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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第二版)答案v10 by zmdyy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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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与中国近代战争史　　“朕观诸兵书，无出”　　——.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所著深矣”　　——　　“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北越的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源于的，而西方国家的军事战略则来源于的军事思想。”　　——原美军驻战场总司令　　“中国古代先哲是天下第一神灵”　　——日本.　　★军事：最真实的哲学　　，世界三大兵书之一，中国人的智慧典籍，自18世纪传到欧洲后，便被翻译为“the 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　　战争，确实是一门艺术。　　综观各类：文、史、哲、经、管、法、兵——我以为，“兵”最接近。　　哲学——脱离实际、文学——附庸风雅、史学——众说纷纭，而“”是在一次次真刀真枪、血淋淋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学问，用事实说话，结果明了，是实践的产物。　　它最接近真实。　　对者生，错者亡。　　选取“国共”这个特定历史时段来阐发，离我们最近，还依稀散发着战场的气味，并不曾远去。　　能征善战的，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大兵团作战的，计谋层出的，以弱胜强的……　　作战勇猛的，神机妙算的，常胜将军，目光深远的，远征将军……　　神勇用兵，精彩纷呈。
　兵者，诡道也。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　　军事作战，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双方对决，靠的就是机谋算计。　　所以说，共军的一系列胜利都靠灵活机动、积小胜为大胜而来，这无可厚非。　　反而是国军那种正面迎敌、大兵团硬拼的战术，最为糟糕，代价极大。　　单从战略战术角度来说，国军观念就存在根本的硬性错误。　　当初搞反清革命时，很多中国青年跑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军事政治，就是其中一员。老蒋的军事理念，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里学来的。而日本人在前后从德国那里学习，所以日本和德国的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　　写的是德国人，他便是德国的集大成者——讲究大部队决战。　　比如，的观点“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等等，都带有鲜明的西方人重视力量和规模的思维倾向。　　所以老蒋年轻时受日、德影响，后又成为的校长，教出一批同样思想体系的学生来，这对于军的抗日、内战都起着致命性作用，包括非嫡系的诸多国军将领，也都是承袭当年革命党人的。譬如，，从战术意义角度考虑，可谓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役，双方实力相当，对等消耗，最后殆尽，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从民族情感和政治影响来说，又另当别论）；又如在初期，国军在东北、苏中、鲁南地区，都讲求“占领大城市”，以地域面积和城市数量来衡量战争胜负，还被老蒋称赞有加，其实是被釜底抽薪，拉长战线，离死亡不远了。　　同理，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后，也是极尽所能拉长战线，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东，从华东到中西部，在其外围还占领、、，乃至太平洋诸岛，还招惹万里之外的……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用兵，一定是强弩之末，像吃了伟哥一样，高潮得越凶猛，得就越快。　　这种“大规模决战”、“死扛”、“硬拼”的战术思想，基本上不被共军推崇。无论是四野、还是三野、还是，都讲究“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诱敌深入”的运动战，不与敌人硬拼。　　这便是孙子提出来的“虚实结合”。　　1947年，国共角力的关键时期，身处延安窑洞的提出“”，其中有四点就是专门告诫解放军将领们不要硬拼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然，共军中也有喜欢硬拼的将帅，彭德怀便是其中一个。谁敢横刀立马，看我彭大将军，看看彭老总所领导的战役，基本上都是拼血本，蛮着来：　　湘江血战——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从八万锐减到三万，损失一半以上兵力。　　兰州战役——西北战场最惨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彭德怀与马家军血拼到底。　　朝鲜战争——这个更不用说了，硬碰硬，损失人数至今都无法确定，如果换作、，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至于彭德怀发起的“百团大战”，也是遭到反对，被毛泽东认为过早暴露力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一直受到批评。　　当然，这是从纯军事战略角度来评论，而军事往往是与政治紧密挂钩的。一场并不大胜的战斗，在政治影响上有时却起到号召宣传作用，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所应考虑的。兰州战役、百团大战、朝鲜战争等，在军事战略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气势夺人，激发血性，让敌人也钦佩不已，一次次树立了共军的勇敢形象，乃至国家形象，无形价值是巨大的。　　军事，终究是与政治紧密结合。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子兵法.计篇》　　战争第一个重要的因素：道。　　道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如果要翻译成英文，恐怕很难理解。　　孙子解释，‘道’可以“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道就是正义，是民心。一旦民心所向，就可以让人民与你并肩作战，生死与共，面对危险无所畏惧！　　再简洁一点解释，就是——你替谁说话，谁就为你干事。　　不禁想起一个讽刺事件，是前几年发生的：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被问到了“不该问的问题”，副局长逮军一时情急，怒斥记者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新闻顿时传遍中国，成为调侃笑料。　　回望，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的人们被一道鸿沟截然分成两个社会阶层。　　当时的中国，沿海各省已经“先富起来”，发展出自己的工商力量，产生了一批民族工业，江苏、浙江、广东、乃至湖北、平津等地，都有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然而，在更为广袤的内陆地区，却始终无法“后富起来”，依然是大量穷苦农民维持着小农式经济，他们无法享受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利益成果，沦为赤贫，生活无望。　　同一个中国，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上层社会的人们挥霍金钱，过着富奢的生活，他们模仿洋人，穿西装、喝咖啡、说英语，官太太们视财如命，长官们横征暴敛，们打着洋人的旗号，欺骗自己的同胞，压榨工人们的血汗。　　下层社会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他们面对国统区高昂的物价，更是朝不保夕。通货膨胀飞速吞噬他们仅有的积蓄，昨天一百元能买五斤米，今天却连一个鸡蛋也买不起；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长官们、首长们的苛捐杂税，已经预征到一百年后了。　　于是，在旧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互不流动的阶层：　　（1）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主要分布在江浙发达地区一代。　　（2）旧有的小农阶层，主要分布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　　的势力，是为前者，以中央军嫡系为代表。　　而后者的力量，则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各省，比如山西的、西北的、广东的、东北的、广西的……还有江西政权、以及全国各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这些地方势力，犹如℃地头蛇一样盘踞在自己的地盘上，实则仍然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与东汉之豪强、唐朝之藩镇并无本质差别。
　★打破既得利益阶层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孙子兵法.计篇》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　　20%的人占有了80%的财富。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　　孙子所谓的“道”，就是争取广大民心，替民众说话。　　在“替谁说话”这个问题上，以蒋为代表的中央自然是为工商业力量说话，而以毛为代表的“匪”则是为中下层农民、工人力量说话，至于派系繁多的各地军阀，则是中央势力的延伸，或者说是在与新兴工商业力量结合后生出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披着封建旧时代外壳的“”。　　革命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老百姓会说：主义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辈子我也指望不上。但分田地就不同了，和老百姓的饭碗相关啊，分了田地就可以不再挨饿，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我打了土豪，就可以分田地，就可以活命，养活妻子儿女，那我当然干了！　　“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具有号召力的广告宣传，短短六个字，吸引了千千万万非既得利益者的前腐后继，为的就是能有一个“重新分蛋糕”的机会。　　这个口号所反映的逻辑是：干革命就能打土豪，打土豪就能分田地，分田地就能吃饱饭。　　共军的士兵源源不断增加，主要就是来自贫农。他们无怨无悔、前仆后继、舍身忘死地投入到革命的中，反正已是一无所有，索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反了算了！跟着哥哥冲去那东京，剁了狗皇帝的脑袋。　　分得了田地财产的农民，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妻子送走了丈夫，父亲送走了儿子，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就是保住了饭碗。　　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军在围剿共军时，往往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1927年写的一文指出：农民运动是的关键所在。中国几万万农民群众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红军仅仅花了3年，就把部队人数（包括赤卫队等地方民兵武装力量）扩大到10万人，这个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1927的一份报告中统计，湖南全省已有会员200余万人，这些农民都响应共产党军的号召，只要动员起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非常不得了了。　　所以，为什么老蒋要展开对共军的围剿、清洗？因为非既得利益阶层的力量太强大了，长此以往下去，他们定会翻了天，把上层既得利益者打翻在地。　　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用发展来解决矛盾”的思维不同——今天的中国有条件“把蛋糕做大”，渐进式的倾斜，把多出来的蛋糕分给非既得利益阶层，逐渐化解冲突；而在民国时期，外忧内患，国家分裂，洋人染指，根本没有条件“把蛋糕做大”，于是僧多粥少，既然财富已经被20%的上层人士占据了，就没有空间容得下那80%的底层民众来分享蛋糕了。　　时势所迫，无法选择。　　一场大战展开在即……
★到底能打多久？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　　据说在时，曾对对抱有悲观态度，问毛曰：“还能打多久？”　　毛后来回信于他，很经典地回答了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事实上，按照毛的“诱敌深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治军思路，沿袭的虚实结合、强而避之、卑而骄之的思想，在赣南的形势是不错的。　　如果不是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横插一竿子，估计南方苏维埃政权会愈发稳固，一直熬到爆发，形势更加大好。　　而这个国际顾问——，作为一个德国人，恰恰学习的是的那一套大兵团决战的思想。他自己本人也只是在学习过3年，仅仅只有街垒巷战经验而已，自然只懂得打“阵地战”，与敌军硬拼。　　所以，中国战争的国情，是以为思路结合的，与西方的思想格格不入。　　从1930年开始，国军对赣南的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四次战役，都是由和领导的，国军的数量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良，却打不下小小的苏区。　　请看，这是前四次围剿的数据：　　第一次围剿：　　【国军】10万余兵力，国军11个师又2个旅　　【结果】：“诱敌深入”，最终歼灭国军一万两千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　　第二次围剿：　　【国军】20万人的兵力，集结的十八个师另三个旅　　【结果】：继续“诱敌深入”，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　　第三次围剿：　　【国军】30万兵力，老蒋亲自担任“围剿”总司令，并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　　【结果】：毙伤俘敌三万余人，再次胜利　　第四次围剿：　　【国军】40万兵力，等嫡系部队参战，亲自部署　　【结果】：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红军主力扩大到8万余人　　看看，四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将领级别一次比一次高，老蒋不可谓不是大手笔。　　但为何始终攻不下小小的赣南？　　原因就在于——与当地老百姓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当地老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果实，大部分都加入、支援红军，下层百姓的利益是与红军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家园，每个人都使出全身力气。　　强龙再强，也压不过地头蛇。　　地头蛇在自己的地盘，无论如何也是要活命的。　　你国军来了，即使占领村镇，可老百姓不支持你，在背后搞鬼、暗送情报、破坏后勤通信、不提供粮食，国军就无法长期驻扎。而共军退却之后，四处游击，有朝一日又能回来，里相当一部分士兵都是江西本地人，他们怎么会丢下这片热土呢？君不见，建国后的将军当中，以江西人最多，江西又以吉安人居多。　　所以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便是这个“道”。　　我们举另一个反面例子：为什么期间，“东北抗联”始终发展不起来？　　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把东北作为长期经营之地，对当地民众剥削较轻，甚至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所以东北抗联在当地难以获得民众根基，根基不牢，军事上自然就败仗连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与杜聿明争夺四平，四野在东北当时的根基不深，底子薄，民众不是很支持，所以军事上捉襟现肘；而同一时期，粟裕在苏中的七战七捷，恰恰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省却了后勤、补给、情报等大量累赘。　　
现今，很多人有一个这样貌视正确的观点：共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好。　　仅仅是因为“政治宣传”吗？非也。如果不是经过，“打土豪，分田地”，让家家户户得到实惠，享有利益，政治宣传又岂能持久？而一旦人们尝到了“分田地”的甜头，哪怕不用共军的政治宣传，也会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好评如潮。　　政治宣传不是军事胜利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当时为什么独独在赣南地区苏维埃政权能够存活下来呢？　　这便是基于当时的民情了。　　当时，问“还能扛多久”？　　回信，详细分析了情况：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由此看来，果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只要没缩小、只要全国还有千万穷苦百姓，共军的力量就不会消失。　　很多年轻的网友总会说“如果当年老蒋高明一些，共军就彻底被消灭了”，其实并不懂得当时的国情。哪怕真的失败，日后也依然会出现‘张泽东’、‘’、‘’，会依然在其他地方出现红军的翻版。　　君不见，红军后，只剩下7000人时，流离颠沛到陕北，即使这样微弱的火种，不出数年，竟又重新燃起希望。眨眼间，共军变成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陕北、鲁南、、冀北、中原各地的下层民众，都汇聚起来，源源不断，形成汪洋大海，天下大事就已定矣。　　此所谓“一曰道”，得道者，自然是多助的
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下）　　●《易经》与中国革命的地理形势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有六种，平坦畅通的、易进难退的、据险对峙的、狭窄逼仄的、形势险要的、间隔很远的。　　“地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深厚的哲学寓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中国的地理位置吻合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红军在南方打游击始终不能成功，被迫辗转数省，颠沛流离，从东南到了西北。一日，毛泽东问甘肃当地的一位易学大师：“红军何时能有转机？”大师答曰：“东南为巽，西北为乾，你们到了西北方，就会时来运转了。”　　按照《易经》奇门遁甲图中所示，还真是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有趣：　　东南方为巽卦，是为‘杜门’，巽为长女，受乾父之冲克，又克坤母，与父母皆不和，故在家中处事杜塞不利。因此共军在东南方始终受制于敌，闭塞不利，无法拓展空间，最后被迫长征。　　而西北方为乾卦，是为‘开门’，乾是八卦之首，为天为父，于社会为首长。综观中国两千年历史，几乎所有开国之君都是从西北乾位开创基业的。所以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转运，存活下来，几年之后便发展成为几十万大军。　　至于当时红军内部意见不统一，率四方面军欲南下，而毛泽东率一方面将欲北上。　　这也正印了易经八卦的道理：南下，往西南方向的川康去，西南为“坤”，是‘死门’，张国焘一头扎进了死门，岂有存活之理？　　果不其然，正因为四方面军的南下，吸引了国民党的注意，川军放弃追击中央红军，调转枪头，回程追击四方面军；同时中央嫡系薛岳也分兵追击部，使得西北方的毛泽东压力顿时减轻许多。　　可见，《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地利”，真是不容忽视。　　及至抗战胜利，东北方又成了国、共两党的争夺之地。　　东北方是“艮卦”，是为“生门”，生门属土，居东北方艮宫，正当立春之后，万物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所以古人命名为生门，大吉大利之门。　　果不其然，共军派林彪进入东北，短短两年时间，四野从当初的10万人迅速扩展为100万大军，犹如一只生猛的“东北虎”，经过辽沈战役之后的共军，已经牢牢掌握全国主动权，挥师入关，大举南下，一口气把国军追到了海南岛。　　国民党丧失东北这个“生门”，失去了生机；又把首都建在南京（东南方“杜门”），闭塞不流通。两相大害集于一身，离败亡不远矣！　　当然，如果我们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异曲同工。　　当时现实条件下，以下四点对共军有利：　　（1）苏联对于共军接收东北提供了便利　　（2）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日军压制在西南地区，远离东北　　（3）东北重工业基地是军队的后勤保障　　（4）东北离苏联最近，能最快取得支援　　东北的战略价值，国共双方都早已认识到。　　在抗战刚结束不久，一次内部会议上，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　　毛泽东在“七大”时也说：“东北问题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前途来看，即使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作为中国当时唯一实现了工业近代化的地区，拥有巨大的工业和农业经济潜力，还是‘真空地带’。
参照以下八卦图，中国地理位置与八卦方位的标识。　　红军在江西，为“杜门”，巽卦，闭塞没有出来。　　转战到陕北后，为“开门”，乾卦，生机勃勃，时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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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篇》（6）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南昌起义’走出七位元帅　　“将者，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兵法.计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　　“五事”中，还剩两个指标，是“将”和“法”。　　简单点说，就是将帅人才和法律制度。其实，这两个因素是“执行力”的正反两面：有了正确的人，才能去执行命令，通过命令的约束，挑选出正确的人。　　共军的将领，都是在血与火中历练出来的，从九死一生中脱颖而出的。　　这其中，由“八一南昌起义”，一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突变，走出共军的七位“十大元帅”。　　朱德元帅——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　　贺龙元帅——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刘伯承元帅——时任参谋团团长　　聂荣臻元帅——时任二十军党代表　　林彪元帅——时任连长　　叶剑英元帅——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　　陈毅元帅——当时在武汉中央军校任职　　从八一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还有：　　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周恩来总理——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解放战争中的常胜将军：粟裕大将——时任国民革命军11军24师教导大队班长　　‘铁军’军：叶挺将军——时任十一军军长　　可见，虽然共军是“工农革命”，但领导者大部分是正规军出身，普遍接受过军事理念的熏陶，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多数是领导过一个团、一个军的。他们的思想层次较高，对宏观形势把握得很好，对问题看得深远。　　由此，我们可以说：共军的先天条件就很好。　　这个“好”，不是指硬件，而是“软实力”，将帅们的境界都层次很高。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群人当中，多数是国民党军的团级、师级、乃至军级干部。待遇很好，工资不菲，有房有车，有公费医疗保障，而且他们都年轻有为，晋升空间很大，将来说不定能执掌一方，甚至进入中央决策层。而如果抛弃现在拥有的一切，起义了，造反了，就等于是脱离体制内，失去了一切特权，房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票子没有了，还有可能连老婆孩子都要跟别人跑了……未来的生死更是说不清楚。而唯一的希望，只有革命的信念在心中。　　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这么做吗？　　平心而论，如果我现在是一个高级干部，社会上流阶层，一个月拿着不菲的工资，有房有车，生活优越，我是不愿意参加“革命”的。而像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陈毅、刘伯承这些人，他们能够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开世俗一切，从零开始，这实属不易，异常难得。　　这便是我深深钦佩他们的原因。　　创业之初的艰难，只有经历过筚路蓝缕的开拓者才有体会。一伙志同道合的兄弟，惺惺相惜，要开创一家公司，要付出多少的血和汗，其结果，最坏的也就只是破产而已，钱没了，但人还在。而“干革命”，不仅仅是‘钱没了’的问题，是要‘掉脑袋’的，身家性命别在裤腰带上，换作是你，你敢么？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1）陈毅元帅，在南方打游击时，身负重伤，几天没有进食。他被围困在梅岭，遭遇敌军放火烧山，被困了二十多天才脱险，此时已是生命垂危。　　陈毅元帅曾是国民党军校的培养对象，但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梦想。被困梅岭时，他自觉生存无望，很有可能无法活着出去，于是慷慨写下了《梅岭三章》，其中这首最为悲壮：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南国的战争打了十年了，仍然不能成功，我的人头恐怕就要落地，须挂在国门上让后人看看，希望后世的诸君啊，你们继续努力，有朝一日胜利了，就把那捷报烧作纸钱，以此祭奠我吧！　　不由得让人想起南宋陆游，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却面对大宋不能收复中原的遗憾，泪流满面，临死前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真是心有戚戚然，共鸣感悠然而生。
　　（2）陈赓大将，曾是黄埔军校一期优秀毕业生，“”之一，被蒋介石看好。　　当初，国民革命军东征军阀陈炯明时，蒋介石的部队遭遇大败，危在旦夕。陈赓是蒋介石的贴身护卫。　　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蒋介石已经守不住了。陈赓大叫：“校长，情势不妙，你还是先随指挥部撤退吧！”　　“不撤！我不撤！”蒋介石固执地说。　　陈赓着急万分，大喊：“校长，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来日方长，我们还有机会，快走吧！”他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　　好不容易冲到山下，蒋介石却又一下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不走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回去？好不容易打下了惠州，却没想到要葬送于此！”　　陈赓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他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一躬身，就把蒋介石往背上一背，撒开腿就一路奔跑，那些卫兵也簇拥着他们继续向结合部的一条小河冲去。终于，在黄昏时分脱离险境。危急时刻，陈赓救了蒋介石一命。　　1927年4月，蒋介石对共产党大开杀戒后，陈赓立即公开宣布退出，随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蒋介石闻知此事后，不止一次地对人说：“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共产党跑了。”言语间欷不已。　　1933年3月，陈赓因腿部负伤被秘密送往上海医治，伤愈后正准备前往苏区工作。临行前，他被曾在特科工作过的叛徒陈连生盯上，不幸被捕入狱。4月1日被押解到南京，囚禁在中央宪兵司令部。　　陈赓很快被押到南昌，蒋介石颇为失望又很动情地说：“你是陈赓，是校长的好学生，黄埔的杰出学生。你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校长从来对学生都是爱护的，宽大的，我可以原谅你。”陈赓不为所动。　　最后，在蒋介石的暗示下，警卫放松了戒备，陈赓得以脱身，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国民党。这段故事，既让人对老蒋的义气之情心有恻隐，更让人看到陈赓大将对信仰的执著。　　（3）长征期间，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他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陈树湘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树湘伤重被俘。　　在押送途中，他趁敌人不备，在担架上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以自杀的方式，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陈树湘自杀后，敌人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长沙的城门上示众。　　这位年轻的师长，当时年仅29岁。
　　《计篇》（7）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孙子兵法.计篇》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　　——《曾胡治兵语录》　　★法令：从老毛的“三八纪律”说起　　《孙子兵法》里的‘法’，主要指军事制度。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往今来，要培养出一支能占善战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政令和严格的执行，那是不可能的。　　曾国藩说“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赏罚分明，就可以激励优异、惩罚坠堕。　　战国时期，秦军能够横扫六合，让六国闻风丧胆，靠的就是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制”，此令在秦国被严格执行：凡砍敌人一颗头颅者，就晋升一个级别，凡是没有获得战功的，就失去财产和土地。严刑峻法，让秦人一个个变得如同虎狼，凶悍强猛，战无不胜。　　楚汉时期，刘邦得以稳坐关中，收拾残局，靠的是“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盗窃者抵罪。言必信，行必果，汉军士兵仅仅是遵守这三条规则，严格执行，关中地区的百姓就臣服稳定了。　　南宋时期，岳飞部队得以击溃金军，力挽狂澜，靠的是“岳家军”的爱民如子的军法，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军队优良传统，百姓们都热爱岳家军，箪食瓢饮以迎王师。　　晚清时期，湘军领袖曾国藩击败太平天国，横扫半壁江山，其成功也与法令严明有莫大关系：曾国藩作《爱民歌》，用最通俗白话的语言，向士兵们宣传，禁止欺压百姓，歌词中比如“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到民家去打馆”，通俗易懂，易于歌唱，军队严格执行，深受百姓热爱。相反，湘军的对手太平天国，此时却已显腐败迹象，洪秀全在天京城内大肆封王，一口气多出来2000个王爷，这些“王爷”都是爆发富，在天京城无恶不作、欺压百姓，再加上诸王爷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军队也群龙无首，胡作非为，沆瀣一气。　　要说到曾国藩的《爱民歌》，就联想到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话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立足不稳，手下的一批骄兵悍将文化程度又不高，经常会出现侵扰民众的现象，老百姓们时有非议。毛泽东可是做群众工作的内行，于是仿照曾国藩的《爱民歌》，编写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此时还是“六项”而不是“八项”。　　最早的‘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　　最早的‘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用底层民众最易懂的语言，编成歌曲，很快就在军队里起到示范作用。　　共军士兵多数来自农民，他们在田野乡间，与老百姓很有共鸣。国军士兵则龙蛇混杂，很多是抓壮丁而来，加上长官们自己不检点，贪腐成风，上行下效，国军的法令虽多，却毫无制约作用。　　老毛这个人，真是能够“实事求是”，能结合实际情况、说民众喜爱听的话，这点很难得——论文化水平，他的诗词用典颇多，古韵犹存，字里行间透露出书生意气，帝王霸气；论哲学思想，他堪与冯友兰、梁漱溟等当时思想大家讨论问题，自著有《矛盾论》等哲学文章；论与老百姓接触，他可以说大白话、粗话，和乡间老头拉家常，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共军的思想。　　所以，老毛真是个“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兼备的神人。　　老毛的《沁园春》词中，敢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有他的自信的。要论文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真是写不过他。历代开国皇帝中，最喜欢显摆知识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了，只不过朱元璋文化水平实在是低，只能写出诸如“忙着征衣忙着鞭，回头月挂柳梢边”这种毫无文采的诗句，至于他的“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诗更是让人喷饭，虽然后两句“三声唤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晓月”颇有帝王之气，但其文采实在不堪入眼，与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给“六项注意”又添加了两项，是为“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看看，多么华丽丽的直白啊！这么下里巴人的表达方式有木有！　　法令的制定，不在精细，而在执行。　　汉王刘邦仅靠“约法三章”，就可以稳占关中，毛泽东靠“三八纪律”，也可以收拾天下。曾国藩说“立法不难，行法为难”便是这个道理！　　直白的语言，明快清晰，人们一听就懂，也就容易遵守执行，不像书生文人那样掉书袋，之乎者也呜呼哀哉的不知所云。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贫下中农却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在近代革命时期，松坡将军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就有曾国藩治军时留下的很多经典语言：“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立法不难，行法为难”，都给近代革命战争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除了对老百姓讲仁爱，对国军的俘虏也讲原则。共军俘获国军，通常是进行三步感化：一、给国军俘虏们开大会，讲民族、国家。二、让普通士兵、老农民给俘虏们讲党的政策好，如何受惠，家里有几亩地、几头牛的实惠。三、给予俘虏们自主选择权，愿意留下的，就加入解放军，不愿意留下的，给予盘缠，可以自行回老家去。　　最后这一条“优待俘虏”的政策，是最有力度的，也是最起到感化人心作用的。　　*********************************************************　　曾国藩的《爱民歌》————————毛泽东的《三八纪律》 　　三军个个仔细听———————— 革命军人个个要记　　行军先要爱百姓 ———————— 三大纪律八项要意　　第一扎营不要懒 ———————— 第一一切行动听挥　　莫拆民房搬砖石 ———————— 步调致才能得利　　莫踹禾苗坏田产 ———————— 第二不拿群众一线　　莫打民间鸭和鸡 ———————— 群众对我拥护又欢　　莫借民间锅和碗 ———————— 第三一切缴获要公　　莫派民夫来挖壕 ———————— 努力减轻人民的担　　莫到民家去打馆 ———————— 三大纪律我们要到　　挑水莫挑有鱼塘 ———————— 八项注意切莫忘了　　凡事都要让一步 ———————— 第一说话态度要好　　第二行路要端详 ———————— 爱护群众不要耍傲　　莫进城市占铺店———————— 第二满买价钱要平　　莫向乡间借村庄 ———————— 公买公卖不许逞道　　无钱莫扯道边菜 ————————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　　无钱莫吃便宜茶 ———————— 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三号令要严明 ————————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　　兵勇不许乱出营 ———————— 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走出营来就学坏 ————————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　　总是百姓来受害 ———————— 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或走大家讹钱文————————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　　或走小家调妇人———————— 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爱民之军处处喜 ———————— 第七不准戏调戏妇女们　　扰民之军处处嫌———————— 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我的军士跟我早————————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　　多年在外名声好———————— 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如今百姓更穷困————————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　　愿我军士听教训———————— 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军士与民如一家————————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　　千计不可欺负他————————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日日熟唱爱民歌————————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　　天和地和又人和———————— 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计篇第一》大结尾（8）　　★神鬼莫测：运动战中的阴阳结合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子兵法.计篇》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朱德‘十六字方针’，1928，井冈山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孙子兵法.计篇》　　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写到这里，已是最后一个段落了。　　作为《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这篇《计》是全书提纲挈领的关键，也从宏观整体上概括了整部书的整体思想。　　在此，我们先思考一下：《孙子兵法》的军事战术主体思想是什么？——我说的是“战术”思想，不是战略思想。　　依我本人的拙见，整部书的‘战术’思想，就是八个字：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攻打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出兵于敌人意想不到之处。　　就是要抓住“软肋”，如同高手对决，比武过招时并不是硬碰硬，拳头对拳头，而是用‘硬’的拳头去打脸、鼻子、眼睛、腹部、胳肢窝等‘软’的部位，甚至是“下盘三角区”这样的隐密部位（貌似有些阴损%￥￥##……）。　　这也就是“扬长避短”，用自己的长处消灭敌人的短处。　　正合了《易经》的阴阳思想：有阴必有阳，有强势必有弱处，就看你找得到找不到了！　　要说到这游击战术，威震天下的恐怕要属13世纪的蒙古骑兵了。　　这个既被视为欧亚大陆的“灾星”、又被后世夸耀为“上帝之鞭”的草原民族，依靠其强悍的战马，利用速度优势，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征服亚洲欧洲各国家民族。　　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对他们充满恐惧，其实愚蠢的欧洲人错了，蒙古骑兵西征的数量少得可怜。事实上，蒙古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兵，欧洲人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也远大于蒙古人，欧洲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唯一的原因，是蒙古人打的是“游击战术”！　　这种可怕的“游击战术”的打法往往是这样：面对身披铁甲的欧洲重装步兵，蒙古骑兵以不到敌军1/10的数量，进行小范围侵扰，声东击西，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他们常常上百里地大规模运动，让敌人很难预料；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来。　　任何人都可以是进攻的发起者和终结者，既可以单兵作战又能够打出精妙的长短传配合，两翼齐飞、中央突破，只要在蒙古兵的射程之内，就可以一箭穿心！　　蒙古人战胜于其10倍、50倍之多的欧洲人，正是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别。　
　话题回到我们帖子的最初：东方《孙子兵法》与西方《战争论》的思想差异。　　中国兵圣孙子讲究“兵者诡道也”，运动歼灭战；德国人克劳塞维茨讲究“力量与数量”，大兵团决战。　　在东方世界（尤其中国、阿拉伯），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的系统工程的表现。东方军队的队形并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　　1928年在井冈山，鉴于当时国共力量悬殊，“朱毛”二人深度解析了游击战术，总结为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非常精辟！　　这种战术较早地使用于“反围剿”中，前四次反围剿都是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当时在赣南，红军装备落后，人员参差不齐，军队数量约为8万人左右（其实已经很可观了），面对第一次围剿的10万大军、第二次围剿的20万大军、第三次围剿的30万大军（老蒋依次等差增加兵源），要以一敌二、以一敌三，必定是要进行游击战的。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不用诡计，怎么能干掉这么多敌人呢？　　所以红军佯装败退，布下口袋，吸引国军进入。比如，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由老蒋亲自挂帅，携日、德军事顾问，由嫡系部队何应钦亲自任前线总指挥，共三十万兵力。开头顺利，越进入苏区深处，就越摸不着北，稀里糊涂，晕了。他们发现，红军主力突然出现在兴国县，待大兵压境之后，竟又发现，貌似红军主力的部队又神奇的出现在屁股后面！在赣江东岸枕戈待旦。待国军呼啦啦冲向赣江方向，却又发现，红军一分为二，一部分往北面抚州而上，一部分往东面瑞金地区迅速撤离……总之，在赣州、吉安、瑞金、抚州等各地，到处都是红军。　　真可谓是《孙子兵法》说的“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　　所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好生动描述了共军打败国军的步骤：第一步，国军进来，我撤退；第二步，国军驻扎稳定下来，我开始派小股兵力各处骚扰，居无定所；第三步，国军疲惫不堪，全无战意，我便开始攻打了；第四步，国军不胜其烦，开始撤退，于是我大军压上，痛打落水狗。　　（说句题外话：近几年有人提出，‘游击战’最早是朱德提出来的，而且朱德深谙《老子》之道，貌似在煮酒版块有人专门写过类似的文章论证。不过，不管是谁第一提出来的，天下的道理总是相通，只不过大家各换一种形式表达出来罢了。）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军更大范围地使用了游击战术对付国军，我信手举两个例子：　　比如，在中原突围中，李先念、王树森率领5万军队，与刘峙的36万大军在华中、陕南周旋——这是7倍于己的兵力啊！这种“大规模”的游击战，可谓惊心动魄，周旋了2年之久，历经5省，最后调动了程潜、刘峙、胡宗南三方面军的力量，牵制了华北、东北战局，为林彪和刘伯承争取了宝贵时间。尤为重要的是，在跳出包围圈的过程中，李先念部队还歼敌1万多人，最后到达陕南时，保存了总兵力的83%，使中原解放军留下了希望的火种。　　还有，在定陶战役中，二野司令刘伯承的“猫盘老鼠”诱敌深入。刘伯承5万兵力对刘峙的30万兵力（怎么又是刘峙这挫人），这可是6倍于己的兵力啊！第6纵队的司令员王近山素有“王疯子”的称号，他主动请缨，按照刘伯承的部署，引诱刘峙军团的整3师来上钩，故意接连丢掉几座城池，使整3师骄傲轻敌。在国军“乘胜追击”欲抓捕刘伯承时，不知不觉进入了“口袋”，最后被全歼。　　上面两次战役，国军方面指挥官都是刘峙。　　再次，我们多说两句，调节一下气氛：　　刘峙其人，是国民党方面的一个颇为“搞笑”的将领。他在民国初期，被称为“江西五上将”之一，在北伐战争中号称“福将”、在中原大战中是“常胜将军”，可是到了抗日战争时，屡战屡败，每次都落荒而逃，速度惊人，被讽刺为“长腿将军”，再到了解放战争时，就成了响当当的“败将”了。　　蒋介石倒是挺看重这个刘峙，原因是他是黄埔系。可无论是郑州绥署、徐州剿总，刘峙都是大败而归，弄到最后被撤了职。49年时，刘峙跑到新加坡，刚刚上岸，就被土匪劫了财，穷困潦倒，只好又通过友人帮助去了印度尼西亚。在印尼，刘峙为了养家糊口，竟然和老婆一起当起了小学语文教师，昔日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堂堂上将总司令，如今沦落异域当了—名“孩子王”，这是刘峙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结局。最后，几经周折，3年之后，蒋介石才知晓刘峙在印尼，派人把他接去了台湾，刘峙从此终老，因为早已被撤职而在寂寞郁郁中走完全部人生。　　好了，《孙子兵法》第一篇《计》已经写完了，其实主要是结合国共战争的事例来写的，加了我个人的一些发挥。　　接下来，明天，我开始写孙子兵法第二篇《作战》，这是讲述后勤与供给的。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将从大后方的角度，对战争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反向观察。　　、
第二章 《作战》篇（1）　　★后勤保障：吃穿可是大问题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孙子兵法.作战篇》　　“反扫荡期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毛泽东，延安，40年代初期　　“如今的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歌曲《南泥湾》　　《孙子兵法》的第二篇《作战》，主要讲述后勤问题，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阐述了物质保障对战争的重要性。　　孙子在论述后勤时，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论证方式，就是分析“厉害”。他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句话就是本篇的题眼所在。　　用兵之害在哪里？　　一次战争，不仅仅是士兵的冲锋陷阵，更重要的是舟车劳顿、粮草漕运，要耗费“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乃至于俗话常说“打战就是打钱”。　　尤其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哪怕是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很难进入战斗。比如海湾战争时，多在沙漠地区，人均日用水量需达到80千克，美军的50万军队每天需水量达到4万吨——每天就要4万吨淡水！要不是沙特此前兴建了许多海水淡化厂，美军自己也拼命运送打井机械、海水淡化装置和净水装置，根本无法满足在中东这样炎热干旱之地的饮水需要！　　又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后方的补给线长达500多公里，需要5万兵力、7000辆运输车昼夜往返穿梭不停，光是一个装甲师平均每天就要消耗淡水2000吨，口粮8万份，油料60万加仑，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一年的维持费用283亿美元——这些巨额开支，尚且只是后勤，还不算真正军事交战的费用。　　后勤保障，至关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战争往往失败。　　
中国在国际边界上的一些领土争端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受限于“后勤保障”：　　比如中印争端，目前藏南地区的“阿鲁纳恰尔邦”被印度控制，中国很难夺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军事补给供应不上。藏南地区海拔很低，已经脱离青藏高原地形，而与印度热带气候实为一体——笔者本人亲自徒步走过藏南一带，历时七天，沿雅鲁藏布江从波密镇、历经墨脱县、走到派镇，一路上对藏南地势有很深刻的直观印象。由于青藏高原地势高险，从中国内地运送物质给养到藏南地区，要翻越千山万壑，越过海报数千米的高原，才能下到热带雨林区域，尤其这些地方都被原始森林阻隔，毒蛇猛兽颇多，进入完全要靠步行，车辆无法通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笔者历经七天七夜，才从热带雨林返回青藏高原，完全靠最原始的徒步、背囊，每天走12个小时，精疲力竭，更何况要运送补给，其中艰辛是无法忍受的。　　正因为如此，中印对于藏南的争端，不在于纯军事，所以当年毛泽东派兵打败印度，却无法长期控制该地，是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后勤跟不上。驻守在当地的边防官兵，吃什么、喝什么？没有吃没有喝，你还和别人打什么？而印度方面，却可以长驱直入，从国内一马平川过去，成本远远小于中国，如今在阿鲁纳恰尔邦又大量移民印度人，在当地发展生产，为印度军队提供了物质，长此以往，就更加难以撼动其优势了。　　同样的道理，三国时期，蜀国进攻魏国，诸葛亮六出祁山而不能取中原，原因不是军事战术不行，而在于蜀国后勤补给难以为继。要知道，从四川盆地运送粮食到陕西、甘肃的黄土高原上，是从下往上爬的，而且沿途没有人烟，困难重重。而在魏国各地边防处，从曹操开始，就早已实行“屯田制度”数十年，士兵们一边驻守、一边种地，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几十万大军，长途跋涉，远离成都　　所以孙子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不知道用兵的害处、所废的周折成本，就不知道用兵的价值所在。只有明白了用兵的难处所在，才能真正懂得用兵。　　抗日战争期间，陕北八路军遭受扫荡威胁，物质紧缺。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这个共军最高统帅，在长征时期面对敌军的狂轰滥炸没有害怕，于笑谈间纵横于南方各省山水之中，却在延安遭遇了后勤补给的重大困难。敌人的凶悍、猛烈的进攻，都不是最难对付的，而最基本的吃饭、穿衣，才是最令人头疼的。　　怎么办？　　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毛泽东在院子里种起了白菜，周恩来当起了纺织能手，朱德背着箩筐捡牛粪……共军最高领导层纷纷带头，号召人们自己动手。　　1940年，朱德从前线回延安后，面临敌人要“困死、饿死八路军”的边区封锁和严重的经济困难，群策群力，于偶然间听说城东南近百里外的荒山野岭很有开发价值，据说那里因为土地太肥沃，野蒿居然长到一人多高！于是朱德带人经过土壤、水质、森林资源的勘察。　　“那里叫什么名字？”　　“那个地方，叫作南泥湾。”　　南泥湾，从此和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三五九旅的王震，率领士兵们扛起了锄头，开荒农垦。战士们不打战了，先搞好生产！在这片有“陕北小江南”的沃土上，结出了硕果，让全体官兵们渡过了难关。有了吃的，才有力气打战呀！　　据统计：1942年，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100%,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上缴公粮1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广大官兵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弯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王震将军搞生产搞得好，在共军里出了大名。在49年建国后，他又带兵去了新疆，在那里开垦，由此形成了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为祖国的大西北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向王震王胡子将军——敬礼！
第二章：《作战》篇（2）　　★以战养战，为我所用：把你的变成我的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孙子兵法.作战篇》　　“蒋介石是我的老朋友，是人民军队的运输大队长”　　——毛泽东　　“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孙子兵法.作战篇》　　交战双方，往往是大军压阵，少则数万兵马，多则数十万乃至百万人。打一天的战，就要消耗一天的粮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巨额军费开支，是将领必须考虑的。　　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书里，就提到这个问题——“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意思就是：一年的军费，要消耗十年的积蓄；一战的费用，要耗去几代人的储备。　　尤其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后勤保障就更显得突出。　　中国古代战争，大多在西北长城沿线，这里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水岭。嘉峪关、函谷关、大散关、玉门关等，都是军事重镇。但凡到了农耕民族要主动攻击游牧民族时，就更大费周折，汉军将士十几万出关，深入到茫茫戈壁中，追寻敌军。如汉代卫青、霍去病率军多次征讨匈奴，都是汉武帝在后方长安提供充足的补给，终汉武帝一朝，为了打击匈奴，已是把“文景之治”六十年积蓄的财富消耗殆尽，可见战争耗费之大！　　中国内地的粮食要运往边疆，主要从河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补充。汉代，关中地区还很富庶，植被茂密，土壤肥沃，农作物丰富。而到了隋唐以后，关中地区逐渐衰落，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供应难以为继，同时，随着回鹘、柔然、突厥、契丹等在东北方向的崛起，战线也随之拉长，北京地区的军事战略位置凸显，由此，‘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也就影响深远，尤其在明、清两代，定都北京，北京周围缺乏大平原粮仓，黄河流域基本已经衰落，唯有从江南各省如太湖流域调集粮食，以供数十万大军的开支。　　清末时期，左宗棠收复新疆，就遇到了这个大难题：新疆本地缺乏粮食，从内地运输又极其昂贵，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要知道，当时要从河西运粮到敌军阿古柏占据的乌鲁木齐路程是850公里，运费差不多是粮食原价的20倍，要为进抵乌鲁木齐的数万大军提供粮食，每年仅运费一项就得多支出200万两白银以上，更何况阿古柏的巢穴喀什远在1800公里之外。财政窘迫的清廷下诏“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允许左宗棠自借外债。1876年起，由“红顶商人”胡雪岩经手，左宗棠在上海滩向英国汇丰银行先后以10%左右的年息借款4次，总计白银1595万两。借外债(而且是高利贷)打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左宗棠自己也承认借外债是“仰鼻息于外人”。但终究避免了因财力不济，使得西征大业功亏一篑，也算是两害之中取其轻了。 　　运输成本很高，怎么办？　　孙子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解放战争时期，国军拥有大量美械装备，美国飞机还经常空投大量的粮食、药品、军服、车辆、汽油、望远镜，但共军往往事先探知情报，或是伪装成国军、或是抢先击溃国军，把空投的物质获为己有。比如，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国军俘虏，粟裕就是靠这支强大的炮兵，以几十门榴弹炮最后摆平了孟良崮上整编七十四师，击败张灵甫。 　　“运输大队长”的光荣称号，老蒋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一首《游击队之歌》唱出了当时的情形：“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如果说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在东北获取的大量物资是来源于苏联和战败国日本，那么，陈毅、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在山东、江苏，则完全是靠从对手那里抢过来的物质供应了。　　1947年1月，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发出一个口号，叫作“以战养战，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在鲁南战役第一阶段，共军就缴获了坦克24辆，美式重炮数十门、卡车200多辆，还有堆积如山的炮弹、子弹和军用物资。在后来的许多次战役中，共军都是用几天前刚刚缴获的野炮、榴弹炮打击国军，其中许多炮手就是刚从国军中投降来的俘虏兵，他们换了军装，受到共军的感召，很快就调转枪头，用当初国军的武器去进攻国军了。（数据来源：《解放军40大战役》156页-鲁南战役）　　尤其是1948年之后，国民党到处打败仗，丢盔卸甲，光是正规军便报销了90个旅。位居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七十四师已经在孟良崮上灰飞湮灭，再一次将宝贵的美械武器留给了共军，共军当然毫不客气，照单接收，还顺口讥讽一句:“蒋介石这运输大队长连张收条也不打。”　　物质是死的，可以抢来；而士兵是活的，如果也能在很短时间内被感召、融合，更是自身增加战斗实力的源泉。　　孙子《作战篇》中说道：“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意思就是把俘虏来的车辆更换成我军的旗帜，混合编入我方的车队之中，对俘虏来的士兵要给予善待和使用，这就是所谓的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更加强大了。　　到了1948年初，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　　‘化敌为我’是共军的一个绝招，共军能做到什么程度？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可见共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朋友们可能要问：共军能改造俘虏，国军怎么就不行呢？　　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在孟良崮战役之前，张灵甫俘虏了共军300多人，让俘虏兵去拉大炮、拉粮食。打孟良崮时，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　　可见国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极为糟糕，与共军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说白了，还是因为两党对待“阶级兄弟”的感情不一样。
第三章：《谋攻》篇（1）　　★上兵伐谋：用和平方式解决战争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孙子兵法.作战篇》　　“最全面最成功的胜者，就是我方不受损失而迫使敌人放弃他们的目标。”　　——拜占庭帝国统帅，贝利萨留，公元6世纪　　《谋攻》在《孙子兵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突出体现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通篇虽然都在讲“如何利用各种战术、条件打赢战争”，但他的终极理想却是“不用战争来战胜对手”。　　战争，其实是政治的延续。毛泽东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手段，它和外交一样，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威茨也说，战争应该受政治支配，而不是反过来支配政治。　　政治目的的达成有很多手段，军事只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如果可以用其他更为温和的方式来替代流血方式，又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岂不很好？　　孙子把不战而胜称为“全”，把交战而胜称为“破”。　　这个“全”，就是兵不血刃的意思，这个境界就很高了。　　在解放战争期间，北平的和平解放就具有‘不战而胜’的意义。　　作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当时有60万军队，集结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一带。但随着外围各处防线被一一攻破，尤其是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被全歼、张家口被拿下、天津城被攻陷之后，傅作义的精神就濒临崩溃了。　　当时，据守北京城的还有20万军队，傅作义心中忐忑，试图做最后的决战。但北平作为历史古都，有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和建筑，在热兵器时代一旦开战，很可能要遭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影响不好。　　共产党方面一直想要和平解放北平，最大限度地避免文化古都遭受浩劫，平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牺牲和破坏，个人也可以避免当历史的罪人。　　所以，早在1948年，当时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傅作义，逐步宣传共军的政策，争取他早日与共产党合作。到1948年秋天时，平津战役发起的前夕，北平的地下党已经开辟了4条直通傅作义的渠道，一刻不停地做傅作义的工作。这其中，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共产党，她是傅作义第一个夫人的孩子，倍受疼爱。在北京城被围的关键时刻，傅冬菊既照顾父亲的生活，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又每天都与傅作义谈心，劝他放下战争，与共军合作。由于傅冬菊的作用，共军方面的前线指挥部能够迅速了解傅作义本人的心态变化：有时傅作义家里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被共军获悉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乃至于聂荣臻称赞北平地下党道：“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到会的将领们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同时，傅作义把城内部队的中央军分散调开，以确保不发生兵变，并命监视中央宪兵三团特务和城内的各项防务，力求把北平完整地交给解放军。　　日，傅作义率部出城，部队换防交接。　　北平的文物古迹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清华、北大等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受到损坏，工矿企业也迅速恢复生产，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　　更为重要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示范全国，先后有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和平起义，这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为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便于国家能在短时期内尽快恢复元气。　
　在1950年的西藏解放进程中，也是通过和平谈判，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一年的10月26日，解放军顺利进驻拉萨。　　没有人喜欢打战，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随着热兵器的发展，战争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简单的攻城略地、破坏性有限，而是具有毁灭一切的能力。如果说共军和平解放北平、西藏避免了更多的生灵涂炭，那么冷战时期苏联、美国争霸，则是双方谁也无法承担大规模的牺牲，而最终选择相互妥协的和平共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武器的出现，一种全新的“威慑战略”提出来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更加发出光芒。　　20世纪50年代，法国军事家米克谢出版的《原子战略的破产》中写道：“原子武器被一个国家垄断时，是一种任何时候都极为危险的进攻工具，但在三个国家拥有原子武器的今天，原子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它的存在除了起一种警告敌人不要使用这种武器的作用外，别无其他作用。”　　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上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在美国、苏联与古巴之间爆发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在世界史中人类从未如此近地站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这场危机差一点引发了核战争，使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在美苏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中，没有任何一次危机达到如此惊心动魄的程度。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美国曾四次动过使用核弹的念头。这四次核战边缘，只有古巴导弹危机最具一触即发之势，美苏双方在核弹按钮旁徘徊。　　当时，美国人在土耳其安装了核弹，准备对付苏联；苏联人也试图在古巴安装核弹，用以对付美国。两国箭在弦上，眼看要造成核大战。　　美国总统肯尼迪抗议苏联，其在古巴建设的导弹基地是“秘密，迅速和不同寻常的集结”，可以击中西半球的大多数城市，构成了“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而苏联人也要求美国以“不入侵古巴、撤回在土耳其的核弹”为交换条件。　　经过反复外交谈判，美苏终于达成妥协。赫鲁晓夫宣布同意撤回古巴的导弹。美国同意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撤回土耳其的导弹。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电台中宣布撤回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这次事件，是冷战时期美苏两霸的一次核赌博。一场眼看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最后因为谁也不敢卖过核的门槛而寻求妥协。　　1986年，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运筹帷幄》一书中说：“中国的孙子说‘上兵伐谋’，进行持久的历史冲突，情况亦然。模仿孙子的话说，美国欲在美苏争斗中不战而胜，上策是挫败苏联政策和利用苏联的弱点。”
第三章 《谋攻》篇（2）　　★最高境界：不战而胜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作战篇》　　记得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曾描写一位独步江湖而不败的剑魔大侠——独孤求败，他一生中用过五把剑，相当于自己武功的五层境界：　　二十岁之间，锋芒毕露，用的“利剑”，剑长四尺，锋利无比，剑下石片下写着，刚猛凌烈，无坚不摧。　　二十岁之后，用的是“软剑”，　　软剑比平常硬剑难使，比之锐不可当又上一层。　　三十岁之后，用的是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之前持之横行天下。老练世故的人，早已学会怎样举重若轻、不露锋芒、反而威力更大。不过，钝口无锋的重剑与利剑、软剑的分别，归根究底仍是技巧上的分别，目标始终是霸道，持之横行天下。　　四十岁以后，渐入化境，用的是最普通的“木剑”，四十岁之后不屑带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进，渐入无剑胜有剑之境。　　所谓利剑无意、软剑无常、重剑无锋、木剑无滞、无剑无式。　　与孙子所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基本上是同样性质的层层递进。　　两国交战，抛开战术手段，追其最本质的胜负因素是什么？——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　　综合实力包括方方面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所以说，军事只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的体现而已，并不是全部。　　任何的军事战略都要体现在“排兵布阵”上，都是“有招”，只要有招数，就一定会有破绽，就有失败的可能。而如果像独孤求败那样达到“无剑无招”的地步，也就没有了可以攻破的破绽。　　何谓“无招”？　　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本来就没有用军事谋略去进攻别人，别人又怎能从战略中寻找破绽来攻破你呢？　　不用军事这种“硬实力”战胜对手，那用什么？　　用综合实力，用经济、政治、文化等“软实力”。　　
在冷战时期，若论纯军事实力，美国未必是苏联的对手。但苏联最终垮台，美国却蒸蒸日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联的文化、政治、经济都落后于美国，苏联人是被自己打败的。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实现其全球的霸权主义，继续推行其“不战而胜”的战略。　　“和平演变”是美国文化入侵的最具有标志性的手段。　　“和平演变”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在利用武力侵略不能将对手消灭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交流、文化交往等方式影响敌国人们的心理、行为方式，从而在不动声色中战胜对手。　　冷战时期，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量可达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过一封给布尔加宁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来这里，费用由我们支付，并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国家。” 　　这位美国总统为何如此“大方”？他直言不讳地说：“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　　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曾经有传言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过“十条诫令”来分化瓦解中国，如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第二条“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第四条“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些或许只是传言，但这些手段却是真实存在的。　　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2010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背后都有西方势力的影子，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正是真实写照。　　文化软实力，本身就是一种和平演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两国之间角逐的输赢，本质上是两国的全体国民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士兵之间的暴力对抗——（前线战争）　　二、两国物资的总量的对抗——（后勤竞争）　　三、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对抗——（幸福指数、民族认同感、信仰等等）　　士兵之间的对抗，只是最简单、最粗糙的竞争方式，凭的是力气、武器、算计等等，这种纯军事斗争，即使是赢了，也未必能征服敌国。比如，你在战争上打败对手，但对方的国民在心理上却不接纳你，虽然臣服于你，可老百姓们整天想着怎么给统治者制造事端、反抗政府，到处都是游击队、眼线、恐怖自杀袭击，不让你安宁，你能说你彻底把对手征服了吗？　　真正的胜利，是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征服对手，或者说是“同化敌人”，把敌人变成和你一样的思想认同，才是真正的胜利。　　而思想的认同，靠的就是——文化！！　　现如今，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就已经达到了文化霸权的地位。　　亚非拉大部分国家，都以西方价值尤其是美国价值为最高目标。美国的生活方式成为第三世界国民们追捧的榜样：喝可乐、吃麦当劳、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大片、开小轿车、性生活放浪等等。　　这些生活元素，有的是有利的，有的是有害的，但人往往是这样：学好的很难学，学坏的则一学就会。再加上美国通过强大的电影、电视、报刊、网络各种媒体，轰炸式的向全球各国输送其价值观——尤其选择那些低级趣味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传达给其他国家，久而久之，便达到了“文化入侵”的目的。　　思想上改变了，行为就随之改变。　　敌国的国民有朝一日对自己本国的生活方式不满，而羡慕起对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来，那么，这个堡垒就势必从内部攻破了。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大部分都在羡慕美国，想移民去美国，想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欢迎美国人来改变自己，那么，“不战而胜”的效果基本已经成功。如果这时从‘日常生活’上升到‘政治理念’，人们如过江之鲫般地追求美式民主、多党制度，那么，该国的政权就显得岌岌可危了——尤其在经济陷入停滞，与美国的富裕形成更大反差时，该国就会不攻自破，被对手‘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三章：《谋攻》篇（3）　　★其下攻城：惨烈的攻坚战是不得已选择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愤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孙子兵法.作战篇》　　孙子说，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攻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最下策是攻城了。攻城是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尤其在春秋时期，要先花上三个月时间修造大盾和四轮车，准备各种器械，然后又要花三个月时间来建造攻城用的土山。这样还不算，在攻城的时候，将帅们往往会变得焦躁愤怒，驱使士兵像蚂蚁一样爬梯子攻城。士兵伤亡了三分之一，而城还是攻不下来，这就是进攻的灾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进攻苏联的列宁格勒，就是典型的攻城之战。　　这场列宁格勒保卫战持续了将近900天，达三年之久。希特勒曾扬言：“让彼得堡（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在地球表面上消失！”苏联统帅朱可夫也说：“一步也不能后退，后退就意味着要枪毙！”两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惨烈争夺战。　　德军调集了32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配备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攻势，扬言要在一个月内攻下。　　列宁格勒是仅次于莫斯科的苏联第二大城市，被称为俄罗斯“面向西方的窗口”，是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工业重镇，拥有众多兵工厂，而且是波罗的海舰队的驻地——一旦控制该城市，德军就紧紧扼住了苏联的咽喉，切断苏联的海军。　　对苏联方面来说，失掉列宁格勒，在各方面都会使战争形势严重复杂化。如果希 特勒占领该城，并且德国、芬兰军队在此会合，那么苏方就必须从北面建立保卫莫斯科的新战线，并消耗掉准备用于保卫首都的战略预备队。　　列宁格勒被德军三面包围后，只能从拉多加湖和空中得到补给，在此之后，德军就对该市进行了骇人听闻的野蛮轰炸和炮击，投掷了10多万枚航空燃烧弹和航空爆破炸弹，试图用恐怖轰炸和饥饿困死守城军民。　　朱可夫元帅在列宁格勒进行了全民动员，列宁格勒的工业给前线提供了武器、装备、服装和弹药，为了使居民免于挨饿，拉多加湖区舰队承担了湖上给养、弹药和武器的输送。但尽管如此，这些供应还远远不能满足守城军民的需要，工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8两面包，儿童、病人和公务员只能得到4两面包。但是，列宁格勒军民不畏困难，每天仍有45000人参加修筑防御工事，工人们在德军的炮火下坚持生产。许多人被饿死，冻死。但苏联红军不屈不饶，拼死反抗，没有让敌人再前进一步。　　最终，经过九百天的反复争夺，列宁格勒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超过150万人死亡，3200幢建筑被摧毁，城市面目全非，街道变成了瓦砾堆。　　这种惨烈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双方都在硬拼实力，耗费物资人力，却又无法进退，为了争夺一个关键的位置，而霸王硬上弓。　　
阵地战的惨烈，是孙子最不愿意看到的。但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学家，孙武必定是在那个年代目睹了大大小小的战役，见到过无数次刀光血影、尸横遍野，所以对‘攻城’这种作战方式作为最下策的考虑。　　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你来我往，交战规模越来越大，共军以往的“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游击战术有时无用武之地，尤其在争夺大城市据点的战役中，更不可能用游击战术来隔靴搔痒。所以攻坚战也是共军的趋势。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东北野战军的目标是把国民党军围歼在关外，阻止蒋介石从关内增兵，而锦州城则是连接关内、关外最重要的一环，素有“东北门户”之称。谁控制了锦州，谁就拥有左右东北局势的主动权了。　　如果说中国地图就是一个大公鸡的话，东北地区就是鸡头，而锦州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公鸡的咽喉部位。这个进、出关的地方，只有锦州和葫芦岛是平原，其他地方都是山区。我们知道，从承德开往沈阳的火车，没有办法走直线，从承德发车过朝阳进阜新最后到沈阳，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山路，非常不好走，所以它必须从承德开到朝阳，从朝阳南下到锦州，再经过锦州到沈阳，必须绕这个弯弯。　　在三百多年前，满清与明朝就为争夺锦州地区而交战了20年，最后皇太极率清军攻克锦州，锦州守将祖大寿投降清军，使明朝经营20年的锦宁防线全部崩溃，自此，山海关以北的辽西走廊一线门户洞开，大大加深了北京的危机。最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军便大举入关，夺取了全国政权。　　蒋介石也十分清楚：失去锦州，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就有被全歼的危险。他说:“目前与东北共匪决战，关系到东北国军50多万人的生命，这一切都由你们负责了，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与共匪决战！”　　当时林彪说:“守住塔山，胜利就抓住一半。”　　战后，有国民党人士则说:“党国之败，始于塔山。”　　林彪为了抢夺塔山这个据点，致电4纵：“你们必须利用东至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20余里的地面，作英勇顽强的工事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　　打了多少年仗的人也没打过像塔山那样苦、那样惨的仗。许多战士被震得耳鼻流血、打到腰折骨断、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还下不了阵地。　　13日，国民党精锐的独立第95师投入战斗，成为开战以来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打掉敌人锐气的一天。敌军原以为倾全力，有海、空支援可一举突破塔山，没想到伤亡惨重。当日，敌伤亡1245人；我伤亡1048人，几乎是一对一，战斗之激烈实为罕见！　　塔山阻击战，我军以伤亡3570人的代价，毙敌7000多人.　　像攻打锦州、塔山阻击战这样的攻坚战，异常难打，而且伤亡损失很大，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军事领导者是不愿这样打的。　　在攻打锦州之前的几个月里，同样是在东北，长春市，也进行着一场攻坚战。　　长春有10万国民党守军，而且是国民党优秀将领郑洞国所指挥，在日伪时期，长春就有大量坚固的工事，如果硬攻长春虽然能够攻克，但是得不偿失，恐怕要丧失数万最优秀的攻坚战的一线官兵，守军本身不需要很好的兵就能杀伤很优秀的进攻军。　　最后共军的决定是：围困长春。　　长春战役是共军的“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以10万共军围困10万国军。　　当时，东北局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以“久困长围”为攻打长春总方针，对长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其中几项重要的命令为: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长春被围困数月之后，陷入一片混乱，很多人饿死街头，无人收尸，甚至卖人肉。当时林彪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饥民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饥民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仅仅是围城，没有发生重大军事冲突，就如此惨重，而换作是城市攻坚战的话，那种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作为最高哲学思想的军事家，孙武，他提出“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人道主义思想。　　所以“善用兵者，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
　果不其然，由于“百团大战”的一战惊人，在日军、国军方面都产生了极大震动，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　　自此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日军集中力量对付共军，对陕北的共军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日军认为共军的敌后根据地是“皇军之大敌”，“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尤其是1942年日军发动的“五一大扫荡”，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几百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5个军分区司令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常德善，政委王音远双双战死，八分区秘书主任于时雨烈士不幸在饶阳英勇牺牲，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奎被俘投敌。剩余的2万主力被迫转移到晋西北，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全部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　　在1945年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上，彭德怀也检讨了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认为当初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敌人1941年、1942年严重搞我们，但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不管怎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据统计，1941年-1942年日本把75%的侵华日军用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0余次，投入兵力共达83万。 　　而国民党方面也对共军迅猛增长的实力愈发警惕。　　早在1938年时，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期，延安方面请求蒋介石增设一个师的编制，就遭到蒋介石的直接拒绝，对共军发展军备有意遏制。及至“百团大战”后，国民党方面许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西北怎么会有100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其数量就更加惊人了！”老蒋紧急部署“防共、反共”计划，从此，“边抗战边反共”成了国民党中多数军官的共识和一贯作为。可以说，“百团大战”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国共摩擦的升级，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隐患。　　在1945年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上，当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就提出批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　　事实上，共产党真正完善了“形”，是在林彪夺取东北之后。此时的共产党，拥有了东北富庶的资源、丰富的重武器和源源不断的兵源，又紧靠苏联的支持，此时日本已经战败，是共产党最有利的时刻。
第五章：《势》篇（1）　　★势的性质：滚滚洪流抵挡不住　　“任势者，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也。”　　——《孙子兵法.势篇》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孙子兵法.势篇》　　战术就是在决定点上使用兵力的艺术，其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在决定的时机、决定的地点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拿破仑时期上将.约米尼　　势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简单点说，就是趋势、大势，犹如长江之水的滚滚洪流，势不可挡，一任汪洋。　　如果一场战争是大势所趋，那么胜利就显而易见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古老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　　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展现，中国人意识到不改革就要淘汰，于是一股“洋务运动”的思潮是大势所趋；　　随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三十年，影响了一代人，人们从器物变革迈向政治体制变革的思潮涌起，成了大势所趋；　　政体改革的呼声犹如滚滚洪流，没有人能阻挡，皇帝不能再是家天下了，一国之领袖也不能世袭了，当晚清政府还试图维护皇权统治时，就注定被这股变革的大势所淹没，辛亥革命爆发了；　　皇帝被推翻了，贵族阶层消失了，底层百姓希望能过好日子、分田地，这股趋势被共产党所掌握，发起了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　　国民党当政时，官僚腐败，军队松弛，派系林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共产党却在自己的根据地上进行了土地革命，打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垄断，把“蛋糕”分给了更多人，从而团结了中下层力量，这股力量的壮大成为当时中国的大势所趋，最后如滚滚洪流般扫荡一切腐朽。　　……　　势，是需要积累的，所谓“量变产生质变”，一种大趋势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表现出来，发生全新的变化。　　势，是需要等待的，因为一切因素都在积累，所以需要时间，如果时间不够，就不可能完成变化。　　势，也是可以创造的，“造势”便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对客观外界事物加以改造，从而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势”的良性积累、快速积累。　　势，是与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先把形塑造好了，先天条件充足，才能扩张势。　　红军时期，共产党主要在南方发展，尤其在江西一带。但此时的“形”并不是很好，连带着“势”也很难发展起来，三个原因不利于红军：　　一是南方军阀众多，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都有盘根错节的军阀势力，将红军的势力范围紧紧压缩在赣南小片区域，红军缺乏扩张前景，而不像后来在陕北，地理位置较偏，可向北面、西面扩张，中国西北部的军阀力量较为薄弱，共军有机可趁；　　二是江西东面即是江浙富饶之地，是中国工商业力量汇集之地，也是共军的对手——蒋介石的核心力量区域，该区域周边容不得异己力量所在。因此自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就把江西的南昌作为“行营”，时人称之为“第二首都”，专门进行“剿匪”一事。而南昌上连长江、武汉重镇，下接浙江、上海等金融重地，无论是物质周转还是路途成本，都较为便利。红军在赣南地区搞革命根据地，面对北面的国民党大军，没有后退的余地，更与共产国际苏联远隔万水千山，无法得到援助，而不像后来到了陕北、东北，离苏联很近，有了老大哥撑腰，“形”完全不同了。　　三是时机不巧。红军在赣南打土豪分田地时，正值“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的江浙力量击败了北方力量，声威大震，兵强马壮，清除了异己，因此可以全神贯注把注意力集中于赣南红军，发大军攻之。而红军到达陕北后，不过一年时间，日本已经开始全面侵华，大敌当前，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蒋介石中央政府不得不调整兵力，应付侵略，摒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先把共产党置于次要矛盾，全力对付日本人。由此共产党得到了喘息，“形”完善后，便开始积累“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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