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另一种“主旋律”作家
来源：东方早报
　　作家陆天明日前在“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论坛”作《文学的二次回归与士的精神》演讲时，与上海作协作家研究生班学员一起坐在台下的，还有好多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演讲结束后，他们一起围到作家身边，请他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小说签名，其中一位郑重地握住陆天明的手说：“感谢你为我们的时代写下这些。
　　这个场景可以印证陆天明自己的一句话：“尽管《苍天在上》刚出版的时候，与电视剧的热播截然相反的，是评论家、理论家对这一轰动性作品的置之不理。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断言，这会是部短命的作品。但十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一直在再版。”
　　“与‘长官意志’周旋的成果”
　　延续在上海作协演讲中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回归与士的精神”的话题，当晚陆天明在宾馆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国家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真理性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那与他的“个人价值取向”与“历史价值取向”恰恰是吻合的。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的“国家（集体）主义”应该就是“人民主义”，这也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今天的作家不必再像极“左”时期那样，让个人完全消失在某种政治的“集体”“大我”中，而要以“我”的方式、“我”的风格去表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将个人融合在“大我”中。“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把主旋律和‘长官意志’等同起来，为此对‘主旋律’这个概念产生不必要的反感。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一个集中反映历史前进方向和人民意志的‘主旋律’。如20世纪初的反封建，抗日时期的爱国救亡以及当代的改革开放精神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充分地真实地表现时代的主旋律精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可以这么说，我所有这一类作品的出笼恰恰是与某种违背历史前进方向的长官意志作斗争的结果。当然，特别要说明的是，它们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极大的完善空间需要我去努力。”陆天明写《苍天在上》的时候，有人曾给过三个意见：第一，正面人物的对立面不要写到副省级的领导；第二，一号英雄人物不要有悲剧下场；第三，小说中的市委书记不要去做不合法的事，不要去伪造现场。“甚至都认为不能把作品命名为《苍天在上》，因为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呼唤苍天在政治上是‘很反动’的事。但是我想，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写？后来整整有五个半月，我们一直为了这三点和这些同志努力奋争，最后剧本终于通过了。”
　　“谁说我不会写纯文学?”
　　写作《苍天在上》时，距离1983年陆天明的长篇处女作《泥日》发表在《收获》上已过去了十年。《泥日》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但有一半的评委说，读完《泥日》没搞明白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王蒙有一天却突然给陆天明打电话，很幽默地说：“天明，你得给我道歉，我一口气读了两天你的《泥日》，两天之内谁都没理，连我夫人也没理，得罪她了，所以你要向我道歉。”后来他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序。上海一位女作家有一天也突然非常兴奋地冲进陆天明的妹妹陆星儿家说：“你哥写了部非常好的小说。”不经意间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陆天明忽然像个孩子一样调皮地反问了早报记者一句：“你说我到底会不会写这种所谓‘纯文学’和‘实验文体’的东西？”
　　对于后来“转型”创作那种被一些评论家“瞧不起”的贴近现实的小说，陆天明说：“知识分子就是要病人民所病、爱人民所爱，眼泪为他们流，至于别人骂也好，夸也好，嘲讽挖苦也罢，我都不管。被人民接受、推动历史发展的，就是好文学。脱离现实和人民大众，沉溺于小资的自我，越来越计较形式和所谓的‘文学纯洁性’，我认为恰恰是当下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
　　陆天明表示，他已有20多年没有写中短篇小说，但他透露，目前正构思写作《中国三部曲》，希望能在其中全景式、史诗式地描绘中国的近30年和这30年来的中国人。“从我熟悉的农场写到城市改革、军人、爱情，把这么多年自己对生活、创作得失的总结都写入《中国三部曲》中，打破许多人认为‘陆天明只能写什么，不会写什么’的偏见，将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看错了。”而他与儿子陆川的电影合作也已在运作进程中，陆天明说：“合作的困难在于这是一次艺术的合作，之中不应该有父子、尊卑、上下、功利、服从和妥协的关系，应该完全是两颗自由心灵的自由碰撞，并且在两代人对这种自由的碰撞都很向往、充满激情，又都放开了自由的想象时才能实现，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炒作一下‘父子档’。一两个月前，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点。”对于具体的合作内容，他希望暂时保密，因为“未来也许会有改变。”
　　“悄悄呆在一边观察”
　　东方早报：听说您的小说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对号入座”了，您从哪里得来的这些官场经验？
　　陆天明（以下简称陆）：《苍天在上》完全是靠我平时的生活积累和观察。当时要写到副省级，所以“不敢”去下生活。一个省就那么几个省级领导。你去了，以后人家问，你这个副省级的反面人物写的是我们哪位领导。我没法回答。但不去做采访式的“下生活”，不等于就没有生活。在我看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记者采风式的下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可能反而是有害的，也是远远不够的。作家要写出一个对历史阶段真正起作用的、表现其本质意义的东西，他可以去采访，但不能仅仅靠此去获取生活。悄悄呆在边上，观察、研究，或者直接参与矛盾斗争中，往往才是最厉害的。当然不可能事事参与，也不必要事事参与。
　　东方早报：听说您高一没上完就去安徽当了知青，后来怎么成了作家？
　　陆：我完全是在高尔基所说的“我的大学”———社会的动荡、变革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特别想当作家，14岁在上海读高一，为了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我放弃了学籍，去安徽农村，那时觉得自己就应该像苏联的革命青年、十二月党人那样，所以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把年龄改成符合要求的16岁以后才获准去成。得病从安徽回上海以后，我一边养病，一边参与街道的共青团工作。当时家住在静安寺附近，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静安区工人文化馆图书室看书，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那里。把那里的小说全看完之后，我又去当时还在大光明电影院斜对面的上海图书馆看书。那时候家里困难，妈妈每天给我五分钱当车钱，我舍不得坐车，每天步行去，直到晚上九点半图书馆闭馆时才出来，用妈妈给的五分钱买个桃酥饼，一直走回静安寺的家，这样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把上图苏俄文学中的小说全读完了，这也是我很重要的一段文学训练。
　　再后来我又去了新疆兵团。“文革”中，我在热心参加运动之余，读了大量哲学经典著作。农场每个月发38.92元津贴，我除了吃饭，基本上都花在了买书上。当时卖书委托给连队的流动电影放映队，有一次放映队来了一套班固的《汉书》，12块钱，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1/3，但我还是当场就买了下来，这套书现在还在我家里。
　　东方早报：好像除了写作之外，您一直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陆：我想，我这一生要是不从事文学创作，也不会躲在一边回避社会工作或社会政治变革。我在创作中经历了很多变异、蜕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现实总有一种激情，一种责任感，不管我在“文革”中错误地写了些什么东西，还是“文革”以后的反省、反思，以及现在把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相结合的愿望，其实都是出于这样一种责任感和激情。
　　东方早报：被卷入“韩白之争”后，您有一次说，某门户网站曾暗示您关闭博客，您后来发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增加网站的博客开户人数。现在回顾，您怎么看这件事？
　　陆：我们要习惯商业、市场的操作，门户网站这么做很难说他们触犯了什么法律，我们自己需要冷静地对待，用坚定的行动去消除负面影响。所以我坚定地说不关博客，坚持自己当初开博客、参与讨论的立场，不需要为他们把博客当作名利场而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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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评论...陆天明谈陆家人
&&&& 解放网消息（记者&&
吴申燕）：陆天明和陆星儿兄妹都是著名作家，陆天明的儿子陆川却干上了电影编导这一行，最近，记者通过电话和陆天明就读者关心的话题作了如下的采访。&&&&&&中国最早几位写知青题材的作家中的一个&&&&
记& 者：您是上海籍的作家，读者们一直想知道您是怎样从知青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陆天明：我是在上海延安中学读的初中，50年代末，怀着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美好愿望，和一帮热血青年来到安徽太平县山区（现属黄山市），那时我才14岁，是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第2年我当了乡中心小学的教师。那几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非常的饿呀，一天只有2碗稀饭，没有油，更谈不上肉和菜，身体就垮下来了，得了肺结核，吐血，十六岁病退后回到上海。1964年再次“上山下乡”远赴新疆建设兵团，呆了12个年头，当过农工，青年班长，老兵连文教，代理指导员等，什么都干。后来搞业余创作，写了一些话剧和小说，可以说我是中国最早几个写知青题材的作家中的一个，1972年，开始创作我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扬帆万里》。后来在全国许多地方都上演过。新疆话剧团还拿这出戏参加了全国话剧调演。我是从写知青题材走上了文学道路，后来调到北京，在当时的中央广播文工团当专业编剧。&&&&&&&&&&&&
最中意的作品是《泥日》&&&&&
记者：您写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的“反腐三部曲”以后，读者和观众们称呼您为“反腐作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陆天明：现在一提我陆天明，就说我是“反腐作家”，这个称呼当然光荣，但不够全面。我创作了这么多年，涉及的领域很广，尤其以知青题材和西部作品为多。可以说，我的作品中，被文学圈最看重的，还不是我的那些反腐作品，是我那部长篇小说《泥日》，当时发表在1990年的《收获》杂志上，《收获》50年大庆时开列了它发表过的100部经典作品，《泥日》也在其中。它以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在思考的深度、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对人物刻画的复杂性，体现自我风格的多样性方面，可以说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有探索性的一部。因为没有拍成影视，影响不如后来的作品大。今年，春风出版社为我出版《陆天明文集》。我之所以同意出文集，就是想让大家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了解我的作品。《文集》中除了那反腐败三部作品外，还有《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木凸》等。它们都不是写反腐的。在我看来，它们都很重要。&&&&&&
找回自我&& 找到依托&&
记者:从早期的写知青，写西部，到“反腐三部曲”，是不是您在文学创作上完成了一大跨越？&&&
陆天明：我的创作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文革以后，文学界提倡发展自我和体现自我，体现创作个性。但对于我来说，当时，不是“发展”的问题，而要“找回”它个。也就是说，当时对于我来说，迫切的问题是，要找回自我。我是文革中开始写作的。那个时候，是不准许作家讲自我讲个性的。为了找回自我，体现自己的创作个性，我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真是很难很难。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就是《泥日》。我觉得我当时是找到了，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但我认为，作家如果仅仅为了表现自己而创作，他的创作又仅仅在表现自己，那就太苍白太狭隘了！文学不是古玩，它不能只是让少数人收藏在家里当摆设，空闲了把玩一番而已。作家的自我一定要依托在人民身上时代身上，要投入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去，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特别是中国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时候，文学要参与这场变革，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探索这个新的创作，我又用了十年时间，代表作就是后来的反腐三部曲。&&&&
记 者:当您写第一部反腐作品《苍天在上》时，预料它今后会成功吗？&&&
陆天明：没有。现在有些人很瞧不上这些反腐作品。总觉得它们不文学。总觉得搞这些作品很容易。其实他们错了。必须承认，在文学创作中要贴近生活，贴迫现实，贴迫人民，贴迫时代，有它特殊的难度。这种难度，和搞实验文学的难度有所不同。但它的确有它特殊的一面。首先，它要冒相当的风险，因为你是针贬现实的。当时根本不敢想“成功”，只希望它能发表能成活就行。真是哆哆嗦嗦的。许多人都劝，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三个字，何必呢？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走出那一步虽然是多么艰难，但又是多么必要啊！不管理论界的一些人怎么看，结论还是：中国真的很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文学的参与。而作家也不应该脱离自己的人民，只沉缅在一己之自我中。&
新长篇已经酝酿很多年&记&
者：您正在写的作品是否就是您创作第三阶段的开始？&陆天明：是的。因为作家不是政治家经济家，不是军事家科学家，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参与，只能用“文学作品”。既然是“文学作品”，就要具有非常独到的艺术个性和手法，就应该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也就是说，你必须通过真正的文学的样式去参与。我的第三阶段的尝试，就是要让自己的创作既非常具有当代性，又能“非常文学”“非常艺术”“非常个性化”，在这个“两结合”上做点努力。也就是说，尝试着把自己前20年的东西捏合起来，去把自己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这部新长篇，由于正在写，所以还不能说它的故事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总之，这是发生在中国西部地区，一部人性题材的小说。我已经酝酿很多年了。做过多方面的准备。也曾经用它的一部份情节，写过一个话剧，前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过。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努力”了。虽然小说的大背景放在西部，但可能还会写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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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眼中的儿子
记者：听陆川的姑姑陆星儿说，陆川的《寻枪》剧本反反复复磨了2年，改了十几遍，最后全家一致认定“姜文来演最合适”，你们是否有父子合作的可能？&&&&陆天明：父子联手搞一部作品？当然有这个想法啊，等以后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题材吧。我想会有这一天的。&&&&&陆天明最后表示，陆川已经从高原外景地回到北京，第二部作品做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如果说是为了做一点电影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和调查，留下一笔社会的精神财富，现在还不到那个火候。等以后他把脚踩稳了，我们再说好不好？&&&&&&
这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期望。&&&&&&&&&&&&&&&
（解放日报6月9日）
&相关连接：关于陆川&&&&&&
陆川，毕业于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英语系，后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英语功底好，曾为央视翻译多部外国电视剧。《寻枪》原来是个小说本，陆川2年十二稿磨成电影剧本。剧本投寄几家电影公司，都因陆川“名不见经传”被婉拒。后冒昧寄给姜文，姜文认定是个好剧本：“陆川对电影有感觉，为人做事非常诚恳，虽然年轻，但和导演的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寻枪》2002年成为最受中国观众喜爱的电影之一。&
第2部新片《巡山》表现一群野生藏羚羊守卫者在艰难环境中的一种平静的生命姿态。为此，去年底陆川特意到-30℃、海拔5000米以上的可可西里腹地作实地考察。他说：“我很害怕主题先行，这会让观众失望，也会让我不堪重负。”
责任编辑：吴申燕 美术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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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陆天明：郭敬明是小偷 要为儿子陆川写剧本
陆天明笑谈风波
　　东北网3月14日讯(记者 孙晓锐)“深圳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就是中国人的命运。”近日，曾创作长篇小说《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的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陆天明携新书《命运》抵达哈尔滨。14日上午，陆天明做客新华书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天明透露，今年要为儿子陆川创作一部电影剧本，实现父子在文艺创作上的第一次合作。
　　小说《命运》记录深圳特区发展经历
　　陆天明介绍说，新书《命运》以深圳为背景，记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经济特区迅速崛起、沿海城市发展惊人，在这场大变革中，深圳上下领导、人民百姓是怎样扛起一个经济特区的，有着如何不为人知的艰辛、挣扎与困惑。从来自最底层的最原始的生存本能的挣扎到最高层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富强而殚精竭虑，可以说该书是中国经济腾飞发展历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伟大巨著。
　　陆天明透露，以它为蓝本的同名电视剧目前已经杀青，即将作为中宣部列入的重点片献给2009年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和共和国诞辰60周年。
　　新书踏入中国作家创作禁区险些夭折
　　陆天明告诉记者，《命运》在创作过程中，差点夭折。“在此之前，从未有作家在小说中写真实地名，并将邓小平和虚构的深圳市委书记，同时写进历史事件中，这种虚实相结合的写法是中国作家心照不宣的创作禁区。”
　　陆天明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尤其是重大题材的创作中，是从来不允许在一个真实的地域上，让真实的领袖人物和虚构的领导干部，同时出场演绎一出重大历史事件的。这个创作方式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最终，电视剧中领袖人物的情节被删掉了，小说中的领袖人物被保留了下来。”
　　陆天明表示，《命运》的出版，是踢开了中国作家创作的禁区之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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