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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牡丹江概述 ( 17:15:04)
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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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全境。１９３２年２月，日寇铁蹄踏进了牡丹江。
&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牡丹江后，出于独占中国，并伺机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一直把牡丹江地区作为战略重点，调动关东军精锐部队，对以牡丹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野蛮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和军事“讨伐”，对牡丹江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宪兵、特务、密探遍布各地，禁止集会结社，禁止讲古论今，稍有不慎，即被冠以“思想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遭逮捕、毒打、监禁、杀害。日本侵略者在牡丹江市区及各县都设置了大量的看守所、“矫正院”、监狱、水牢。许多仁人志士和无辜百姓在这些地方受尽折磨，甚至断送性命。为了维持日伪的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侵略者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连坐法》、《思想矫正法》、《治安维持法》、《国防治安法》、《国防资源秘密保护法》、《治安警察法》、《时局特别法》等等。侵略者们根据这些“法律”随便逮捕、刑讯、杀害中国人民，制造了“福民庄事件”、“梨树沟惨案”、“龙爪惨案”、“庙沟惨案”等，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典型罪证。
　　日本侵略者在用常规手段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还研制、试验化学和细菌武器。设在海林城东４华里处福利屯的６４３支队，设在林口古城镇的关东军第１６２细菌研究所，设在拉古的１４１支队等，都是以７３１部队为核心的生化武器部队。
& & 这些灭绝人性的部队，不仅用中国人做活体试验，残忍地杀害了许多中国人，而且随意向中国村屯撒放带菌的老鼠、跳蚤等，进行细菌战效力实验，使许多无辜百姓染病而亡。
　　日本侵略者出于永久霸占中国的目的，还推行反动的奴化宣传教育政策，企图同化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灭亡中华民族。日本侵略者严格控制新闻宣传，把日语称为“母语”，大肆宣扬武士道精神，宣传“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等。在学校教育上，规定日语为“国语”，强化日语教育，在地理、历史课本中伪造历史渊源，篡改地理沿革，极力宣扬“满洲独立”，甚至在风俗习惯上也强制效仿日本人。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对牡丹江的丰富资源进行了全面而疯狂的掠夺，尤其以黄金、木材、煤炭、土地为甚。日本侵略者在牡丹江修筑了许多铁路，这些铁路的主干是向东与朝鲜铁路接轨，形成通往日本的最近运输线，牡丹江地区大量的木材、粮食、煤炭等通过这些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据资料记载：图佳线货物运输量，１９３８年为３５３．４万吨，１９４２年为１１８４．３万吨，增加了近３倍；林虎线１９３８年为１０５．５万吨，１９４２年为５３５．１万吨，增加４倍；绥宁线１９３９年为２４．８万吨，１９４２年为１３０．２万吨，也增加了４倍多；兴宁线１９４０年为１７．８万吨，１９４２年为１３３．８万吨，增加６倍多。仅这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就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从牡丹江地区掠走了多少财富！
　　这些财富不仅支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且也成为日本所谓“战后经济快速恢复”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日本的富裕和发达，是建立在被日本侵占的国家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掠夺而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
这也是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历史轨迹。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了整整７0年。但是，天下并未太平。特别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不仅不承认其侵略历史，而且千方百计寻找一切机会和借口，扩充和发展其军事实力，对中国人民的蔑视与仇恨溢于言表，对我中华觑视之心有死灰复燃.......
应当说，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就不配做炎黄子孙。我们只有牢记国耻，居安思危，强化国防，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不断进取，才能赢得未来。
　　东北网10月13日讯 家住南岗区的七旬老人朱俊峰在旧物市场发现一份日伪时期的哈尔滨规划图。老人通过报道得知，此类规划图比较罕见，愿意将其提供给相关部门和爱好者进行研究。
　　昨日，记者在老人家中看到这张已经泛黄的规划图。在图的右上方明显位置印着“哈尔滨都邑计画概要图”的字样，右下角小字显示该图的绘制年限“康德六年制”。从图上看，哈尔滨的形状与现在不大一样，而且地域用途以商业为主。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用不同颜色区分开，其中大部分地域为橘黄色，意为用作商业区；松浦计划主要用于居住地域，沿江一带计划主要用于商业地域；计划运河、主要铁路计划线、计划提防法线和净水场等重要城市基础设施在图上均作出了标识。从图中可知，当时哈市被分为埠头区、新安埠、沙曼、松浦、顾乡屯和王兆屯等区域。
　　据朱俊峰老人介绍，这张图是他无意间在旧物市场发现的。“这既是一份日军侵华的罪证，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东北网5月23日讯 21日下午3时许，平房区平房镇工农村一位农民在大地里发现了一个装满子弹的铁箱子，他随即报警。接到报警后，平房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赶到现场，经查点，箱子里面共有300多发锈迹斑斑的子弹。由于包装子弹的纸上写有日文，警方推测，子弹应该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机枪子弹。据悉，这些子弹将被警方带回分局等待统一销毁。
中广网鸡西12月19日消息 日前，警方在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现25枚侵华日军遗留炮弹，并进行了妥善处置。
　　据悉,12月16日下午，黑龙江省虎林市边防大队虎头边防派出所民警在走访中获得线索，虎头镇某废品收购站内有炮弹。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仔细查找，在院内废铁堆下发现了一些旧炮弹。虎头边防派出所及时将情况通报给虎林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并在治安大队民警和武装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在废铁堆下清理出炮弹25枚、子弹四百余发。经武装部工作人员鉴定，根据零部件上的日文和炮弹型号初步判断，警方这次收缴炮弹13枚、瓜式手雷12枚都是日伪时期侵华日军遗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炮弹的底火、引信及装药仍未失效，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一旦触发，后果不堪设想。
　　据派出所民警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就在虎头镇，当地经常发现当年侵华日军或攻打要塞的苏军遗留的炮弹、子弹，派出所多次向当地群众宣传一旦发现要及时报警，不要随意接触以免发生意外，这次发现的炮弹很有可能是当地群众当做废铁卖到到收废站的。
　　目前，这些炮弹已被公安机关转移到安全地点存放，待日后统一销毁。
　新华网哈尔滨11月27日电(记者 梁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部门说，日前，齐齐哈尔市一村民在整理房屋时，挖出数枚炮弹。经鉴定，挖出的共77枚炮弹均为日军侵华时期遗留。
　　25日中午，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四家村一村民整理自家房屋，在室内挖到一米多深时，突然挖到一些坚硬的异物，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挖出并运到地面仔细一看，竟然是数枚炮弹。炮弹已经锈迹斑斑，该村民当即报警。
　　接警后，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铁锋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警方在现场又连续挖出几十枚大小不一的炮弹，一些炮弹内还有火药，如发生猛烈撞击仍有爆炸危险。
　　经初步勘查，这些炮弹为日军侵华时期遗留下的，其中没有毒气弹。随后，当地警方用放满沙土的纸箱将77枚炮弹运往安全地带进行封存，以便日后销毁。
　新华网哈尔滨11月22日电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连日来陆续发现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炮弹和手榴弹70余枚，数量之多，实为少见。
　　据介绍，从11月11日开始，泰来县公安局大兴镇派出所陆续接到正在该县大兴镇东南方向施工的齐泰公路工作人员的报警，称在施工中挖出多枚炮弹和手榴弹。
　　此后，大兴镇派出所陆续收缴大大小小的19枚炮弹、47枚手榴弹，大的炮弹重达50多斤，小的只有两三斤重。专业人士根据炮弹、手榴弹的外形、体积、重量等综合分析，判断是日军侵华时留下的。
　　目前，当地警方已将收缴的炮弹进行妥善封存后，送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进行统一销毁。
新华网哈尔滨6月12日电 近日，警方在黑龙江省东宁县一废品公司内发现50余枚日伪时期遗留炮弹，并进行了妥善处置。
　　6月10日下午，牡丹江边防支队光明边防派出所民警在走访中获得线索，东宁镇某废品公司院内有炮弹。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仔细查找，在院内废铁堆下发现了一些旧炮弹。光明边防派出所及时将情况通报给东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并在治安大队民警和县武装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在废铁堆下清理出炮弹50余枚。经武装部工作人员鉴定，除一枚是俄罗斯炮弹外，其余均是日伪时期遗留炮弹。
　　目前，这些炮弹已被公安机关转移到安全地点存放，待日后统一销毁。
新华网哈尔滨6月30日电(记者梁书斌)近日，在施工过程中，黑龙江省鸡西市飞机场工地的工人挖出10枚日伪时期遗留炮弹。目前，这些炮弹已经被妥善处理。
　　6月24日，位于鸡西市鸡东县哈达镇辖区的飞机场建设工程正在进行。当日9时许，鸡西边防支队哈达边防派出所接到飞机场施工负责人报警称，工地在施工时挖出10枚炮弹。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疏散了现场施工人员，同时将此情况向鸡东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和县武装部汇报。经武装部人员鉴定，这些炮弹是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迫击炮弹，型号比较统一，每枚弹长60厘米、直径15厘米，引信保存完好，如处置不当易引发爆炸。
　　目前，哈达边防派出所已将炮弹交鸡东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妥善保管，待日后集中销毁。
　新华网哈尔滨3月18日电 黑龙江近日屡现侵华日军遗留炮弹和手雷。黑河市收缴遗留炮弹14枚、手雷7枚；绥芬河市处理废旧炮弹12枚。
　　14日黑河边防支队接群众举报称，在西岗子镇南山一处山窝内发现炮弹14枚、瓜式手雷7枚，型号均为当年侵华日军所用。同日上午，绥芬河市阜宁镇村民卢某找人挖宅基准备翻盖新房时，在一米余深的土层里挖出废旧炮弹12枚。经鉴定，属于日伪时期遗弃的危险品，当地民警已将炮弹运走并妥善处理。
　　这些炮弹虽然在地下埋藏了几十年，但仍有很强的杀伤力，有的引信还清晰可见，当地边防大队提醒群众发现后应立即报警，消除隐患。
马疫研究处：即将消失的侵华罪证
& & 台北大街1279号，一个树木丛生的神秘大院。
& & 建国后，这里是部队的军马疗养院，后来成为药厂，再后来，这家药厂被合并到附近的另一家药厂。大院里到处种植着树木，有花坛、凉亭、月亮门，还有樱桃树等果树，无异于一处幽静的公园。一直以来，这里却不是一个随便进出的地方。站在院外，一栋大红楼和一栋大白楼格外显眼。
& & 2007年11月，《城市晚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这个大院的神秘面纱。原来，这里是日本关东军100部队的一个研究机构——马疫研究处。作为日本细菌战的一个有力罪证，这里却一直不为人知……遗憾的是，这个侵华罪证却开始进入拆迁阶段，焚烧马尸体的两个焚烧炉和几处马厩及其他的建筑被拆掉，日，“马疫研究处”的主体建筑——白楼也开始拆除……
细菌部队旧址正在拆迁
& & 6月15日，记者来到台北大街的这个大院。
& & 进门处，收发室里有两个人，记者咨询马疫研究处时，他们却一问三不知，他们是被人雇来打更的，但记者却看到，大院内人来人往，还有机动车进出，却无人过问。原来，这里开始拆迁后，就成了无人管理的状态，随便出入，即使打更的也只是在看着几个仓库，其他的就不管了。
& &走进大院，记者发现这里到处郁郁葱葱，松树、柞树、榆树、丁香树、樱桃树等遍布大院，小树林里还有一个凉亭，虽已破旧不堪，但仍可见当年的辉煌。一辆小轿车停在凉亭旁，车门开着，优美的音乐从车内传出，一个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树下乘凉。在一片樱桃树旁，几位老人领着孩子正在采摘已经成熟的樱桃。
& & 一棵丁香树后面，一栋白楼呈现在记者眼前，这楼看起来是半地下的，有三层的样子，除了窗框小些、多些外，其他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大部分窗户已经没有了，地上散落着玻璃碎片。记者想进入楼内看看，但进楼的大黑门已经被封死，记者只好从外面观察。大黑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雨搭，四根柱子支撑着，车辆可以从下面通过；而透过地下室的窗子，记者看到一些房间的墙上贴着白瓷砖，还有瓷砖的水池子。
& & 白楼北侧有一栋红楼，这红楼看起来倒是很有特点，但它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药厂建的。在红楼东侧，有三排、六栋红砖平房，平房本不稀奇，但特别的是，每栋平房的房山头齐刷刷地立着一个红砖烟囱，一共6个，每个高度在8米左右，屋顶是红瓦，木屋檐，每栋平房长十多米。奇怪的是，虽时值中午，但这些烟囱却没有一个在排烟，相反，墙内伸出的几个炉筒子倒炊烟袅袅。这些房子和烟囱是日本人建的吗，又是作什么用的呢？
& & 平房里仍然住着人，记者走进了一位老户的家里。68岁的刘思霞老人说，她住的这房子是她女婿的，这几栋平房是当年日本人盖的马厩，这烟囱也是当年的，至于烟囱的用途，老人也说不清，但这些住户家里烧火排烟却不走这些烟囱。难道这是马厩取暖时排烟用的？
& & 老人告诉记者，这里原先还有一栋这样的平房，所以这里被人称为“小7栋”，意思是有7栋这样的小平房，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拆了1栋。刘思霞老人指着两侧的残墙说，这几栋平房的西侧和东侧原来都有二层楼，也是日本人建的，但都拆了，前些天，白楼后侧的几处平房和日本人焚烧马尸用的大烟囱也拆了。只是住在这几栋平房里的人还有一些没签拆迁协议，所以还没有搬走。
& & 老人有些可惜地说，那栋白楼和这些房子都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最有力的证据，看着它们一个个被拆掉，老人觉得实在很可惜。记者表示，北人民大街是否要从这里穿过时，老人说，白楼并不在北人民大街上，而是在街西侧，不妨碍修路，如果能把它们保留下来，这对子孙后代都是有益的。
& & 记者在“小7栋”东侧的二楼残墙外，又发现了两栋红砖平房，房头也有红砖烟囱，风格和这里的一模一样。
& & 在白楼的西北侧三百多米外的地方，记者看到了一个大烟囱，与散热器分公司院内100部队建的那个非常相似，都是水泥捣制的，上面有铁梯和避雷针。记者见烟囱下面的房子开着门，就走了进去，记者问这是否是日本人建的时，一位看门人一个劲地摇头说，这哪是日本人建的，这烟囱和房子都是建国以后建的。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一些老人，也有的人说是日本人建的。两种说法让记者无所适从，恰在这时，有居民告诉记者，附近有一位94岁的老人，他曾在这个日本马疫研究处工作过，只有他最了解这里的历史了。
94岁老人讲述当年事
& & 几经周折，记者在一匡街找到了这位出生于1915年的老人。老人的名字叫张敬轩，虽然年事已高，但老人精神饱满，思路敏捷。他以前就住在“小7栋”，后来与女儿住在一起。
& & 老人经常站在女儿家的客厅阳台上，向马路对面的马疫研究处眺望，老人指着院里那根让记者感到疑惑的大烟囱，为记者解开疑团：“那就是当年马疫研究处烧锅炉用的，烟囱下面的平房当年住着日本兵，现在的房子是后建的。这根烟囱也是剩下的唯一一根了，还有两根焚烧用的都拆掉了。”老人还解释说，“小7栋”那些平房的确是当年的马厩，而那些红砖烟囱则是焚烧马粪用的，因为这是研究细菌的地方，所以马的烘便不能随便扔掉，全部焚烧。当时这些马厩都是敞通的，马厩里边有一个槽子，马粪通过槽子直接进到锅炉房焚烧。这些平房建国后就作了间壁，住进了部队的人，一直到现在。
& & 而对于白楼，老人说，里面的格局基本没变，地下室的水池子是洗涤药瓶子用的，一楼有化验室、病理室等。一楼的一个房间里曾经放着用灌满化学药品的玻璃罐装着的马匹器官，马匹从后面的马厩直接通过楼后面的门拉进楼内做实验。这里还用老鼠做实验，当年，他亲眼见到一车一车的老鼠被拉进这个院子，然后送进化验室。在每一层楼的墙壁上，都能看到一个长约一米、宽80厘米的小铁门，乍看上去有些像消防器械门，但实际上这是当年日本人专门设的运送细菌的电梯。当年的解剖室在白楼的后侧，是红砖房，刚刚被拆掉。
& & 老人回忆说，27岁那年，他在四平学电工，日本关东军马疫研究处成立后，他的一位姓邰的亲戚在此处工作，通过他的介绍，张敬轩来到这里作电工。当时管电的只有他和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是他的领导，他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半地下的房子，现在也拆了，那个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但会写汉字，两个人就通过写字来沟通。
& & 老人还记得，当时有一个“马疫研究处”的铜牌，能有1米宽、2米高，当时的大门不在台北大街一侧，而是在大院的西侧，铜牌就镶在大门旁的一个水泥柱子里。在马疫研究处的日本人有200多，多数是研究人员，中国人有100多，粗活都是由中国人来干，有铡草的、喂马的，也有搞研究的。当时日本人在这里搞马疫研究，但也研究鼠疫等。有一个日本的研究人员因鼻疽菌感染而死掉，还有一个中国的研究人员，由于马死了以后都要解剖，这个中国人在解剖时也被细菌感染，死掉了。
& & 老人指着马疫研究处东侧说，当时有一些日本的高级军官，他们的家属就住在这一片。而张敬轩老人的大女儿、71岁的张女士则回忆说：她当时只有五六岁，经常听到马疫研究处院内传出部队训练的声音，住在附近的日本孩子总打中国孩子，为了免受这些日本孩子的欺负，她上学时只好绕着走出去很远。
& & 张敬轩说，日本人投降后，苏联军队进到大院里拉走了很多东西。当时有10多栋马厩，每栋能有100匹马左右，日军撤走后，这些马也没人喂了，有的被人牵走了，有的跑了，还有的被活活饿死，这些马中有好马，也有病马。
& & 建国后，这里成了我们自己部队的军马疗养院，专门给军马治伤和疗养提供服务，张敬轩又回到这里继续当电工，直到退休。而那栋白楼，随着大院的变化，后来也成了药厂的办公场所。记者走访时，白楼大门里面的大厅上还挂有药厂的标牌。
居民呼吁留住侵华罪证
& & 据了解，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当年马疫研究处的很多设备都存放在这里。有当年用于细菌研制的标本制作用具、解剖器械、细菌流通锅、试验用药品、手提式炭疽喷雾器、炭疽诊断器等设备。此外，还有一些当时进行马疫研究的图片，有一幅是当年日本人专门给他们的马匹设计了一种防毒口罩，还有一幅是正在给马匹注射细菌的图片。
& & 位于台北大街1279号的马疫研究处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100部队的一个研究场所，表面上是研究马疫，实际上是否进行过人体研究试验，目前还无法肯定。但这也是日本侵华的强有力证据，虽然这个建筑拆了非常可惜，但由于它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尽管居民们保留的呼声很高，但却一直没有进展。而令人奇怪的是，4月末就已经开始拆除供暖设施和窗户的白楼，如今却没有了动静，居民都在疑惑地等待着……
日本有七大细菌战部队，分别是：
1. 在日本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
2. 在哈尔滨的关东军659部队，其设于哈尔滨平房区的本部称731部队
3. 在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
4. 在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
5. 设于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
6. 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
7. 在新加坡的冈字9420部队
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境内有五大部队，63个支队。
1.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
设立于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97年新宿曾出土很多残缺不全的头颅等人骨，相信曾遭受人为切割。
2.关东军659部队
本部设于哈尔滨平房区，对外称关东军队防疫给水部，其本部称为731部队
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的别名。该单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称之为「石井部队」。731部队也是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
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 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
731部队行径只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在这期间，1500万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缅甸人的平民，太平洋岛上居民和联军俘虏被杀害。
3.关东军100部队
本部设于长春的,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下设2630部队等。负责人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和松有次郎兽医少将
4.北支甲1855部队
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所在地，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也被称为西村部队。
1855部队部长初为黑江，后为菊池齐。1939年，西村英二继任。下设三个课：
* 第1课设于协和医学院，从事细菌（生物）战剂的研究
* 第2课设于天坛公园西门南侧,从事细菌生产。
* 第3课设于北海旁北京图书馆西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社会调查所，为细菌武器研究所
此外，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等。
5.荣字1644部队
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下设7个课。荣字1644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
6.波字8604部队
本部设于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 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是日军在中国南部的一支重要细菌战部队。部队长先后为田中严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课：
* 总务课，课长熊仓少佐
* 细菌研究课，课长沟口少佐
* 防疫给水课，课长江口少佐
* 传染病治疗课，课长小口少佐
* 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课，课长渡边少佐
* 器材供应课
7.冈字9420部队
本部设于新加坡，对外称南方防疫给水部
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18:14 编辑
　日本侵华期间，曾建立一支细菌战部队，就是我们熟知的“满洲第七三一部队”。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在辽宁也建有细菌部队，大连的“满铁卫生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
　　1933年8月，侵华日军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实际是细菌研究所，而细菌实验场设在70多公里以外的背荫河。 1938年6月，石井部队本部移驻哈尔滨市南郊平房镇，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 “满洲第六五九三一部队”，1941年使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番号，即我们熟悉的“731”，1945年又改称为“满洲二五二○二部队”，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除了平房本部，731部队下设8个部、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其魔爪遍布东北各地。那个研究所即设在大连的“满铁卫生研究所”。
　　满铁卫生研究所原为“满铁”下设的卫生研究机构，1938年，日本关东军将满铁卫生研究所接管，使之成为日军石井细菌部队的直属机构，对外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对内则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其军内番号则为“满洲三一九部队”。
　　“大连卫生研究所”全部建筑和设施都被3米多高的围墙围起来，围墙上面架有铁蒺藜。整个围墙有两个正门和东、西、南门与外界相通，正门平时关闭着，没有任何标志，由武装士兵24小时警卫。东、西、南门平时也关闭着，只是进出实验用牲畜和饲草时才偶尔开启。
　　研究所的二层主体建筑被称为 “本馆”，呈“山”形，西面建有小凉台，为掩人耳目，北侧正门右边挂着“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牌子。一楼主要是包装、灌装制造疫苗、药剂的车间。二楼分别是化学、鼠疫研究室，中央是所长室和图书室。二楼西南角的课长室，间隔着一间暗室，暗室靠东侧小窗下有一个1米长、0.6米高的水槽和暗房，是专门冲洗拍照实验状况胶卷的。 “本馆”南侧有炼尸炉，专为焚毁实验后死去的各种动物和感染病毒而死的人。院内南侧有马舍，马舍里喂养的马匹主要用于细菌实验之用，实验完后，便投入大院中央的焚尸炉烧掉。一楼东侧外有一供实验用小动物饲养室，还有一个解剖室。在“本馆”的西北侧有一更衣室。大院内还有污物过滤室、血清采集室、隔离室、消毒室、兽医室、饲养员室、宿舍、牛舍、牛马检疫室、饲料仓库等。
　　惨无人道的活人细菌实验
　　关东军731部队接管大连卫生研究所后，该所的一切研究项目均纳入石井部队细菌战研究的轨道。草味正夫原系731部队毒物研究班班长，专门从事对活人进行毒品试验。他被派到大连任名誉研究室室长，大约每两个月从哈尔滨往返大连一次，平时担任该室室长的是军医少尉黑木正彦。该室研究人员仅9人，他们每周都派人到731部队本部接受研究课题。 1943年的一天，黑木正彦命令研究室里的一名研究者研究坏疽菌苗，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菌，人体一旦感染上它，就会全身发热，局部红肿，肌肉出现坏死，治疗时大多需要截断四肢。
　　由于该研究所极为秘密，其丑恶和罪行基本很难从档案文献资料里查到，但从一些幸存者的证言和日本战犯的口供中，可以清楚地证实在满铁卫生研究所里曾进行过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甚至用活人进行实验和解剖。
　　日，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来大连谢罪时，曾亲口说，当年他的一位朋友就曾在大连亲眼看见过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实验。而在他1994年写的资料中，还讲述了研究所进行实验的情况。
　　他说，731部队本部多次派技术人员并携带4台超声波到大连，其中有霍乱菌专家凑正雄技师和细菌班全体成员、昆虫班大部分成员。他们通过超声波来观察被强制接受细菌实验的人和生物体表的深部组织不同反射波型、断层切面图像和心、血管的搏动规律等，以此与正常人的生物切面图像和心、血管搏动规律加以比较来确定细菌实验的程度和效果。凑正雄到大连后，利用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强冷冻器开展霍乱菌的强冷冻实验。山口吾一军医中佐也率植物班成员来大连参加实验。昆虫班则“大举地来到大连，大量地搜集市内的老鼠，没有问题的做跳蚤、做鼠疫感染鼠，放到前线去”。□王全有／本报记者／周仲全
　　满铁卫生研究所一角（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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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卫生研究所的前世
　　从省档案馆查阅的资料来看，满铁卫生研究所的前身是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卫生试验所”。在日本霸占旅大后，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于1907年10月命令建立 “满洲中央试验所”（后改为“满铁中央试验所”）。
　　上世纪20年代前后，大连地区伤寒、痢疾、回归热、天花等传染性疾病时有发生，患病率和死亡率较高。1918年，日本人鹤见三三博士出任“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时，建议成立一个卫生研究所，研究治疗流行性传染病，但这一建议并未被关东都督府采纳。1924年，日本人金井章次出任“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后，再次提出成立卫生研究所的方案。经“满铁”同意，决定在大连下葭町二十番地建立满铁卫生试验所。1925年3月，日本殖民统治者为建卫生所，强迫当地17户中国居民迁移，无偿征用当地百姓的13亩菜园和棉田，卫生所当年即基本建成，金井章次兼任所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较小，力量也很薄弱，只有员工30名，其中20名日本人，10名中国工人。
　　从资料上看，卫生所原址在今大连沙河口区五一路48号附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连城市建设的加速，卫生所原址已被开发成居民小区，卫生所原貌已荡然无存。
　　满铁卫生研究所建立之初，主要接承“满铁中央试验所”的一些项目，生产牛痘苗、菌苗，供日军和满铁人员及日本移民使用。 1927年，卫生研究所扩大了卫生试验项目，主要开展对麻疹、鼠疫、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及血清和疫苗的研制，同时增加了水质、饮食卫生等试验项目。 “九一八事变”后，该所轮换了三任所长。从1933年4月至1945年日本投降，由欧美留学回来的安东洪次任所长。安东洪次系医学博士，细菌学家，曾任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安东洪次出任所长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日益扩大之际，满铁卫生研究所的事业也急速发展，不仅两次增加人员，而且增设了生化、寄生虫等研究试验机构。1934年，在原有设施基础上，新盖了注射室、采血室，扩建了小动物室。 1935年以后，又扩建了预防液制造室，新建了鼠液制造室等。到1937年时，该所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占地面积38135平方米，建筑面积6120平方米，共41栋建筑。
　　在业务方面，卫生研究所分科研、委托实验、预防与治疗及实验用产品57种，并逐年增加；在研究方面，对猩红热、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传染病和食品营养及化学分析、住宅卫生、水质及城市煤尘等项目进行研究；在生产方面，有治疗用血清制品、预防用疫苗痘苗制品、诊断用菌液制品等三大类。除供侵华日军使用外，还在大连、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等地设店销售。
　　1938年，731部队接管卫生研究所之后，卫生研究所开始研制并生产细菌武器。
　半岛晨报消息 81岁老人曾在“满铁”中央实验所当清洁工，目睹日本人做实验、烧资料，他心中有个谜团，“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
　　半个世纪前，李福锡看到了惊人一幕，他一直把这一幕当成谜团藏在心里。近日，他终于把自己的谜团公之于众。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为其破解谜团。
　　81岁老人心藏谜团
　　“满铁”中央实验所到底都研究什么？
　　81岁的李福锡老人目前住在西岗区新船巷11号楼，老家在辽宁省盖县，14岁时，他为躲避“伪满洲国”抓壮丁，就到大连点击查看大连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投奔叔叔。叔叔把他送到“满铁”中央实验所当清洁工。李福锡回忆说，“满铁”中央实验所是一栋红砖楼，位于现在的西岗区一二九街附近。当时他看到实验所里有三四百名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实验员，“像医院的大夫一样”，每个房间里都有许多试管和做实验的玻璃瓶子。
　　实验所有4个锅炉，每天工人都将锅炉烧热，热气通过管道被输送到实验室里。“冬季里有一个锅炉用来取暖，其他三个锅炉用来做实验。”实验人员还用苞米制成了高浓度的酒精，他亲眼看到工作人员把这种酒精装进大瓶子，再把大瓶子装车向外运。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上午，李福锡看到日本人用麻袋装档案和资料，送到锅炉房焚烧。“一共运了五六车，估计有近一吨重！”
　　日本人销毁资料和档案非常匆忙，有的纸张就散落下来。当时李福锡就捡起来看，都是一些日文。“这上面的字蓝洼洼的，有的是图纸。”“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呢？”大连解放后，李福锡来到大连房产部门工作，一直到退休，他的眼前一直常常出现日本人仓促销毁资料的镜头。
　　史志专家破解谜团
　　“满铁”中央实验所为日军实验场所，实验包括解剖活人。
　　原大连史志办主任、大连史志专家单文俊先生，证实李福锡老人所说的地方确为日军一个实验所。大连解放后，当时接收该实验所的中方人员还曾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发现大量做实验用的老鼠笼子！当时在实验所工作的一位老工人还说，他曾在家里困难时偷吃过这里准备做实验的老鼠。
　　1995年，曾任日本关东军驻大连宪兵队曹长的三尾丰来到大连谢罪。三尾丰曾参与破获“沈德龙电台”，并特别押送“大连黑石礁事件”中的沈德龙、王跃轩等4个抗日人士到哈尔滨点击查看哈尔滨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
　　三尾丰战后一直在日本各地进行认罪讲演，讲述他如何将抓到的中国抗日人士送往“731”部队接受人体解剖。他的讲演由支持他的市民团体整理成《认罪之旅：七三一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
　　三尾丰透露，当时，日军曾在一二九街的“满铁”中央实验所的地下室用中国活人做细菌实验,其中包括最残忍的解剖活人。B04a记者葛运福 实习生周宏
　　[新闻链接]
　　“满铁”
　　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1907年，会社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满铁”即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经济侵略。在其存续期间，“满铁”收藏、收集了大量的文档、情报
松村高夫の「７３１生体解剖標本」の怪
松村高夫の本に関して
――――――――――
【７３１生体解剖標本の怪】
石川太刀雄丸は、731部隊で生体解剖を行ない、その標本を持ち帰ったと言われている。
しかし、本当は、新京、農安でのペスト流行の際の死亡者の病理解剖標本らしい。
後日その標本を日本に持ち帰り、故郷の金沢で保管していた。
戦後このことを知ったアメリカは石川の標本類を没収し、石川に説明のための英訳レポートを書かせて、それらを本国の基地に輸送した。
その英訳レポートの内、ペストに関するものをＱ報告というが、下記はその内容の一部である。
解剖例概要　Brief out-line of all investigated cases （一部）
Name years 　sex day of course
(氏名)(年齢)(性別)(発病期間)　　(氏名)(年齢)(性別)(発病期間)
ＫＦ　　　８　　♀　　　　８　　　　　ＨＣ　 ５５　　♂　　　１８
ＴＴ　　　８　　♀　　　　５　　　　　ＴＦ　 ２７　　♂　　　　３
ＳＫ　　２５　 ♂　　　　５　　　　　ＴＮ　 ３７　　♂　　　　４
ＭＭ　２３　　♂　　　　５　　　　　ＵＳ　 １８　　♂　　　　？
ＭＹ　　２１　　♂　　　　３　　　　　ＹＴ　 ５８　　♀　　　１２
ＦＴ　 　 １２　 ♀　　　　６　　　　　ＭＴ　　 ３　 ♀　　　 ２１
ＴＬ　 　 １０　　♂　　　３　　　　　ＨＫ 　３１　　♂　　　　７
ＧＳ　　５６　　♂　　　　６　　　　　ＦＳ　 ４４　　♂　　　　２
ＫＫ　　４５　　♀　　　　？　　　　 ＹＯ　 ３３　　♂　　　　７
〔出典〕The Report of &Q&,p.5.
『戦争と疫病　七三一部隊のもたらしたもの』松村高夫ほか（本の友社）ｐ１４４
年齢性別は表記されているが名前がイニシャルであるため、生体解剖した患者が誰であるかは判らない。
しかし、松村たち左翼学者によれば、これは新京のペスト患者表と比較することで生体解剖した患者を特定す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だそうだ。
新京のペスト患者表を入力し、これと比較対照すると、次のようになる。
Ｑ報告「解剖例概要」・「１９４０年新京市ペスト患者表」対照表
氏名頭文字　　　　　　　　　　　　　　　　　年齢　　　　　性別　　　発病日数（期間）
Ｑ報告　　　ペスト患者表　　　　　　　　Ｑ報　ぺ表　Ｑ報　ペ表　Ｑ報　　　ぺ表
ＫＦ　　 Kimika Fujita（藤田君香）　　　　　８　　　８　　　♀　　女　　８　　９/２５～１０/２
ＳＫ　　 Syusin Kan（韓秀臣）　　　　　　　２５　　２５　　 ♂　　男　　５　　９/２８～１０/２
ＭＭ　　Masaji Matubara（松原正次）　　２３　　２３　　 ♂　　男　　５　　９/３０～１０/４
ＭＹ　　 Masamitu Yano（矢野正光）　　　２１　　２１　　♂　　 男　　３　　１０/２～１０/４
ＴＬ　　　Tokukin Li（李徳金）　　　　　　　１０　　１０　　♂　　 男　　３　　１０/６～１０/８
ＧＳ　　 Genzan Sou（宋言山）　　　　　　 ５６　　５６　　♂　　 男　　６　　１０/５～１０/１０
ＨＣ　　 Hougyoku Chin（陳宝玉）　　　　　５５　　５５　　♂　　男　 １８　　９/２４～１０/１１
ＦＳ　　　Fukulin So（宋福林）　　　　　　　４４　　４４　　♂　　男　　２　　１０/２１～１０/２２
ＦＴ　　　Fumiko Tokumoto（徳本富美子）１２　　１２　　♀　　女　　 ６　　１０/１～１０/７
ＴＦ　　　Tutomu Fukura（福良勉）　　　　２７　　２７　　♂　　男　　 ３　　１０/１０～１０/１１
ＹＴ　　　Yosi Tuchiya（土屋ヨシ）　　　　５８　　５８　　♀　　女　　１２　　１０/１２～１０/1７
ＭＴ　　 Masako Takamatu（高松マサ子）３　　　３　　 ♀　　女　　２１　　１０/２～１０/２１
〔出典〕『戦争と疫病 七三一部隊のもたらしたもの』松村高夫ほか（本の友社）ｐ１４５
この表では不思議なことに、大量の日本人が含まれている。
日本人７名に対して、支那人（朝鮮人？）５名である。
どうやらマルタの半分以上は日本人だったらしい。
おお、恐ろしや、731部隊は、日本人のいる近くに飛行機で細菌を落としただけでなく、日本人まで生態解剖していたのか？！
――――――――――
ペスト流行の際の死亡者の病理解剖が、松村高夫の細工にかかると、たちまち731部隊による日本人の生体解剖に変わってしまう。
このように、７３１部隊が人体実験をしたというマトモな資料は何一つない。
南京大虐殺をでっち上げた東京裁判でも審理すらされなかった。
ハバロフスク裁判では審理されたが、ソ連に抑留・拘禁された捕虜？の証言は、「人を凍結して復活させる実験とか、心臓を交換する実験」など、誰も信じない荒唐無稽な内容であり、反日左翼学者でさえ呆れて相手にしない。
ところが、1980年代になると中帰連（支那共産党によって洗脳された精神障害者の団体）の湯浅謙や推理小説作家の森村誠一らが、それをネタ元にして様々な作り話を考え、まるで史実であったかのように宣伝したのだった。
その後、大学教授（経済学部）の松村高夫が古本屋で見つけた自然感染とか動物実験とか死体解剖とかの医学書を「７３１部隊の生体実験の資料」として資料集に所収したりしたが、全部嘘っぱちだ。
谁知这悲惨的情景不到两天又发生了。护送的三人也出现了与朱堂儿类似的病况，很快一命呜呼。而且传染给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那时，我们全族人心惶惶，泪水成河，把一个一个的尸体掩埋在前山。
& && &&&泪水未干之际，病情继续恶化，逐渐扩大传染到全族人。那些日子真是可怕极了。天天都死人，时时有人死。多的一家死六七人，少的也死一两人。活人刚把死者抬上山，回来自己也发病，有的半路上就不能动弹了。前个死人未抬出，后面接着又死去，挖坑都挖不赢了。于是，就在前山挖大坑备用。
& && &&&刚开始时，是八个人抬一副轿，之后变成了四个人抬。棺材没有了，就由二人用木板抬，木板也没有了，就由一人挑着两个死人去安葬。对着那些奄奄一息的临死者，活着的人说，“你快点断气吧。等会儿连抬你的人都没有了”。
& && & 在事先挖好的坑洞里，少的葬二三人，多的葬四五人。
& && & 那凄惨的情景，真叫人魂飞魄散。
& && & 鼠疫发生后，朱氏族人一部分迁走一部分外逃，村里只剩下十几人，房屋无人管，耕地无人种。其后，出去的族人大部分没有返回，许多人杳无音信。后来，村里陆续迁进了一些来种地的外村人，但土改时的人口也不过四十余人。而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九十年代末，伍家坪的人口仍不过是九十几人。
& && & 战争受害给亲属集团和地域社会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虽然伍家坪村没有被完全毁掉。
& && &&&蔡家湾:只留下物证的“记忆”
& && & 鼠疫受害更甚于伍家坪的，是蔡氏宗族聚居的蔡家湾，真正如“灭绝”一词所形容的，整个村整个族被完全地被毁灭了，九十九户三百七十一人的蔡氏，除蔡运成一人外全部死亡。我访问了运成的妻子牟文秀&一九一四年生&。
& &&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蔡氏宗族里发生了鼠疫，因运成在寺庙里当伙夫躲过了这场灾难，全族人都死了。现在，虽然这一带还叫蔡家湾，蔡家山，蔡家榜，连土地公都还是“蔡家土地公”，但姓蔡的只有我们一家了。
& && & 蔡运成也已谢世。他的儿子文龙带我到蔡氏的祖坟地蔡家山，那里还保留着几处蔡氏的祖先坟，依稀可辨出墓碑上刻着葬于嘉庆、光绪年间的字样。
(1) 由如下各章构成的本书于２００６年底由日本东京的明石书店出版了。序章直视民众的战争受害记忆，第一章民众的战争记忆与历史对话，第二章常德的历史、地理与地域社会，第三章民众记忆中的细菌战受害,第四章求生重葬文化的悲哀，第五章民国政府的鼠疫对策与民众社会，第六章鼠疫发生后的家庭与村落，第七章受害记忆的保存，终章民众的战争记忆的力量。
(2) 在日本，最早较为系统地揭露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的是作家森村诚一，他于一九八○年代初出版了几本书，如《恶魔的饱食》，光文社一九八一年,《续恶魔的饱食》《恶魔的饱食第三部》，均由角川书店一九八三年出版。几乎与之同时，历史学者常石敬一出版了《消逝了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海鸣社，一九八一年。后来他又写作了《医学工作者们的组织性犯罪: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朝日新闻社，一九九四年。在此期间，原七三一部队成员郡司阳子写了两本书，《女队员的证言:七三一部队》和《担任秘密任务的队员们的证言:石井细菌战部队的真象》，均由德间书店一九八二年出版，书中披露了七三一部队的内情。
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细菌战:陆军全力以赴的真象&《战争责任研究》第二期,一九九三年，吉见义明、伊香俊哉《七三一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岩波书店，一九九五年。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瘟疫》书友社，一九九七年，松村高夫&七三一部队与细菌战∶日本现代史的污点&《三田学会杂志》九一卷二号，一九九八年。森正孝《大白于天下的细菌武器秘密作战》，明石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等。
(3) 吉见义明受原告团以及律师团的邀请作为学者证人为这场诉讼作了证。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廷上，吉见详细地阐述了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的有关内容。
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过程中，共有一八名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细菌学、防疫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走上法廷，从各自的角度为日军细菌战的战争犯罪以及所引起的战争受害作了证。这些证词由律师团及支持诉讼的“七三一细菌战诉讼委员会”等日本的市民团体整理成了八集的资料丛书。吉见义明的证词载于第三集。
各集的内容如下。
第一集，&诉状&。
第二集，筱冢良雄(原七三一部队成员)&陈述书&&自己的罪行&，松本正一(原七三一部队成员) &陈述书&，上田信(历史学者)&鼠疫与村庄日军造成的鼠疫受害&。
第三集，吉见义明&从日本的史料来看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 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对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中村明子(细菌学者) &中国发生的鼠疫与日本细菌战的因果关系&。
第四集，聂莉莉&文化人类学者的证言:湖南省常德地区的日军细菌战受害&。
第五集，邱明轩(防疫学者)&对浙江省细菌战受害的考证&，黄可泰(防疫学者)&对浙江省细菌战受害的考证&，辛培林（历史学者）&七三一部队在黑龙江省的罪行&
第六集，松村高夫(历史学者)&从日、美、中、苏的史料解析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近藤昭二（新闻工作者）&日本国家与细菌战的隐瞒&。
第七集，&细菌战展&的图片及解说词，历次市民集会讲演会的记录，原告团与律师团工作会议的记录。
第八集，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特辑。
(4) 参见刘雅玲、陈玉芳&常德细菌战死人数的七年调查:七六四三人的死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揭开
黑幕:二○○二&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三三三～三四一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三年。
(5) 见邢祁，陈大雅邢编《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序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6) 比如，当年的日本宪兵三尾丰在战后，一直在日本各地进行认罪讲演，讲述他是如何将抓到的中国抗
日人士送往七三一部队接受人体解剖的。他的讲演由支持他的市民团体整理成集，《认罪之旅∶七三
一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新日本出版社，二○○○年。
&&七三一部队的少年兵筱冢良雄出版了回忆录，《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的自白》，新日本出版社，二
○○○年。
&&日本著名的心理分析学者野田正彰采访了一些旧军人，听取了他们有关自己战争罪行的自述，将
他们的口述整理成文，出版了《战争与罪责》一书，岩波书店一九九八年。
(7) 比如，小森阳一《超越民族的历史》，树花舍，一九九九年，高桥哲哉《历史修正主义》，岩波书店，二○○一年，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二○○二年，等等。
(8) 本文中所参考的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发行的《疫情旬报》《鼠疫疫情紧急报告》等刊物，是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陈致远亲赴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查阅后向我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9) 参考了《常德县志》，常德县志办公室一九九二年，《常德地方志民俗方言志》，满大启编,中国文史
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等。
(10)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Ⅰ,Ⅱ,Ⅲ，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2,3，1:pp.3-43，2:pp.195-228，3:pp.363-399，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八一～一八三页，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12)比如，Ulric Neisser, Memory Observed: Remembering in Natural Contexts 的日文译本，《被观察的记忆》，富田达彦译，诚信书房，一九八八年。G．Cohen, Memory in the Real World 的日文译本，《日常记忆的心理学》，科学社，一九九二年。
& & Paul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3)我的证言如上所述，载于上述资料丛书第四集。
(14)证言于二○○四年七月提交东京高等法院，题目是&细菌战的受害记忆与受害意识基于对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实地考察&。
(15)朱氏族谱中有&灾异志&部分，记载了从明初至现代大约五百多年间的天灾人祸对朱氏一族的重大影响，细菌战受害也被写入。在此将一九九八年续编的族谱中有关记载转载如下。由于当时细菌战受害调查刚刚开始，可以看出朱氏族人对受害状况的掌握还不够准确。
& && &“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年，日军在常德投放鼠疫细菌，常德人民惨遭劫难。十一月四日拂晓，一架日本飞机沿城中心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线的房顶地面投放大量鼠疫细菌。接着日机又向郝家岗(即伍家坪村)、镇德桥、石公桥、周家店一带继续投放鼠疫细菌。一月后，城区开始鼠疫死人，全城疫死四百多，石公桥死亡一百六十多，周围四乡死亡四十多人，镇德桥死亡三十多人，周家店也死了人。疫情蔓延到桃源县马宗岭乡，死亡十五人。族人居住的郝家岗死亡的人数上百人。常德地区鼠疫死亡达千人。”
（感谢王选女士提供聂莉莉教授大作）
常德民众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下）
发布时间： 　　点击次数：99　　作者：聂莉莉
４．鼠疫的传播与社会生活
& && & 细菌战的受害如此惨烈，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到底是怎样传播的?
& && &前面讲过，鼠疫的传播与原有的社会生活结构相关联，这里想具体地分析一下。
城镇乡村的网状市场结构与鼠疫传播
& && & Skinner在分析革命以前的中国城乡社会结构时，认为对市场的理解是一个关键。他基于对四川和东南一带的调查，把市场分为了三类(1)。
& && & 首先，是位于中心村落或小镇上的“标准市场”，这大致相当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初级市场”。这里不仅向农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提供农业生产及生活所需的服务，还收购农副产品，在三类市场当中，是农产品向外向上流动的起点，也是日用工业品向下向内流动的终点。农民的社交，通婚，结社等社会生活的范围往往与标准市场圈相重合。
& && & 其次，是位于乡镇以至小县城的“中间市场”，这相当于费先生所说的“中级市场”。这里是标准市场和中心市场的联结点，是各种物资流动的中转站。一个中间市场圈内存在着许多标准市场，也就是说，镇的周围有许多要到这个镇上去赶集卖货买东西的村子。
& && & 最后，是位于县城或中小城市的“中心市场”，这里有许多批发店，地区内各个中间市场收购来的大量农副产品通过这里运往外地，而外地运来的各种产品亦是从这里运往各个乡镇和村落(2)。
& && & 常德地区的市场经济结构与Skinner的分析非常吻合。
& && & 当时常德县城是一个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城市，大约有六万人口，不仅是区域内的中心市场，而且是联结汉族居多的东南中国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是大区域间流通的商品集散地。当地生产的谷物，棉花，洞庭湖水域的水产品等，经由常德县城销往湖北，四川，贵州等地。而湖北的盐，贵州、江西和湘西的山货、木材也经由这里运往湖南以至东南中国各地。
& && & 常德县下辖三十二个乡镇(3)，各自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从距县城的远近以及镇的主要特征看，又可以把这些镇分成三种类型。
& && & 一是靠近县城的城边镇。这些镇，虽然本身也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但由于离城近，所以区域内的居民进城频繁，直接到城里去卖货购物办事。
& && & 二是离县城较远的镇，其特点是作为中间市场的作用非常明显，被当地人称为“十大名镇”的十个大镇就是如此。这里面，更有个别的大镇，不仅是周围村落的，甚至是周围镇的中心，发挥着类似中心市场的功能。前面讲到的丁长发家所在的石公桥镇，就是这样的镇。
& && & 这里我想稍微仔细地介绍一下石公桥镇，使读者对这个地区的小城镇有些具体的印象。当年，石公桥镇大约有两千居民，商家店铺二百左右。该镇的黄岳峰和王华璋两位老人，为我仔细地回想了镇里的商家店铺数。仅从其类别和数目，我们就可以想像这个镇的繁华。据他们讲，镇上的铺子一般都从常德进货，虽然偶尔也有去长沙或汉口等大城市进货的。
&&南货店&&十五～二十& &&&百货店十六～二十& & 粮鱼山货花纱 二十～二十五
&&绸缎庄&&八～十& && && &鱼具店一& && && && &文具店& && & 四
&&中药店&&九～十二& && & 酒店& &五～六& && &&&饮食店& && & 二十五～三十
&&茶馆& & 十～十五& && & 牛行& &二～三& && &&&猪行& && && &二～三
&&屠行肉铺十～十二& && & 豆腐店二～三& && &&&理发店& && & 六
&&裁缝店八& && && && &&&银器店二& && && && &洗染店& && & 二
&&铁匠铺四～五& && && & 篾器店十三～十五& & 木器店& && & 十一
&&赌场& &二& && && && &&&剧院& &二& && && && &旅店客栈& &&&四～五
& && & 三是地处交通要道上镇。特别是位于常德与外界联结的必经之路的镇，过往商人，军队，逃难民等流动人口很多。
& && & 就这样，城、镇、乡的各级市场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区域的流通性网络，丰富的农副产品和较为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使得这个流通网络总是处于高度运转当中，也就是说，城乡间的物流频繁，人口往来多。细菌战发生后，这个流通格局很不幸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顺着人流物流，鼠疫迅速地从城镇传向了乡间各地。
& && & 很多人在受害陈述书中讲得很具体，“去了镇上卖鸡蛋”“卖菜”“卖棉花”“卖鱼”“买织布的棉线”“买咸盐”，或者，“去了常德县城进货”“卖货”等等，染上病的。这些证言，生动地证实了鼠疫确实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传播的。
& && & 这里，简单地介绍几个事例。
& && & 桃源县莫林乡李家湾村离常德县城二十多公里，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民李佑生做贩猪生意，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将收购的猪赶到常德城里去卖，不幸染上鼠疫，回到村里就死了。之后，家人和族人共计死了十六人(李佑生的孙子李宏华&一九三一年生&讲述。李家湾村的鼠疫在国民政府的档案上留有记载)(4)。
& && &&&河伏镇合兴村离常德城仅二公里，村民李伯生常年来往于城乡间，行商卖酒。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天，李从常德回家途中，突然发高烧晕倒在路旁。被过路人发现，将其抬回家中，已不省人事，喂药不进，高烧不退，浑身抽筋，于翌日下午口吐乌血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八岁。李死后，为他办丧事的亲友几乎全部相继死去，做道场的道公(居家道士)也没能逃此厄运。这个只有五十六人的小村庄，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死了十七人(合兴村民胡蓉仙&一九○八年生&讲述)。
& && & 一九四二年十月，韩公渡镇牛牯陂村民高万云去石公桥镇卖棉花回来后，头痛发烧，时冷时热，两天后病情加剧，全身出现紫色斑点，口吐白沫，死去了。随后，万云的父亲，二哥和弟弟妹妹也死去。大约半个月内，帮助高家料理后事的高氏族人及邻居相继有三十多人染病丧生(高万云的孙子高明顺&一九四三年生&讲述。当年，牛牯陂村除由高万云引起的连锁性死亡外，还有其他的传染源, 共计鼠疫死亡二百零三人)。
& && &&&前面提到的周士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的妻子和女儿也死于鼠疫。他家离石公桥有七公里,一九四二年十月，肖的妻子去石公桥镇卖棉线，回到家后发病，翌日死亡，只有半岁的女儿也死去了(肖宋成&一九一○年生&讲述)。
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与鼠疫传播
& &&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商业活动，其他还有许多事由。比如，走亲戚，看戏，到庙里上香，看病等。另外，有许多农村人长期滞留在城镇里做工，利用农闲短期进城做工的也很多。
& && & 这些做工的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 && & 第一是体力劳动者。这有几种工作，一是“挑河水的”，当时常德城里没有上水道，吃水靠绕城的沅江，挑河水挨家出售是一项容纳大批劳动力的工作。二是“挑水的”，这是作坊和商家雇用的专用挑水工。三是“搬运工”，当时水上运输发达，货物基本上都走水运，有不少人在码头上当挑夫。
& && & 第二是手工作坊和商家的“帮工”。在常德城内及一些大镇，除了商家餐馆酒店旅店外，还有不少小手工作坊，生产诸如米粉、酒、酱油、木器家具、袜子、鞋子等产品。这些作坊一般采取“前店后场”的方式，后面的作坊生产前面的店铺出售。这些小本经营的作坊，多雇用农村来的临时工。
& && & 三是小商小贩，卖烟酒糖果等。有沿街叫卖的，也有搭个小棚定点卖的。
& && &四是久居城里，有了较为固定职业的人。比如，在店铺里当经理会计，在富人家当管家，或者挣到了自己的店铺和作坊等。
& && & 无论是做什么的，人们都会频繁地往来于城乡之间。除清明、中元、春节等节日要返乡之外，遇到本人或亲属的婚丧嫁娶，生小孩子等事情，也是要回乡下老家的。并且按照习惯，生病了，尤其是临终前，是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
& && & 鼠疫发生后，有不少在城镇里染了病的人被护送回了家乡。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乡村的鼠疫大流行。上期讲的伍家坪村的鼠疫,就是由在常德挑河水的朱堂儿引起的。这样的事例当然不止伍家坪一村，其他还有许多。
& && & 这里再介绍两例。
& && & 东郊乡易家湾村离县城不到一公里，村民们以种水稻为主，兼种些棉花。因离城区近，所以大部分劳力农闲时去城里做工，主要是挑河水和在码头当搬运工。当有人家办丧事时，会被临时雇用做殡葬。一九四二年八月下旬，城北丹阳楼饭馆主人的母亲突然死亡，死时全身乌黑，人称“乌鸦症”。村民易孝荣等八人被雇用帮助打点丧事。八月三十日，孝荣首先发病被送回村，翌日死亡。之后，其他人也陆续病倒回村，在村内死亡。这引起了他们的家人亲属的相继死亡，这个十二户四十六人的小村子，一个星期之内死去了十二人(易孝信&一九三三年生&讲述)。
& && &&&离县城大约十公里左右的聂家桥乡先锋村民戴加宽在城内行商卖杂货，他的父亲道南在香烟作坊当帮工。一九四二年五月底，加宽突然病倒死亡。之后，道南也得了同样的病，他怕死在外边被火化，急忙带病回家。道南的妹夫等亲戚三人来看望，三人都病倒病死于戴家。之后，戴家的亲人和邻居以同样的病状死去十一人。一九四四年，在常德布店里当帮工的道南三弟道理又突然死去，而且，家里剩下的唯一男人四弟道远也染上同样的病。家里人为了抢救道远,八方寻药，经九个月的中草药治疗才使之死里逃生。为了安葬死者以及道远的治疗，戴家耗尽了全部财产，卖掉了三栋房子二十多亩地。
& && & 而这期间，先锋村大量死人，老人们说前后大约死了二百多人。但《死亡者名册》上仅登录到七十几人，因许多人家都死成了绝户，准确死亡人数已无法计算 (戴道远的孙子戴慧辐&一九四八年生&讲述)。
文化习俗与鼠疫传播
& && & 从以上的事例当中，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鼠疫的传播与这个地区的一些文化习俗亦有很大关系。
& && &第一， 同族聚居以及浓密的亲属交往，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温床。
& && &如蔡家湾、易家湾等村名所显示的，这一带的村庄多是同姓村，村落是由一个宗族或其分枝形成的。同居一处的父系血缘亲属之间，生活上相帮危难时相助，一户出了重病人，不仅是家里人，族人也会来帮助护理，举办丧事时也是举族参加。所以，一人一户染上了鼠疫，往往一村一族都会被波及。另外，姻亲间的相互来往，使得鼠疫跨越村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横行肆虐。
& && & 鼠疫使亲属间的纽带变成了死亡的传送带, 这不能不另人感到悲哀。
& && & 第二，有关死的文化习俗客观上助长了鼠疫的传播。
& && & 死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天敌，是人产生痛苦与恐惧等感情的最深层根源，所以每个民族或社会集团都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出一套化解死，理解死，升华死的文化和信仰。
& && & 常德人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套关于死的观念和应对死的惯习。
& && & 比如，前面讲的临终前回到家乡，死在故里的习惯。另外，重葬的习俗，族人亲朋聚集一堂，为死者顺利通过阴间转生阳世而盛大地举行葬礼及超度亡魂的道场。还有，土葬的观念，以入土为安。这些习俗，从后果上来说都为鼠疫的传播提供了环境。
& && & 第三，传统的身体观念和医疗观念与防疫对策相抵触。
& && & 阅读陈述书时，我对常德城里人努力“保全尸”和“躲防疫针”的行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 &“保全尸”，就是遗属们千方百计地保护遗体使之不被解剖。当时人们相信，只要被送进隔离医院，死了之后身体肯定要被解剖。被解剖了的身体就不完整了，没有办法转世再生。受这种传统的身体观和生命观的影响，人们千方百计要躲开政府规定的有关家里出现患者要报告、送隔离医院等一系列防疫措施，为此，不仅要避开保甲长和警察的监视，甚至死了人连邻居也不让知道。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了，有的半夜雇小船将死者运往墓地，有的把死去的孩子装扮成睡着的样子放在筐里趁躲日本飞机轰炸的人群挑出城外，还有的是把死去的老人放在货物下面偷运出去。
& && & 对打防疫针，人们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当时有许多传言。比如，说打了防疫针男人就没了男人气，女人不再会生孩子，小孩子长不大，等等。前面提到的桃源县的李佑生，就是为了躲避防疫针而特意绕开城门口的防疫站从城墙的破洞进城的。
& && & 这里，我决不想简单地批评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科学或者落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环境的综合性产物，是适宜于民众的生活而发生的。文化不能以科学的或其他的什么外来的标准，简单地加以衡量和取舍。我想强调的是，战争破坏的连锁性，战争具有的外在破坏力与原有的文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就可以造成战争暴力的新的连锁，使破坏进一步扩大，带来许多间接性破坏后果。
５．没有准确记录的受害&没有成为社会记忆的受害记忆
& && & 细菌战的受害状况如此惨烈，但这个受害史实并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也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甚至在当地也有许多居民不知曾有其事。
& && & 这些现象值得引起深思。这背后是有着许多原因的。
& && &&&长期以来许多农村受害区域不知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
& && & “日军细菌战受害”这一词汇，在常德也是近几年才广为人知。许多人在陈述书中，还是习惯性地将那场灾难称为“人瘟”“瘟疫”或“ 黑死病”“乌鸦症”，后两种称呼多半是由鼠疫患者临死前身体肿胀变乌紫发黑而来的。我了解到，在许多受害地区，尤其是农村，直到诉讼被广为人知，人们才知道那场灾难是由日军的细菌战引起的。
& && &&&关于这一点，在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们当中，有几种情况。
& && & 一是当时就知道所发生的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也知道鼠疫是日本军队投放的。这在我所接触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少数，其多为城内的居民。
& && & 二是到诉讼为止，只听说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但并不知鼠疫的根源从何而来。这在一部分发生了鼠疫的小镇较为多见。
& && & 三是连发生的是鼠疫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知其缘由了。这一般是在农村。
在这些地区，面对着大量死亡的景象，人们惊愕、悲痛、肝肠寸断，却不知怎样去解释和应付眼前的现实，于是就动用了传统的民间信仰和民俗知识，作出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
& && & 比如，很多人家最先的反应是利用传统的医治方法，如“烧灯火”，就是将治病的符烧掉后，把纸灰给病人冲服；或者“吸脚后跟”，用针在患者的脚后跟处扎眼，家人亲属对其用嘴吸出“体内淤血”；还有的用青蛙、鲫鱼、蛇等“凉性生物”放在患者腹部，为其解热；也有给病人服用艾蒿、蓼辣子、雄黄、甚至生石灰等，为之解毒。
& && &&&有的人家以为，患了“人瘟”，是因为死鬼恶灵附了体，就把“香姑”(巫婆)道公请到家中驱鬼逐灵。有的村里村民们认为死了这么多人是庙里神灵不再显灵的过，怨恨的人们甚至砸了神龛。有的宗族以为是祖宗风水不好而引起的，于是砍倒了祖坟前的风水树。
& && & 很普遍的现象是染了鼠疫的人家和村落往往遭到周围的歧视，乡亲邻里们说他们是“犯了煞”，前世恶行修的果，对其躲而避之，有女儿也不愿许嫁给他们。
& && &&&因此，遭受了鼠疫之害的村落在其后几十年也很难重新兴旺起来。在这方面，伍家坪村就是个很典型的事例。这种由不知情而带来的歧视，可以说，是许多受害家庭和遗属不愿在人面前重提那段悲伤往事而将其藏于内心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文字记录与历史事实之间
& && &&&鼠疫发生期间，国民政府的卫生署、红十字总会、军队等各部门，前后分别向当地派出了二十几支防疫队，常德县政府在防疫以及扑灭鼠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够全面地掌握鼠疫发生的范围、规模以至受害的程度。
& && &&&在现在可以查阅到的国民政府的防疫官员，比如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长容启荣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书中，城区仅留下三十七名死者的记录(5)，而半个多世纪过后，除记录的三十七名之外，调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登录的受害者人数是二百九十七名。再如，石公桥镇的死者记录是三十余名，而《受害者名册》中的登录为一千零一十八名。
& && &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虽然这里并不排除有关史料已经散失的可能性，但起码从防疫负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疫情的掌握是挂一漏万的。
& && &&&仅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看，这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 && & 第一，国民政府的乡镇公所等基层政权原本薄弱，在战乱以及大规模瘟疫发生时，这套行政体系无法应付眼前的突发性事件，下上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只能靠各乡镇公所各自为战。我想以周士乡为例来加以说明。
& && & 周士乡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四十年代该乡的人口总和约为一万八千余人，其中定居人口一万五千，割苇人、难民和打鱼人等流动人口三千。尽管人口这么多，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只有四名专职人员和十几名临时雇用的乡丁。
& && &&&周士乡登录于《受害者名册》的死者是一千六百八十三人。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我查阅了各种史料也无收获，后在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中，看到了转载的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的《疫情旬报》里的寥寥数语，“常德境内之周家店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以湘北战事复起，未获续报”(6) 。
& && &&&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谈到，他的妻子女儿染上鼠疫后, 懂点医术的唐炳煌乡长亲自来家里诊治，用的是手头上仅有的一点治疟疾的药。以此看出，疫区的乡长也没有任何防治鼠疫的药物。另外，遇难者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得到上面政府的任何援助。下面是肖宋成谈的鼠疫死者后事处理的情况。
& && & 我周士乡水域宽广，到处是芦苇丛生，波光荡漾，是渔民出没的好地方，每年光银鱼就产数万斤。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由于鼠疫流行，不少渔民死亡。我任民事干事，负责处理了无人认领和无力处理的尸首数百个。雇请零工掩埋，每埋一具尸体，工钱是三斗谷。当时向各商家大户募捐，向家榨坊派捐一百担谷，高家绸缎庄光洋二百块，唐乡长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三二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虽尽力处理，但地域宽广，加上敌机临空，警报频繁，人心惶惶，大部分死人难以顾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夜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有不少住在湖中小岛上的渔民阖家死亡，曾一时集市上鲜鱼断绝。解放后，在治理水域修堤垸开垦荒洲时，常见尸骨累累。
从一九九八年起, 我开始在湖南省常德地区进行关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研究。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最近整理成文，去年底在日本出版了。在这本题为《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的书中，主要是通过介绍和整理受害者及遗属们的受害记忆，重构了细菌战对个人、家庭、地域社会的破坏，并着重探讨了战争暴力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时所形成的连锁性的破坏机制，以及战争受害记忆的保存等问题(1)。
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
& && &&&开始从事这一研究的起因是很偶然的，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历史，但过去没有刻意地去研究过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且，当时我并不清楚全国有那么多的细菌战受害地，也不知道常德是受害地之一。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律师团邀请我参加赴受害地的调查，从而促使我开展这一研究的。
& && &&&一九九七年夏，由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江门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洲村, 和湖南省常德市等地的一百八十名受害者及遗属组成的原告团，以及由二百三十四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以二战期间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武器，战后长期隐瞒事实真象，和赔偿立法的懈怠等理由，把日本政府告上了东京地方法院。
& && &&&至诉讼提起为止，有关日军的细菌战，日本、美国和中国国内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中日学者之间还开展了共同研究。各国的历史学者们基于中、日、美和旧苏联等国保存的各类史料，以及日本的包括作家、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细菌战研究者们对原日军细菌部队的研究人员和队员进行的访谈，从各种角度重构了细菌战的过程。这些研究涉及到日军细菌部队的建制和人员构成，生产基地的分布和规模，细菌生产的品种及数量，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等。而且，战后美日之间进行的，以日本向美国提供细菌战技术为条件而对日军细菌部队有关人员免去战犯之责的交易，以及参与细菌研究的大量医学研究者战后在日本的踪迹等等，也渐渐地水落石出了(2)。
& && &&&其中，关于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的研究，九十年代以后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一九九三年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原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后，使常德细菌战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期间，常德市内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发生鼠疫，引起当地，甚至邻近的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数千以至上万民众的死亡。井本日志中留下了有关对常德细菌作战的详细记录。比如，是谁，驾驶着什么飞机，于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常德市区上空投放了多少数量的夹杂着染有鼠疫的跳蚤的谷物棉絮等杂物。这些记录与当时的常德县政府有关防疫的历史档案以及当地的民间记忆相吻合，而且，在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投放鼠疫菌的七～八天之后开始出现鼠疫患者的事实，也与防疫学对鼠疫潜伏期及发病规律的解释互不相悖。当年常德的鼠疫起因于日军的细菌作战，是确定无疑的了(3)。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
& && &&&诉讼开始后，为了配合诉讼，也为了理清这段细菌战受害的历史，更是为了恢复受害者的人的尊严，常德地区的部分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遗属和志愿者，大多是一些六○岁以上的老人家，组成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其成员们在寻找受害者和遗属，了解受害状况及范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刚起步时，在活动经费没有固定后援的情况下，他们经常是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奔跑于城乡间,所到之处向故老们请教，去受害者家庭走访，逐户地逐个人地收集来了受害幸存者以及遗属们的陈述书。
& && && &一九九八年七月调查委员会编出了第一本《受害者名册》，共收录了二千四百二十五名遇难者以及二十三名幸存者的名字。之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进行，尤其是当地媒体报导了诉讼的消息后，受害者和遗属们主动找上门来，二○○○年和二○○二年他们又陆续编出了第二、第三本名册，受害者登录增至七千八百五十三人，分布于十三个县的七十个乡镇、四百八十六个村落。
& && &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数字和范围，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受害的规模。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登录标准，只有有姓有名、遗属健在、并有邻居朋友作证的受害者才可以被收录其中。至于那些死于街头或破庙的逃难民，来荒沼水域割芦苇的流动人口，洞庭湖上的打鱼人，以及全家疫死的“绝户”，或除一名幸存者外其余三百多人全部遭难了的近乎“灭门”的宗族，集体染病而死的国民党军驻军的三千官兵，等等，虽然老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出，但并没有被列入其中(4)。事实上，至今为止，调查委员会已搜集保存了受害者及遗属的陈述书一万五千份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确认，名册的整理工作还未结束。
２．细菌战受害研究
研究的意义
& && & 直到接到律师团的电话为止，我对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还一无所知。面对眼前范围大人数多持续久的受害事实，律师团希望我能够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帮助他们从整体上把握，理清其中的头绪，并作为学者证人走上法廷为细菌战受害作证。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寄来了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书中提供了部分常德地方历史档案和当地史志工作者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做的调查工作，使我对常德细菌战的受害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该书序言里讲到，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资料，将常德的这一屈辱的历史昭示于天下的，来自一些“偶然的因素”，其中一条是一九九三年八月新华社东京支社向国内发回了《朝日新闻》报导吉见义明教授发现井本日志的消息(5)。
& && &&&对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感到，如果说细菌战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与对细菌战的策划者、研究者、生产者、投放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的状况相比，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即对细菌武器的受害者以及施放之后的社会受害状态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对眼前的诉讼是重要的。只有将细菌战的后果，所引起的极大破坏具体地而且是体系性地展现出来，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
& && &&&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在我看来, 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包括两国的民间在内的对过去的战争所持看法的严重对立和龃龉，在我看来，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于日本来说，其社会基础在于国民比较普遍地缺少反省的姿态，而其中很重要的在于，日本的国民包括学界都并不太了解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所到之处到底做了些什么。由此他们的视野里更缺少了一种目光，即投向日本军队刺刀下的被侵略被蹂辚的民众的目光。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由于缺少这种目光，所以即使有一些老兵秉着反省的良知写出了当年的真实，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声音(6)。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日本也有不少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缺乏战争反省的社会土壤及精神结构作出了很深刻的批评(7)，但是，对刺刀下的事实的近乎无知和不关心，使这些深刻的认识很难在社会中得以被广泛地接受。鉴于此，我觉得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民众战争受害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受害者们的声音传达给日本社会，是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
& && &&&我以为，细菌战受害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中日之间。冷战结束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多次战争已经广泛地成为了学问、政治、以及国际市民社会反思和理性批评的对象时，对战争受害的实证性把握和思考就成为反对和反省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战争的最终受害者，是人本身和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但是，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方法论也不甚成熟。仅就中国的战争受害研究而言，比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战争受害，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受害者们的口述史才逐步地被比较广泛地整理出来，这比之过去的只有关于受害的数字统计和一般性文字表述，而不见受害者的身影和社会场景的状况，应该说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基于这些个人人记忆的比较系统的研究亦还不多见。
实地调查受到的触动
& && &&&我决定去常德看看。一九九八年夏，我随日本律师团以及支持诉讼的市民团体第一次去常德时，所到之处，总是聚集着许多的受害者和遗属，等着和我们交谈，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段让人不流眼泪就听不完的悲惨故事。那时，诉讼还刚刚开始，细菌战受害的调查也还未全面铺开，所以，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讲述自己和家里人的辛酸经历。事实上，有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受害体验深藏于内心，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丈夫都没有告诉过。当这些藏于心底的伤疤终于被重新揭开时，连他们本人也被震撼了。有的白发老者在我这个晚辈面前会泣不成声，有的老人告诉我，给我讲述了受害体验之后的几天他们都会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当然，受害者及遗属的表述方式不会都是一样，也有显得很“平静”的。比如有一位老人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告诉我，“我有五个儿，那年死了，都死了”，就再也不和我讲第二句话了。还有一位老人，经历了家里人近乎死绝的打击，人们说她的精神状态其后一直都很忧郁，我去访问她时，她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我，只重复地讲一句话，“忘了，都忘了”。
& && &&&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受害者们的经历都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这些长期以来出于各种原因被深深地藏于持有者们心底的受害记忆，在我面前活生生地展现了使用了生物武器的战争受害惨景，使我不得不全身心地面对这些受害事实而不能将视线移开，并感到有责任在理清事实方面尽自己的所能。同时，也使我由衷地肃然“面对”那些死于鼠疫的受害者们。虽然他们早已消逝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时空里了，但是他们的亲人对他们死时惨景的描述，对失去他们之后的生活困境的述说，和对他们的无以解脱的思念的吐露，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领会到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纽带。战争破坏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消失，而且是对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纽带的暴力切断。
& && &&&我逐步意识到，在研究战争受害时，受害者的个人记忆是不容忽略，不能将其舍象掉的。它不应当被埋没在战争受害者的统计数字中，也不能被诸如“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之类的一般化的文字表述所代替。因为，这些记忆是一个个无可替代的生命个体的记录，是残忍地践踏生命的战争暴力的逼真的证言。而且重要的是，失掉了这些具体性，也就意味这缺少了对战争死难者们作为人的关注。
个人的体验性记忆与历史认知
& && &&&个人的体验性记忆的理论意义还不仅仅限在个人的范围里，如后面我要谈到的，一个个的故事中常常含有一般性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可以从其中提炼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样的理由而染上鼠疫的具体陈述中，可以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战争受害的关系，从当年政府的防疫政策硬是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的事实中，领会到民俗文化与战争破坏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战争受害，家庭成员的遇难与家庭以及亲属集团的维系，个人受害记忆的保存与心理外伤，还有，研究过程中怎样去理解口述史的模胡性和误差，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在细菌战受害研究中经常思考的，我想，这些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口述史角度研究战争受害的一些基本问题。
& && &&&基于自己的研究体验，我感到，民众的个人体验性记忆可以也是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源的。导入了这种记忆的历史研究，是多元地多种声音地重构历史，多少可以避免一些只有一个角度一种声音时的偏颇和缺漏。而且，导入了个人的具体经验，在作为现代与过去的对话的历史认知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过去的后来人，也容易对过去抱有一种现实感，对那些逝去的受害者们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较为容易展开对历史的想像力。
& && &&&这里所讲的，是通过个人、局部社会的研究去理解和逐步地构筑整体的研究视点。这种方法论，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文化人类学的英文是，Cultural Anthropology，是希腊语意味着“人”的anthropos，和意味着“知识学问”的logos的合成。所以，人类学者常常解释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加上文化这一层含意，可以说，人类学是通过考察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来研究社会和文化的。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去研究战争受害，首先要做的理所当然的是面对受害者个人。不过，我以为还不主要是学问的力量，而是以上所讲的受害者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给我的触动，以及这些记忆长期以来被仅仅封存于个人内心而没有被导入历史认识的现状，促使我在之后的几年一直置身于受害者记忆的研究当中了。
& && &&&人类学在研究时注重实地调查，并注意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就是说，将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性地考察，搞清其机制。大体来说，我是参照人类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去研究细菌战受害问题的，不过，人类学里面也是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套在战争记忆的具体分析上的。这方面，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 && &&&从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的几年间，我多次去常德调查，得到了受害调查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在此期间，除了大量阅读了受害陈述书，访问了近百名受害幸存者和遗属外，还多方面地访问了当年参加防疫的有关人员。比如，在当时的疫区周士乡(现名周家店)，我访问了当时在乡公所任民事干事的肖宋成老人，虽然肖老已年近九旬，但十分清晰地向我讲述了鼠疫流行时的情景和乡公所进行的死者善后工作。在常德市内，访问了当年发现第一位鼠疫患者的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和检验员汪正宇的亲属(因他们本人都已过世)，从亲属那里得到了他们在后来陆续写下的回忆录手镐等珍贵资料。
& && &&&在听取口述的同时，还尽可能地搜集当地的文史资料。比如，省市区档案馆所藏的当时常德县政府防疫会议的记录，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发行的《疫情简报》等多种刊物(8)，以及地方志的有关记载(9)，等等。
& && &&&在受害地点实地考察时，那些熟知当地民俗风情以及过去历史的老人们，教给了我许多的知识，这对我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在阅读受害陈述时，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写明了去哪、做什么的时候被传染上鼠疫的。也就是说，鼠疫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传播的，细菌战发生后，平日里的生活格局，很不幸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所以，把握鼠疫得以大规模传播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结构。在这方面，一些人类学家的先行研究对我很有启发。比如，美国人类学者Skinner关于“市场圈”与社会生活的分析(10)，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将农村的贸易区域分为“初级市场”和“中级市场”以及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分析(11)。参照这些提示，去整理人们所讲述的活动内容及范围，就渐渐地掌握了城乡间的相互关联和社会生活中的区域划分，随之也就逐步地看清了鼠疫传播的一些规律。而且，在有了一些印象和想法之后，就自己的理解再去和老人们商榷，进一步讨教，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纠正和补充。另外，与鼠疫的传播及防疫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的习俗，疾病的土俗疗法，传统的身体观，生命观等等，也是我向老人们请教的重点。
& && &&&无论是阅读受害陈述书还是聆听人们的口述，都能够感到这积攒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记忆的浑厚的份量和其中莫以言状的痛苦。如何去面对这些记忆，如何去理解受害者们的心理创伤以至精神外伤等有关心理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经常伴随的问题。为此，我亦学习和参考了心理学、口述史研究的一些视角和方法(12)。
细菌战受害记忆研究的视点
& && &&&在边调查边思考边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形成了自己战争受害研究的视点。
第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的，往往以国家为单位，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战争的视角,我则更关注受害者个人，仔细探讨他们的受害经历，从微观起步去思考战争受害，在不舍象具体性的同时去注意把握整体性的规律。
& && & 第二，对比起前者更多地是利用官方的或者是正式组织的文字资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战争受害研究更依据的是民间的、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口述，可以说受害者们的个人经验和记忆是战争受害研究的最基础的部分。当然，也参考历史档案资料，相互参照。
& && & 第三，在对战争受害做实地考察时, 不仅搜集有关发生了什么的客观事实，还要了解所发生事件对受害者的心理和内心世界所发生的影响等主观体验，战争受害所留给人内心世界的伤痕，还有，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注重战争的直接破坏后果的话，那么后者将间接性的战争破坏，即是将战争暴力与既有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连锁性破坏也导入视野，对暴力的连续性机制加以分析。
& && &&&二○○○年底，我将自己到那时为止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一份十万字左右的证言，并走上东京地方法院为常德细菌战受害作了证(13)。二○○四年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时，应原告团和律师团的请求，我又向东京高等法院交上了第二份证言(14)。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两份证词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加工而成的。
以下，我想就细菌战受害记忆以及研究的具体内容作一些介绍。
３．细菌战的受害记忆
& && &&&常德人在讲述细菌战受害时，反复引用的俗语是，“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 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常用的形容词是“悲惨”“恐怖”等。这些话语，可以说是受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共同的内心感受。
& && &&&另一方面，因受害当时的年龄、死去亲人的人数、本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生活状况、所属社会阶层等的区别，人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保存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特征的。
& && &&&在此我想简要地介绍几位受害者的记忆，这里面，有染上鼠疫的幸存者的回忆，有失去了亲人的遗属们的回忆,也有关于村落和宗族受害的记忆。借助这些记忆，我们可以尝试着顺着受害者们的目光，同他们一道去凝视战争受害的景况，一道去追忆他们逝去的亲人，一道去感受战争受害在人内心烙上的伤痕。
杨志惠:“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
& && &&&一九四一年底，居住在常德城里的杨志惠染上了鼠疫，被送往隔离病院，那时她十九岁。这段经历她终身难忘。细菌战诉讼刚刚开始时，人们找到她希望她出来做原告，她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她不愿触及那深深掩埋于心底的伤痕。可以说，细菌战受害的经历给她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外伤。
& && &&&下文是她在陈述书中写下的一段回忆。
& && & 日寇投放谷子高粱破布的几天之后，我和弟弟开始发高烧，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保甲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 && &&&隔离医院像是一个死人坑，又像是一个焚尸炉。它是在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风避雨，室内地上铺遮稻草作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