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47,这把枪改变世界：揭秘东方枪王的传奇人生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AK-47，这把枪改变世界》
作者：[俄] 卡拉什尼科夫 口述 [法] 埃莱娜o若丽 整理
译者:张艺缤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五大洲的土地上，最常被提及的俄罗斯人名，不是列宁、斯大林、戈尔巴乔夫、普京，而是“东方枪王”“AK-47之父”——卡拉什尼科夫。
本书首次披露了卡拉什尼科夫的非凡一生：举家流放的童年，在坦克中度过的战争岁月，发明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突击步枪AK-47，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统治下的生活…………
更将揭秘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不为人知的历史：苏维埃最高领导层的大清洗，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等国家领导人交往的秘闻，与“西方枪王”、M16发明者、美国著名枪械设计师尤金oMo斯通纳的较量…………
AK-47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究竟扮演了如何角色？是促进了人类的解放还是加倍了平民的苦难？历史的天平到底会倾向于哪一边？或许，历史暂时还无法给出定论。
米哈伊尔o季莫费耶维奇o卡拉什尼科夫，（）世界传奇“枪王”，“AK-47之父”，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代表作AK系列步枪、RPK轻机枪、PK通用机枪系列等。迄今为止AK枪族是世界上最完整、作战效能最好的枪族之一。影响了多个国家的枪械设计风格。
埃莱娜o若丽，生于苏联，之后在巴黎生活，法国南方出版社苏联文学部门负责人。曾撰写《斯大林的第三次死亡》（1988）。
张艺缤，自由翻译者，现居北京。
恐惧与荣耀
在全世界，大概有这么十几个独立词汇，它们存在于不同的语种，被各国的人们熟知——不论是智利的农民还是日本的工人，不论你居住在英国的城市还是非洲的山区——所有人都认识“Taxi”（出租车），“Radio”（广播），“Coca-cola”（可口可乐）…………还有“Kalashnikov”（卡拉什尼科夫）。人们口中最经常提及的俄罗斯人名不是“列宁”“斯大林”“戈尔巴乔夫”，而是，对的，是“卡拉什尼科夫”。而在这些名字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大洲各国的土地上，生活着六千万到八千万（没人能说清具体的数字）卡拉什尼科夫们。
在伊热夫斯克，乌拉尔山脚下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一个八十三岁的“年轻”男人边为我打开了他房屋的保险门，边小声抱怨着：“现在的人们都用不锈钢材质的门啦，这倒是能帮我们防御小偷、强盗这类人的光顾。但在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可用不着这样自卫！”
“防御”“自卫”这两个词语又在不经意间被提及了。事实上，这正是米哈伊尔o季莫费耶维奇o卡拉什尼科夫非常偏爱的词汇。穷其一生，那不同凡响的一生，卡拉什尼科夫都在与自己的祖国上演着防御和自卫的戏码。在那个糟糕的时代，他既是可怜的牺牲品，同时也是英雄。
第2页 :前言 恐惧与荣耀
给我开门的那个男人穿着异常的精美考究。他如此盛装，绝非是因为我们的来访，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房子被经心地布置过，显得特别、宜人而且精致。卡拉什尼科夫珍视身边事物的美感，尤其看重秩序。秩序，是他生命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之一。
我们受到了非常俄罗斯式的、非常复古的接待。在茶、一种鱼汤（主人私房制作）以及伏特加之间，男人让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饮品。男人不高，但是腰板挺得那么笔直，以至于显得他身边的人十分渺小。他走路的姿势非常优雅，只有绅士才有那样的步伐，庄稼汉绝对不会这么行走。
从卡拉什尼科夫的眼中射来的光芒带着一股子怀疑，仿佛是在掂量来客的分量。但是，他又不停地开玩笑，“等我们连笑话都不说了的时候。”他说，“那可真就大事不妙了！”说实在的，我很诧异听到这位自学者讲起文化：他背诵诗歌，歌唱贝朗杰（译者注：贝朗杰——法国伟大的“人民歌手”，他所写的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暴政，反对普鲁士侵略法国的无数歌曲，受当时法国人民热烈爱好，流传极广。）的音乐，妙语连珠，开怀大笑。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怀有好奇之心，世间的事，世间的人，还有他们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都是他观察的对象。他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当拾起某段对他来说非常珍贵的回忆，他便站起身来，激动非常，手舞足蹈，像个不错的演员一样把他的台词绘声绘色地表演出来。但要看到这样的卡拉什尼科夫，首先要成功点燃一簇神圣的火焰，否则，你将从他身上毫无所获。届时，这个男人就会像个关闭得严严实实的坦克，无懈可击。
可以很坦率地说，在这位将军的身上，不存在丝毫矫揉造作，也看不出一丁点儿的自命不凡。因为已经对那些苏维埃政权下的大人物们的思想倾向有了一定了解——那僵化的语言，那趾高气昂的官僚作风——既然要和俄罗斯获得勋章最多的人打交道，在和卡拉什尼科夫见面之前，我们已经想到了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卡拉什尼科夫可没那么大的架子，可以这么说，他非常独特，几乎出人意料。
卡拉什尼科夫的女儿莱娜与我相识多年，从前经常到巴黎来看我，然后用一整天的时间给我讲述关于她的父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那常常都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故事。也就是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件举世闻名的武器背后，有一个被宿命裹挟的男人从不为人们所知，他的命运犹如一出悲剧，充满着俄罗斯式的桥段。
在西方，没有人熟知这个男人的故事，人们甚至不清楚这个人仍然活在世上。采访卡拉什尼科夫的念头如此让人着迷，可得到他的同意委实不容易，庆幸的是，我最终赢得了他的信任。这本书重现了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力图尊重被采访者原汁原味的语言习惯，并成功地在他的叙述中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同时，在成书的过程中，我还将他的叙述以编年的方式呈现出来。
考虑到法国读者对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政治旋涡并不熟悉，我认为有必要在每个章节的最初讲述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这样就可以将那些小故事放置在时代的大背景中。
米哈伊尔o季莫费耶维奇o卡拉什尼科夫1919年出生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农民家庭。他的母亲生有十八个孩子，但只有八个子女存活了下来。1930年对俄罗斯农民来说是最黑暗的一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成功地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卡拉什尼科夫一家在这一转变中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米哈伊尔熟知苏维埃政权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但并不是从任何一本书里了解的，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十二岁的时候，米哈伊尔重新回到了西伯利亚，同行的还有他的父母以及四个兄弟姐妹。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展现了不同寻常的顽强和坚韧：因为不肯听天由命被关押到集中营，他两次从家里逃出来，步行回到位于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家乡。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把德国造手枪，枪身已经生锈，但米哈伊尔花费了几天几夜将它恢复原状，使其能够重新投入使用。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终生的使命。但没过多久，因为有人向民兵举报，米哈伊尔被捕了。虽然被命令交出手枪，但他拒不承认曾经见过什么武器——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一份认罪书将会导致什么后果。经过三天拉锯般的审问，在对方放松警惕的间隙，米哈伊尔逃了出来，前往哈萨克斯坦。在那里，他开始了作为技术工人的生涯。
1938年，卡拉什尼科夫应召入伍，成为坦克连的一名技师。大概从那时起，他开始显露作为武器制造大家的天赋。还不到二十岁，他已经为坦克发明许多特有装置。朱可夫将军个人对此印象深刻、称赞不已。
二战爆发后，他被派往前线。几个月后，著名的布良斯克战役中（译者注：苏德战争中苏军为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第9集团军、解放布良斯克工业区而发动的著名战役，最终苏军重创德军第9集团军，在绵延18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向西推进200～250公里，解放整个布良斯克工业区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卡拉什尼科夫遭遇德军装甲车战队，身受重伤。被俘之后，经历了与德军七个月的周旋，他奇迹般地被获救了。这段时期，他的经历堪比最好的战争小说。“那时候，多亏了伤口的疼痛，日日夜夜，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造一种专门打那帮法西斯孙子的武器。”五年的不懈努力后，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攻击型枪支AK-47诞生了。
有趣的是，这位了不起的制造大师甚至从未能完成自己的中学学业。“我是个天生的制造家。”他说，“我的大学就是书籍。”1949年，卡拉什尼科夫获得了斯大林奖。那是他人生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这个曾经身份卑微的平民开始被上流社会所接纳。
之后，在连续六年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之后，卡拉什尼科夫进入了克里姆林宫，成为其间的核心人物。然而，他从未真正融入共产主义政治，始终作为一个远观者，审视着那些比战场上更残酷、真实的权利斗争。
尽管他从不赞成戈尔巴乔夫改革，但也就是在改革进行的同一时期，他公开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并开始游历世界，见到了自己多年的老对头，美国人尤金o斯通纳（译者注：M-16主要设计师）。他们几乎是友好地谈起那些在卡氏武器和M-16的枪口下活下来的士兵，这些人足有成千上百万，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有趣的是，二人之间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在集体主义社会的苏联，一件武器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而在美国，那些个人主义者们却将发明者的名字完全隐匿于一个字母之下。
根据卡拉什尼科夫自己的说法，他将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武器。从二十岁起，他的脑海中就只存有一个想法：发明世界上最好的武器，并不断将其完善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个天生的能工巧匠自认当得起设计师这一称号。他在国外军火市场上声名远播，却可以自豪地宣称：不论是在哪，无论是和谁做生意，他从未在自己发明的武器的买卖中动过一个子儿。至于给那些在不久之后的战争中几乎毁灭了他的家园的武器申请专利的念头，他连动都没有动过。
事实上，AK-47的发明并不是一个奇迹。那是伴随着无数次的巨大失败、长期并艰苦工作的结果。卡拉什尼科夫能够客服这些困难，得益于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孩子，他身上那股与众不同的顽强，这一点在他童年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重伤住院时，他就在笔记本上完成了几款武器的最初草稿，设计一件新武器的念头萦绕在他脑海中五年，直到炮兵总部决定试制他设计的几款样机。
一个默默无闻的二十六岁士兵，甚至连工程师都不是，如何能在人数众多的制造师队伍里拔得头筹，要知道，那些制造师可都是天分极高，名声在外的人物——其中有几人还曾得到斯大林本人的高度赞许。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句话就够了：那是因为卡拉什尼科夫出身于农村，并且是一名刚刚离开军队的士兵。卡氏武器的威力来源于卡拉什尼科夫本人性格里的爽直与可靠，全无矫揉造作的复杂。AK系列武器的发明设计全凭经验，是反复试验和修正错误的结果，相比之下，科学严谨就显得没那么重要。甚至在最初阶段，卡拉什尼科夫在车间亲手制作了武器的雏形之后，再由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卡缇雅绘制出图样。卡拉什尼科夫和他的金手指故事让人想起比尔o盖茨和史蒂夫o乔布斯。那群年轻的疯子在他们无形的车间里，开创了信息工业的未来。
专家认为，使得AK系列在同类武器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的独创之处在于：将操作枪闩回旋的零件置于炮筒上方一个气体再生制动的滚筒内。对于机械永动的渴望，从在西伯利亚流亡的灰暗岁月起始终存在于这位机械革新者的脑海，原因是机械的永动将为连续射击创造可能性。
同样，AK系列在武器零件的组装方法上也有很多创新。例如，枪体原本紧凑放置于同一袖珍模块的零件被分开，彼此间隔，仿佛悬浮于空气中。这就使得在对抗中，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在灰尘，泥浆和水中，卡氏武器都能使用，永远忠于职守，不会背叛自己的战士。
不过，尽管斯大林在1949年就曾将那个年代以自己名字命名、象征最高荣誉的奖项颁发给卡拉什尼科夫，但这位苏联的最高领导者始终没能认识到这项发明的真正意义。之后的很多年中，军队里很少大批量采买这种攻击型武器。在红场的阅兵仪式中，游行的士兵常佩带着曾在二战中大放异彩的西蒙诺夫半突击步枪。
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大部分士兵都不曾再见过AK47。尼基塔o赫鲁晓夫上台后，更多关注炮弹和火箭的研发。时至今日，卡拉什尼科夫仍旧不能原谅赫鲁晓夫将火力部队称为远古时代的战术这一说法。
即便如此，多年以来，在乌拉尔山脚下的工厂里，这位农民出身的制造家不断改进和完善着他的作品。巨大的伊热夫斯克兵工厂（译者注：与圣彼得堡以北卡累利阿地区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兵工厂并称为俄罗斯帝国的三大轻武器生产基地，主要生产AK系列突击步枪和赛加半自动霰弹枪，野牛突击步枪，SVD狙击步枪等），曾经制造了对抗拿破仑的火炮，也曾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天向前线提供一万两千支火药而著称。也就是在那里，AK-47得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件传奇武器在全球获得了无可匹敌的成功。
临近1950年末的时候，鉴于AK系列以及其适配弹药在其被发明后的六年所取得的成功，西方社会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战斗型武器。而在几年之后的越南战争中，更是印证了这一说法。慢慢的，先是苏联，之后是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AK-47及其衍生武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越战爆发，各式各样的解放运动层出不穷，武器的选择带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区别、象征意义以及感情色彩。卡氏武器的神话也由此诞生。
2000年末，法国解放报盘点了所谓的“世纪之物”——尽管带着玩笑的意味，卡氏武器榜上有名，与其并肩的是电视、抗菌素以及乳罩…………
卡氏武器在二十世纪或者确切地说，二十世纪后半段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们到底是促进了人类解放抑或加倍了平民压迫？历史的天平到底会倾向于哪一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两种截然相反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第一种运动的主战场在古巴，另外一种在布达佩斯。不久之后的越南战争中，由于AK系列对M16的压制，越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人的形象严重受损。
到了1968年，革命浪漫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占领了第三世界国家，并在西方年轻一代拥有一批支持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示威游行者四处高举着切o格瓦拉和胡志明的头像。翻看那个时代的照片，所有英雄的手中都握有AK-47。这足以证明这把枪在战士这个群体心中的地位。亚西尔o阿拉法特曾说：无论在哪，卡氏武器都是我们战士的荣耀。
跟随着印度支那和埃及的步伐，古巴，巴勒斯坦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然而此时，苏联已经无法在AK系列武器及其仿制品的支配和分发上拥有优先权了。取而代之这一地位的是中国。
1968年八月，随着苏联武装进驻布拉格，一段不算光彩的岁月开始了。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全，世界都被恐怖主义氛围所笼罩。袭击贯穿了那个耸人听闻、民不聊生的灰色年代。在巴勒斯坦、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怖分子的手中，另一种人们熟知的AK形象逐渐清晰起来。这一事实使卡拉什尼科夫陷入巨大的失望漩涡，“我希望在人们眼中，我是那个为保卫家园，而不是恐怖袭击设计武器的人。”
然而，这位制造大家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世界上大规模野战爆发，卡氏武器无处不在，成为各个武装组织内讧、对抗的必要装备，无论在两伊战争中，黎巴嫩，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柬埔寨的战场上都能发现他所设计的武器的存在…………至此，AK系列以及其衍生品武装了55支不同的军队，为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众多派别服务——意识形态的数量无法统计。当然了，有的武装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信仰。
这种糟糕的的状况愈演愈烈，阿富汗战争中，卡氏武器调转枪口对准苏维埃战士。那之后不久爆发的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冲突中，AK系列再次成为标志性武器。而发生在车臣的惨案每天提醒着人们，这恐怖的一切都还未结束。
很长时间以来，AK系列武器不只脱离了他的制造者的控制，甚至也逃离了俄国领导者的控制。审视自己的一生，卡拉什尼科夫承认：这件武器，已经完全独立于我的初衷。
这个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超越。
这本书的读者似乎在书中找不到什么关于那段历史的故事，或者几乎找不到什么。卡拉什尼科夫似乎在自己和很多事情之间竖起了一堵厚厚的墙壁，以期回避某些敏感问题。当一个人的一生都在承受秘密的情况下，让他敞开心扉一定非常不容易。
卡拉什尼科夫背负着两方面的秘密，一方面，他向人们隐瞒着他的过去，一方面，人们也向他隐瞒了外界对他的目光。至于那个小小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则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
时至今日，他认为，应该是那些政治人物来回答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与安德烈o萨哈罗夫截然相反——这位苏维埃的氢弹之父转而怀疑并反对最高领导者，卡拉什尼科夫最终选择了远离现实，以一个纯粹的技师角色离群索居地生活。就如同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谚语：羊栓在哪，就得吃哪里的草。
但是年轻的卡拉什尼科夫经历了一个叛逆者的淬炼，甘冒各种危险逃离西伯利亚流放，与监狱、劳教所甚至死亡擦身而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苏联血淋淋的混乱中，他绝不会是第一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消失的人。
那个社会将卡拉什尼科夫或者卡拉什尼科夫们彻底抛在身后了。“我们再也不称您为同志了，事实上，你们这些人也没这个资格称我们为同志。”有人在他们全家一到达西伯利亚的时候就和他们说过。如此之深的创伤始终被他压抑在心底，至今仍旧隐隐作痛，即使国家半个多世纪毫不吝惜的荣誉给予也不能使伤口痊愈。卡拉什尼科夫，为了能和他人一样，重新成为“同志”的一员，希望自己做得比别人好上百倍。而对饱经风霜的国家来讲，有什么人比制造一件保家卫国的武器更有用呢？
但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之前，首先是为斯大林服务。那个时代是闭目塞听的狂热分子的年代：斯大林就是上帝！那些斯大林主义者成功地教会人们只去相信而不去思考。人民代表们，卡拉什尼科夫也是其中的一员，可以为领袖鼓掌直到精疲力竭，没有人敢做第一个停下来的人。
那是一种掺杂着恐惧的狂热，而这种恐惧从未离开过卡拉什尼科夫。这使得他不得不在五十多年间，隐藏起他做为“人民的敌人”的过去。那一纸效忠书为他关闭起了所有通往外界的大门。
或许，有一天，我们将在早已尘封归档的文件中得知，国家已经了解了他的秘密：一种颠覆斯大林的方式就是，将心中暗藏起来的弱点占据那些有的用人的头脑。他制造了那个红色人群，那些人为他奉献了全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一生。早在十六世纪，鲍埃西（15世纪法国反暴君派资产阶级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就已经对这种暴力奴役机制有了他的描述）。
而这也是一个年轻的反叛者成为一名苏维埃主义者的故事，直到今天，卡拉什尼科夫仍旧是一名苏维埃战士。这个男人，以他不同凡响的一生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又如何能对曾这样生活的人视而不见呢？
第3页 :第一章 苦难之路
第一章 苦难之路
卡拉什尼科夫的整个经历都被消灭富农运动（原文注：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进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认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而被消灭，这场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烙印了深刻的痕迹：他的家庭，极其艰苦的西伯利亚流放，多年间政治权利被剥夺，不得不承受的屈辱，穷困与死亡。
1929年，斯大林发布政令，启动全盘集体化，违者都被处以放逐的命运，所有的农民被要求在集体农庄中服务。这个运动以清除所谓的特权阶级为开端，这些人通常对现有制度持敌对态度，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运动将他们发配到西伯利亚或者其他北方地区。通过这项举措，国家达到了两个目的：向沙漠地区的移民和获取廉价的用来砍伐树木以及参与农业、冶金业的劳动力。
从1930——1933年，这种大规模的流放触及了大约一百四十万富农，到了1930年，富农被强制参加运动。消除富农运动是强制推行集体化的一种手段，1934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集体农庄里聚集了三分之二的本土农民。农民阶级对此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这直接导致了食品和住房的巨大危机。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牲畜的大量屠宰，有时这类屠宰甚至就是由富农自己执行的。事实上，很多富裕的农民都力图进入中农阶级来避免被遣送西伯利亚，由此牲畜的数量几乎对半减少。
那些年间，俄罗斯种植了大量的小麦用以对抗饥荒，这一举措也确实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除此之外，在大量人口死于饥饿的同时，权利机关还将富农和特殊阶层的食物充公。截止到1933年，饥荒几乎毁了苏联，尤其是乌克兰：千万人被触及。
一位被饥荒波及地区的政党秘书在他的信中写到：在他们那个区，经常能遇见富农被强迫劳动到了身体极限，最终昏倒死在耕地中的事情。而这样的劳作几乎没有酬劳。在1932年，内部护照体系开始影响到了他管区的富农，政府要求富农不得离开自己所属的管区。这些流放犯人由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管理。这些人的遭遇堪比在劳动收容所的犯人的痛苦经历。他们向乌拉尔河流域，西伯利亚以及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迁移。他们和一般刑事罪犯以及政治犯一起修建连接了白海和波罗的海、莫斯科与伏尔加河的水道上以及各种堤坝建筑。这次大规模的劳动力的强制汇集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之后直接导致了住房、食物、以及工具资源的匮乏。
在四年内，四分之一的人口由于流行病、饥荒、过劳而丧生，全国集体化资产负债率状况糟糕。大约两千五百万农民人口流失。
年，连续的两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俄罗斯农民的生活。时至今日，那些后遗症仍旧在影响今天的俄国经济。
尽管我长了一张地道的俄罗斯面孔，追根溯源，我的老家应该在库班，离高加索不远。我的祖先，如空气般自由的哥萨克人（那个年代人们都这么说），原本的姓氏拼写是：Kalachnikov，十九世纪中期，他们选择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俄罗斯式的Kalachnikov。
我的母亲，亚历山德娜o弗若洛芙娜o卡特琳娜1884年出生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家族里陆续出了几名教士，她自己也非常虔诚。世纪之交，她嫁给一个出身贫苦的农民，
1910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向农民转让阿尔泰山地区（原著译：俄罗斯境内靠近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地区）的可耕种土地，我的父母决定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搬迁到那里。也就是在那里，古尔亚村，我出生并逐渐长大成人。我的母亲在我们那座小小的枞木屋里孕育了我。临产的那一天，她在枞木屋里放了很多装满水的水桶，但还没来得及好好摆放，我就出生了。我的母亲一共生育了十八个子女，最后只有八个存活了下来。
我时常回忆起我的童年，十月革命的号角吹响以后，我的家庭不算贫穷也不算富裕。那个时候，父母已经有了六个孩子，他们从年轻时期就已经习惯了繁重的农活。这是为了生存不得已的选择。1919年，我做为第八个孩子出生，那时我们的家是一幢用圆木建成的传统枞木屋，里面有一个公用客厅，一间厨房和一个门厅。虽然堂屋里铺的是木地板，但是门厅和厨房里压实的粘土地面还是透露了我父母的哥萨克人血统。家里的人数太多了，桌子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不够所有人都坐在旁边。祖父母分别占据桌子的两端，我的父母和年长的孩子挤在两边的长凳上。至于年纪较小的孩子们则被放在地上，膝盖上摆着他们的饭盒。
但环境的局促不妨碍我们虔诚认真地旅行天主教宗教仪式，没人敢不祈祷就开始吃饭。在母亲的带领下，晚上睡觉前，我们都跪在圣像前。对我来说，虽然年纪很小，但我从来都听话做祈祷，没有丝毫的不顺从。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亲手制作各式各样的东西，小房子，小磨坊…………父亲时常这样说起我：米哈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建造大师，谁也别去打扰他建造他的小房子。
小时候，我经常生病，所有幼儿可能有的和能想象到的病我都得过。有时候，两三种疾病还会同时爆发。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家人几乎要放弃挽救我的生命了，因为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呼吸。母亲用一跟母鸡的羽毛放在我的鼻子前骚动，我没有任何反应。无计可施，父母认为不得不遵从命运，让我离开。他们甚至已经请了一位细木工匠，要为我打造了一副棺木。但工匠才拿起家伙儿式，工具发出互相碰撞的声音，我就突然恢复意识了。不过呢，后来听家里人说，那个细木工匠当时声称：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会骗人了，他可真是个天生的演员。
虽然体弱多病，我还是总想和哥哥还有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冬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哥哥给我做了一双漂亮的木质冰刀。有了冰刀，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结了冰的河上。有一次，在冰上行走的时候，冰层断裂，我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里。我当时穿了一件非常厚重的大衣，一掉下去就沉到水底了。是我的哥哥使出了超乎常人的力气，把我从水里拉出来，救了我的命。而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我又差点淹死在同一条河里。必须得说：我一直没学会游泳，事实上，我也没再学过游泳。对水的恐惧持续了我的一生。
我的脸上还有不少麻子，那被我看成脸上的污点。很久之后，我第一次到莫斯科的时候，立刻就去了一家美容院打算去掉那些斑点。但在那里用了一个假名：伊瓦诺夫，因为不想人们知道我经常造访那些地方。虽然被发现的可能很小很小，但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勇气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
我从七岁的时候开始在田野上工作。每个夏天，邻居们都雇佣我作为他们的小小农工。
我的父母不是那种懂得享乐的人，他们总是不停地工作，但同时，我的母亲热爱生活，笑看人生。父亲有多严厉，她就有多温柔。我总觉得自己是她最喜欢的孩子，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个错觉。
事实上，父亲和母亲都没受过什么教育。我母亲完全不识字，父亲在上过两三年学后也就中断了学业。但是在家里总是散落着报纸和杂志，父亲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就会拿起来阅读。
冬天，在那些漫漫的长夜，父亲的朋友来到家里，他们谈天说地，有时候直到黎明。我们这些孩子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实际上听得津津有味。而那些无人来访的宁静夜晚，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打着毛衣，比我年长许多的姐姐在一旁帮忙。父亲早早回家来，哥哥维克多给我们诵读大家最喜欢的涅克拉索夫（原注：尼古拉o阿列克塞耶维奇o涅克拉索夫（1821 - 1877），著名俄国诗人。）的诗句。姐姐卡莎的记忆力特别好，听过一次就能记住大半内容，有时候她自娱自乐地续写剩下记不住的诗句。父亲轻轻唱着歌，不一会儿，母亲和姐姐们也随着他唱起来，所有家人都唱起歌来，除了我，因为我实在五音不全。外面太冷了，但是屋子里面，点燃了那老旧但是好用的火炉，大家都感到暖烘烘的。我似乎现在还能感受到那份温暖。我的父母通常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尽管如此，年纪小的孩子还是得到了更多的疼爱。自然而然的，小的孩子以哥哥姐姐作为榜样，大的孩子把自己会的东西教给弟弟妹妹，包括写字和阅读。所以，还没上学之前我就已经有了不错的读写能力。父母要求我们在学业中一定要名列前茅，母亲为我的成绩感到非常骄傲。
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非凡的女士，即使是课外时间，她也对我们照顾有加。她时常来家里看望我们，和爸爸妈妈聊上很久。学校里也教我们如何更科学地饲养家畜。每个人都得饲养一头牲口。我养了一头小牛，把它照顾得很好。
我喜欢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家庭，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我对爸妈心怀感恩，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上，让我能够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活。
1929年到来之后，一种告密的氛围在村里盛行起来。我们这些孩子，对村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对有些农民来说，那些年可真是个灾难。党代表越来越频繁地召开会议，目的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贫农的利益。在这些会议中，他们编列了一张清单，在那上面，所有的农民都被分为三个等级：贫农，中农和富裕农民或者说是富农（原注：苏维埃时期经济富裕的农民，大农场主；译者注：原著所使用的koulak是俄语的法文音译，因中文富农一词已经有了固定含义，所以本书不再另做音译词汇。事实上，除了富裕农民，koulak还可以涵盖农村小资产阶级，大农场主）。最终，被划分为富农的第三阶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财产也全都充公了。
暴风雨般的会议持续了整个晚上。虽然第三阶层通常被认为相对富裕，但他们中如果有谁反抗农民阶级，也会被当做财阀的帮凶来对待。来吧，在这种情况下，试试看还怎么为你的邻居辩护。
所有被认为是多余的财产都被充公了，很多农民家庭除了眼泪和哀号，别的什么都不能留下。农民们没有了自己的盈余，那些党代表干脆利落地决定：你没有权利拥有这个或者那个。他们没收了所有东西：牲口，家禽，粮食，甚至每一颗马铃薯。他们四处搜寻，免得头脑灵活的地主把自己的财产藏在哪个不知名的地方。
孩子们知道哪些村民拥护剥夺农民公民权以及流放西伯利亚的政策。学校里贫富学生之间的麻烦不断、争执吵闹、分裂对抗。他们互相辱骂、指责有时还会演变为武装斗争。
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事实上，富人家庭的人口也相对较多，因此需要饲养更多的牲畜。这么说来，又该怎么判断才算公正呢？
一天，我们刚一到达学校，老师就告诉我们，前一天晚上，有四个学生刚刚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们被这个消息压得喘不过气来，所有人都似乎觉得自己犯了罪。我的悲伤不亚于吉娜，我那正在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每天，我无数次地经过她的窗前，期待奇迹的发生。也许这样我能重新看到她温柔的脸庞，美丽的微笑？唉，那就是我童年时代初恋的结局，如此让人心碎的结局。可怜的吉娜！你那通往陌生之地的旅行如何才能结束？你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
那个学年慢慢走到了尽头，人们都开始为春天的农忙做准备。我又开始帮着邻居照顾他们的马群。他们对我上一年的工作非常满意，在父亲面前夸奖了我不少好话，这让他非常高兴。
农忙的时候，家里这样分配活计：父母在农田里劳作，男孩子负责放马，姑娘们照顾小一点的家禽。这样的互相帮助必不可少，没有谁会袖手不管。
要想了解那些无休止的庄稼活儿有多么辛苦，只有亲身参与了才能知道。想想吧，一团团如同乌云般的蚊虫、牛虻、苍蝇缠绕在人们和家畜身边，要有多辛苦。
接下来的一年，1930年，灾难降临到我们家。此时，我已经十二岁了。距离第一批农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人们开始收到流放者们的来信。当在信中读到那些可怜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任谁都不能忍住伤心的泪水。艰难的旅程、无法通行的道路、粗鲁的士兵、疾病、西伯利亚当地居民的敌意…………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村民，满怀敌意地审视着这群带着一帮饿着肚子的孩子的外来人。
而在我所就读的库里亚小学，孩子们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曾经的友谊在不经意间被抛弃。那些小孩子们就如同一个晴雨表，率先感知到了暴风雨的来临。
如同一年前一样，党代表们再次来到。他们的工作是继续剥夺富农的财产所有权，并预备新一批流放到泰加森林深处的农民家庭。（译者注：泰加起初用来表示西伯利亚的处女林，后来逐渐泛指北部山区的森林，地处北极苔原与温带主大陆之间的一条宽达1300公里的森林带。俄国境内泰加森林覆盖面积达2720万公顷,覆盖率在西伯利亚地区仅略低于伊尔库克州。文中可以理解为西伯利亚的代名词）
而这一次，富农黑名单中，我们的姓氏赫然在目。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糟糕的冬日。家里的院子突然闯进来成群的牛羊，它们是刚刚被从流放家庭中收缴上来的牲畜。仿佛是预料到了自己的死期，那些牲口盲目地绕着圈子，似乎在寻找一条生路。
突然，几个大块头的男人闯进家里，他们全身武装，带着斧子和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类如何一斧子就砍死一只公牛。那巨大的牲口一下子就跪倒或者说是跌倒在地，立刻有人切断了了它的喉管。公牛徒劳地挣扎，想重新站起来，鲜血如同波浪一样喷涌而出。将这些牛羊砍成碎块之后，肠子肚子被扔在篱笆上，剩下还活着的小牛小羊面对这堆积的内脏不知所措。那是多残忍的一幕啊！更可怕的是，那群侩子手还开玩笑一样地砍死了一只怀孕的母牛。他们嘻嘻哈哈地说：“这回我们可给这些地主老财省了接生的麻烦！”
最后，他们砍死了我们的母羊，我藏在窗后，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超出了我想象范围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而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家里的院落已经惨不忍睹。父亲叫我们用厚厚的积雪掩盖好地上的血迹。但是血迹四处都是，为了能够彻底清理，我们不得不到菜园和邻居家里取雪。
很快，我们得到通知，轮到我们一家被流放了。我的一个姐姐，几年前就已经嫁给了一个贫穷但是勤劳的庄稼汉，但是另一个姐姐，卡莎嫁给了村里一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位共产主义者掌管着本地区的无神论组织。这个人早就知道父亲上了流放者的名单，所以禁止自己的妻子前来看望我们。
不久前，家里还是一片欢声笑语，而此时，沉默压得人喘不上来气。所有人都压低了声音讲话。连公鸡都不敢在院子里唱歌了。
离开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两辆铺满了干草、由雪橇拉着的套车停在了家门口。我们收拾了一切能带走的东西上路，抛弃了我们的家园，和其他富农们一起前往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我的姐姐卡莎，不顾她丈夫的劝阻，跟在套车后面奔跑，抽泣着，哭喊着仿佛是一只被遗弃的羔羊。母亲的哭声让我们的心都碎了，而父亲只是不断暗哑地重复：“好了，走吧！”我和兄弟们心里都是那么害怕。
我最年长的哥哥维克多刚刚结婚，运动发生的时候，他跑到邻村藏了起来。那些民兵搜查了几次也没能找到他，只好放弃了，催促我们剩下的人尽快启程去往西伯利亚。但是哥哥很快就被一个“好心的”邻居告发。这位邻居帮搜查的人找到了哥哥藏匿的小屋。哥哥因此被强制带到波罗的海运河（原文注：连通白海和奥涅加湖的海峡。在那里，犯人的工作条件极其困苦艰难）做了七年苦力。事实上，一开始，他只被判处三年刑罚，然而，在三次试图逃脱未果之后（哥萨克人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他被加刑三年。六年过去之后，人们宣布他自由了。在离开之前，他向管教的头目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给我判了六年的苦力？”那个头目回答说：“你到了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一边说，他一边当场撕碎了哥哥的释放证明，将他重新关进监狱。一年之后，哥哥再次被释放的时候，他没有再提出任何问题。拿了自己的无罪证明之后，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那时，我们的流放旅程才刚刚开始，庞大的流放队伍里充斥着女人的哭泣和孩子们的叫嚷，但是所有声音都在目睹波斯佩里亚火车站发生的种种不幸之后消失。在那里，一列全部由运送牲畜的车厢组成的列车正在等待着我们。孩子们之前从来都没见过这个庞然大物，都为了能乘坐火车雀跃不已。然而，紧接着，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失望。
厚重的车门总是紧紧地关闭着，没有列车上驻扎的指挥官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车厢半步。
光线只能透过那些狭小的裂缝和小小的天窗透进车厢。有时候，有人想打开门透透气，就要冒着被守兵打死的危险。我们就像真正的罪犯一样被看管了起来。
我的父母在车厢的角落里布置了一个上厕所的地方，那是一个平时用其他东西掩盖起来的铁桶。如此简陋的马桶能够被使用，还要多亏来了四周嘈杂黑暗的环境。但是最难忍受还是闷窒的空气和堆积的粪便散发的污秽的味道，我们只有在火车站停靠的时候才能倾倒桶里的秽物，因为那时我们可以打开车厢滑动开合的门。但是，押送我们的人为了快点交差，总是让火车保持着全速行进，那一会儿能带进来的空气虽然勉强能够呼吸，但是也已经被不断燃烧着的火炉污染得够呛了。
八天的旅程过后，车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泰加火车站。离开这列火车几乎能算上是种解脱。我们临时地被安置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几艘破旧不堪的渔船上。路上我就已经生了病。一个医生过来帮我看诊。因为不想继续跟着队伍行进，我就想在温度计上动动手脚，但不走运的是，我那时身体太虚弱了，一不小心竟然将体温计弄断了。
两天之后，我们的套车前面的缆绳由几个大胡子的男人拉扯着，前往巴克恰尔地区，那里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知道。对于我们提出的一切疑问，那些守兵一律回答：“这是国家机密。”
那天黎明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安全考量，守卫的士兵将我们分成最多三个家庭组成的小组。他们开始担忧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会组织反抗。分组就用掉了半天时间。没人知道自己要被送到哪里。当我们最终上路的时候，只能凭借太阳的方位来判断行进的方向。我们向西北方行进，深夜的时候终于到达了托木斯克（西伯利亚西部城市）。绕过巨大的城市，我们到达一处被高高栅栏围起来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供我们临时睡觉的营房。
一个在路上逐渐亲近起来的士兵告诉我们，我们被带到了距离托木斯克180公里的地方。这还是在冬天所需的路程，如果是在夏天，这段旅途足有五百公里，因为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这条捷径上布满了沼泽地，根本无法穿行。到那时，人们就要绕一个大圈子才能到达这里。冬日里的白天很短，我们每天只能向前行进四十公里。这段旅程，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马，但最终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纵然经历了饥饿和饥寒天气，我们一家最终还是平安健康地到达了我们的流放地。要在那里生活多久谁也不知道！我们被告知流放的期限没有确定。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流放家庭在那里生活。我的很多同学都留在了哪里。而至于我，在我第二次离家出走之后——接下来会讲到，我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流放之地被严格把守，政府部门要求每户的家长定期向民兵报道，以此掌握当地的情况。直到1936年，当时刚刚组建的斯大林政府才允许流放者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其中，特别允许他们参与人民代表的选举。但是事实上，这些新规定在某些地方变成了一纸空文。
驻扎在当地的民兵通知我们将不再拥有被称为同志的权力，更不能称他们为同志——过去发生的一切你们都必须忘掉，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森林里的狼。对你们来说，我们是你们的公民领袖，都给我记住这一点！
我们被分配住进一户老信徒的房子，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好——这也不难理解，我们是贫穷的外来人，带着五个孩子，他们坚信我们势必要洗劫他们的菜园。不过，这种恐惧很快也就消失了，父亲早就严肃地要求我们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不久，当地居民对我们的称呼就从流放者变成了“那些特殊的佃户”。
小孩子们都要到新建成的小学里去念书。随着春天的到来，他们也要为即将开始的农忙做准备。我们需要耕种许多种类的粮食作物。但是，当时我们所有的工具却只有斧头、锯和铁锹。那简直就像是在地狱里劳作。成群的蚊蝇让干活儿更加不便。甚至套在头上的纱帐都无法保护我们不受其扰。
所有人都参与到农忙当中，没有任何人例外，从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到年迈苍苍的老人。在那样非人道的艰苦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而努力抗争。
有一个事实再明显不过，不论想播种的是小麦还是蔬菜都需要种苗。但是到哪里去寻找那些东西呢？大家最终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衣服还有其他生活用品来换取那些珍贵的、不可或缺的种子。
农民永远都在期盼一个好收成，这种愿望与生俱来，伴随一生。而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个愿望，因为，这一次，成功与否关系到生死存亡。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在收割大麦的时候，我左手的一根手指被廉刀割破了一条口子。可大人也只是在我的伤口上撒了一层薄薄的卷烟灰。这就是全部的处理措施了。那段岁月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1930年底，令人窒息的巨大不幸降临到家中。由于长时间的忧虑、劳作、贫困交加，精疲力竭之下，父亲去世了，他走的时候，还不到48岁。
父亲总是教导我们成为他人的榜样。别怕弄脏你的手，他总是说：黑黝黝的双手才能换来白花花的戈比。换句话说就是付出永远都会有回报。他多么希望我们能获得那枚白花花的戈比呀！
“他就是被活活累死的。”母亲哭泣着说。这次来自命运的打击，几乎打垮了她。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她从此形单影只，四周只有充满敌意的异乡人和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父亲的生命在一场暴风雨中走到了尽头。而在他去世后，愈发糟糕的天气让我们根本无法出门。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不得不在屋子里守着父亲的尸体。我们将他安放在一个比我们经常居住的卧室更加寒冷、结了冰的房间里。
有一天，虽然冻得发抖，我还是走进了停放他身体的那个房间。我竖起耳朵，仿佛就能听见他在对我歌唱。天哪，不！他再也不可能为我演唱那首我最喜欢的《圣湖》，那是一首描写哥萨克人翻山越岭的民歌。可那一刻，除了盘旋在房子上空，仿佛要把桦树皮屋顶掀开的暴风雪，什么都没有。我在父亲身边呆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母亲不得不担忧地来到我身边看我。她说：“你的眼泪都结成冰了。”
暴风雪终于平息了，可是积雪太厚，几乎可以淹没马鼻子。我们无法没用牲畜来拉套车，只好把棺木放在猎人的滑雪板上，步行去公墓。我们在雪地里踉踉跄跄地拉着套车，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那个时候，我最年长的哥哥伊万不过才16岁，安德烈14岁，而我，12岁，瓦西里10岁，尼古拉4岁。
父亲不在了，整个家显得空荡荡的。离开了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我们将怎样生活下去？他还没有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教给我们。
我重新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学校在隔壁的村庄，离家十四公里，我每次去都得在那儿呆上一周。冬天，天气晴朗的时候，这段路还不算难走，但是到了春秋时节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为了不掉进沼泽地里，我们不得不在那些圆木上行走。身体保持平恒的同时，还要驱赶一团团无时无刻不在身边骚扰的蚊蝇。后来在我服兵役的时候到了冰斗地区，行进过程中，同部队的一位战友，曾经是个走钢丝的演员却在他最拿手的好戏上失了足。我当时就对自己说，如果是在流放区，他可能都无法存活下来。连我都能给教给他一些经验。
在学校里，那些和我们一样被流放到此地的老师都身怀极佳的教学能力。他们尽其所能来教导我们。时至今日我仍旧非常遗憾没能当面为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唉，有些事情想做却总是太迟了啊！
老师的工作非常繁重，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没有课本也没有练习册，甚至都没有一丁点儿纸张。我们自己用桦树皮制作笔记本，而这些笔记本很快就被拍死的蚊子流出的血弄脏了。
尽管连课本都是用桦树皮制作的，但是贫困的生活造就了机智能干的人。
几年之后，母亲决定嫁给我们的一位邻居，这位邻居也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作为一个乌克兰人，他为人热情，而且非常勤劳。但他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博得了我的欢心。我甚至计划着要杀死他。每天晚上，我都在枕头下面放一把斧子。有一天早上，我终于决定行动了，但不幸的是，他早就已经起床出门了。不过没多久，他的善良和耐心就赢得了我们的信任，我们跟随他一起造了一座由圆木搭建的新的枞木屋。几个人将厚厚的木板锯开，以此建造屋顶还有地板。继父对待我们和他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分别，这也让我们这个家非常团结。
再见了，西伯利亚
思乡之情始终折磨着我。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了。1934年的时候，回到家乡、回到姐姐身边生活的念头不断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总觉得，家乡的生活会更好一点。母亲和继父都不希望我离开，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让我回家也并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他们开始尽全力帮我准备路上可能需要的一切。
在花了很长时间叮嘱我之后，继父在我的口袋里放了一张地图，上面简略地画出了将要经过的路线。
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和所有人都拥抱告别之后，我启程开始了去往库里亚的旅程。为此，我将穿越整个泰加森林和大草原。一开始，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几个同龄的男孩子。我们谈天说地，为了赢得他们的好感，我还给他们朗诵了我即兴创作的诗歌。
波蒂亚有了重活干，所有的母牛都归他管。
一个男孩反驳我说他根本不叫什么波蒂亚，他叫伊万。好吧，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就把波蒂亚改成了伊万，诗就变成了：
伊万有了重活干，所有的母牛都归他管。
她们都盼伊万快睡着，她们要离开，不说再见。
这首诗让男孩子们特别高兴，后来还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在那里，“文学之夜”得到了延续。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好时光。他们招待我吃了晚饭，还给我腾出一点地方度过漫漫长夜。现在想想，这样的信任从何而来呢？如今，已经没有谁敢在家里留宿一个陌生人了。
然而我还是太过年轻了。大概是上路后的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我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背上背了一个包，手里拿着一根粗木棍。在我们结伴上路之后，他给我讲了许多好听的故事，所以几乎是立刻就赢得了我的信任。我深信不疑他是个好人。
这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在进入一个村庄之后，我向他建议，向我往常那样，到一位老乡家里去借宿。他立刻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个想法，借口说：我们有可能会被民兵发现，然后被送进监狱。他建议晚餐就吃我们还剩下的东西，我们也就这样做了，之后他就进村去打听消息了。在等了很长时间，我甚至都开始怀疑他是否已经走掉了之后，这个人返回来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保险的地方。那是一个被改建过了另做他用的车库，就在一个农场庄园里。我不愿意没有征得主人允许就在那里过夜，但是并没有能说服对方，只好听话在那里住下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我就发现我的背包和旅伴都不见了。
那一刻，我非常无助，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农场主人发现的眼泪汪汪的我，问我在他的车库里做什么，我讲述了经历的一切。虽然他几乎不能相信有人竟然这样天真，但出于同情，他还是邀请我到家里，给了我一些吃的。之后又为我准备了一些旅途上需要的食物。
没过多久我就吃光所有的东西，可是眼前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我被饥饿折磨着，愈发难熬，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偷窃肯定是不行的。我又想起在库里亚的时候，那些向我乞求施舍的乞丐。我想起母亲曾经说过，永远不要直视他们的眼。如果人们都不盯着你看，即使丢脸，为了填饱肚子也就那样做吧。可是，我还得准备一些能够博取他人同情心的话，这对我来说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还不如饿死呢！
我还记得，一路上经过的村庄一个比一个贫穷，村民们的同情心也越发少了起来。我到底没能伸出手来说出那些祈求的话语。
有一天，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带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面孔，走近我，对我轻声的说：我的孩子，偷窃是一种罪过，也是一种耻辱。这种耻辱更甚于伸手乞讨。上帝是仁慈的，你所要战胜的不过是你的骄傲。
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她没有向我乞讨。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那位神奇的老妇人，她那慈祥的脸庞，她那柔和的目光，她那撼动心灵的声音…………她救了我的命。我不太能记得我伸手乞讨时所说过的话。唯一深深扎根于我记忆中的，就是填饱肚子之前，先咽下自己的眼泪。因为对我来说比起干硬的面包，眼泪更难以下咽。
第三天深夜，我终于到了泰加火车站。在那里我偷偷藏在了一趟去往波斯佩里亚的货车上。而到了波斯佩里亚，我又步行了六十公里才抵达库里亚。
到达库利亚的深夜，我敲响了姐姐的家门。她就住在距离库利亚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看到我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只是不断的重复着：“真的是你吗？米哈？”在她看来，我一个人走完了这么长又这么艰辛的旅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她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妈妈怎么样了？兄弟们呢？继父是个怎么样的人。我都一一耐心地回答。
我不想在姐姐家吃白食。休息了两周之后，我觉得是时候找个工作了。我的年纪还是太小了，无法胜任那些繁重的农活。但是在伐木的时候，我可以帮忙把那些树枝剪下来。之后我又在哥哥维克多的妻子家里呆了几天。有一天，出门去工作之前，我忘了把准备寄给哥哥的信收起来。在那封信里，我提到了他的孩子。孩子在哥哥离开家不久后出生，但精神状态看起来似乎不太正常。我的嫂子恰好看到了这封信，于是毫不留情地把我赶出了家门。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因为我写的是事实。
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在库里亚已经没了容身之地，不论是在姐姐家，还是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最终决定返回西伯利亚。在那里我有那么多的朋友，回去了也可以继续我的学业。在离开之前，我想回到我们从前的家看一看。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努力寻找，试图在回忆里重建过去的样子。我的邻居看到我一个人呆在那片废墟中，跟姐姐卡莎说：米哈不知道在你们家那块烧毁的地方找什么，可能是黄金吧！姐姐回答说，在我们全家人出发之后，她想把地里的土豆收回来，可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连地下室都烧毁了，又上哪儿来的黄金呢？
站在被烧毁的房子前，我根本没有想到什么黄金，我只记得，那些我曾经抄在桦树皮上的诗句。
在这里，没有人记得我，
我的朋友也将我忘记，
在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
灰烬旋转，飞扬，消散。
对我而言，这些诗句，在那一刻，在每时每刻，价值连城，珍贵过黄金无数。
是时候重新上路了。我先是乘坐汽车到了波斯佩里亚。之后没浪费什么时间就找到了泰加火车站。可是这一次，我三个月前刚刚走过的路程，显得更加困难。因为喝了河里的脏水，第二天一早我的肚子就剧烈地疼起来。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一处房子，我就在楼梯间里躺了下来，睡了过去。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两位年老的妇人。在得知我的遭遇之后，她们拿来了一瓶味道很糟糕的药水，那个味道我现在还能想得起来。晚上的时候，我又喝了一瓶药，然后喝了一点汤和一杯茶。在一个堆满了干草的谷仓里，我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在又喝了一瓶药和一杯茶之后，我重新上路了。
生病让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由于喘得太厉害，我不得不经常在路上停下来。当我到达流放地的时候，天还亮着。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个样子就穿过村庄回家，那里所有人都认识我。我生了一堆火，等待黄昏的到来。白日漫漫没有尽头。我被一团团的蚊子包围着，不堪其扰。那些蚊子似乎根本不怕火堆冒出来的烟。终于，夜晚来临，我迈进了家门。
母亲忙着给我准备了很多吃的。这回轮到她向我问东问西，她问起她的女儿们，还有他的儿子维克多。吃过了饭，我回到顶楼，那里有一张带着蚊帐的床。躺在床上，母亲和我、还有兄弟们，一直谈话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旅程。我一共走了多少公里？到底是哪来得勇气让我克服那么多的困难？我不知道。
我继续回到学校念书。我和我自己说，第一次旅行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我准备的太少，而且我太年轻了，要想在外面生存，我需要一本护照，可那是只有成年人才能领取的身份证明。在那之前，人们肯定不会理会我的申请。可我真的很需要一本护照，那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日夜都困扰着我。我最终决定返回库里亚，而且我要带着一张能使我获得护照的文书。这张必不可少的文书上虽然不需要村委会的签字，但是要得到区政府的批准，他们有一张特制的表格，上面还要加盖国家的公章。
我决定自己私造公章，在谷仓里搭建了一个小小的车间。之前我都在那里用桦树皮制作水槽——因为家里没有水盆，也没有钱去买。在那没有人打扰我，我可以反复进行我的实验。
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母亲对我的变化感到非常担心，她想知道是什么让我如此困扰。我去车间的次数越来越多，消失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为了顺利执行我的计划，我还需要一个伙伴。这倒是真有个不错的人选——我的朋友加夫里尔。他比我大两岁，也和我一样计划着逃出流放地。加夫里尔是集体农庄的会计，平时总是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他打下手。我很乐意帮他的忙而这回轮到我求他给我弄一份没有注册的文件了，上面要有政府特有的标识和公章。终于有一天，他把我需要的东西都带来了，然后详细地跟我说明了哪些东西一定要伪造得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是当然的！”我回答他。又跟他多要了一些纸张后，我把那些东西塞进胸口的口袋，跑进了我的车间。
日子就在伪造政府的公章和标识中一点点过去了。当我把最终的成果交给加夫里尔的时候，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地问我是从哪儿拿到这些表格的。那些出自我手的表格和真的一模一样。这算是我的第一件“发明”，也是我通向自由的第一步。
有了这些文件，我们就能回到家乡了，在那里，我将拿到一个护照，然后找一个工作。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还需要一些钱。既然这样，或者可以卖一些我们伪造的文件呢？毕竟返回家乡是每个流放者的梦想。每次我和加夫里尔去了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村庄。加夫里尔写得一手好字，他把我们卖出去的表格帮流放者们填好然后卖出去。就这样赚了一点小钱之后，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时候出发了。
这一次，父母都知道劝阻我们不要离开是白费功夫的。母亲非常担忧，她跟我说：“第一次旅行的时候，你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的米哈。”我安慰母亲说：“妈妈你不要哭了，我们要追寻的就是自由！”可她只是含着眼泪跟我说：“自由？谁知道那是什么呢？”
1936年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经过充足的准备，我们离开了村庄。在路过公墓的时候，我向我的朋友提议去看看父亲的墓。“当然要这样做了。”他回答说，“我也认识他呢！
我们花了好些时间才在杂草丛中找到了那个破旧的十字架，上面他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后，我流着眼泪说：“原谅我爸爸，我要去追寻自由了，祝我好运吧！”
两个人都沉默着没有说话，我们又重新上路了。突然，一只野兔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我们都带着枪，这只野兔突然跳出来简直就像是在对我们挑衅。在路上追逐这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兔，让我们十分开心。可是跑了一段路后，那野兔就突然消失了。这是怎么了？之后，在大概100米开外我们发现了狐狸的踪迹，这就解释了野兔为什么逃跑？动物们都是很谨慎的，这是在森林中唯一安全并健康地生存下来的方式。我们得跟随好这个榜样，小心谨慎地行事。
又走了几公里，我们路过了行程中的第一个村庄。因为随身携带这枪支，穿过村庄的时候我在前面走，就像一个正在被押解回监狱的小混混。加夫里尔在后面跟着我，手里拿着枪，他装作是押送我的宪兵。等到平安无事离开了村庄之后，我们在村子外的小树林里跳了起来，之后疯了一般的大笑。我俩互相说着，这办法能行！
我们把面包皮碾碎了，和上还热乎着的刚煮熟的土豆、腌酸菜、黄瓜，夹在面包片还有薄饼中间。因为知道我喜欢薄饼，妈妈为我准备了很多。她把薄饼装在一个用桦树皮制成的容器里。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餐具，但也是最好的一件。
出发之前我们就达成共识：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行踪。我们买了一只老旧的步枪，非常便宜，但足够上演一出警察押送犯人的好戏。这可以让我们不冒太大的风险就穿过那些村庄。在路上看到我们的妇女常会惊呼：这么小的孩子已经走上歪路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游戏让旅途变得有趣起来，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路过一幢政府大楼的时候，一群正在聊天儿的宪兵看了加夫里尔一眼，然后喊道：“把这个强盗看好了！”我们加紧了步伐，可是很快就听到了命令，“过来核实一下证件。”我们撒腿就跑，但是只来得及藏在密林当中，直到晚上，我们还躲在树丛里。第二天，我俩还是决定要扔掉这把步枪。我们把它扔在河里，尽管这把步枪之前好几次都救了我们的命。但是在惹麻烦之前，我们只好丢弃它。
第五天，我们终于到达了加夫里尔一家曾经居住过的村庄。“我都认不出来你了！”他的姑姑们边哭边说，“看你长得多高啊！”于是，又是新一轮的问题袭来——他们所有人都怎么样了？你的弟弟们呢？加夫里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我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又一次到了讲述流放者家庭故事的时候了。第二天一早，加夫里尔就去了警察局，要求申请护照，我在家里紧张地等待着。回到家的时候，他兴奋得跳起来宣布：“明天我就能有护照了！”我差点儿高兴地哭了起来，但是很快我就问道：“为什么是明天？为什么不是今天？难道还会有什么变化吗？”
接下来的一个晚上我们都无法入睡，翻来覆去地讨论如果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去应对。但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加夫里尔很快就拿到了自己的临时身份证。我们立刻启程前往我的家乡，不久之后，我也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我们在库里亚的农机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加夫里尔是会计，而我成为了一名我是检验员。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件让我们不得不离开家乡的事情。这件事来的非诚突然，事前几乎无法想象，但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从西伯利亚回到库里亚的路上。我们曾经路过加夫里尔的家，带走了一把他藏在家里的手枪。回到我的家乡之后，我俩打算住在我姐姐家，就把手枪藏在了她家的地窖里。唉，但可能是我们藏手枪的时候被人看见了，也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拿着手枪吹嘘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有人向民兵告了密。无论如何，结果就是我们被捕了。而那就是在新年的前夕。
我在地方看守所里呆了三四天。在那里，民兵对我进行了严厉的审问，但我始终什么都没说，我不想承认曾经拥有一件武器，而且一直在寻找办法逃跑。厕所的窗户似乎不太牢靠，或者会给我可乘之机…………但在新年假期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放了，他们希望我能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还叫我年后就把武器交上来。但我已经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留住这把手枪。我被这把手枪迷住了，觉得我根本离不开它。我和我的朋友都知道这样做将给我们招来更多的敌人，所以决定立刻离开这里。既然我已经打定主意不上交这把手枪，而我也知道人们不会放过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偷偷溜走。
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因为这把手枪，我开始对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时候我会说，就是因为德国人我才成为了一名武器设计师。但事实上这不算是完全正确的说法。在二战前，我就已经被这把手枪迷住了。我喜欢它简直就像热爱我自己的亲兄弟。我想要知道，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还想认识那些机械师们。我不断地将这把枪拆开又重新组装，用机械油细加保养，把每一个零件都擦磨得亮堂堂的。我们甚至弄到了一些弹药，着了迷一样地练习射击。可当我们决定离开村子的时候，我们还是扔掉了了这把枪。为了没有人能重新把它收集组装回去，我们将手枪拆卸开，把零件扔得四处都是，森林中、河里、公路上…………这么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简直就像要死了一样，我的眼里满含泪水。既然如此难受，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非常害怕民兵以私藏武器的罪名把我们重新抓起来。个人拥有武器设备在当时是被严格禁止的。
加夫里尔和我决定启程前往哈萨克斯坦。他的哥哥在那里当了一名铁路员工，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可以帮我们找到工作。
到了地方，我们就在行李寄存处住了下来。那里有一些卧铺车厢里的床，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那时，我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预备共产党员了。有一天，有人叫我们到寄存处的政治部去。一开始，我心里非常慌张。但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他们要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就这样，因为字写得不错，我成了一名专职秘书。之后的两年，我都在从事这份职业，工作内容就是接电话和填表格。但是，因为对有人会知道我曾经是一名流放者的恐惧始终困扰着我。
我总是想讲讲我年轻时代的事情，但每次想这么做的时候都放弃了。能否毫无危险地讲述我人生中被隐匿的那个阶段？我本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在世人眼中，一个公众人物是无法在如此机密的行业中工作的。
可我同时也在想，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最亲近的父母、我的孩子、子孙一生都不会了解我的那一段生活经历。我一直都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但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改革。因为正是由于改革，让我生命中的那一段悲剧得以重见天日。我可以直面、并和周围的人讲述那段过去，而不用担心被监禁。
今天，我要感谢命运让我得以为祖国服务。我是那么热爱我的祖国，即使在曾经和她一起共度的那一段最苦涩的岁月中。
第7页 :第二章 起来吧，我泱泱大国，为了那殊死的搏斗
第二章 起来吧，我泱泱大国，为了那殊死的搏斗
当卡拉什尼科夫被应招入伍的时候，苏联的军队还被称为RKKA（原文注：俄罗斯境内，红色工农武装的前身）这支于1918年，由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个人的名字在1920年底就已经彻底消失在历史教科书中了，之后也再没有被人提起过）组建的队伍，始终保留着这个名字直到1946年。
队伍的组建一开始由党内推荐志愿者，但在其创立四个月后就变成强制入伍，这一制度一直保留至今。18岁后，年轻的俄罗斯青年被要求必须服两年兵役。
卡拉什尼科夫于1938年入伍，但在这之前不久，八百名俄国高级军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皆被捕入狱。而其中大部分人最终被执行了枪决。那是一次苏维埃最高领导层的大清洗。
风传这段时间苏联的军事实力逐渐衰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方面苏联的军事实力仍旧仍凌驾于德国之上。例如著名的T34号坦克就在性能上优越于他们未来的敌人所制造的同类武器。但另一方面，部队里缺乏供个人应用的武器和弹药。朱可夫元帅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发生的有些事情通常在人们眼中是不可置信的，我们甚至要去乞讨弹药。开战的时候我们还曾接到命令，48小时之内最多只能损毫两枚炮弹。”
二战前夕，由斯大林直接领导的武装部队共有五百万名士兵。1941年，反抗德国纳粹的战争打响后，军官的缺失所带来的隐患就显现出来了，这也是苏维埃军队前期败北的部分原因。当时的德军采取闪电战术，发动名为“台风”的军事行动，挺进奥廖尔方向，直逼布良斯克前线。
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当时还是一名坦克指挥官的卡拉什尼科夫中士在包围中身受重伤并陷入了包围区。布良斯克绵长的战线暂缓了德意志帝国向莫斯科前进的步伐。然而德国方面曾发表公报声称擒获了三千名俘虏。1941年10月，重伤的卡拉什尼科夫获得了一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最终逃了出来并返回军事医院。
也就是在同一年，朱可夫元帅被任命为西线战场指挥官。自1932年起，他成为了唯一的最高指挥副官。斯大林大概是认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之后他的任何一个军事决定都要先征得朱可夫将军的同意。1942年秋天，朱可夫将军（1943年，成为朱可夫元帅）决定在斯大林格勒围困德军，而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苏联军队取得了阶段性战争的胜利。
而在此期间，卡拉什尼科夫离开了医院，在后方从事研制各种武器军火的工作，他的成果中就包括未来鼎鼎大名的AK-47。后方的组织安排对胜利至关重要。而隶属于苏联东部的共和国对后方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持。当时，超过2500家军工企业以及大部分工程师都已经从那里撤离。但军工企业仍旧负责补充前线对于武器的需要，于是，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妇女、退休职工、孩子全都不间断地24小时轮流工作。
为了苏联的胜利，劳动所里关押的犯人，包括知识分子工程师、科技工作者、设计师等在铁窗之后也被发动起来。一大批被关押的军官被释放，回到原单位恢复原职。而保护这个国家的基础来源于普通市民的馈赠。他们自愿捐出一部分工资。没有什么比胜利更加美丽。人们愿意为此奉献自己最珍贵的财富。
至于此时的卡拉什尼科夫，正在不停歇的工作，希望他设计的武器能够在战场中被应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1938年秋天，我应征入伍，来到西乌克兰的斯特雷市。此时的苏维埃部队还被称为红色工农武装。
一到了新兵报到处，我就向负责人介绍自己，表达了对机械制造的热情并展现了我的能力。在西伯利亚的学校，有一位很棒的物理老师对我的学业非常支持。尤其让他大为惊叹的是，我曾经向他展示过一台自制的“永动机”，或者说使接近永动的机器。我觉得那时候已经距离成功不远了。
我被纳入坦克机械制造师的培训部队。我们每天接受军事科技以及其他学科的培训。教官对我们的穿着是否整洁，学习成绩是否优秀以及走路的方式正确与否都非常关注。由于我身材不高，所以在行进的过程中总是站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
很显然我的教官一开始并不喜欢我，他总是用言语攻击我，吹毛求疵，甚至给我起个外号叫倒数第二。这就导致我总是想反抗他，但是反抗的结果总是我需要做更多额外的杂役，比如我不得不去清扫营房的地面，一遍又一遍地整理内务，打扫卫生间，在废弃的院落里进行训练。
有时候，他要求我完成的任务简直是荒谬可笑的——我的长官在这方面非常有想象力，当然但这也不能阻止我反抗他。
在我们新房的墙上张贴着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主要用来报道我们在部队的生活。我的长官建议编辑利用报纸的头条位置举行一场比赛，看看谁能把在废弃的院落里，训练掩体躲避的我画得最生动最形象。听说这件事，我就以我自己还有我犯下的“错误”为题，写了一首非常滑稽的诗。编辑室的男孩子们非常喜欢这首诗，所以在那幅丑化了我的漫画下面，他们把这首诗也刊登了出来。晚上的时候，我的上级长官带着一种嘲讽的口吻亲自朗诵了这首诗，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读完之后他和我说：你看，你都丢脸到什么地步了？所有人都不得不关注一下你的训练了。那些知道这首诗是我写的人向我投来了一个会心的眼神。当然，第二天所有人就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尽管我的上司并未预料到事情竟然是这样，但他没办法不对这首小诗赞扬有加。最终教官在报纸的专栏上给了我一个位置，而我的名声也随着这首诗的传播越来越广而越来越大。不久，我的名字就出现在全军的各类报纸上，我的教官对我的态度因此而有所改变：他后来非常为我骄傲，甚至想要帮我调整在队列里的位置。
也正是多亏了他的帮助，我还参加了在基辅举行的青年作家大赛。我的诗也就此引起了一些批评：为什么这些诗歌只谈论那些坦克、炮弹，还有其他战争中所用的武器，而闭口不谈我们为了祖国的荣誉而献身的伟大领袖？
在我服兵役期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学习了关于坦克，驾驶，射击方面的全部知识。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坦克兵身上所配备的都是TT型号的手枪，这是图拉兵工厂生产的托卡列夫（原文注：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系列手枪的代表。用这样的手枪射击一点都不方便。单就个体而言，这是一部不错的手枪。但它并不适配于坦克。在平地自然状况下射击和在坦克里通过狭小的抢眼射击是完全两回事儿。我私藏枪支那段时间所获得的经验如今被好好地利用上了。我提了一些意见，以便能更有效地通过枪眼射击。而这一次我不用再东躲西藏，部队甚至还为我提供了一间实验车间供我使用。1940年5月，朱可夫元帅（原文注：格奥尔吉o康斯坦丁诺维奇o朱可夫（），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最高军事指挥官，1945年5月，在德国投降书上签字，曾先后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委以重任，但同时因为广受人民爱戴而备受猜疑）被任命为基辅地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他鼓励士兵们有所创新，每周都会有一类技术问题被提交到新兵手中，他们必须尝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次，我们举行了一场竞赛，为了发明一种能为坦克发射炮弹数量计数的机器。我在这件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嘲笑我，他们叫我“本土爱迪生”。但长官们逐渐发现我制作的机器都非常有效，他们开始对我另眼相待。
之后不久，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在部队的报纸上发表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在发明方面的天赋第一次被官方发现并认可了。专家们认为我发明的机器简便易行，而且非常可靠。时到今日我仍旧非常感谢我的长官，他在我努力工作的时候给予了我全力支持。
还有一次，他们要求我设计一款能够测试坦克发动机性能的机器，对一名坦克手来说，这样的机器在实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几个月后，我在自己的坦克上装载的一部实验型样机运行良好。我的长官决定将这部样机送往基辅的军事当局，我也要陪同前去。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我只需要在那里呆三天就可以了。但最终，我再也没有回到我的连队。在测试了我的机器之后，军事专家亲自给朱可夫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而将军要求立刻召见我。
朱可夫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方式欢迎了我，并立刻对我委以重任，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处在于自己的世界当中，搞不清状况。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将领都等在那里，其中还有许多人是将军。我时常会想起那次会面，朱可夫和我谈话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直截了当，他对我说：“听好了，我亲爱的小兵，这对你来说是件大好事，你是大家的好榜样。你用行为告诉大家，不仅仅是科学家、武器工程师，即使是普通的小兵，也有义务为军事设备的改进作出自己的贡献。本来是要立刻送你去莫斯科的，但你还要留在这里重新设计一下这件机器的外观，现在这个看起来太简单粗糙了，一看就是手工制作的。你就在这工作，在基辅，现在就开始，我们在这儿建了一所坦克技术学校，里面有非常棒的车间。”
正像将军要求的那样，我在众人的帮助下制作了两台非常漂亮的机器。在第二次被朱可夫将军召见的时候，我向他展示了崭新、全黑的机器，非常漂亮。他对我的工作成果非常满意，立刻向我表示了祝贺。为了奖励我的工作，他给了我一块非常棒的手表，但很不幸的是，后来我把这块表弄丢了。但这次会面也成为我人生转折的标志。
朱可夫下令将我送往莫斯科，在离首都不远的库宾卡，正在举行军事设计比赛。然而我们来得太晚了，比赛已经结束。一位陆军中校的发明获得了全场第一，将要被选择投入批量生产，但朱可夫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打发的普通人，既然他要求测试我的机器，举办者也就只好不情不愿地照办了。测试的结果是他们不得不承认，我的计数器显然更加好用！最终这款机器被推荐进行批量生产。
1941年春天，我被派往列宁格勒，参与这款机器投入生产的相关工作。尽管我当时不过22岁，但厂里的总工程师就像接待他的平级同事一样欢迎了我。在那里停留期间，我意识到了耐心和团体协作在每个零件投入生产的过程中都至关重要。这是一份需要工程师、工人、技师团结协作的工作。6月22日，反抗德国纳粹的战争打响，这打乱了我们的所有计划。工程还远没有结束，但我不得不回到部队。“我们并不会分离太久，胜利之后，我们就继续这项工作。”分别的时候，工厂的领导用这句话代替了说再见。
所有人都知道，根据苏联一贯的军事原则：当战争打响的时候，为了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军队一定会将敌人压制在国界线上。斯大林和希特勒曾在1939年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然而，空气中危险的火药味道越来越浓。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愈演愈烈，而当战争在我们家门口打响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做任何准备。士兵们没有接受过必要的训练。我们几乎都没学过射击。德国人就不同了，他们经验丰富，除了接受过正规训练，已经在其他国家获得了作战经验。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强大的敌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我们的国家寸土不让。”德国的军队以惊人的速度长驱直入，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前，西乌克兰刚刚并入苏联的领土，而在那里，没有人站在我们这边，希特勒的军队几乎没有遭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
战争打响的头几天，布良斯克战役期间，我就差点丢了性命。我的长官要求我爬到树上去观察敌情，他认为德军距离我们的据点很远。我干净利索地爬上了树，惊讶地发现德军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一发现我就立刻朝我开枪，子弹贴着我的耳朵飞过。那一天，我打破了人类爬下树最快的记录，松鼠也不能比我跑得更快。
轰炸也是战斗中非常可怕的事情。幸运的是我是一名坦克手：在坦克里你所能获得的安全感是在平地上不可比拟的。
我们连队里大部分士兵都非常年轻，我就是其中军衔最高的人了，没有经验也没有设备，在敌人面前我们甚至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在我的脑海中，布良斯克战役的发生宛如昨日：在那广袤的森林和山地之上，蔓延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混乱困苦。
冲突爆发的前几天，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趁手的家伙，有的人甚至拿着只能用两三次的喷火器，没有子弹更没有突击步枪，事实上，我们能充当的就是炮灰的角色（原文真的用了炮灰啊，好纠结，说法很恰当，但这么留着好喜感）我那时是多么遗憾没有接受过名副其实的训练！…………（这个也是原文的标点，国内可以这样用么）再看看德国人。他们，都要武装到牙齿了。
战争一开始，我就接受了作为坦克驾驶员的训练，但由于我没有实战经验，最终还是转回负责技术。
战争持续了很多天，仿佛身边的土地都燃烧了起来。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开枪射击以免被敌人定位。敌方的梅塞施密特侦察机在空中超低空飞行，想要发现我们的行踪易如反掌。但尽管奉行这样的不反击政策，不久之后我们还是遭遇了炮击，但我们仍旧坚持服从命令：不许射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经常发生。
有一次，尽管我们的部队中带有为数不少的坦克，但仍保持着不抵抗的状态，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一刹那间，周围的一切都陷入安静。作为坦克上的执行长官，我决定打开舱门上的炮塔，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而就在那一刻，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爆炸，炮弹的碎片迎面向我的胸部和背部袭来，穿透了我的身体。那一刻我几乎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直到看到坦克上流下来的血迹，我还在问，我们中的谁受伤了？但紧接着我就觉得天旋地转，然后失去了意识。直到今天，我仍旧能感受到那种疼痛，以至于很难流畅地写下这段文字。
当我恢复了意识的时候，部队已经从战场上撤了下来。我的胳膊和左肩剧烈疼痛，感觉很奇怪，左边的臂膀完全不能动了。但不得不说我是幸运的，差一点这条胳膊就丢了。我陷入了一种混乱之中，整整两天都待在一个掩体中，我的同事将我从战场上抢救下来后就带我来到了这里。两天之后医生终于到来，他花了很长时间为我检查身体，之后他确诊：“这样的损伤必须送他去医院。”
但怎么去呢？在被德军紧紧包围的情况下，这真是个问题。最终我们将十二名伤员聚集到一起，安置在一辆救护车上前往医院，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随行。我至今仍旧能记得司机的名字，他叫科利亚。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因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走路。
然而，我们并未能安全到达医院，出事的那一天我们正在靠近一个村落，医生下令停止前进，因为要勘察四周有没有德军。担任侦察兵的分别是：司机科利亚，一名肩膀被烧伤的中尉，还有一个就是我，事实上也就是还能走路的三个人。我们身上只有一把手枪和一枚子弹作为武器。四周静悄悄的，整个村落陷入一片死寂。突然，我们听到了机关枪扣动扳机的声音。所有人卧倒，试图匍匐穿过一片种满了土豆的田地，返回通向森林的小路。在快要接近救护车的时候，我们听见了枪声。中尉压低了声音说：“他们拿着施迈瑟（译者注：德国枪械设计师。因为他很出名，所以很多英美联军士兵称MP-40为“施迈瑟”），要是咱们也能有一把趁手的突击步枪就好了…………”我握紧手里的TT手枪（译者注：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托卡列夫于1930年设计，图拉兵工厂所生产的一种半自动手枪。该型手枪于1930年为苏联采用，成为苏联的军用制式手枪，又称为托卡列夫手枪。目前已被淘汰。），和其他人一起跑向救护车。等我们到达那里，德国人的跨斗已经消失在道路的转处，留下的是非常可怕悲惨的一幕：所有的伤员在德国人的扫射下均已中弹，鲜血流淌下来，在救护车的下方积成一个小小的血洼。有一些人还活着，但也不过是垂死挣扎。
看到这一幕，我们只好尽可能远地逃走，离开这条路越远越好。我们走了整整一夜，非常缓慢地前进，困难重重。肩膀上的剧痛折磨着我，有时我失去了意识，可怜的科里亚只能拖着我向前走，中尉看起来也没比我好多少。第二天头上，科里亚遇见一位年迈的农民，他背着一个小小的挎包。我们向他讲述了所遭遇的不幸，并寻求帮助。他告诉我们，德军已经强行没收了所有的粮食，还禁止他们到田地里收割。但为了养活一家人，他们只好偷偷摸摸的去收粮食。“但别担心，我会陪你们去找村里的医生。他住的地方离这大概有十四公里，那是个不错的家伙。”
在距离村子还有300米的时候，他向我们提议等天黑了之后再进村。在祝我们好运之后，他把我们留在了那里。我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安静地观察着。很快，我们就发现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事实上，整个村落安静得仿佛是一片荒漠。科里亚决定起身到村子里侦察一番，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小书包。当他把小书包打开的时候，我们高兴得几乎都哭了出来，那里有一大块家里自制的面包，两个煮熟的土豆，两个苹果，还有一点盐。科里亚告诉我们，医生已经招待他在他们家吃过了，而这些食物都是带给我们的。
趁着吃东西的时候，科里亚告诉我们：医生有三个儿子都在前线，德军还来过他家里，两次把他带到占领军司令部问话。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小心，天不黑不要进村。
当天晚上，医生在一间屋子里接待了我们，桌子上摆放着他全部的医疗用具。窗户用被单盖得严严实实的。他帮我们解下了脏兮兮带血的绷带，清洗我们的伤口，重新给我们包扎起来。他不准我们离开，因为我们的伤势非常严重。“你们必须在床上躺两三天，我可以把你们藏在谷仓里，那里堆满了干草。”后来，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才意识到他当时冒了多大的风险啊！一旦我们被德军发现，等着他的将会是被处以绞刑。
而在那时，我又重新回到了童年时期就非常喜欢的充满了干草的屋子。悲伤的回忆将我紧紧包围，我想起我的家人们，哥哥们大概也都被派往前线了吧，妈妈孤零零的待在家里，是否还有能够重新见到她的那一天？可在那之前，我首先要活着离开这个屠杀场。医生给我们送来了水、食物、还有厚厚一沓的报纸和书，当然很多是关于医药的。大概是剧痛增强了我的记忆力，那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受学习了不少关于医学的信息。直到现在，我也能给正在遭受病痛的朋友提几个像模像样的医疗意见。但除此之外，我非常后悔忘记了问这位救了我们性命的医生的姓氏。我们一直叫他尼古拉o伊万诺维奇。
当我们的身体状况开始好转，基本能够不用搀扶就能行走的时候，尼古拉o伊万诺维奇为我们指了一条去往前线最近的路。他说，沿着那条路走，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到达前线。和之前一样，我们仍旧夜间前进，白天休息，尽量节省我们的食物。三天后，前线还遥不可及，但食物已经见底了。我们只好选择很原始的办法来来解决眼前的食物危机：蘑菇、野生浆果、甚至青草都被填进了肚子。我们还在沼泽里找水喝，但因为喝了那些不干净的死水，我们的肚子和心脏都剧烈地疼痛起来。
而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四周蔓延着一股奇怪的、令人疑惑不安的寂静。鉴于这种诡异的气氛，我们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再次折返了回去。但是我们始终都在向东走，那是医生为我们指引的方向。在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漂泊，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在特鲁步切夫斯克市的郊区和我们的队伍迎面碰上了。
但刚一碰面，我们就被当做罪犯被自己的军队关押了起来，因为我们刚刚穿越了德国人的防线，身上也没有一张纸能证明我们的身份。所有的俄罗斯士兵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落入德军手中：但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在经过短暂的问讯之后，中尉和我被送到了医院，科里亚又重新在军队里当上了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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