藏、新疆军区部队分别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入侵印军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
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作战的最大困难，在于只能以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为后方，两国间又横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战场自然条件之恶劣为世界少见。以两军的供应情况对比，印方的处境要有利得多，其作战前沿距印度北部铁路网终端不过一百至几百公里，距中国当时的铁路终端却有两三千公里，有光荣战斗传统且数量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就此遇到了一个有劲也难用得上的“瓶颈”。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解放军以当时后勤供应能保障的最大限度，投入了藏字419部队（后恢复第52师番号）和第11、第55、第130师（属第54军建制），以及西藏、新疆军区的边防分队，共歼灭、击溃了印军六个旅。参战的印军三个师，其最精锐的第4师被歼大部，另两个师也遭重创，中国军队以较小代价打出了国威军力。
中印双方参战部队总数都在3万多人（不包括后勤支援人员），由于中国军队在重点攻击地段集中了兵力，因而形成了局部优势。当时两国军队的装备对比各有长短，印军轻重武器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装备，还有部分美国、加拿大武器。中国军队的步兵武器为50年代进口的苏式装备或国内对其仿制品，较印军要先进一代。印军在前沿虽有直升机、运输机和进口的山地汽车保障，东西两段又有少量坦克配合，却因工程保障能力差，虽距后方基地较近而难以将重装备运到前沿。解放军的工兵、步兵却能发扬修筑康藏线的光荣传统，以爆破和突击施工将急造军路修到前沿，保证了汽车牵引的榴弹炮和运输车辆能够进入作战第一线。
初战克节朗河时，解放军藏字419部队集中十几门120毫米重迫击炮和几十门轻便的无后坐力炮、82毫米迫击炮掩护步兵成功实施了正面突破。当面印军第7旅因公路未修通，只有空投下4门英制75毫米山炮（其中2门还因损坏不能使用），4门106毫米迫击炮和队属的81毫米和51毫米的迫击炮实施火力支援，每门炮只有二十至三十发炮弹，在中国军队火力准备开始时就遭压制。攻击西山口前，解放军的三个炮兵团通过突击打通的简易公路进抵前沿，用122毫米榴弹炮的火力压制了印军的24门88毫米榴弹炮，形成了战场的火力优势，有力掩护了步兵攻击。
中印边界作战期间，印军有作战飞机800架，主力为英国堪培拉式战斗机，同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米格-17性能基本相等。中国军机总数虽多，在西藏可用的机场却很少，印度却有靠近边境的完善机场群。印军自认为空军能在战区形成优势，其政府却考虑到其首都等大城市在中国轰炸机飞行半径之内，担心遭受报复性空袭而未敢实施空中攻击。中国方面为避免扩大冲突，本着“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则，未出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在双方互不空袭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后方的漫长运输线不受威胁，更能充分发挥步兵武器的优势。
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反击。在克节朗河附近，西藏军区集中了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共1万余人的兵力；当面印军第7旅约3000余人，其后方第4师师部及下属部队还有4000余人。解放军首战集中兵力歼击印军第7旅，兵力、火力均形成绝对优势。对印军第7旅的正面攻击开始后，印军在既设阵地组织了比较顽强的抵抗，解放军攻击部队以啃骨头的方式逐堡争夺，终于消灭了印军的多数地堡。当天中午，解放军迂回部队到达印军后方并向其第7旅旅部发起突袭，印军全旅失去指挥，分散窜逃。由于当地为深山狭谷地带，难以形成绵密包围，有部分印军零星脱逃。
中国军队一天内便将印军最精锐的1个旅基本消灭，使印度国内大受震动，第二线印军惊恐万分地向纵深逃窜。中国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于10月25日占领达旺后便停止前进。
10月20日，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也开始了反击。因当地印军系分散守点，解放军主要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拔点。西段印军在中国军队攻击震撼下，多数逃向其境内，被歼仅300余人，不过其在边界西段的多数据点被扫除。
第一阶段反击战结束后，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的建议。尼赫鲁政府认为自己还有力量继续较量，又拒绝中国的建议，并在边界集中了3个师近3万人的兵力准备再战。中国领导人就此决定再采取第二阶段的反击，并向中印边界东段增派了3个师的预备队。至11月中旬，中国方面在西山口主方向集中了近3个师，在瓦弄方向集中了1个师近万人的兵力。这时当面印军不足2个师，且惊恐不安。西藏军区根据前一段作战经验，制定了分多路向印军侧后穿插迂回的计划，最后确定了“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方案。争取将印军第4师分割成数段加以歼灭。
11月10日，西藏军区向西山口方向迂回的第11师的两个团全部轻装，自携粮食弹药，由千余名藏族民工支援，沿小路向印军深远后方进行距离达160公里的大迂回，其他迂回部队也分头出发。11月14日，印军为庆祝尼赫鲁的生日，首先向瓦弄方向的中国军队发起小规模攻击，解放军第130师打退印军攻击后，于16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因地形所限，战斗基本沿察隅河谷形成一线平推。中国军队于一天内即将印军第11旅击溃，随后转入追击和搜剿，当面印军虽有半数逃脱，却已全部溃散。
11月17日，中国迂回部队从小路到达印军第4师纵深地带时，印军第4师主力发现后方的公路已被切断，战役布势陷入紊乱。次日解放军第55师在西山口正面发起强攻，山南分区部队经迂回从中央切断了西山口与邦迪拉的联系。被切断在邦迪拉以北的印军失去统一指挥，丢弃了全部车辆和重装备各自分散向深山中奔逃，中国军队随即转入搜剿。印军精锐第4师一部被歼，所余人员大都通过不丹境内窜回后方。
11月18日至20日，新疆军区部队也以1个多团的兵力扫除了西段残存的6个印军据点。至此，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越境设置的据点全部被扫除。
印度在边境作战中出现出乎意料的惨败，国内舆论出现了一片惊慌，国际舆论大都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停火，并下令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这一行动，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的诚意，赢得世界舆论的称赞。
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反击战中，中国参战部队总计不足4个师，战斗中伤亡2400余人，击毙印军4900余人，俘虏印军3900余人。印军参战的3万部队中，近万人被击毙、俘虏和击伤，其余多数溃散。中国军队战斗伤亡共2400余人，没有人被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边界作战，在惩罚性打击的目的达到后便主动停火后撤。这场反击战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作战行动紧密地服务于外交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央一直坚持中印边界问题应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只是因印度政府企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才不得不以军事打击予以教训。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也正表明了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
长期以来，国内有许多人对当年的撤军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那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战区的地理和后勤供应的难度，确属“不当家不知财米贵”。在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为冰封期，夏季又有泥石流等灾害，这些困难和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和改造。部队在西藏战区作战，又难以就此补给，后方靠两条长达数千里的砂土路面的高原公路保障供应，一辆运油车驶到前线往往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车油，想保障大军长时间对一个大国作战是不可能的。
从军事上讲，青藏高原是中国的西南屏障，从地理上看又成为解放军后勤保障体系的极大障碍。在中印边界地区，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克服的“瓶颈”。印度的总体军事实力上虽然不如中国，在边境地带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中印边境印度一侧地势开始渐趋平缓，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和铁路网。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印度是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有美国等大国支持，在边界作战中只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完全有能力在较快时间内进行反扑。因此，在边境地区速打速撤，获得胜利后凯旋而归，我国不仅能很好地显示和平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为“潇洒之极”，在军事上也能居于主动而避免陷入被动。
毛泽东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最大的意义正在于赢得了中国西南边界上长期的基本稳定。正如《人民日报》日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象》中所评述的，经过中国的反击，印度当局“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缓和下来。”
边界形势逐渐趋于稳定，谈判解决争端仍存在很大困难
1962年解放军在中印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显示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印度当局经过这次教训，其对外战略从此也有了根本变化，由向北实行“前进政策”改为“北守西攻”，即对华取守势，对巴基斯坦采取攻势。自1963年开始，巴基斯坦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1965年对印战争之后又主要从中国获得军事援助，南亚的战略格局也有了重大变化。
1963年以后，由于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后撤，再度实行了脱离接触的隔离政策，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地段只限于中国和锡金边界。当时印军在锡金保持着2至3个旅的兵力，中锡边界上的印军一再向中国军队挑衅。1965年9月以前，在锡金同中国西藏边界上的乃堆拉山口等地，印军还占据了几个骑线制高点，所修筑的阵地有些延伸到中国一侧，对此中国方面一再提出抗议，印军却不肯撤回，并依托这些阵地经常向中国方向鸣枪或派出小分队骚扰。中国边防部队在不越过边界、不前推阵地的原则下了有限的回击。当时，印度政府将这些极为有限的接火大肆渲染，继续向美苏两国要求援助，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成为其争取外援的一种手段，边境局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1967年夏季，中国国内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和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军方为对中国进行战略侦察，出动了2个旅的兵力（山地步兵第112旅和炮兵第17旅），于同年9月11日至14日在中锡边界的乃堆拉山口向中国方面发起攻击。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内外受到严重压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对印军的进攻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印军的攻击被粉碎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以往的惯例，中国边防部队又通知印军派人前来中国境内，取回了遗弃的武器和几十具尸体。此后，印军未再向中国阵地发起攻击。
1968年，印度表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此后中印双方军队在中锡边界（锡金当时还是印度的保护国，1975年被印度将其并吞为自己的一个“邦”）的武装冲突也随之停止。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随后两国的直接贸易和人员往来也逐步恢复。
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依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针对中印边界争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确定的方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向瓦杰帕依提出：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邓小平同时还表示说，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达不成协议，让下一代人解决。
邓小平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这一表态，集中体现了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解决这一复杂历史问题的远见。考虑到当地的特殊情况，以及中国的战略全局和国家建设的长远需要，中国希望能以互谅互让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如果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也可以采取维持现状、拖下去的方针。中印之间维持一个长期的和平局面，有利于国家的安宁和建设，符合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
进入80年代后，印度的对外政策开始有了转变，也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应邀访问了印度，并就解决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印度政府改变了过去对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顽固态度，不再坚持自己索要的领土都是“无可争议的印度领土”的立场，承认中印两国有争议地区，可以用“互谅互让”方式解决，并同中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边界谈判。不过印度在谈判中的基本立场是，东段争议区因属其既得利益而不愿讨论，只想同中国在西段讨论“互谅互让”，这实质上是要中国单方面再做些让步。这一要求，显然不能为中方所接受。中印两国官员虽然不断进行商谈，却一直未能在边界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双方进行边界谈判的本身，就是对稳定边界局势和改善两国起到了有益作用。
印度在改善对华关系后，仍长期采取两面政策，在军事战略上把巴基斯坦视为直接对手，将中国当作潜在对手。印军在中印边界长期保持9个山地师，形成对当面中国军队较大的数量优势，以构成所谓“优势防御”，印度一些反华势力也一再掀起对中国挑衅的浪潮。1987年，印度政府宣布在非法的“麦线”以南争议地区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引发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当中方多次严正声明并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线设点的军事人员之后，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访华，双方表示在寻求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此后，中印双方在边界上都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避免了出现冲突。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协议。1993年9月，印度的拉奥总理访华，两国政府又签署了包括《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
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了核试验，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中印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中国方面对印度的污蔑和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印方有所收敛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修复两国关系。日至6月3日，印度总统科切里尔?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一系列国际问题达成了共识。
进入21世纪后，中印两国领导人继续频繁互访，如印度总理在2008年便两次来华访问，双方贸易也有了大幅增长。2003年11月，负责中印边界东段防务的印度第四军军长马亨德拉·辛格并率代表团访问了拉萨，这也是中国首次允许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西藏，表明双方的信任增强。2007年和2008年，中印两国军队还在双方领土上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显示了两军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近些年来，中印两国关系虽然有了改善和发展，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尚难完全解决，印度一些人在战略上仍把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对手，在北部边境地区一直部署重兵。为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为维护中印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也不得不长期进行军事上的一些必要准备。对印度国内一些势力仍抱有的地区扩张主义念头，中方也一直认真对待。
印度国内始终存在一些势力在煽动反华浪潮，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从1947年独立开始，印度的一些政治家出于充当“亚洲中心”的梦想，便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独立之初的印度虽然同样是个穷国，在经济水平方面还略高于中国。以1950年的统计数据而论，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5亿美元，高于中国的100亿美元，而在钢产量、发电量等主要工业指标上要高于中国近一倍。到了5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就已经高于印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更是日益拉大。以去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国民产值已达4.3万亿美元，而印度的国民产值只有1.1万亿美元，中国的钢产量是印度的十几倍，发电量是印度的四倍半，中国的军费开支也是印度的两倍半。近年来印度一些势力故意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主要出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索要援助，二是向国会索要更多的军费以增强军事实力。
当然，目前印度多数军政要人的内心非常清楚，如果再向中国采取军事挑衅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今年8月11日，《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里什.梅赫塔在当天发表的演讲，其中承认本国“在经济和国防等多个方面都比不上中国，也没有办法弥补这种差距”，一旦中印开战印度“注定失败”。印度多家媒体马上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名军官最坦白的承认。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还是会长期奉行两面政策，在强调发展中印关系的同时，仍会以中国为潜在对手并采取一些增强边境军事实力的措施。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目前综合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西南方向的国防建设也随着国家财力投入增加有了很大加强。不过，我国追求的目标的是和平崛起，一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以利建设，从来不打算诉诸武力来改变边界现状。国内在教育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待对外关系问题时，既要提倡爱国主义，也要反对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实力是处理对外问题的基本保证。今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增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便会具备更有利的地位，“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基本原理应该为人们所始终遵循。
当时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反制的原因一：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很弱，根本无力争夺藏南地区
针对印度侵占领土的行径，中国政府当时为何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反制措施呢？主要是因为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之前，真正行使管辖权的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因此中央政府对整个西藏的控制都很有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地缘上，当时从内地到西藏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因此运送大批的人员和物资入藏困难重重。据1951年首批入藏负责接管西藏外交事务的杨公素回忆说：“那时在藏族旅行有句谚语，叫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共约20余人的小分队在1951年9月下旬进藏……行程近二千公里，耗时两个多月，于日到达了拉萨。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这二十余人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每人拿一根手杖。”轻装人员入藏尚且如此困难，物资更就更别说了，当时的运输状况是60匹牦牛用12天运送的物资仅仅相当于青藏公路通车后一辆汽车用两天时间运送的量。由于当时“中央规定进藏人员不食西藏，西藏司曹鲁康娃也不许藏民出卖食物，要把解放军饿跑”，因此入藏的干部和士兵连吃饭都困难，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入藏交通较为便利的印度等国：“在我川藏、青藏公路未正式通车前，中央政府进藏人员和西藏人民大量需要的日用品、衣着布匹、杂货等多数从印度运入。我国外交部与印度交涉，运十几万斤大米至印度加尔各答转到锡金岗拖，再由进藏中央人员派人驻岗拖将这批粮食雇佣骡帮运回西藏。每个骡子只驮120斤，十几万斤大米就需要很多骡子驮运。除了粮食外，其他日用品、布匹等也随之运来西藏。”甚至连“中央代表首次入藏都不得不经由印度，在中印边境西藏重镇亚东与达赖十四世会晤。”交通条件如此困难，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真正控制力可想而知，恐怕还比不上印度。
第二、行政管理上，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龃龉不断，入藏干部的安全都成问题，基本很难开展工作。五十年代初，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入藏人员非常抵触，甚至纵容藏人攻击入藏的工作人员，因此当时汉人连上街都不安全。政府的干部没有通行证不得离开他们的住所，即便有通行证，也只能在人多的街道上走走。武装警察经常要在街上检查通行证。治安尚且如此，更别说开展工作了，杨公素回忆说：“我曾陪同中央代表张经武与噶厦的几位噶伦谈过，但那时司曹鲁康娃当政，他想要把我们赶走，什么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根本置之不理。我们外事处除了自卫、开荒种菜，闭门学习外，无外事可做。”而且当时中央政府对藏区也实行特殊的照顾政策，比如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区域中藏人“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杀了汉人也没有受到惩处。”
第三、当时中央政府连西藏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最典型的是毛泽东1959年写信给统战部副部长汪锋询问“（一）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四）共有多少喇嘛？（五）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毛泽东给汪锋的信》日）此时与西藏地方角力已经七八年，最高决策者连基本情况都尚未了解清楚，中央政府对整个西藏的控制力可见一斑，就更别说远在中印边界的藏南地区了。
原因二：1954年之前中国还在为取消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努力
1954年中印进行双边谈判时，甚至直到1958年，边界问题都还没有成为中央政府对印外交的重点。除了控制能力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如何消除印度在西藏的诸多特殊权益上，边界问题还不是关键问题。
当时印度在西藏保有多少特殊权益呢？据杨公素回忆说：“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更多特权，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英国在亚东、江孜、噶大克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享有同尼商一样的种种特权。”对于这些特权，1952年2月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周恩来时声称“印度政府所关心的是，上述这些有益于印度和西藏双方的机构和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因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而受到损害，应当继续维持下去。”而由于这些特殊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因此两国围绕一系列事件争端频发：“1952年7月，印度派赴噶大克的‘商务代表’无视中国主权，擅自携带电台进入阿里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将其电台截留；1952年8月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要依旧例来西藏视察其在亚东相江孜的“商务代表处”和驿站，遭到中方拒绝；1952年印度在亚东驻有卫兵30名，江孜80名，后来还不断增加。在1952年冬，印度政府竟然提出要派兵前往亚东和江孜换防，中方拒绝，等等。”甚至在1954年的中印谈判中，印度代表还要求保持并扩大其特权。
当时对印外交的重点是取消这些特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要友好……所以对它在西藏享有的特权不能同内地一样简单地宣布取消。还有一点与内地各省市的外事工作不同，内地各省市不直接同外国交往、发生关系。但西藏地方就必须同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交往，不只是历史的原因，也是当时西藏地方形势的需要。”1954年中印谈判进行了约四个月，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于1954年4月四日签订了中印协定，取消了印度在藏的原有特权。
但由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很弱，而且在人员和物资运输方面对印度有所依赖，因此在有些特权上作了一定的妥协或者默认。比如“1952年冬，藏印通商进入旺季，中国中央政府进藏人员的供应物资大部从印度进藏，在西藏的汉、藏及康区各族商人去印，持有中国中央代表外事帮办处所发的护照，印方竞拒绝签证，表示要维持旧例，即要由印度驻亚东的商务代表直接发给证件。中国政府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藏印边界线长，交通阻塞不便，中国边防部队一时还不能到处设立关卡，因此，不适于普通施用护照规定，决定除中印双方官员必须持护照外，其他人来往，仍沿用旧例办理。……虽然后来有了《中印协定》，但他们还继续要求中国方面在谈判时已拒绝的允许印度商人自由租地修建房屋和仓库，保证他们按市价（当时西藏农奴的支差价，即最低价格）雇用人员和驮运牲畜；……由其商务代理审判他们和藏民间的纠纷（这是要有领事裁判权），印商要求要由中国政府偿还藏民历来所欠的债务等等诸多不合理、非法的欲将西藏陷入半殖民地的要求。”虽然中国方面曾多次提出交涉和抗议，但终究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反制措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50年代中后期，随着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状况的改善，人员和物资入藏不再依赖印度交通；1959年拉萨平叛后，中央政府全面掌控西藏的行政管理权。印度在西藏保有特殊权益的两大特殊背景都已不再，中央政府随即完全取消了印度政府的特权。
原因三：1959年前中央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直到1959年之前，中央政府只知道中印在藏南地区有领土争端，至于“麦克马洪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印度实际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都不是很了解。有三件事情可以说明：
第一，直到1953年，中央政府才知道麦克马洪线的大致情况。据当年负责此事的杨公素回忆说：“我们进藏时只知道1914年西姆拉会议时，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秘密地划了一条所谓印藏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的实际位置在哪里，连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大知道。印度政府在1951年即派边防部队进驻英国人承认是西藏管辖的达旺区域。达旺属错那宗管辖，我解放军入藏后，并没有立即派边防军进驻错那宗。知道那里情况复杂，接触到中印边界的敏感地带，中央的政策是极为慎重的，暂时不派人进驻，俟把情况摸清楚再说。但内部有指示，我们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也不越过这条线。而这条所谓的“麦线”实地究竟在哪里，当时我们不知道，噶厦也不完全清楚。……直到1953年底，外交部召我回北京参加中印关于藏印关系谈判时，噶厦才拿出来两份地图，一份就是在西姆拉私下签字的‘印藏边界图’也就是‘麦克马洪线’图。该图只有50万分之一比例，没有等高线，没有经纬度，只有一条较粗的红线，标明是印藏边界，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我们觉得这不能成为划界的正式地图，它既没有文字说明，也没有边界走向的叙述，仅仅凭这样一张粗略的地图就划去了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完全不足为据的。噶伦们矢口否认还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事隔十来年后，我却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中发现了1914年英藏秘密划“麦线”的双方换文和他们签订的商约。”也就是说，直到60年代，中央政府才知道“麦克马洪线”密约的全部内容。
第二，1954年研究中印边界情况时并没有关注藏南地区。据当时参与整理中印、中尼的边界材料的张向明回忆说：“1954年接到通知让我去工委政策研究室去当副主任，要搞出一个中印、中尼的边界材料，这个材料要得很急，因为当时很快就要与印度和尼泊尔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所以必须要马上组织人来搞。最先从中印边界的西段，然后是中印边界的中段，一直到山南的那一段，当时把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段放下了，说这一次解决不了这一块，我们主要精力放在西段和中段上。”（《张向明55年西藏工作实录》）
第三，直到1959年中方才派出考察团证实了印军的确侵占了藏南。据杨公素回忆：“1958年对于‘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明确了，但是‘麦线’究竟在地面上实际在哪里，我们还是不大清楚的。‘麦克马洪线’在那张简略的地图上只划了一条较粗的红线，因为没有具体勘察过，那条线在地面上实际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为了要弄清楚‘麦线’实际在哪里，1959年我们会同军区组成一个考察团，去那些地方（如马其顿）实地去调查。……蒋、白商议后要去马其顿、朗久附近勘察，白天去怕被印军哨所发现，决定夜间由向导带路摸索前去。这个决定没有报告拉萨就由蒋拍板定下了。谁知到了夜间前去时，因为看不清周围环境，走到了印军哨所附近，被值勤的印军发现并遭到射击，我军在自卫下也开枪还击，结果打死打伤印军各一人，其余印军十余人，连夜撤离哨所逃走了。这就是‘朗久’事件，引起了两国政府的交涉。”也就是说，直到1959年，中方才“查明了印军确实越过‘麦线’，在我控制线内占地设哨的情况”，此时，距离印度真正控制藏南已经过去七八年了。
1959年中央政府正式接管西藏后，中印才在藏南问题上真正遭遇
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一直到1959年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实际控制都很有限，在边境问题特别是藏南问题上更是连详细情况都不清楚，中方的边防部队根本没有到达藏南地区。而且中央政府对中印边界争端一直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比如1958年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中印边界问题指示的方针是：“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因此，在藏南问题上，争端只限于在外交上有礼貌的争执和抗议。
1959年中央政府平定叛乱后完全接管了西藏，解放军开始大批进藏，并在追剿叛乱者时推进到了中印边境，接着西藏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个改革使尼赫鲁震动太大，他恐惧的共产主义（其实土改不是实行共产主义）已经来到印度边沿。他曾经想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用西藏同印度隔离开，以免波及印度的打算破灭了。他不甘心在西藏的失败，就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较量。先要中国公开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使中国政府在国内外丧失威信。又用设立哨所的方法逐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印度把它的武装边防哨所设在中国边防哨所附近，甚至在后面，把中国哨所包围起来。”直到此时，中印在藏南问题上才真正开始遭遇。
印度为了以实际占领和管辖迫使中国妥协，开始从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加紧占领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带并试图将其合法化。日，就在西藏武装叛乱被平息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包括藏南在内的大片领土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之后，印度军方开始推行“前进政策”，想用武力片面政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之后两国在边境冲突不断，终于酿成了1962年的边境冲突。
从1951年开始，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的控制力是不断增强的
可以说，虽然中印战争前的诸多因素导致中央政府失去了有效反制印度入侵藏南的时机，但中央政府对藏南的控制能力是不断增强的。这主要体现在内地向西藏运送人员和物资能力的增强。50年代中期川藏（1954年12月通车）、青藏公路（1954年12月通车）和新藏公路陆续通车，接着拉萨当雄机场建成，无论从经济上或军事上看，这些公路和机场都具有巨大价值。从经济上看，这些公路使从中国内地运来的某些主要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如两年内，茶的价格降低三分之二，一辆汽车用两天时间运送的物资就等于过去60匹牦牛用12天运送的物资。这些从中国内地修筑到西藏的公路也有助于北京使西藏的大部分贸易从面向南方邻国转向中国内地。正是以此为背景，中方才能应对1962年后印度的全面封锁在粮食供应、货物贸易方面给西藏带来的冲击。
交通的便利也使得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成为可能，据杨公素回忆说：“1956年后，川藏、青藏公路修通，西藏地方与内地交通方便，中央进藏人员与解放军日用生活品基本可以自给。我们也开始对亚东市场管理，设立海关、成立工商管理局、税务所和检查站，对市场治安秩序也初步进行整顿。”而在之前，由于对印度商人所提供物资的依赖，这种有效的管理一直难以开展。
交通的军事价值显而易见，军事物资和人员能够大批入藏，这保证了1962年中方有足够的能力对印作战。如果是50年代初期的交通运输状况，中方恐怕很难支撑边境战争的需要。
中印战争让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的控制削弱了么？
尽管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不断增强，但从内地向西藏的运输能力毕竟有限：由于西藏缺乏燃料供应，在每十辆卡车所装的物资中，有三辆要用来运送燃料。因此，虽然三大公路足以保证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但要想在中印边境保持长期的军事存在并能在应对长期战争，恐怕非常困难，这也是中印战争打赢了却撤回来的原因之一。
中印战争之后，中方更加明白在中印边境保持军事存在并能迅速调动足够的物资人员的重要性，因此，从1972年开始，中方开始修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1984年通车，到拉萨段2006年全线通车。如今，中方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物资运输的需求。而对于藏南，尽管中印战争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但是中方军队的控制能力终于推进到“麦线”附近，并能够越过“麦线”进行大规模军事作战，可以说相对于50年代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而在此之后，为了加强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中方开始在“麦线”北侧中方控制地区修建公路，比如即将全线通车的“墨脱公路”等。
因此，虽然中印战争后并没有改变印度实际控制藏南的状况，但中国对藏南的控制力是在增强而非减弱。
新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从不知道到知道，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从无到有，军事存在从弱到强，可以说是一直在增强而非减弱，藏南并非“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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