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房和牢房是一个意思吗｜真问真答
00:30:24 &&来源：大象公会
“班房”最初并非指“监狱”，也不含贬义。“班房”之所以会被引申为“监狱”，实际和古代地方政府滥用职权的历史有关。 明清时期，地方衙门的各办公机构有所谓“三班六房”之称。其中“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三个部门，专司提刑、押解、缉捕等职务，配有衙役、捕快等具体办事人员，类似于警察机构；而“六房”则是指“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工房”、“刑房”，属于中央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的下设机构，由掌管相关账册、文书的胥吏供职。
今天景区内的“三班六房” “班房”即是对这“三班六房”的简称，有时也被用于借指“值班室”。例如，《红楼梦》第五一回：“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内坐了，开了药方。” 照理说，“班房”的驻地本是公务员的办公室，和监狱的功能完全不同。但从清代以来，其语意却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其代指办公室的原意并未马上消失，但民间语境下已经开始用“班房”代指监狱。 如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监察御史苏霖渤上奏称：
（刑部）应发保人犯俱交五城司坊官取保，而该司坊官有暂羁人犯之所，或曰‘班房’，或曰铺房，率皆卑隘湫湿，遇有无人保领之犯即锁禁其中……缘非例设监所，诸无成规，凡一切修葺房屋以及饮食、医药、灯油、帘席、煤火、凉棚等类，俱皆无项措办，是以无保之犯一经发坊，而死者接续非一日矣。
换言之，“班房”含义的蜕变，与清代衙门对犯人的临时拘禁密不可分。从苏霖渤的奏文中可以看出，此类临时设置的监狱设施粗陋，令被关押的犯人备受折磨，甚至因此丧命。民众把这类拘禁场所称做“班房”，实质上隐隐包含着对基层官差的痛恨。
清朝囚犯 虽然清政府对临时设监的态度是：“凡内外问刑衙门，设有监狱，原以羁禁重囚，其案内牵连人犯，情罪稍轻者，准取的保，不得一概烂禁，定例无复可议矣”（《皇朝经世文编》），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并不管用：
各府州县于监狱之外，更设有仓有铺有所有栅有店，各处地方名目不同，其名虽将犯人暂寄公所，实则高墙密禁，杻锁巡防，与监狱丝毫不异……惟此羁禁仓铺者，操纵全在下官，索诈任于胥役。至有淹系数年，死而后已者。（《皇朝经世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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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韩国战后精英多为日本培养，韩国政府还是会反日？｜为什么说二战中的日本不重视情报工作？
日本殖民时期确实为韩国培养了不少精英，尤其是韩国国军的早期军官大都为满洲国军官学校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但并不能将韩国类比更为亲日的东南亚国家，双方国族建构的针对对象不同，韩国人很难接受日占时期宣传的“解放者”形象。在现实政治中，韩美日三国已经结成了特殊的战略同盟关系，韩国在不破坏同盟的前提下，和朝鲜搞出新闻让美国闭嘴，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配合叫日本屈服，这既体现半岛主体性，又能获得外交好处。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仔细分析殖民时期培养的军事精英，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威权时代的韩国政坛一直弥漫着反日情绪。李承晚就是典型代表：他在1952年单方面划定韩日海域，并占领独岛（日称竹岛）。作为搞韩国独立运动出身的文官，他理所当然会担忧占据军队主要指挥领导岗位的前帝国军人将威胁自己的权位，反日情绪在政界流行可有效消解白善烨等将领“取而代之”的合法性。
至于军队方面，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使总统“消气”也是划算的买卖。韩日之间的主要纷争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分划海疆的李承晚线虽然在1961年即宣布取消，独岛却被韩方管治到了今天，无论怎么评定李氏独裁，任何一届政府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变。
▍韩国在1954年、2002年、2004年发行的“独岛”系列邮票。朝鲜也先后在2004年、2005年、2014年发行了提及“独岛”的系列邮票
此后，前帝国军人出身的朴正熙的上台也并未开创一个亲日时代。一方面，反日情绪业已修成正果，不同的政治派别——尤其是左翼反对派都懂得开发它的能量。1962年日韩基本条约谈判时就有左翼过激派威胁金钟泌的人身安全；之后也有反对条约的“汉城三十万游行”，还有部分军部势力自作主张扣留日本渔民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强人朴正熙也正好肩负树立韩国国家主体性的职责，有必要顺应民族情绪，拿出不跟大国走的实际作派来，旧日情面不会扭曲他的政治目标。
▍朴正熙在满州军官学校上学期间曾用日本名“高木正雄”
再往后的第五共和国，反日情绪被有效利用起来，变成了贪财的全斗焕、卢泰愚等对日索要援助、贷款的筹码之一。后来，外务部长卢信永向全氏建议，改以韩国是冷战反共防御的前线为主要理由要求借款，这种手段才有所收敛。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闹出了历史教科书问题，起初只有日本左翼媒体大肆渲染，在韩国无人问津。直到人民日报发表态度强烈的批评，韩国舆论才为之哗然，逼得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
▍扶桑社2001版与2005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在曾经留学日本的官员许文道主持下，政府主要强调的是“克日”、“胜日”而非“反日”，把日本看作一个韩国应当克服和超越的对象。从事件的来龙去脉看来，韩国之所以产生这种情绪，并非是受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刺激，而是受日本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刺激，但从结果上讲，反倒是韩国多了一个靠拢中国而疏远日本的理由。
不过直到今天，韩日关系也还没有走向“克日”运动者们预想的情形。尤其在军事方面，双方合作依旧亲密。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期在冲绳防空指挥所模拟离岛防卫，只专注于正面，对北方未作任何估计，就是因为“韩国预计出动第二舰队对此予以牵制”；而韩国要购买的F-35A，修理维护就必然放在名古屋的三菱重工。
哪怕是主权、历史之类看上去难解的死结，韩日之间的协调难度也远小于中日之间。12月28日，韩日两国政府代表就僵持已久的慰安妇问题突然达成协议，协商结果虽未达到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心理期待，却很可能意味着这个两国间难度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至此得到解决。这种妥协在中日之间，恐怕难以移植。
▍韩国“慰安妇”幸存者和民众在日本使馆前，参加星期三示威。韩国民间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会”从日开始，每个星期三都会举行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定期集会。来源：腾讯新闻《短史记》——为让日本道歉，韩国做了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参战国意识到“全面战争需要全面性的情报支撑”，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多或少完成对官方情报机构的专业定性与统合改革。而一战参战强国中，日本与美国是唯二没有跟随这个潮流的国家。
美国是因为一战后政府不愿继续在外国事务上有太多牵扯，同时也有“绅士不私拆他人信函”的守旧矜持。日本则是因为十九世纪末之后在对外战争上几乎从未受挫，日清、日俄战争时举国上下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严重误判下，以倾国之力孤注一掷的心态出击，居然每次都是大获全胜。
▍日本画家小林清亲的版画，内容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因为日俄战争俄军败北的噩梦而惊醒
1920年代前各次大型战争中的情报工作缺失没有给日本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失，反而助长了日本军方与政界之后的盲目自信：既然过去每次孤注一掷都能大胜，没有理由在以后改行谨慎踏实的作风。大和民族既然是命定要代表黄种人崛起于世界的泛亚洲主义先锋，那么决策就不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日本轻视情报工作还源自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偏见。在国外拓展日本利益，“以兵威迳取之”的选项比布线埋子长年经营的地下活动更吸引支持扩张的军政要人。“决策须基于足够质量的信息”被视为腐朽没落的美英鬼畜怯懦习性，“地下活动颠覆他国”又被视为万恶所汇的共产分子阴险作风。
在这种强烈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氛围中，日本特务在制度效能、预算资源、人员地位上都是二战诸强国排最末，与其国家实力不成比例。
日本特务制度架构上偏重军部，外务省调查局在1934年后才正式设立。陆军省二部与海军省三部虽然理论上是全军种里最高级情报部门，但对下级单位没有实际的管辖力。海军各舰队、陆军各地区派遣军部、各编制单位，都有自设的“特务部”负责人员来源情报、“特种情报部”负责监听电讯与密码破译的通信情报。陆海军各高级单位为了因应战局，还会临时另设各种以植物与负责人姓氏为代号的“特务机关”来负责各种地下工作。
▍日本海军省三部在1944年至1945年间收到的情报总数，其中“特种情报”为电讯监听与破译的情报，“谍者”为来自秘密特工的情报，陆军省与外务省通报情报的总量之低可见部门之间的横向配合几乎不存在
这种制度架构看似罗天网地无所不包，其实效率并没达到军方预期。陆军省二部与海军省三部的情报来源只有自己直辖的监听机构与特工。各军、各师团的“特务部”只向指挥官负责，不向陆军省二部与海军省三部汇报信息，而各军各师司令是否向陆、海军省通报情报也只看自己心情。各地区派遣军部特设的“特务机关”只向所属军部负责，横向之间没有协调与配合机制。
1940年日本内阁试图设立内阁情报局作为全国各情报机构的协调部门，结果被陆、海军省一致反对。对比美军1946年的评估、占领日本后对原日本军官的讯问，会发现日军基层与美军对手有一致结论：日军特务机构经常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啥。 这种结构效率下的情报部门自然不受尊重。军、师团以下的特务部门是作战单位的附庸，只需要提供敌军概况与动向等战术情报。
1942年南洋日军在“南进”行动大体完成后，干脆把军属特务部门裁并进作战单位。而陆、海军省直属的情报部门直接被踢出日本高层决策圈外，1941年11月决定“南进”国策的闭门会议，根本不通知陆、海军省的情报主管出席。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陆军省二部部长有末精三少将发现自己部门的情报评估完全被参谋部门无视了。
▍日军南进地图
特务部门地位低下，在其中供职的人员地位随之低下。二战时日军风气崇尚武勇，鄙视缺少荣光的特务职位。青年军官若被调入特务单位，同侪会嘲笑他“是否身染贵恙无法上战场”。临时专设的“特务机关”们从各作战单位调人，要求大多是会外语就行。二战时曾在特务机构履职的日军将官有七十人以上，其中没人能在特务机构任上连过“中佐升大佐”、“大佐升少将”这两道中级军官升任高级军官的龙门。
日本情报军人与苏联同行们相比，宦途轨迹大不一样：“契卡”高官可以一辈子在肃反机构供职直到升任将军级别，而中国人所熟悉的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等特务机关长官，不论在特务机关长任上名气多大，也得任职作战单位指挥官后才能过“中佐升大佐”、“大佐升少将”两道龙门中的至少一道。1938年情报人员培训机构陆军中野学校成立后从军中优秀青年里选拔学员，特务军官在军内地位才有所改善，但直到战争结束，这些军中俊彦大都还是少佐。
▍陆军中野学校在静冈县设立了二俣分校，传授游击战技术。被称为日本最后的投降兵，在菲律宾打了30年游击战的小野田宽郎之前就在陆军中野学校二俣分校进修
特务单位和人员受鄙视，预算上自然也受气。1920年代初期，尚为太平年代，关东军情报部门每月的情报活动预算是100日元。时局紧张后的1936年，关东军情报部门年度总预算是926265日元。按同时代汇率比价来算，这笔预算相当于年度苏军情报局柏林站预算的三分之一。中野学校开办后的第一年，用于“阴谋活动教学材料”的年预算是625日元，用于“阴谋活动研发”的月预算是200日元。
1941年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分管中南美洲情报工作、领有重点监控巴拿马运河交通任务的日本驻巴拿马大使致电国内索求拨款，预算额度是每月750美元，电文中还得提前申明“此数额或被认为太大不可接受，但实有必要”。1941年日本全部特务机构开支是4200万日元，占全国军事开支只有千分之三点六。战争失败的1945年军费暴涨，特务机构开支跟着涨到4亿日元，占全国军事开支还是只有千分之四点八。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情报活动总支出在军费总支出中的占比
可见，日本军队在思想、组织建设、人员升迁、资金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十分轻视情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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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问真答：新疆烤串是如何出名的？| 大象公会
不久之前，大象公会推出了线上征集选题活动，通过微博、微信留言，问卷调查等渠道，截至今日，我们已经收到了近千个选题。这些选题在经过筛选后，有些成为了大象选题的灵感来源（比如《什么地方最容易出现新纳粹》），有些则将被选为新栏目——“真问真答”的素材，由大象公会的作者、主笔，或是相关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为大家解答：真问真答，没有废话。欢迎各位读者向大象公会提问，你的疑问，大象公会都会仔细讨论、筛选，同时精选优质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已在微信菜单中设置新的入口，只要你有新的想法，随时随地，都可以向大象提问。全国各地都有烤串，但新疆的最出名，或多冠以新疆烤串之名，是因为遍布中国各地的烤串都起源于新疆。烤串真正在全国开始出现，其实是1980年代之后的事，1980年代初开始有新疆人内地少数城市卖烤串，它很快引发了各地的模仿，并且迅速本地化，从最初烤牛肉串到鸡肉、水产品、蔬菜……一切可吃的东西都上了烧烤架，再加之又引入了西式的铁板烧烤及韩式烧烤，今天全国各地流行的烧烤已经看不出多少新疆的影子了。为什么各地的烤串都起源于新疆？其实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内地的烹饪，几乎都是以蒸、煮、炒为主，很少有烧烤，而欧洲、中东、西亚则多以烤为主，面包（馕）、肉类就是典型。所以，或许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中国内地的烹饪是以蒸煮炒为主，而其他文明的烹饪中烧烤则占据了最重要位置？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好奇，我的猜测是，中国形成以蒸煮炒为主的烹饪方式，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与中国的炼铁技术有关。中国先秦时代就因为使用鼓风机和高炉掌握了冶炼液态生铁的技术，即可以铸造铁器，而这项技术在欧洲迟至十四世纪才在莱茵河流域出现。一般认为，中国在战国到西汉时期铁锅已经普及，而欧洲十五世纪时铁锅对普通人家而言仍是稀罕之物。大象公会也会不定期开展烤肉活动，不过用的是烤箱铁锅的发明应当重塑了中国的烹饪文化，它便于蒸、煮、炒——炒几乎是中国独有的烹饪方式，其烹饪方式相对烧烤节省时间和燃料，自然会逐渐淘汰上古时代就有的烧烤，形成截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烹饪文化。中国先秦时代烧烤相当普遍，宋以后烧烤就是较少见的烹饪方式了，虽然“脍炙人口”这个词始终在汉语中是个高频成语，但在现代烧烤崛起前，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脍炙”的滋味。在中原内地被边缘化的烧烤，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悬挂在烧热的火坑闷烤，一种是架在铁条编织的网格上，与今天常见的明火上烧烤并不相同。而欧洲在铁锅普及之前，炊具主要是铜锅，价格昂贵，耐久度较差，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很容易形成以烧烤烹饪的路径依赖——毕竟铁锅在东西方出现相差了两千年，这种烹饪文化偏好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新疆烤串的历史颇为久远。1985年9月，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挖掘出串在红柳枝上的羊排，距今大约2700年，新疆洛浦县还出土过年代稍晚的木柄毛布扇——形制与今天维吾尔人烤肉扇用的扇子基本一致，后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熟悉的最正宗的新疆烤串，两千多年前就已定型。网友分享新疆烤串，把羊肉串在红杨柳条上放在用砖头垒起来的火沟上烤铁锅何时进入新疆，今天无从得知，但新疆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中长期没有铁锅的踪影，所以，中国只有新疆一直保留着烧烤的烹饪文化，由红柳枝串肉进化成铁钎子串肉，继而发明出长条状的烧烤架（维吾尔语称之为Kawaptan），当然有人认为上档次的烤肉必须是原教旨主义的，所以必须用红柳枝，我不打算反对。军坡是海南岛非常有特色的节庆活动，据传是海南各地纪念冼夫人抵达的日子。依据村庄不同大多在农历正月到三月举行，也有把军坡称作军期、公期或者婆期的，虽然名字不同，但是节庆内容比较类似。军坡中穿杖的风俗向来让不少外地人看着毛骨悚然，并且多有为何参与者不怕痛等等疑问。但是其实类似的风俗并不仅仅限于海南岛。泰国普吉岛的居民在过九皇斋节时也进行和海南类似的穿杖活动，只是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穿杖活动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以免发生意外。此外，山西临猗县的一些村落在新年庆祝期间也会穿腮。北方受到萨满遗风影响比较大的地区有时也会在节庆时有类似的穿腮活动。如果不仅仅限于穿腮的话，节庆时期进行自伤则更为广泛。起源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过大宝森节。节日期间有人会向皮肤内刺入钩子，并悬挂精美的挂饰。其规模和可怖程度可能还高于海南军坡节。伊斯兰教什叶派则有阿舒拉日，部分信徒会在这天进行自伤，往往要弄到头破血流。而佛教部分派系也有所谓燃指供佛的方法。这类自残的行为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海南岛，只要把目光放大，就可以看出此类行为在过去分布范围甚广，只是后来慢慢缩小。不过海南由于是座孤岛，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诸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思想的影响，所以穿杖习俗并未式微，而是至今尚存。海南军坡节，12个人，6米长钢筋若论动机，一般而言这类自伤举动都是在通过经历极大的痛苦或者做出常人不敢为之事体现自己的虔诚和奉献精神以求得上天保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供奉形式。至于祈福的对象，各地根据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千差万别。就算在海南，也有的公期是供村主的，并不一定和冼夫人有太大关系。至于有些传统中，是要被神上身的人才会进行穿杖乃至觉得腮部奇痒难忍不穿不舒服，在不考虑超自然因素的情况下，应该是强烈的自我暗示的结果。就伤口复原来看，选择腮部也很聪明——由于口腔本来就是个细菌窝，并非无菌环境，免疫系统适应在有大量病原体的情况下工作，所以穿杖较少引发严重的感染，恢复也快。如果他们是在肚子上穿杖，估计这个习俗就会很快由于致死率极高被淘汰了。可能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穿杖疼不疼？生理上说，穿杖作为无麻醉情况下的贯通伤是不可能一点不疼的。但是无论穿杖，还是其他的自残仪式，在多数情况下会采取比较巧妙的方法来降低疼痛感。自我暗示是一种，穿杖的部位也相对科学——避开了感觉最灵敏的嘴唇部位。其他各种自残仪式也很少对感觉灵敏的手部下手（燃指供佛是个显著的例外）。总之，既然被烈火焚烧还能趴着一动不动这种“生理上不可能”的事情邱少云烈士都能做到，那么海南的男子汉们忍受一下穿杖的疼痛应该是毫无问题的。乾隆是汉人的传说一定是不可靠的。在各种关于乾隆汉人的传说中，雍正已知道乾隆是所谓汉人的儿子，要拿自己的女儿和陈阁老的儿子掉包。这个情节首先便不符合清代满族皇室对血统的看重。像满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十分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且雍正换子的情节发生时他只有三十四岁，求皇子的动机完全站不住脚。关于乾隆是汉人的传言，最早可见于晚清天嘏所著的《清代外史》，书中一个醒目标题便是《弘历非满洲种》。后来，由于民国时期各种传奇小说的畅销，很多人便把乾隆汉人身世作为一个夺人眼球的历史噱头进行加工。该传言的基本判断是，乾隆常穿汉服，写下一些怀念父母的诗句，加上雍正与朝臣陈阁老的关系，推断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这一传言后来又因为金庸《书剑恩仇录》的演绎而流传甚广。76版和09版的《书剑恩仇录》电视剧的乾隆都由郑少秋扮演而实际上，就连金庸本人也公开澄清，自己的这段小说情节完全是杜撰的。之所以关于乾隆身世的流言在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主要是因为在排满思潮盛行的当时，对帝王形象的解构成为民间的趣事。版权声明大象公会所有文章均为原创，版权归大象公会所有。如希望转载，请事前联系我们：bd@idaxiang.org知识 | 见识 | 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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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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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问真答：中国象棋是怎么来的｜大象公会
中国象棋的起源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国际上一般认为，约公元 6 世纪出现在印度的“恰图兰卡”（chaturanga）是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将棋等象棋类游戏的共同起源，其中王、士、象、马、车、兵这几种棋子的布局和走法均已成型，后来的象棋游戏系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恰图兰卡传入波斯的恰图兰卡变体这个观点并不被中国学界认可，他们长期坚持认为，中国象棋起源于中国。唐朝”宝应象戏“被视为中国象棋的雏形，与之相应的有三处文献证据：其中最为详细的记载出自唐传奇《玄怪录·岑顺》，小说的时间点在宝应元年。其中“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步卒横行一尺“的表述与后世象棋相当接近。不过，《玄怪录》一书的原本久佚，后人搜辑的版本较杂乱。其中《岑顺》一篇，实际上出自宋代《太平广记》卷三六九，注释标明“出《玄怪录》。“而清朝康熙年间《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卷三一八引录了这篇小说，却没有题目。与《玄怪录》大约同时期的白居易组诗《和春深》第十七首中，有”兵冲象戏车“一句，钱钟书认为两者说的就是同一种“象戏”。另外，元代释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中，有“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牛僧儒用车、马、将、士、卒加砲”的记载。综合文献来看，唐代象戏应至少有马、将、车、卒四种棋子，可能还有“砲”。因无实物出土，更多细节无法确知。一枚宋代铜质棋子，其背面（右图）刻着一头象，可见象棋的”象“确实是大象，而非很多人认为的八卦五行之“象”“宝应象戏”起源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象戏”、“象棋”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很久，中国就有了这两个名词，但要么词义、玩法或构造与后世象棋大相径庭，要么细节不可考。至于为什么公元 8 世纪突然出现的“宝应象戏”会和之前印度的“恰图兰卡”如此接近，中国学界似乎并无答案。国内对“印度起源说”的严肃回应，只见于宁波大学张如安教授 1989 年初版的《中国象棋史》一书。作者自始至终都把印度的这种棋称作“四角棋”，一种四人互弈、需要掷骰子来着棋的“博戏”，并论证道，如果这样本质不同的博戏都能成为象棋的起源，那么把中国上古时期就风靡的各种带棋盘、棋子的“博戏”视作象棋起源也并无不妥。但实际上，“四角棋”并不是恰图兰卡，而是其在印度本土的变体——“恰图兰加”（chaturaji）；况且就算是恰图兰加，其棋子、布局、走法与象棋的相似性，也远超中国上古诸如六博、弹棋、北周象戏之类的游戏。恰图兰加如今，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印度棋类游戏传入中国早有先例。北宋初年晏殊的《类要》即指出，波罗塞戏（双陆棋）就是三国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据说曹植很爱玩。相比起源，中国象棋的定型阶段争议不大。北宋程颢、梅尧臣均有《象戏》诗，前者据朱南铣先生考证约成于 1055 至 1075 年间，其中可以推断出有将、车、马、卒、偏、裨（后两者为汉朝武官名）等子；应当有河界，卒过河界后可斜进一步吃子，与国际象棋类似；有九宫，开局前“将”在中央，可在九宫的八个方向移动。而梅尧臣的诗约在 1059 年，其中可以看出有“猛兽”一类的棋子，可能是“象”。同时代且为程颢友人的司马光则有《七国象戏》一书，其中可以确认“砲”的走法和打法已经与现制中国象棋无异。宋代瓷胎象棋，洛阳市博物馆藏后来，偏、裨这两个分别在“将”两边的棋子合为“士”，取裨的走法：九宫内斜行一格。至于“象”能否过河，两“将”能否照面，不能确定。11 世纪中期，中国象棋棋子总数从 34 子变成了宋徽宗时期的 32 子，即双方均少一卒。▼ 点击阅读原文，向大象公会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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