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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导演：未录入
出产地区：日本上映时间：2002
对白语言：日语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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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内容:别名：赤い密室 禁断の王様ゲーム 在前面保留了国王的人，谁的绝对法令“。深深的吻3号是1号”只提交，我们的仆人。在那里，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国王游戏....男性和女性的4人齐聚一堂，引导高额奖金将支付给本场比赛的胜者。阴森恐怖的红色灯光照亮的闭门造车，国王游戏最终远远超出了想象，他们已经开始了。连续战役中的绝望Sarakedashi！自然的赢家和失败者的选择！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可能存在于你自己是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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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的《新京报》有书评提到：“远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近如作家韩少功的《革命后记》等，都在以个人化的方式重构中国革命。”
&&《革命后记》全文刊于《钟山》杂志2014年第2期，曾于2013年12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成书。8月13日，北京华研有限公司、香港桑尼研究公司的《参阅文稿》以《“文革学”的三大泡沫》为题作了该书的节选。
&&&上海《文学报》和广东《南方都市报》等纸媒日前均对韩少功的《革命后记》发有评论。
&&&本博客日曾介绍过韩少功的《日夜书》，题为《知青新书：既不青春无悔，也非不堪回首》。
　　革命后记 (豆瓣)
　　作者: 韩少功
　　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2
　　页数: 298
　　定价: HKD88.00
　　装帧: 精装
　　ISBN: 9
　　内容简介 ······
　　“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本书作者韩少功，作为在场者之一，他说：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们觉得红卫兵步行串联特有趣，那不就是“驴友”探险吗？他们觉得知青下乡也特来劲儿，那不就是真人秀的“魔鬼训练”吗？他们甚至觉得子弹横飞的武斗够爽，够刺激，嘿，那时候“军迷”玩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们曾认定革命样板戏就是文化领域人民主权的神圣标志，红卫兵挎上驳壳枪就是最彻底的解放，工人赶走厂长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当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国官员的振振有词：“你以为现在还是文革？你们还想踢开党委闹革命？”问题是，这些人的“文革”印象错在哪里...(展开全部)“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
　　本书作者韩少功，作为在场者之一，他说：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们觉得红卫兵步行串联特有趣，那不就是“驴友”探险吗？他们觉得知青下乡也特来劲儿，那不就是真人秀的“魔鬼训练”吗？他们甚至觉得子弹横飞的武斗够爽，够刺激，嘿，那时候“军迷”玩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们曾认定革命样板戏就是文化领域人民主权的神圣标志，红卫兵挎上驳壳枪就是最彻底的解放，工人赶走厂长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当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国官员的振振有词：“你以为现在还是文革？你们还想踢开党委闹革命？”
　　问题是，这些人的“文革”印象错在哪里？凭什么本书作者就认为自己的“文革”记忆比他们的更可靠？凭什么他能相信自己的记忆不是另一种瞎子摸象，在这里的饶舌不是以白诋青、以宫笑角，五十步看百步？
　　作者简介 ······
　　韩少功，生于湖南长沙，初中毕业后到汨罗县下乡插队，1985年大学毕业，曾任《海南纪实》主编、《天涯》社长，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现在一半时间生活在汨罗农村，一半时间生活在城市。八十年代首倡寻根文学。作品被翻译为各种外国文字并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小说《诱惑》《空城》《谋杀》《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散文《圣战与游戏》《山南水北》，译着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目录 ······
　　1 前　言
　　4 冷藏的话题
　　10 宫廷化
　　19 道德化
　　25 诉苦化
　　32 另一种问题社会
　　· · · · · · (更多)
　　1 前　言
　　4 冷藏的话题
　　10 宫廷化
　　19 道德化
　　25 诉苦化
　　32 另一种问题社会
　　41 道路选择的大概率资源文化制度传统
　　63 乌托邦的有效期
　　73 地位竞升的两种通道
　　81 全民圣徒化(上)
　　87 全民圣徒化(下)
　　94 全民警察化(上)
　　101 全民警察化(下)
　　112 圣徒化&警察化
　　126 多面人与多面上帝
　　前造后保或前保后造
　　内造外保或内保外造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136 利益理性与博弈规则
　　官方主导时的“后位淘汰”
　　民众主导时的“前位淘汰”
　　知识分子面临的双向淘汰
　　155 结构性危机(上)
　　168 结构性危机(下)
　　179 再等级化之潮
　　196 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问题一：民主能否带来公平？
　　问题二：革命能否带来公平？
　　问题三：平等是否还重要？
　　233 小绿棒
　　附录一
　　237 关住权力的笼子
　　换脸还是换血
　　道德也是个笼子
　　附录二
　　269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革命后记》节选
　　“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难度。因供职《天涯》杂志的关系，我曾结识不少活跃的学者和作家，发现“文革”几成他们的心结，是他们不愿谈、谈不清、一谈就七零八落的话题。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私下里感叹：她与外国同行说中国，什么事都好说，只有两块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统一，却也是裂痕暗布，比如应否承认“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一问题上的点头派(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一直遭到摇头派(徐友渔、徐贲等)的鸣鼓而攻。
　　漫长的历史长卷里，空缺和悬案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时过境迁后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他话题淹没了，甚至是当事人一代统统死光后就无需再说——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靠时间来取消问题，靠人口减员给大脑减负。
　　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积极的遗忘”一说应有之义？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广袤大地之下，无法知道历史长卷是否更像一张破网。项羽是否真烧了一个阿房宫，欧洲“圣殿骑士团”是否真留下了宝藏，伊利亚特战争是否起因于争夺一位美女……这些事也够大的，牵涉到苦难和血泪。但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大概不会有人大举较真，投入巨资和团队，一定要挖个水落石出。
　　还有很多问题，虽未被时间取消，却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落到现实的语境时便受制于言说者们的生存处境、利益背景、阅历准备、知识成见、时代风尚、媒体影响乃至个人情绪，被各种现实因素所选择，所牵引，所挤压，一步步变形，最终被搅成一团乱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分裂。“文革”好像就是这样。我的一位老邻居，白天想起当年禁麻将就骂“文革”；晚上想起当年同厂长工资差不多又赞“文革”。同是这一位爷，在歌厅里不熟周杰伦、刘德华只好大唱红歌，进茶馆同某个哥们儿抬杠，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骂自己刚唱的“烂歌”——你没法同他较真。不难看出，一位退休师傅身上也伏有多部“当代史”和多个“小姑娘”，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换句话说，先哲们假定的那种认识风范，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绪玷污的学习态度：每个人都温良，都审慎，都稳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正得像一个萌态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块无欲无念的芯片，于是说话必有据，说话必从理，说话必见贤思齐，于是事情越辩越明，大家最终不难在辉煌的真理圣殿欢聚一堂……这种理想一再出现于传说，一再成为知识供应者的承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七折八扣——特别是在一个话题被利益和情绪劫持太久以后。
　　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划定“文革”讨论禁区，也许出于止乱避险的权宜。面对数亿人的派别裂痕，事由各异的普遍伤痛，如果不想在伤口撒盐，不想给余火浇油，不想把某些群体或所有群体再伤一次，那么暂时冷藏“文革”话题，粗线条划定舆论口径，动员民众“一切向前看”，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谁都有两难的时候。谁都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经验。为避免社会分裂和谋求政治减压，美国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搁置过“抽屉问题”，待条件成熟后再摆上桌面。欧洲人在种族、排犹主义等敏感话题上也一直绷紧神经，封杀异议，绝无自由。在那里，谁愿意丢饭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杀数据一样，去挑剔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故事？谁愿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国人为汪精卫翻案一样，去为德国纳粹和法国贝当政府抱屈？
　　从长远看，暂时冷藏问题，把争议扫到地毯下去，也会留下隐患。“文革”是整整一两代人的人生经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训，并未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更未积累成公众的思想财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文革”的空白化、标签化、混乱化，相当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残障，也必然对整个国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扰乱人们前行的视线。“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出现在西方。”这一说法怎么说也不能让中国人很有面子。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学”课程，前去选修的学生达千人之众，人气飙升，热浪迭起，以至这门课后来一直很叫座。较之与国内媒体对“文革”的闪灼其词，较之于“文革”数据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量锁入秘库，有关“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国家里有关著作车载斗量，有关专家明星辈出，迅速形成了一种知识强势。在很多人看来，这也陷国人于道德窘境，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去不远。《上海生死劫》《鸿》《革命之子》等纪实作品，出自“文革”后最初进入西方的一些国人，当然多是磨难较多的知识精英——纷纷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不少大学指定为必读书目，无疑是这个强势的起点。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学同学，与我一道步行纽约时，常被陌生的美国读者招呼，攀谈，诚邀合影。用他的话来说，鲁迅在美国的名气，不及他万分之一。
　　据我后来在美国所知，这种说法并不是他吹牛。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革学”相当于中国原料加西方技术，相当于国人的某种记忆外包和知识信托，把脑袋搁在人家的肩上。一个巨大的知识产业，经“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各种渠道，历三十多年发育成长，在中、西之间一再获得循环增值和双向扩张，最终以散件进口境内整装的方式，悄悄渗入国内的讲坛、沙龙、网络、出版业以及街头私议。很多国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见市场，被这一产业完全接管。常见的情况是，有些西方人士认定“他们中国人自己都这样说，那还有假？”而那些中国人恰恰是在隔洋学舌：“旁观者清么，他们西方人都这样看，那还有错？”——这些真相寻求者一再狂追自己的背影，把自己的背影当成了神秘的蒙面证人。
　　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内知识界的一笔巨额欠账。
　　一个制造品的出口大国，却长期依赖知识与思想的进口，终究不太正常。作为富有红色经验的大国，又是学术、文学、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国，俄国和中国远比众多欧亚小国更有思考责任，如不偿还这一笔欠账，实是天理不容。
　　宫廷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前面提到的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着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Fairbank)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细心梳理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最终确认“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他在书中另一处总结，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定调大体接近，正如“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结论与西方主流说法大体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也认为在“文革”发生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些年来，国内少数几本获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均持类似观点。这些书中提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惩罚”，当然也是意指毛泽东。
　　这样看来：
　　一是个人问题。
　　二是认识问题。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一、如果毛泽东的位置上换了别人(不妨设想疾病、车祸、政变等事故导致换人)，“文革”就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没有毛泽东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错误，如果他脑子好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一点，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能读懂德文原着，或智商再提高二十或三十，事情就不会那样。如果他脑子里多一点自由主义(右翼所愿)，多一点孔孟儒学(新儒家所愿)，甚至多一点解构主义、犹太教、绿色思潮、计算机原理、重金属摇滚乐……事情大概也都不会那样。在不少人眼里，那种情况下的中国或可跳过十年或三十年，从1949年直接切换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欧美，脱下草鞋，开上法拉利；丢下窝头，换上人头马；私塾弟子们立即读上了《华尔街日报》。
　　这种历史偶然论是否太过虚玄？是不是一种变体的个人崇拜？一具肉身若神通广大到能让偌大中国下地狱或上天堂，随心所欲给历史添上几十年或删去几十年，不被崇拜一下又怎么说得过去？
　　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咳嗽一声举国静默，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有时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国际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的眼熟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
　　“那些人”当然是指一大批，遍布各地、各业、各级的大小推手，包括各个推手下面同样“管不住”的若干人。撇开其中的恶棍，就连很多不幸的蒙难者，真诚的革命者，运动的诸多攻击对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其实也不时闪灼毛泽东的影子，有点“小号毛泽东”或“疑似毛泽东”的味道，分享了某种共同气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曾极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无力的思想特点。陈云在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时强调：“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邓小平对外宾坦言：“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这是一种谦逊之词？还是一种宽容之态？如果看一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少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便可知他们后来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刘少奇主持的1947年解放区土改、1964年前后的农村社教……后人还不难发现，当某些极左倾向冒头，倒是毛泽东表现出质疑、审慎、诘难、劝阻、反对，甚至彻夜难眠。这样的事例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很多时候他对同事们“打击面过宽”的严词纠正，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打击面过宽”是一种含蓄的公文语言，对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恐吓、羞辱、拘禁、抄家、失业、离婚、私刑、死亡——1947年后有些地方极左的“流血土改”便是例证之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也是。据马若德周详考证，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反右“强硬派”，毛泽东倒是一直“温和”。但他对鸣放的鼓励，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固守，还有“恳求宽大”和“阻挡对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迁就强硬派的愤怒，与各方磨合与“妥协”。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他必须认账，必须加以圆说。马若德这一描述还有待更多解密档案加以检验，但哪怕只有部分真实，也足以让很多人惊讶。显然，这一些运动已是“文革”的相似形，“文革”的初级版。“文革”并非1966年突然砸在天安门的一个天上怪物，更像是从历史深处慢慢长出来的政治肿瘤，不过是毛泽东所怀疑和反对的错误，与他所赞成和推动的错误，相克相生，纠缠错杂，交叉感染，反复震荡，最终滑向了天下大乱。这一段乱纷纷的往事怎能不让王光美这样的过来人千回百结！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很久以来，我们多是从众多史学著作和传记影片中熟悉这些人物的。我们看他们如何口授机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说，计上心头，妙语博笑，指挥千军万马，接受万众欢呼，让秘书、警卫员、参谋长、同盟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很容易相信他们无所不能，一个指头就能拨动历史。他们的一台电话机和一枝铅笔几乎就是历史的全部秘密。出于趣味的考虑，出于体例的传统，或出于政治外行的想象，一些文艺范儿的制作者，很少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妥协的加减乘除，看到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却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为何竟做成了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罗隐诗句)”这种深刻的感悟不大进入这些作品，成为具体描写和生动形象。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部领袖史。
　　这种文本诚然记录了部分真实，如同大脑指挥四肢的真实，却不明白躯体也反过来制约和决定大脑——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长出一个猴子脑袋的。退一步说，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个脑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变成鸟翼，变成鱼翅或鸡爪。相反，只要大象的庞大身躯和五脏六腑依旧，大象所依存的气候、地理、物产、天敌等生存环境因素依旧，一个哪怕成功移植的猴子脑袋，还是很可能长出长鼻子和大耳朵。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推想：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随意装来装去的脑袋。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也流产或夭折英雄。他们的大有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历史大势与合力的产物，不再是某种平衡点和聚合点。历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科学家(如爱迪生)、艺术家(如提香和塞尚)、体育明星(如博尔特和姚明)都不过是身后同类群体、同类次群
　　体、同类次次群体中的最终出线者，合适的形象总代理。
　　领袖史(俗称为帝王将相史)夸大个人作用，充满太多花哨的宫廷故事和偶然情节，却容易让人们舍大求小，放过对制度与文化的检讨。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自得的批判？
　　道德化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与马若德和费正清的看法不同，生于比利时的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革”除了名称，与“革命”和“文化”统统无关，纯粹是欺世盗名，不过是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为了夺回权力，不惜发动运动，于是把中国推入万丈深渊。
　　这位译过《论语》的汉学家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听多了一些宫廷故事，满脑子都是大人物晃来晃去，都是他们威风凛凛的排场，一旦发现他们的说词大而不当，高调不实，离奇古怪，有东没西，几无学理逻辑和务实关切，人们的“权利斗争”印象便肯定更为深刻。
　　在一个大争之世，一口咬定所有人都在干坏事，对于干过坏事或想干点坏事的人来说，当然也是方便的自我心理宽慰。
　　政治人物并非圣人，因利益、面子、意气、人脉关系等发生相互磨擦，继而发生挤压或对撞，都实为寻常，与市井纠纷和家长里短没有太大不同。政治高压下的个人安危，滋生各种抱团和依附的生存策略，滋生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也确实构成了“文革”面貌的一部分——在运动后期尤其如此。不过，说毛泽东曾“大权旁落”，活在中国的人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特别是在“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更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把一部十年或三十年的大国史仅仅归因为权争，归因为个人的心理阴暗和欲望变态，归因为领袖的道德败坏，不仅过于通俗化，接近茶馆龙门阵的口吻，而且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代的宣传。在那种宣传里，在有关小说、电影、展览馆里，坏事都是坏人做的，坏人都必做坏事。蒋介石生有梅毒，宋美龄奢侈得天天用牛奶洗澡，刘少奇早就叛变投敌，布哈林是个阴险的谋杀犯，美国兵只会泡妞喝酒并且撅起屁股战场逃命，地主都獐头鼠目或青面獠牙，国民党女性差不多都是妖艳风骚的烂货……这种把对手妖魔化的习惯，哪怕经过后来数十年的文化淘洗，直到今天仍余迹尚存，足见顽疾难治。
　　一些左翼人士怀念红色文化，但他们不明白，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一报还一报，徒弟打师傅，红色文化中多见的妖魔化这一飞去来器难免伤己。想必是打小就熟悉政治宣传，出身于红色官员家庭的张戎继一本《鸿》在西方引起轰动，再度与其英国丈夫哈利代(Jon
Halliday)连手，推出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把颠倒版的妖魔化又一次顺溜溜地回报给故国。在这本书里，毛泽东一伙被写得一生坏透了顶，集杀人狂、二流子、阴谋家、贪污犯、神经病之大成，似乎新中国不过是这一类魔头的偶然得手，靠一路造假最终登上了不那么“假”的天安门，靠一路使坏最终把中国折腾成“坏”到了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后来在《纽约书评》的长篇书评中，也认为该书最大的败笔是材料可疑。热烈吹捧该书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也不得不留下一笔：他担心有些材料可能出自伪造。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擅长此道的京夫子，着有《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录》《北京宰相》等畅销书，原笔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和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里明白”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外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真空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吕正操老人曾对我说：“我当铁道部长那时，脱离身边人员的视线二十分种，也得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国家首脑怎么可能独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门，撑一把雨伞，戴一个口罩，坐上公共汽车，跑到居民区去会情人？”
　　从一个土夫子变成京夫子不难，当上历史神探却非易事。我在乡下遇到的一位喜欢抬杠的人，对毛岸英“镀金”一说也大不理解。说到毛泽东当年送儿赴朝参战，这位农民说：“他还要镀金？他还用得着镀金？不是说他老爹当朝圣上么？一个东宫太子，就算睡上几十年，耍上几十年，谁敢不让他接大位？为何偏要送他去打仗？”
　　老汉所知不多，比方不知去北京该翻几座山，更不知当时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尽在美军一方……但这类土夫子的日常逻辑正支撑另一些想象。
　　我不是什么知情者，也不愿意参与这些想像。我只是看不出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的无聊打杀有何乐趣，看不出圈占公帑或猎取版税的商业策略有何不同。我只是怀疑那种纠缠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的喋喋不休，怀疑那种长舌妇和民间神探，对于历史反思有多大意义。
　　当然，道德这事很重要。道德是历史过程中时隐时现的强大引力，但具体到个人评价，道德与政治似乎并不能重合为一把尺子，倒像是纵横两个坐标。换句话说，道德尺子能量出这一派的A型和B型不一样，那一派的B型和C型大不同，但如果要把善恶分别挂钩某种政治站位，实行对口管理，特别是在公众利益出路不大明朗时，则可能有点冒险。硬要划出这种连结线，则一定自添其乱。马丁．路德．金算不上操守严谨。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和嫖妓。作为一位博士，他抄袭和剽窃。这些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他领导的民权运动仍无可否认。军阀吴佩孚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连他的敌手如董必武等也承认他治军有方，律身有则，统兵数十万却一生“没有私蓄，不置田产，有清廉名”。但这位大善人对抗北伐和反对共和，仍是负面政客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黯淡。
　　造神者与擒妖者如何对付这一份人的复杂？目光再放远一点，伏尔泰、鲁索、华盛顿等同样在个人品行方面留下了巨大争议，留下一大堆关于情妇和私生子的闲话，他们在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卓越建树却很少被后人怀疑。有关研究者似不会拿几个道德标签贴来贴去，把历史变成一种善恶排行榜，一种好人好事大评比，一种道德偶像的十进五或五进一。
　　说到这个份上，即使一个毛泽东所受到的品行指责全部算数，全部入账，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就算大功告成？
　　诉苦化　　我离开乡村时，“文革”十年还未结束，乡下已开始试行推广袁隆平主持培育的杂交水稻，各村都派人去炎热的海南岛制种。“公本”和“母本”一类成为农民们的新词汇。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没有农民俗称的这种“霸王稻”，没有杂交水稻所代表的一系列良种推广，没有由此而来的粮食产量倍增，不仅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产品剩余和农业人口转移都无从谈起。哪怕中国再开几次“三中全会”，后来全国取消粮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亿万农民工，西方制造业向中国大举转移……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困难重重的。
　　心存这一印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特别对我的胃口。这位法国学者最关注历史结构的底部，与很多同行不一样，总是把放大镜对准民众史、基层史、生活史，比如从人口、疾病、地理、物种、饮食、住宅、技术讲起，从基因和细胞的层面解读资本主义的生命。他终于使史学不再是头重脚轻的无根之木。
　　与他相比，另一些同样是目光下移的史学作品，如美国人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多一些记者风范，深度也许不及布罗代尔，却也有足够的叙事广度。这本书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形态、时尚风貌、人物趣事、报刊习语、事件细节等，是一种多机位和宽覆盖的镜头监控，给历史全景扫描。如果请这位先生看“文革”，他也许会骑一辆自行车满世界遛达，留意“忠字舞”的娱乐功能，留意“大串联”的旅游意味，留意造反派的裤裆和粗痞话——不少暴力大概都涉嫌荷尔蒙压抑后的变态释放。较之于某些领袖史，这些细节或能使历史面貌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运动中的人更像人，不是疯子，不是符号。
　　“文革”讨论禁区后来有所松动。虽主流媒体大体沉默，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方面留有一点余地，“擦边球”和“游击战”也不少。被视为“妖魔化”中国最力的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记者，挟美国图书大奖之誉，也有涉华代表作在中国出版。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行政防堵力不从心。不仅《文革受难者》(王友琴着)、《牛鬼蛇神录》(杨小凯着)等境外出版物在网上畅流，一些民间电子期刊如《昨天》(何蜀主编)、《记忆》(启之主编)等也十分活跃，迄今为止已分别出版了数十期。这一类文本重在亲历性经验，多角度、高密度、大规模、持之以恒地还原“文革”景象，顽强唤回国人的记忆与追问。
　　如要挑剔不足，就是其中一部分叙事详而解析少，流于平面堆砌，仍习惯于亮伤口和晒血泪，原料供货方的模样，处于“文革学”的产业低端。其中一些或可称之为“诉苦化”，有数量的增加，少见质量的提升。
　　诉苦是受苦人的正当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按中国官方最初的统计，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材料，“文革”中共有729,511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如此普遍和深重的冤情就不该诉一诉？万千冤魂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下一笔闪过？
　　与中国官方数据不一，马若德和费正清估计“文革”十年中受害致死人数应在四十万到五十万之间。这里搁置其数据来源，暂且取其上限，摊到每一年即五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从万分之零点零四升至零点五九，上升了十几倍。
　　五十万——无人能在这个数字前无动于衷。如果这一估计准确，这样的白骨累累尸横遍野，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内战，显然更值得人们勒石铸鼎以昭后世。然而，摆上思想与学术层面，巨大悲情对于“知其然”也许够了，对于“知其所以然”仍然不够。重要的理由是：并非只是“文革”才出现非正常死亡，若止步于此，“文革”的反思价值反而会被削弱。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下：
　　美国因枪支管控不力，每年致亡人数逾三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万分之一，已接近两个“文革”。
　　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的希腊自杀率急升，仅2011年就近千人，其中多是失业者和破产者，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零点九，也远超“文革”。
　　载于《柳叶刀》杂志的一份《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称：光是空气污染一项，2010年就造成全球三百二十万人死亡，，其中一百二十万中国人过早死亡，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九，竟是“文革”的数十倍。
　　回到政治领域：与中国“文革”在时间上相当接近，1965年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得到了美、英、澳等西方政府的支持，至1966年已杀死超过一百万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另有统计数为两百万，甚至四百万)，其中光是美国大使提供的捕杀名单就多达数千人。比照印度尼西亚当时一亿左右的人口总数，该国的迫害致死率约万分之五十，又是近九十个“文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一直被西方主流媒体消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更不会在哈佛设立学科，直到多年后才偶然浮出水面。
　　还有吸毒，犯罪，饥荒，矿难，有毒食品，交通事故……同样是一篇篇血泪故事，导致千万鲜活的生命过早熄灭，意味着太多窗口里的捶胸顿足和深夜长泣。如果“文革”需要诉苦，需要指控，需要对体制与文化的批判，那么这些更惊人的死亡数据该如何处理？是不是也要推出几个或数十个学科？
　　毫无疑问，凡悲剧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这些悲剧更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始于泪水却不能止于泪水。那些有权控诉的人或可注意，他们毕竟是相对少数，与相对多数之间存在经验的温差——这是取得共识的通常难点之一。比如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领取令人羡慕的月薪，甚至轻松和惬意于党政机构的一时瘫痪。其中的年轻人若稍有才艺，便可能出入苏式的工人文化宫，在舞台或球场那里留下浪漫的青春回忆——我就见识过不少这样的红色小资和劳动贵族，衣着讲究(如热衷于回力牌球鞋)，趣味不俗(唱一唱美声或夹一个画夹子)，吹着小口哨，简直把“文革”混成了带薪长假。农民呢，比起工人来说要穷得多，累得多，但只要没遇上灾年，比起当年躲日本鬼子或办公社食堂，他们大多觉得“文革”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对教育普及和合作医疗还心存感激。马若德和费正清称“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比工业所受影响要小”，就是指这一段。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工人和农民也会觉得“文革”有太多事可笑和可恨，但他们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受害者谈起“文革”，若发现对方眼中闪过某种迁就、茫然、疲惫、麻木甚至不无可疑的怀旧，难道有什么奇怪？一旦在市场社会滑入困境，这些家伙就举起毛泽东画像走上街头，生生地不按“正确套路”出牌，难道不也是情有可原？
　　“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知识分子、旧时的地主和资本家、官员(所谓“走资派”)、中途翻船的造反派(如五一六分子)……其成分五花八门，麻将桌上的十三不搭。他们的悲情并不一样，版本之间出入很大，合唱却并不同调，构成了一种心思各异的齐心合力。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刻骨痛感无法通过针头注射给一位老钳工，无法通过芯片移植给一位菜农户，从而使天下人都心往一处想。他们的故事通常能广获外人同情，一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丧子之痛最初无人不怜，催动了大家的泪水。不过，依据现代人的平等原则，尊重回报尊重，他们不能奢望一键之下，自己的记忆就可全面覆盖他人的记忆。依据现代人的民主原则，他们尽管构成了一个惊人的人口大数，哪怕如胡耀邦1980年会见南斯拉夫记者时估计的一亿左右，但在更为惊人的人口大数前，在此外的六亿或七亿人那里，他们仍不构成全部。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
　　祥林嫂的启示在于：如果拿不出一种说服力强和需求面广的共识性批判，一味诉苦就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
历史不是由亲历者写成的
——读韩少功《革命后记》随想
文学报日星期四第19版
　　在我看来，《革命后记》　这个论题本身就是错的———“革命”还没到可以“后记”的时候。当它还是“现在分词”的时候，为它做“后记”太早了。
　　从理论上说，“当代史”根本就不是“史”，鼓捣得好得不能再好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非官修的“实录”。历史需要沉淀，也需要距离。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得很久很久以后才能修成，那也没关系嘛，无非是晚一点。
　　我认识韩少功。凡做驳难文字，如果驳难的对象我不认识，那文字通常会比较晓畅些。常说“无知者无畏”，具体到我这儿，起码是“不知者不畏”。认识的就不行了。盖驳难实为一种高智力游戏，“有理走遍天下”的乌托邦常识，在这儿完全不适用。常见有一类智力低着一档的勇士发起挑战，明明占着一定的理，可那一招一式仍然透着笨拙，而笨拙的背后便天然地露出了浅薄。明白了这一点，当我自忖是以智力低一档的角色出现时，难免未战先怯，那文字也就格外地绕。去年评论王蒙的《这边风景》时，就是这种心态，用格外绕的文字，掩盖欲说还休的吞吞吐吐。这回要来说说韩少功了，情知又是一篇格外绕的文字，索性就从绕入手。绕什么呢？就从做研究的简单和复杂说起。
　　但是在开始绕之前，我愿意先晓畅一下，给您一个痛快：在我看来，《革命后记》　这个论题本身就是错的———“革命”还没到可以“后记”的时候。当它还是“现在分词”的时候，为它做“后记”太早了。君不见仍在践行着的种种没有合法性的规定，例如为文学划定的某些写作边界，如果一定要讲出一个合法性的理由，可能也只能是：这是防止反革命复辟的需要。
　　做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另一种是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当然，如果逻辑地推导一下，还可以导出第2.5种方法，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弄得更复杂。
　　我还可以想象出第2.75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似乎更适用于“文革研究”。说“文革”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譬如某人动了一下小指头，猛一听让人很难认同，而为了使这种说法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就需要有一系列的论据、论证。这就成了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反过来，如果先承认“文革”很复杂，再去把它弄简单，就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当然，这儿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时机还不到，所以这种方法只是理论上存在。简单，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抓住了本质。在这个步骤切切实实地完成了以后，再在此基础上去进行细化的研究，弄得再复杂也不会荒腔走板了。相反，若是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就去做复杂化的研究，那就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借用一个“文革”中最常见的表述方式———大方向全然错了！
　　恩格斯说，生活中什么事都发生过，为任何观点找几个例子都不难。
　　所以数学家、物理学家都推崇简单。他们最高级别的赞叹就是：“这个公式真漂亮！”而他们所说的“漂亮”，其实就是简单。一个简单的公式涵盖了那么丰富而又重要的内容，必定是抓住了这些内容的本质，所以漂亮！
　　对“文革”的认识，就需要一两个这种漂亮的公式。
　　哥德巴赫猜想与“文革”
　　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742年6月的某一天，瑞士数学家欧拉工作得累了，就以拆看朋友们的来信作为休息。他看到了一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朋友于6月7日写给他的信。这个德国人严格讲还算不上一位数学家，但常有一些奇思妙想，所以两个人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果然，他在这封信里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请欧拉给予证明，或者证否。欧拉想了一下，首先，他对这个猜想本身做了改进。现在人们所说的“哥德巴赫猜想”，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其实已经是这个改进后的欧拉“2.0”版了，原始的1.0“哥版”，篇幅上是欧版的两倍多，内容上却低了一档，即能够满足哥版的，不一定都能满足欧版。然后，他想出了对这个漂亮的猜想的证明，并且随手把这个证明记在了案头一本书的页边空白处。做完这件有趣的事，他又继续原来的工作，直到稍后的某一天，他意识到这个猜想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决定公开发表，可是他无论怎么回想都想不起当时是如何证明的，也找不到记有这个证明的那本书了。想再重新证明，却一再失败，结果只能把那个猜想予以公布，把证明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数学家们很快认识到了证明这个猜想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但是在剩下的半个18世纪和整个19世纪，都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直到20世纪又过了五分之一，1920年，终于出现了突破，但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被简称为“证明了9+9”。完成这个证明的是挪威的布朗。这个结果虽然离最终证明还很遥远，但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它开辟了一个通向终点的“路径”，即将命题中的“两个质数”加以“拆解”，变成了“任何一个足够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a个的数与另一个素因子不超过b
个的数之和”，记作“a+b”，到证明了1+1，就是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了证明。这显然是一条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的路径，但此路一开，成果即接踵而至。1924年证明了7+7，1932年证明了6+6，1937年更是先后证明了5+7、4+9、3+15和2+366。新进展不断出现，最多也只是间隔8年。中间在1948年还由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c，虽然那个c是个很大的自然数，却是最先让a值为1的证明。到临近最后的那一段，更呈现出某种冲刺般的速度，1962年先后证明了1+5和1+4，1965年证明了1+3，仅仅一年之后的1966年，即由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1+2。眼看着离1+1只剩一步之遥了，冲刺却戛然而止。到今天，48年过去了，已经超过了从1920年到1966年的成果迭出的46年，竟然毫无进展！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有一个猜想。当陈景润用“筛法”证明了1+2的论文发表之后，国际数学界曾经将其誉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莫非真的到顶了？或者说，由挪威的布朗开创的那条“路径”走到头了？这不能不让人想到那个美丽的传说，想到欧拉那个漂亮的证明。它曾经被随手记在了一本书的页边空白处，而陈景润的论文却印成了一本书。两者走的显然不是同一条路径。当然，传说只是传说，已经无法证明其实有，但是他仍然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个猜想：最后证明那个漂亮的猜想的，应该也是一个“漂亮的公式”。
　　“文革”就是一个中国的哥德巴赫猜想。
　　“文革研究”期待的就是一个欧拉那样的、可以写在页边空白处的“漂亮的公式”。
　　1+c和《革命后记》
　　1978年初，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月号上发表，轰动一时。今天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就文学而言，真正从精神的高度对“文革”思维进行拨乱反正的不是那些伤痕小说，而是这篇报告文学。它的价值所在，不在于表彰了一位科学家的“先进事迹”，而是通篇高扬着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中国读者久违了的精神，凸显了“文革”思维的反科学、反现代文明的本质。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伤痕》《班主任》《坟》等等的价值；正相反，它们都是一个过程当中的里程碑，包括风靡一时的“反四人帮不反‘文革’”的《于无声处》（宗福先），它们的时代局限恰恰承载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它们就好比那个9+9、7+7。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后记》也是其中的一个，而从细部看，它更像1+c。这个“更像”，即便是不准确的，至少也是有趣的。在“大丰收”的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了5+7、4+9、3+15和2+366，即使完全不懂数论，我们也能从它的表面数值清晰地看出其中的规律：证明的进展，不是以a+b之和，而是以a
值的减小来衡量的。而在水平相近的情况下，a值每减小1，就得让b值付出更高的代价，当a从3减到2，b竟然从15猛增到366。不知是不是因为觉得这种代价太高昂，下一个进展便是苏联的布赫夕太勃于1938年证明了5+5，两年后又证明了4+4，似乎重新回到了让a循序渐进的老路。可是在经过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停顿之后，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c，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数。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种不计代价先突破一点的“路子”实际上有点“欲速则不达”，对比2+366，为了把a
值减少1，其b值竟增加到只能用符号c
来表示的不确定的“很大的自然数”，代价太大了，而后来的进展，还是通过3+4、3+3、2+3，然后才有1+5、1+4、1+3，最后达到1+2的。但是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判断，并不能否定它最先使a值为1的功绩。
　　为什么说《革命后记》更像1+c呢？因为———至少在我所能了解到的范围内———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在中国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放在世界背景下所做的“文革研究”。这就是那个a值为1。我还认为，这一点在韩少功尤其难能可贵。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首倡者之一，他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是寻根思潮中具有开创性的作品。按当时的说法，其目的是要探寻“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我确实挖苦过这个说法的不准确，不过今天还是能够从可以意会之处来理解它的真实涵义，包括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去解释“文革”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　
　　总的讲，它的批判性是清晰的。至于它后来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对旧文化的把玩，应该说怪不到它的开创者们（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郑义等）头上，至少绝非他们的初衷。到了《革命后记》中的世界背景下的“文革研究”，“民族文化”的视角已经被“人类文明”的视角所取代，中国的“文革”不再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的“民族性”事件，“文革”中发生过的那些从最荒诞不经到最令人发指的情况，在世界各地域都曾经发生和还会发生，只不过在发达地域发生在过去，尤其是所谓的“中世纪”，而在欠发达地域则发生在最近，甚至在中国的“文革”之后。当然，韩少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事实的“亲历性”，这代价就显得格外大，即使不是原来可能有的2次方，至少也是2倍。没有也没必要去精确计算，大略说，在约计10万字的篇幅里，真正的研究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是对事实的陈述。这也许是必要的，至少是允许的，特别是那些祛蔽性的陈述，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当韩少功对那些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乃至臆想为之的“事实”嗤之以鼻时，读来常有会心一笑。韩少功的“亲历性”有两个层面，狭义的亲历指个人的亲历，广义的亲历则扩展为集体的、或者说所有“在场者”的亲历。当这两种亲历的事实，从不同的角度，以富于装饰性的修辞和句式洋洋洒洒地铺陈开来之后，却产生了某种让人觉得被淹没了的、无所适从的效果。文字的张力使这些事实的能指膨胀开来，成为某种只能用符号c来表示的不确定的“很大的自然数”，而它的所指却因而失去了精确性。举例来说，当你意识到某个历史事实显然与现实有可能产生关联时，你很难确定它到底是在“影射”现实，还是在为现实辩护，更搞不懂怎么可以用被批判的“文革思维”作为“武器”，反过来“批判”现实。做个猜想，或许就是这一敏感题材，它竟然还能在《钟山》发表的原因吧？
　　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成为“例”
　　于是我们回到了前面提到过的命题：生活中什么事都发生过，为任何观点找几个例子都不难。所以对于严谨的研究来说，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成为“例”。
　　但是很抱歉，我只能这样笼统地一说，却不能就《革命后记》中作为“例”的那些“事”去做具体的讨论。如果我指出人家的某一点在我看来是不对的，那就得讲讲我认为它不对的道理，其中的一部分还应该讲讲在我看来怎样才是对的。而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你懂的。
　　然而，真是一个都不说，好像又交代不过去。就只说一个，作为例子吧。说哪个呢？就说说那个切入点吧。把新政权成立之初的道路选择作为切入点，很有眼光；　再把用什么来激励人心作为道路选择的突破口，堪称精当。领袖曾经在由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充分体现了一种兢兢业业、谦恭审慎的心情。不过，当时存在的考题其实有两道，其一是能不能建成一个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都能过上富裕的、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其二是会不会像李自成那样丢掉已经到手的政权。他心中想的是哪个，或二者都有，他没说，咱们也不知道。避开此类宏大叙事，从较小处入手，很好。任何社会要正常运转，都得有激励机制（当然也得有惩戒机制），而作为这个激励机制的道路选择，说白了就是拿什么去赏赐臣民，是物质的？还是政治的？然后我们就读到了种种事实，表明当时决策者的选择不是物质刺激而是政治激励。这样选择，并不是因为不“唯物”，而是因为太穷，能让人们填饱肚子之外可供用于物质刺激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当然，放弃了物质刺激，也就放弃了市场经济，因为没有物质刺激的市场经济是无法想象的。我对这些事实没有任何异议。我尤其赞赏韩少功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剖析了当时所实行的那种政治激励的实际内容。政治激励也是需要资源的，而资源又总是稀缺的，于是就有了一种政治等级制度，使一定数量的人处于政治不安全的区域，从而使更多的人因为有了政治安全感便觉得已经不错了，把可以不受惩罚视为奖励。应该说，这是很精辟的剖析。问题是，当韩少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资源尽管稀缺仍然可以搞政治激励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动摇了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不选择物质刺激的原因。然后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虽然你提到的事实不假，其真实性勿庸置疑，但是还有一些其真实性同样勿庸置疑的事实你没有提到，比如当时“革命队伍”的待遇制度，很快就完成了从“供给制”到“包干制”再到“薪金制”的转变。这表明，当你过分依赖“事实”或“事例”来导出自己的结论时，你很容易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你不可能列出所有的事实事例，而且你会不由自主地避开那些对你的结论“不利”的事实事例，可是一旦别人把这些提出来并加以强调，是不是就会导出很不一样的、直到截然相反的结论？
　　人们甚至还能继续往下推衍。改革开放之初，要搞市场经济了，自然就得有物质刺激跟上。以相对值来看，当时可供用于搞物质刺激的资源比建政初期还要稀缺，但决策者仍决定给工人涨工资，只是实行了严格的指标控制。大致上，是总人数的40%。明显地僧多粥少，“下面”便有人发明了变通之法，让其中的一部分人只涨半级。当时较低工级的工资级差很小，比如三级工到四级工也就是七、八元，涨半级只有三、四元，而且即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五八二”、“五八三”轮不到，然而总的来说，有大约60%的人涨了一级或半级工资，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不是随着资源的告罄破灭的，恰恰是随着资源的日益充裕破灭的。
　　如果再进一步，人们是不是还能在那个切入点的“附近”，看到其他一些事实事例呢？最近看到一则对袁伟时教授的采访记录。这位以哲学家的身份关注历史的老先生，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国民党从20年代在广东执政起到把全国政权夺到手，就搞党化教育和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对学校干扰很大。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没有被摧毁；　那时没有什么人敢说要改造知识分子。”这不能不让人想起1950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新政权建立后的第一个“运动”，虽然手段相当温和，以团结教育为主，却是毫不含糊的以改造知识分子为目的的运动。如果你想怀怀旧，无妨温习一下当年的老电影《思想问题》，看看那些浑身都是毛病的旧知识分子，怎样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由于袁老先生的提醒，我想了一下，其实岂止国民党，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当政者里，还真是“没有什么人敢说要改造知识分子”啊。
　　很明显，你完全有可能再举出更多的事实和事例，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它们都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当然，你也可以抬杠，说任何事件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再可能恢复它的“真相”，而这一点差不多也已经是多数人的共识。
　　这不就是那个只能用符号c来表示的“很大的自然数”吗？
　　历史不是由亲历者写成的
　　“如果现场记忆一开始都难免误差，那么所谓历史，由一些非目击者们书写于现场的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之外，书写于现场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后，就那样可靠？由非在场者们一再引用、转述、推论、发挥的大部头，经过复制和再复制，加工和再加工，转换和再转换，就不会是一堆以讹传讹的流言蜚语？”在《革命后记》的开头，韩少功就表示了这样的担心。接着他又说：“作为在场者之一，越来越少的‘文革’亲历人之一，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们觉得红卫兵步行串联特有趣，那不就是‘驴友’探险吗？他们觉得知青下乡也特来劲儿，那不就是真人秀的　‘魔鬼训练’　吗？他们甚至觉得子弹横飞的武斗够爽，够刺激，嘿，那时候‘军迷’玩（了）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们曾认定革命样板戏就是文化领域人民主权的神圣标志，红卫兵挎上驳壳枪就是最彻底的解放，工人赶走厂长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当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国官员的振振有词：‘你以为现在还是文革？你们还想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这又的确是令人信服的真实，正如韩少功自己所慨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已成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噩梦一去不复还，谢天谢地。这些话语的背后，很可能掩盖着他的一个误解———他似乎认为历史应该由亲历者来写才能“更接近真实”。
　　虽然他对什么叫“更接近真实”也没有把握。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能在这方面更放开一些，应该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比如，既然“现场记忆一开始都难免误差”，那么所有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对既往事件的复述，只能是一种“再叙述”。因此，它与既往事件的“事实”吻合到什么程度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它能否给后人提供一个他们“应该知道的”关于那个事件的真相。这个“应该知道的”是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起变化的，所以历史才会被不断改写。改写自有改写的道理，但并不等于原来那个被改了的就没有道理。
　　这样一来，历史对事实事例的依赖就相对地有限了。这不仅使亲历者的“优势”变得失去了意义，同时也让所有的在场者可以放心地把“再叙述”的任务留给后人。不管有多少人怎样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地去遮蔽种种的事实，最终也改变不了历史。总会留下种种的蛛丝马迹草灰蛇线，使后人能把历史“再叙述”成它“应该”的样子。在元人根据宋实录所修成的《宋史》中，贾似道被毫不含糊地归入了《奸臣传》，相当于已经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在明人根据元实录修成的《元史》中，却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句话———公元1259年，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鄂州，而宋军防守鄂州的总指挥正是贾似道。从九月初到闰十一月，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蒙军的轮番强攻、智取，都被贾似道指挥的宋军一一击退，鄂州城屹立不动。正是这个后来被描述为“贪生怕死”的贾似道，在鄂州城防最危急的时刻，把他的指挥所由汉阳“移镇”到鄂州城内，并且在战斗最激烈时亲临战场第一线，而因为他的身份是文官，亲临战场时仍然穿着文官的官服，连副盔甲都没有披戴。忽必烈久攻不下，内部又出现了继位之争，只得退兵，回顾三个月以来的战事，竟当着众臣僚的面喟然长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南宋150多年，能在战场上赢得对手尊重的将领屈指可数，而“以文官领军事”者，贾似道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人竟成了大奸臣，而大忠臣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宋末三杰”）等，却都是些文不能治国安民、武不能克敌制胜的角色。那得是一种多么高效的逆淘汰机制啊！这样的朝廷不亡，是无天理———这正是今天的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历史。
　　可以放心地把“文革”历史的再叙述留给后人去完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事儿真用不着着急。“以史为鉴”的说法固然不错，但也要看怎么去理解。数学家们坚持不懈地要完成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并不是因为有人不信这个猜想，需要说服他们相信，证明给他们看。这个一点都不重要；谁爱信谁信，不信的只管不信。完成这个证明是为了科学的进步与完善。一段时间以来，有个很流行的说法，说反思“文革”是为了汲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言过其实了。至少我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文革”当中这样那样的局部性的弊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作为整体性的“文革”，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正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可能再发生内战一样，一个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充分普及的国家，也不可能有“文革”。怕再来一次“文革”的，尽可以放心；盼着再来一次“文革”的，也不必再痴心妄想。这是科学和现代文明赐给我们的幸运。《革命后记》中就有一条时隐时现的逻辑链，清晰地指向了这个结论。
　　中国自古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你这个朝代的事，你自己说了不算，得下一个朝代的人说了才算。我们的责任是赶紧把《清史》修好，正无需急着抢什么“第一时间”去鼓捣当代史。从理论上说，“当代史”根本就不是“史”，鼓捣得好得不能再好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非官修的“实录”。历史需要沉淀，也需要距离。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得很久很久以后才能修成，那也没关系嘛，无非是晚一点。某日读史，讲一位大臣跟皇上当面讨论该皇上的身后事，大臣张嘴就说：“陛下千秋万代之后”如何如何。咱们的老祖宗真是有长远眼光呀！正如“永远”看上去很远，仍然可以问一个“永远有多远”；“千秋万代”看上去几乎没有尽头，终归还有一个“之后”在那儿等着。
　　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关于发生在千秋万代之前的“文革”，“应该知道的”都有什么，我真是说不好。您说得上来？
　　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坚信那时人类还来不及灭绝或被灭绝，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没来得及被改造成清一色的摇尾族。
混沌模糊的《革命后记》　　
文学报日 星期四
　　韩少功对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真的想清楚了吗?你是在为这个重大的复杂的欲说还羞的运动或者说事件在作貌似公允的辩护?还是故作高深教导芸芸众生?你是在作为一个亲历者谦恭地为后人提供一个视角传递另外一种声音?还是不管不顾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
　　在《革命后记》的文末，韩少功提到了革命与民主、与公平的关系，也说到公平是否重要的问题。但在最后，韩少功还是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提到了托尔斯泰与他的哥哥，也就是“小绿棒”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能够消解大家的疑虑吗?
　　是暮春时节，到省作协参加研讨会，遇到《钟山》的主编贾梦玮先生，他告诉我，《钟山》第二期刚出来，我问：王彬彬这一期的专栏说什么？贾说，是关于如何策反国民党军队的。我暗自想，这真是一个好题目，王彬彬的文章是越来越好看了。梦玮说，这一期的头条是韩少功的长篇散文，估计会有点反响，也许两边都不会说好吧。我马上找来给你，你可以看看。
　　几乎是没有停顿，但也几次想丢下不看，但最终还是把韩少功这部《革命后记》看完了。但是看完之后，对韩少功如此煞费苦心谈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更明晰了，而是更为混沌模糊了，韩少功的所谓“后记”，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传递怎样的信息？是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独有心得其他看法都是皮相之论？是因为王蒙的《中国天机》引发的跃跃欲试寂寞难耐？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韩少功要如此不管不顾急不可耐就这样难缠的问题而高调表态一泄胸中块垒？
　　应该坦率地承认，韩少功从来不缺乏观察问题的独特深刻思辨熟虑的犀利尖锐。他的早期作品，对时代的反思之深对公众的启蒙之远，至今仍为人所称道。韩少功的《暗示》《山南水北》以及之前的《马桥词典》，从内容到风格都是中国化的一种文本，的确是一种很有想法的呈现方式。
　　被名之为长篇散文的这部　《革命后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胆也不无冒险的尝试，也是一种他运用自如相当自信又自负的文本试验，在这样的无拘无束的写作快感中，韩少功当然不屑于遮遮掩掩云山雾罩，他也许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澎湃，但是我想问，你对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真的想清楚了吗？你是在为这个重大的复杂的欲说还羞的运动或者说事件在作貌似公允的辩护？还是故作高深教导芸芸众生？你是在作为一个亲历者谦恭地为后人提供一个视角传递另外一种声音？还是不管不顾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你很得意于自己的所谓宫廷化、诉苦化、道德化的概括吗？你的所谓圣徒化、警察化、等级化、结构性、博弈规则、利益理性的概念频出，大有权威的架势俨然。韩少功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父亲自杀，似乎以此来表白自己对这样的运动更应该切齿痛恨，但自己没有这样萦怀于个人的恩怨纠结，韩少功先生还提到了王光美的所谓圣德义举聚会毛的后人，也提到了毛泽东重新解放大批被他打倒的干部的无奈让步，难道在1976年的人事调整最终布局也是被逼无奈？韩少功还说到了1975年为陶铸等人平反的事情，真不知道韩少功先生依据的是哪一份红头文件还是什么权威著作？要知道，韩少功先生为了写这本　《革命后记》，做了注释的地方，足足有209个之多，谁敢说我不认真是信口开河？我每一个说法可都是持之有故的，我做的案头功夫要超出一般的平庸的“文革学”研究者了!最为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韩少功将中国政治运动中死亡的人数与美国打伊拉克相提并论进行比照并且还振振有词冷血漠然，也许在韩少功看来都不过是生命的消失，何必要大惊小怪？有些人为何总是就此不依不饶纠缠不休？这样的讨论，也许在韩少功看来已经时过境迁没有意义，是这样吗？
　　韩少功在《革命后记》中引用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摘引了大量的数据，甚至还得出了“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如何蓬勃，人民的生活虽然说不上温饱小康但也远非所谓崩溃的边缘，他认为说经济崩溃是一种夸大其词的政治需要。韩少功还多次提到印度的问题多多等级森严脏乱差来衬托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这样的材料取舍，这样的丧失起码的常识与良知，还是原来的韩少功吗？韩少功作为湖南人，也提到了湖南道县的杀人事件，但他尽管用词小心翼翼远不像奚落古华那样嬉笑怒骂，但总是给人以形势使然氛围如此各有道理的强盗逻辑，如此伤天害理违背基本人性的罪恶事件，韩少功还要来一个所谓的事出有因一分为二，这真是有点令人无语了。韩少功虽然引用了中外不少研究者的论点，甚至不无挖苦讥讽地说到古华还有路遥，说到王友琴、马若德，但是大陆公认的“文革”研究者如王年一、肖东连、林蕴晖等人的研究他只字不提，对张戎等人明显带有游戏笔墨的文字却一再提及，好在韩少功似乎没有对那位李医生口诛笔伐义正词严，这不是无意的疏忽吧？研读如此之细涉猎如此之广泛的韩少功怎么舍得放弃如此重要的文本解读？却对奥威尔曾经在情报部门供职提供过什么名单津津乐道，尤为令人费解的还是对古华的挖苦，认为古华的《芙蓉镇》名实不符暴得大名有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且侥幸亡命海外化名“攻击”领袖是一种不光彩之举。我权且做一次文抄公，看韩少功如何说古华：
　　“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多部畅销书，原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与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暗暗决定’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
　　“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玻璃缸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
　　韩少功还嫌不够过瘾，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地引用吕正操老将军的话来驳斥爱蓓的荒唐无忌，上班时间领袖怎么可能溜出中南海去幽会情人？古华此人为何去国，我们无从知道，也许只有韩少功这样的“高干”知道其中隐情。
　　韩少功全盘否定大字报的水平之低强词夺理以势压人非黑即白的单极思维，但所有的大字报的水平都低吗？毛泽东“文革”之中的两张大字报是什么水平？并不是《革命后记》这样的洋洋洒洒写成一本书，但却让刘少奇的“司令部”顿然瓦解让林彪“集团”失魂落魄;没有进过中南海就不能写中南海了？拿古华的口音、地域如此挖苦，是善意的玩笑吗？韩少功还说古华的《芙蓉镇》中什么民营、国有，纯粹是一种刻意贴标签，把问题简单化概念化。经过时间的淘洗，一些文本凸显出它的局限性，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是讨论古华作品的局限性，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在探讨“革命”这样的郑重主题的时候，挟枪带棒对同行如此刻薄，真有点相煎何太急的味道了。韩少功也说到了路遥，大家都知道路遥曾经是“造反派”，也已经长眠地下经年，这个被王安忆称作“黄土地的儿子”不管怎样都因其英年早逝因其真诚文字而让人缅怀，但韩少功说到路遥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古怪心理：“我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同样是长效催泪弹，虽在业界算不上大红，但几十年内一直热卖，一再印得印刷机发烫，其共鸣者显然多是与作者相似的乡村儿女———他们对通向城市的一条黄沙小路耿耿于怀，甚至泪眼迷蒙。”韩少功先生可能想说的是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的的确确是一再热卖，《人生》充其量算是一个小长篇，但把印刷机印得发烫的，不可能是《人生》。“印刷机”、“催泪弹”、“热卖”，这样的词汇经过韩少功这样的组装，怎么会令人看出一种不无羡慕嫉妒恨的小肚鸡肠啊!韩少功对白桦的《苦恋》似乎也不无腹诽，认为它忠奸分明过于简单化了，而用词似乎客气许多，也许白发萧萧的白桦尚在人间，而古华、路遥早已经阴阳两隔之故？
　　韩少功在《革命后记》中言之凿凿地说：“当党内另一高官高岗为此向刘少奇发难，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没给极左论调什么机会。”我想请教韩少功先生，对这一段复杂的历史，已经有诸多严肃的学者、当事人都有文字披露，韩少功先生是否认真研读一二？韩少功先生根据什么得出毛泽东以“坚决”的立场，遏制了“极左”的论调？所谓高饶事件的诸多当事人还在，其间是非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可以断言的是，决非如韩少功所言是简单的左右之争。
　　韩少功说“1919年中国的武昌辛亥首义”,也许是一种笔误，怪不得浑洒自如热血贲张的韩少功先生吧？韩少功说到的徐有渔，是徐友渔的兄弟？
　　韩少功说“文革”后期“国际局势拨云见日外交领域风景独好”，反证了“文革”的症结不在于领袖。不在于领袖，而在于体制，这样的话谁都会说，难道毛泽东也是被逼无奈半推半就？富有想象力的韩少功认为毛泽东在晚年是在“对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辩”，“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们一个‘文革’三七开的结论，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希望那场大乱终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软着陆”，韩少功甚至还说，到了日，毛泽东这位政治强人，“他的和事佬也当不下去，在高层对决中再一次被逼选边站，交权给平衡派人物华国锋，不过是最后的止损之策”，这倒是韩少功先生的重大“发现”了，“文革”末期，政局纷纭，但说到毛泽东被逼，他被谁逼迫？谁有这个能力敢与毛泽东较量？这个玩笑开大了吧？毛远新说，幸亏周恩来死在了毛泽东前面，但周恩来毕竟遂了他们的心愿，在年初就撒手人寰了；叶剑英不是被说成生病了？而邓小平也是实际上已经被打倒？谁在逼迫毛泽东？难道是江青张春桥不成？真要请教韩少功先生了。好像是韩少功先生为一位“文革”期间的造反工人的书写的序，说到“文革”何时结束的重大命题。何时结束？“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只要毛泽东有一丝气息尚在，“文革”怎么可能结束？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文革”随之结束，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当然，也有人说，九一三事件即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但“破产”与“结束”毕竟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吧？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韩少功在《革命后记》的文末，提到了革命与民主、公平的关系，也说到公平是否重要的问题。但在最后，韩少功还是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提到了托尔斯泰与他的哥哥，也就是“小绿棒”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能够消解大家对韩少功的疑虑吗？
　　韩少功，究竟是在装？还是在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我百思难解，啰嗦坦陈，求教于韩少功先生。
韩少功始终只是个小说家 　　
日期：[日]&
版次：[GB19]& 版名：[随笔]&
稿源：[南方都市报]&&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韩少功的长篇散文《革命后记》，发表于《钟山》杂志2014年第2期。虽然韩少功做了209个注释，但应该补充的注释还有很多。此前我已补充了两个，现在第三次替韩少功补注释，然后便告一段落。
　　韩少功说：“没有证据表明红色中国建立之初就一心反市场。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设想，民族资产阶级是国家的一大重要支柱，是五星红旗中的重要一星。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都曾公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资本主义，称资本家是‘朋友’，资本主义‘有功劳’和有‘进步性’。当党内另一高官高岗为此向刘少奇发难，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没给极左论调什么机会。”(第17页)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为了证明红色中国建立之初不反资本主义，韩少功做了两个注释。其实，这注释做得多余。而关于高岗的说法，韩少功却没有作注，这倒是问题所在。
　　没有人说过红色中国建立之初就“一心”反对市场。也用不着援引《新民主主义论》来证明什么。不过，事情也不像韩少功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浪漫蒂克。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确立了取得全国性胜利后对私人资本主义“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中说：“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是，私人资本主义“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在报告中强调：“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又要限制和打击，1952年的“五反运动”便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的严厉打击，而又以上海表现得最典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日我到达上海。我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实际上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极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上卷第170页)到了1953年，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存在的空间应该是逐步缩小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日，便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时。毛泽东本来设想，这个“过渡时期”应该是15年左右。但是，到了1955年，毛泽东就决定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了1956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毛主席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在党内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上卷第408-409页)
　　以上说的，都是“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韩少功关于高岗的说法，则超出了“常识”的范围。韩的说法，容易让人认为高岗是因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而被整肃。按照中共中央的结论，高岗是因为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而大搞阴谋诡计，最核心的罪名是“分裂党”。反对刘少奇是“分裂党”的具体表现。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很多，但并没有资料证明高曾在“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向刘“发难”，倒是刘少奇曾代表中央就此问题批评过高岗。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传》，1949年春，刘少奇收到东北局一干部来信，反映高岗主持的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其时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东北局的做法有违中央精神，但“这个问题在全党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于是，“经过中央研究后”，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电报指出，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迅速地解决”，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上相违背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电报经毛泽东审阅后发出(下册第730页)。
　　在东北的过“左”丝毫没有影响高岗的政治前途。1953年1月，毛泽东决定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分工，由高岗全面分管国家计划工作。5月1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刘少奇传》说：“建国以来，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务院总理兼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负责的。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而高岗却进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高岗当时曾得意地把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委称为‘经济内阁’。”(下册第741页)
　　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批薄射刘”，即把刘少奇此前说过的许多话，安在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批薄射刘”的靶子之一，是刘少奇于1949年春在天津说过的“资本家剥削有功”。刘少奇当时鉴于天津当局不能正确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策，弄得资本家人心惶惶，才强调要辩证地看待资本家的“剥削”。高岗拿这句话说事，也并非在“发展资本主义”一事上对刘发难，只是说刘少奇这样表述不妥。再说，这只是高岗揪住的诸多刘少奇言论之一。所以并不存在高岗特意在“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向刘少奇发难”而“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这回事。
　　高岗事件是复杂的历史大事，不能信口开河，韩少功实在把话说得太随意。韩少功本来是小说家。写散文、写随笔，旁征博引、手挥目送，显得颇有学术色彩和理论气势，但其实只应视作“小说家言”。写散文、写小说的韩少功，也仍然是一个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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