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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方幼惲正在偷看那对过房间的客人，心中转念甚是面善，忽听得那人称呼他“秋翁”，方才兜的想起这人的姓名，不觉大悟，自己笑道：“我的记性怎的坏到这步田地，隔不多时，竟是想他不起，可不是笑话么？”连忙掀起门帘，进去招呼。看官，你道那不知姓名的少年是谁？原来就是那风流才子、诗酒名家的章秋谷。自从打发金月兰动身之后，在家中住得不多几日，总觉郁郁寡欢，加以秋谷才华绝世，丰采惊人，论文则援笔万言，论武则上马杀贼。惊心烽火，聊为梁父之吟；举目河山，尽有唐衢之恸。一身傲骨，四海无家，钟期之遇难逢，狂白之金欲尽，不免就牢蚤郁勃，变成个使酒的灌夫，骂人的刘四，竟有些信陵君醇酒妇人的气象起来。便觉在家无趣，重为沪上之游，也住在四马路吉升栈。到此虽不多几日，却着实结识了几个有名的人，一个叫做辛修甫，是个内阁中书，学问极其渊博。秋谷闻名往访，辛修甫与他谈得十分投合，果然名下无虚，一见如故。一个叫做王小屏，是个报馆的主笔，深通时务，兼擅西文。他从前看过秋谷一篇论说，甚是佩服；此次晓得秋谷来申，急急的到栈相访，成了倾盖之交。还有两个，一个叫葛怀民，是个举人；一个是大挑知县，叫吕仰正，却是辛修甫介绍与秋谷相知的。这几个人都是金石论心，芝兰合臭，俯视山海，高见风云，绝无时下少年酒食征逐的恶习。秋谷自到上海，访他去年一个旧好倌人，名叫陈文仙，年止十七，花妍柳媚，玉润珠温。去年秋谷做他，甚是要好。这陈文仙气息沉静，居然像个闺阁大家，并无红倌人的一种时髦气派，今年从西安坊调到兆贵里来。秋谷除了访友，便到陈文仙处闲坐。文仙也从不叫他吃酒碰和，转是秋谷过意不去，替他绷绷场面。这一日，正是秋谷的主人，请的就是辛修甫等数人，并两个同栈居住的同乡，隔夜已经照会客人点好了菜。秋谷恰午后无事，便到陈文仙处，约他同坐马车到张园吃茶；又遇见了陆兰芬，谈了一会。秋谷因坐不住，便到弹子房去合人打了两盘弹子，方才同了兰芬、文仙出来。天色已是不早，因兰芬苦邀秋谷同文仙去坐坐，便又到兰芬处坐了一会。看看已有七点多钟，兰芬知有台面，不好留他，只叮嘱秋谷常来走走。原来秋谷与兰芬只是淡淡的交情，并没有什么相好，只是兰芬向来敬重秋谷，所以见了面，不觉十分亲热，以致在张园相遇，引起方幼惲的气来。只说秋谷同文仙回到院中，辛修甫已先来了，余客也便络绎而来。秋谷做了主人，殷勤对釂无不尽量。到得酒酣耳热之际，辛修甫偶然说起新党悖谬之处。从来酒在肚里，事在心头，早把章秋谷一肚皮的牢骚提了上来，便高谈阔论了一大篇，又痛饮了几大杯酒，方才吟出那四首感怀的七律来。座客一齐称叹。秋谷连饮了数杯急酒，微觉有了醉意，忽见门帘一起，又走进一个客人高叫秋谷道：“老世兄，幸会幸会！你发得好议论，吟得好诗啊！”秋谷醉眼朦胧，急切认不出他是谁，立起来细看，方认得是小时同学的方幼惲，便笑道：“我的眼钝，几乎认不出来，幼惲兄好眼力。”方幼惲大笑道：“岂敢！你在张园和陆兰芬谈心的时候，我早就看见你了，觉得面熟，又一肚皮想不起你来。刚才若非有人叫了你一声’秋翁’，只怕到明年也想不起的了。”秋谷也大笑，慌忙作揖，又请幼惲与众客一一相见，道：“不嫌残席，就请一同坐下，叙叙可好？”幼惲道：“我是一个姓祝的朋友请我在张月红处吃酒，恰恰遇见了你，岂非奇逢？你这边我不能久坐，还要过去应酬。你住在什么栈房，我明早过去奉看就是了。”秋谷连说：“不敢奉屈，现在暂寓吉升栈。”幼惲大喜道：“我也是寓吉升栈。既是同栈，更好相叙。少停回栈，我们再谈罢。”秋谷留他不住。幼惲仍旧过来，见花宝玉、林佩珠一齐走了，台面将散，刘厚卿看见嚷道：“你这半天走到那里去了？马褂也没有穿。”幼惲对他说了缘故，便同着厚卿谢了主人先走。两人又到花宝玉、林佩珠家去打了两个茶围。林佩珠出局，没有回来，花宝玉已经回院，应酬得甚是周到。幼惲看他相貌，眉目清扬，腰肢柔细，也算得花丛中一个出色人材。幼惲为着自己心中不快，也无心久坐，拉着刘厚卿出来，路上埋怨他道：“我朝你摇手不叫陆兰芬，你偏要我仍旧叫他。你看他刚才的形状，口也不开，立起身来就往外走，惹气不惹气？”厚卿被他埋怨，倒也无言可答。幼惲又道：“我以前的银票、戒指被他抢去，不上紧去追他，为的是有过相好，不好意思。不料他钱物到手，顿时翻转面来。他既无情，我亦无义，如今我们就商量一个主意，去问他硬讨可好？”厚卿笑道：“这是你说痴话，他东西已经入手，你就去问他硬讨，他可肯拿出来么？”幼惲愈觉气忿道：“难道他不肯拿出来就罢了不成？我一个世家子弟，白白的受了他一场糟塌，还送了一大注钱，竟连个妓女都弄不过，这不是笑话么？”厚卿大笑道：“老弟，怎么看着你这样一个人，竟是一点不通世故。你的银票、戒指被他抢去，可有什么凭据么？这是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的事，可有什么法儿！就是打了官司，那堂上的官儿也要审情度理。你们自然交情深厚，那银票、戒指才得到他的手中，现在你要硬追回来，难道好当他贼赃追取么？这样的事情都要经官，他吃了皇上的俸禄，那里管得了这些闲事！况且宦家子弟饮酒宿娼，自己先有一层不合，怎能再去告他？这里又是租界，不能违背章程，不比内地各处的娼寮，若真个十分可恶，便好打掉他的房间，叫他吃了惊吓。上海地方，是打闹娼家先就犯了捕房的规矩，就要拉到捕房里去。我们都是面子上人，可坍得起这个台么？你想这事有甚法儿？”请登录会员以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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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尾龟 | 第八回 章秋谷意气结新知　方幼惲平康逢旧识
/article/31516.html
正文中有错误遗漏之处，欢迎指正。请提供错漏处前后数个文字，以便我们快递找到错漏的地方。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范文十篇】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范文一：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原文】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在器物上雕镂花纹图形，是损害农业生产的事；编织精致华丽的丝带，是伤害女工的事。农业生产受到损害，就是饥饿的根原；女工受到伤害，就是受冻产生的根原。饥寒同时出现，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我亲自耕种田地，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为的是给祭祀祖庙时提供 谷物和祭服，为天下人民作个先导。我不接受进献的物品，减少膳食，减少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是要天下人民努力种田和养蚕，平时就有积蓄，用来防备灾害。要使 强大的不要侵犯弱小的，人多的不要欺凌人少的；使老人能长寿而终其天年，小孩和孤儿们能顺利地成长。
今年收成不好，人民的口粮很少，原因在哪里呢？是不是有些奸诈虚伪的人担任了官职，官吏用财物作交易，掠夺百姓，侵害人民？县丞，是县吏中的首领，他们借着执法的机会做坏事，助盗为盗，这样实在是失去了朝廷设置县丞的用意。命令郡守们各自严格履行自己的职 责，对于不忠于职守、昏昧不明的郡守，丞相把他们的情况报告我，要请求治他们的罪。特把这道命令宣告天下，让大家明确知道我的意图。
范文二：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雕文刻镂①，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②，害女红者也③。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⑤，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⑤，省繇赋⑥，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⑦，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⑧终，幼孤得遂长⑨。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⑩。县丞⑾，长吏也，奸法与盗盗⑿，甚无谓也⒀！其令二千石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⒁，丞相以闻，请其罪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①雕文刻镂：指在器物上雕刻文采。镂：雕刻。②纂组︰赤色丝带。纂，音“转”。③女红︰女工，指采桑、养蚕、织衣。④为非︰做坏事。⑤粢盛（chéng）：古时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⑤太官︰管理皇帝饮食的官。⑥繇赋︰徭役、赋税。⑦畜积︰蓄积。⑧耆：古称六十岁。⑨遂长︰成长。⑩侵牟︰剥削、侵蚀。牟，害虫也。⑾县丞︰县令之佐，属吏之长。⑿奸法︰因法作奸。与盗盗︰和强盗一同抢夺。⒀无谓︰没有道理。⒁耗（mào）乱：昏乱不明。⒂请︰定。
在器物上雕镂花纹图形，是损害农业生产的事；编织精致华丽的丝带，是伤害女工的事。农业生产受到损害，就 是饥饿的根原；女工受到伤害，就是受冻产生的根原。饥寒同时出现，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我亲自耕种田地，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为的是给祭祀祖庙时提供 谷物和祭服，为天下人民作个先导。我不接受进献的物品，减少膳食，减少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是要天下人民努力种田和养蚕，平时就有积蓄，用来防备灾害。要使 强大的不要侵犯弱小的，人多的不要欺凌人少的；使老人能长寿而终其天年，小孩和孤儿们能顺利地成长。
今年收成不好，人民的口粮很少，原因在哪里呢？是不是有些奸诈虚伪的人担任了官职，官吏用财物作交易，掠 夺百姓，侵害人民？县丞，是县吏中的首领，他们借着执法的机会做坏事，助盗为盗，这样实在是失去了朝廷设置县丞的用意。命令郡守们各自严格履行自己的职 责，对于不忠于职守、昏昧不明
的郡守，丞相把他们的情况报告我，要请求治他们的罪。特把这道命令宣告天下，让大家明确知道我的意图。
这篇诏令指 出,官吏们凭法作奸,助盗为盗,是百姓饥寒并至的原因,因而打算整顿吏治,而且首先要求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各修其职,这说明汉景帝有一个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
范文三：阅读下边的文言文，回答问题。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纵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昊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骑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大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余金。名由此显，结于汉。其后安国坐法抵罪，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舍，而出于忠厚焉。贪嗜于财。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下列叙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梁孝王和景帝是同胞兄弟，由于备受窦太后喜爱，就私自设置丞相和二千石级官员，并且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几乎招惹祸患。B．由韩安国的话可知，梁孝王在七国叛乱时，派军队打退叛军，为阻止叛军西进，保卫太后和皇上立下功勋。C．由于韩安国明于事理，善于剖断，终于通过大长公主和太后，化解了景帝和梁孝王之间的嫌隙。D．选文中着重肯定了韩安国有谋略、有才智、为人宽厚、能为国举贤等优点，也提到了他的缺点。
阅读答案：
范文四：读下面这篇文言文，然后答题。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诧（chà，夸耀）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候，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余金。名由此显，结于汉。其后安国坐法抵罪，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 ：“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直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贪嗜于财。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1.下列句中加线字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僭：侮蔑
B．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望：埋怨
C．即欲以诧鄙县鄙：边远的地区
D．其后安国坐法抵罪坐：触犯
2.下列各句中不含通假字的一项是（
A．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
B．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C．甲曰：“然即溺之”。
D．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余金。
3.下列各句在文中的意思，不正确的一项是（
A．死灰独不复然乎——死灰难道不再燃烧了吗？
B．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田甲不任官职，我就灭掉你的家庭。
C．智足以当世取合——才智足够在政坛上适应形势。
D．唯天子以为国器——希望天子让他担任国家重要职务。
4.下列句子编为四组，能够说明韩安国才略的一组是（
）①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
②何梁王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③死灰独不复然乎
④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
⑤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
5.下列叙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梁孝王和景帝是同胞兄弟，由于倍受窦太后喜爱，就私自设置丞相和二千石级官员并且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几乎招惹祸患。
B．由韩安国话可知，梁孝王在七国叛乱时，派军队打退叛军，为阻止叛军西进，保卫太后和皇上立下功勋。
C．韩安国明于整理，善于剖断，终于通过大长公主和太后，化解了景帝和梁孝王之间的矛盾。
D．选文中着重肯定了韩安国有谋略、有才智、为人宽厚、能力国举贤等优点，也提到了他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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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A2.B3.D4.D5.A【解析】1.本题考查文言文中字的理解。“僭”，古时指超越本分，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器物等。2.本题考查文言文中通假字。A 中“案”通“按”；C中“然”通“燃”，“溺”通“尿”，D中“直”通“值”3.本题考查文言文中句子的翻译。句中以为是认为的意思，而不是把....当作之意，句意应该是天子也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4.本题考查对文言文中人物理解的能力。③④只是安国说的一句话，并没有显示他的才华。5.本题考查对文言文文意的理解能力。不是私自设置官员，而是太后允许他，请求他设置。
范文五：[摘要]《两汉书》所载帝王诏令引《诗经》的频率很高，但是不同帝王在位时期所下诏令引《诗经》的次数不尽相同，而且差异较大。文章从两汉帝王引《诗经》次数的不同出发来考察《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以及经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诏令；《诗经》；《两汉书》 　　[作者简介]欧阳艳玉，广西人大杂志社副社长，广西南宁530022；都丽艺，北京市巨人教育集团硕士，中国北京100086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9)11-0153-04 　　 　　汉代社会的特点是“以经治国”，两汉帝王为了使其诏令更具神圣性、权威性和不可置疑性，往往征引儒家经典为自己的活动寻求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两汉社会更加彰显儒学化。“《诗》是经学的基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那么当时恐怕就没有不通《诗》的了”，因而两汉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诗经》的频率很高，而从这些诏令引《诗经》的次数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进而探讨经学在汉代的发展历程。 　　关于两汉帝王诏书征引经典的次数，孟祥才先生统计为西汉帝王(包括王莽)征引儒家经典共58次，其中征引《诗经》10次，东汉帝王征引经典62次，《诗经》17次。刘厚琴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其中征引经文约35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经文约50次，没有专门统计征引《诗经》的次数。据笔者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5篇，征引《诗经》15次，其中直接引用9次，间接引用6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40篇，引《诗经》30次，其中直接引用约16次，间接引用约14次。就《两汉书》而言，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共89处，其中《汉书》引用29次，直接引用20次，间接引用9次；《后汉书》引用60次，直接引用24次，间接引用36次。 　　两汉的皇帝在诏、告、命、令、制、敕使用《诗经》来作为理论论据开始于文帝时期。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文帝在颁布《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经?洞酌》中的章句：“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在诏令中征引经典，是到武帝时期才形成习惯。汉初，帝王均好黄老刑名之学，直到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此外，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经典还有一个原因，即武帝及以后的帝王都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熏陶。据史料记载，两汉皇帝均有研习儒学，尊崇《诗经》的传统。两汉皇帝研习儒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太子时，由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讲授；--是在成为帝王以后，延师入廷讲授。 　　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在太子的教育培养中起重要作用。太子傅是太子属官，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太子傅一职，据《通典》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于列国，秦亦有之。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后亦有少傅。”《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日：“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太子傅在两汉长期存在，担负着教育、培养皇太子的重任。据《汉官解沽》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又曰：“少傅琢磨玉质，永承无疆。言太子者。硅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子与太子太傅及太子少傅的关系有如?玉与工匠。 　　两汉皇帝研习儒术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汉初帝王之学以黄老之学为主，兼杂儒学，此时对皇太子的教育也以黄老刑名之学为主，但从景帝朝开始，皇太子教育中的儒学成分开始增多，而且开始由儒生来充当太子傅。《两汉书》记载，曾以《诗经》授太子的有王臧、萧望之、丙吉等人。具体情况见表1： 　　由于资料有限，对两汉的《诗经》学太子傅不能作出完整的统计，但也可以看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景帝时期已成为太子教育的一部分。汉景帝时期，虽然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但是已有两位儒学家成为太子傅，汉武帝在作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熏陶，这对他以后选择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的影响。武帝时，太子傅没有《诗经》学者，刘据为太子时，仅以学术上无太大建树的石庆和任安担任。同时武帝尊《公羊春秋》，“诏太子受《公羊春秋》”。昭帝幼年继位，宣帝来自民间，都没有设立太子傅。宣帝继位后，开始选用《诗经》学大儒担当太子傅，萧望之便是其中一位。此后，以大儒充当太子傅便成为定制，元帝时有匡衡和韦玄成，成帝时有师丹等。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的这一定制，仍以大儒为太子傅，郅恽就曾两任太子傅。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太子教育与西汉有不同之处，东汉的帝王，除明、章、和、顺外，其余都是诸侯旁系继承大统，没有接受系统的太子教育。 　　延师入廷，两汉帝王都有这一习惯，如武帝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昭帝幼年继位，由韦贤、蔡义入授。“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东汉后期，由于继位的帝王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因而延师入廷之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东汉将入廷侍讲视为大事，并有注籍记载之制。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都曾诏儒师入讲经书。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不同，而且差异比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资料的缺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经》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变。西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各经典在两汉的政治地位不尽相同。武帝时期，《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成为“独尊”，从宣、元帝以后，《诗经》的地位明显上升，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元帝时期，以《诗经》学而成为太子傅的人数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元帝好《诗经》，史载“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孝元好《诗经》，而(匡横)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因此成帝为太子时，太子傅均为《诗经》学大儒，成帝也具有较深的诗学功底，哀帝也通诗。另一方面。元帝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土地兼并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温柔敦厚”的《诗经》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者麻痹人民需要，尤其是翼奉依据阴阳五行，结合律历、性情说对“齐诗”的改造，更加符合统治者麻痹人民的心理，所以这一时期“齐诗”代替了“公羊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到了东汉，“齐诗”的地位衰落，“鲁诗”的发展也不如西汉，但是“韩诗”却大为盛行，名家辈出，这一史实反映在太子傅上，就是光武帝时由习“韩诗”的郅恽，安帝时由杜乔担任太子傅。东汉以后，《诗经》的作用被《孝经》取代，因此东汉以后《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明显减少，此不详述。 　　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次数较多，仅直接引用就有44次，其中文帝1次，武帝4次，宣帝2次，元帝5次，成帝1次，哀帝2次，王莽5
次，光武3次，明帝1次，章帝8次，和帝2次，殇帝1次，安帝2次，顺帝3次，桓帝4次，其余均为0次。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两汉帝王诏书引《诗经》的次数相差较大，西汉前期，诏书很少征引《诗经》，《汉书》所载汉初诸帝所颁的诏书有50。60则，只有文帝时的1则征引了《诗经》，而武帝以后的诏书征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多，从征引次数的变化可以窥见《诗经》学在汉代地位的变化。汉高帝刘邦是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创业的一代雄主，读书不多，与他共同创业的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也很少高文化素质之人。继位的惠帝和吕后，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的政策。文景时期，虽然学术氛围宽松，儒生可以在朝野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朝者钟情于“黄老学说”，这使得“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武帝在位期间，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开启了以经治国的先端。因而，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书中征引儒家经典成为习惯。 　　东汉末期的帝王桓帝在位21年，仅征引《诗经》4处，灵帝在位21年，献帝在位31年，诏书中，均无一处直接征引《诗经》。这与东汉末期经学衰落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期，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这些政策将儒学推向了“独尊”，同时也使得儒学政治化趋势加强。也正是儒学的政治化导致在东汉后期儒学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一是儒学政治化，开辟了通经致仕的吏途，经书成了儒生攫取禄利的敲门砖，儒生以禄利为目标，传经和学经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汉书，儒林传赞》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业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因此，经师及其弟子专守一经，文人士子也都把精力用于几部经书上，对其他知识不闻不问。缺乏务实进取的精神，只是刻意于学问。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二是儒学政治化后，由于涉及到荣辱沉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学内部的分裂和对立。自武帝实行“独尊”方针以后，立入学官的均为今文经。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系对立，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三是西汉末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无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天”。于是，灾异谴告流行，神学思潮泛滥。今文经学也就逐渐向谶纬经学发展。谶纬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隐语方式预言灾异。这种思想在东汉盛行，当时的儒生都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统治者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用人施政都取决于谶，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学的地位，经学从此一撅不振，安帝时期甚至出现“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的颓废景象。四是从和、安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掌权。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垄断仕路，侵占了儒士官僚集团的权益，于是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反宦官、外戚专权的斗争。而在这些斗争中，皇权总是站在外戚、宦官一方，于是从桓帝朝开始出现了“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使得儒士官僚集团受到严重打击，汉代经学元气伤残殆尽，随之迅速没落。儒学的没落，也使得帝王诏书也不再征引《诗经》作为其言论活动的理论支撑了。因此在上表中，桓帝以后的灵帝、献帝虽在位达半个世纪多，颁布的诏书也不少，但无征引《诗经》例子。 　　总之，两汉帝王习经的传统确立以后，其文化素质大大地提高，不但在其诏令中每每引用经书，而且亲自拟诏，乃至出现“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局面，帝王们引经据典把握朝政，使得皇权进一步加强。帝王诏令引《诗经》次数在两汉各个帝王时期差异较大，体现了《诗经》与汉代政治关系的远近。而这又取决与《诗经》符合当时社会政治需要和统治者需要的程度，汉初黄老之学盛行，《诗经》受抑，诏令中几无征引《诗经》的例子；汉武帝以后，《诗经》被立为官学，逐渐显出，诏令中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加；元、成帝时期，《诗经》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盛行于世，这一时期，诏令中引《诗经》的次数最多；到东汉后期随着经学的逐渐“中衰”，《诗经》也随之走向衰落，桓、灵、献三朝皇帝诏令大大减少了对《诗经》的征引，正是透了此条消息。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汉代《诗经》地位的转移以及经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责任编辑：钟山
范文六：读清史，常见皇帝下诏“罪己”。开例的是庙号世祖的顺治帝。他于二十四岁那年患天花濒死，命人草成“遗诏”，对自己亲政十年，背离满洲旧制，“渐习汉俗”，表示忏悔，历数己“罪”多达十四条。无论这道诏书是否经过满洲顾命四大臣修改，却因顺治帝被奉为清入关后第一祖，而垂训后世。
所谓罪己诏，相传始于夏禹、商汤。它在中世纪的经典模式，所谓“万方多难，罪在朕躬”之类，在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以后，已成列朝某些君主被迫检讨自己胡作非为而殃民祸国的套语。北宋苏轼在论陆贽劝唐德宗下诏罪己时说出这类做法的奥妙：“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
不过顺治帝虽有临终示范，他的子孙未必乐于效法。其子康熙帝偶而做点自我批评。其孙雍正帝已特好斥骂满汉异己以彰显其英明。其曾孙乾隆帝非但破了权力独裁的历史纪录，而且创了纵容权力腐败的最新纪录。谁知皇天不佑，就在他自封太上皇的第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宝”，全遭回禄之灾。八十七岁的老皇帝慌了，这才破例“下诏自省”。
比较起来，嘉庆帝似乎很会学其高祖。他亲政伊始，便将和珅捉拿治罪，岂非如《易》经所示“干父之蛊”，替太上皇晚年昏德遮丑？他服丧期满，便恢复“经筵”，与满汉大臣讲经论史，且每年率八旗亲贵赴木兰围场狩猎习武，岂非恪守祖制？可惜神灵似乎对他并不垂青。他将和珅抄家处死，立即学顺治元年大赦，宣布“咸与维新”，却招来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批评，说他没有改革诚意。他顿时忘记才“下诏求直言”，将洪亮吉充军伊犂。不想没几个月，京师就大旱。他一再亲自祈雨，旱情反而更烈，哀鸿遍野。他唯恐天灾再度诱发民众造反，被迫下罪己诏，说大旱是上天不满他“以言罪人”的惩罚，于是下旨释放洪亮吉回原籍常州，交地方官管制；同时将洪亮吉谏书公布，“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可与言之君；诸臣幸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大失致君之道，负朕求治之苦心矣。”我曾说，这道谕旨既是嘉庆帝在天象示儆后被迫下达的罪己诏，也是这位天子向上天求恕的陈情表。据帝国官方记载，嘉庆帝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当天中午由皇帝硃笔亲书的谕旨颁发中外，午后便彤云密布，甘霖普降。（详见拙文《洪亮吉案》，前揭《音调未定的传统》，页159-172。）
显然，学习顺治帝下罪己诏，使嘉庆帝感到这一招，的确可以“收人心”，可以“应天道”。他在做皇子时，就很留心中唐历史。据说他抓捕和珅，便是唐太宗在唐肃宗死后暗杀权阉李辅国
得到的启发。他在吞没和珅大部分财产以后,怒斥一名满洲副都统关于追查和珅隐匿财产的建议,是将他比作将贪官财产转入皇帝私人内库的唐德宗,可知他也十分熟悉陆贽要唐德宗下诏罪己以掩饰世人耳目的真实意向。
因此，这位大清仁宗，在处理洪亮吉一案“欺天”获得成功之后，遇危难便下诏罪己，由嘉庆朝史料可见的，至少还有两回。
一回是在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嘉庆帝外出回宫，有个男子突然持刀行刺，旋被御前侍卫擒拿。此人叫陈德，曾为内务府旗人家奴，自供因失业才铤而走险。皇帝安然无恙，事后却惊怒交加，命九卿科道会同严审无结果之后，匆匆下旨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又下诏罪己，说是君临天下八年，从来视“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侄、至亲骨肉”，不懂何以出此凶犯？“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当然更要紧的是加强宫廷和皇帝驻跸各处的禁卫。
哪知时至嘉庆十八年（1813），皇帝又颁布罪己诏，这回刺激皇帝罪己的因素，已非个人，而是一个“邪教”，其名曰天理教。
天理教又称八卦教，它与嘉庆九年（1803）被清廷荡平的川楚七省白莲教造反的相关度，学界尚有异议。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作为民间秘密宗教，二者的集众活动方式很相似。但二者的活动空间有不同，天理教集众主要在豫北、冀中、鲁西诸地区，较诸白莲教更接近满清京畿。尤其是坎卦首领林清，以畿辅的大兴作为传教基地，并吸收了一批宫廷太监和驻防汉军旗人入教，更成为清廷的心腹隐患。
因而，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决定趁皇帝“木兰秋狝”而都城空虚的机会，全面起事，攻取皇宫。由于河南滑县震卦教主李文成所统主力被清军击溃，林清失去后援仍冒险一搏，虽有太监内应而攻破隆宗门，终因寡不敌众，被皇次子旻宁亲执鸟枪率众歼灭——这个旻宁因此被嘉庆帝内定为储君，即后来的道光帝。
正在返京途中的嘉庆帝当然吓得不轻，没等回宫就急忙再下“遇变罪己诏”，说是即位十八年来，一贯兢兢业业，从没做过“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然而他还是“解”了，笔锋一转，就由“罪己”而“罪人”：“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皇帝显然吓糊涂了，忘记最近的“史鉴”，就有李自成攻破明朝大内而迫使崇祯自缢煤山之事。
既然变生肘腋，归根结底还是其父乾隆帝说惯的“君明臣不良”，那么从朝廷
到封疆的中外大臣怎不人人要挨板子？“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
或许受刺激太深，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七这道罪己诏颁布以后，类似的话，皇帝回宫还说了又说，无疑还伴随着严禁“邪教”、惩办涉嫌官员乃至禁毁“稗官小说”等等措置。那些文献都很有趣，可参看《清实录》、《东华续录》所载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的上谕。
难道朝野士绅都甘心忍受嘉庆帝总是借“罪己”而辩护自己既专制又无能的行径么？不然 。休说林清事件过后，中外诸臣无人“自甘卑鄙”而申请提前退休，那班颟顸高官照旧“尸禄保位”。就说时称“癸酉之变”发生不过两年，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学者，便禁不住作文疾呼，帝国危机非但没有过去，而且正在由全面的“衰世”走向“乱世”。这个人就是龚自珍。他写于嘉庆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的组文《乙丙之际箸议》（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的《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所选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页270-276），假如从回应清仁宗屡下罪己诏的角度重读，或许更有接近历史实相的索解吧。
范文七：中国古代文体史话诏令类文体是指古代社会以“王言”即皇帝命令为主的下行公文，也包括那些官方命令性质或告示、晓谕天下民众的文体。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诏令类序对此有一段总括的说法：“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皆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傅之。” 　　诏令类具体包括哪些文体？姚鼐《古文辞类纂》诏令类收录了告谕、令、诏、赐书、策、敕书、玺书、檄等文体。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诏令类则包括：诰、诏、谕、令、教、敕、玺书、檄、策命等。清末吴曾祺的《文体刍言》进一步把诏令类详分为：诏、即位诏、遗诏、令、遗令、谕、书、玺书、御札、敕、德音、口宣、策问、诰、告词、制、批答、教、册文、谥册、哀册、赦文、檄、牒、符、九锡文、铁券文、判、参评、考语、劝农文、约、?、示、审单等三十多个文体。（《涵芬楼文谈》附录）这些诏令类文体各自有特定的用途，其写作也有相应的要求。自古以来，许多学者对这些文体的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们拟选择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诏令类文体，本文先谈诏书。 　　诏书，作为皇帝专用的公文文体，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封建社会，诏书的发布关系到军国大事、国计民生，也体现了封建皇权。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因为诏书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汉代刘熙《释名?释典艺》说：“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有由也。”以同声相训，释“诏”为“照”。唐代吕向《文选》注曰：“诏，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吕向引申刘熙说法，把“照”的主体明确为太阳，以“日”拟君主，更形象地说明了诏书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又兼有教人事理、温暖人心的功能。所以诏书既有威严一面，又有温厚一面。 　　诏书从其定型到消亡，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兴亡，所以诏书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的重要文献，在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之中，具有相当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作为皇帝专用的正式文书，诏书始于秦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改“命为制，令为诏”。汉代承其绪，将皇帝的文书定为四类：即策书、制书、诏书、戒敕。蔡邕《独断》曰： 　　制诏，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 　　任?《文章缘起》也明确地说“诏，起秦时”。而明代黄佐《六艺流别》卷七则说：“诏者何也？以言召也。人有所不知，以言召而示之，使其心昭然也，乃通用之辞。汉以后天子涣号，始专以诏名矣。”黄佐认为，“诏”字的原始意义就是用语言昭示他人。在汉以前，“诏”是人们日常通用之辞，到了汉代才成为天子的专用文体。黄佐的《六艺流别》以汉代为诏书文体的代表性时代，该书收录的诏书，全采自汉代而不及其他时代。 　　诏书既是从前代其他“王言”文体改名而成，它的渊源和原始形态必然可以追溯到更远古的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诏策奏章，则《书》发其源。”这是从宗经的角度，比较笼统地把《尚书》看成诏策奏章的渊源。《文心雕龙?诏策》认为诏书源出于轩辕唐虞之时，诏之名出自《周礼》“明君之诏”。吴曾祺《文体刍言》则认为周文王的《诏牧》、《诏太子发》是诏书文体名称的源头，他说：“周文王有《诏牧》、《诏太子发》二篇，诏之称盖权舆于此。后世相传秦始皇始为诏，然其文不可得见。汉诏则存者多矣，其文词典雅，为历朝之所不及，亦其近古然也。”清末王兆芳的《文体通释》和近人薛凤昌的《文体论》皆持类似观点。从《诏牧》产生的背景与内容来看，周文王《诏牧》是在遭受天荒时，要求官员鼓励农耕而发布的命令，类似于后代的劝农诏。《诏太子发》则是周文王对太子发的教育和训导。吴氏等人以之为诏书文体名称的源头，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吴曾祺说：“后世相传秦始皇始为诏，然其文不可得见。”今检严可均《全秦文》卷一收录了秦始皇《诏丞相隗状王绾》和秦二世胡亥的《诏李斯冯去疾》，可以看作是秦代的诏书。《诏丞相隗状王绾》一文说：“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壹之。”虽然文字简短，但其内容是关于统一度量衡制度的诏书，十分重要。 　　《汉书》收录西汉诏书甚多。文体学家都认为，汉诏是诏书文体体制的典范。由于统一政权需要正规的公文运作，汉诏的写作与运用也趋于规范化。蔡邕《独断》对汉代诏书的形式有简略记载，文曰：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蔡邕《独断》记载了汉代两类诏书形态，一类是皇帝直接下达的命令，一类是皇帝对臣下奏议的批示。从现存两汉诏书来看，蔡邕记载的诏书形式大致可信。皇帝直接下达的诏书起首用语往往直称官职，如汉高祖的《疑狱诏》即首言“制诏御史”；汉文帝的《即位赦天下诏》首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种只称官衔，不呼姓名的现象在西汉诏书中很多。当然《独断》所言，也非固定不变的形式。如汉代诏书的起首也有直称官员官职与姓名的，结尾并不是全以“如故事”结束。更多时候，诏书的结语相当灵活，没有固定程序。 　　汉代诏书以散体行文。西汉初期，去古未远，诏书语言质朴无华。尤其是汉高祖的诏书，既无典故，也不讲究言辞对仗之美，直白道来，几近口述。如其《赦燕吏民诏》曰： 　　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加爵亦一级。（《汉书》卷一下）在这篇诏书中，汉高祖简单交代了自己发现燕王卢绾有谋反之心的过程及处理办法。诏文直陈事实，对文辞不加修饰。 　　刘勰说：“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可见从文景时代到汉武帝时代，尤其是汉武帝时代，是诏书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汉武帝独尊儒术，推崇典雅。他本人也爱好艺文辞章，深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因此，汉武帝时代的诏书句式趋于整饬，尤其注重修饰文辞。昭明太子编《文选》，其选录文章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文选》设立“诏”体，只收录了汉武帝的《求贤诏》和《贤良诏》。可见这两篇诏书从立意到辞章，都得到了后人的肯定。以《求贤诏》为例，其文曰：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驰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文选》卷三五） 　　这篇诏书立意高远，气势充沛，语言简洁醇雅，句式整齐而不呆板，具有辞意双美的审美效果，文学艺术性很高。历代学者对汉代诏书评价甚高，班固评论西汉诏书“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儒林传》）。姚鼐对西汉诏书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古文辞类纂序?诏令》）。他的《古文辞类纂》所收诏书全是汉诏，而且基本是西汉之诏。魏晋时期，诏书的体式沿袭东汉，大致比较稳定。但在南北朝时期，诏书的文体形态又有新发展。与汉代诏书首称诏告对象的官衔不同，南北朝诏书出现了首称“门下”的体式。如宋孝武帝刘骏的《沙汰沙门诏》、梁武帝萧衍的《北伐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赠徐州僧统并设斋诏》、魏收撰写的《为武成帝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诏》等等，都首称“门下”。“门下”并非官衔，而是当时政府机关的名称，并且是中央政权的重心所在。诏书的这种体式，一直沿袭到唐宋以后。据宋张?《云谷杂记?门下》记载：“门下省掌管诏令，今诏制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制盖自唐已然。”不过，唐宋时期有的诏书也可以首称“敕某”，直呼诏告对象的姓名。宋代王应麟的《辞学指南》概括了诏书的基本体式：“?门下（或云?某等）……故兹诏示（奖谕、诫谕、抚谕随题改之），想宜知悉。”除此之外，从现存唐宋诏令来看，唐宋诏令还有以“布告中外，体朕意焉”、“布告中外，明谕朕怀”等语作结的情况，不一而足。明清诏书的开头多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之语，这种体式形成于明初。明太祖初年，规定大朝会的正殿为奉天殿，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奉天法祖”四字，与臣下诰敕命中必首称“奉天承运皇帝”。后相沿成为皇帝敕命中的套语。
　　自汉至唐，诏书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其语言从散体转变为骈体，风格由古朴趋于雅丽。由于骈体文具有便于宣读的优势，唐宋时期的大部分公文文书以骈体文来写，诏书也不例外。不过唐宋时期的诏书也有用散体来写的，诏书用骈用散都是可以的，所以宋人吕祖谦说：“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玉海》卷二百二） 　　虽然唐宋时期的诏书以骈体为主，但宋代以后，古文复兴，在很多学者眼中，骈体诏书讲究对偶辞藻，伤于雕琢，难与散体诏书比肩。宋祁在《宋景文笔记》中说：“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非所施云。”诏令本应是史书记载的重要内容，由于是骈体，竟然被排除于史书之外，宋祁对骈体文的鄙薄之意不言而喻。清代学者张谦宜更是认为汉代“文帝诸诏，直露其爱民忠厚之心，令人感叹。后世改为四六一派，支饰烦言，皆无足称”（《斋论文》卷三），对四六体诏书一概予以否定。其实，六朝以来，大量骈文诏书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有不少诏书文辞得体切当，对其价值一概抹杀是不客观的。 　　诏书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而且相当程式化，若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诏书本身并非文学作品。但是，从中国古代传统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诏书却是古代比较重要的文章之体。它是“王言”，为了表现出庄重与尊严，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威性，诏书必然在语言修辞上有特别的要求，必须有独特的文体体制与文体风味。所以《后汉书》卷七五记载陈忠上疏说：“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古代许多诏书，其实是由专门机构的大臣代拟的。比如两汉时代的诏书，由尚书拟写。所以刘勰说：“两汉诏诰，职在尚书。”唐代的诏令则由翰林学士拟写。这些大臣，无不是经过严格训练、具有高超写作技巧的文章高手，甚至不乏文章大家，如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都草过诏书。近代文学家、文论家林纾认为诏书措辞以冷静客观、简洁明白最为重要，最高境界当为“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诚挚之笔”（《春觉斋论文》）。相对其他身份的个人创作文体而言，诏书为了体现最高的权威性，其语言更应该典雅、纯粹、规范和准确。 　　当然，除了语言修辞之外，从文章学的角度，诏书也可给人审美上的感受。诏书作为皇帝专用的文体，除了显示最高权威之外，针对不同对象、不同事务的诏书，各具有独特的意味。《文心雕龙?诏策》上说：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存?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所谓“重离之辉”、“风雨之润”、“星汉之华”、“?雷之威”、“春露之滋”、“秋霜之烈”形象地说明了不同诏书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宋代楼?编有《东汉诏令》，他在《后序》中说自己“幼嗜《西汉书》，每得一诏，辄讽味不忍释。噫！一何其沈浸?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正是指自己在阅读西汉诏令时所得到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既有政治伦理内容方面的感动，也有文章形式方面的审美享受。又如林纾特别推崇唐太宗李世民的诏书，认为唐太宗的诏书，各具情态，“其中或纬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真率无伪，斯皆诏敕中之极笔也”（《春觉斋论文》）。再如陆贽拟制的诏书令“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权德舆《陆贽翰苑集序》）。作为纯粹的公文文体，诏书的这种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特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范文八：作者：阎步克河北学刊 2003年06期　　［中图分类号］K234.1;D691.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3)05-0148-03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1]的发表，为研究汉初禄秩序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发展历程中，《秩律》所见十一秩级较先秦为繁而较后来为简，显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但在利用《秩律》的秩级记录时，有些问题应先辨析清楚为好。　　本文打算讨论今见《秩律》中看不到“中二千石”秩级的问题。今见《秩律》开篇是从“二千石”秩级开始的：　　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秩各二千石（第440、441简，第192页释文）。　　这跟先前所知的西汉禄秩很不相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位在“上卿”，包括廷尉等在内的“列卿秩皆中二千石”；而《秩律》最初两简所列御史大夫和诸卿，却都只是二千石而已；“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官之前，还特标“汉”字。如何看待这个记载呢？在研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解说：《秩律》开篇存在缺简，所缺少的是中二千石部分；现在所见二千石诸官都是王国官员，只有“汉中大夫令”和“汉郎中令”这两个明标“汉”字的官职，才是中央王朝之卿。这个说法同时容纳了御史大夫、诸卿仅二千石，以及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特标“汉”字两个疑点，确实是很敏锐的。照此推理，汉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为止的西汉禄秩应是如下情况：　　1.朝官：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大仆、少府令、卫尉、奉常，秩二千石；　　2.王国官：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大仆、少府令、卫尉、奉常，秩中二千石；　　3.朝官：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秩二千石。　　第1条内容被认为应在缺简之中，第2、3条见于《秩律》。若是这样，汉初的诸卿秩级就并不平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在二千石，低于中二千石其余诸卿；同时，王国诸卿二千石，也低于朝廷中二千石诸卿。　　史料提供的信息不怎么充分，因而上述问题可能是个不定方程，存在不止一组解答。就目前情况加以考虑，笔者仍倾向于“二千石就是《秩律》的最高秩级”这个看法。《秩律》中不见“中二千石”，乃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二千石”这个秩级，《秩律》开篇并无缺简。史料显示，直到《秩律》的时代，也就是汉高后初年，王国官秩级同于中央，不存在“王国诸卿低朝廷诸卿一级”的情况。请看：　　汉兴之初……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抂过其正矣（《汉书·诸侯王表》）。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汉书·百宫公卿表》）。　　汉初立诸王……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后汉书·百官志五》）。　　汉文帝始有“削藩”意图，汉景帝裁撤王国官，汉武帝又压低王国官秩级；但在此前，则是《诸侯王表》“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的情况，即王国官制同于朝廷。《后汉书》说得更为清楚，“百官皆如朝廷”。我想，这不光指王国百官皆备，也包括“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一点，即王国官阶同于中央。换言之，朝廷诸卿和王国诸卿，在当时都止“二千石”而已。按，御史大夫之秩，在汉武帝时是中二千石，再往后又变成“上卿”而超越中二千石。那么，“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恰好就是汉初情况，与《秩律》合若符契。　　《后汉书》诸卿“皆秩二千石”之说不是单文孤证，这还可以在贾谊《新书·等齐》中得到印证：　　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车饰具恶得不齐？　　王国维曾言：考之封泥，“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征”[2]（卷18）。依贾谊之说，第一，丞相“秩加二千石之上”，列卿如大仆等秩二千石，其间并无“中二千石”一级，而这恰合于《秩律》的记载；第二，贾谊明指“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并反复强调王国与中央“尊无异等”、“恶得不齐”，正反映了当时王国官和中央官比肩同列，并无轩轾。贾谊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跟吕后时行用的《秩律》是一致的。　　再来看《汉书·惠帝纪》汉惠帝诏（公元前195年）：　　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此诏距汉高后二年不过九年而已，在第一段诏文中出现了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诸秩，二千石显然是最高一秩，其上并无“中二千石”。第二段诏文向“故吏”授予“家唯给军赋”的待遇时，最高的受惠者是“佩二千石官印者”。那么，若存在更高秩级的“佩中二千石官印者”的话，怎么会把他们忽略不计了呢？顺便说，《秩律》二千石诸官中所列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和卫将军，应该就是惠帝诏中的“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者。可见，汉惠帝诏所述，与《秩律》在细节上也能互相印证。　　汉惠帝诏中无“中二千石”，这跟贾谊的说法正相一致。不妨跟较后的赐爵赐金之例加以比较。《汉书·武帝纪》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汉书·昭帝纪》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昭帝始元五年“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在中二千石成了一个秩级之后，依秩行赏赐爵便都从“中二千石”开始“赐”了，漏了谁也不能漏了他们。反过来说，汉惠帝不赐中二千石，是因为那时还没这个秩级呢。　　《秩律》还没有“中二千石”，这一点还可以通过长官的副手“丞”来判断。紧接着前引二千石诸官之后，《秩律》所列内容为：　　（二千石诸官，略）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　　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酆、云中、□□□□□、新丰、槐里、睢、好畤、沛、合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第43-44页第443-444简，第193页释文）　　如上引述主要是为了“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但之所以把御史长史以下都列在这里，是为了显示《秩律》的秩级排列大致由高而降，同时兼顾官职类别。《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秩律》中最高的“丞”就是六百石，却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若干石”的记载。因《秩律》中“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的位置并不紧接其二千石长官之后，那么，若《秩律》有中二千石长官，则其丞秩级也不会紧接其后，按《秩律》的排列规律，它应该出现在二千石诸官之后、“二千石□丞六百石”之前这部分里。然而这部分并无中二千石之丞，整个《秩律》都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这只能说明当时还没有中二千石，遑论其丞了。　　《秩律》所列诸卿中没有“宗正”一官，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那么，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罢省宗正之前，王国是有宗正之官的。可《秩律》中却不见宗正，那么，要把《秩律》二千石所列诸卿视为王国官的话，就会遇到如是困难：当时众多王国怎么全都没有宗正之官呢？这也太凑巧了吧？而若把《秩律》二千石诸卿视为朝官的话，这个现象就比较好解释了。比如，当时朝廷的宗正有职无人，所以《秩律》不列，甚至可以猜测这是吕后压抑宗室的刻意之举。这样说来，《秩律》二千石所列诸卿反倒只是朝官了，其中不包括王国官；王国的官职设置比于中央，但并不另列于《秩律》之中。（而且王国设官比之中央，并不包括所有官职，例如《秩律》所见车骑尉、备塞都尉、卫将军，就是王国所没有的。）　　进而就是为什么中大夫令、郎中令要特标“汉”字的问题了。下面对此加以讨论。前面假定《秩律》所列诸卿都是朝官而非王国官，然而这与这两个“汉”字好像存在抵牾。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二年律令·津关令》：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的是陈伟先生意见）[3]。　　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据彭浩意见，这些条文的形成时间约在汉惠帝时，至迟不过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4]。　　在《津关令》的上文中有个很容易被忽略却很有意思的地方。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买马，由中大夫令上书；中央的郎骑买马，虽说是由“相国、御史请”，但郎中令也负有责任——“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上郎中”、“郎中为传出津关”、“自言郎中，郎中案视”的“郎中”，都是郎中令。但鲁国就不同了，中大夫、谒者和郎中买马，都是“丞相上鲁御史书”，即由御史大夫出面上书奏请。那么，鲁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哪儿去了？他们怎么就不来管管下属买马的事呢？就跟鲁国没有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似的。由此，笔者认为，当时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设置，存在着某种未知隐情。　　《秩律》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卿特别标“汉”字，记作“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而其他诸卿，以至其他诸官，却都没有这种情况。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汉初，王国百官同于朝廷，王国同样有中大夫令、郎中令之官。但笔者以为这里有个例外，比如王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没有秩级，如同中大夫和郎中在当时没有秩级一样；或是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秩级因国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不管怎样，其他各卿的秩级王国同于王朝，惟有属于“内官”或“从官”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个例外。　　从《二年律令》看，王国和中央的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置吏律》记有内官妃嫔之制：“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第25页第211-233简，第163页释文）。由于这些规定，皇帝的妃嫔与公主地位高于诸侯王和彻侯了，而汉初还不是如此。刘邦死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此后，软弱的汉惠帝大概不会有这种降低诸侯王的内官规格之举，那也许是吕后所为吧。若吕后有此举措，那么，她也可能同时还降低了王国“内官”中大夫、郎中的规格，比如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禄秩另案处理。《二年律令·秩律》肯定出于吕后之时，其中长信詹事得以与诸卿并列就是明证。然则《秩律》中的“汉中大夫令、汉郎中”的两个“汉”字，只能反映诸侯王之中大夫令、郎中令的禄秩安排另有隐情，却不足以证明《秩律》其余诸卿是王国官，当然也就不足以说明朝廷诸卿秩在中二千石了。　　最早的一例“中二千石”，见于《史记·孝文本纪》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诏。这份诏书先叙孝文帝功德，随即下令：“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直到汉景帝时史料中才出现了“中二千石”，这也反映了“中二千石”的形成晚于《秩律》。“中二千石”之“中”为何义，一个传统说法是释“中”为“满”；劳幹则认为“中”指京师，是对“郡国”而言的[5]。笔者是赞成劳先生这个意见的。“中二千石”最初是指中央的二千石，后为压抑王国计而提高了中央二千石官的禄位，“中二千石”遂演化为一个特定秩级了。那么，汉景帝诏中的这个“中二千石”是一个秩级，还是仅就中央的二千石而言的呢？一时还说不明白。这个秩级何时正式形成不太清楚，大致是在汉景帝、汉武帝之间吧。无论如何，在《秩律》的时代，也就是汉高后初年，最高秩止“二千石”而已。陈梦家曾说：“二千石秩，后来增中、真、比为四等。”[6]作为官阶的“中二千石”乃后来所增，非汉初所有，陈的这个看法可以信从。　　［收稿日期］作者介绍：阎步克(1954-)，男，辽宁省沈阳市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教学。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范文九：高帝求贤诏①
【作者小传】
本文选自《汉书·高帝纪》。《汉书》一百卷，东汉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撰。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威阳市东）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他历经二十多年写成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例模仿《史记》，但略有变更。全书有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起自汉高祖，止于王莽，记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间史实。《汉书》评价历史人物往往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标准，如对陈涉、项羽加以贬抑，即是显例。历来《汉书》与《史记》并称，史学家刘知几说《汉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史通·六家》），则是其特色。
高帝即汉高祖刘邦（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字季，沛（今江苏沛县）人，汉朝第一个皇帝。他继承秦制，实行中央集权，重农抑商，奖励农业生产，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用人的问题上主张论功行赏，量才录用，反对任人唯亲。
本文是刘邦征集人材的文告。他以王霸自许，从长远统治出发，把选才任人作为帝王事业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文章很有气魄，显示出高瞻远瞩、今人不让古人的进取精神。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②。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③？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④？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⑤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⑥。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⑦。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⑧。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⑨。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⑩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11，勿遣。
选自《汉书·高帝纪》
①诏；诏书，皇帝的命令或文告。
②莫：没有什么人，代词。周文：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商纣时为西伯。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伯：通“霸”，春秋时诸侯的盟主。齐桓：即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他任用管仲，富国强兵，九合诸侯，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③岂特：岂独，难道只。
④也：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奚由：由奚，从哪里。疑问代词作宾语，用在介词前面。奚，何，哪里。
⑤灵：威灵，有保佑的意思。以为一家：以天下为一家。以，介词。“以”后省宾语“之”（天下）。
⑥宗庙：奉祀祖先的庙堂。古时把帝王的宗庙当作国家的象征。亡绝：无穷。亡，通“无”。
⑦游：交游，这里有共事的意思。
⑧朕（zhèn）：我，我的。古时君臣都可称“朕”，自秦始皇时起，专用作皇帝自称。
⑨御史大夫：汉朝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之一。协助相国，掌管机要文书和监察事务。昌：周昌，高祖功臣。下：下达。相国：即丞相，秉承皇帝旨意处理国家政事的最高行政长官。酂侯（zàn—）：指萧何。御史中执法：又称御史中丞，地位仅次于御史大夫。这里指诸侯国掌管监察、执法职务的长官。郡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太守。
⑩其有：如有。其，不确定之词。意：美好的名声。称（chèn）：相符。明德：美德。身劝：亲自往劝出仕。诣（yì）：前往。署：题写。行、义、年：事迹、状貌、年龄。义，通“仪”。
○11觉免：发觉后受免职处分。癃（1óng）：腰部弯曲、背部隆起。这里泛指残疾。
听说古代帝王没有超过周文王的，霸主没有超过齐桓公的。他们都是得到贤人的帮助才建立起功名的。现在天下就有贤人和有智慧、有才能的人，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可忧虑的是人主不去交接他们，贤士通过什么途径进身呢！现在我已经依靠上天的神灵和贤士大夫的力量平定了天下，把天下作为一家。希望长久保持下去，奉祀宗庙，世代不绝。贤人已经同我一起平定了天下，如果不同我一起使它安定兴盛，那怎么行呢？贤士大夫肯跟我一起共事的，我能使他得到显贵的地位。把我的旨意布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知道。御史大夫周昌下达给相国，相国萧何下达给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达给郡守。如有美名和美德相称的人，一定亲自劝他出来，替他准备车马，请到相国府，记录下他的事迹、相貌和年龄。如果有贤人而不报告，一经发觉，就免除当事者的官职。衰老残废和有病的人，不要送来。
范文十：DOI:10.ki.jmtc(pss).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总第１７７期）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ｄａｎ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ｊｇｙ　Ｎｏ．５，２０１３
ＴｏｔａｌＮｏ．１７７　
《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摘　要］后汉书》记载，东汉帝后曾先后四次诏令校定经书，此举对于经书的保存、经学的传播起到　据《了重要作用。现将《后汉书》中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逐一摘出，附以其他文献材料加以佐证，将校分析，并归纳出其所呈现的校经、修史紧密结合，未出现专经校定等特点。希望能定经书之史实进行考辨、
为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些许帮助。［关键词］帝后；校定；经书　后汉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Ｉ２０６　　　　［Ａ　　　　［１００３６１２１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６４０３－－－
，经学”东汉统治者继承、延续　　儒学自汉后始成“
了西汉帝王和缓的文化政策，非常注重经学的传播以及经文在施政、牧民等方面的作用，并采取多种手段如诏令贵族习经、诏令讲论经书、提促进经学的发展，
拔经学大家等。此外，东汉统治者还注重经书的校定与整理，曾多次诏令经学家入东观校雠经传，整理经《书。关于东汉帝后诏令校经的史实，后汉书》中多有记叙，兹以《后汉书》所载之史料为据，将《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逐一摘出，对文献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辨，通过文献梳理，以期将部分史实在理清一些历史问题头绪的基础上，浅析尽量还原；
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所体现出的特点，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些许便利。
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
［１］２５１３
”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此次校定经传之事除
《后汉书·蔡伦传》有记载外，正史及《东观汉记校、《、《后汉纪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史料中均没注》
有相关记载，可考文献仅此一条。第三次诏令校定经书是在顺帝永和元年，顺帝诏令伏无忌及黄景校定经“书。《后汉书·伏湛传》载：永和元年，诏（伏）无忌与
［１］８９８
”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正史
、《中对此事的记载也仅此一条，而《东观汉记校注》后、《汉纪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史书中均未提及此事。最后一次是在灵帝时期，灵帝诏令诸儒正定经书，并刊刻石经立于太学，使得天下儒生皆能校验。《“（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
［１］３３６
”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又如《后汉书正五经文字，
《一、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之文献考辨
（《一）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之文献记载《后汉书》共记载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四次，其中安帝朝两次，顺帝、灵帝朝各一次，有三次为皇帝下达诏令，一次为皇太后下达诏令。
东汉帝后首次诏令校定经书发生在安帝永初四年，东汉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和熹邓太后诏令群儒入东传记等。据《后汉书·孝安帝纪》云：观校定经书、
“（永初四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
［１］２１５
”字。第二次诏令校经发生在安帝朝元初四年，安
·儒林传》“记载：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
［１］２５４７
”使天下咸取则焉。门，
除《后汉书》外，其他史书对此事也有著录。《八家“后汉书辑注·薛莹后汉纪》记载：灵帝熹平四年，诏正
［］２２８９
”《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后汉纪校注·后
“［（汉孝灵皇帝纪中卷》记载：熹］嘉）平四年春三月，五
［］３６６７”《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资治通鉴·卷第五
：“十七》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４１８３４
”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上述文献除袁宏《后汉纪》
帝因经传之文历时久远，多有舛误而下令刘珍等人校：雠家法，并令蔡伦监典其事。据《后汉书·蔡伦传》“元初元年，邓太后以（蔡）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
载校正经书的时间为“嘉平”外，其他相关文献皆记载，，为“熹平”东汉帝号没有“嘉平”原文记载有误，当是“，熹平”周天游校注袁书时已改。《隶释·隶续》引《水
收稿日期］０１３０７２２　　［　２－－
［，作者简介］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献学史研究。１９８８　崔琦（－）
“经注》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学，其上悉刻蔡邕
［］５１５６
”名。故洪适认为，诸儒受诏于熹平年间而碑成于
［１］４２４
”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
从上述论证可看出，永初四年由和熹邓太后下召集群儒校经于东观也是在情理中的。诏，
《后汉书》所载安帝朝元初四年校定经传之事２．并无讹误
“据《后汉书·蔡伦传》载：元初元年，邓太后以（蔡）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校汉家法，令伦监典
［１］２５１３
”元初四年校定经传之事，除《后汉书·蔡其事。
、《、《后汉书》两汉纪》东观汉记》等相光和年间。然而《
没有“光和年间立石”的相关记载。关史书中，
（《二）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文献之相关问题考辨
安帝朝永初四年诏令校经者为和熹邓太后１．
《后汉书·孝安帝纪》虽未明言诏令者是谁，但永初四年下诏校经者当为和熹邓太后。原因有三：
《第一，后汉书》中有文献直接点明诏令者为和熹“（后汉书·刘珍传》载：永初中，刘珍）爲邓太后。据《
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
［１］２６１７
”“正文字。永初”是安帝的第一个年号，此年号共
、《、《外，正史及《东观汉记校注》后汉纪校注》八伦传》
家后汉书辑注》等书中均未见其事，因此有学者对此次校雠经、传的时间产生了怀疑，认为文献所载之“元，初”当作“永初”即认为元初四年并无校经之事，史书文中所指之事有元初四年校经记载是文字讹误所致，当是永初四年校经之事。
但我们认为此种说法有待商榷，原因有三：第一，由上文可知永初四年召集群儒校定经书的是和熹邓而元初四年诏令东观校雠经、传的是安帝，下达太后，
诏令者并不统一。第二，如若文献所载“元初元年”当，永初元年”则蔡伦封侯的时间就应当是永初元作“
年。但是从笔者所见之史书中均找不到相关文献材料佐证此说。质疑者亦未能给出相关材料来证明这一点。第三，永初、永宁年间刘珍等人曾多次奉命入东观续修史书，而校雠经传很有可能是他们续补史书永初”和“永宁”分别是安帝的之前的基础性工作。“
第一个和第三个年号，而“元初”是安帝的第二个年在“永初”和“永宁”之间。因此，安帝诏令在元初号，
年间校定经书，为修撰史书作准备也是符合常理的。
灵帝朝熹平年间校定经书之数目３．
正史中对熹平石经刊刻经数的记载不尽相同：、《、《《后汉书·孝灵帝纪》后汉书·卢植传》后汉书·、《宦者列传》魏书·术艺传》皆载熹平年间诸儒校定、《刊载的是“五经”文字。《后汉书·蔡邕传》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正定刊刻的是“六经”文字。《隋书·，经籍志》却云东汉篆刻于石碑之上的为“七经”且均是蔡邕所书。
根据史料记载、熹平石经残石及学者考证，熹平，隋志》所言的“七经”即《尚石经所刊刻的内容包含《
、《、《、《、《、《、书》周易》鲁诗》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东汉时期尚未将《论语》论语》纳入“经”的范畴，而，《认为《论语》是“传”后汉书》中称引论语字句时，常、“《以“传曰”传不云”等领起，如：后汉书·孝安帝纪》
——１，“公元１据此推算，永初使用了七年（０６—２５年）中”与“永初四年”时间大体相符，当记载的是同一事，《此文献直指诏令者为和熹邓太后。另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永初）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忧惶，
大家受经书，兼天方、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患其谬误，
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忧哀毁损，事加于
［１］４２４
”常。刘珍等人校雠经传之事应发生在永初三年
秋到新野君薨逝之间。《后汉书·孝安帝纪》又载：“（永初四年）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阴氏薨，使司空持节
［１］２１６
”护丧事。新野君薨于永初四年十月。因此，刘珍
等人校雠经传的时间应在永初三年秋至永初四年十据此可大体推断《和熹邓皇后纪》所载校雠经月之间，
此文献亦指传与永初四年二月校定经书当为同一事，出诏令者为和熹邓太后。
第二，永初年间和熹邓太后是东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由其下诏管理朝政也是无可厚非。《后汉书·
［１］１５５６
“”陈忠传》载：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另《后
“记载：论曰：邓后称制终身，号汉书·和熹邓皇后纪》
［１］４３０
令自出……”和熹邓太后自策立安帝后，临朝称
制，及安帝长成，仍拒不归政，大权在握直至其崩逝。
第三，和熹邓太后曾习经、传，非常重视经、传的“（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和熹邓教化作用。《
，、《。诸兄每读太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
［１］４１８
”“（事。又载：和熹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
经书，兼天方、算数。……又诏中官进臣于东观受读
：“‘载安帝诏引《论语》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如果将《论语》从“七经”中摘出，则。东汉王朝设立“，《六经”五经十四博士”易》四剩下“
《《《《家、尚书》三家、诗》三家、礼》两家、春秋》两家。、《、《、《、《。故东汉将《易》书》诗》礼》春秋》合称“五经”如将《春秋公羊传》独立于《春秋》之外算作一经则可。因此，合称为“六经”从不同角度出发，众史书记载“、“、“五经”六经”七经”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灵帝年间刊刻熹平石经所用文字４．
对于刊刻熹平石经到底是一字石经还是三字石经，史料记载不尽相同，前人亦存争论。《后汉书·儒
［１］２５４７
，《林传》载“爲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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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校汉家法”永和元
“年，诏（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
［１］８９８
”艺术。东汉帝后确实注重经学，但在校定书家、
籍方面，也并未忽视诸子、传记等其他典籍。
第二，东汉帝后将校经与修史紧密结合，许多校书人员既参与了校书又参与了修史，有时校书与修史甚至是并行的。如：刘珍就曾多次参与校经、修史活动。他于安帝朝永初四年及元初四年的入东观校经，又于永宁年间受诏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又如：熹平四年，灵帝诏令蔡邕、马日磾等校正经书并刊刻石经，同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等又续作《汉时熹平中期，
。我们认为，纪》这一时期诸儒所从事的校定经书、传记等工作为撰写史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这四次校定工作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东汉学者由专儒向通儒发展的趋势。据上文可知，这四次校定工作非常繁重，涉及内容也较为庞杂，因此这就要求参与校经人员必须多有涉猎，不能仅通一经，而要兼及多经，才能保证校定工作的顺利完成。东汉时期，不少儒者除传其家学、坚守其业外还兼通他经，呈而他们有能力完现出一种由专儒向通儒发展的驱使，成校定工作也是对此趋势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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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卫恒传》魏书·江式传》则皆以为三体石经刻于魏正始年间，而非东汉熹平年间。司马光《资治通、鉴》欧阳棐《集古录·石经遗字》等主张熹平年间刊、刻石经为三体石经。卫恒《四书体势》郦道元《水经、注》赵明诚《金石录》等主张熹平年间刊刻的是一字石经，清儒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中对此事考辨较为详明，认为汉熹平石经是一字石经，赞同赵明诚的认为蔡邕以八分书刻于石碑上。后学杭世骏补观点，
顾氏之缺，著《石经考异》二卷，以何休《公羊传注》为证，证明汉石经为一字石经；复引孔颖达《左传疏证》证明魏石经为三体石经。后世基本秉持汉熹平石经为一字石经之说，该说已成主流。
《二、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的特点
第一，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常常是多经同时校定，未尝下诏专门校定一经。事实上，除灵帝熹平其他三次校定工作甚至四年是专门下诏校定经书外，
不是针对于经书的。如，永平四年“校定东观五经、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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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元初
（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
［责任编辑］李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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