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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灵石逍遥遗址考古收获
神秘的地球
山西灵石逍遥遗址
山西灵石逍遥遗址出土文物
逍遥遗址，也称湾道岭遗址，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南关镇逍遥村南约200米，地处晋中盆地与临汾盆地交界的湾道岭上。地势南高北低，海拔高度790米。2012年5月，因灵石县招商引资项目—“东方希望”晋中（灵石）铝系综合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该遗址绝大部分已遭破坏，部分灰坑等遗迹单位和一些遗物暴露在施工现场。东北西三面为断崖。现存面积1000余平方米。月对该遗址未破坏部分进行全面勘探和考古发掘，揭露了一处跨时代的聚落群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包含有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
本次发现的主要遗迹单位有：仰韶晚期房址1座，陶窑1座，灰坑40座，二里头时期墓葬3座，灰坑5座。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对于同一时期内研究器物早晚之间演化序列有重要的价值。
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判断，遗址分为两个时代，早期的为仰韶晚期，晚期的为二里头文化期。仰韶晚期陶器中夹砂灰陶占绝大多数，少量的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发现极少数量的彩陶片和白陶片。器表以绳纹、附加堆纹为多，素面、篮纹次之，线纹又次之，划纹、方格纹、弦纹比较少见，彩绘仅有少量残片。窄条斜向抹痕附件堆纹，绳纹斜向为最多，斜蓝纹常见。夹砂罐多有鸡冠鋬耳，且位于口沿下至腹部最大径之间。器物的种类有夹砂灰陶折沿附加堆纹平底罐、泥质灰陶广肩蓝纹罐、夹砂灰陶敞口花边底碗、泥质褐胎黑皮陶敛口斜腹圜底豆、泥质灰陶喇叭口平底壶、泥质灰陶敛口瓮、夹砂灰陶敛口斝、夹砂灰陶带舌形鋬的平底盆等，另外有经打制的陶刀以及陶纺轮等。石器有钺、斧、铲、凿、砾石、石球等工具，还有穿孔蚌饰品及骨簪、骨锥等修饰精致的骨器等。通过陶器对比分析，器物时代与义井遗址器物显著不同，夹砂罐与孝义临水、白燕一期一段的夹砂罐相似，时代较为接近。喇叭口桥形竖耳罐，及折沿双鸡冠鋬夹砂罐，为典型器物。不见义井的彩陶片和五台阳白的侈口罐，没有出现尖底瓶，也没有三足器，器物组合简单，连续性强，在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地方性，应该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或称白燕一期文化类型。
墓葬全为夏文化时期，随葬品简单，均为夹砂灰陶的小罐，但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的保存完整的三个墓葬几乎成排排列，为家族墓葬的可能性较大。墓主人尸骨不全，其中以左侧腕骨、掌骨、指骨残缺为特征。还有一座墓葬，左侧尺骨、桡骨及腕骨、掌骨、指骨均不见，有可能这里一直流行的一种割体葬仪。墓葬出土的双鋬小罐与夏县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双鋬罐完全相似，敛口、敞口斝还有甗等与太原二里头文化东太堡类型同类器物也完全相似，而敛口瓮、鬲等具有地方特色。
逍遥遗址位于晋南进入晋中古道的两侧台地上，这里自古以来有“燕冀之御、秦蜀之经”之称。从考古发掘看，可以证实，至少早在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时这里就相当发达，是难得的考古学文化交流的“驿站”。逍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仰韶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尽管仰韶晚期遗存以及二里头文化遗存在该区域分布不少，但是经过考古发掘的仅此一处，并且该遗址地层叠压关系明确，遗迹单位之间打破关系复杂，为深入研究晋中盆地考古学文化遗存年代序列建立了标尺。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韩炳华 张喜斌
赞助商链接一、旧石器时代有：
芮城西侯度、芮城\河、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2011专）、朔州峙峪、沁水下川（2011学）、陵川塔水河岩厦遗址（）、吉县柿子滩（2012学）、蒲县薛关遗址（1）、襄汾大崮堆山史前石器制造场遗址（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等。 \河文化
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位于山西芮城\河村。1957年发现，1960 ～1980年多次发掘，出土有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石制品有砍斫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球状器等，研究者认为它们在风格上同北京人的石器不同，而与丁村遗址的石器属于相同的技术传统。动物化石包含一些古老的种类 ，如三趾马和一种古老的剑齿象。有的研究者据此主张\河文化也许比北京人文化稍早；也有学者从地貌学角度分析，认为该文化的年代较晚。在华北大石器文化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
吉县柿子滩遗址（2001）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遗址距今2---1万年。位于山西省吉县县城以西的清水河沿岸，东西分布约10公里，面积约6万平方米。1980年发现并试掘，2001年至今进行了连续发掘，共发现25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发掘出成组的人类用火遗迹，修整石器的工作区等诸多人类活动的信息。出土了上万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制作精美的蚌质穿孔装饰品，还发现了石崖上残存的赭红色岩画。石制品大部分以石英岩为原料，器形有削状器、尖状器、锥钻、石锯、琢背石片等。这是中国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以典型细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是研究中国华北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珍贵资料。
二、新石器时代：
夏县西阴村、翼城枣园、襄汾陶寺（2012专）、芮城清凉寺；另有灵石逍遥遗址（仰韶-二里头）、垣曲古城东关、翼城北橄、垣曲宁家坡陶窑遗址、垣曲下马遗址、临汾高堆遗址、临汾下靳墓地、太原光社，义井遗址、长治小神遗址、太谷白燕遗址等。
枣园遗址位于翼城县东部，地形为丘陵地带，遗址区西、南分别临近浍河上游的史伯河（滑家河）和浇底河，主要遗存分布在两条小河的交汇处东北的一条黄土梁上。发现于1991年，1999年秋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约190平方米。发现的主要遗迹有房址和窖穴，主要遗物是陶器，以钵、盆、壶、夹砂罐等器物为主要组合，根据对主要遗物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庙底沟文化的源头，参考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约距今年，是目前山西省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这里仅是一个小型聚落，但由于是最早确认该类遗存的遗址，所以命名为“枣园文化”。
夏县西阴村遗址
西阴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的西北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576平方米，发现了分别属于庙底沟（近年来也有人称为“西阴文化”）、西王村III期、庙底沟二期和商代二里冈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发现了房址及不同形状的灰坑，出土遗物包含陶、石、骨、蚌等类。除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的原因之外，由于这是由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芮城清凉寺（）
清凉寺史前墓地属于寺里―坡头遗址，位于芮城县的东北部。墓地所在地为中条山南麓的倾斜坡地。1955年发现，1965年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2003年～2005年，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凉寺墓地共发掘墓葬355座，皆为土坑竖穴，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分析，可分为四期。枣园文化、庙二、龙山、龙山晚期。墓地第二
期是中原地区大量随葬玉石器年代最早的实例。墓地第三期出现了大量的殉人，其中以未成年的小孩最多，是迄今发现殉人数量最多的史前墓地。墓地特殊的葬制、不同特点的随葬品表现的社会现象丰富多彩。清凉寺墓地的发掘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入选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获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襄汾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东北大约6.5公里的陶寺镇南侧的塔儿山下，总面积约600余万平方米。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年连续发掘，年，为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研究”课题再次进行勘察和发掘。两次发掘清理出数量较多的房址、道路、水井、陶窑、灰坑，以及包括不同等级墓葬的大型墓地、城址、疑似观象台的夯土基址。出土鼍鼓、特磬、蟠龙纹陶盘、石制工具、陶容器、装饰玉器等，在陶寺遗址发现了红铜烧造成的铃形小铜器、铜齿轮形器、朱书文字、不同等级的墓葬、礼乐重器等多种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由此确立了“陶寺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之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灵石逍遥遗址
夏――夏县东下冯遗址，另有垣曲宁家坡、长治小神、太原东太堡、太谷白燕、忻州游邀等商――柳林高红遗址、灵石旌介商墓，另有夏县东下冯商城、垣曲南关商城等
柳林高红遗址（2006）
高红夯土基址位于柳林县高红村三川河三面环绕的一座山梁上，共发现20余处夯土基址，最大一座是位于基址群中部东西向的7号基址。2004年6月～2006年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柳林县文管所共同进行发掘，发掘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清理出7号、8号、22号夯土基址及23号夯土墙、26号夯土院落。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少量石器和骨器等遗物。这是吕梁山区首次发现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应是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的活动场所，其发掘成果对探索当地商代方国文化和同期黄河两岸吕梁山区陕北高原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归属问题均有重要作用。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灵石旌介商墓
灵石旌介墓地位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1976年首次发现一座商墓，1985年又发掘两座商墓，均属商代晚期。旌介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其中部分器物属全国罕见，一些铜器上铸有“丙”型族徽，据研究在商代后期汾河流域附近分布着一些方国，这应该是其中一个方国的遗存，因此这是一批极其珍贵的材料，对研究商代考古、历史、青铜艺术有重大的意义，还是研究方国文化、商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极其珍贵的资料。
晋侯墓地（11专）、翼城大河口墓地、绛县横水墓地，另有黎城墓地、洪洞坊堆--永凝堡
天马―曲村遗址
位于山西省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发现于1980年，遗址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年，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10余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大量的居住基址和墓葬区，出土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遗物，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年又对属于该遗址的北赵村晋侯墓地进行考古发掘6次。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4座陪葬墓、数十座祭祀坑，5座车马坑，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随葬品，其中部分器物带有铭文，是西周断代研究的重要依据。这些墓葬世代相接，墓主当是历代晋侯燮父一直到护送平王东迁的晋文侯。
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是二十世纪我国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研究晋文化的源流、西周墓葬制度和器用制度以及当时晋与西周的关系提供了珍贵详实的资料，北赵晋侯墓地发现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赵晋侯墓地于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3年又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
位于曲沃县北赵村，是西周时期晋献侯稣及其夫人墓y葬的车马坑，是晋侯墓地10座车马坑中最大的一座。年北京大学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发掘。车马坑为东西向，平面近长方形，分为马坑和车坑两部分。位于东边的马坑，经辨认殉葬马匹至少有105匹，马匹多呈倒卧的无序状态，互相间多有叠压，马腿之间有捆绑痕迹，可能是致死后埋入。车坑殉车总数达48辆左右，分六排放置，车子都是整车东西向摆放，整齐而有规律。包括战车、礼仪车、生活车，其中装有青铜甲片的战车我们称为“装甲车”，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装甲车。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也是已发掘的商周时期殉葬车辆最多的车马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绛县横水墓地
位于山西运城市绛县横水镇北，于2004年冬发掘3座墓，月全面勘探，探明墓地面积约35000平方米，2005年5月~2006年5月发掘8300平方米。前后共发掘墓葬1326座，其中西周墓葬194座，车马坑、马坑24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南向北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初年。除少数带墓道的大型墓外，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墓主多头向西，仰身直肢葬为主，俯身葬约占三分之一。车马坑陪葬的大中型墓常见殉人、殉狗，有腰坑。出土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各类文物14000余件套。
其中，一、二号大型墓保存完好，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铜器铭文可知，墓主人为文献未载的西周中期的伯夫妇墓。尤为重要的是，在一号墓内发现了目前我国时代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荒帷，为红色、刺绣有凤鸟图案的丝织品。同荒帷相伴的其他饰棺、束棺和下棺等遗物痕迹也在精细的发掘中一一清理出来，创造了发掘单座商周墓葬清理细、获取信息多的一个范例。该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分封制度等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且获得了国家田野考古一等奖。 翼城大河口墓地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地处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 2007年5月大河口墓地被盗发现，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共清理包括M1、M2在内的6座墓葬。月进行了全面普探，2009年5月至今进行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墓地共分6个发掘区，共揭露面积15000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其中大型墓葬7座，中型墓葬40座，小型墓葬568座，车马坑22座，圆形灰坑31座。目前已完成大中型墓葬发掘，开始小型墓葬清理，共清理墓葬305座。发掘出土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此外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贝和串饰等，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发现有金器。青铜器铭文显示，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霸”，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该墓地可能是新发现的一个西周封国墓地，与绛县横水墓地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对于研究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封国及其与晋国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获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侯马晋国都城遗址、侯马祭祀、盟誓、铸铜遗址，另有侯马上马墓地、下平望墓地、新绛柳泉墓地、长治分水岭墓地、潞城潞河墓地、长子牛家坡和鲍店墓地
侯马晋国都城遗址（新田遗址）
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又称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部，汾河萦绕于西北，浍河横贯其南部，年代在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376年间，分布面积约50余平方公里，1952年发现。
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发现平望、台神、牛村、马庄、程王、北坞、北郭马、凤城等大小共11座古城址，其中平望、牛村和台神组成的“品”字形古城组可能是三家分晋前晋君的宫城（未发现郭城），凤城古城可能是三家分晋 后晋 君的都城，沿用到汉代。在牛村古城南城墙外发现有铸铜、制骨、制石圭和制陶作坊遗址，其中铸铜遗址还见于台神古城南（即今白店村西北部）和程王路东段等地，制陶遗址在浍河北岸今新田市场也有发现。已发现11处祭祀遗址，主要集中有四处，以程王路建筑基址为中心的环形祭祀带可能是晋国的宗庙祭祀区；牛村古城南祭祀遗址；祁和西高祭祀遗址；西南张祭祀遗址，其中侯马盟书即发现于程王路宗庙建筑基址以南。墓地主要有上马墓地、下平望墓地、东高墓地、牛村古城南墓地和柳泉墓地等，其中柳泉墓地分布面积最大，墓葬规格最高。 侯马盟誓遗址
春秋晚期晋国世卿赵氏与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遗址。位于侯马晋国遗址牛村古城以东
3.3公里的秦村西北侯马电厂，1965年11月至次年5月发掘，在东西长70、南北宽约55米的区域内，发现401个竖坑（坎），发掘了其中的326个，其中出土盟书的单位共42个，集中发现于遗址西北部100平方米的范围内。盟书年代为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58年前后。401个竖坑大多为南北向长方形，坑底多见有兽骨一具，兽骨可见羊骨、牛骨、马骨等，67个坑内无牲骨，除发现有文字的盟书外，还发现有璧、璜、瑗、i等玉器。盟誓遗址出土盟书5000余件，文字可辨识的656件，少者10余字，多者200余字，多是用朱笔在玉石片上写成的。盟书内容可以分为六类，主要强调参盟者要“事其主”、“守二宫”、“从嘉之盟定宫平 之命”、“自誓 于 君所”、“既誓之后?”，列出打击对象多至九氏二十一家，并有打击纳室者和诅咒背盟者的盟书。
侯马铸铜遗址
铸铜遗址位于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牛村古城之南，是东周时期晋国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侯马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省文管会1959开始发掘，至今已发掘5000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众多。遗迹包括居住址、窖穴、水井、道路、陶窑、熔铜炉、墓葬等，分布非常密集。出土遗物包括日常生活用的鼎、釜、豆、壶、罐、瓮等陶器和社会生产用的各种骨、石、铜、蚌制等工具。在这些遗物中，大量的与铸铜手工业有关，如雕刻花纹用的骨质雕刀、青铜小刀；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及铜锭、铅锭和坩埚等。其中陶范的数量最多，达3万余块。有1000余块陶范可辨认器形，成组配套有能复原的器形有100余套，包括鼎、豆、壶、F、鉴、舟、敦、匕、匙、铲、、斧、锛、刀、剑、镞、、钟、镜、带钩、货币、车马饰，包含了礼器、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装饰品和货币等。根据考古发掘，其铸造工艺包括塑模、翻范、烘烤、合范、浇注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侯马铸铜遗址作为反映东周时期铸造冶金技术的一处重要遗址，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东周时期晋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太原古城营晋阳古城
晋阳古城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古城营村附近。始建于春秋中晚期（公元前497年），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毁于战火。晋阳古城自创建以来，曾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大都会。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城遗址发现数段城墙和三座小城遗址。近年又发现了建筑基础、砖瓦、琉璃构件和石刻造像。2001年，为配合大运高速公路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局对晋阳古城护城河和西北城角进行抢救性发掘。另外一些断代佐证表明晋阳城西北城角修筑年代在北朝至唐。发掘获取的材料为研究晋阳古城提供了可靠详实的材料。
六、战国秦汉
太原赵卿墓、襄汾大张遗址、侯马乔村墓地、榆次猫儿岭战国墓地、夏县禹王城汉代遗山西晋阳古城遗址发现北朝时期重要建筑构件
　　7月23日，记者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获悉，晋阳古城发掘发现一处北朝时期的重要建筑，估计是仓储类建筑，建筑壁为圆形，现有保存较好的木板和横梁等。
　　从出土的遗物看，数量虽少，但时间跨度较大，从北朝至明清都有。其中，隋唐时期的遗物较多，有建筑材料、日用陶器、瓷器和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等。在建筑材料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两件分别有&大魏兴和二年造&（公元540年）和&大齐天保元年造&（公元550年）纪年的建筑构件。
　　据该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试掘面积较小，但地层堆积时代序列清楚，整个发掘区的遗迹最早为北朝，最晚为近现代，共发现各类遗迹17处。随着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仅证实了宋初焚毁并水淹晋阳城的历史，而且还通过两件带有明确纪年的建筑构件和北朝文化层，为推断北朝时期的晋阳城城市布局提供了导向价值。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一五&全国百处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2010年获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201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古城营南村进行了小范围试掘，并取得重大收获。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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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勘察，该墓葬群中有2座为土坑竖穴墓，棺木已朽，早年曾被盗掘；另有数座已毁。清...
英国莱斯特大学的莫里斯教授说考古队此前从未发现过"棺中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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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 位访客！遗迹,遗产,遗物,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平行的还是包含的?_百度知道从“ 河流相”到“ 黄土堆积”——山西丁村遗址群2015考古获重要收获
从“ 河流相”到“ 黄土堆积”——山西丁村遗址群2015考古获重要收获
山西丁村遗址是中国最重要的旧石器遗址之一。在过去几十年的数次调查与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品、动物骨骼化石和数件“丁村人”骨骼化石，但是这些遗物基本都是在河流相的砂砾层中被发现，并不是原地埋藏。
201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丁村遗址群东部黄土台塬约20平方公里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50余处，并对其中的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和老虎坡遗址进行了8个多月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这是丁村遗址群60年来在黄土台塬区最大规模的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多个原地埋藏人类活动遗迹和大量文化遗物。
2015 年年初，在完成《丁村遗址群埋藏环境预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由“河流相地层” 向“黄土堆积” 转变的工作思路；制订了在丁村遗址群东北部的黄土塬区进行系统调查的详细计划。3 月至4 月春季调查中，在北起城关柴村，南至沙女沟，东至塔儿山约20 平方公里的沟谷梁峁地带，发现旧石器地点46 处，采集石制品及动物化石400 余件。10 月至11 月又发现石器地点多处。
调查结果显示：丁村遗址群东侧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土状堆积，是丁村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区。在与大崮堆山南坡角页岩基岩出露相通的北涧沟→沙女沟→红土寨沟→上庄沟一线的沟谷中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原地埋藏的人类遗址；而在尚未侵蚀至大崮堆山基岩上的北寨沟和柴村沟中，角页岩砾石缺乏，也未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显示了丁村人对角页岩原料的亲近性和依赖性。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丁村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生活轨迹及其行为链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宝贵资料。
九龙洞遗址位于沙女沟村东南侧北涧沟沟口北侧一个突出的小土包上。发掘分A、B 两区，面积35 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000 余件。该遗址属于沟谷冲洪积物侵蚀土状堆积埋藏环境。A区剖面可见清晰的侵蚀接触关系，南部由5 个砾石堆积与土状堆积交替叠压的旋回组成，厚约7 米（未见底）；北部为受侵蚀的原生土状堆积。石制品自上而下在各个砾石堆积和土状堆积中均有发现，共出土石制品2000 余件。在侵蚀面之下，厚达4 米的土状堆积中揭露出至少3个由数十件石片、石核、断块、碎屑组成的石制品密集分布层。而这3 个层位之间并非空白，每个水平发掘层（5 厘米）中都有石制品出现，表明该区域内曾连续有人类活动。在B 区同一层位发现2 个有近百件石制品组成的石器制作现场。B 区土状堆积中的同一层位中，在不到9 平方米的面积内，发现两处原地埋藏的，有百余件石片、石核以及大量碎屑密集分布的原始人类打制石器的现场。据此分析，这里很可能属于两个工匠同时打制石器的活动场所。
九龙洞遗址全貌及A区平剖面
九龙洞遗址发掘区域（局部）
九龙洞遗址B区石器打制现场
九龙洞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原始人类的生存方式，复原人类行为、人地关系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对于研究丁村远古人类、石器原料选取、打制技术以及复原整个制作流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过水洞遗址位于沙女沟村西南500 米的沙女沟南岸，发掘面积30 平方米。这里可见大约相当于S0-L3阶段地层堆积。在L2之下土状堆积中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石制品、炭屑、红烧土块。疑为原始人野炊临时营地。
过水洞遗址发掘区
过水遗址地貌及动物化石、碳堆和红烧土块
过水洞遗址的文化层在15 米高的悬崖底部，地层从上至下由浅咖色逐渐加深，包含有大量炭屑、炭粒和少量的红烧土块。从发现的动物化石来看，大部分为较破碎的小型食草类肢骨、脊椎骨等。这些破碎的动物化石，并非自然破损。它们与石制品、炭堆、炭屑、红烧土块同时出现在黄土地层中，表明这是一处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临时营地——有可能是古人“野炊烧烤、分享食物” 的场所。鉴于其重要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今后展示的需要，对其中炭粒密集的炭堆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共生的遗迹现象进行套箱提取。
过水洞遗址是丁村遗址群首次发现的原地埋藏的用火遗迹，大量动物化石的发现对于重建当时的环境、研究古人类的狩猎对象、策略以及能力具有意义。而炭堆、烧土等则为探讨古人类对于火的管控能力提供了新材料。从周围地层对比来看，过水洞遗址曾经遭受了一次较为强烈的侵蚀，导致这里的土堆积整体垮塌。受整体滑落的影响，地层呈现出东南-西北向倾斜。石制品、炭屑、炭粒和红烧土块出现了严重位移。根据地层堆积判断：遗址形成年代约为20～30 万年前，但垮塌年代的确定尚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老虎坡遗址位于襄汾县城南大运路915.6千米处。2014 年9 至12 月首次发掘，今年7 月以来考古队与浙江大学合作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发现石制品300 余件。
老虎坡遗址
老虎坡遗址发掘区（局部）
老虎坡遗址上部为马兰黄土（L1），之下为古土壤条带（S1）。S1是黄土高原末次间冰期古土壤，距今7.8～13.1 万年。石制品在马兰黄土中零星分布，在距S1顶部0.2～1.8 米的范围内均有石制品发现，且石制品数量由浅至深逐步增加。在距S1 顶部约1.8 米左右的同一水平面上，密集分布着222 件直径20～50 厘米的巨型角页岩石块和47 件球形风化的花岗岩砾石。
其中部分角页岩石块具有较大的石片疤，曾作为石核进行过剥片，与它们同层发现的石制品有134 件，说明这里曾经有过人类的活动。这些巨大石块单层分布，上下均为色泽一致的古土壤，未夹杂任何砂或小砾石，也无统一的倾向，因而排除了河流搬运、自然营力形成的可能性。这些石块岩性较为单一，表明这些砾石应经过刻意的挑选；而且在适宜剥片的角页岩砾石上多具有较大的石片疤，应作为石核进行过剥片，与之伴出的石片、断片等也印证了这一点。从重量上看，它们均在人类个体能够搬运范围之内（15～50 公斤左右）。平面分布上既有排列较为紧密整齐的中心区域，也有外围较为散乱的部分，显示了一定的结构。初步分析，一方面可能是丁村人作为打制石器的原料储备，另一方面，可能为具有人工性质的建筑遗迹，如石铺地面等。目前来看以上推论均需更多证据，但其人工性质则较为确切。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日，作者：王益人）
丁村遗址群2015年考古现场研讨会会议纪要
“丁村遗址群2015年考古现场研讨会”于日在襄汾县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在老虎坡遗址合影
与会专家学者观察文物
讨论会现场
与会专家学者参观了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和老虎坡遗址发掘现场，观察了发现的石制品、动物化石、烧骨、碳屑、红烧土等文化遗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丁村遗址群发掘领队王益人介绍了2015年3月以来，在汾河以东塔儿山至汾河黄土台塬区调查中发现的46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并重点介绍了老虎坡人工性质的建筑遗迹、九龙洞石器打制现场和过水洞用火遗迹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王社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陈全家、陈胜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等对丁村遗址2015 年发掘与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积极的建议。大家认为：
2015 年丁村遗址群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在黄土台塬区发现的众多旧石器遗址或地点，扩大了丁村遗址群的分布范围，使丁村遗址从汾河河谷阶地扩展到黄土台塬，埋藏类型由原来单一的河流沙砾层，延伸到黄土地层，从而可以借助黄土地层古土壤沉积序列中的环境变化信息、年代信息，为丁村遗址旧石器文化研究增加了坚实的依托。
1.九龙洞遗址：首先，从地层堆积来看，清晰地显示了季节性河流多次侵蚀黄土堆积的现象。特别是A 区西侧剖面，可见清晰的侵蚀接触关系，又包含有多层文化遗存叠压。这样两套不同性质堆积的剖面很难得，是很好的教学范本。其次，揭露出多个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包括A区黄土堆积中3 个可以拼合的石制品密集分布层，以及B 区由石片、石核、断块、碎屑等组成的石器制作场；保存了大量石器制作过程的原始信息，为研究当时人类对原料的利用、技术的掌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另外，石器拼合对于研究石器打制技术非常重要，后续研究任务繁重；同时还要相应的石器打制实验，复原石器制作流程。此外，地质、环境、年代等方面应同步进行。
2. 老虎坡遗址：遗迹现象十分独特，为研究当时人类的生存能力及对环境改造能力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课题与基本信息。国外旧石器遗址中也有在河边泥地上铺设石块的遗迹发现。从现场看，在土状堆积中发现的大面积密集分布的巨大砾石和有人工痕迹的角页岩石块，可以排除自然营力形成的可能性，应该是人工搬运而来的，但其原因和目的用途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与之共存的石片等文化遗物，也表明它们与人类活动相关。因此，还需扩大发掘面积，搞清它的平面布局与空间结构，从土壤微形态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论证它的功能和成因。
3. 过水洞遗址：发现的用火遗迹也很重要，但由于地层堆积变形，加之处于危崖之下，发掘难度大。应当对这一区域加强调查，进一步搞清它的地质成因和分布范围。
二、九龙洞等三处遗址的发掘，严格遵守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科学规范。地层划分、标本提取程序及后期认证程序均操作规范，清晰而条理的揭示了重要的遗迹现象。特别是对重要遗存保护，采取了套箱、搭建保护棚等措施，为遗址后续发掘、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大家一致认为：丁村遗址今年发掘的这三处遗址非常重要。发现的诸如石器制作现场、用火遗迹、人工性质的建筑遗迹等重要遗迹现象，为研究丁村人的生存模式、行为链条、认知能力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相信在扩大发掘面积、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丁村遗址完全可以成为像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水洞沟遗址一样的旧石器时代旗舰性遗址。
四、建议在下一步的考古工作中，首先应编制考古工作规划，作为框架来指导未来的工作，系统、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同时应积极申报国家大遗址，争取大遗址保护项目。在一些重要的遗址点扩大发掘面积，通过持续不断的发掘，获取更多的材料。加强多学科交叉协作，对遗址的地层、环境、年代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多方面佐证考古发掘成果的真实性，用确凿、具有科学实证链条的成果，来加强与完善丁村遗址考古发现。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日，作者：兰会才 袁文明 王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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