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时，毛泽东给美军划了17度纬线，美军怎么都不敢越过。太平洋战争时，天皇怎么忘了给美国划道线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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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时，毛泽东给美军划了17度纬线，美军怎么都不敢越过。太平洋战争时，天皇怎么忘了给美国划道线
越南战争时，毛泽东给美军划了17度纬线，美军怎么都不敢越过。太平洋战争时，天皇怎么忘了给美国划道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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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二次越南战争的时候，毛泽东说，然后美军被迫停战了，然后中国参战了，然后美军穿过了因为朝鲜战争时当年毛泽东说，美军不能穿过38度线，美军不得穿越17度线，结果美军誓死不敢穿越17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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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东北抗日联军成为苏联远东88旅：中国特种兵的先驱
东北抗日联军成为苏联远东88旅：中国特种兵的先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诞生了。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1940年底直到1945年8月，东北抗联却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东北抗联缘何离开中国进入苏联，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抗联与苏军伯力会谈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到1940年，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必须独自决定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表示：“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同意合作。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化名王新林）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抗联第一、二、三路军领导干部于11月至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个阶段。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重点讨论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1939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同时，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因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经过协商，双方共同确定：1、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2、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联系；3、东北抗联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它情况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表示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会议期间，有的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由于东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抗联官兵不得不转移到苏联1941年初，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因位于黑龙江边，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这里被选为建立东北野营的最佳地点。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抗联将士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发动侵苏战争。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支持其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对中国东北这一后方屯兵基地，加强了法西斯统治。1941年冬，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达七十余万。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中苏双方就部队指挥权问题的争执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1942年5月，伊万诺夫约见东北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在保障抗联党委拥有指挥权的情况下，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1942年夏，抗联领导人召集了南北野营党委委员联席会，研究了抗联部队和党组织的统一和集中领导问题，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野营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苏军帮助下，进一步提高军队素质。第二次伯力会议刚结束，德国法西斯磨刀霍霍，入侵在即。为了自身安全，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与日本法西斯作妥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对中国抗日斗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条约》的签订导致了苏联对东北抗联政策的改变，它极力阻止入苏休整的抗联部队及时返国作战。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抗联官兵曾提出到苏联西线参加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请求。日，德国法西斯开始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为对苏备战，在东北边境地区展开了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苏联面临着险恶的严峻形势。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为“保护工人阶级祖国”，尽国际主义义务，曾代表滞留苏境的抗联指战员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表示抗联战士愿意到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但苏方并没有同意这种请求，而是让其继续留在原地进行野营整训。1941年冬，苏联在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未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联领导人酝酿将分散在南北野营及远东集体农庄劳动及派遣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统一组成一个抗联教导团。这个意见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同意并决定，扩大编制建成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动员华侨青年入伍，将应征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士兵补充到这支队伍中来，增派苏联军官，以使训练质量迅速提高。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可以获得合法的装备、后勤供应，这对东北抗联队伍的发展是有利的。东北抗联编入苏军部队序列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教导旅按照苏军要求进行了授衔，标准是：旅长为中校；副旅长、参谋长、旅司令部各部部长为少校；营长、副营长为大尉；连长、指导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少尉。战士一律授予士兵军衔。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检阅部队后正式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教导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军士军衔，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抗联教导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副职军官。初期没有设政委、政治部，设政治副职，后改成政委。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任副旅长（实为政委）。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两个连，每连3个排。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周保中作的《关于留苏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选举了特别支部局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周保中、李兆麟等11人为委员。东北党委员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此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统一。东北党委员会成立后，抗联教导旅结合实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有中共中央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此外，抗联指战员还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抗联教导旅组织的学习，对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对于正确分析形势，树立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保中通过关系，辗转弄到《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本上的毛泽东画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每个连队。教导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开展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电报、爆破、战地拍照等。据教导旅二营三连连长彭施鲁回忆，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第八十八旅的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刺激。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三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的伊万诺夫后来回忆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东西。伊万诺夫说，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他们生活艰苦，斗争环境恶劣，让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在抗联斗争的后期，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在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至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1941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抗联首长决定派十五支小分队回东北侦察敌情，坚持游击活动。8月，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王效明率50多人带着电台返回东北虎（林）饶（河）地区。他们一入境，便遭到日伪军的追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还积极地打击敌人。一天，在夜幕掩护下，王效明率部在图（们）佳（木斯）铁路线上的孟家岗炸毁了一列日军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这次成功的爆炸震动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群众悄悄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至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有25支小部队，约计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约计160余人。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人。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抗联教导旅的侦察兵，对于苏军对关东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抗联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教导旅的官兵发现，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午餐肉食的量也增加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抗联干部悄悄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这些变化使抗联战士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中共辽、吉、黑临时党委会。党委成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冬生、王一知、姜信泰、金光侠（朝鲜籍）、王效明、彭施鲁、刘雁来、王明贵、王钧、张光迪等13人，周保中任书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党的建设和东北抗日斗争，并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延吉、吉林、沈阳、大连等12个地区设立地区委员会。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二十四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我电告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还有1938年王新林将赵尚志将军骗到苏联后关押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将王新林撤职。”会谈举行了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和周保中紧紧拥抱。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抗联教导旅情报中心。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在此期间，抗联侦察队员完成的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莫过于炸毁虎头要塞的“亚洲第一炮”。虎头要塞位于黑龙江完达山脉的丘陵之中，是日军为进攻苏联而秘密修筑的边境军事要塞，拥有庞大的进攻和防御体系，是中苏边境东段的核心阵地之一。在要塞的山顶有一门榴弹炮，炮身直径为1米，炮口直径为41厘米，炮长约20余米，号称“亚洲第一炮”。它的杀伤力极为惊人，装药量为1吨，一颗炮弹竟有4米长，最大射程达20公里，可以随时打到苏联的土地上，对即将出兵东北的远东军威胁极大。在苏军发动总攻的前夜，抗联教导旅小分队混入虎头要塞，炸掉了这门“亚洲第一炮”。在1945年8月苏军在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苏军绘制的情报图册，凝结着抗联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抗联将士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早饭后，周保中在北野营国际旅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要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8月12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中旬，抗联教导旅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同志随苏军进军东北，朝鲜同志则回到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目标。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抗联指战员200余人直接参加了先遣队。他们全力配合苏军的正面攻击，使关东军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8月2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抗联教导旅下达了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教导旅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东北战事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抗联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第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9月6日至9日，抗联战士先后分10批从苏联伯力乘飞机和火车，抢占大、中、小城市等战略要点。抗联将士一踏上东北土地，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们扑倒在地，热泪横流，无限深情地亲吻泥土，张大嘴巴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放声高喊：“啊，我们回来了！”抗联战士进入战略要点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抗联进占各点后扩建的武装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日，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党委领导成员。周保中汇报了东北抗联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越战中美军雇佣的”乌克兰炮灰”：命丧东南亚雨林由于民族问题以及对斯大林的不满，二战期间，有大批乌克兰人投靠纳粹，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图为1944年纳粹党卫军拼凑的乌克兰加利西亚师成员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投入战场的部队多达60&万人。由于国内日趋壮大的反战运动，美国国防部不得不另寻它策，许多流亡美国的乌克兰人自愿到那片遥远的血火之地去“出生入死”。最近，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披露了这段神秘往事。本刊编发此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布利巴建议二战期间，纳粹德军占领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为了与苏联红军作战，1944年6月，希特勒允许向敌视莫斯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提供武器，还责成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组建第14武装掷弹兵师（又称“加利西亚师”，SS-Galicia），成员大多来自反苏情绪浓烈的西乌克兰加利西亚地区。在随后的作战中，加利西亚师自愿为德军断后。他们在日托米尔战役中击落了25架苏军飞机，摧毁多辆坦克。但该师大部也被苏军歼灭，被俘人员全部以叛国罪处决。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有数千名加利西亚师残兵败将逃到盟国占领区，寻求政治避难，而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拒绝向苏方遣返这些“纳粹余孽”。这些乌克兰人大多被安置在美国东海岸各州。他们与美国各类**组织关系莫逆，鼓吹西方世界团结起来，“发起一场毁灭共产主义的圣战”，而1964年爆发的越南战争被他们视为“圣战”的前奏。就在同年8月，美国国会做出派兵参战的决议后不久，美籍乌克兰人社团“乌克兰人民联盟”头目塔拉斯·布利巴向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申请，打算在美军中成立一个“乌克兰军团”，成员来自加利西亚师老兵以及老兵的儿孙辈。布利巴甚至为这个部队想好了名字，叫“扎波罗热营”，取自16~18&世纪为摆脱波兰王国统治而战的乌克兰哥萨克武装。新的“扎波罗热营”将以乌克兰传统的黄蓝旗帜作为引导，希望在越南丛林里同共产党人血战。但聪明的麦克纳马拉否决了这一申请，他担心让那些“纳粹余孽”重上战场，会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名誉扫地。二战后，很多当年追随纳粹的乌克兰人又投奔了新的主人——美国，并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卖命。左图为“哥萨克雄鹰”中队长斯捷潘·奥列格上校。中为美军第2空降旅中士弗拉基米尔·斯捷潘尼亚克。右图为死在柬埔寨的美军第82空降师中士尤里·列辛斯基，他是前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军官帕维尔·列辛斯基的儿子“哥萨克雄鹰”虽然布利巴的计划落空了，但仍有不少乌克兰移民通过各种方式加入美军，并被派遣到越南。1966年，美国空军第66&战斗机中队补充了大量新飞行员，全是乌克兰裔的大学生。一时间，乌克兰语和俄语取代英语，成为该大队的工作语言。出于便于指挥的考虑，美国空军批准乌裔美国人斯捷潘·奥列格上校出任第66中队指挥官。此人还是“乌克兰人民联盟”的委员。奥列格允许乌裔飞行员给座机侧面涂上特有的“扎波罗热三叉戟”标志，就位于“66S”（第66&中队的英文缩写）标志的旁边，中队的绰号也被定为“哥萨克雄鹰”。1966年，第66中队开赴越南战场。4月25日，该中队的F-105战斗轰炸机奉命前去轰炸河内，因为美军认为北越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准备南下支援南越游击队的正规军。行动中，奥列格率领机群像阅兵一样，强行突破北越军的防空火力，将炸弹倾泻在河内头上，炸死了100多人。几天后，他们又轰炸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使这条连结北越和南越的军事交通线瘫痪多天。在越战中，第66中队共完成了5 552架次飞行，是美军中唯一同时参加过空袭河内和海防两座北越重要城市的空军部队。奥列格和第66中队是幸运的，他们驾驶的飞机一次也没有被击中，更没有坠毁过，战后奥列格被授予“空军十字勋章”。在日，斯捷潘完成了平生中最可怕的一次飞行--向美国本土运送一批特殊的士兵，他们全是被战争逼疯的精神病患者，由于长期生活在恐怖的战斗环境下，最终导致精神崩溃。1968年在溪山血战的乌克兰雇佣兵。年的越南战争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最持久的战争溪山死刑犯除了空军，参加越战的乌裔美国人主要集中在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他们往往被派到最危险的地段值勤。1968年初，在分割南北越的“17度线”要点溪山，北越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展开震惊世界的攻防战。1月21日，北越军开始压缩溪山外部的包围圈，并用大口径火炮轰击。守卫溪山的美军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乌裔美国人弗拉基米尔·斯捷潘尼亚科中士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他是美军第2空降旅派驻南越军队的顾问。到3月初，北越军成功将地道挖到美国守军的阵地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群北越士兵通过地道接近美军战壕，随后在黎明前发起突然袭击，让睡梦中的美国人在清醒与迷蒙之间死去。利用这种办法，北越军成功蚕食了溪山多数阵地。对于每一名在溪山战斗的美军士兵来说，都感觉自己像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终日等待临刑的那一刻。相比之下，斯捷潘尼亚克是幸运的，他因在战斗中受伤而被美军直升机转送到西贡治疗。几个月后，美国人终于放弃了溪山，它的陷落是美军战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悲剧。对于年轻的斯捷潘尼亚克来说，溪山不是他唯一的地狱。他仅在西贡美军医院呆了三天，就申请前往顺化，去参加那里发生的血战。顺化之战的惨烈程度远超过溪山，因为双方在城区里短兵相接，往往隔一面墙就是敌人的枪口，而且北越军和南越游击队员作战时异常勇敢，令美军为夺取一处废墟都得付出巨大伤亡。在顺化巷战的最后几天里，潘捷斯尼亚克都随身携带一面乌克兰民族旗帜，他告诉战友，如果自己死了，一定要将这面旗帜盖在他的尸体上。不过，斯捷潘尼亚克最终活着离开了越南。因作战勇敢，他13次荣获美军奖励，回国后，他将在战火中一直伴随自己的乌克兰旗帜捐献给位于纽约的“乌克兰-美国老兵委员会”。1968年逃出丛林的乌克兰雇佣兵“乌克兰炮灰”经过溪山和顺化两战，美国国内要求从越南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公众无法接受一个个活生生的子弟兵躺在冰冷的锌制棺材里回国。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停止对北越的空袭行动，次年，他的继任者尼克松宣布从越南撤军。然而尼克松在撤军的同时，打算铲除北越军在南越及其周边邻国柬埔寨、老挝的军事基地，从而确保南越政权在美军离开后仍能存活。日，美军借口“协助柬埔寨驱逐北越武装分子”，悍然从南越进入柬埔寨鹦鹉嘴三角洲。白宫为这一点燃新战火的行动取了颇为堂皇的名字--“绝对胜利”。但美军遭到柬埔寨人民武装和北越军的顽强抵抗，从“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军也积极在南越各个战场上发起攻击，牵制了美军增援部队。最终，“绝对胜利”变成虎头蛇尾的“绝对失败”行动，柬埔寨的北越军基地没有被摧毁，反倒是美军死伤累累。美军第82空降师中士尤里·列辛斯基成为最后一名死在东南亚战场的乌克兰人，他也为乌克兰炮灰在这片遥远土地上的战争冒险画上悲剧性的句号。另据“乌克兰-美国老兵委员会”统计，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共有200~500名乌克兰移民作为美军参战，其中30%非死即伤。1944年丘吉尔捍卫英国香港利益：支持苏联霸占旅顺二战结束后的香港资料图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中国与美、英正式结盟。但太平洋战争没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中国与西方大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关系，中国也并未取得与美、英等国真正平等的地位。中国与美、英既有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战争目标，又有各自的利益，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争执和龃龉，香港问题就是中英之间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而设立的首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相继沦于敌手。日本军国主义者标榜自己是“东亚的解放者”，标榜他们进行战争“在于针对英、美、法、苏的侵略，解放东亚，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诚然这是欺编宣传；但英国在日本进攻面前一败涂地的现实却促使东南亚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美、英两国是联合国家中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但两国也有各自的情况与利益。大英帝国是老牌的殖民帝国，美国则已宣布，菲律宾自1946年起实行独立，因此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英国那样沉重的历史负担。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许多人认为，西方大国在东方建立的老殖民帝国寿终正寝了，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等在战后不可能再回复到战前那种状态。美国报刊对英国的殖民政策颇多批评。一些报纸分别以《香港：生命死亡的一种方式》、《一个时代的终结》为题报道、评论香港和新加坡的陷落。著名作家赛真珠撰文称，“不管白人知道与否，殖民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结束”。知名学者拉铁摩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称作殖民地解放战争。日的《生活》周刊登载了致英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敦促英国“停止为大英帝国而战，而要为胜利而战”，并说：“如果你们不惜以联合国家胜利的代价来固执坚持帝国，那你们将在战争中失败，因为你们将失去我们”。在1942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56％的被调查者认为，“由于英国从殖民地攫取不公正的利益”，英国人可以算作是压迫者。一些政府官员也作了类似表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副国务卿、罗斯福的挚友韦尔斯在阵亡将士日（5月30日）的一次讲话。他说：“如果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那么全世界各地人民的主权平等必须得到保证……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必须适用于整个世界，适用于各大洋、各大洲”。1942年秋，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领袖、1940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经罗斯福允许访问非洲、中东、苏联和中国。9月下旬，他在莫斯科会见英国驻苏大使卡尔时表示，他对访问途中所感受到的各地美国人的反英情绪甚为惊讶。他对卡尔说，如果他相信英国未来的政策是自由的和进步的，他将运用其影响使美国舆论充分赞赏这种政策；否则，必须坦率地说，他只能站出来反对英国。回国后，他在10月26日发表广播讲话说：“东欧和亚洲的亿万人民……不再情愿成为西方利润的东方奴隶。他们开始了解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福利都是互相依赖的。他们决心……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不再允许帝国主义继续生存。”在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被要求对威尔基的讲话表态。罗斯福说，威尔基只是赞成《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全人类”而已。在英国，人们认为罗斯福的表态加强了威尔基讲话的力量。英国驻美使馆报告说，威尔基可能在共和党内号召对他“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这种运动很可能变成反英运动”。英国决策者对美国政要和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批评十分反感。外交大臣艾登认为，“美国对太平洋的态度……是要把别人的财产交给一个国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美国占有1/3或更多的席位”。陆军大臣格里格对美国越来越凯觎大英帝国的财产“表示愤慨”。殖民地部大臣克兰伯恩在议会上表示：“大英帝国没有死亡，亦非临终，甚至没有进入衰落。”内阁中最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是首相丘吉尔。11月10日，他在谈到英国军队在埃及的胜利时借题发挥说，英国对北非及世界其他任何部分都没有占有欲望。英国并不是为谋利和扩张参加战争的。他接着说：“然而，让我把这一点说个清楚，以免各方面对此产生任何误解。我们的意思是保持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而设立的首相。”另一件使英国决策者十分恼火的事情是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国家宣言》，接着蒋介石又成为中国战区（包括印支、泰国）统帅。蒋介石自认为应当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印度局势复杂微妙。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要求立即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印度成立国民政府。但是，英国拒不考虑印度独立的要求，双方矛盾非常尖锐。蒋介石希望说服英印当局和国大党都作出让步，实行战时合作。他认为他“可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后，英印当局与国大党关系并未改善。年中，事态进一步恶化，英印当局于8月上旬拘捕甘地、国大党全体中常委和其他高级干部。8月12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蒋介石解释这一措施。蒋介石表示，他没有料到英印当局这么快采取行动，他对印度人的志向是同情的，自然，要求英国人现在就撤离也是不现实的；但中国不能采取疏远印度人感情的政策，让印度人感到联合国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同情他们的，这非常重要，不然，他们就会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他希望“仍然应该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并称“顺利解决印度问题对联合国家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建议由美国出面进行调停，并保证战后印度独立。英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丘吉尔于8月26日致电蒋介石说：“国大党根本不代表印度，像欧洲一样，印度是居住着许多人种、许多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大陆。”他还说：“联合国家应该遵循的最好原则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内政”，他要求蒋介石像英国对待中国的国共分歧一样对印度持超然态度。克兰伯恩认为，要打消蒋介石的念头，“似乎该由他来治理大英帝国或告诉我们如何治理”。面对亚洲民族主义的高涨，面对盟国的责难，英国决策者认为英国需要发表一项单方面的声明，既为过去的殖民政策进行辩解，以“教育美国舆论”，又对过去的某些作法加以修改，提出战后指导英国人与非白种人关系的政策，克兰伯恩在8月18日给艾登的信中说：“这是一个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采取坚定路线的问题。我们不能听任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摆布而落到公开认错的地位。”他认为英国过去治理殖民地的记录是值得骄傲的，英国对殖民地的沦陷固然负有责任，但“主要的过失在美国”，因为当英国忙于欧战时，美国没有对太平洋予以足够的重视。他提出，“英国将要作出的让步都不能是单方面的，而要取决于他方的态度。”艾登在这封信上批道：“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坚定。”殖民地部在8月中旬提出的题为《英国的远东政策》的备忘录中逐个分析了亚洲殖民地的状况，其中第一个就是香港。备忘录“承认，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备忘录指出，新界是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依靠新界供水；但新界租期有限，待中国收回新界后，港岛就要由中国政府控制的领土供水，港岛的生存和安全将因此大受挟制；且中国是个高关税国家，如果中国收回新界后在这里设置关税壁垒，港岛对英国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将大大削减，因此，“维持英国主权现在对英国利益的重要性已经减少”，香港作为港口和市场能够对发展英国与中国及联合国家的关系发挥作用是战后重建计划中应予考虑的首要因素。但英国作出的任何贡献取决于联合国家的类似态度。殖民地部估计到，“在英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时，中国政府自然会期望考虑我们将来在香港的地位，那正是确保中国对我们的善意的时候，这可能为战后英中关系带来许多好处”。外交部顾问布雷南读了备忘录后写道：“殖民地部在提出其主张时比较笼统、谨慎。据我的印象，他们的主要意思是要有条件地将香港归还中国”。外交部对上述关于香港未来的设想展开讨论。1942年新设立的经济与重建司的吉布认为，在新界租借期满之后英国就没有理由再保持对香港的完全主权了。北美司的巴特勒主张，应当优先考虑政治-战略利益，如果英国要美国在新加坡及其他地方承担防务责任，那就必须达成一项使美国感到满意的一般性协定，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有条件地”归还香港，这“既是因为《大西洋宪章》，也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情”。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和布雷南不反对有条件归还香港的主张。远东司次官彼得森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归还香港，其理由是：1．新界剩下的租期还有55年，“这决不是微不足道的，苏伊士运河的租期却只有24年了”；2．英国被日本人赶出香港时丢了脸，如不能重回香港，则永远不能赢得东方的尊敬；3．如英国和美国同样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实际上英国作出的让步比美国多，只要看一下上海和天津的情况就能明了；4．战后美国将得到日本的有战略意义的岛屿，“我看不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而我们应当给予”；5．战后为了太平洋的安全和重建，英国将作出比美国多得多的让步；英国要谨防被美国排挤出去；6．如果战后法、美在中国市场处于比英国更有利的地位，那是“十分不能容忍的”。印度事务部大臣艾默里支持彼得森的看法。他在9月10日的一次部际高级官员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殖民地部备忘录放弃香港的建议，主张对整个问题应采取的立场是：“我们什么也不放弃”，“如果建议我们放弃什么，那就应当确信，这对我们不是一种战略上的损失，我们可能放弃的东西将能用得到战略意义并不稍次的东西来加以补偿”。应当指出，月英国在战场上的形势仍然险恶，在殖民地问题上又备受指责，殖民地部的备忘录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此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英国在战后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愈加强硬，在香港问题上也是这样，不管此时英国政府内部有多少不同意见，没有一种意见是主张在战争期间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时就考虑香港问题的。中英新约的谈判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新约谈判提上日程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估计到，“中国人很可能会认为，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当然包括放弃租借地（如九龙），还可能包括归还香港”。他在10月16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特地引用了威尔基10月7日对重庆新闻界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我们相信，这场战争必定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其他国家的时代的终结。例如，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将只能由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治理，我们现在就该这么说，而不是等到战后。”他本人也对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抱同情态度。但外交部22日复电直截了当地拒绝考虑香港问题，称该“条约与香港殖民地和包括新界在内的香港任何部分均无关系”。10月29日，薛穆向中国政府提出中英新约草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经过研究，对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这里只提出了1899年条约和九龙租借地问题，没有提及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和英国根据这一条约占据的九龙半岛，更没有提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香港本岛，应该说，国民政府考虑到问题的难度，因此提出了比较克制的要求。11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对案。薛穆对中方提出新界问题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他认为，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他们就不大可能放弃，因为他们认为租借地和租界一样，都属于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范畴。”薛穆还认为，中方只提新界，而未提港岛和九龙半岛，这实际上是默认香港和九龙是英国领土，这对英国是有价值的，因此或许可以考虑接受中国要求。但外交部却别有主意。远东司长克拉克在20日的备忘录中援引了香港总督1931年6月一份备忘录中的话：“不但九龙，而且新界的大部分地区……对香港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克拉克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他认为“新界与英国领土是互为依存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但他顾忌到，如果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英国就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拖延下去，由英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明战后英国将致力于远东的重建并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盟国应为共同利益精诚合作，英国也准备与中国政府讨论香港未来地位问题。如果盟国致力于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联合防御体系，英国将把香港作为该体系的战略要点之一；在经济方面，盟国之间或英中两国间应达成一种安排，使英国得以保留、增加和保护在香港的商业企业的特权。他认为发表这样一项声明可以使英国摆脱困境。布雷南大致同意克拉克的意见。副外交大臣贾德干虽然认为中国没有理由在一项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中提出新界问题，但他还是同意了克担克的主张。议会外务次官劳主张把声明范围仅限于新界，并使用盟国希望英国为重建远东作出贡献这样的措辞。但艾登否决了发表声明的建议。他认为应答复中方：新界不属条约范围，但英国愿在战后讨论其未来问题。最后，外交部的方针是：坚决抵制中国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30日的内阁会议批准了这一方针。12月5日，艾登指示薛穆，新界目前不属于条约讨论的范围，但可以通报中方，在战后盟国为重建远东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英国“会与中国政府共同考虑在现行租期内新界的未来地位”。艾登就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征求薛穆的意见。薛穆7日回电说，中方提出新界问题，或许仅仅是为了尝试，或许是为了彻底解决，他认为后一种情况更有可能，“中国人不会同意战后继续保留租借地”。为此，他主张，如果“我们能够干脆拒绝在条约中写入新界问题，我们就坚持不变”，同时还要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不会无限期搁置这个问题。但不能发表如艾登所说的那种声明，中国人会把它看作是英国打算继续保留租借地的表示；再则，也不能使用“在现行租期内”这类措辞。尽管如此，他仍然怀疑，中方是否会同意把新界问题留待战后解决。艾登没有立即答复薛穆这一封信。14日，薛穆在与宋子文的会谈中说，英国政府认为新界不在目前谈判范围之内。宋子文反驳说，中国公众都把租借地和租界视作一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也提出了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如不能保证解决这一问题，则不能消除引起两国人民间误会的根源。在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态度最坚决的似乎是蒋介石。他坚持新约中要包括这一问题，否则，他宁愿不签订条约。14日晚，宋子文嘱杭立武造访英国使馆。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并兼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他深得蒋介石信任，与英国方面关系也很好，常常起到蒋介石与英国大使之间的联络官的作用。杭立武对英国使馆顾问台克满说，宋子文拿不准是否能说服蒋介石和孔祥熙最终同意签订不包括新界的条约。杭立武以个人身份提出一项建议：中方向英方提出一份公函，承认新界与目前谈判无关，并希望在今后适当时候重新提出新界问题。他希望知道英方对此的态度。杭立武的建议显然是他与宋子文的共同想法，他是来为宋进行试探的。薛穆随即把杭立武的建议转告外交部，并再一次指出：“任何暗示要继续保留租借地的答复都不会使中国人感到满意”，“要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必须想一想1898年各国纷纷索要租借地的历史，当时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达到了高潮”。杭立武的建议不要求英方承担任何义务，对于英国未来政策没有任何约束，艾登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在12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丘吉尔再次强硬表示：“应坚持我们前此坚持的方针，即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必须把它留待战后……讨论。”艾登随即于23、24日两次指示薛穆，新界未来的问题不属新约范围，但如果中国政府愿意，英国可在战后“考虑租借地的期限”，中英双方可通过换文表示这种意向。这实际表明，战后英国仍要保有这块租借地。25日上午，薛穆照这一指示向宋子文作出表态，遭宋子文拒绝。宋说：“租借地的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薛穆在当天给艾登的报告中建议，如果中方最终同意做出妥协，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一语改作“租借地问题”。艾登接受这一建议，于26日指示说，英国虽极愿保留“租借地的期限”一语，但也可把“期限”一词删去，或改作“租借地问题”。25日下午，宋子文、外交次长吴国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王化成及驻英大使顾维钧进行商讨。王宠惠等说，蒋介石对九龙租借地问题颇为坚持，如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中英谈判可能破裂。顾维钧认为，英国说战后解决领土调整问题是有诚意的。中国可以找到体面退让的办法；而如果条约谈判失败，英国发表声明解释理由，英、美舆论自然会采取现实态度，觉得首要之事是协同作战，而不是就现在还被敌人战领的领土进行争吵，那样可能反而对中国不利。在场的人一致认为，在今后对付苏联时，与英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大家决定把问题呈报蒋介石，并由王宠惠起草一个方案，要求英国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内中英开始进行谈判。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强调，英方应该承诺归还九龙租借地。27日上午，宋子文把蒋介石批准方案事告诉顾维钧，并嘱他立即去见薛穆。顾维钧奉命对薛穆说，中国政府不反对在新约之外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也不反对战后进行各种实际安排，但英国现在必须明确声明打算把该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果连这样的妥协办法英国也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将不签订条约。自然，他希望能避免这种结局。薛穆表示无能为力，说他已尽力设法提出折衷方案，如谈判破裂，不是英国的过错。谈判眼看面临僵局。顾维钧估计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会再作多少让步，并主张“即使暂时牺牲九龙，也要签署条约”。宋子文建议一起去劝说蒋介石不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坚持。27日晚，顾维钧在面见蒋介石时说，英国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这是英国“送上门来的礼”，中国应当先收下这第一份礼，同时暗示在等着第二份礼；中国应当先签新约，同时公开讲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九龙租借地。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决定先不把这一立场通知英方，而让宋子文翌日再告诉薛穆，九龙租借地问题解决后才能缔约。28日上午，宋子文再次与薛穆会谈。宋强调说，中方已对英国建议的换文讨论过两次，但不能接受这种解决办法，他强烈暗示情势的严重性，恳切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在新界问题上的立场，作出准备归还新界的表示。薛穆也感到事态严重，他相信宋子文所强调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新界问题上的感情，他担心如果英国不发表中方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有可能拒签新约，那样，“英国可能陷入窘境，中国人在与美国人订约之后，会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即便不这样，也将出现很困难的状况”，中英“两国正在迅速改善的关系”将“严重倒退”。在28日内阁会议之前，克拉克在给艾登的备忘录中分析谈判形势说，如果内阁会议批准指示薛穆，除了把“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英国不再作任何让步，英国可能要冒谈不成条约的风险。这对英国议会和公众都能讲得过去，因为一则，新界不属治外法权范围，它是“英国领土香港的租借条件下的延伸”；二则，如果英国宽宏大量，条约对中国过于有利，中国将得寸进尺，要求对治外法权范围以外的事项进行调整。他指出，达不成条约虽有若干不利之处，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由于中国的压力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让步，那么我们使自己在其他问题上经受中国的严重压力”。艾登完全同意克拉克的这一说法。28日，艾登向内阁会议报告了谈判情况，表示不能接受中方要求，内阁会议同意这一立场。会后，艾登立即指示薛穆，除了26日电所示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或改成“租借地问题”外，英国不能再作让步。”他说：“我们不可能接受顾博士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29日，艾登又紧急致函美国驻英临时代办，向他解释英国政府的立场，谈判开始时，英国政府没有料到中方会提出新界问题，现在，内阁已经议决，即使谈判破裂，英国也不能让步。他希望在谈判中一直与英国合作行事的美国政府运用其对中国的影响，不要使事情走到这一步。虽然美国政要和公众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多有批评，但在这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支持的还是英国而不是中国。31日，英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电告外交部，美国国务院与美驻英大使怀南特“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向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对中方“经常节外生枝感到不快，虽然租借地问题是中英两国间的事，但美国也关心此事，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顺利解决治外法权问题”。虽然在美国进行干预之前中方就已作了让步，艾登对美国国务院和怀南特还是深表感激。30日，薛穆、宋子文再次会谈，薛穆照艾登28日指示把英国立场告知宋子文。下午，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又见蒋介石，劝他最后下决心放弃关于九龙租借地的要求。31日上午，蒋介石正式批准签署条约。中午，宋子文将此决定通知薛穆。由于条约文本翻译颇费周折，新约签字又推迟了若干日。日，中英新约与中美新约同时签订。宋子文并向薛穆提出一项照会，声明：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21日，薛穆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英国没有通过这次换文承担任何义务，作出任何承诺。可以说，中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谈判是完全失败了。“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英国政府在拒绝中方要求时，曾经侈谈战后远东的重建与香港的关系之类，其实，英国所谓的重建无非是恢复或变相恢复大英帝国，继续维持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是根本无意放弃香港（包括新界）的。年间英国决策者凡有机会便重申他们的这一立场。1943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贝克访问伦敦，作为对克拉克头年访问华盛顿的回访。亨贝克在与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以“完全由他个人负责”的方式表示说：“我们已经谈到了许多方面，探讨了许多问题，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局势明朗时-一也许是我们应当加以考虑的，那就是……香港的未来。”在场的英国官员一听这话顿时像“触了电”似的。当晚，英方安排他去见丘吉尔。丘吉尔给他着着实实上了一堂课。丘吉尔说，香港是英国领土，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战后也许可以与中国人做出某种安排，对主权做一些调整，但“政治控制与行政责任必须留归英国”。他再次提到他一年前的一个公开表态：他当首相不是为了消灭大英帝国。他说：“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完全乐于对任何人这样坦率地说。”在11月下旬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战后香港应当归还中国。在新约谈判中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碰过钉子，他知道事情棘手，因此，提议由美国先与英国商讨。但在随即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提起香港战后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时，丘吉尔甚至拒绝讨论。由美方起草的开罗会议宣言明确提出，战后中国将收复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而对日本占领的大英帝国的属地却只字未提。丘吉尔对此极为不满，他在会上遇有机会便宣称：“战争结束时，我们并不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同样，我们也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1944年10月底，丘吉尔向他的内阁成员明白表示，“向俄国提供在远东的战争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其中包括了旅顺、大连，道理很简单：“俄国提出的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战争赔偿要求都将有利于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因此，“英国不应对俄国恢复其在远东的地位表现出任何敌意”。11月8日，在议会答辩中有人问首相，他在1942年11月关于“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设立的首相”的宣言中的“大英帝国是不是不包括香港”。属于工党的副首相艾德礼大概是为了表示在这一问题上的两党一致，抢着回答说：“大英帝国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从宣言中除外”。稍晚，12月31日，丘吉尔在致艾登的一份备忘录中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绝不许……玷污这个格言。”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罗斯福之命与英国决策者讨论香港问题，在途经伦敦时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向赫尔利表示，他将为香港斗争到底，他说：“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大英帝国将不要求什么，也不放弃什么，“我们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英国还为战后重新占领香港制造舆论，英国政府在纽约的官方新闻机构英国新闻社出版的《英国与日本》的小册子中，大肆渲染英国治理香港的政绩，其中心意思是说，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对英、中两国是同样有益的。英国为重占香港及早着手进行准备。早在1943年，殖民地部就设立了一个香港计划小组，初时只有9人，全由曾在香港任职的资深官员组成。自1944年9月起，前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麦道高出任组长，小组成员增至28人。小组的任务除了帮助殖民地部制订政策外，主要从事筹备战后重占香港的行政机构（包括人事安排）的工作，并研究如何保证提供足够供给的问题。该小组还负有帮助殖民地部制订未来政策的责任。它与殖民地部、英商中华协会等一起讨论了战后在香港进行“宪制改革”等问题。日，殖民地部、印度事务部和缅甸事务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体的远东委员会，这是一个直属内阁的部际决策机构。11月15日，远东委员会召开恢复以后的第一次会议。23日，委员会秘书阿姆斯特朗把艾德礼8日在议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表态印发给委员会，以此作为制订香港政策的指导方针。英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战后重占香港十分关心。新约谈判中的争论使它们十分担忧，“外部的压力可能错误地导致一种统一意见”，使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让步。1943年5月，英国在华利益的主要代表英商中华协会就向政府表示，鉴于“保持香港对战后中国与远东的贸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决不能放弃香港。1944年11月，协会再次致函殖民地部，对艾德礼在议会的表态表示“全心全意的拥护”，并说他们听到这一声明，有“如释重负”之感，他们上年提出的想法如今也“更有力量了”。就这样，英商中华协会与英国政府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坚定彼此在香港问题上的殖民主义立场。“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原状”使英国政府感到担心的是，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的管辖范围之内，而在中国战区之内。因此日本投降时，香港很可能为中、美军队所接收。殖民地部设想了扩充英军服务团的兵力，利用它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在香港建立英国行政机构的计划。但薛穆、英国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及驻华英军司令海斯均觉不妥。他们认为：“我们现今在中国的军事地位如此困难和微妙，如要使任何这类计划有成功可能，则必须事先与中美最高层领导讲清”。日，外交部、殖民地部、陆军部与香港计划小组四方代表的会商意见大体也是这样。与会者认为，既然香港在中国战区之内，必须事先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方能让一个英国的民政小组附属于参加接收香港的中国军队；而在向蒋提出之前，有必要先征得美国的同意。自然，英国政府完全意识到，“向蒋介石提出香港的民政问题可能把香港未来的整个问题提到显著地位”，因此迟迟疑疑，犹豫不决。战争形势迅速发展，8月10日，日本表示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在10日下午的内阁会议上，参谋总长汇报说，参谋总部已经拟定了在日军投降时向香港派遣一支载有海军陆战队的舰队的计划，该舰队司令将受命接受日军投降，并在香港建立军政府。新任首相艾德礼感到事关重大，应由他亲自致电杜鲁门商量，但国防大臣伊斯梅认为，由首相亲自出面会使美国人感到“我们不合时宜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原封不动地保持我们的殖民帝国方面”，因此改由英国参谋总部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参谋总部设想，英军占领香港分3个阶段：1．英国太平洋舰队的一支小部队尽早到达香港实施占领；2．此后数日内运送婆罗州的一旅澳大利亚军队抵达香港；3．在马六甲海峡通航后从东南亚战区派遣一支部队及空军战术分队抵香港，取代澳大利亚军队。在此同时，8月11日外交部致电薛穆，命他通过英军服务团团长赖濂仕立即设法与被日本人囚禁在港岛的前香港辅政司詹逊取得联系，授权他在被日本释放后“立即恢复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直到英国海军到达建立军政府为止。13日，外交部再次电令薛穆，“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把外交部指示传达给詹逊。香港计划小组负责人麦道高将作为香港首席文官率领文职人员尽快尽往香港。蒋介石显然是估计到了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会有麻烦，特地于8月14日下午召见薛穆，声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只是希望最终能解决香港问题。这实际上是给英国吃定心丸，表示中国近期内不会提起香港问题。8月14日，裕仁发表“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16日，驻香港日军司令官将此消息告知詹逊。詹逊虽然尚未接到英国政府命令，但他自告奋勇，立即成立临时民政机构，当上了“事实上的代理港督”。23日，他又通过重庆的秘密渠道接到殖民地部的如下命令：立即成立英国的行政管理机构，没有政府批准，不得将权力交给任何人。8月15日，杜鲁门总统向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其中说：“在中国境内（东北地区除外）和北纬16度以北的当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投降。不言而喻，香港在中国受降地区之内。英国不理会杜鲁门的一号命令。16日，英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提出一项照会，其中说，英国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国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香港行政。同日，国民政府复照英文指出，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范围，英国的要求与杜鲁门关于受降的命令不符。照会说：“中国政府尊重英国一切合法利益，并准备给予充分的必要的保护，但是一项接受日本投降的协调一致的计划对于在亚洲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兹建议英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家的总规定安排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吴国桢表示：这“仅仅是受降安排问题”，中国对香港没有领土要求，香港问题最终将通过外交渠道予以解决。19日，薛穆又交给吴国桢一份备忘录，英国在其中辩解说，“一号命令”规定中国将接受“在中国境内”的日军的投降，“英国政府认为这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又说，英国政府当初被迫弃守香港，如今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备忘录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参加受降仪式。中国政府每接到英方照会，便立即将其副本送给美国大使赫尔利，并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通报情况，无疑是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魏德迈认为，“既然战争开始以来香港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战区之内的”，中国要求受降是理所当然的。收到英国19日备忘录后，蒋介石亲自致电向杜鲁门求援。他在21日电报中写道，英国政府应当遵守“一号命令”而不能任意曲解，“现在对受降命令的一个改动都可能造成不良先例，从而在香港以外地区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他同时表示将邀请美、英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受降以后我将授权英国人将其部队登陆以重新占领香港岛”。国民政府在请求美国支持，英国也在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18日，艾德礼致电杜鲁门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总命令解释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并称英国军方已通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支英国舰队已在赴香港途中。20日，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宣称，英国方面已为在香港受降采取了措施，但此事“可能还有困难”，中英两国军队正在展开一场竞赛，看谁先到香港。接到艾德礼的电报后，杜鲁门立即与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及参谋长们进行商议，结果，美国在英国压力之下不惜修改“一号命令”，同意“在受降问题上明确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杜鲁门在21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美国“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杜鲁门尽可能降低他改变原先态度的意义，说这“主要是具体操作性质的军事事务问题”，“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美国对于香港未来地位的观点”，他希望蒋介石“以合作与谅解的精神看待此事”。22日，贝尔纳斯公开表示，香港问题将在即将举行的伦敦四大国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英国政府对此颇感惊愕。23日，艾德礼针锋相对地宣称，英国已经拟妥在远东恢复行政的计划，并已做出由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安排，它不准备对英国在远东的领土主权作任何修改。杜鲁门修改“一号命令”，美国拒绝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蒋介石无可奈何，于23日复电杜鲁门，表示“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将派中、美军官各一人出席受降仪式。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云云，无非是作出实质性让步时一种保全面子的说法，杜鲁门自然明白，他立即回电，感谢蒋介石“体谅人的行动缓解了困难的局面”。24日，美国方面宣布，麦克阿瑟已经向日本大本营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国军官投降。同日，蒋介石对香港问题作公开表态。他在中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白宣布：“中国决不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主权”，“关于香港的地位，以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以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从而明确表示，他无意在此时提出新界问题，他仅仅是要行使-一即使是名义上行使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在香港受降的权力。但英国政府却无视这种权力。27日，薛穆奉命口头告诉蒋介石，英国不按受他的建议，“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的原状”，并已指派海军少将夏悫主持受降。蒋介石反驳说，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受降香港日军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又顺水推舟地表示，既然英国政府已指派了夏悫少将，他从即日起就授权给夏悫。他还说：“如其不按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同日，蒋介石还召见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该武官随即向国防部长伊斯梅报告说，在过去两年中他多次见过蒋，有时是在非常紧急的时候，“从未见他像今天这样激动”，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态度，我们将严重损害将来的对华关系。英国外交部异想天开，于28日下午2时致电薛穆，表示希望蒋介石不要公开提出授权受降的要求，希望他“单方面地放弃这种权力以利于英军司令”。10分钟后，外交部又追加一电，称蒋介石现在的态度与他8月24日关于香港的声明不一致，并提出一项新建议：由夏悫代表英国政府、蒋介石授权另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代表联合受降。次日一早，薛穆往见吴国桢，要求安排拜会蒋介石，遭到回绝。吴国桢说，蒋介石不会同意英国的新建议。薛穆立即电告外交部说：“鉴于蒋介石的态度，如继续讨论此事，除了徒增双方的敌意，不会有任何结果。”30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和武官。他对英国“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表示愤慨”。薛穆在当天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他与武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接受授权”。他进而警告说：“除非此事得到解决，这个争端将可能损坏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而且正是在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为了重建我们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们应当得到中国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薛穆的这一警告显然起了作用，英国政府是不能不考虑战后与中国的长远关系的。外交部遂于31日下午致电薛穆，表示同意夏悫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并欢迎中美两国各派一名军官出席受降仪式。这样英国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委托受降的方式。蒋介石总算保住了一点面子，，可以自我安慰了：这“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但十分明显，在受降权之争中，赢家仍然是英国。8月30日，夏悫率领的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恢复了对香港的占领。9月16日，夏悫以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双重代表身分，在香港督宪府接受日军投降。夏悫在香港成立军政府，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正式恢复。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得出下面一些看法。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国通过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中国战区、废除治外法权、列名于《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发表《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举措，提高了国际地位。号称“四强”之一，但中国并未被其他大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如果说《雅尔塔协定》是美苏背着中国而将中国利益私相授受的交易，那么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就是英国继续恃强凌弱的事例。不论是在新约谈判中，还是在受降安排上，国民政府都曾为实现理所当然的权力作过一些努力，但决策者仍然存在着半殖民地心理，缺乏自立自强意识，又没有审时度势地采取得力措施，常常知难而退，加之缺乏盟国的支持，以致把理直气壮的事情做得低声下气。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虽然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有所批评，但美国政府到关键时刻仍然支持英国，而不是中国。这既表现了美、英传统的“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也表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轻慢。总之，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中，处处可见一百年来中国与列强关系的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立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例，它与英国对印度、缅甸、马来亚等的立场是一致的。对于印度，英国拒不考虑国大党的要求，坚持其殖民统治而不加变更。对于当时被日本侵占的那些原有殖民地，英国力图在战后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中，一方面，英国作为主要盟国之一，与中国、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与亚太地区各国人民一起，进行着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另一方面，英国又无时无刻不想着恢复其殖民帝国。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所说：“档案材料现在揭示，大不列颠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大英帝国，而且甚至还要给大英帝国增添点什么（如对利比亚）。”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硬要把旧时代的做法搬到变化了的时代，其结果肯定是不美妙的。美国警民冲突再升级：无法克服的顽症！由白人警察射杀非裔青年布朗引发的弗格森事件还近在眼前，不到9个月，警民冲突再次重创美国当地时间5月1日，马里兰州检察长玛丽莲·莫斯比宣布已向6名涉及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巴尔的摩警察提起刑事指控。半个多月前发生的“格雷案”持续发酵，抛给美国社会的是一个已不容回避的严肃问题：警民冲突频频发生，症结何在，又该如何破解？警民矛盾已成痼疾由白人警察射杀非裔青年布朗引发的弗格森事件还近在眼前，不到9个月，警民冲突再次重创美国。这一次是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68年，这里曾因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而爆发一场规模浩大的种族骚乱。50多年后，历史再次重演。4月12日，25岁的非裔青年格雷在巴尔的摩遭到警方盘查，他在试图逃跑时被6名警察强力拘捕，并在一周后因脊椎严重受伤不治身亡。格雷的“非正常死亡”迅速牵动起美国民众尤其是少数族裔的敏感神经。半个多月来，巴尔的摩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持续升级，并蔓延到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其他城市，数以千计的美国民众涌上街头，要求政府制止并结束警察执法不公以及种族暴力的行径。从2013年佛罗里达州少年特雷翁·马丁遭遇协警枪杀，到2014年弗格森少年布朗身中警察的6枪而亡，再到如今巴尔的摩的格雷之死，非裔美国人死于警方之手在美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法国《费加罗报》日前的一项梳理，仅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各地就发生近10起警民冲突。事件的内容大同小异：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枪杀非裔，进而引发非裔美国人族群与警方之间的暴力冲突和种族骚乱。如《费加罗报》所称，警民冲突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呈现频发趋势，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得不直面的严肃问题。多重因素诱发冲突反思美国警民冲突的症结，种族歧视是一个难以绕过的问题。虽然早在196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民权法案》，将种族歧视视为非法，然而，多年来种族歧视的影子始终游荡在美国社会的深处。“在美国，非裔族群总体上仍是经济较为贫困的阶层，受到的教育也最为薄弱，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非裔族群成为美国社会犯罪的主体人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这样的种族结构伴随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潜在的歧视心理，进一步引发的正是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于非裔族群存在一定偏见，并更有可能过度执法。美国时代周刊日前就援引了一位帮助组织巴尔的摩抗议示威活动的美国学者的观点称，警方在更富有的白人社区的执法行为几乎总是比在贫穷的非洲裔社区更文明。此外，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公民拥有持枪权也是美国警民冲突频发的重要诱因。“美国公民拥有持枪权，这就等于让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时刻处于一个较为危险的境地，进而也使美国警察在执法时使用武力的界限相对较低。”强世功分析称，加之美国在审判相关案件时往往引入陪审团制度，而以白人为主的社会构成普遍倾向于赋予警察更多的权力，这就间接导致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更易对所谓的“可疑人群”扣动扳机。美国哈佛大学上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近半数美国年轻人并不信任美国的司法系统，认为其区别对待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也认为，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界定模糊的灰色地带，而且部分警察确实存在暴力执法的倾向。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仅巴尔的摩这座城市从2011年到2014年底就已向100多位警方暴力执法受害者支付了近600万美元的和解费，而在巴尔的摩的俚语中，被押上警车就意味着“一个艰难的旅程”。解决还需多条路径5月1日，马里兰州检方认定格雷是被伤害致死，决定对涉案6名警察提出二级谋杀、过失杀人、渎职、非法拘禁等多项刑事犯罪指控。事件似乎有了新突破。对此，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者表示满意，但示威活动仍在美国多地继续，如他们所说，寻求正义的努力远没结束。而多名巴尔的摩警方人员则认为这些警察“没有犯错”，检方诉讼决定“过于仓促”。如今看来，要使格雷案画上句点仍需一段时日，而要破解警民冲突的社会痼疾更非易事。“这是一个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从多条路径来解决。”袁征认为，要使美国警民冲突有所改善，一方面需要更为严格地教育管理警察这支执法队伍，并对执法行为做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另一方面需要美国政府为非裔等少数族裔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条件，进而消除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奥巴马在日前对格雷家人表示慰问时也承认，市区的警察行为是个应当解决的问题，“一些警局需要进行反省”。更为棘手的仍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美国社会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虽然没有挂在嘴上，但在内心仍然存在，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袁征说。要从根源上铲除警察暴力滋生的土壤，只有彻底消除歧视，真正实现人权平等。如奥巴马所说，巴尔的摩事件并非孤立，需要美国全社会共同反思。规范执法，改善种族关系，完善社会经济结构，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社会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记者 严 瑜）(责任编辑：CM022)相关报道:专家：日本欲与美平起平坐 伺机建霸权将其取代日本不仅要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还要和美国平起平坐，更要伺机建立新的霸权取代美国从“新事态”看日美新指针的变质日美两国于近日联合发表第三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新指针”)。同前两版相比，虽然口口声声说的是“防”，但是字里行间却透出更多“攻”的杀气。特别是“新事态”的提出，更是改变了防卫的实质。1978年11月底，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日两国制定了第一版“指针”，提出了三种事态：平时预防对日本的武装入侵;日本遭受武力进攻时采取共同行动;远东地区发生影响日本安全的事态时双方进行军事合作。这份“指针”针对的是苏联对日本的威胁，具有较明确的防卫性质，但仍带有地区干预色彩。“指针”出台后，日本借机大搞“基础防卫力量”建设，采购先进武器装备，强化自卫队军事素质，并不断完善职业化兵役制度，积极扩军。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剧变，日美关系也发生了龃龉。经过摇摆期后，日本认识到抱紧美国大腿的重要性。两国于1997年又出台了第二版“指针”，规定了在平时、日本遭到武力进攻时和日本周边发生紧急事态时双方进行军事合作和联合作战的内容与方法。这一版提出了“周边事态”的新概念，防卫的性质开始模糊化，地区干预性质增强。依照日本政府的解释，“周边事态”无关地理，而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日本甚至把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也划了进来，真不知是“防卫”还是“干涉”了。第三版“指针”又提出了“灰色地带事态”“重要影响事态”以及“存亡危机事态”的新概念。这些“新事态”的定义是非常暧昧的。比如2014版《防卫白皮书》将“灰色地带事态”定义为：“既不属于完全的和平时期，但又不属于战争冲突状态，处于这两者中间的大范围状况。”至于“存亡危机事态”则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而威胁到日本生存”的事态。这样来看，日本就有了更为广泛的军事活动空间，可以将干预范围扩大至全球。而且，这些“新事态”的判断完全是日本政府说了算，没有客观标准，更具随意性和危险性。“新指针”提出的“新事态”，完全超出了防卫的范畴。日本早就不是第一版“指针”中的受保护者，也不满足于第二版中的地区事务干预者，而是妄图充当全球事务干预者。日本这么不安分，是新国家主义思潮在作祟--不仅要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还要和美国平起平坐，更要伺机建立新的霸权取代美国。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是综合性问题，各国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消除和应对各种威胁，不能片面依赖军事力量。安倍政府无视和平发展的主流，顽固坚持右翼思维，不顾深刻的历史教训，继续在危险的扩军道路上狂奔，必将重蹈覆辙!(作者武养浩 单位：军事科学院)(责任编辑：CM022)相关报道:日媒：奥巴马对安倍态度大变 与中国因素有关对中国可能打破亚太地区力量均衡格局的担忧是日美首脑拉近距离的一大原因参考消息网5月5日报道 日媒称，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国宾规格热情款待了到访的首相安倍晋三，“感谢安倍晋三为同盟作出的积极努力。”共同社5月4日报道称，吸引人目光的是奥巴马此次带着笑容称赞安倍的场面，与2013年同样在白宫举行的首脑会谈形成鲜明对比。报道称，中国崛起、中东局势混乱、国防开支削减。一面提出“重视亚洲”，同时又面临堆积如山的难题的奥巴马任期仅剩1年零9个月。另一方的安倍则提出“将与美国一道站在解决国际社会难题的前列”，积极开展完善安保法制工作。报道称，正在逐渐失去优势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现状推动了此次两国首脑表现出蜜月关系，日本在奥巴马外交中提升了影响力。奥巴马在此次首脑会谈举行的4月28日，与安倍一起出席联合记者会时使用了“为了彼此”的日语，强调这个词语反映了日美同盟的本质。2013年2月安倍访问白宫时，奥巴马始终保持务实性的态度，在媒体前也几乎没有露出笑容。关于去年奥巴马访日时的会谈，安倍曾私底下说：“净讨论工作的事。”对于奥巴马此次态度大变，美国政府人士解释称，这是对安倍政府在安保领域的努力和经济回暖以及与东盟(ASEAN)加强关系的肯定。据悉，奥巴马“认识到日本作为全球性伙伴的重要性”也是此番厚待安倍的一大原因。报道称，中国的因素也不容易小觑。对中国可能打破亚太地区力量均衡格局的担忧也是日美首脑拉近距离的一大原因。(责任编辑：CM022)相关报道:谢绝女游客擦汗武警：部队有纪律 想说对不起女游客为站岗的苗浩森擦汗原标题：拒绝擦汗 20岁武警想说对不起5月2日，秦兵马俑一号坑大厅前，由于身着制服，站岗武警满脸汗水，一位女游客掏出纸巾去擦他脸上的汗水。此事引起网络高度关注，网友纷纷留言，有人猜测那名女子是哨兵的女朋友，有人想知道那位哨兵是怎么想的。5月3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当事武警苗浩森。擦汗女游客不是他女朋友3日下午，华商报记者见到了20岁的苗浩森。他身高超过1.8米，在接受采访的一个小时里，始终正襟危坐。他是一个新兵，去年9月刚刚入伍，是安徽宿州人。“女游客给武警擦汗”的消息他也听说了，但并未看过那些照片。当第一次在记者手机上看到图片时，他笑了。此事一经报道，网友评论如潮：“一看就是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涵养、内心善良的好女孩！”“这个女游客说不定就是哨兵的女朋友吧？”还有网友“起哄”：“嫁给他嫁给他，娶她娶她”……苗浩森告诉华商报记者，自己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内心非常感激。此前并未见过这位女游客，这名女游客自然也不是他的女朋友。谢绝后怕伤她心有些后悔温馨一幕发生时，两人是否有过交流？苗浩森说，自己当时在站下午2时至3时的一班岗，因为天气炎热出了很多汗，“她拿着纸巾就来给我擦汗。我心里很感激，但部队有纪律，我就对她说：'谢谢，我正在执勤，请不要打扰我。'”女游客听到他说的这句话后，说了句“好的”，就转身走开了。听到华商报记者问“会不会担心她因被拒绝而伤心”时，苗浩森说，“我说完就后悔了，因为我感觉这位女游客是好心在帮我擦汗。但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还代表武警。说完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通过华商报对这位女游客说：“在哨岗上因职责所在，说的话可能会让你伤心，在这里想对你说声'对不起'。”礼宾哨须随时应对突发事件据了解，每年五一、十一，被称为陕西第一哨的武警某部数十名战士就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来到兵马俑馆执勤，确保文物及游客安全是最大的责任。设置礼宾哨，不单单是展示武警战士良好形象，更重要的是站在高高的岗台上，便于及时观察和发现拥挤人群中潜在的一些安全隐患，以便及时报告和加以消除。对于网友提出的“擦汗不允许吗”的疑问，苗浩森所在中队中队长魏立建介绍，上哨时，礼宾哨武警必须将注意力时刻集中在执勤上。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必须纹丝不动，高度警惕地查看周边情况。但在混乱、踩踏等突发事件发生时，也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控制混乱局面。由于每位武警都负责一片警戒区域，擦汗虽然事小，但也可能遮挡武警视线，影响到履行职责。3个哨台都有人留下爱心湿巾华商报记者了解到，实际上当天做出感人举动的不止这一位女游客。“还有几个人都想要为我们的哨兵擦汗，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其中包括一位老奶奶。”魏立建说，当日在大门安检处，以及一号、二号、三号坑入口左右两侧都设有礼宾哨，有三个哨台上都有好心游客放了爱心湿巾。对于武警们而言，这次勤务圆满完成，兵马俑秩序井然，他们感到心里也踏实。而游客一些微小的暖心举动，也反映出百姓对武警执勤的认可和支持。临潼寻找“擦汗美女”她可免费游当地景区华商报讯（记者周艳涛）美女游客为正在站礼宾哨的武警战士擦汗一事，经华商网、华商头条报道后，感动了很多人。昨日，西安市临潼区旅游局正在寻找给武警擦汗的女游客，并准备授予其“临潼区最美游客”称号，奖励她及家人免费畅游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华清池（骊山）等临潼所有旅游景区点及免费观看《长恨歌》演出。(责任编辑：CM022)相关报道:百岁老兵回乡系列报道：这次离开 等着亲人来过春节百岁老兵回乡系列报道：这次离开 等着亲人来过春节开通了绿色通道，爷爷和家属直接到了站台度过了这样的一个五一，5月4日的晚上七点半，103岁的尹清和爷爷坐上了回家的列车，这个故事终于到了尾声。就像许多故事的尾声一样，当你经过了开始的兴奋和期待，当你经过了高潮的感动和欢庆，最后我们总要迎来告别的时刻。下午6时15分，志愿者杜进开车送爷爷来到了广安车站，几天前就是他从车站接爷爷回家的，如今他的使命终于完成了。遮天尹爷爷的精神特别好，本来昨天的晕车还许多人有些担心，但是爷爷却意外地显得十分兴奋，甚至向志愿者们讲起了自己当年自己当兵时出操的事情，甚至还回忆起了操练前的军号声。志愿者熊熊看了发在群里的照片惊叹：感觉我们尹爷爷比来的时候年轻了！经过连续几天的报道，许多广安当地的人也都知道了尹爷爷的故事，上午还有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