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人》内容简介
游戏的人：文化中的游戏成分的研究
HOMO&LUDENS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游戏的本质和意义
游戏的人:文化中的游戏成分的研究
作者:&(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译者:&多人
内容简介：
《游戏的人：文化中的游戏成分的研究》研究游戏在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指出：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决非偶然的成分。
作者是荷兰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
他旗帜鲜明地断言：文明在游戏中诞生，并且以游戏的面目出现。
该书视野广阔，横跨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比较哲学、文化史等多门学科；纵览并比较了希腊、日耳曼、北欧、印度、中国的游戏概念的表现、异同和演进。
显示游戏对文化近乎全面的影响，游戏是如何塑造文化的。
赫伊津哈有关游戏的观点，为汤因比、索罗金、韦伯、马塞尔乃至加缪的历史阐释奠定了基础。&
约翰·赫伊津哈，日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
他是一位文化史学家，也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
当他还在古典语言学校读书时，便掌握了阿拉伯语。
1891年他入格罗宁根大学，改学文学和梵文，并以一篇论述古印度对戏剧的论文毕业。
1905年他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历史教授的职称，
1915年，又在莱顿大学获同样职称。
在《我的历史之路》这篇文章里，赫伊津哈概述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对纹章学和古钱学的青春般的热情、他的东方研究的失望、以及那本使他闻名于世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的概念，等等。
极权主义思想的出现激发了他在《明天即将来临》一书中挺身捍卫西方文学和艺术，而在《游戏的人》中他又坚持了对先验价值的信念。
1942年，赫伊津哈作为人质被德国占领军扣押，随后被禁闭在一个小村庄里。日，在荷兰解放前夕，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就义。
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
新闻来源：南方文坛&作者：何道宽&责任编辑:&严&琴&
我的同事张晓红博士和花城出版社希望由我来翻译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我欣然从命；虽然手里其他书稿已经忙得够呛，我还是求之不得。
为什么呢？因为我和赫伊津哈及《游戏的人》，间接相知已经二十来年。
二十年来，我翻译并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代表作，屡次读到赫伊津哈其人。
比如，麦克卢汉推崇《游戏的人》说：“游戏和娱乐的观念在当代获得了大量新的意义，新意义的源头不仅有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之类的经典著作，还有量子力学。赫伊津哈把游戏理论与一切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①&
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语文学家、传播学家、休闲学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游戏的人》进行诠释。
翻译该书的过程，是一个多角度审视文化史、理解游戏在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过程，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正如我十几年前翻译麦克卢汉的感觉一样：消化这本书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愿意把自己的初步体会和读者做一点交流。
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我回头再读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游戏》那一章，发现两本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下文。
《游戏的人》国内已经有两个译本②。作第三个译本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我为什么要知难而上呢？因为我不但想要推出一个比较好的译本，而且很想借此进一步了解荷兰这个文化大国。
这个国家地理面积狭小，对人类思想文化和学术进步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它拥有数以十计的世界级文化巨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博学鸿儒就有：
人文学者伊拉斯谟、
哲学家斯宾诺莎、
历史学家威廉·房龙、
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
国际法先驱雨果·格劳秀斯、
大画家伦勃朗和凡·高等等；
现今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比较文学大家杜威·佛克马，中国学人也相当熟悉了。
历史何以成就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呢？这是我有兴趣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限于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
（一）1568年荷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581年荷兰共和国诞生，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证券业、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加上学术自由的政策，荷兰取代法国而成为西欧的学术中心之一。几百年来，由于它社会发展和学术繁荣齐头并进，这个远方的小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
（二）学术中心转向荷兰。十六世纪末，由于专制皇权和宗教思想的压迫，法国的大学者们流亡到学术自由的荷兰。从此直到十九世纪，荷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学术圣地之一③。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和“百科全书”派的许多著作，都是“出口转内销”，先在荷兰印刷出版，然后才偷运回法国的。
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印刷品源源不断地走私到法国。
法国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成全了处在边缘的自由国家的出版自由。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对出版审查的逃避，表现在《百科全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中，反映在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中。”④&
“印刷工人从法国移居的邻国瑞士与荷兰，把书印好后又走私运回法国……荷兰的印刷业取长足进展……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上升。”⑤
&“法国的国家干预，使纸张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荷兰通过引进却大大促进了造纸工业。
法国的难民推出了批判的文学和哲学，培尔和笛卡儿即在其中。”⑥&
“从1587年斯卡利杰移居荷兰莱顿那一天起，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术霸权就让位给荷兰人了。”⑦&
“法国一方面限制书的出版，一方面鼓励纸张的生产……给邻国提供生产书籍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这些书又从邻国走私回法国。”⑧&
“莱顿大学成为学术和学习的中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⑨&
自此，莱顿大学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它已经并将继续吸引许多中国学者。
三、其人其书
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是荷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
攻读印欧语—日尔曼语语言学，1897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荷兰和德国的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等著名大学执教，曾任莱顿大学校长；二战期间对法西斯占领者持严厉批判态度，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被迫害至死。
他擅长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明天即将来临》、《文明复活的必要条件》、《愤怒的世界》、《17世纪的荷兰文化》、《文化史的任务》、《历史的魅力》、《痛苦的世界》等。
他在世时已经成为欧洲文化史尤其是荷兰文化史的权威。他的著作经久不衰，《中世纪的衰落》和《游戏的人》均已在国内出版，而且《游戏的人》已经有三个译本问世。他在中国学界的影响还在上升。
1903年，赫伊津赫就开始研究游戏。
1933年，在莱顿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他又回答游戏的母题。
1938年，《游戏的人》面世，这似乎是第一部从文化学、文化史学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游戏的专著，分为十二章，阐述游戏的性质、意义、定义、观念和功能，阐述游戏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主要是游戏和神话、仪式、法律、战争、诗歌、知识、神话、哲学各种艺术门类的关系。除此之外，作者特别关注的是游戏精神在近代西方的衰落。
他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对战争阴云表示严重的关切，对法西斯破坏国际法游戏规则极端愤慨，他希望人类社会和文化能够在游戏中继续成长，而且希望人能够学会更好地利用休闲。
他把法西斯和政客叫做国际政治的破坏者和“搅局者”，控诉他们对文明的破坏。
在本书结尾前，他发出了这样的警世名言：
“于是经过曲折的道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在游戏成分或缺的情况下，真正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因为文明的预设条件是对自我的限制和控制，文明不能够将自己的倾向和终极的最高目标混为一谈，而是要意识到，文明是圈定在自愿接受的特定范围之内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文明总是要遵守特定游戏规则的，真正的文明总是需要公平的游戏。
公平游戏就是游戏条件中表达出来的坚定信念。
所以游戏中的欺诈者和搅局人粉碎的是文明本身。”（英文本238页，下同）
该书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目录管窥一豹：
作为文化现象的游戏：
性质与意义&/&
表现在语言里的游戏观念&/&
发挥教化功能的游戏和竞赛&/&
游戏和法律&/&（宗教、政治、经济、）
游戏与战争&/（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传统、道德、法律、艺术）
游戏与知识&/（人类所有文化）
游戏与诗歌&/（人类所有文化）
神话的形成与游戏&/&（人类所有文化）
哲学中的游戏形式&/&（人类所有文化）
艺术中的游戏形式&/&（人类所有文化）
游戏人视野中的西方文明&/&（人类所有文化）
当代文明中的游戏成分。（人类所有文化）
这是一本研究文化史的严肃之作，说它是研究休闲学的著作固然不对，但它倡导游戏和严肃并重、不排除嬉戏运动、闲情逸致，还是有道理的。
他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比工作更为可取，实际上它正是一切工作的目的……希腊的自由人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他们有闲暇在有教育意义的高尚消遣中去追求生活的目的……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闲暇。”
因此，爱挑剔的史丹纳指出：“休闲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突出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赫伊津哈的预期。
我们陷入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如何分配多余的时间和资源，以便用创造性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去利用闲暇……‘玩游戏的时候’，人处在创造力的巅峰，他完全摆脱了互相仇视的羁绊，他从粗俗的需求中彻底解放出来。”（16页）
与此同时，史丹纳又不惜用阿谀之词肯定该书的权威，他说：“赫伊津哈得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结论：文明‘决不脱离游戏，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于社会的母体，它在游戏中诞生，并且以游戏的面目出现。’”（12页）
史丹纳在序文里从两个层面对赫伊津哈提出批判，实际上，他提出了三种批评。第一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混淆高雅和委琐，对当代文明抱悲观的态度。
史丹纳借用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文章《赫伊津哈责难他的时代》的观点并且指出：“赫伊津哈骨子里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浸透了资产阶级高雅文化的理想和闲情逸致。
他自始至终以挑剔和怀旧的观点来看待文明……他把整个文明当作游戏的观念固然给人启示，却是一种虚构。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观念把最高尚的价值即艺术、法律、哲学和文学放置到最委琐的审美层次上。”（13页）
第二种批评是，赫伊津哈的许多论述缺乏佐证：“赫伊津哈提出的许多佐证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许多词源的考据是业余水平。”（14页）
由于译者不擅欧洲语言，所以我们不敢完全否定史丹纳的指控，说他是毫无根据的；但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说：赫伊津哈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以他印欧语文学家的背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判断，他的词源考据不会是“业余水平”。
第三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没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成果：“赫伊津哈对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却采取孤傲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使他无法利用心理学的实验成果……他对社会演化的观察太笼统，他使用‘原始’这个范畴太简单。”（14页）
对于这种批评，赫伊津哈在自序里做了令人信服的答辩。
原来他是有意识地使用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尽可能少用甚至避免使用其他的方法：
“我所谓游戏不能够理解为生物现象，只能够理解为文化现象。我们研究游戏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
读者将会发现，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游戏，无论这样的解释是多么重要；我使用了人类学的术语和解释，不过用得相当谨慎，即使不得不引用民族志的材料，我也是尽量少用。”（17页）
他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能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层次去研究游戏：“我们立即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使在最简单的动物层次上，游戏也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
它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范畴。
它有一个意义隽永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特定的意义。
在游戏时，有一种东西在起作用，它超越了生活的眼前需要，它给行为注入了特定的意义。一切的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
倘若我们把构成游戏本质的积极原理叫做‘本能’，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倘若我们称之为“心灵”（mind）或“意志”（will），我们的解释又太过头。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游戏吧，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个事实隐含着游戏本身的非物质属性。”（17页）
赫伊津哈把游戏的重要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自序里说：“本书旨在把游戏的概念整合进文化的观念之中。”他认为，“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是在游戏之中展开的，文明就是游戏”（17页）。
在国内外的多次讲演中，他“抠字眼”，多次纠正东道主用词不当，以杜绝对他讲题的误解：“我的讲题是‘文化固有的游戏成分’（The&Play&Element&of&Culture），每一次讲演的时候，东道主都想把我的题目改成‘文化里的游戏成分’（The&Play&Element&in&Culture），他们把里面的‘of’改成‘in’。每一次我都提出抗辩，并坚持用‘of&’。”（17页）
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用“of&”的目的是要说明：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决非偶然的成分，游戏就是文明，文明就是游戏。
如果改用“in”，游戏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游戏可能是非本质的、非固有的、可以或缺的、偶然的文化因子。游戏在文化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在“中译者序”的“定义和本质”与“功能和地位”里做进一步的讨论。
四、定义和本质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看游戏。大体上说，
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容易把游戏看成生物和人的本能，
人类学家倾向把游戏看成是幼儿学习求生本领的过程，
社会学家往往把游戏看成是幼儿社会化的必备条件，
历史学家容易把游戏看成是文化发展的动因之一。
稍细一点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定义往往有以下一些倾向：
（1）游戏是过剩生命力的释放，
（2）游戏是为了满足“模仿的本能”，
（3）游戏仅仅是为了身心放松的“需求”，
（4）游戏是幼龄动物为准备对付生活而进行的训练，
（5）游戏是为个体自我克制所必需的演习，
（6）游戏是身心的宣泄，是为了“满足愿望”，
（7）游戏是一种虚拟的动作，旨在维持个人价值的某种情感。
赫伊津哈批判“本能说”：“很久以前，席勒就提出了固有的‘游戏本能说’……把阿尔塔米拉的洞穴画归结为胡乱的涂鸦，似乎十分荒谬——如果将其归结为‘游戏本能’，那就荒谬了。”（192页）
看来，史丹纳在序文中指责赫伊津哈主张“本能说”，是缺乏依据的。
我们不知道他的批评根据何在：“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提出‘游戏本能’说时，却不加界定。”（14页）
全书多次给游戏下的定义大同小异，但全都能够清楚说明游戏的本质、功能、地位和规则。
史丹纳序引用的定义是最重要、最全面的定义：“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活动，游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需和物质的功利。
游戏的情绪是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的，随情景而定，或神圣，或喜庆。
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欢声笑语、心旷神怡随之而起。”（10页）
赫伊津哈非常强调游戏的特征：“让我们再一次列举游戏固有的特征（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游戏活动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有明显的秩序，遵循自愿接受的规则，远离生活必需的范围或物质的功利。
游戏的心情或喜不自禁、或热情奔放，游戏的气氛或神圣、或欢庆，视天时地理而定。高扬的紧张情绪是游戏行为的伴侣，欢声笑语和心旷神怡随之而起。”（154）
另一个定义在47页：
“我们觉得，用以下语汇来界定游戏的意义似乎是相当不错的：
游戏是一种志愿的活动或消遣，在特定的时空里进行，遵循自愿接受但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游戏自有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感，游戏的人具有明确‘不同于’‘平常生活’的自我意识。
如果用这样一个定义，游戏这个概念似乎能够包容动物、儿童和成人中一切所谓的‘游戏’：力量与技能的较量、创新性游戏、猜谜游戏、舞蹈游戏、各种展览和表演都可以囊括进去。我们可以断言，‘游戏’这个范畴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范畴。”
这个定义是经过反复论证得出的。
“从一开始，人类社会宏大的原型活动就充满了游戏。
以语言为例……
每一个抽象的表达背后都隐藏着最大胆的暗喻，
每一个暗喻都是词语的游戏……
再以神话为例……
原始社会举行神圣的典礼、牺牲、献祭和神秘仪式，全都是为了确保世界的安宁，这是真正纯粹精神意义上的游戏……
在文明生活中，伟大的本能力量滥觞于神话和仪式：
法律和秩序、商业和利润、工艺和艺术、诗歌、智慧和科学全都滥觞于神话和仪式——这一切都扎根在原始游戏的土壤中。”（22—23页）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赫伊津哈依次对游戏概念包含的关键词进行讨论：
既然我们的主题是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必深入研究游戏的各种形式，而是把自己限定在游戏的社会体现形式之内……
我们谈论游戏时，不得不说具体的比赛和竞技、表演和展览、舞蹈和音乐、盛装游行、化妆舞会、锦标赛等等。
我们列举的特征有些是游戏的普遍特征，有些仅仅是社会游戏的特征……
首先要说的是，一切游戏都是自愿的活动。
服从命令的游戏不再是游戏：这样的游戏不过是强制而为的模仿……
在这里，我们看到游戏的第一个主要特征：
游戏是自愿的，实际上游戏本身就是自愿的。
第二个特征和第一个特征关系密切，游戏并非“平常的”或“真实的”生活，它步出了“真实的”生活，进入一个暂时的活动领域，带有它自己的倾向……
人的游戏的一切高级形式肯定是属于节日和仪式的领域——这是神圣的领域……
在场地和时段两方面，游戏都和“平常的”生活截然不同。
由此可以看到游戏的第三个特征：其隔离性与局限性……
游戏有一个起点，到了某一时刻，它又“戛然止步”，它走向自己的终结……
比时间局限更加令人注目的是游戏在空间范围内的局限……
正如游戏和仪式在形式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一样，‘神圣的场地’和游戏的场地也没有明确的显著的区别。
角斗场、牌桌、魔术圈、神庙、舞台、屏幕、网球场、法庭等等，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功能上都是游戏场地，是禁止外人涉足的、孤立的、或用藩篱圈定的、神圣化的场地，遵守特定规则的场地……在游戏场地内，一种绝对而独特的秩序居主导地位。
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个非常积极的游戏特征：
游戏创造秩序，游戏就是秩序……
我们用来描绘游戏成分的词语，大都属于审美的范畴；
我们描绘审美效应的词语有：紧张、均衡、平衡、反差、变易、化解、冲突的解决等等。
游戏使我们入迷；游戏“使人神往”、“使人神魂颠倒”。
游戏具有最崇高的属性，我们能够从事物感受到的属性：节律与和谐……
游戏本身处在善恶判断的范围之外，然而游戏的竞赛性越是强烈，投入游戏的热情就越是高涨。
在赌博和竞技运动中，热情就达到巅峰。
游戏本身处在善恶判断的范围之外，然而紧张的成分给游戏注入一种伦理价值，因为它是对游戏者技能的考验。
游戏是对人的勇气、韧性、才智的考验，最后一种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考验是对游戏人精神力量即“公平竞赛精神”的考验。
尽管他有强烈的欲望去获胜，但他必需遵守一个游戏的规则……
违反规则和不理睬规则的人是“搅局”的人。
搅局者并非误入游戏场地去作弊的人；
因为作弊的人还要假装玩游戏的样子，表面上看，他还承认那个使人着魔的圈子。
奇怪的是，社会对欺骗者的宽容大大超过了对搅局者的宽容。
这是因为搅局者把游戏世界砸得粉碎……（23—32页）
以此为基础，赫伊津哈依次考察了神话、仪式、部落争斗、夸富宴、赌博、恶语相向的舌战、法律诉讼、棋类游戏、牌类游戏、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赛诗、对歌、猜谜、论战、音乐、战争、近代的各种艺术思潮、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等各种社会现象里的游戏精神、游戏成分和游戏表现。
由此可见，赫伊津哈游戏定义里的几个关键词语是：自愿，规则，特定的时空范围，不同于平常生活的自我意识，涵盖动物、成人和儿童的范围，表现为竞赛、碰运气的赌博、舌战等形式。
赫伊津哈的游戏概念和定义有泛化的倾向。史丹纳就此做了概括：“从最广阔的视野和活力来看，游戏几乎在文明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一切方面‘起作用’。
游戏惟一的对立面就是‘非游戏’这个否定范畴。”（10页）
五、功能和地位
游戏太重要了，游戏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赫伊津哈做出这样的论断，史丹纳也肯定了这个论断：“赫伊津哈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真正的、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柱础之一’。”（10页）
赫伊津哈说：“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论断：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文明不像婴儿出自于母体，它在文明之中诞生，它就是游戏，且决不会离开游戏。”（着重号系笔者所加，198页）
游戏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天性，因为动物也要游戏。游戏的历史比文化悠久，游戏并非人类天赋，但文化是人类独有的财富。
赫伊津哈强调游戏的文化功能，提出游戏研究的文化学方法，指出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我们把游戏当作文化的一种功能来研究，而不是当作动物和儿童身上的一种现象来研究，我们从生物学和心理学停滞不前的地方着手。
我们看到，游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但早在文化之前，游戏就已经存在了……游戏无处不在，游戏是有别于‘平常’生活的、特色鲜明的一种行为。”（22页）
赫伊津哈区别
工匠人（Homo&Faber）、
理智人（Homo&Sapiens）和
游戏人（Homo&Ludens），借以说明人类的三种功能。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呢？这是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并非仅见于人类，一些动物已经会制造简单的工具；
因为理智仅见于人类，而游戏却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天性。
他说：“还有第三种功能是人和动物都有的；和理性与制造工具一样，游戏也是重要的功能。”（17页）
史丹纳似乎也呼应并肯定赫伊津哈的观点：“在赫伊津哈的笔下，游戏成为人的感知能力的决定性特征。游戏人与工匠人比肩而立……也许，游戏人和理智人（Homo&Sapiens）处在同一个层次。”（10页）
赫伊津哈的主张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他肯定古代神话和仪式的功能是天人和谐、国泰民安。
作者首先以中国为例：
“根据古代中国的民间传说，音乐舞蹈的功能是让世界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让造化向着有益于人的方向前进。
一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端赖节庆活动中恰如其分的神圣竞技。
如果没有这些庆典，庄稼就不会成熟。”（33页）
接着他沿用伟大的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乌斯的论述来展示这个天人和谐的思想：
“在远古时代，人首先吸收的观念是动植物的兴衰荣枯、然后才构想出时空的观念，然后才形成岁时节令和日月盈亏的思想。
于是，人用神圣戏剧的形式表演存在的伟大进程和秩序，通过表演的手段，在表演的过程中，人以新的形式再现或‘再创造’现实世界，创造再现出来的世界，于是在卫护宇宙秩序中，他就尽了一己之力。”（34—35页）
他认为，在远古时代，诗、歌、舞、乐、神话、仪式、竞赛、争斗等等往往是水乳交融的。仅引三段为证：
按照古人的幻想，世界和万物是众神创造的，是从一个巨人的肢体化生出来的，且这个巨人浩瀚如世界。我们熟悉《梨俱吠陀》和《新埃达》的创生观念。（159页，可惜作者对中国的盘古创世神话不是很熟悉）
我曾经围绕一些中世纪的诗人、空想家和神学家的寓言式人物的理想价值，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诗意）的形象实在是太丰富了……哲学神学思想深刻的含意，绝对和这些形象捆绑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162页）
我们发现，游戏是诗歌固有的成分，每一种形式的诗歌和游戏的结构实在是密不可分、水乳交融。同理，游戏和音乐也密不可分，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水乳交融。（182页）
麦克卢汉关于游戏功能、规则、意义的描绘和赫伊津哈有异曲同工之妙。兹摘录《理解媒介·游戏》几段话为佐证：
游戏有助于天人和谐：“游戏是我们心灵生活的戏剧模式，给各种具体的紧张情绪提供发泄的机会。
它们是集体的通俗艺术形式，具有严格的程式。
古代社会和无文字社会自然把游戏看做是活生生的宇宙戏剧模式。
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直接扮演这种竞赛的游戏，或者说直接扮演太阳神争斗的游戏。
竞技者绕圆形跑道奔跑时，头上扎着黄带，模仿太阳神驾车一日一周所经过的圆形黄道带。
由于游戏和娱乐是宇宙性争斗的戏剧演出形式，观众的角色显然是带有宗教色彩的。
参与这些仪式使宇宙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⑩
游戏对健康生活意义重大：
“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游戏，就等于堕入了无意识的、行尸走肉般的昏迷状态。
艺术和游戏使我们与常规惯例中的物质压力拉开距离，使我们去作这样的观察和询问。
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的游戏，给一切人提供了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直接手段。”?
輥?輯?訛&“有些落后社会或部落猝然转换为工业化、专门化、机械化的形态之后，往往难以设计出运动和游戏之类的矫正剂，以便创造出与这一转化抗衡的力量。
这些社会陷入迂腐的泥潭。没有艺术的人，没有游戏这种大众艺术的人，往往像毫无意识的自动机器。”?輥?輰?訛
游戏有一套自愿接受和遵守的规则：“游戏是一架机器。
参加游戏的人要一致同意，愿意当一阵子傀儡时，这架机器才能运转……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在游戏规则和游戏程序中的死板严格性，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輥?輱?訛
六、游戏的演化
赫伊津哈把游戏的起源追溯到动物世界，肯定了游戏的生物学根源：
“在种系发生上，鸟类远离人类，却与人类共有如此之多的游戏特征，这实在是令人惊叹。
鸟鹬以舞姿竞技，乌鸦以飞行比赛，园丁鸟装饰鸟巢，燕雀吟唱优美的旋律。
由此可见，作为娱乐的竞争和展示并不是起源于文化，而是走在文化之前的。”（67页）
然而，他有别于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
《游戏的人》全书突出的主题是：游戏首先是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主张的那种刺激—反应现象。
他指出游戏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以游戏的形式出现，文化从发轫之日起就是在游戏中展开的……通过游戏的形式，社会表达它对生活与世界的解释。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游戏转变成了文化，而是说文化在滥觞期就具有游戏的性质，文化在游戏的形态和情绪中展开。
在游戏和文化的孪生体中，游戏是第一位的。
游戏客观上可以指认，是可以具体界定的，与此相反，文化仅仅是我们靠历史判断给具体的事物附加的术语。（66页）。
他欣赏并引用康德的游戏概念：
“幻想的游戏”（the&play&of&immagination）、
“思想的游戏”（the&play&of&ideas）和
“宇宙观念的全部的辩证游戏”（the&whole&dialectical&play&of&cosmological&ideas）。（57页）
他把游戏比喻为推进文明的酵母：
“游戏因素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极其活跃，而且它还产生了许多基本的社会生活形式。
上文已经显示，这一点不难证明。
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冲动，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就像真正的酵母一样。
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以游戏为营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
智慧和哲学表现在宗教竞争的语词和形式之中。
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全都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
因此，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论断：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
文明不像婴儿出自于母体，它在文明之中诞生，它就是游戏，且决不会离开游戏。”（198页）
他这样解析法律里的游戏成分：“法律和游戏活跃的联系，尤其是在古代文化中活跃的联系，可以从三个观点来考察。
诉讼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靠运气的游戏、一种竞赛、一种舌战。”（99页）
他揭开神话、诗歌和游戏的三重关系：
“我们首先尝试来揭开神话、诗歌和游戏的三重关系。
无论神话流传到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形式，神话始终是诗歌。
神话借助意象和幻想，它诉说万物起源的故事，它们是古人设想的原始时代发生的事情。
神话的意义可能是极其深奥、极其神圣的。
它能够成功表达的关系，可能是理性的方式决不可能描述清楚的。
在文明那个神话—诗歌阶段，神话的神圣性和神秘性是十分自然的，古人接受神话是绝对虔诚的，虽然如此，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神话是否一直是完全严肃的。
我想我们满有把握地说，诗歌有多么严肃，神话就有多么严肃。
像一切不受逻辑判断和有意识判断束缚的东西一样，神话和诗歌都在游戏的领域里活动。
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比较低下的领域，因为游戏色彩浓重的神话可能会翱翔到洞见的高度，也就是理性达不到的高度。”（151页）
游戏的人:文化中的游戏成分的研究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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