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常断流、奄奄一息了，而现代的中国，则是一片汇聚了有毒污染的茫茫浊水。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现代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现代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至于说现代中国，自从引进了马列主义这个洪水猛兽，中国人道德、文化、社会风气的败坏更是空前，估计也将绝后。那是一个只讲阶级情而泯灭亲情友情爱情的年代。思想上，只剩下了残酷斗争的马列主义，文化上，全国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社会风气上，那是一个告密、批判、内斗、说假话、做伪证，阴谋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以至成为阳谋，把所谓的五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不当人的社会。也许那时真的是“路不拾遗”，但是极度的贫穷，路也无遗可拾；真的是“夜不闭户”，因为户内没有私人天地与家庭秘密，即使闭户，革命派红卫兵也可以随时破门而入，因而闭户实在是多此一举；那时当然也没有多少盗窃行为，至少没有今天这样多，但是，当时却也没有多少可盗的东西，更何况当时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上两棵南瓜都可以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去，人等同于物，甚至连物都不如的时候，是不配谈道德的。当时人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在农村，所有的农民被锁定在固定的土地上；在城里，所有的人却被锁定的固定的单位里，人与人之间是层层等级的依附关系。社会已经不是公共力量的代表，而是没有最小活动空间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少了几个盗贼却不一定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平高，因为关在铁笼子里的狼不再咬人，不能说明这狼没有了咬人的天性。更何况当时人们在唱高调的同时又是怎样地在残酷地摧残着自己的同类。
中国的奴文化和奸文化
国人最普遍的一面，国人几千年文化养成的基本性格，即奴性与奸性，包括无数的评论家，所谓的智者，所有的领导人都共同具有的性格而不自知，真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所谓的奴，从字的表面看，又是一个女人，所谓的奸从表面看，是干了一个女人。如果将“女人”的表面意义推广，就是一个下等人，也就是说，奴是下等人，奸是玩弄下等人的人。这个性格，涵盖了中国历史，现代，包括中国的行政司法和教育。
将下等人的奴延伸开来，也就是被玩的人，甚至不得不被人玩弄的人，凡是奴隶，只能是下等人，不能问上一级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以及对不对，更不能问上一级的决策情况和财产情况，不允许有知情权，还要偶尔为上一级的决策失误承担全部责任。但凡奴隶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都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上一级或者更上一级的强奸自己获得的快感后，提携自己来获得。于是社会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奴隶。从事农业者，可以称为农奴，给工厂或者公司打工者，称之为工奴，从事与教育者称之为师奴，从事于行政者，称之为官奴。当兵的人，可称之为兵奴，经商的人，向来是官员的奴隶，称之为商奴。
与奴相对应，奸也就是玩弄别人的人，有奴就有相对应的奸，管理农民而获得利益而产生快感的人，可以称呼之农奸，管理工厂而压制工人获得利益而获得快感的人称之为工奸，管理教育获得利益而产生快感的人称之为师奸或者校奸，管理官员获得利益而产生快感的人称之为官奸，管理商品获得利益产生快感的人称之为商奸（所谓的奸商）。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基本都是奴的状态，不能成为奸者，称为奸的人，都是奸和奴的两面性，一方面去强奸别人，另一方面，有被上面的人物奸污。甚至在奸横行的时代，不是被奸，而是主动送上去要求被奸，以获得被上面的人得到快感来提携自己，以便自己将来能奸更多的人，也就是通奸吧。所以奸者几乎全部处在奸别人和别人奸的分裂状态。
因而既然是奸者，强奸奴而获得利益产生快感，无论是强奸或者通奸，总之是出卖奴的利益来获得的。于是中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奸者。现在人经常争论，为什么汉奸那么多，现在看来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管理人员有几个不是奸者哪。只是出卖那些人的利益而以。只是出卖不同人的利益而以。出卖一个民族者，称之为汉奸，如之前的汉奸为什么那么多，岂止日本进入中国，满清，蒙古入主中原，那些管理者不是汉奸阿，让这些奸管理的奴不过是汉人而以。又如力拓案件等等，强奸万民利益而以。强奸英雄的人称之为奸雄，如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
现在强奸人而获得利益的人更无处不在，只不过没有人称他们为奸，实际上本质就是个奸奴社会。奸一个县城百姓利益的，没有人称之为县奸，要不然当领导的为什么那么富有啊，侵占老师利益的没有人称之为校监，如东部沿海某大学，给市政府建体育场花费数亿元，致使老师津贴经常不发放，而美其名曰，这是领导的事情，老师无权过问，这不就是校奸吗。最近网上有人提出，为控制高考加分腐败，撤销所有校长，这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校长都是校奸吗。中国行业之多，其奸不可胜数，作可怕的就是国奸了。以国家名义行奸污之时。如老百姓常说的电话安装费，漫游费等等，依此观之，国奸将万民为奴隶阿。最近，有报道我国拟提取职工工资1.5%-2.5%作为培训经费，这是什么问题，是国家培训万民，还是公司培训员工，还是培训公务员。实际上就是国家收取费用为名，行奸污亿万百姓为实阿。
中国的奴文化和奸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中国的奴文化和奸文化来分析
第一件就是最近沸沸扬扬的俄罗斯灰色清关事件，好像这是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事情，没有听说其它国家也有广泛的牵连，俄罗斯海关贪污腐化不假，也就是说，要奸污商人，商人从此过，留下买路钱，有主人意识的商人，看社会环境不好，可以不去投资，如果想强奸的人，看没有人可以强奸也就会收敛心性，可是国人恰恰是奴文化和奸文化的国家，如果国人都正常通关，即使时间长，时间久了，也就变成了正常贸易，可是国人走捷径阿，送去被强奸而获得快速通过，这是赤裸裸的奴文化的体现吗，其目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在去强奸俄罗斯百姓吗，又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奸文化。这就是相当于俄罗斯官员想贪污，我们马上送上金钱，官员想强奸我们马上送上女人。中国特性的悲哀啊。而凤凰卫视的评论中还在为中国商人叫屈，而我却想说两个字，活该，败坏了国人的名声。
第二件事就是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中国人到非洲去的时候，海关重点检查中国人。其原因是外国人不行贿，人格比较独立，，海关得不到好处，时间久了，自然放行，也就很少检查了，中国人的奴文化再次显现出来，检查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为了快速过关，给些小费，时间长久后，看到国人就抓，以获得好处。这不就是中国的奴文化吗，要求去被强奸的目的是快速过关，其后果是国人到哪里都受到歧视。这和俄罗斯的灰色清关有什么不同吗。
第三件事情就是，随时可见的行贿。从小给幼儿园老师送礼，读书时给小学老师送礼，一直到高中。工作了给领导送礼，号称礼义之邦，实际上就是奴性之邦。以至于现在送小礼都不可以了因为领导要争大钱。就连送小恩小惠的老师来说，都不收小礼了，更何况领导。暑假时，东北同学来电话，说起老师，那里的高中老师给孩子辅导一小时至少300-600元，以至于上课问问题老师都没有时间回答，办辅导班的时候不是复习，而是正常授课，正常上课的时候开始讲题，如果学生不上辅导班根本就跟不上，真是老师强奸学生和家长阿，给领导送礼更不用说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中国的奴性和奸性文化的体现，此文化延伸到国外，就一定会出现上面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
一个奸者不容易生存，可是社会精英全部为奸者，为奸者联盟成立了深厚的土壤，于是同一级别的奸者联盟便宣告成立了，这就是所谓的圈子，为他们相互之间互相强奸民意打下了基础，奴者不敢反抗，奸者回乡团结，也就是回到了稳定状态。
在网上，看到讨论中国性格时，经常谈到以前几个问题，看到几个字眼：和，孝，坚韧，勤劳，中庸，顽强，冒险精神等等，让我们看看这几个字
和，中国人真的讲求“和”吗？国人的和本质上是等级的，和字恰恰表现了奸者联盟的状态，国人常说我们多内狠，对外和，而国家又讲求以团结为荣，说明，和的等级性，和，通常是奴性之间和同级奸者之间的和，对外的和几乎全在奴的眉上，没有看到奸者和奴性之间讲究和谐，中国虽不富有，但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世界之最，你就知道中国的“和”意义，所谓的和不过奸者集团的代名词以及对外的宣传而以
在看中国的孝和勤劳，这本是国人的光荣传统，但千百年的社会已经完全不一样，孝不是单纯上对父母的感恩（如果真是这样，国人之兴），更体现了对领导的孝心吧，外在的表现给领导好处的多少，这时候更多的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奴性。特别是勤劳，更多百姓的勤劳换来的是温饱而以，换来奸者的更多利益，甚至更多的奴者，连个联盟都没有，唯一的联盟还是奸者制定的联盟----奸者的工会。
中国是奴与奸者的社会，怎么会有坚韧和顽强，坚韧如杨佳者，在上海已经被杀头，目前被变成精神病患者，顽强如通化钢铁工人者，已经变成不明真相的人，奴者与奸者的矛盾，怎么能容忍奴者的坚韧和顽强。中国几千年的生存恰恰体现了一个字奴字吧，给蒙古人当奴才，给满清当奴才，反正是奴才怎么当都一样啊。老子说的好，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老子还有一句话“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恐怕这才是国人延续几千年的坚韧和顽强的写照吧，要不然，南京屠杀时期发生过几个日本人看守几千国人的故事了，也不会出现现在的奸者之唯上，不唯奴了。而所谓的冒险精神不过是亿万奴中的几朵浪花而以，构不成一个民族的性格。
让我们看看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不偏，庸不易，这是中庸的原本解释，也就是说在奸与被被奸者把握一个度，说到底，告诉我们奴者也有个底线阿，要不然出现通化钢跌的事情可不是好事情啊。
由此观之，国人的特点无外乎两个字，奴和奸。而国人都非常奇怪，每个人当作奴的时候只是咒骂而不反对，一但能当上奸者，又欣喜若狂，要不然很多大学教授争着去当副处长，国人的耻辱吗？因为副处长也是个奸者，大学教授也是个奴者，这就是根本区别所在，国人就在这奸人与被奸者中生存。我们衷心地希望国人变成一个公民，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奸者变成服务者，每个人都不在被奸，也不要奸污别人，那样才能变成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那时候，谈论中国性格可能更好一些。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人的忠诚与奴性
忠诚分为三种。
一、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主。在中华民族遭受异族的侵略下，那些忠勇之士纷纷拿起武器走向战场。文天祥、史可法、裕谦、邓世昌、左权、马本斋、杨靖宇、张自忠、戴安澜、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杰出的代表，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大忠大义之人。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当中，在“誓死不做亡国奴”和“还我河山”的感召下，无数的，优秀的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信仰、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抛开意识形态和党派的纷争，血染沙场。这些在抗日战争中的忠诚之士尤为显得弥足珍贵，正是这种忠诚才是我们国家、民族经久不息，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源泉和动力。
二、是对上级的忠诚。这种忠诚在中国其实质就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臣民服从皇帝，女人服从男人，人民服从国家，请记住：我在这里说的是“人民对国家的服从，而不是国家服从于人民”，这里有着天壤之别，请大家不要混为一谈。这种忠诚是以统治阶级，或以某一小团体和党派的利益（打着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的旗号）为准绳，一切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主，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这里是次要的。
三、是对皇帝的无限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说是没有立场，没有主张。这种忠诚是盲从、愚忠的代名词，同样这种忠诚里奴性的成分在这里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些人分不清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与皇权利益的区别，认为对皇帝和对领导的忠诚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思想，一切的一切均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行动标准。这种忠诚不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而是将这种忠诚转化为对个人（皇帝或领导）的忠诚，这些忠君爱国的干国的忠臣良将里，奴性要比忠诚大很多。你无法分清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奴性。
岳飞对宋高宗的"愚忠"，袁崇焕对大明王朝的刚烈，关云长对刘备的义都是津津乐道的，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但这些或多或少是出于对君王的奴性。
在“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里，你无法向你的上级（皇帝）提出任何违背皇帝旨意的异议和想法，哪怕你不顾个人的荣华富贵，不怕自己遭受灭顶之灾，真心实意的为国为君。因为君王是那时国家，民族的代表和化身，皇帝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皇帝的思想就是就是国家的体制。一句话：皇帝就是这个国家利益的象征和代名词。因为；君王的喜怒成为你是否忠诚的唯一判断标准。因此那些忠臣和奸佞臣子的下场就有不同。
那些我们认为的奸佞臣子，是误国误民的乱臣贼子们都是奴性十足。他们为一己之私，扰乱朝纲、坑害黎民，将国家推向灾难当中，在他们的心理没有国家利益，没有民族大义，一切均已皇上的好恶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唯一标准。可是一当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遭到皇上的威胁（罪有得），他们所采取的是：一、像那些忠诚良将那样引颈迨戮。二、起兵造反，三、投奔外国举家叛逃。除第一种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忠诚外，其余的他的忠诚也和他的奴性一样荡然无存，因为不管是造反也好，叛逃也罢，他们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反抗的骨气。
而那些忠臣们，在自己一心为朝廷，为皇帝、为江山社稷，辛勤操劳。可是当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些忠良之臣遭受不白之冤之时，他们不是反思国家和朝廷（皇帝）的体制，不敢指责朝廷的混暗，更不敢谩骂皇帝老子。除了咒骂那些误国的奸佞臣子蒙蔽圣聪以外，就只剩下一味的喊冤了，他们连一点点的反抗的骨气都没有。就像水浒里的宋江一样“只反贪官，不反朝廷”可谓是奴性十足。可是当朝廷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将那些遭受不白之冤的忠臣们平反昭雪时，在他们的那不是涕泪横流就是高呼：“吾皇乃当今圣贤明君”他们对皇帝的奴性远远的要比他们对皇帝的忠诚还要高。
还是以岳飞和袁崇焕举例，岳飞的“精忠报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他的结局却是很悲惨，风波亭一家三口遇害，到死从岳飞的嘴里也没有说出对皇帝有怨言，其实害死岳飞的就是他的愚忠，愚忠在这里等同于奴性。这里岳飞的奴性远远比他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大很多。在这里我丝毫没有任何贬低岳飞成为我们民族英雄的意思，我只是做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袁崇焕虽然也是大明王朝的忠烈干臣，但是他的忠诚要比他的奴性大，袁崇焕到死也没有像崇祯皇帝认错，忠诚当中透着一股冲天的傲骨之气。
因此：忠臣也好，奸佞也罢，在他们的身上忠诚与奴性那个占的成份更高，你能分得清干吗？也许在中国这个特出的国家体制当中，忠诚与奴性是这两者合二为一的产物则更为恰当。
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制度，因为地域、环境及统治者的原因，经过漫长的时间非但没有削弱，相反还得到了加强与不断地完善，奴性成为社会、制度的思想主体，个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这些因素自觉或不自觉的左右、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精神面貌：
　　1、大一统思想。秦嬴政兼并六国后，统一文字、度量衡，车同辙，设立郡县制（此制源用至今），收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十二（是为解除对立的武装隐患），同时，焚禁书，放弃先秦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措施，于巩固国家统治固然有很多好处，但于治下之人民却是灾难。
　　2、佛教的传入。佛家思想中的“忍让”、“宽恕”、“命中注定”本是佛界悟道修行的善举，传到中国，其教义非常符合统治者的意图，与培养奴性的思想不谋而合，陈胜吴广喊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统治者则以“富贵有命，生死在天”来应对，成了让人隐忍、屈服、认命、放弃抗争的一味精神麻醉剂。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尊佛、扬佛德原因之一。
　　3、儒家思想。起初，仁义，是反战的，还有礼义廉耻等，于教化人民是有好处的，汉以后，修改过后的儒家思想进入统治阶层，从此，忠孝节义，忠孝成为子对父、妻对夫、下对上、臣民对皇帝的忠孝，统治者始终将忠君爱国等同，并且摆在首位，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无疑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将人民变成了正真的奴隶。明代，更是将奴性发挥到极致，强化了中国人的奴性。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不朽，并从此一步步走向落后。
　　4、异族入侵及残酷统治。蒙元将天下人分为四五等，中原汉人及南方汉人为中华主体，却成了四等人，比及大屠杀在肉体上消灭汉人，思想上的摧残和屠杀精神更加可怕。“抗争者死，归顺者存”，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汉民族的主体部分，已经不再具有血性，也不再是强势民族，只与奴才、懦弱、自私、麻木、忍让等词相关联。另一个异族则是满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文字狱、禁海令、闭关锁国两百多年，使国人成为地地道道的奴才，时间之长久，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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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以后的几千年，对于民族奴性基因的培养，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其中，尤以蒙元、满清为最，在世界发展史上，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惜，因为满清而彻底夭折，落后击败了先进，野蛮战胜了文明，并且结出了变异、苦涩之果。
　　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到了孙中山时代，才得以被打破。现代、文明、进步的思想，第一次真正传入中国，孙中山及其民主主义者们，以自救方式，挽救了濒于灭亡边缘的民族，精神思想上，似穿越到2000年前的先秦时期，与诸子百家的局面颇为相似，只恨这天来得太晚。不过好景不长，袁世凯却又当上皇帝，这就是顽强的封建势力的反扑，毕竟它存在了2000年，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反反复复，不断地斗争，皇帝不在了，封建帝制的思想、奴才的思想，却从未断绝过，消亡过。就像人病后多少有后遗症一样，行进的机车急刹车，多少会有惯性。国人的奴性基因，也不可能很快根除。当年的“南京大屠杀”中很多国人的表现，就是此惯性的延续，屠杀前后民众的麻木的奴性，激起了日军屠杀的兽欲，与满清之屠城何其相似?!远不如文天祥负少帝崖山投海自尽，死得伟岸、壮烈与不屈，“崖山之后无中国”，乃是正解，此“中国”非指国家之疆界，而是比喻为民族曾经受人景仰的信仰、气质、气节、精神之所不存亦。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人里面，很多人的心中，奴性的东西根深蒂固，无法抹去，奴性已经变异成为变态的追求官场、金钱、等等一切让人舒适享受的东西，而当这所有的一切，（我们从来不反对用正常的劳动，合理的获得升职、金钱、地位。。。。，）用正常的方法不能实现时，他们便拿出老祖宗流下来的家当：放下尊严、个性、初衷。。。。。。用奴性、极端的自私去换取一切所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环境，有奴才繁衍壮大的温床，国人如不精通“小人之道”、不懂奴才哲学、不研读“厚黑学圣典”……试问，能有出头之日吗？------没有！……好的、自信的、积极向上的东西不能发扬，皆因人人自私自顾，（典型的奴才处事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难临头各自飞”，殊不知，人类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就像网络流传的:总觉得身边的事情跟自己无关，然后。。。。。到最后，就像温水煮青蛙，终于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大意如此）
　　所以、科学、技术、经济、、GDP、衣食、住房、哪一样是最重要的？我看都不是，那是什么？是思想、精神。人的精神、思想面貌是第一位的，当年鲁迅弃医从文、孙中山弃医从政，皆因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思想、精神的革新与洗礼，国民将只是二流国民，国家也将只是二流国家，将不会有前途、有希望….
　　从形式上讲，封建的奴性的似乎已经不明显了，但是骨子里面，各种既得利益体、官场、各行各业。。。。。均已被这种奴性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所占领，中国的经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是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精神上的诟窒，严重迟滞、阻碍了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健康发展，建立真正的民主的，自信的，合理的人民平等的国家之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
　　所以，很多事可以慢慢来，唯独根除奴性，才是当务之急。
&青史如歌，士风浩荡，为何两千年后世风日下？
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是岳飞的忠，还是文天祥的节？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否也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种。但是，还有两句名言，在中国就是农村的文盲老者都知道，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和“自古忠孝难两全！”，愚民黔首大多是从自古以来各路戏曲对民间的教化而得来，是帝王统治者的需要。值得玩味的是，正是这两句话，一下子把几千年的教化谎言直接戳破。那么，我们不仅又要问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
这无疑需要回到那个历史上最早的虎气腾腾的时代——春秋战国。那是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包括其后两千多年，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思想方面，都不曾超越的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百家争鸣，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种不同学说流派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其灿烂、其多彩，在我国学术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也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邹鲁（山东曲阜）是儒、墨的发祥地；三晋（山西翼城）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的摇蓝；而燕、齐（河北北部、山东临淄）是阴阳家的诞生地。&&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既是中国文明的启蒙史，也是文化形成的黄金期，既是一部英雄史，也是一场人才的争夺战。在这场延续了五百五十年的战争，造就了无数传奇伟烈火的英雄，也就是一个传奇的群体——战国国士。在七百诸侯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战国的士的故事，而士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使中华成了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幸存者，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和激励下，中华民族几千年风风雨雨却巍然不倒。士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那么，什么又是士的精神？自古帝王统治，儒教为衣，法家为里，宣仁政以愚民，行霸道而治众，这是官家的士。而这一切的手段和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民间暗自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士。有人可能不信，且听我追本溯源，慢慢道来。&
“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是春秋战国时代士风的一个主要标志，战国四大刺客，哪一个不是为了知己或者他们自己以为的知己而死？但是他们造成的后果，却是任何统治者都不愿看到的。虽然《史记》为他们留下了一篇《刺客列传》，可是后世再也没有为他们大作宣传，反倒有“荆轲去，秦兵来，燕国亡”的说法。但是古代帝王又不能明白地禁止这种行为，因为“义”也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于是把“义”引向“忠”，大力推广“忠”的宣传。要人人都作忠臣，为一个人服务，那就是皇帝。皇帝就是每个人的知己，为皇帝办事，就是干些鸡鸣狗盗的事也是壮举，可是不为皇帝而为其他什么人办事，就是做得轰轰烈烈，也是不义之举。可是从赵氏孤儿到大刀王五，这种士为知己而死的事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士之风、士之骨、士之气节，生命力之强，竟然是统治者两千年都消灭不了的。&
再说“孝”之道。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一部分，也是几千提来一直传承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封建君主大力弘扬孝道，因为这样有利于统治。所以才有了历史上动辄出现皇帝听命于太后的局面，而皇太子要想作皇帝，谋反是没有几个能成功的，就是成功了，也要落个千古骂名，连唐太宗都不能幸免。可是皇帝自己说要行孝道，那是哄哄老百姓的，在利益权势面前，什么都可以不要。可是老百姓是不能大行真孝道的。因为老百姓不能只对自己的父母行孝，还要对帝王行孝，那就是“忠”。如果忠与孝发生了冲突，就只能先尽忠而后行孝甚至不能行孝了。如果国家征你去打仗或者修长城，你说家有老母不能去，对不起，你不忠，是大罪！如果你父亲要造反，而你不检举或者不将人人得而诛之的叛逆杀了，也是不忠，是大罪！所以才有了：“自古忠孝难两全”之说。儒家思想里，至少在孔子的说法里是没有忠孝的理论的，可是孟子要先进一些，血性一些，嫂子落水，要救，这时就不能管义和礼了。但是孟子也没有说忠孝如何两全，毕竟王权大于天，学说要发扬光大，就要维护王权。所以秦始皇要坑儒，因为法家不讲忠孝，只讲法，人人要守法，而法就是皇帝，这样要直截了当得多。可是汉武帝要讲儒，因为他上面有太后，还有太皇太后，他要讲孝，当然，不会真的不顾皇帝尊严和统治。所以，儒为衣，法为里，开创了一个左右逢源的好办法。于是汉武帝以后，帝王们无不尊崇儒家，愈演愈烈，到了宋朝，封建理学达到了一个高峰，中国也跌到了一个谷底，从此千年以来，难以翻身了。&&&
可是帝王们非常明白，儒家要用，不能真用，法家才是真正顶用的。多少朝代过去了，发明创造越来越少，但是法律却越来越全了，对付谁呢？是那些老百姓吗？不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善良的。只要米缸里还有一粒米，也是不会造反的。就是真的没有米了，也要看看朝庭会不会发善心来赈粮。确定没有活路了，才考虑是不是造反，就是要造反，也要看看有没有人起头，有了才敢响应。这时，士，就登场了。鼓动黎民，揭竿而起，千里征战，改朝换代。然后再以儒教为衣，法家为里，宣仁政以愚民，行霸道而治众。
士是什么，士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骨血刚烈的作风。几千年来，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无法衡量的。士起于春秋战国，至清朝而没落，但是士风永存。
春秋战国的士，是一个社会阶层，高于平民，而低于贵族，在春秋奴隶制时代，有“士农工商”的排序，所以应当说士在当时，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个阶层，但这也只是个出身问题。也有一些人不是出身于士，比如奴隶出身的商鞅和百里奚和出身商人的吕不韦，但还是被称为士。那么士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理解中，士，首先要有士的形，然后有士的神，再有士的志，最后有士的风，才能称为士。
士的形是什么，那就是剑。不论你穷不是富，身居庙堂还是藏于山野，没有剑，或者不会用剑，就不能称为士。不论你的剑是雕金刻玉，还是破铜烂铁，都必须有剑。所以有寒士如冯欢，穷得连剑鞘都当了，腰上也只有一根草绳，但是剑，没有剑鞘的剑还插在草绳上。后来有倭国仰慕天朝战国士风，也学着装武士，身无长物，但长短两把剑就是身份的象征。长剑是杀人用的，短剑是自杀用的，其实只是对战国国士的粗浅模仿。这里我把战国的士称为国士，因为春秋的士，其风骨还在培养过程中，就有几个如专诸、要离这样的烈士，管仲、商鞅这样的谋士，但是士之大义，还是在战国时代才更趋于善境。所以说士，还是要说战国的士。不论是谋士还是策士，不管是勇士还是智士，大多是在为各诸侯国效力，可统称为国士。国士必须带剑，哪怕永远没有用剑，也不能没有，剑既是用来杀敌的，也是用以维护尊严的，更是一种精神和血性的象征，剑，就是士的形。
那么士的神又是什么？士的神就是勇气和智慧，而且是勇气和智慧的完善结合。当身临战阵，自当拨剑相向，浴血奋战。但是在战争之前，国士们更应当依靠智慧，或将战争消弥于无形，或者通过各种政治和外交手段，使战争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占据主动。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则国士就应披坚执锐，尽心尽力保卫家国，效死沙场。
就以崤之战来说。秦穆公要越过晋国去攻打郑国，但是蹇叔反对，因为他已经预料到战争不能胜，因而不惜杀头极力阻止，这是一种士：策士。秦穆公东进心切，不听蹇叔之言，遣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出征，这三个人后来在崤山打了败仗。但是从晋国逃出后，又带兵出征，后来终于血洗耻辱，也是一种士：勇士。晋国先轸见到战机可用，力劝晋新君襄公不顾晋文公丧葬期间不能打仗的规矩，毅然出兵袭击秦军，先轸可说是士中的精品。而另外一个没有出身名份的智士，就是郑国商人弦高。弦高贩牛途经滑国，判定秦军将袭郑，遂假托奉郑君之命，犒劳秦军。孟明视等认为郑已有防备，遂放弃攻郑，灭滑后撤兵。弦高没有一兵一卒，但却成功地利用形势，以高超的表演艺术和不怕死的勇气，保住了自己的国家。虽是商人身份，但足以傲视春秋之士了。
到了战国，士的故事更是精彩，士的神，也更加鲜明。如蔺相如那样的智勇双全者比比皆是。他们的勇气和才智，即使现代，也足以令人称奇。那么这些士，能有这样的才学，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吧？他们要想在历史上大书一笔，没有多年苦学历练怕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他们能付出那么大努力，有那么强毅力呢？是什么驱动他们努力学习而有所作为呢？这就得说士的志了。
战国的士，学剑、学文、学纵横、学兵法、学法治、学术算、学天下形势、考天文地理，调查民情、观摩战争，可以说所学极杂，用功极苦。但是他们仍然攻读不已，凭的就是一腔热血，志向高远。士的志，在战国而言，就是扶助明君，拯救黎民，出将入相，青史留名。也不是每一位士，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也有的人，只为个人名利，而不计他人死活的。比如白起，虽然称得上是一代战神，但是杀人如麻，全没有仁者之心。而乐羊子为了攻下中山国，不惜喝下自己儿子的肉羹；吴起为了当将军，竟然杀了结发妻子。这些人也是士，可是他们的行为在今天就是赤裸裸的犯罪。但是放在那个年代，在中华大统一的思想形成以前，他们的志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是不难理解的。但也有的人，志向就是要把所学才能，向最赏识他的国君展现，使自己所学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作用。这里面有代表性的应是孙武。他发现吴王对他的器重，因而为其效命，率吴国三万军队败楚军三十万，助吴国成就霸业，但是他却并不贪恋权势，于功成后悄然引退，虽无金玉满堂之惠，却也成就了孙子不败之名。可见孙子之志，不在高爵厚禄，不在将相之名，只在于将满腹韬略加以实践，为后世留下不朽的十三篇《孙子兵法》。而在我看来，春秋战国志向最大的士，恰恰是不是士的士：秦王嬴政。他不是士，但是比所有的士包括他的老师吕不韦还要象个士。战国末期，已经有许多人不甘于只做各诸侯的臣子，而是有了做一方诸侯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天下在战争中统一，而后仿效周武分封天下，就可以不再当士，而变成士的主公。许多投奔到秦国的人就是这样的想法，吕不韦尤其精明且野心勃勃。但是他为秦国强??。那就是他带人编写的《春秋》所造就的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嬴政。
嬴政比他老师的志向更为远大，而且嬴政周围的士，更是战国士中的精品，所以能战胜六国的士。六国的士太多太强了，从《过秦论》中可以看到的就有“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但是秦王还是毫不犹豫地扫除了他的所有障碍和同道，成为中国第一个皇帝。他的壮举，在《过秦论》中有一段最好的诠释：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这就是秦始皇，为战国士的历史拉下帷幕的战国最后的英雄。自始皇帝以后，战国的士的历史也就划上句号，从此无人超越。
士有了形，有了神，有了志，也就有了士的风。士的风一旦形成，几千年或明或暗的士的骨血就代代传承了下来。那就是高贵、自由、忠诚、坚忍。士的高贵，使他们不能从事他们看来低贱的劳动，不能耕种土地，不能做工，更加不能做买卖。他们只能依靠他们手中的剑和胸中的才学来换取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士的自由，使他们不会拘泥于陈规陋习，而是象西门豹一样奋发图强，除旧布新；象李冰父子一样战天斗地，征服自然。士的忠诚，使他们可以轻生死而重大义，为他们认准的目标而奋战到底。而要实现目标，坚忍，就是他们必须具备的素质。孙膑为了复仇，能够忍受酷刑，装疯卖傻。蔺相如完璧归赵，又在渑池会上智挫秦王，有大功于赵，却为了赵国的安全，宁可避让于廉颇。这就是士，越来越强大而完美的士，战国虽乱，而士风如玉，刚烈、高洁、集“仁、义、礼、智、乐、忠、信、天、地、德、道”于一身，且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看罢东周列国，禁不住掩卷长叹，这战国士风，真是荡气回肠，令人神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也。
战国之后，在秦汉这样的大统一中央集权专制之下，士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被一步步地压缩，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耀。皇帝不再象那些诸侯一样需要士的帮助，皇帝只需要俯首帖耳的臣民、忠贞不渝的军人、和在儒家教化之下安于天命的愚民。而高贵、自由、忠诚、坚忍的士，反而容易成为皇帝统治的障碍。于是有骨气的士被杀掉了，仅仅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士才进行了一次绝唱。为了阻止民间有才能的士再进入统治集团，从汉到隋，千年之间，尤其是宋朝以后，门阀制度盛行，使民间才俊再不能列于朝堂。再以儒家统治思想，罢黜百家，任何自由的灵魂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打压。并有意识地对天下能人进行教化，让人人都认为，学剑者，不过一武夫，只能学文，而且是学孔圣人之说才是正道。朝堂上的士，渐渐演化成了贵族文人的代名词，而这种“士”，是不剑而手执扇子的，是可以高谈阔论遇到事情没有主张也没有胆魄，往往反倒需要美人去救他们的百无一儒生。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读书好”，能考上状元。而原来执剑的士的精神，在这种新的“士”的骨血中，荡然无存。
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两千年！
两千年前，青史如歌，士风浩荡！
两千年后，士文而不武，渐成士大夫！可悲可叹！
有趣的是，在东海对面，有一个蛮夷之邦，号称“日出之国”对中华国士景仰无比，也照猫画虎地学起了武士。一样不种田，不做工，腰插两把不太直的剑，长的用来杀人，杀一切大名让他杀的人。短的用来在失势时自杀。只是他们只有士的武，却无士的谋，更无士的仁心和大志。只不过是学了个皮毛而已。但这些倭族武士，却也有先进的一面。就是当他们学着中原士大夫开始抓起扇子时，却没有丢下剑。依然保留着杀人的本事，也就同时保留下了一个种族能够存在下去所必须的尚武精神。
但是中国的士，却无可奈何地没落了。好在士的精神也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民间仍然有无数仁人志士，在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中书写着士的历史。士的骨血，使中华在数次大的外族入侵面前，总能出现英雄而使中华千年不倒。可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中华英雄自相残杀，以至被东北一隅的满清嫖窃了江山。而满清总结历代外族不能占据中原的原因，就是中华士风的存在，使英雄总能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所以，满清开始让自己表面地汉化，借以收拢人心，又在文化上对汉人进行大清洗。收天下之书，假《四库全书》之名，而对汉文化进行扭曲删改，把士的文化彻底删除，而变为他们乐意的奴才思想。他们是成功的。汉人们不再以光复河山为己任，反而以能入旗籍而成为奴才为荣。再把史书重写，诽谤明朝，使反清复明之士后继无人。
士人做不做武林高手，对中国民族性格有影响吗?在我看来，这不仅有，而且还不小，我们设想如果李白不习剑术，身体虚弱无力，我们还能想象他会有那种大鹏一般雄浑的气概吗?虽然心理上的勇气并不完全依赖于身体的强壮，但是，身体上的虚弱往往会减弱一个人精神上的气魄，减弱一个人的勇气和心理力量，这却是一个确定的倾向。京剧小生那样柔美的男性，可能会心细如发，但是在决断力上，一般的确是比较差的。读书本身，也许并不需要强壮的体魄，但是一个人要从事实务，却不能没有一个至少比较强健的身体。因此，文士们身体的虚弱化，总体上也必定导致了文士决策上越来越偏于怯懦化，导致了文士经略实务上越来越能力弱，或者说文士的行动力越来越弱。中华民族之积弱难振，也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明万历年间，倭寇丰臣秀吉，亲率二十万所谓“战国武士”入侵朝鲜。明朝在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仍然能毅然出兵，以四万军队将二十万武士从鸭绿江一直赶到汉城，最后再增兵将倭寇迫入大海，还要在海上将最后一支敌军——小西行长部万余人尽数歼灭。史称“壬辰之战”。三百零二年之后，倭寇再度入侵朝鲜，清朝出兵，被倭寇从平壤一直追到鸭绿江。而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战果的倭寇越过边界，历史上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国土，一直打到了旅顺，并屠城三万人。史称“甲午战争”。
好在明代出了个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民族性，使之没有更衰弱下去。王阳明自己善于射箭，在和军人比赛时，曾经以三箭都命中红心的成绩令士兵惊叹，虽外表瘦弱但实际强壮。王阳明的遗风，影响了曾国藩以及后来许多士人，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不忍再写。士若不再，中华就会灭亡。喜峰口和卢沟桥那些手执大刀的士兵们却重新拾起了远古士的精神，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英雄们更把这种精神进一步升华。中国又有了士。虽经“文革”士风渐淡，改革开放士风日下，可是只要还有一个中华的士，我们这个民族，就必然还有复兴的一天。对于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士为国家和民族而生，士为中华之掘起而存，士为尊严和荣誉而战，士为名节与大义而死。
当今之世，才能卓异之士，应该力排宋代之后文士的颓风，恢复从孔子到李白诸多古士人的武勇精神。
士人的身体强，则利于强其精神，士人的精神强，则利于强我种族，强国之梦，必从强民开始！强民必从强士起头！
青史如歌，士风浩荡啊！才会看到希望！中华掘起之风啊，看民更看士！民强则士强，士强方能国强！
在近代，中国人被“解放”后，著名的头脑政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自由，不直接从人自身的权利之本明说，而以“花”假喻，真是耐人寻味！如果你不觉得奇怪，那么，对于听说或经历了“文革”的人，恐怕不会不知道“大毒草”的份量。
以“花”说事，以“花”传神，以“花”明志，这在中国有千余年的历史。因此，有教养没教养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对教养的理解。
再，诗的教养理解或诗的没教养看法：
《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两首著名的诗是入了现在的教材的，它的作者正是唐朝以秀才身份造反夺天下的黄巢。
到了道德已经虚伪到极点、阴谋诡计盛行的宋朝，也有与黄巢同穿一条裤子的一首著名的诗：
《西江月》
自幼曾攻经史，
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
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
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
敢笑黄巢不丈夫!
说实话，这诗写得比较差劲，在艺术上根本不能和黄巢的言志诗相比，不过以宋朝社会的斯文扫地，也能够理解作者毫不遮掩、口吐血腥了。
到了20世纪，也出现了一首著名的言志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报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当时学校规定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为《言志》，学生们写的大都是些尊孔读经、追求成名成家的内容，而青少年的毛泽东满腔热情地迸发出自己傲视天下、指点社会的气概，在入学考试时写了这首《咏蛙》。当时的校长李元甫及监考的国文教员惊呼：“我们学校取了一名建国大才。”这不幸言中。(清末英山名士郑正鹄也有类似作品：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稍有一定思想素养的人都知道，今天中国人的理论和思想高度，远不及两千年前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高度，那是一个百家争鸣、巨匠列出的时代，今天我们中的谁敢拿出自己的有点体系甚或是有点特点的东东，和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比一比呢？那是一个中国文化大出智者和出大智者的时代，是一个让我们今天惭愧和羞赧的时代。
遗憾的是，从那以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突然就消失了，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道德主义与阴谋诡计相伴随、道德主义为明纲阴谋诡计为隐手的时代。以至于到宋朝，这两套东西连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信了，中国社会完全变成了阳一套阴一套的两张皮，中国文化沦落到了元、清两度败亡的境地。
两千年前，中国文化曾经很辉煌、很阳刚；但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一步步阴柔以至于阳萎，思想被宰杀，精英被屠光，以至于到了宋朝，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文明、反生命的学说，登峰造极的道德主义和背地里彻头彻尾的阴谋诡计，把中国人变成了遍野的群氓。关于这一点，林语堂就更是说得明明白白：“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梁山的造反者需要秀才，需要文化的旗帜，但是，走不出道德主义的宋江能把“弟兄们”带到哪里去呢？最后仍然全部变成了道德主义祭坛可悲可叹的牺牲品和阴谋主义绞肉机无底洞般的无声无息的肉沫。
即使在亡种的危境下，背部刺了“精忠报国”的岳飞、岳飞一家和岳家军结局如何呢？鲜血流尽、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如何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完全是道德主义的虚伪、欺骗之术和群氓的自我安慰，事实上从刘邦开始就是“流氓者得天下”。
两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没有文化了，因为已经没有人本了，所谓的人本已经完全成为了帝王和御用文人的诳言，已经完全达到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骗你没商量”的至高的境界，两千年来思想者的被消灭、思想创造的“文化”断流已经使人性走向了全面的阳萎，而变成了遍野的群氓——你，以为不是吗？
看看我们今天的大学，看看我们今天的学术，看看我们今天头脑精英的命运……
看看趋之若鹜和结盟抱团的腐败与垄断，想想忍气吞声的沉默与麻木，观照从东到西的乱语，思考从南到北的胡言……
时代的今天，确实发展了，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心眼大。古人说：得文化者得天下。今人讲：得人本者得文化。但无论如何：群氓终究是群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类子人除了会假传“圣旨”，有点滴所谓道德唾沫、情绪喷发以外，什么理法也不懂？
斯科特发现，由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记录的历史中，几乎不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除非他们对国家构成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农民的反抗，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运动。斯科特从底层视角看去，发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政治行动太过奢侈，风险巨大，实为稀少。即使罕见地成功了，结果也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因为那往往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一些琐碎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他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农民，但也在书中举例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偷猎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在法国，左拉曾经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
斯科特另一个理论是“隐藏的文本”。简单地说，就是指桑骂槐，声东击西，皮里阳秋，阳奉阴违。千百年来习惯于在权威之下生活的中国人，对这一套再也熟悉不过。在网络空间中，它被又一次放大。
此前，我跟着斯科特的理论去理解最底层民众的行为。现在我发现，任何人在强大的权力面前，都可能拿起“弱者的武器”，在琐碎的冲突中，进行着日常的反抗。中国众多网民的做法，显然也在此列，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于斯科特列举的那些不体面行为。
这，才应当是“中国人没有教养”的根源。
摘要：什么是“文化赤字”？就是在文化上，中国纯为“进口”国，或“出口”比“进口”少得太多。例如以图书进出口而论，与周边国家，比例为10比1；与欧美国家，比例为100比1。据说，最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很长历史以来，脑袋里根本就没有思想，中国人也根本不会思想，甚至也不需要有思想。
真、善、美三个字，中国人最不擅长讲的是“真”字，其次是“善”字，反之，中国人最擅长讲的是“美”字。这还得归功于孔子以来的中国历代儒家文人的修为，以及他们在两千多年中的顽固坚持。
“真”是什么？是真理、规律、逻辑。
“善”是什么？是善法、有效的理论、知识、方法、工具、技术等。
“美”是什么？是美德，在中国，是人们在家中、在家天下中的私德，孝悌忠恕；在西方，是人们在公共社会中的公德，平等、民主、自由，以及信仰、求知和爱人的精神。
中国整整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大脑完全不知真理为何物的历史，用我前面关于真理“三段论”的说法，即：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万事万物”存在的“必然规律”，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思维的“逻辑”，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类智慧之根”
。一句话，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
因此，一个真、善都讲不好的民族，谈什么美？谈什么有文化，说什么有教养？个人亦然！
至于有人置疑我的文化与教养，我是不唯权，不唯国，不唯书的“三不”主义。威权与我何干，党国与我无缘，至于书嘛，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以为，大陆二千年来历史文化早已是“史书出，史料亡”。尤其是近代。不客气的讲，要想知道真实的中国近代史，需到欧美国家查证原始史料，这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且，在中国有文化、有教养人士的命运只有两类，刀笔或刀毙。
中国的传统道德的虚伪性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一种叫人不要好好生活的道德，一种从克制欲望开始到成为満足欲望的最有用的工具。这种道德存在的依据就是一种专制体制的存在。专制社会里最容易也必然出现政治与道德权威。在专制社会里，人们的利益实现是靠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与至善至美的道德来完成，人们的合法与不合法利益都被淹没在道德的幌子之下。中国的&“社会公德”至今日市场经济开始方才起步。
近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感触颇深。作者说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问题。其实问题还不仅如此，问题的关键似乎还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究竟是什么道德的问题？这种道德能否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自古都以自己的道德感到自豪，但是，可以说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成了中国一个难于解决的死结。这个道德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是建立在以道德立国的基础上，这道德又是很成问题的道德。那么这是一种什么道德呢？这是一种叫人不要好好生活的道德。在这里，死比伤好，重伤比轻伤好，轻伤比无伤好。在克制自己的欲望方面，也是这个标准，所以才有所谓的“坐怀不乱”一说，也就是说即使面临最大的利欲诱惑也不要为之所动。结果呢，凡是一个正常人都最终要被整成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才能成为有“德”之人，中国大凡被传颂为道德之神者都有这个共同特点。其实就是中国最高道德之神的代表人物，中国第一圣人孔子也没有完全过好这个“坐怀不乱”关，甚至不坐怀，他老人家也已经被一个叫“南子”的美女弄得心烦意乱了，后来他老人家也不得不说出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样的话，表示了对这种德追求的难度，可见这都是非常难做到的事。
后人似乎有越过圣人的志向，所以，以后大凡有“德”之人，在这方面都在克己方面有着超凡的本领。“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解放天下四分之三的受苦受难者”，追求至高至善的天地之美德，我们就是用了这种“无我之德”或者说“自残之德”与“自大之德”在不断地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西方近代以来却未见有这等高风亮节，他们面对“节”与“不节”的问题也许会说：“饿死事大，失节事小”，这就是重视生命的德。虽然，我们也有“人命关天”一说，却在无我之德面前失去了“关天”的价值，一遇到具体的问题，有时变得甚至连屁都不关。我们现在各级各类的学校都在感叹德育工作难做，德育实效性低，都在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鲜有人从这“德”本身去寻找。不是去反思一种“德”如果到了让人不活或者活得痛苦的时候，用这样的“德”来教育日渐开放的社会中的现代人，肯定是低效的，有时甚至是无效的、负效的。而我们总是想着一定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出了问题，或者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良心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人性出了问题，因而就有了所谓的道德沦丧一说。对这个问题我却有完全相反的一点看法，也即中国之有现代之“德”，即“社会公德”至今日市场经济开始方是刚开了个头。
人们总是怀念五、六十年代说那时的社会道德水平高，但我不知道那样一个告密、批判、说假话、做伪证，阴谋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以至成为阳谋，把所谓的五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不当人的社会有的是什么道德？也许那时真的是“路不拾遗”，但路也无遗可拾；真的是“夜不闭户”，因为户内没有私人天地与家庭秘密，即使闭户任何人也可以随时破门而入，因而闭户实在是多此一举；那时当然也没有多少盗窃行为，至少没有今天这样多，但是，当时却也没有多少可盗的东西，更何况当时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上两棵南瓜都可以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去，人等同于物，甚至连物都不如的时候，是不配谈道德的。当时人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在农村，所有的农民被锁定在固定的土地上；在城里，所有的人却被锁定的固定的单位里，人与人之间是层层等级的依附关系。社会已经不是公共力量的代表，而是没有最小活动空间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少了几个盗贼却不一定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平高，因为关在铁笼子里的狼不再咬人，不能说明这狼没有了咬人的天性。更何况当时人们在唱高调的同时又是怎样地在残酷地摧残着自己的同类。我们现在还是用这个时代的“德”来教育我们的后代，总是说现在不如过去了，却不想现在人们有点相对的自由空间，才为现代的公德的开始。但如果不敢怀疑我们的“道德”标准本身就是出了问题，不敢怀疑这种高不可攀的要求与连起码的公民意识与公规则都难有保障的巨大差距，那只能使我们一代一代地虚伪下去。形式主义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伪善只能愈演愈烈。
那么传统之德的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古代凡要表现自己的有高尚的道德就必须要表现出自己所做之事的不平凡，而这种不平凡也要以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判断的标准。用智慧或借用科学技术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从来都不能算作是有德的表现。比如说古代的“忠孝之道”是最高之德，但是一个人要表现出自己的“忠孝之道”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又比如我们就不能把仅仅是对父母对君主好理解为就是“忠孝”，因为对君主和父母好还有个复杂的标准问题。这就有个比较，比如父母病了，可以买猪肉等营养品给父母吃，给他请医生治病。如果这样的话，天下的孝子也就太多了。但一个人一旦荣获“忠孝”这个荣誉称号的话，就有资格得到许多莫名其妙的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可以做官，因为做官这个行当可以取代百工的一切好处，及至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也仍然逃脱不了“官本位”社会的命运。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说，不要以为这是古人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读书高不是说有了知识就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解这句话要与另一句著名的话联系起来，这句话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说读书读得好的话，就有官可做。类似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个意思的辅助语，就是“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读到这里我们自然就明白了，原来这里的读书之高完全是因为做官之妙，而做官的奥妙也不过是可以得到“威权利欲”的满足。一种道德从克制欲望开始到成为満足欲望的最有用的工具，这是莫大的讽刺。所以，在中国官本位可谓是根深蒂固了。而官本位又是因为在中国作官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且不说这其中的物质上各种无与伦比的好处与优惠条件，单单是光燿门庭，其中的威风与极有面子来说也是各行各业的最优秀者所望尘莫及的，这正是中国人的道德追求的归宿。
但是，这里的各种好处不能明着说要，而是必须表现出对这些好处满不在乎，甚至是完全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且佐以一种完全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表现，方可得到。所以，在《万历十五年》一书里反复提到一个所有的官员都存在着“阴”与“阳”两面人的人格问题，所谓的“阴”是什么呢？作者似乎没有作出详尽的解释，但是，这“阴”的一面是一望而知的，这就是人们对做官趋之若骛的真正目的，也就是满足各种欲求的条件；而“阳”则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外在的一种高尚的道德与品质，这里既有孔子的“仁”，也有孟子的“义”，还有所谓的“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之类。
而要想做“官”，就必须有“德”，而这“德”首先就是百善之先的“孝”，这样一来“孝”就是非同小可了，也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私事了，而是事关国家社稷的大事。对个人来说更是大大的有利可图了，人们就是看到这里的微妙之处，才来极力表现出有“孝德”；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可以借以做出榜样，以德而服天下，所以，要想得到这个荣誉称号就不那么容易了。
发展下去就有了人们所熟悉的“割股疗亲”了，光买猪肉、羊肉给父母吃是远远不够了，而是要割下自己大腿上最好的那块肉。这样一来敢冒此风险的人就会少而又少，但也仍然有以猪肉羊肉来巧妙充当人肉者，以博取这个荣誉称号，此外好象还有“卧冰求鱼”、“孟宗哭竹”之类的道德典范，都是非常人难以想象的故事。中国的道德为何会发展到以人的生活与欲求作为克制对象呢？似乎只有越是艰难，才越有道德。而且，最高的德都是不叫人活，其次的德却是让人活不好。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是“为富不仁”，只有贫穷与“艰难困苦玉汝以成”才是磨炼人的德性的关键所在。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曾经写到杰出哲学家李贽，作者在写到他时用的标题是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那么他自相冲突的地方在哪里呢？作者曾经引用李贽书信来说明这个问题：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街上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李贽的个人悲剧其实也是这个社会与这个民族的悲剧，作为一个人他有七情六欲需要满足，所以他不得不去求得功名，以便做官，取得这些欲望的满足；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这一切看得比任何人都真切，所以，他的思想与人格又迫使他对此种生活方式不得心安，所以，他很快又辞去了官职，但是他即使在遁入空门后，也仍然要靠结交那些达官显贵以求得物质上的帮助,这就是其自我冲突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们的困惑所在。这里似乎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所以“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这可以说就是李贽个人悲剧的全部来源，此种呼声至今也未为过时。而别人之所不同于李贽的地方，只是人们以此为理所当然，而李贽却偏偏不能容忍这种口是心非的社会道德，这也是李贽作为哲学家的原因所在。李贽因为说破了这个秘密而几乎得罪了他所有的做官朋友，到了晚年还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李贽那个时代与我们现在四百年过去了，但是，这种道德的悲剧仍然是困扰我们社会的最大障碍。其实李贽当年所感叹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也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流弊。前不久，湖南株洲市二中一个叫尹建庭的语文高级教师还因为说破了这个道德的奥秘，成了一个替罪羊，被株洲市教委开除了教职，他的论调被定为“怪论”而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他只不过是为了要让学生努力学习而说了：只要读好书，将来就可以发财、做大官娶美女为妻或者嫁得个好丈夫，过上好生活。可以说所有做了或者没有做到这一步的读书人对这种生活内心里都是心怡神往的，但是，奈何不可道破天机呢？因为这会使那些想信“人性善”的人感到心寒？还是我们中国人正是在象鲁迅先生所说的一直在“瞒与骗”中生活？
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一直就是依靠道德治理国家，而这个道德的榜样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或者他们推出的道德代言人。这样一来无非要说明，我能做官或者地位显赫是因为我有非凡之道德。你们如果也有这样的道德品质也可以成为我这样子。但是，可以说，这只是让人学会虚伪的过程而已。自古至今，人们特别是那些聪明者早早就学会了这一套。而没有学会的人，或者只好受穷或者就说破，比如李贽、尹建庭因童言无忌而招来实祸，发展下去往往是社会与时代的悲剧人物。李贽只是做了《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可爱的小孩子而已。进入当代中国社会后这样的例子类还有似于张志新、遇罗克等受迫害致死者。这样的道德社会一旦出现，这个社会也往往变成最没有理性的社会。在这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只有神一样的道德榜样以及上帝一般的权威代表着一切真理。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对这种道德的虚伪性作了相当精确的透视：
“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肆谈论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思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期望报答，就像神的为善一样。”
说明这种道德存在的依据就是一种专制体制的存在。
在这种专制体制下中西方是一样的，中国出现过思想家李贽这个代表，而在西方也出现了象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这种道德的社会虚伪性；另一方面还不得不以此这种虚伪性作为满足自己欲求的途径。所以，一方面卢梭极力为穷人说话，猛烈地抨击贵族，而另一方面又说：“女裁缝、使女、小女贩都不怎么叫我动心。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在这一点上，我跟贺拉斯不同。”在骨子里，专制社会问题让人痛恨贵族，但是痛恨的目的不是消灭它，而是痛恨自己不是贵族，一旦自己有了这样的机会时，对这一点会津津乐道，乐不思蜀，甚至会把这种特权更进一步提高。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社会的变革，有时就象是在争夺一把椅子，争到手之前好象很可恶，一旦到手了，又变得爱不释手了。所以，托克维尔就说从专制制度过来的人骨子里都带有着贵族理想，所以就有了雄心壮志，和伟大的道德，而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平民社会中或者说法治社会里，这样的道德是不会存在也不需要存在的。因为，人们都只要按法律与社会公共规则行事就完全可以了，但是在专制社会里却不同，这样社会没有公共必须遵守的法律可以用来协调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人们的利益实现也不是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而是靠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与至善至美的道德来完成，人们的合法与不合法利益都被淹没在道德的晃子下了。
专制社会里最容易也必然出现政治与道德权威。而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作社会调查时却意外地发现，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并不象任何其他专制国家人民那样动辄就是雄心壮志，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以“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来讥笑那些缺少大志向的人们，他发现美国人“多怀上进之心而很少有大志”，他说：
“在美国，引起你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试图改进自己的原来条件的人多得不计其数；而引起你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则是在这个普遍的上进运动中以怀有大志而出类拔萃者甚少。美国人没有自甘落后的，但壮志凌云者也极少见。人人都想财富、名望和权势日增，但很少有志于伟大的事业。”
这里其实给我们描写了一个平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逐渐在法治社会的规范之下规矩地奋斗着。这样的社会情形与道德社会是完全不同的。道德社会中，人们是从小被灌输着一种类似于自大狂的理论，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文革”时，人们立志要努力解放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受苦人。人一生中奋斗的目的就是要把别人比下去，把别人压下去才是一切的目的，不管自己是否进步，或者已经取得相对与自己来说多大的业绩，只要还在别人之下，就算是失败了。
所以，在道德社会中，人们的志向也就是越大越好了，最大的志向莫过于达到“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了。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甚至大学，也还是用类似于这样的道德理想教育着我们的后代。越是道德立国，那么就越为这样的大志向者准备了条件，也为这样的人物出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与心理前提，在此情况下出现的历史人物的份量也就越大，在美国的历史上即使是最伟大的总统，如华盛顿或者林肯这样有着丰功伟绩的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和中国任何一个皇帝的地位相比，更不要说因风流事件惹上官司，并因此欠下一大笔债的克林顿总统了（尽管这个总统也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把美国从后工业社会带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有人要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简直是痴人说梦。因为如果人们的思想要统一的话，也早统一在一部权威的宪法之下或者冥冥之中的上帝之下了，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人们“平等”了。其他的事大多也分给了各行各业来做掉了，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权威、职责与规定，根本没有太多的伟大事业需要特别伟大的人物来收拾场面。因为，这个社会在日益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下几乎达到了完全自动化的运作。而我们能否做成一件事都还要看领导的心情与态度，时时刻刻都要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这样一来，领导的好坏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好坏，领导的权威自然生成，伟大的事业因此也就功成名就。
自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论断之后，近年在民间流传起另一个版本：“第一把手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虽然不是有针对性的，但是，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出的经验与教训。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做事需要研究的东西总是太多，道德所承担的作用也太大，这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柏拉图说“伟大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事物”[7]，虽然他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他总想让哲人王来统治这个世界，成就一个最伟大的事业，但他看到了这个事业的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要尽早告别崇高与伟大，平民的幸福才有保证。
这也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要阐明的观点。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能达到数目字化与公共规则化来管理。其实，黄仁宇先生要说明的正是一套成熟的法治社会的生成过程与其特点。如果单单是数目字化，这也是不难做到的事，我们的“大跃进”时，所放之卫星不都是用数目字来表达的吗？亩产达到三十万斤的粮食，或者多少多少万吨的钢铁，不也是数字吗？这样的数字不也是很伟大的事业吗？我明白了，其实黄仁宇先生要说明的只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建立在理性规则上，也没有严格的公共财政预算，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一个来自平民力量的公共空间。黄仁宇先生长期就学于西方社会，对西方社会是相当了解的，所以，他总想把中国的历史拉入一个西方世界历史的轨道中。其实，中国就是中国，不一定什么都能与国际接上轨。中国以道德立国，当然用不着什么宪法了，自然就更不用什么公共财政预算了。什么事都是以道德之神的思想意志为标准，其余的也就都是多余的，即使有时出现也不过是一种摆设的需要，否则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文山会海，出现那么多的“最高指示”，有那么多的事需要重新研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贪污机会与腐败事实了。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没有过一个类似于平民社会的公共地带，又怎么能指望有什么公共的财政预算呢？又怎么能指望有什么法律制度与数目字的管理呢？
人们又开始大谈特谈“公民道德教育”了。但是，人们也许没有想过昨天与今天我们还在用“老百姓”的姿态说话，今天一加入WTO了就突然什么都与国际接上了轨了，都在一夜之间怎么就变成了“公民”呢？以为“公民”就是中国意义上的“老百姓”实在是对“公民”的极大误解。如果没有法治社会，没有公共空间，没有平民社会，没有权力的制衡，又怎么会有什么“公民”呢？好在我们中国人一向含糊惯了，对任何逻辑上相矛盾的东西都很能看得惯，更没有人会怀疑，所以对使用什么词并不是太在意，爱用什么就用什么吧，只要还有活路，有一口饭吃，也就不管那么多了。而我听着所谓的“公民道德”也还是“老百姓道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传统道德相对于西方来说，有两个不同基本点。第一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缺乏宗教归宿和生长的基石；第二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传统。由此切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儒家道德说得那么好，但是在现实中的结果却是那么糟糕。说中国的道德是虚伪的，是因为，这种道德说的与做的严重分离。也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道德成了中国人做坏事的最好的遮羞布。
道德归根究底是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中国的传统道德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以皇帝与家族的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伦基础上。核心价值是以皇帝及官本位为价值取向。其价值取向是单向的，即只有向上的义务，而没有向下的责任。从上至下都是追求实用的，道德也就成了世俗功利的工具。在这里最为清晰的线索就是：人们追求道德美誉的动力在于做高官、享受厚禄。因为，做高官、享受厚禄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道德。在孔子那里本来道德是讲“仁爱”，讲“克已复礼”的，也是用来讲“安贫乐道”的，去私为公利他人为出发点，以利已为归宿。但是，当这些一旦成为了“做高官、享受厚禄”的必要条件的时候，道德的悖论就这样出现了。人们追求道德的目的往往是因为经由科举考试决定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这里所谓的书就是圣人的道德格言。追求道德的方式就是背诵圣人的道德格言。
立人之本，在于明人伦。学会做人是学会做事的重要前提。否则再有本事也会因为没有事做而被闲置。因为中国政治制度及价值追求始终是“伯乐相马”。所以明白自己在人伦中处于什么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道德就在于理清这种关系。所以实际上所谓道德就是这种在等级森严的官本位社会体系中学会生存的本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学会伪装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道德的前提是将人定性为有原罪。公开承认人性存在邪恶的一面。一切的德性最终归宿在于上帝。并且个人的德性无论怎样修炼都不可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有人想企图做“圣人”的可能性。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决定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