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帝国时代2葡萄牙的崛起 何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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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未终结的帝国》
作者:(英)约翰&达尔文
译者:冯宇、任思思、李昕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英国历史学界迄今拥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历史研究和著述水平,出版过剑桥中国史系列等一大批经典研究著作。英国历史学家对近现代历史上的大英帝国表现出复杂的情绪,他们没有像一些美国保守主义作家那样神化本国的历史,承认大英帝国历史上有过的丑恶、罪行、软弱和局限,但对于那个曾经长期主导世界秩序的帝国时期,常常抑制不住缅怀甚至向往。
在这些历史学家的笔下,大英帝国是促使这个世界从野蛮、失序走向文明、有序的最重要力量(美国仅仅是这之后分享成果并延续英国控制世界方式的新帝国),远胜过之前的帝国、同时期的帝国。并且,大英帝国的解体,也被描绘为导致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冲突频起的根本原因。因多本著作引进到中国内地出版,近几年在中国拥有超高人气的英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就是其中的代表。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本《未终结的帝国》,出自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约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教授帝国史和全球史,是纳菲尔德学院的研究员,曾以代表作《后帖木儿时代》获得英国历史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在《未终结的帝国》书中,约翰&达尔文还原了大英帝国形成发展,走向鼎盛及20世纪衰败的全过程,揭示了帝国兴衰的奥秘。
总的来说,《未终结的帝国》一如既往的保持了英国历史学家在糅合全球史和英国史的独到视角,以及叙述分析的一流水准,坦率承认英国在近代历史上的崛起和制霸有着重要的机遇因素,而没有像不少历史学家同行那样呆板的归结为生产力、军事技术甚至个别历史英雄人物的作用。
书作者带有讽刺意味的铺陈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在全球维系出的既强大又显脆弱的霸权地位&&之所以说是强大的,是指近代英国拥有行动能力最强的海军,金融、商业、贸易、法律等因素也确保了这个国家总是能够如臂使指般的有效推动地缘政治朝着有利于英国控制的方向发展;但英国却无法因此建成一个强有力的殖民控制体系,18世纪后期的美国独立战争、19世纪中期的印度大起义、19世纪后期的英布战争都凸显出英国殖民体系的致命弊端,它从来未能形成俄罗斯帝国、清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美帝国那样的控制能力,而是更多借助于间接统治、代理人统治、本土精英配合的共治。一旦英国操控政局、贸易的意图被同等地位、水平的对手识破,尽管殖民体系可以为英国贡献兵力和资源,却仍然不免成为战略薄弱点(二战期间的日本正是以此为战略方向,入侵东南亚,深深动摇了英国在东方的支配地位)。
正如约翰&达尔文所说,英国之所以能在19世纪维持全球霸主地位,是因为其能够在政权统治方面维持社会和文化复杂性。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获得贸易优势地位、口岸等战略重要据点的掌控权,英国并不介意将海岸线以内的内陆交给当地人治理,&精明地根据利益投入相应的资源,不愿多浪费一点儿人力或武力&。在印度等许多个后来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最初放手由东印度这样的政企合一的殖民机构委托统治,由此还培养出殖民地一大批本土精英。英国对于殖民地移民及移民后代的警惕,远胜过对殖民地本土居民的防范,前者更可能行动起来要求自治乃至走向独立的权利,而后者更容易分而治之。
英国成为殖民国家晚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这也是英国殖民统治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陌生的殖民地范围内,两个或多个欧洲国家的竞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英国在与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就殖民地展开的角逐也证明了这一点。约翰&达尔文在谈到英国早期殖民历程时不无讽刺的指出,傲慢的英国人最初在印度摆出的姿态很低,甚至自称为没落的莫卧儿皇帝的臣仆,英国职员还穿着印度服装,尽可能的模仿印度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
大英帝国也迎来过激越的扩张阶段,大量占领侵吞殖民地。约翰&达尔文宣称,这主要是私营企业家所为,而英国当局而后才承揽了对事实上的殖民地的控制责任,目的包括获得收入及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地位。此外,英国王室和政府不愿意放弃迁徙到海外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19世纪,英伦三岛居民大量向海外殖民地移民。这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后来成为英语国家创造了可能,移民因此赶走了原住民,使原先的土著文化边缘化。
在成为世界霸主后,大英帝国已经在考虑如何迎接欧洲其他强国的崛起和挑战。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让英国的老牌竞争对手变得更强大,普鲁士(德国)、沙皇俄国对于殖民霸权也显得虎视眈眈。以外交手段维持某种程度上的均势,在全欧洲和全世界范围内分配利益,尽可能避免战争,并凸显英国调停者的超然地位,这样的战略思想在年间成功推行&&当然也因为此,才让英国在后来卷入一战后,无法做到尽早脱身,整个国家的国力被不受控制的卷入残酷战争,引发了霸权的衰落。
英国小心谨慎并精明的施展政治手腕,为的是有效维持霸权地位,这在很长时间内都曾做到,但就像是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惊呼&世界上只有白天鹅&定论失效一样,&日不落帝国&殖民体系太过复杂和广泛,尽管英国国内为了维系这样的殖民统治逐渐完善文官体系,依照制度和数据管理确保效率,也无法杜绝意外风险的发生。殖民地本土精英民族意识的复活,其他大国的军事挑战,美国和德国的贸易崛起,英国政坛进取意识的弱化,等等,这些因素都让大英帝国的控制效率发生无可挽回的下滑。
庞大的海外帝国文件资料,汇集成的数据库、档案库,成为英国本土高校在各门学科研究中崭露头角的重要依托,但因为这个国家渐渐丧失了美国式的冒险精神,已经不再拥有绝对的霸权优势。从一战到二战,再到二战战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骄傲的英国人一次次痛心发现自己的国家,国际地位一次次严重滑落。时至今日,能够显露出往昔&日不落帝国&荣光的,只剩下英国顶级大学的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让我们通过《未终结的帝国》这样的作品来怀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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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斯本
葡萄牙是多么的沉默啊,在从欧洲大陆伸出去的伊比利亚半岛那一端,她留给旅游手册的历史故事不多,偶尔有几个,也大多是我们不熟悉的姓名和典故。要不是英国人罗杰克劳利的《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热卖,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葡萄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当我们飞向里斯本的时候,我脑子里的葡萄牙还只是一串少得可怜的词:达伽马、果阿、澳门(蛋挞和葡式烤鸡)、费尔南多佩索阿、电影《里斯本夜车》、金融危机。除了佩索阿,其他的相关书籍我都没读过。
在里斯本的波尔特拉机场,我的葡萄牙词单里增加了第一个新词:黄金居留签证。走到行李大厅,一个巨大的灯箱广告迎面扑来,让彻夜未眠的我瞬间误以为回到了祖国&&黄金橙红交错的画面上是染成金色的葡萄牙海边城镇照片和中文大字(一个欧洲字母也没有):&美好的欧洲生活,从搜房开始。&这个奇异的广告的起源是日开始实施的葡萄牙&黄金居留签证&政策。在我到达里斯本的那一刻,已经有2790个中国人拿到了这个&黄金居留签证&,他们每个人为此至少付出了50万欧元,占有了葡萄牙某个地方的房屋。
我们稀里糊涂钻出地铁站,7月的里斯本已经被强烈的太阳烤得冒起了白烟。鸽子在石块镶嵌的小路上慢悠悠晃荡,仿佛有点中暑。但沿途所见的人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男子都毛发茂密,在盛夏里也穿着整洁衬衫和西服,头发和大胡子梳理得很整齐,T恤衫在这里似乎是极不体面的穿着。这些英俊的男子也并不具有南欧男性常见的张扬,他们看起来温和而低调,对孩子的照顾也十分周到耐心。
我们订的公寓还没到交接时间,在旁边的街角,我们找了个油腻的小咖啡馆,门外放着两张深绿色塑料桌子,屋里有几个老年人在抽烟,显然是老主顾。我们点了一盘香叶辣炒蜗牛,Caracois。蜗牛只有指尖大小,柔嫩多汁,很像中国南方的小吃。结帐的时候L惊呆了,一杯咖啡只需要75欧分,价格大约是柏林便宜咖啡馆的一半,那是我们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葡萄牙经济的困顿。
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南欧各国备受重创,但即便是危机,葡萄牙的危机得到的关注都要比其他国家小。它的GDP增长在年之间曾经到达可怕的-5.1(相比之下,西班牙是-1,意大利是-1.9),而失业率是整个欧盟的两倍。在国际媒体上,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困境反复被提及,但葡萄牙的GDP倒退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道,就连在危机中它也是最沉默的一位,虽然它陷入的困境要艰难得多。葡萄牙人似乎是默默地吞下了这些苦果,没有像希腊人那样捶胸顿足和发起威胁,也没有像西班牙人那样扬起骄傲的头颅。
在公寓大门外按门铃,没人回应,太阳越发猛烈了。我们躲在小巷的垃圾桶上方的一大丛三角梅阴影下,像两只热晕了的狗一样喘,努力欣赏周边密集的百年建筑。十分钟后,公寓底层的一扇绿色木头百叶外窗忽然打开,一个满脸皱成橘皮的老太太探出脑袋,靠在窗框上抽起了烟。看见我们,她用葡萄牙语问了我们一句什么。我们没听懂,但指了指楼上,彼此就明白了。她给我们打开大门,伸出3个指头,再朝上指指,看来她已经拯救了很多热得半死的客人。
对邻居的Airbnb顾客这样友好,在德国可不一定常见。富裕而拘谨的北方国家居民敌视Airbnb,讨厌陌生人对居所的搅扰,柏林刚刚立法为共享度假公寓设置障碍,一时间几乎抹掉了90%的Airbnb房源。
从公寓里出来的时候,我开始为楼下的老太太操起心来。里斯本是个山城,跟南部欧洲的很多城市一样,建在高耸的石灰岩山体上。老城里的大多数道路都很都陡,30多度的斜坡是家常便饭,石砖块路凹凸不平,连年轻人都偶尔会窩脚。加上夏季接近40度的气温,冬季也常降到10度以下,潮湿冰冷,但南欧人却不装空调和暖气。在这里度过老年时光,可能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如果他们安全穿过这些街道,到达古树遮蔽的喷泉小广场,他们就可以坐在树荫下,或者在那些后巷里的油腻餐馆里,用不十欧左右的价钱换一杯葡萄酒和新鲜海鱼,跟爱聊天的邻居、餐馆老板和侍应生混上大半天。
穿过这些街道和广场,残破的,彩色的,镶嵌着手绘瓷砖的,里斯本就像陌生的立体剪纸,在眼前被一块块地拆开和铺平。几个世纪与东西半球贸易留下的混杂文化痕迹,中国手绘风格瓷砖嵌在装饰印度雕花窗栏的公寓的墙面上。古董书店依然随处可见,里面藏着牛皮封面的地理图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城市,它被冻结在昔日的梦想中,衰败、沉默、日常的简单快乐四处低语,但在更深的地方,忧郁和失落感像强烈的暗流冲击着岩层。
是1481年登基的国王约翰二世,&完美的王子&,把濒于破产的葡萄牙变成了第一个全球帝国。他从力不从心的父亲那里接过皇位,削弱诸侯、扩大皇权。为了平定各方反叛,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夫,但这还不够,征服和收买人心需要钱。大幅增加皇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多,欧亚之间高利润的香料生意看起来极其诱人。但香料的传统陆路运输线路需要对付地中海的海盗、各国战事和阿拉伯半岛的凶险,成本太高。他想要参与几十年来冒险家们的一场实验&&开拓绕过非洲去往印度的海路。虽然这条路上已有几千人葬身海底,还没有人能推翻古埃及托勒密时代以来的地理认知,证明印度洋是联通大西洋的水体,而不是个被非洲和亚洲陆地封锁的大湖。
约翰二世是个善于发掘才能的君主,他先是派出两位精明的葡萄牙间谍,探清了非洲大陆的框架。随后又在1497年派出一个固执而计谋多端的年轻船长,瓦斯科.达伽马,去完成这个旅程。达伽马要开辟的海路是当时海上航线中最长的一条,比整个赤道还要长。在当时,它是世界上最高风险的投资。
但是,好运气眷顾了新国王,回报了他的勇气和远见。日,达伽马率领他的船员绕过非洲大陆,穿过印度洋,登上印度海滩。消息传回,震惊了欧洲。达伽马的船队带回了60倍于投资额的货物,又为印度、斯里兰卡、马六甲、果阿、澳门等地带去了葡萄牙的战舰和殖民者。达伽马在1519年受封为维迪格拉伯爵,1524年被任命为葡萄牙驻印度总督。
从此,葡萄牙船队每年一次为欧洲运来东南亚和南亚的新奇香料,又向亚洲运去欧洲的货物。帝国的经济原来依靠于北非和西非海岸地区,现在增加了东半球的生意,垄断了几十年的欧洲香料市场。在荷兰、英国、法国和丹麦加入角逐并挤占市场之前,它享受了一个世纪的辉煌,直到1755年一场大地震把里斯本毁掉了元气。那场地震毁掉了葡萄牙皇室居住了250年的里韦拉宫,让地震中幸存的国王何塞一世得了幽闭恐惧症,里韦拉宫也就没再重建。现在那里成了著名的商业广场(又名宫殿广场),因为面对海湾的宽阔美景而颇受游客喜爱。约瑟一世骑马的雕塑立在广场正中,黑马肥大的屁股正对着通向商业街的罗马风格大拱门。
奇怪的是,一个世纪的香料生意好像跟葡萄牙的饮食没有发生什么关系。我对葡萄牙食物的想象一半落了空,这些想象是几年前在澳门造就的幻觉。在澳门,我曾吃过世界上最美味的咖喱炒蟹,&葡式烤鸡&和葡式蛋挞,更不要说附近岛上葡萄牙风格小广场旁菜单丰富的餐馆里那些惊喜。但在里斯本,&葡式烤鸡&变成了大多数传统餐馆里烤得黑糊糊带焦味的鱼和肉,不加香料,大家拼命往上倒橄榄油和盐。似乎一百年来运回的香料全都卖给了外国人,&让他们去吃那些奇怪的东西吧&。葡式蛋挞也是糊的,甜度足以腻死一头牛。事实上,几乎所有形状的甜点都是由蛋黄做成,只有糊和不糊两种区别。
现代的雅痞餐馆食档,比如TimeOut杂志推荐的Mercado da Ribeira市场,倒是提供了一些类似米其林餐厅的菜式,但也跟澳门的选择没法比。好在里斯本的菜市场还是比较丰富,我们自己动手买回材料,做了中式晚餐:麻辣蛤蜊,炒菜花和橄榄油盐焗鱼。鱼非常鲜嫩,颇为安慰。我们还偶然在里斯本旁边的小镇Costa da Caparica水产店里买到了鹅颈藤壶。这种像小型海怪一样美得怪异的贝类,一头连在帆布一样的小管子上,拔出来就是鲜嫩多汁的贝肉。据说这种美味现在因为太受欢迎,数量越来越少了。在西班牙能卖到上百欧元一公斤,我们的采购单价只需22欧元。那是里斯本之行最让人振奋的食物了。
回到达伽马伯爵。我没有读过贾梅士用30年时间写成的民族史诗《路济塔尼亚人之歌》,不知道它是怎么描写达伽马探险路上那些不体面的时刻的。不过其他的史书更诚实地记载了这些窘境:他假扮成穆斯林去会见莫桑比克的苏丹,却没有拿不出什么适宜的礼物,引发了当地人怀疑,夺路而逃的达伽马船队在离开港口时,气急败坏地向城市开了几炮;在肯尼亚,或许是补给已经十分窘迫,船队索性掠夺了阿拉伯人的商船;在印度的香料之城卡利库特(今天的科泽科德),国王扎莫林以传统礼仪欢迎了船队,3000武装的奈尔人游行列阵,但在到达国王面前时,达伽马呈上的礼物却太过寒酸(包括一些布料、帽子、糖油和蜂蜜),以至于印度人怀疑他并不是葡萄牙特使,而只不过是个普通海盗。国王要求达伽马和普通商人一样,用黄金付关税,这又惹恼了骄傲的葡萄牙船长。作为报复,他绑架了几个奈尔人和16个渔民。
当然,这些行径跟后来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对殖民地的屠杀相比,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每一个帝国都有自己阁楼里的灰尘和尸体。在今天,西班牙人哥伦布船长的名字比达伽马更为人所知,而世界也多半忘记了,15世纪最先开始跨太平洋贩奴贸易的国家不是西班牙,而是葡萄牙。葡萄牙过早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它做错了什么,而是后来的竞争者更无情、强大、机制完善,也运气更好。辉煌还未及充分炫耀就结束了,在那之后,这些故事再也不能用殖民者的傲慢来公开讲述,而只能加上后殖民时代的反省。对此,葡萄牙宁愿保持沉默,只在它的博物馆里对同情的游客低声嘀咕。
我在精致如翻糖蛋糕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里又见到了这些故事,透彻的阳光把修道院的石墙照得像象牙雕塑一般,增加了奇妙的不真实感。修道院是1501年由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下令开始修建的,历时百年完成。1755年遭到大地震的毁坏,幸而基本修复。建造的巨额资金(每年70公斤黄金)来自亚非贸易收入的5%税收,也就是达伽马开拓的财富的一部分,经过建筑师迪奥戈&德&波伊塔卡(Diogo de Boitaca)的手,变成了一座雕琢繁复的奇妙殿堂,回廊和内外墙壁上布满航海故事的想象:缆绳和船舵组成的玲珑拱门和拱顶、石灰岩砖雕满海怪和花朵、帆船和海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它都像一个前基督教时代神话剧的舞台,糅合了印度古建筑和哥特建筑风格的特点,充满浓重的异教徒色彩。不过那已经是启蒙时代,得到了大笔资助的教会对此也毫无异议,这种浪漫的建筑风格后来以国王曼努埃尔的名字命名。
在修道院里的一个小厅,我花了20来分钟仔细看了15世纪至今葡萄牙、欧洲和大事记。在一个丰富的时间轴上,制作者以独特的方式选取了全球历史大事件。1527年德国和西班牙军队洗劫罗马、1528年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去世和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日本都是重要的,法国入侵葡萄牙、英国军队对葡萄牙建筑的破坏、日本排挤迫害葡萄牙侨民都被记录在案,但却没有太多关于葡萄牙在殖民地恶行的记录。制作者对20世纪葡萄牙的政治动荡和独裁政府的迫害并无回避,但在对一些20世纪知名历史人物的回顾中却充满了空洞的溢美之辞,一种为尊者讳的决绝态度。语言曲折、跳跃地回避着历史,也回避着当下不景气的现状,隐隐地流露出&本应如是&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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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在美国主政者标举贸易保护主义之前,英美往往被一些论者视为自由市场力量自主开拓全球市场的典范,认为英国与美国相继以市场化企业为基础赢得经济霸权地位。如今美国政治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与调整,显示英国或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非一成不变,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理解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形态各异的发展道路,需要具体分析它们的道路选择的特殊约束条件,及其选择的具体主观意图。
所谓形势比人强,很多时候人们的选择都有不得已之处,“非不为也,乃不能也”。相对于法德等国,英美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央集权色彩较淡,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英美两国都有着特别的地理条件,强敌奔袭首先需要克服海洋的自然屏障,有着相对安全的周边战略环境。而法德等国,都是强邻在侧,身陷连年混战的欧洲大陆,往往需要通过有力的中央集权来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欧洲大陆国家陷于长期纷争的基本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它们作为全球霸权的持续能力。葡萄牙作为近代早期全球海洋霸权的快速兴起与衰落,便是非常重要的例子。1415年葡萄牙船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摩洛哥的港口休达,是葡萄牙沿非洲海岸南下进行海洋探索的开端。1498年葡萄牙人达迦马抵达印度,“结束了欧洲的孤立”,随后阿尔布开克等人在印度洋地区的拓殖,将曼努埃尔一世()的霸权事业推上一个高峰。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在其近著《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以鲜活的笔触梳理了葡萄牙帝国崛起的进程。
此书重点叙述了阿尔布开克在印度洋地区拓殖的不断推进与挫折,并指出曼努埃尔一世在世时葡萄牙的霸权便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是阿尔布开克1513年未能攻破亚丁的城墙,这意味着葡萄牙人无法在被视为红海站稳脚跟。阿尔布开克曾设想葡萄牙能够控制世界中心,希望曼努埃尔一世成为最伟大的基督教国王,却在衰病之时被曼努埃尔一世剥夺总督之职,于1515年郁郁而终,此后葡萄牙的印度洋拓殖一蹶不振。克劳利指出,接替阿尔布开克的先后有三个笨拙而怯懦的人,没有一个拥有他那样的战略天赋。可以说,葡萄牙的海外拓殖进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拓殖领导者的个人能力。
美国青年历史学家苏珊娜·费雷拉(Susannah Humble Ferreira)在新著《王权、宫廷与印度事务院:年葡萄牙的政治集权》(The Crown, the Court and the Casa da ?ndia ,Brill,2015)中,重点分析了曼努埃尔一世的政治集权努力与葡萄牙的海外拓殖之间的关系。她从处于巅峰时期的葡萄牙帝国内部,呈现了葡萄牙海外拓殖过于依赖拓殖者个人能力的关键原因。
苏珊娜指出,曼努埃尔一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面临着走向统一的西班牙的竞争与威胁。他出生的1469年,正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年)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缔结婚约,这标志着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建立巩固的联盟,为西班牙统一及向意大利扩张奠定基础。正是因为这一强邻的存在,曼努埃尔一世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如何防备西班牙,海外拓殖只能算第二要务。曼努埃尔一世为了与西班牙斗争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政治举措,便是加强政治集权,表现在海外拓殖之上,即是为拓殖者提供资助,让拓殖者对王权效忠。
葡萄牙与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斗争以及围绕海外霸权的斗争,是理解葡萄牙霸权特点与兴衰的关键。曼努埃尔一世与西班牙王室竞相资助拓殖者,热衷于海外贸易与殖民的商业收益,一个主要动力在于为霸权战争筹集军费。同时,由于政治日益集权,王室缺乏约束,将海外拓殖的相当部分收益用于享受与挥霍,甚至危及海外拓殖的可持续积累。克劳利指出,曼努埃尔一世非常懂得花钱,金钱很少回流到印度,阿尔布开克常常抱怨这一点。曼努埃尔一世离世前后,西班牙在海上霸权之争中确立优势地位,于1580年大败并在随后吞并了葡萄牙。(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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