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城墙是如何被拆掉的|1950年|梁思成_凤凰文化
老北京的城墙是如何被拆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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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
孔庆普，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1952年主持参与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
西直门城楼侧面（1951年）。
崇文门城楼北立面（1950年）。
西直门城楼东立面（1951年）。
朝阳门箭楼西立面（1955年）。 关于&梁陈方案&的故事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但凡对北京老城区保护有兴趣和关注的人都对梁思成当年的保护方案不会陌生。但是你是否知道北京城的老城墙是怎么有的豁口，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被拆除的命运？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故事呢？今天，让我们听听孔庆普，这位曾经参与过北京老城墙拆除的技术员讲述当年的故事。他的新书《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日前刚刚出版，这本书里记载了北京老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相关的宝贵测量资料。 从修缮城楼到拆除城楼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新京报：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责任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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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nbsp第9期&nbsp&nbsp
&&历史见证了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那些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抹不去的传奇。那些为了老北京而奔走的人们：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外城城墙是从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
　　在拆城墙这个问题上，梁思成等反对者是孤独的。
　　1955年，在梁思成遭到批判之后，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会议。梁思成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班同学陈植为北京城墙的命运焦虑万分，他说，梁先生说话不方便了，现在得我们说了。很快，学会会员陶宗震写出了意见书，陈植率先签名，任震英等学者也签名响应，但华揽洪拒绝参加。意见书交上去了。不久，上面有人发话：查一查是谁写的？幸亏学会秘书长汪季琦抹了稀泥。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也是坚决反对拆除城墙者。1957年6&月3日，他以辛辣的笔法，写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政协会刊》，全文附下：
　　古老的城墙在古代是发挥了它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的。在现代的战争里，城墙是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有人主张拆除，也还有人举出几十条理由来助长拆除之风的。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该拆除的东西，非拆不可的东西，那一定得拆，而且应该毫不犹豫的主张拆。可是城墙是不是非拆不可的一类东西呢？是不是今天就要拆除干净了呢？我主张：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该“刀下留人”，多征求意见，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举一个例。北海前面的团城，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古迹名胜之一。当决定要改宽金鳌玉桥的时候，有好些人主张拆除团城，连根铲平，否则，这道桥就没法修宽。但经专家们的仔细研究的结果，团城是保留下来了，金鳌玉桥的工程也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得益彰，为北京市维护了这个十分美好的风景地，同时，也绝对地没有妨碍交通。
　　许多名胜古迹或风景区，都应该照此例加以十分的周到的考虑，予以同情的保护，万万不可人云亦云，大刀阔斧地加以铲除，像对付最凶狠的敌人似的，非使之从地图上消灭掉不可。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最高明的城市计划的专家们是会好好地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组织在整个都市范围之内，只显得其风景美妙，历史长久，激发人民爱国爱乡之念。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善于设计的，不懂得文化、历史、艺术的人，则往往认为有碍建设计划，非加以毁坏不可。小孩们走路跌倒，往往归咎于路石，而加以咒骂踢打。仰面向天，大摇大摆的行者，撞到牌坊的柱子上了，就以为那柱子该死，为何不让路给他。古迹名胜或风景区是不会说话的，但人是会动脑筋的。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而绝不应该由几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决定，就操之过急地判决某某古迹名胜的死刑的。人死不可复生，古迹名胜消灭了岂可照样复建！在下笔判决之前，要怎样地谨慎小心，多方取证啊。城墙也便是属于风景线的一类。“绿杨城廓是扬州”，（如今扬州是没有城的了！）城墙虽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却仍有添加风景的意义。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除了那个都市发展到非拆除城墙不可的程度，绝对不可任意地乱拆乱动。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苏联专家也站到了梁思成这一边。
　　反对拆城墙者的声音迅速被无情的现实湮没。
　　日，《人民日报》又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进，就不仅不能促进生产，还束缚了生产。然而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你要束缚也束缚不住，最后终于被它突破。
　　城墙的情况也仿佛如此。它在过去对城市的建设也起着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但是现在显然已成了城市发展中的障碍了。以北京城为例，如今到处都是豁口就足以说明。
　　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要拆城墙，特别是要拆北京的城墙，从保护文化古物的角度来说，不免容易产生一种惋惜甚至抵触的情绪。我想这里需要清醒地估计一下，文化古物需要保护，但也要看它的价值有多大，无论如何总不能影响当前的发展；天安门前面的三座门，还有各式各样的牌楼，不都已全部拆除了吗？那么对于一座到处是豁口的城墙又有何足惜呢？
　　让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这个障碍物吧！
　　拆除城墙的行动，在1957年曾出现一次小小的“波折”。
　　1957年6月，国务院向北京市批转文化部的报告，称：“北京是驰名世界的古城，其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它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考虑。最近获悉，你市决定将北京城墙陆续拆除（外城城墙现已基本拆毁）。针对此举，在文化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都提出意见。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北京市接通知后，制止了拆城墙之举。
　　但是，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拆除北京城墙；随后在“大跃进”&浪潮中，北京市又在总体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出拆除城墙的决定，这使得零星的拆除城墙行动，变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次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需争取在两三年内拆完”，随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
　　日，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就北京城墙拆除问题，向笔者作了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主张拆城墙，毛选五卷里也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一建国就这样定了，因此很多领导人都主张拆。
&&　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就这样，我指挥做了规划方案。
　　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护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留下来？只拆一部分，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
　　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主席对旧东西是有看法的。
　　拆城墙这件事，从解放至今，一直有争论，大家都动感情。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搞“文革”错了，拆城墙也错了！为什么不做结论：拆城墙也错了？
　　我认为拆错了！可以打几个豁口，但城门楼应该保护。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对林洙说&：“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林洙回忆道：
　　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971年底的一个冬日，陈占祥来看梁思成了。
　　对与梁思成的诀别，陈占祥作了这样的回忆：
　　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1972年元旦，梁思成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林洙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攥着他的手说：“不！不！你答应过我，永远不离开我。”
　　这一天，梁思成在他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1月9日，梁思成与世长逝，终年71岁。
　　在他呼吸万分困难，与死亡作最后搏斗的时刻，他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
　　4个月后——日，梁思成的好友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在阔别中国25年之后来到北京。
　　在他们到来之前，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抵北京访问，这是来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费正清为促成尼克松此行建立了功勋。
　　“对于我和威尔玛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们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的聚会。”费正清回忆说。
　　在这次“同学的聚会”上，费氏夫妇见到了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30多年前梁家茶座上的老朋友。可是，他们再也看不到梁思成了，仅仅因为迟到了一百多天。
　　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费正清致辞：“我们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很高兴能够回来访问。遗憾的是，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城墙已被基本拆尽，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费正清深感茫然：
　　对于40年以前的老北京，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虽然导游一直不停地邀请我们去参观新地铁，但占据我们脑海的仍然是那些古色古香的旧建筑。北京的旧城墙现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座城门幸免于难，看到这种景象，威尔玛的脸上现出了无尽的感伤，旧城的原形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惨痛的结局或者由于局势失控，或者由于领导者的无知。在城外的新建筑物下，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明代修筑城墙用的巨砖，古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就这样化整为零了。
　　今昔对比最强烈，也最令我们感到凄惨的要数我们过去在东城区居住过的住宅了。前院和下房住着我们过去的5个仆人，盘绕在正厅过道顶上的翠蓝紫藤萝架后面就是我们的后院，现在，这两座庭院已显得破败不堪，几乎与贫民窟一般无二，里面杂居着老少三十几口人，既没有鲜花，也没有菜畦，我几乎认不出它了。我过去用过的三间书房现在由我们的老房东金氏夫妇的儿子和媳妇居住着。这里的居住者大都是公职人员。北京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好几倍，所以才出现今天这样的结局。
　　在我们从前的庭院里，我们还看到了通贯附近地区的防空洞入口处的封盖，每户的防空洞都是该户居民自己挖的。后来在前门商业区，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商店中的地板被掀开，下面露出了深达二十几英尺的楼梯，里面有装有电灯的盥洗室，整个结构像是急救站，我们来这里时，里面传出悦耳的音乐，还焚着香。怪不得我们在街上见到那么多的砖块、沙堆和U型水泥拱门，原来是为修筑这些防空洞准备的，那些水泥拱门肯定是架筑在砖墙上的拱顶材料。全北京市民一直在挖防空洞备战，以防苏联的入侵。居民们的士气一定非常高。但实际上，这是杞人忧天，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既不实用又非常危险。防空洞的宽度可以容两个人并肩而行，他们虽可能使人从战火中逃离，但也可能把人们活活埋葬。
&&&&直到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的确是个不祥之兆）之后，中国的挖洞风潮才告结束。不久毛泽东便离开了人世。
　　对这次北京之行，费正清作了这样的总结：“仿佛做了一场犹如温克尔式的梦。”
出版社:三联书店
装帧：平装
页数:357页
定价:￥58.00元
作者简介:&&
王军，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参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创作、房地产开发、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
内容简介:&&
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 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作者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承。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舛的人生，演绎着一出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在地球一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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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么修改才能拆城墙？
边境地区总是暴动想改回城堡去，无奈已经巨石城墙了无力。求改派大神手把手教，要怎么设定才能让城墙可拆？能建不能拆没道理这简直。
随后会放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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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电视剧组，我是蓝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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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代表. 你想改变城市规模. 但是有些高级建筑无法倒退回去.这就是无法实现
边境一般是宗教问题，刷宗教就差不多了。多做治安建筑，多做些民兵。
我觉得你直接改治安 宗教啥的影响比改城墙快多了
放多点兵修改一下税
在放个好点的将领
然后建点那些加什么来着防暴动的
要在不行直接给叛军然后打回来屠了这帮暴民
楼主首都在哪里？
叛乱后再再发下来屠城
就算改了还是没办法倒退城市等级，君不见国家全开补丁里布加勒斯特开局只有木栅栏但是城市等级是大型城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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