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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近现代历史故事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这次战斗是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 115 师完成的。 1937 年 9 月， 日军占领大同等地以后， 兵分两路向太原进发。 一路由大同沿同蒲路南下， 进攻雁门关， 一路由蔚县、广灵、涞源进攻灵丘、平型关，配合沿同蒲路南下的日军夺取太原。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也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的司令部所在。雁门关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为 了保卫太原，阎锡山以重兵于雁门关一带布防，准备与日军在繁峙、沙河之间决战。狡猾的日军意识到这 一点，便派出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进攻中国军队防守比较薄弱的平型关，准备由平型关突入长城，然后 南下代县，截断雁门关后路，并威胁太原。9 月 22 日，日军第五师团第 21 旅团的两个联队，连同炮兵、 辎重等约 5000 人，抵达平型关一带。 根据这种情况，阎锡山和周恩来等人在雁门关岭口会商，决定由晋军在平型关作正面防御，八路军 120 师掩护雁门关一线，115 师主力向平型关一带急进，寻找战机，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势伏击敌人。 9 月 24 日，八路军 115 师判断日军将于 25 日大举进攻平型关，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组织旅、团、 营指挥员踏勘平型关的地形，选择了日军必经之路而又非常适宜进行伏击战斗的战场，并制定了周密、合 理的伏击计划。24 日晚，八路军 115 师冒着瓢泼大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设伏。 25 日 7 时左右，日军坂垣师团第 21 旅团一部进入 115 师伏击圈，由于山谷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 军车辆、人马行动非常缓慢，八路军 115 师居高临下，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乱作一团。经过一天的 激烈战斗，八路军歼敌 500 余人，击毁日军汽车 100 余辆，马车 200 余辆，缴获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平型关大捷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看，不是大仗，但它震动全国，意义深远。第一，抗战爆发以后， 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但始终没有丧师失地。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 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予在侵华以来横冲直闯的日军沉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士 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第二，八路军以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简陋装备，主动迎战日军的主力 师团，并且首战大捷，突出地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因此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提高了中国共产 党的威信。 在平型关的战斗中，八路军 115 师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全师伤亡 500 余人，有的连队在战斗结束时 仅剩 18 名战士。因此，这次战斗对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以持久战和游击战为 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在徐州东北约 30 公里的大运河北岸，这里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大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 户，在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 1938 年 3 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 1 月 12 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 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3 月 23 日，日军矾谷师崃谷支队主力已沿台枣线突进到台儿庄一带。 负责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是中国第五战区司令李仲仁，为了确保台儿庄阵地以保卫徐州，他令孙连仲的第二 集团军的三个师扼守台儿庄阵地，以阵地战吸引敌人，令汤恩伯的第 20 军团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 南岸防务，汤部 2 个军于津浦线两侧以运动战诱惑前来增援的日军坂垣师团沿临沂枣庄直线南下，待台儿 庄守军取得胜利后，再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日军。 3 月 24 日， 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猛攻， 日军以坦克为前导， 向孙连仲部阵地推进。 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 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 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27 日，日军濑谷支队一部突入北门，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 的巷战。28 日，日军突入台儿庄西北角，池峰城组织由 57 名壮士组成的敢死队以大刀、手榴弹与日军决 一死战。31 日，中国守军将进入台儿庄地区的日军濑谷支队全部包围。日军坂本支队几次试图救援，均被 中国守军击败。 4 月 3 日， 中国军队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攻击， 双方陷于拉锯战。 月 5 日午夜， 4 中国守军组织先锋敢死队， 分组向敌进袭，冲击敌阵。他们各自为战，个个奋勇异常，已经血战经旬的日军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 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竞在短短不 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 4 月 6 日，中国军队全线出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也个个神情振奋，命令一下，杀声 震天。此时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丧魂落魄，狼狈逃窜。4 月 7 日，伤 亡惨重的日军矾谷部向西北退去。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完全胜利。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 1 万余人。 中国高校大西迁 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 108 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占 45 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 30 所，广东占 7 所。以上三地区共有 82 所，占我国高校 总数的 3／4 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 年 7 月 28 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 月 29 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 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南开大 学的秀山堂、 木斋图书馆、 芝琴楼女生宿舍、 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部的西楼、 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南开的一口重 18000 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 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据统计，从 1937 年 7 月起到 1938 年 8 月 底止，全国 108 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 91 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 25 所，全部被毁坏的 10 所，直接 财产损失达
元。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 用金钱来衡量的。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 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 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 44%)。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 18300 余万元。除 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上海沪江大 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 捕，迫害致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他表示，只要国 ” 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 “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 即有南开。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 、1《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 227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法》等法令，布置各战区学校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 大迁徙。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内迁大致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1937──1939 年。 这段时期， 东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 辅仁大学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 上海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等迁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周围山 区。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均成立于此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等均 于这一时期迁往西南。 第二时期： 1940 年下半年至 1943 年春。 自 这一时期由于美日关系恶化， 特别是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原迁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不得不迁往重庆，原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也迁往重 庆。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变动，特别是云南从大后方变成大前方，迁往滇西的国立艺专、同济大学等又先 后迁往四川。 第三时期：1944──1945 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 的部分高校再度迁徙。如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唐山工程学院从贵州的平越迁往四川的璧山。 在高等学校内迁过程中，迁校最远的是北大、清华和南开。由这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我国 抗战时高校办学的一个典范，是闪耀在大后方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1935 年华北岌岌可危之时，清华大学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1937 年 7 月底北平沦陷后，国 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织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 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 委员，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937 年 10 月 25 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 月 1 日正式上课。当时 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 148 人(原北大 55 人，清华 73 人，南开 20 人)，职员 108 人，学生 1452 人。 临时大学设在长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1937 年 12 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经蒋梦麟亲自 请示蒋介石，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38 年 2 月，临时大学除 350 多位学生留在长沙外，大部分师生 分两路由长沙向昆明进发。一路是女生和体弱者，约 800 余人，由樊际昌、梅美德、钟书箴三人领队，乘 火车至广州，经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另一路师生两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 行团，从长沙翻越重山峻岭，步行至昆明。1938 年 4 月 28 日，旅行团的师生历时 68 天，行程 3360 华里， 胜利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一路会合。胡适曾高度赞扬旅行团说： “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 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 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24 月 2 日，接教育部通知，迁到昆明后的临时大学更名为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 月 4 日，联大正式上课。 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北方最优秀的三所高等学府的组合，它的建立融合了三所学校的个性和精神──北大 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的借石他山、自由活泼，南开的允公允能、自强不息，并在此基础上融汇成 自己的新精神： “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3。组成联大常务委 员会的三位校长──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鳞、南开的张伯苓，均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教育和人才培 养为先，相互之间坦诚无私、精诚合作，他们既为联大新精神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是联大新精神的绝好 注释。 西南联大从 1938 年 4 月建立，到 1946 年 5 月北大、清华、南开先后返回平、津复员，历时八年多。在这 八年中，西南联大先后有 2500 多人毕业，800 多人投笔从戎，再加上结束时返回三校的学生 1794 人，共 5000 多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唐敖庆、沈元以及众多战后活跃在国内外科学领域前沿的 专家、学者，都来自于西南联大。在新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批 190 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的师 生竟占了 118 人。 考虑到战火纷飞及中国大学教育起步较晚等因素， 西南联大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2 3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 514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 134─135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南京中央大学是抗战中迁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而中央大学迁校的成功，又与罗家伦的高瞻远瞩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5 年华北危机之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开始注意物色可供中大迁校的校址，并不顾外界对他的冷嘲 热讽4，订制了大批木箱，准备迁校。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罗家伦电促正在放暑假的学生立即 返校。8 月 15 日，他在四牌楼中大大礼堂语气沉重地向在校学生作动员说： “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 这一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一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 年八年能够结束的。 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一仗， 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 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 收复失地为止。 5学校迅即将教学图书、仪器设备、学籍档案等装箱启运入川。10 月初，学生开始迁徙。 ” 12 月 1 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是高校内迁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 1937 年 10 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赶往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们道别，并交 待说，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罗走后，农场职工们推举王酉亭把这些 经多年饲养的良种家畜、家禽也搬迁到大后方去。在职工们的帮助下，王酉亭将鸡、鸭、鹅、兔等装笼， 安置在马和牛的背上，然后赶着成群的马、牛、猪、羊向四川进发。1938 年 11 月，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 涉，王酉亭历经千辛万苦，带着仅剩的 20 多头荷兰乳牛和少量家禽、家畜到达重庆，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 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说，当他意外地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 “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 友一样……我眼中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6。王酉亭也因护送有功被誉为“中大的有功之臣” 。 抗战八年，我国真正在原地正常教学、未受战事任何影响的高等院校只有新疆学院一所，许多高校都是一 迁再迁。如浙江大学曾四次搬迁：一迁浙西天目山，二迁赣中吉安，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 同济大学一迁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口，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贺县，五迁云南昆明，六 迁四川南溪。迁校次数最多的要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一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 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 内迁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四川重庆、成都和云南的昆明，以陪都重庆为最多。据统计，截至 1944 年，迁 入重庆地区的高校有大学 9 所、大学研究所 1 所、独立学院 10 所、专科学校 11 所，合计 31 所，占内迁高 校的 1／3。重庆与成都的高校又大多集中在重庆的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和成都的华西坝， 形成著名的文化四坝。在内迁高校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创立了 34 所国立中学，用以收容、安顿沦陷区中等 学校的流亡师生。 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适应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需要，减少了教育事业和人才的损失，保存了民族发展 的元气，增强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实力。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还加速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西南和西北地区都属偏远的内地省份，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不灵是导致这些省份长期发 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大量高校的内迁，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传入和传播 开来，加速了这些地区从闭塞中苏醒过来。 洋务运动中的洋学堂 洋务运动又名自强新政或同光新政。它在军事上，以“自强”为目标，仿效西方建立新式军事工业，创办 海军，装备、编练新式陆军。在经济上，以“求富”为目标，建立以官办和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新式民 用企业， “稍分洋商之利” 。在文化教育上，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语言、科技、军事，派遣留学生。文 化教育是洋务新政中与军事、经济同等重要的内容。 “认识外国文字， 通解外国言语” 以应外交需要， ， 这是清政府兴办第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的最初动机。 洋务教育由通解西语发端，根本原因是当时亟需翻译人才，是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语人才匮乏的刺激。 1860 年 9 月，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临行前把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议和。 当时有人不理解罗家伦的行为,认为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讽刺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得曼(谐音“逃得慢”)的哥 哥“逃得快” 。 5 转引自刘敬坤： 《中央大学迁川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 252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版。 6 转引自刘敬坤： 《长途跋涉的中央大学畜牧场》,《民国春秋》1992 年第五期。4奕訢令先期被俘的英国参赞巴夏礼致信联军统帅联系，巴夏里遵嘱草成中文书信一封，但在信的末尾写了 几行英文。当时朝中文武无一人认识英文，不知所写何意，不敢立即发送。后听说天津有一叫黄惠廉的广 东人识得英文，于是急忙请黄惠廉来京。黄到京后一看，几行英文不过是巴夏礼的英文签名及年月日。巴 夏礼的这次不大不小的玩笑深深地刺激了奕訢。和议成后，痛定思痛，他立即与桂良、文祥联名上奏，要 求开办外语学校。奕訢在奏折中沉痛地说：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 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71862 年 7 月，同文馆正式上课。同文馆的创办是中国近百年来教育现代化的 开端。 同文馆创办之初， 只有英文馆， 1863 年添设法文馆并将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归并进来。 1867 年添设天文馆和算学馆。1871 年添设德文馆，1873 年附设印刷所，所中有手摇印刷机７台，并备有 中文活字和罗马体活字。 1876 年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 同年， “八年课程计划” 制定 ， 学生不仅要学西语，而且要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 世界地理等。八年课程计划的公布在同文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同文馆从过去单纯的外语学 校变成以外语为主、兼习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888 年添设格致馆和翻译处，并建立天文台和物理实验 室。1897 年添设东文馆，学习日文。1902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历时四十年，至此结束。 在同文馆的发展史上，震动最大、引起非议最多的是天文、算学馆的设立。同文馆创办之初，因系学习外 国语言文字且有康熙朝设立俄罗斯文馆的先例，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在倡办洋务的过程中，奕訢等人认识 到“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8。鉴于当时中国相关人才乏绝的实际状况，奕訢上书同治帝， 请求在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招考“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 ，以及科举出身“五品 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奕訢等人的主张先后受到了掌山东道监察御使张盛藻和同治帝的师傅倭仁等人的 竭力反对。他们认为：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 9“今以诵习诗书者而 ” 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10面对 倭仁等人的责难，奕訢等人据理反驳。他们认为“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11。处于列国并争的今日 世界，只有“采西学，制洋器”“谋自强” ， ，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倭仁等人“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 橹” ，以为“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12。在奕訢等人的反击和朝廷的支持下，天文、 算学馆得以设立，倭仁等“涕泪滂沱”而退。 围绕天文、算学馆的争论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次争论。在这场论辩中，奕訢等人取得了胜利， 但这一胜利相当有限。当时北京官场和知识界议论纷纷，不少人赞同倭仁等人的观点。据翁同和的日记记 载，当时“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 ‘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又曰：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13在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倭仁等人的攻讦下，同 ’ 文馆报名处门可罗雀， “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 乡、同列之所不齿”14。半年之中报考同文馆的共有 98 人，这些人当中无一人是科举正途出身，至临考时 又有二十多人弃考，仅 72 人应考，最后勉强录取了 31 人。这 31 人大多是些素质低下者，一年后因程度太 差退学二十人，最终完成学业的更少，只有五人。顽固势力的诋毁、非议，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落后、保 守，束缚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1862 年同文馆创立之初，仅有学生 10 名，全部为八旗少年。次年增设俄、法文馆，学生各十人，也都从 八旗子弟中遴选。1867 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后，学生来源扩大，不再是清一色的八旗子弟。1887 年是同文 馆的鼎盛时期，学校共有学生 120 人，此后直至学校停办始终没再超过这一数字。同文馆学生的入学途径 主要有咨传、招考和保送三种。咨传的对象是八旗子弟，由总理衙门在各旗推荐的少年中遴选。咨传是同文馆早期(1867 年以前)学生的主要来源。招考始于 1867 年天文、算学馆的设立。1867 年、1870 年、1878 年、1885 年，同文馆曾先后四次招考学生。保送学生的任务由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执行。从 1868 年到 1899 年，上海和广东各保送五批，共 74 人(沪 28 人，粤 46 人)。除咨传、招考、保送外，也有一些15 学生是通过达官显贵或同文馆中的教席推荐入学的。 在当时， “这不但不算作弊， 而且算是帮助同文馆” 。馆中学生的待遇分两类，一为领膏火(津贴)的额内生，一为不领膏火的额外生。初期的学生全部是额内生， 每人每月膏火银三两。1867 年设立天文、算学馆后，为了吸引正途人员，学生每人每月发银十两，此外， 学校还负责提供学生饮食、住宿。据齐如山回忆，当时学生的待遇相当不错： 驻馆的学生，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媒洋火等 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 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自不必说，单说这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 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 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 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花，连赏钱都没有。16 同文馆学生的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考、大考四种。大考由总理衙门主持，每三年一次，优者保升官阶， 次则记优留馆，劣者除名。馆中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主要在外交、涉外部门，以及洋务派创办的一些新式企 业和学校中。 同文馆的教师(当时称教习)按其职责分为总教习、教习、副教习。总教习一职设于 1869 年。在同文馆四十 年的历史上，只有两位总教习，全是洋人：第一任美国人丁韪良，任期为 1869──1894 年；第二任爱尔兰 人欧礼斐，任期为 1894──1902 年。馆中的教习，原来设想创办之初由西人担任，再逐渐培养华人教习取 代，但后因课程扩大，大部分学科国人无法讲授，只好续聘外人充任。在同文馆四十年的历史中，除教授 中国语文的汉文教师外，只有算学馆的李善兰、席淦、王季同三人是中国人，其余都是西人。据统计，馆 中曾先后聘过五十一名外国人担任西学教习。这些洋人中固不乏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但更多的是滥竽充数 的“万金油” 。馆中的副教习一职，从学生中挑选优秀者兼任。 同文馆的创办，开晚清洋务教育之先声。随后，各种洋务学堂在各地先后建立起来。 语言学堂：除同文馆外，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 年，此为开办的时间，下同)、广东同文馆(1864 年)、上海 留美预备学堂(1871 年)、 南京同文馆(1883 年)、 新疆俄文馆(1887 年)、 台湾西学馆(1887 年)、 珲春俄文馆(1888 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 年)等。这些语言学堂均仿同文馆而设，有的学校的章程也大体照搬同文馆的。 军事学堂：主要有福建船政学堂(1866 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 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 年)北京昆明湖水 师学堂(1888 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 年)、江南水师学堂(1890 年)、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4 年)、山东 威海卫水师学堂(1890 年)、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 年)等。这些军事学堂大多属水师学堂。在水师学堂 中，除前两所外，均创办于中法战争之后。1885 年，清廷接受中法战争中水军失利，陆路缺少应援配合， 孤军作战，处处受人牵制的教训，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17。从 1885 年到 1888 年，仅用了三年多时间， 就建立起了一支稍具规模的现代化海军。各地水师学堂的出现，便是这次“大治水师”的产物。然而，1888 年以后，因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北洋舰队无力添置新的船只和设备，1890 年后也再无新的水师 学堂创办。 实业、技术学堂：主要有上海机器学堂(1867 年)、福州电报学堂(1876 年)、广东实学馆(1881 年)、天津电 报学堂(1880 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 年)、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 年)、两广电报学堂(1887 年)、台湾电报 学堂(1890 年)、天津医学堂(1894 年)、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 年)、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1896 年)、 湖北矿务工程学堂(1892 年)等。这些学堂除上海机器学堂、福州电报学堂外，均创设于 1880 年之后，这是 与洋务派早期竭力创办军事工业以求强，70 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 “先富而后强”的 战略调整相一致的。15 16《齐如山回忆录》第 28 页,宝文堂书店 1989 年版。 《齐如山回忆录》第 30 页。 17 光绪十一年五月上谕， 《光绪东华录》第 1943 页，中华书局 1958 年版。合以上语言、军事、实业、技术各类学堂，约三十所。这些学堂大多应急而设、因人成事。设在京师的少， 设在地方的多；设在内地的少，设在通商口岸的多；高层次的少，中低层次的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教 育少，满足特殊需要的专业教育多；科学理论教育少，应用技术训练多。没有统筹规划，零打碎敲、缺乏 整体性与全局性是洋务教育致命缺陷之一。 洋务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是一次开风气的尝试。洋务学堂的创办适应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趋势，推 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洋务教育打破了传统的科举教育在内容上的狭隘性， 第一次承认了声、 光、 化、电、西语、西史、西法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开启了以学习近代科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教育的先河。 洋务学堂的集中学习、班级授课、统一招生管理考试等，已明显具有近代教育的形式。洋务学堂还培养了 近代中国第一批翻译人员和外交人员， 第一代海军人才和科技人才。 这些人好比是种子， 随着他们的扩散、 迁徙、流动，新知识、新观念、新气息被带往清政府的各个部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帝国的苏醒和 新生。 “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 18作为主持同文馆二十五年的总 ” 教习，丁韪良的这句话并非虚言。 客观地评述洋务教育，不能不看到，这又是一次重要的但却并不成功的尝试。洋务教育从 1862 年 7 月同文 馆的创办到 1895 年甲午战败，历时三十余年，仅兴办各类学堂约三十个，这些学堂及其培养的人才相对于 近代中国社会的需要来说，可谓万不足一。洋务教育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培养一批类似近代日本“和 魂洋才”的中西兼通之士，有效地御侮、救国，也没能培养出超群绝伦的奇伟异才， “切扶大厦之将倾” ， 中兴大清，更没能完成采西学、变科举、革新中国社会这一时代的重任。洋务教育的失败除了我们上面已 经提及的顽固派的攻讦、缺少全局性的筹划、洋教员整体水平低下等原因外，重要的还有科举制的阻碍。 在壬寅、癸卯学制颁布以前，整个中国的学校教育始终以科举制为导向。秀才──举人──进士，这是一 般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正途， “以学干禄”是三百六十行中最令人钦羡的职业， 《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 仍是士子心目中的圣经和福音书。科举制的盘根错节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步履维艰，一般士人视讲求西学 为可耻， “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19。在科举制的影响下，洋务学堂的学生“为士林学人所不屑，20 被斥之为名教罪人、 士林败类” 在这样的氛围下， 。 “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清廷规定，同文馆等洋务学堂的毕业生无需参加科举，由吏部直接授予官职，但许多人对科举正途仍难以 忘怀。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就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希望通过科举之路获得一官半职和社会的认同。 1894 年以前，同文馆共有十三人在乡试以上的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同文馆如此，其他洋务学堂也类似。 身在洋学堂，心在旧科举，无意新科学，神往圣贤书，是当时洋务学堂的常见现象。布新而未除旧，科举 不废，洋务教育便难以发展。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 —— 1851 年 1 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9 月，起义军攻占了广西永安，在这 里洪秀全封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后军主 将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北王，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西王以下各王俱 受东王节制。 1852 年 6 月，太平军在攻打全州时，南王冯云山牺牲，9 月，西王萧朝贵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牺牲。1853 年 3 月太平天国攻占南京，改名为天京，建立了一个与北京的清政府相对峙的革命政权。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一面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一面又派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人领军西征， 1856 年，西征的太平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先后攻占了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控制了安徽、江西 和湖北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太平军还攻克了清政府在南京孝陵卫一带建立的江南大营和在苏北扬州 城外建立江北大营，解除了太平天国的肘腋之患，使太平军从上游的武汉到下游的镇江畅通无阻。太平天 国达到了军事上的鼎盛时期。 正当太平天国的事业蒸蒸日上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18 19丁韪良： 《同文馆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 141 页。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 卷第 21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影印。 20 乔纳森·斯潘塞： 《改变中国》第 138 页,三联书店 1990 年版。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首领，但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后，他就开始纵情声色，大选秀女，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以后，更是深居简出，成天忙着与数不尽的妻子享乐，从无出令之事，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利全部交给了 杨秀清，杨秀清每有奏议， “画诺而已” ，以致于外界一度认为洪秀全“实无其人” 。 杨秀清原是一个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烧碳的工人，太平天国起义前，他利用巫术，声称上帝附体，取得代 天父传言的资格。金田起义以后，他被封为东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 智慧、胆略过人，具有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在他的领导下，太平天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胜利的 辉煌也使杨秀清逐渐居功自傲，他惟我独尊，滥施权威，飞扬跋扈，和太平天国的其他领袖，特别是韦昌 辉、秦日刚、陈承瑢等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太平军占领武汉，并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后，洪秀全认为自己眼看就有统一天下，取代清帝登上龙廷之势， 对于威望日重的杨秀清也日益忌惮。然而，正在这时，杨秀清上演了一出逼封万岁的闹剧。 1856 年 8 月的一天，东王府里鼓乐齐鸣，号声震天，这不是东王出巡，也不是东王府有人娶亲，而是天父 又一次借东王杨秀清之体下凡。只见杨秀清口吐白沫，双目紧闭，一副不省人事的样子。以前这样的事因 为各种原因已经演过无数次，所以大家谁也不紧张。这次，天父又下凡了，是为什么呢？大家都在围观， 都在猜测。 不一会儿，天王洪秀全被召来了。当洪秀全跪在不省人事的杨秀清面前时，天父（指杨秀清）说话了： “你打江山已有数年，谁的功劳最大？” 洪秀全回答道： “东王。 ” “东王有那么大的功劳，为何只称九千岁？”天父又问道。 “东王功不可没，也应当是万岁。 ”洪秀全回答道。现在他已经明白了这次天父下凡的原因，周围的人也都 明白了。 “东王的两个儿子难道只能是千岁？”天父又问。 这一问问得周围的人胆战心惊，问得洪秀全目瞪口呆，同时一股杀机在他的心头涌起，他强压住心头的怒 火，恭顺地说： “东王既是万岁，东王的儿子自然也是万岁，且世世代代万岁。 ”洪秀全还当众宣布，今后 大家要称东王和东王的两个儿子为万岁。东王的万岁典礼将在东王诞辰的吉日举行。 到了这时，天父才满意地说： “我回天上去了。 ” 过了一会儿，杨秀清慢慢睁开了眼睛，仿佛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一脸的懵懂。 洪秀全回到天王府，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分别密诏在江西、湖北的韦昌辉、石达开回天京“勤王” ，消灭企 图篡位的杨秀清。 韦昌辉带领心腹武装于九月一日赶回天京。九月二日，韦昌辉、秦日刚带三千部众，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 击，杀死了杨秀清全家及其部分部属，接着又在城中大肆搜杀“杨党” 。东王府余部也进行了有力的抵抗。 双方关起门来大杀了两个月，尸积如山，死亡达两万余人。 十一月，翼王石达开带少量随从赶回天京。他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有悖自己以前和韦昌辉的密议，也和 天王的意旨正相反。已经失去了理智的韦昌辉指责石达开是“杨党”余孽，并企图加害石达开。石达开发 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就连夜逃出了天京。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同时在天京城搜捕、诛戮“石党” 。 石达开逃离天京后， “计议报仇” 。他一方面移军宁国，解救在那里被围困的陈玉成，一方面上书洪秀全， 索要韦昌辉首级，否则“班师回朝，攻灭天京” 。石达开为人重义气，深得人心，天京城外的太平军全部倒 向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 洪秀全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对内继续支持韦昌辉清除异己， 对外与石达开相抗； 一是杀掉韦昌辉以谢石达开，与石言归于好。洪秀全斟酌利弊，选择了后者，下诏杀韦昌辉、秦日刚等人。 内乱平定后，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他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保障天京外围的安全，另一方面竭 力安定内乱以来动荡不安的天京局势，在他看来，虽然洪秀全应负杀杨导致事变的责任，但是杨秀清本人 的骄蛮也是事变起因之一。所以他仍尊洪秀全为主，幻想以自己安于臣下的姿态来维系团结。他吸取杨、 韦的教训，力行宽仁谦下；为了顾全大局，安定人心，还对韦昌辉的部众和帮助韦昌辉制造天京内乱加以 抚慰，众人“喜其义气，推为义王” ，他也坚辞不受。 杨秀清被杀后， 太平天国出现了信仰危机。 关于天父天兄的神话经洪秀全亲手戳穿， 人心涣散， 有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打打包裹回家转，依旧作长工。”反映了人们当时那种极端失望的情绪。洪秀 全“精神领袖”的地位动摇了。而石达开为人仁厚，重义轻财，深得人心；在天京事变中，他不但一直没有 犯错误，而且兴师靖难，为平定内乱立了大功。内乱过后，首义诸王中只剩下他和洪秀全，论资历，论人 望，论功劳，他是太平天国政权领导的最佳人选。在人们对“上帝”失去兴趣之后，人心很自然地转向了有 气魄、有能力、文武全才的石达开。石达开此时已成为维系天国政权的凝聚力，太平天国军民视他为“中兴” 的希望。 但此时洪秀全却开始疑神疑鬼，对石达开有“不乐之心”。一方面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加封石达开为“通军 主将”、“圣神电”，另一方面，却“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为了达到挟制和监视石达开的目的，洪秀 全还封自己的两个无才无能的哥哥为王，参与政事。在这种“重重生疑忌”的情况下，石达开委曲求全，支 撑了半年光景。 当时，摆在石达开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听任洪秀全的排挤和压抑，委曲求全；一是打破这种紧张局面， 公开与洪秀全决裂，取而代之；三是引兵远遁，保全自身。第一个办法显然是血性过人的石达开所不能做 到的，而第二条路与“兄弟”间的“义气”不相容，自然为极看重义气的石达开所不取。石达开唯一的选择就 是第三种。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857 年 6 月，石达开以向南门守城的太平军讲 石达开以向南门守城的太平军讲 道借口，再次逃出了天京。 道借口 石达开离开天京以后， “遥奉洪秀全为主”， 带着自己的队伍脱离了太平军主战场， 1863 年， 他率偏师入川， 在大渡河兵败被杀。 石达开的出走，成为“天京事变”的最后一幕。至此，首义诸王死的死，走的走，天京城内只留下洪秀全一 人。人心涣散了，力量削弱了，太平军最精锐的部分或在内乱中自相杀尽，或跟随石达开出走。天京外围 的重镇如武昌、 九江相继失守， 太平天国的军事优势丧失殆尽。 天京事变是一场令亲者痛， 仇者快的悲剧。 清廷上下拍手称快，有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洪秀全之所以失败， ……最大原因， 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后， 就互争皇帝， 闭起城来自相残杀。211924 ” 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总结 68 年前的这次天京事变的教训，并反复告诫自己的同志说，中国革 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22革命者不可有自己做皇帝的心理，“若是有了想做皇帝 的心理，一来同志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没有止境。”23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到率的转折点，1864 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政权归于失败。 18 军与西藏解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中，长征无疑是一首雄伟的史诗。但是，还有一个很少为人们提及的壮举，就是 18 军进军西藏的历程。 《曙光从东方升起》一书中称“这是世界上最悲壮的行军”《我在天堂等你》的电 ， 视剧则以催人泪下的笔触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艰难跋涉。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多次致电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部署进军西藏，中共中央已把解决西藏问题 列入议事日程。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说，大陆的事情比 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这主要是基于两个 方面的考虑：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比较多；二、民族问题复杂，尤其是在受宗教 控制的地区……不应操之过急。西藏的问题比较特殊和复杂。 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有了新的考虑，即从“暂缓”转向“宜早不宜 迟” 。1950 年 1 月 2 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 龙：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 并指示“应当争取于今年 5 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到：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 ” 任务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入藏军队可定为 3 年一换，以励士气。 ” ”21 22《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68 页。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25 页。 23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70 页。西南局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即在重庆召开会议，制订入藏计划，决定入藏部队。刘邓首长认为 5 兵团 18 军军长张国华有开辟新区的工作经验，确定他为入藏部队负责人，由他在 2 野随意选择 3 个师。但是，张 国华表示还是带自己的部队，就这样，原本准备在川南“安家”的 18 军接受了解放西藏的重任。 进军西藏对 18 军是个严峻的考验，艰苦、生死、婚姻、家庭等等都成了部队面临的问题，但是经过传 达和学习中央指示，指战员们领会了进军西藏的意义，部队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接着，部队为入藏进行 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一、政策准备。即了解西藏的概况，掌握必要的藏语和民族宗教知识与政策。第二、 物资准备。每个战士要背足半个月的粮食（包括蛋黄蜡、燃料等）和春夏秋冬的衣服及帐篷等等。第三、 军事训练。侧重高原行军和作战。第四、体育锻炼。每个战士须负重 35 公斤左右在高原上行军，因而事先 的负重行军训练是腿绑沙袋，背负石头、铁锅、磨盘等等，马匹也要进行训练，以保证人马健康。 大部队行动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部队，其任务一是建立几个进军基地，二是为后续大部队掩护和参加修 筑公路，调查社会情况，做统战和群众工作。而大部队在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修好后于 8 月底 9 月初出发。 在向西藏的长途进军中，战士们基本上是徒步前进，其艰苦程度不亚于长征。由于高原氧气稀薄，战士们 都“一步三喘’ ，高山反应很厉害，而且还要背半个月的粮食、住的帐篷、甚至烧饭的燃料，一般的战士得 背 70 斤左右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要让战士们负重行军呢？因为在 18 军进藏之前，中央就指示：为避免 部队入藏引起物价（特别是粮价）上涨、藏胞生活下降，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入藏人民解 放军坚决贯彻除通过与上层人士协商，在确保不影响藏胞生活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就地采购少量青稞、牛 羊肉、酥油等外，绝大部分主食、副食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均从内地运送。当时西藏尚无公路，运输主要依 靠畜力，很难解决大部队的正常给养，有的部队几天没吃的，就买芜根吃，有的吃死马、死牛。就这样， 战士中累死、病死、饿死的都有，但是 18 军的广大指战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前进，以完成解放西 藏的重任。 就在 18 军最困难的时候，藏族同胞给了入藏人民解放军最有力的支援。西藏各地的藏胞出动大批牦牛、骡 马为部队运粮运物，在 18 军的行军队伍中，经常可见藏族同胞以及他们驱赶的驮畜。一些藏族上层人士得 知解放军缺粮，纷纷主动把粮食出售给部队，以解 18 军的燃眉之急。 解放西藏，部队必须开进去，但这并非意味着使用战争手段。1950 年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西南局 提出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又称十条政策） ，藏族人士普遍反映良好，但是西藏上层统 治集团中却形成了主和与主战两派。1950 年 7 月至 9 月，由主战派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听信英国驻印度 高级官员对他们“不要与中国谈判”的“劝告” ，不顾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再敦促，不仅迟迟不派谈判代表， 还不断地向昌都地区、金沙江一线增兵，决心以武力抗阻解放军入藏。西藏地方政府既已关闭和谈大门， 西藏又必须解放，中央人民政府被迫选择军事手段，以打促谈。8 月 23 日，毛泽东致电西南局、西北局明 确指示： “如我军能于 10 月份占领昌都， 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 求得和平解决” 这清楚地表明， 。 打昌都一仗，正是为了争取实现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昌都战役从 10 月 6 日开始，至 10 月 24 日结束， 历时 19 天，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昌都地区的解放， 震憾了全西藏， 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加速分化， 更多的上层人物主张与中央政府谈判。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正式 签订，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分裂我国西藏阴谋的彻底失败，是西藏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 划时代的转折点。 5 月 25 日，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进驻拉萨等国防要地。从此时开始，到 18 军 52 师一个团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后，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18 军完成了历时 1 年零 9 个月的进 军西藏的历史使命。 “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 1956 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加上 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在 1958 年到 1960 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5 年底和 1960 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在经济建设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实行“多、快、好、省”方针的要求。他多次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指责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给群众破了冷水。毛泽东的 一再批评，造成的不良后果是：经济上，直接助长了急于求成错误的发展；政治上，形成了只能反右，不 能反“左”的恶劣习惯；组织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正常的民主生活。使党很难有效地防止因为 毛泽东个人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党的决策错误。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了“在 15 年或者更 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社论 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标志“大跃进”运动正是发动的是 1958 年 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订了带有浓厚急于求成色彩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过高的计 划指标，并过分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强调建设速度是最重要的问题，并认为 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从而掀起 了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度、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在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 5 年、3 年以至 2 年达到 12 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 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 年夏秋各地掀起虚报高产、大放高产“卫星”的浪潮。 《人民日报》也发表 文章，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 ， 。在虚夸的气氛之下，全国上下产生 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 在工业方面， “大跃进”主要是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由于错误的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各级领导今后工作中心应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确定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方 针，并正式确定了 1070 万吨的钢产量指标，由会议公报正式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则比八大一次会 议翻了一番以上。要想实现对外公布的钢产量目标，8 月底，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 书记开会。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会 后不久，全国就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 1 亿。小高炉和土高炉遍地 开花。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 1108 万吨。虽然完成了翻番的 任务，但合格的钢仅 800 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土法炼铁，还浪费了大量煤炭、矿石和树木，对生态 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炼钢铁还冲击和挤占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直接导致了人民日常生 活用品供应的紧张状况。 在开展大跃进的同时，1958 年下半年还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原有的 70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两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 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一切就造成了平均主义和“共产 风”的泛滥，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 从 1958 年 11 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纠正了人民公社化错误的同时，逐步调低了工农 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压缩空气的问题。他强调：要破除迷信，但不要 破除科学。要老老实实，不要浮夸作假。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降低了部分指标。毛泽东在全会期间还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 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不做违反实际的宣传。他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 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八届七中全会再次指出，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经济建设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9 年 7、8 月 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在开始阶段，其主旨也是纠正“左”的错误。但由于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是在充分肯 定“大跃进”的所谓巨大成绩的前提下纠“左”的，对“大跃进”的根本错误始终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等要求进一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信和发言，为毛泽东所不容。7 月 23 日，毛泽东发表了尖锐激烈的批彭讲话，使会议方向发生逆转，由纠“左”变成了反右，8 个月的初步 纠“左”由此中断。 庐山会议后，在广泛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导致高指标、 “共产风”等错误比 1958 年更严重，影响范围 也更广泛，加上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要使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据估算， “大跃进”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到 1200 亿元， 因三年 “大跃进” 五年调整而贻误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 、 更是无法计算。拉大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是我们稿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同时也必 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 反右派斗争 1956 年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就在这年秋冬之际， 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再加之波匈事件的影响，一些城市和农村 发生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和分社事件。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批评教条主义， 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干部还是用老眼光对待，用 错误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群众。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造成的不良影响使党群关系问题十分突出。中央 和毛泽东认为：国内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国际上的因素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来自国内的一 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旨在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是我党的传统。但 1957 年 5 月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与历次整风不同：此次整风是号召、发动党外人士，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及广大民众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所以，叫“开门整风” 。 但运动没有按照良好的初衷发展，从 5 月 1 日发动到 6 月 8 日转为反击右派运动。当时，对少数右派分子 进行回击是必要的，但结果却导致严重扩大化错误。 整风指示发出后，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毛泽东于 4 月 30 日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 行座谈会。 5 月 1 日，整风运动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展开。开始，毛泽东大力提倡并告诫全 党要正确对待批评，认为这对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极为有益。5 月 3 日，他在接见外宾谈到整风运动时 说，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4 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央统战部于 5 月初至 6 月初，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座 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此间， 《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 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 整风初期， 党外人士提出了许多很中肯的意见。 著名学者马寅初提出的 如， “新人口论” 随着运动的深入， 。 人们所触及的问题不再是只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而更多关心的是民主机制和监督机 制的问题，很多人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到了党和国家的体制问题。比如，提出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 代政的问题；还有人提出，一些干部法制观念淡漠，要加强法制建设，发扬民主；也有人提出要检查“三 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等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合理的。很多也是 、 、 我们现在还正在改革的问题。 这些言论是在执政党的一再倡导和鼓励下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发表出来的。但当时党和毛泽东由于对什么是 社会主义的认识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对一些涉及到体制问题的提法没有思想准备。对党外人士的积极表 现又估计不够，特别是一些人的批评比较尖锐。其中，也确实有少数人乘机散布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 会主义的言论。这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5 月 14 日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 的指示》 ，15 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16 日，中央再次发出《关 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标志党中央指导思想在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整风转向反右。两个《指示》要求各地放手让右派分子发表错误言论，原样在报纸 上发表，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19 日，北京部分高校开始贴出大字报，以所谓“大民主”的形式帮助党 整风。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 《人民 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运动中断，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估计还没有那么严重，没有想要挖掘后来那么多的右派分子。但大规 模斗争开展后，便难以控制。6 月 26 日，中央估计右派分子是数以千计，而此后范围却不断扩大。 反右运动从 1957 年 6 月上旬发动， 9 月达到高潮，到 1958 年夏季才逐渐收尾结束。据统计，反右派斗 争中， 全国共划右派分子 552877 人。 根据粉碎 “四人帮” 后的核查统计： “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 55 万人中， 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 绝大多数或者说 99%都是错划的。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 ” 不仅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 而且组织上、行政上也受到严厉处理。而且错误延续的时间很长，未能及时纠正，使几十万人蒙冤达 20 年 之久。如象中共中央在 1980 年所重新认识的那样：对真正右派分子“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这不仅造成了 一些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存在的，但是极少数。由于党对右派进攻的形 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斗争严重扩大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判断；开启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的先例，成为“左”倾思想不断发生的祸根。 反右扩大化错误的发生与当时我国法制不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人法制观念淡薄有直接关系。号召党外群众 向党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是正确的。但用“大鸣、大放”的大民主的方式进行，具有群众运动的性质。 而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必然造成无政府主义，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局部 的混乱局面，实际是对民主的破坏。 陈独秀与《新青年》 陈独秀与《新青年》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迫切需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 军阀却倒行逆施，他们一方面逐项破坏、废除辛亥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又积极准备恢复帝制。在文化思 想界，一批袁世凯的幕僚和社会上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复辟帝制鸣锣 开道。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痛恨军阀统治的腐朽和混乱，强烈要求改革与进步。面对死气沉沉的思想界， 他们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宣战，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 场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发起，源于一本原来并不起眼的杂志——<>。 说起<>， 就不能不讲陈独秀。 因为他不仅是<>的创办人，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的 “大 彗星”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一名庆同（谱名） ，又名乾生（官名） ，字仲甫，号 实庵， “独秀” 是他 1914 年以后常用的笔名。 1879 年 10 月 9 日，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 （今属安庆市） 怀宁县 ， 怀宁 幼年丧父，随祖父及兄长读书，17 岁中秀才，后受康、梁维新派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变化，参加了维新运 动。1901 年至 1915 年曾三次赴日本留学，期间曾协助章士钊等人办<>、<>及<> 杂志，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刊杂志的经验。 1915 年 6 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感到要救国必须要革新政治，而要革新政治则必先从革新人们的 思想开始。于是他想通过办一份杂志来宣传新思想，唤起国人的觉悟。经一番准备后，1915 年 9 月 15 日， 一份十六开本、名为<>的月刊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 ，由群益出版社出 版，陈独秀任主编。编辑部设在如今上海淮海路、成都路口的渔阳里 2 号。在<>创刊号上，刊登 了陈独秀撰写的<>，他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并提出“破坏君权，求政治 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税之，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 他勉励青年做自立的而非奴隶的人，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人，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人，世界的而非琐国的人， 实例的而非虚文的人，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人。<>的创办，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率先高 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思想和文化发起猛烈抨击。 1917 年初，陈独秀应初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迁 往北京。当时的北大，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开明办学方针引导下，呈现出思想活跃、 、 百家争鸣的浓烈学术气氛，一批年轻有为的激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易 沙白、吴虞等人，都在北大授课，并先后成为<>的编辑或撰稿人。编辑部分设政治、思想、历史、文学、国内外大事记、小说戏剧、社会问题等栏目。<>所刊登的文章，大多为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所 关切的内容，且文风活泼、论点新颖，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及思想文化界的喜爱，这使得杂志的销量骤增， 而新文化运动也就以<>和北大文科为中心阵地，通过杂志的广泛发行影响全国。 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所奉行的主旨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 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其首倡的“拥护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即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一时传遍全国。它所提倡的民主，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主张要以民主反对专制，使 国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时，还提倡个性解放，摆脱在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奴隶地位，成为自主、自立的人。 陈独秀等人认为，与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意识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民主，是民主精神的精髓，也是中国民众 最缺乏的东西。 只有当广大民众都具有民主意识时， 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体。 <>所倡导的民主， 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最接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而它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西方自十六世纪 以来的自然科学，倡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看待客观事物，包括社会问题，反对积习已久的迷信、 盲从、武断，反对神权。要树立尊重科学的理性主义精神。<>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实质，就 是要改造中国人，重铸中国魂，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奠基立业，为中国社会的进步铺设新的道路。 要提倡民主与科学，建立和巩固共和政体，就必须对几千年来统治中国人精神世界，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和纲常、伦理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否则就难以创新。因此，<>的编辑和撰稿人，如吴 虞、鲁迅、易沙白等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毅然树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他们在<>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评论、小说甚至诗歌，向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以及旧礼教、旧道德、旧 风俗发动了迅猛的攻击。这是自汉代以来千余年，儒家学说所遭受到的一次空前严重的冲击，虽然在此过 程中有一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化”的纠枉过正倾向，但是就其主流和大方向而言，是健康、 正确的，它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启蒙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1916 年 8 月，陈独秀写信给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约他为<>撰稿，次年 1 月，<>刊登了胡适 的<>，主张对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同年 2 月，陈独秀在<>上发表<>，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 和社会文学；提倡清新活泼的白话文，反对僵死的文言文、老八股。此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杨杏 佛、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纷纷著文加盟，<>揭开了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这场革命的直接目的， 是要把宣传封建思想，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文学，改造成适合传播民主与科学的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学。 1919 年，<>成立了编委会，由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担任主编。随着五四运 动的兴起及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新文化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阵地。1920 年 10 月，杂志社迁回上海，从第八卷第一期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的机 关刊物，1922 年 7 月曾一度休刊。1923 年 6 月改为季刊在广州出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 理论刊物。1925 年 4 月起，该杂志改为不定期出版。1926 年 7 月 25 日停刊。从 1915 年创刊到 1926 年 7 月停刊，<>总共出版了六十三期，它对新文化运动所起的重大作用，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具有影响 力的杂志之一。 去当红色的“山大王” 去当红色的“山大王”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造就了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在当时出洋留学热潮中，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 去留，他认为与其糊糊涂涂地去留学，不如先对中国国情有详细的了解，这样去国外“考察时可以借资比 较” 。因此，毛泽东决定“暂不出国，暂在国内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上稍微尽点力，当然脱不 。 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正是这种讲求经世致用、 注重研究国情和重行的思想风格，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五四运动 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正因为毛泽东独具卓识地首先提出并着手解决这一个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毛泽东思 想的创立，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追根溯源，这的确与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智慧有着深刻的内在联 系。 1927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分别向萍乡、 醴陵、 平江、 浏阳猛攻，毛泽东亲自率领第三团进攻平江。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 不足等复杂原因，使得起义部队相继失利，损失很大。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地在 9 月 14 日召开紧急 会议，在会上他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 市集结。 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集中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 5000 人锐减至 1500 余人。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 委员会会议上，起义军主要负责人围绕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继续进攻长沙，这是中共 中央原来的决定，如果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硬要攻 打大城市，只会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在会上，清醒地判断了客观形势，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尚未形成巨大 声势，单凭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是不可能占领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中共中央原来的计划是无法 实现的。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寻找落脚 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在当时，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因为工农革命军 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个计划，而且不少人抱有同样的情绪。后来，在起义军总 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 “议决退往湘南” 。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已决定实践他在大 革命危机时刻就已提出的战略思想——“上山” ，去当红色的“山大王” 。 早在 1927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当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己武装应当如何对 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时，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 “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 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 在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举行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对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了有强烈见解的看法：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 “ 我们则恰恰相反， 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毛泽东着重强调： “以后要非常注 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这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 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让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 东回答他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由此可见，毛泽东当红色“山大王” 的思想已酝酿多时了。 所以，当前敌委员会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南下萍乡，向井冈山进军主张时，有人就说他是想当“山大王” 。 对这种说法，毛泽东当即说了这么一番话： “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 。 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 ，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来没有过的‘山大王’ ，是代表人民利益 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 。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 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 站住脚跟。 ” 对初创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 为了不要在力量不够之时与强大的敌人决战， 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向农村进军，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地区。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从形式上 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 本原则。邓小平后来在 1978 年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优良传统时说过：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 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 “这 在原则上是相同的” ，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 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 决议指责中共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 醴陵、 平江、 浏阳，是“临阵脱逃” ；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 暴动” 。这个中央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前敌委员会会后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对全师指战员宣布了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并且说了如下一段鼓舞人 心的话： “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 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 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 算不了什么！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 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 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起义军走上了井冈山，当上了红色的“山大王” 。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历经千 难万险，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 学界泰斗蔡元培 江南古城绍兴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历来文脉极盛。绍兴城内有条笔飞弄，相传是晋代书圣王羲之曾于蕺 山脚下挥毫疾书，忽然手中神笔凌空飞去，径直落于绍兴城内，这落笔之地遂名“笔飞弄” 。1868 年 1 月 11 日，笔飞弄内一个商绅之家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界一代宗师的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号孓民。幼时家道殷实，所以他 5 岁即入私塾读书。10 岁丧父后，家境渐清寒，但他天 资聪颖，且学习勤奋刻苦，学业精进。16 岁中秀才，22 岁中举人，被乡人赞为青年才俊。1890 年，蔡元 培进京参加会试，由于他生性不羁，素来好做“怪八股” ，自以为必然不能被录取，所以不等放榜就打道回 乡，却不料恰恰榜上有名。1892 年，他再次进京补复试并应殿试，被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的 主考官翁同龢对他的评语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1894 年，蔡元培又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在 科举功名的道路上可谓一帆风顺。在此期间，除了博览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类典籍，他还涉猎了有关西学的 各类书籍和文章，举凡人文史地、声光化电等等，都广泛的阅读，这使他的思想逐渐倾向维新，并且萌生 了改革中国需从培养人才入手的想法。戊戌维新失败后，蔡元培认为腐败的清王朝已毫无希望，遂断然决 定离开翰林院，南下从事教育。 1898 年 9 月，蔡元培回到故乡，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 。他大力提倡新思想，支持改革派教员 以新法教学，但由于当时中西学堂及绍兴当地的守旧派势力占据上风，蔡元培不愿向他们低头妥协，于是 就辞去了监督之职。1901 年 7 月，蔡元培应邀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了上海澄衷学堂代理监督和上海南洋公 学特班总教习之职。南洋公学是 1897 年由盛宣怀 盛宣怀奏请清廷创设的一所专门培养洋务人才的新式学校，而其 盛宣怀 特班又是专门培训经济特科外派留学生的专科班，其课程设置着重于各类西学。作为特班总教习，蔡元培 精心为学生规划修学门类及应读的参考书， 认真指导和批改学生的读书札记与作文， 并鼓励学生举行演说、 辩论会，辅导他们学习日文，提倡正课以外的学习。在注重教学的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爱国思 想和西方近代的民权、女权思想。蔡元培对学生亦师亦友，平易近人的态度和他新颖的教学方法，不仅给 南洋公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赢得了学生们深深的尊敬和爱戴，声誉渐起。1902 年 4 月，蔡元培与 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并被公举为会长。同年又与蒋观云等人发起成立了爱 国女校。这年秋天，南洋公学发生了因校方无理开除学生伍正钧，引起学生公愤进而集体退学事件，校方 急忙请在学生中素有威望的蔡元培出来调解。蔡元培在详细了解了事件缘由后，认为错在校方而非学生， 他替学生向校方据理力争，无奈校方坚持成命，毫不退让。蔡元培决定辞职离校，并率南洋公学退学的学 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支持下成立了爱国学社。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他四处奔走，连爱子病危夭折都无 暇亲自办理后事。他的敬业爱生精神深深感动了学生和朋友。 从 1902 年到 1904 年，蔡元培主要从事两方面工作，一是办教育，培养反清革命志士；二是办报刊，宣传 爱国与革命思想。这使他在当时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声望日益提高。1904 年光复会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 会长。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他又被指派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但因此时国内气氛沉闷，而蔡元培等革 命党人的反清活动又屡受挫折，这使他萌生了出国留学之念。1907 年 5 月，时年已 41 岁的蔡元培前往德 国留学。在四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受到了德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严格训练与熏陶，并广泛涉猎了西方哲 学、美学、心理学、文明史、文学、人类学以及理、工等学科的各种知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扎实深入 的研究，为他以后改革中国教育，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打下了基础。 蔡元培之所以被尊为学界泰斗，最主要是因为他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 他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服务社会的办学方针和教育理念，对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乃至社会观念 形态的发展、进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从欧洲回国不久的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在其任期内， 他以民主的作风兼听各方教育专家的意见，并不遗余力地广泛罗致教育人才，使当时的教育部面貌为之一振。他主张小学废止尊孔读经，大学取消陈腐的经科，其革故鼎新、锐意进取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社会 产生了很大影响。 蔡元培历来把兴办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开明富识的人才看作是救国之本。他一生中在教育事业方面最出 采的华章，就是以近代教育理念重塑了北京大学。1917 年 1 月，蔡元培应北洋政府之聘，就任北京大学校 长。民国初，由原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充斥着衙门作风与陈腐之气，许多教员本来就是旧官僚 或封建孓遗， 学生与教员中不乏搓麻将、 吃花酒、 逛妓院而唯独不读书的人。 北大的课程设置也非常陈旧， 实在难赝近代大学之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决心以他丰富的学识和近代欧洲大学教育的先进理念，来 改造和治理北大， 使之成为真正的近代高等教育学府。 上任伊始， 他首先以求贤若渴之心， 广泛延揽人才， 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夏元瑮、李四光、任鸿隽、马寅初、 周鲠生等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到北大任教，同时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籍教员，使学校的教师队伍面 目一新。其次，他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只要是学有专长、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 、 其政治倾向是那种学派的，都可以留校任教。因此，在当时北大的讲台上就出现了一边是西装革履的留美 博士胡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或西洋哲学史，另一边则有身着长袍马褂、头拖长辫的辜鸿铭讲解着英国诗和 拉丁语。蔡元培开明、理性的办学方针，使北大呈现出一派人才济济、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同时也给学 生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理性选择的自由空间。 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对学校的学制与体制进行了改革。他将各科所属的 14 门专业一律改称为系，改年级 制为选科制，规定每个学生都有一定比例的必修课目与选修课目，让学生自由发展个性。另外还不断开设 适应时代与社会的新课程，招收女学生、建立旁听生制度和评议会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还一 以贯之的积极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提倡并支持建立各种社团与自办刊物，新兴社团和刊物的出现，打 破了原来的沉闷，使北大的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空前活跃。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为何是以北大为中心，进而 影响全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既体现了他个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也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对近代高等教 育的要求。这是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它让保守沉闷的旧北大，变成了一所生机勃勃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 高等教育学府，其办学方针与理念，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高等教育。新北大不仅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 栋梁英才，而且还成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策源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支力 量。新北大是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树立起的一块丰碑，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 1940 年 3 月 5 日，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在香港因病去世，享年 73 岁。噩耗传来，举国哀悼。重庆、延安及 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分别发出唁电，毛泽东高度赞誉他为“人世楷模” 。在今 日的北京大学校园中，静静的矗立着 1982 年 10 月 5 日落成的蔡元培铜像，他用睿智、理性和期盼的目光 注视着北大、注视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新变化。 状元办厂 据统计，清朝共有 113 名状元，但在现在仍为大家传诵，达到家喻户晓程度的没有几个，张謇就是这少数 中的一个。在 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大学发起最受爱戴的现代名人投票活动，张謇得票最多，名列第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张謇越发大红大紫，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下海经商的状 元” 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开了五次之多， 。 专著出版多本， 探讨张謇生平、 思想的文章用汗牛充栋也不过分。 张謇（1853——1926） ，江苏南通人，在 1894 年以前，他和那时中国成千上万的读书人走的是同一条道： 读书——科举，期盼状元及第，好光宗耀祖。为了这一梦想，从小考到大魁，张謇奋斗了整整 27 年。光绪 二十年（1894 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在这次会试中一举夺魁，成为千百万天朝 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这一年，张謇整整 41 岁。 张謇中了状元，他本以为可以稍微喘息一下，再沿着传统的读书、做官、造福百姓的路子为国家和社会尽 力。但在这年 7 月，中国和东邻日本之间爆发了一场以国运相赌的大战争。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 的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对两国工业化力量的大检阅，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现代化程度的较量。中国在这一 场战争中被击败，被迫割地赔款、屈辱求和。甲午战败是张謇人生道路转折的关键。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张謇刚好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只得告假回乡。当张謇辗转赶到家中，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他跪倒在父亲遗体之前为未能亲自侍奉老人而仰天 悲号。接着更让他伤心痛哭的消息又传来了。堂堂天朝大国，竟败在东洋“撮尔”小国日本手中，饱尝了 前所未有的屈辱。甲午战败，使张謇清醒地看到：九仞宫之内，并不是他的用武之地，金榜枉题名，空负 凌云志， 与其做无为之争， 还不如作一点点对国家和社会都有用之事。 他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 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在状元及第之前就已形成了。早在 1879 年，张謇就极富远见地说： “中国大患不在外 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 ，换句话说，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指引的方向并没有错，错的是实践。1885 年，张謇提出： “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士大夫先之。。他把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有知识、有文化 ” 的知识分子身上，希望知识分子能舍弃过去那种贱商、鄙商的态度，走实业救国之路，以自己的行动为天 下倡。11895 年，张謇代鄂督张之洞撰写《条陈立国自强疏》 ，在该疏中，张謇批判了那些把西洋的富强看 成是“以兵立国”和“以商立国”的“皮毛之论” ，指出“外洋之强由于学”“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 ， 。中 国倘若真能“广开学堂” 、讲求人才，劝工惠商、振兴实业，则“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 。该 疏实际开张謇以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先声。如果说甲午战败以前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还 是零星的、停留在口头的，那么，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张謇终于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与此同时，他的思 想也成熟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初，张之洞呈请清政府委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 州、镇江设立商务局，招商办厂，抵制日货，张謇不仅欣然领命，而且一直努力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而 与他同时领命的陆润庠在苏州办了个苏纶纱厂后又回到北京做官去了，丁立瀛在镇江则更无所作为。张謇 好不容易中了状元，做了翰林院修撰的工作，可谓仕途一片光明，而他却走入向来为士林鄙夷不屑的商人 之列，这其中的根源主要在于他所遭遇的时代。 《马关条约》签定后，列强对华投资合法化，帝国主义掀起 了对华投资狂潮，据统计。从 1895 年到 1914 年，列强对华投资总额约 42.56 亿元，其中产业资本为 10.21 亿元， 大大超过了同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资金(1895——1914 年中国设立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本国工矿企业 549 家，投资总额 12029.7 万元，还不到同时期列强对华产业投资总额的八分之一)。张謇看到列强利用中 国原料在中国办厂，又将产品销售给中国牟取暴利，十分痛心。他说： “捐我之产以资人，即用资于我之货 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针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厂开矿的 狂潮，他主张“用宁我逼人，毋人逼我之法”“设立机厂，制造土货” ， ，发展实业。他检索了当时清政府的 海关关册， 发现对外贸易的严重入超在近代中国造成了一个比任何赔款都更加厉害的漏卮。 根据有关资料， 可以看出，中国从 1877 年开始就年年入超，甲午战败后的 1896 年便达
万海关两，到 1902 年中 国入超额竟突破一亿海关两。对此，张謇不无忧虑地说： “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 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犹甚。若不能设法， 即不亡国，也要穷死。 ”在进一步研究了海关关册后，张謇发现在中国进口货物中，棉和铁两项所占的分额 最大。为什么呢？张謇认为这是因为“棉铁为国家基本工商业。 ”棉事关人民衣食所需，中国人口达四万万 之多，倘若“衣食所资，事事物物，仰给外人，虽欲不贫，乌可得也？” “钢铁事业为各种工艺之母”“欲 ， 兴实业而无制造农工器之铁，则凡营一事，无一不需购自外洋，殊非本计。 ”他认为，中国只要牢牢抓住这 两项，便“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有效地抵御列强经济侵略。棉铁主义就是张謇实业救国的基本主张。为 了救国，为了倡导实业救国的思想，实现他“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的志向，他以状元的特殊身分， “溷秽浊不伦之俗” ， “伍生平不伍之人， 道生平不道之事” 毅然下海经商， ， 走上状元办厂的道路。 因此 “办 实业”对于张謇来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想法，而是时代赋予张謇的使命，是张謇顺应历史潮流做出的正确 选择。 要开设工厂，首先是资金问题。但张謇除了状元这一头衔外，其原始资金“不过一、二千元” ，远远不够办 厂的需要。为了获得启动和周转资金，1896 年春、夏之交，张謇以状元公的身份奔走于海门、上海等地， 得到沈燮均、潘鹤琴、刘桂馨、郭茂之等人的支持，组成了一个筹建纱厂的董事会，开始筹集资金。 “状元办厂”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不可 思议，许多人羡慕状元，但他们不相信状元能办厂，更无法相信状元办的厂能获得利润，因而对于投资之 事多持“冷眼旁观” 。上海的股东也因当年上海的股票风潮， “谈股色变” ，资金筹集一时陷入了毫无进展的僵局。 张謇心急如焚， 就向张之洞发出了求援信号。 张之洞对于张謇办厂非常支持， 答应给予部分 “官助” ， 其余的让他以“自筹”为主。 这时候，原先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购买的“官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这批“官机”有纱锭 40800 枚之多，被荒废地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三四年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曾经命令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崇庆把这 批“官机”低价卖出。但当时纺织行业低迷，纱厂纷纷倒闭，根本无人愿意购买，况且这批“官机”大多 锈迹斑斑。刚好张謇在为筹措资金购买纱机的事情一筹莫展，于是就与桂崇庆达成协议，把“官机”折合 成 50 万两银元作为大生纱厂的入股资金。这样大生纱厂就解决了 50 万两的资金，只要再招商入股 50 万资 金就可以开机出纱了。 以后筹集初纱厂资金的过程仍是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