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早期的天主教戒律改革充分汲纳了此前众多改革派人士的思想理念及改革实践，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即是其中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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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关爱灵魂的教会牧者”之形象
2013年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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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早期的天主教戒律改革充分汲纳了此前众多改革派人士的思想理念及改革实践，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塔里尼撰写的《论主教的职责》，是天主教改革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反映了天主教会致力于将主教从“聚敛圣俸的贪婪之徒”改造成为“关爱灵魂的教会牧者”这一改革要旨。 中国论文网 /4/view-5704326.htm　　关键词： 　　孔塔里尼；主教制度；天主教戒律改革；教会牧者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天主教会形成了建基于主教制之上的等级制教会。位居此结构中枢环节的主教，在教会的实际运转中是主教辖区的首脑，有资格祝圣神父、演绎圣事、教化信众、管理教会。因此之故，主教团体之优劣与否，对于整个教会的运转乃至存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教会在中世纪日益卷入俗世的利益纷争，地方上的主教日常出入于宫廷王府，游走在僧俗两界，既不放弃世俗权势、了断尘缘，亦不安心牧养信众，而是在复杂的利益网络中迷失、挣扎，背离了“教会牧者”这一价值观，成为时人眼中攫取圣俸的贪婪之徒。更为严重的是，主教的行为成为下层教士争相仿效的榜样，基层的堂区神父等教职人士也热衷于买卖圣职、敛财求富，令世人所不齿。故而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会深陷主教制度危机。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动的宗教改革，更是从神学和教会学两方面否定了主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此，天主教会自16世纪中期起，不得不加快戒律改革（disciplinaryreform）的步伐，以期在重塑主教牧灵形象、强化牧者职责、提升主教权威的同时，捍卫其主教制度于不倒。因而有史家指出，教会史视域中的近代早期可以认为是主教自我革新的时代。 　　关于主教制度改革的各项规定，特兰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的改革教令提供了最为全面的文献，因其充分汲纳了此前众多改革派人士的思想理念及改革实践，为此后的教会整体戒律改革（又名“特兰托改革”）奠定了基调并树立了官方准则。而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535年，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将政治经验丰富的孔塔里尼招致罗马并且擢升为枢机主教，命其负责改革要务。孔氏此前不仅从政多年，亦是信仰虔诚之士，对教会的时局及改革方略体悟甚深，加之有机会在教廷践履自己的改革理念，因而成为特兰托大公会议召开前夕的天主教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1536年，孔塔里尼与波尔（Reginald Pole）、吉贝蒂（Gian Matteo Giberti）、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等深得教宗信任之人物组成9人委员会，为教会改革出谋划策，并起草了著名的《教会改革建议书》（Consilium deemendanda ecclesia），于翌年呈献给教宗。这份建议书痛陈教会之腐败，提出不少饶富洞见的改革建议，虽在当时未能付诸实践，却为特兰托大公会议所吸纳，从而使9人委员会建构的改革方案得以付诸实行。该建议书虽由9人共同起草并署名，但核心内容却是依托于孔塔里尼的思想结晶。实际上，孔氏的改革思想可谓其来有自，早在1517年撰著的《论主教的职责》一书中即可看出端倪，他后来的改革思维也泰半脱胎于此。故若要更准确地理解特兰托大公会议旨在恢复主教牧灵职责的改革愿景以及天主教会的整体改革理念，孔氏《论主教的职责》一书实为重要，不可不察。本文不揣浅陋，以美国教会史专家唐纳利（John Patrick Donnelly）编辑的《论主教的职责》这一版本为原始文献，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尝试将孔氏思想放置于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加以考量，以期勾勒出他眼中的主教牧者形象，并揭橥天主教会的改革理念。 　　一、孔塔里尼其人及《论主教的职责》 　　之成书背景 　　（一）孔塔里尼其人 　　孔塔里尼出身于威尼斯望族，家族成员历来是威尼斯共和国政治与外交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其中有8人曾先后担任威尼斯总督。他们一方面为威尼斯在法国、西班牙、教宗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夹缝中求生存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皆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奉教宗为自己的宗教领袖，衷心期盼教会的革新与复兴。孔塔里尼本人在隶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欧洲学术重镇之一帕多瓦大学学习九年（），在哲学方面造诣颇深，对神学亦有相当程度的涉猎。其间，孔塔里尼与虔敬之人、修道人士时相往来、砥砺学业，同哀教会之沉疴，探讨教会改革之走向。1509年，惨烈的康布雷同盟战争（War of theLeague of Cambrai）使威尼斯共和国遭到沉重的打击，也导致帕多瓦大学暂时停办。孔塔里尼不得不中断学业，益发忧心家国命运，思考自己的职业走向。其时挚友兼精神导师朱斯蒂尼亚尼（Tommaso Giustiniani）与圭里尼（VincenzcQuerini）弃俗出家、远遁尘世，加入了卡尔玛多利修会（the Order of Calmaldoli），孔塔里尼为此伤心、迷惘，经历了一场“属灵危机”。后世学者往往将孔塔里尼此时的境遇与马丁‘路德的“高塔体验”（pisode de la Tour）相类比，认为两者有相似之处。在此需强调的是，孔塔里尼的属灵危机乃当时天主教信仰方式多元、敬虔取径多样的一个缩影。虽然孔塔里尼苦劝两位挚友回心转意而不成，但仍然尊重、敬佩他们的抉择。不过，孔塔里尼始终强调，修道院中的“静思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并非是荣耀上帝、救赎灵魂的最佳方式，盖因在尘世中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且适合过此种生活；而人乃是社会动物，需要交流与互助，远离尘世的生活并不符合人的天性。对于孔氏本人而言，在此间尘世以积极乐观的方式工作、生活，为家族以及威尼斯共和国做出贡献，不失为荣耀上主的好方法。其实，当时不只是孔塔里尼一人有这种追求“积极生活”（active life）的想法，“尘世中愈显主荣”早已渐成风气。此后，于1540年正式获准成立的耶稣会，就始终践履以“流动性”为职志的宗教生活，成为尘世间修行的最有代表性的新派修会。当时帮助耶稣会获取教宗认可的幕后推手之一就是孔塔里尼。耶稣会的理念与孔氏颇相契合，当是后者鼎力相助的重要原因。
　　在与朱斯蒂尼亚尼、圭里尼两人书信往还的过程中，孔塔里尼益发肯定自己的想法――在尘世中服务上帝。在1511年的一个圣周六，他终于完全认识到，基督徒无论过着何种生活，并不能借助善功求取救赎，也无法依凭远离尘世的修道生活得以称义，唯有凭借认信基督自愿为人类受难而带来的恩典，才能最终称义。人类自己需要做的，乃是活在尘世之中，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孔氏与路德同一年出生，可谓同时代人；两人虽从未谋面，但思想确有不谋而合之处。路德在日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成为宗教改革之嚆矢；而就在同年几个月前的溽暑，孔塔里尼则在刚当选拜尔加莫（Bergamo）主教一职的朋友皮埃特罗?利博马诺（PietroLippomano）的要求下，撰写了《论主教的职责》一书。彼时隶属奥古斯丁托钵僧团的修士路德痛陈教会积弊，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孔塔里尼虽也在著作中谴责腐败、吁求改革，却坚守教会的圣统制以及教宗之全权。如果说1517年乃教会历史的转折点，路德的思想代表了历史的断裂，预示了一条全新的历史进路，那么，孔氏的思维则是历史的延续，吁求教会改革在原有架构之中的具体落实。 　　（二）《论主教的职责》之成书背景 　　1517年夏季，孔塔里尼尚只是一名平信徒，也没有完全确定未来的职业走向，其主要精力放在了著书立说与关注时局之上。于他而言，在威尼斯从政当然是最佳的职业选择，不过成为一名主教以便在尘世服务上帝，亦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孔氏虽系受人所托撰写了《论主教的职责》，但由于他自己也有可能在教会谋求发展，故书中所论实则也是对其自身的一种鞭策。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代，所谓“行为指引”、“鉴书”、“家训”、“治家书”、“教养书”以及“教导文学”等体裁的著述层出不穷、蔚为大观。许多作品泰半用来献给诸侯王公以及教会高层，或借此直言进谏、出谋划策，或敦促完善日常行举。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卡斯提理翁（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论》以及保罗?科尔泰塞（Paolo Cortese）的《枢机论》皆系当时最著名的“鉴书”，而孔氏的《论主教的职责》亦属这一体裁。 　　当时委托孔塔里尼撰著此书的皮埃特罗刚当选拜尔加莫主教不久。他本人年龄尚轻，远没有达到教会法规定的主教任职年龄为30周岁的最低限度。尤有甚者，皮埃特罗迟至1530年才正式完成主教的祝圣礼，这就意味着他在此前长达十几年的时期内都没有履行主教应尽的教牧职责、驻跸于教区，其主教辖区也只是雇人打理。①实际上，皮埃特罗得以成为主教，首先是由于其叔父尼古劳?利博马诺（Nicolao Lippomano）的精心安排。利博马诺家族乃威尼斯的名门显贵，控制着当地大量的教会职位与圣俸，故而可以无视教会法的约束而大行其道。尼古劳其时已罹患重病，为了让拜尔加莫主教区成为自己家族的恒产，遂主动放弃主教区，让侄子皮埃特罗接手。这种做法在教会史上常称为“圣俸的提前预期权”，即在某份圣俸出缺之前，就对其进行分配。虽然尼古劳不再是主教，表面上也放弃了主教的圣俸，实则仍旧可以通过提前订立条款保留全部的收入为其所用。这种做法就是“保留分配权”，即对某份圣俸保有分配的权力。利博马诺家族的这一贪腐过程可以这样归纳：尼古劳先放弃其主教辖区及相关圣俸，但保有未来将之收回的权力；随后附加保留教区收入的内容；然后，再附加保留授予圣俸的权力；之后，保留行政管辖权。最终，一个本没有资格担任主教的“傀儡”――皮埃特罗就可以变相成为主教；而教会的公产――主教区亦由是成为其家族产业。 　　当然，利博马诺叔侄的这种腐败行为最终可以得手，还需依赖教宗的恩准与庇佑并且越过教会法的约束。在中世纪晚期，宗教税收以及教宗国的世俗税收业已不能让教宗自如地维持大量的军事、行政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开销，卖官鬻爵成为常态。甚至教廷中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为尼古劳-利博马诺这类人获取教宗恩准提供渠道，当然此中花费亦是不菲。上行下效，不只是主教区成为逐利之人趋之若鹜的“肥肉”，基层堂区、修院亦如是。这种依托于教宗特许权，以教会公产“父传子”、“叔传侄”为特色的“裙带关系”（nepotism），在当时已成风气，固化为结构性腐败的一环。随着教宗恩准的豁免权与特许权的泛滥，以皮埃特罗?利博马诺为代表的一大批主教，利用各种手段攫取多个教区、兼领多份圣俸。他们往往不驻跸于自己的管区，而是选择常驻于更舒适惬意的地方，享受主教职位带给他们的收入、权力与地位。这些人当然无意也无力同时管理多个教区，但他们自有应对之策：从自己的收入中拨出很少的一部分雇佣他人来打理教区，代行牧灵职责。要言之，主教本应是关爱灵魂的教会牧者，却在现实中成为攫取薪俸的贪腐之辈（Chasseur de prebendes）。这种风气与行为屡遭时人的抨击与鄙夷，给建基于主教制的罗马天主教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孔塔里尼的时代，面对教会的积弊以及身居教会圣统制中枢环节的主教的沉沦，吁求教会改革的人士一再援引当时的一句警言：“主教者，坚守岗位之监督者也。”他们认为，对主教进行戒律和道德方面的改造，推动他们从“聚敛圣俸的贪婪之徒”转向“关爱灵魂的教会牧者”，乃是教会全面复兴的基石。孔塔里尼的《论主教的职责》正是因应了这种呼唤。在当时身为平信徒的孔塔里尼，尚没有担任主教的实际经验；他之所以能从平信徒的角度勾勒出理想的主教典范，除了上面提到的时代因素外，还有两处重要的思想源泉。 　　其一是他在帕多瓦大学求学期间熟识的当地主教彼得罗?巴罗奇（Pietro Barozzi，）。巴罗奇先后担任过贝卢诺（BeHuno）和帕多瓦（Padua）的主教，被视为15世纪末威尼斯主教群体中的卓越牧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巴罗奇的主教理念，就是：主教乃是上帝在尘世中的管家。他认为，主教区的收入与产业并非主教个人及其家族的世袭财产，而是上帝托付主教暂时管理的产业，故而主教本人并不是主教辖区内可以作威作福的主子，而只是上帝指派的管家。他一再强调：主教一定要在死前散尽财产，将自己的全部收入用在穷人身上，绝不给家丁、亲戚以及其他世俗统治者留下可乘之机。巴罗奇的这一理念对孔塔里尼的触动很大。
　　此外，中世纪盛期至16世纪，众多主教不在辖区居住，漠视教区管理、宗教训导，故除了托钵僧团之外，“居于俗界的教士”（secular clergy）泰半忽略了布道职责，其布道技艺亦大为衰落。针对这种现象，巴罗奇强调：主教晋铎、被祝圣的目的，乃是为了宣讲上帝的福音，因此他要在充分了解辖区信徒道德品质（ad considerandum populum）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履行布道职责。巴罗奇对主教布道职责的强调，亦影响了孔塔里尼。 　　孔塔里尼第二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他的两位挚友卡尔玛多利修会的修士朱斯蒂尼亚尼与圭里尼。在孔氏完成《论主教的职责》一书的前几年，正值第五届拉特兰大公会议（the Fifth LateranCouncil，）召开之时。1513年3月，教宗利奥十世（Leo x）上任，要求与会成员重点讨论改革问题。朱斯蒂尼亚尼与圭里尼草拟并呈给利奥十世一份请愿书，史称《致利奥十世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两位修士直斥神职人员与修道人士的无知、平信徒的愚昧以及遍布基督教生活之中的迷信。他们哀叹教士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宗教领袖的职责，指出教宗要对此负全部责任；坚信围绕在教宗身边的尽是阿谀谄媚之人，其目的无非是猎取圣俸，其行径让罗马成为了“可耻的妓院”。并警告道，由于罗马教廷的高级神职人员咸认为一名伟大的教宗应该捍卫和扩大教会的世俗权力，并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一目标之上，故而在上帝面前忽视了关爱灵魂这一宝贵职责；神圣的教会由此不再是信众的共同体，相反却成为了尘世中的帝国；拯救灵魂不再是教宗所关心的内容，也不再是其信仰之所在，管理世俗财产反倒成为他所关注的职责。德国学者耶丁称这份请愿书是公会议时代所有改革计划中最为大胆、所涉内容最为广泛的一份。意大利学者阿尔贝里戈（Giuseppe Alberigo）则认为《致利奥十世的请愿书》虽然文字有些散漫芜杂，但改革理念却是较为系统的。 　　有关主教制度的改革问题，是这两位修士的关注所在。他们敦促教宗确保每一位主教候选人都要做到生活作风端正、举止习惯圣洁、神学修为深厚，唯有如此才有资格获得主教品级。此外，主教要确保道德高尚、熟读经文的候选人获取神品，而对于无法背诵圣经诗篇之人，决不可让其晋铎为神父。他们还主张，主教务必每隔三年呈递一份有关其行政管理情况的报告，交由教宗特使亲自审查，并且要在后者的主持下定期召开教省与教区会议。两位修士还着重强调了牧灵巡查的重要性与急切性，认为主教、神父都要经常接受上级的巡察。至于宗教修会与所在辖区的主教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两位修士则一再强调，主教的司法审判权不应由于教宗给予修会的特权而被削弱，主教有权管辖和审查辖区内各修会。可以说，朱斯蒂尼亚尼与圭里尼虽然一方面寄希望于教宗掌握改革的主导权，但另一方面也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主教制度的自我革新之上。 　　《致利奥十世的请愿书》旨在重新调整教会的运转方向，对教会结构予以重新布局，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格局中，教宗即便曾有过改革的意图，却难有推进整体变革的雄心与空间。故两位修士的改革设想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而终成为一纸具文。然而，正如耶丁所言，两位修士的改革计划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始终影响着天主教会的改革进程。在与好友孔塔里尼的书信往还中，两位修士的改革精神与改革理念直接启发并激励了后者。 　　二、《论主教的职责》之核心内容：主教应是关爱灵魂的教会牧者 　　（一）《论主教的职责》的第一部分：主教应具备之基本德行 　　孔塔里尼《论主教的职责》一书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孔塔里尼着重论述人的品性与美德，盖人的基本德行乃是成为一名主教的根本。由于受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甚深，孔氏在此部分的行文比较抽象、晦涩，也甚少援引古代教父的佳句以证己说，与当时流行的人文主义写作颇有差别。在他看来，人的基本德行即古代哲学与经院哲学秉持的坚毅、雅量、高贵、和婉、公正、审慎。除了优秀之人应该具备这几项德行之外，身兼统治重任的君王更应践履这些品性。孔塔里尼身为贵族，从统治阶层的视角出发，着重强调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故在几项德行之中尤其看重公正与审慎。在他看来，统治者即便缺少诸如坚毅、雅量之类的品格，其辖下之社会仍能按部就班、秩序井然；但倘若他在处理政务时不能做到公正与公平，则社会一定失序、崩溃。此外，孔氏强调，审慎乃统治者以理性治理社会（譬如立法）的关键，是美德之首。没有审慎的判断，则难有合理的政策。其实，就“审慎”这一点而言，美国学者格里森（Elisabeth G.Gleason）曾有独到见解，她认为孔塔里尼之强调审慎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其身上的“威尼斯性格”。事实上，在其时的威尼斯统治理念中，以总督为首的当地贵族首重“审慎”这一品性。孔塔里尼作为威尼斯政治模式形塑出的一位典型代表，早已将“审慎”之德内化于心，并在实践中主张，作为基督教社会中的统治者，无论是世俗君王抑或是辖区主教，均应具备这一品质。 　　在孔塔里尼眼中，就维持社会秩序而言，世俗统治者固然重要，但主教之尊严远高于前者。盖主教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既是领袖，亦是夫子；负责宣讲上帝之言、教化基督信众、引领基督子民达于永福，故主教之目标远比君王为高。也正因为如此，主教除了必须具备优秀之人的德行之外，还要体现“神学三德”，即信、望、爱。此外，孔氏认为，主教若要将信、望、爱付诸实践，且像“永恒之泉”那般泽被信众，就必须拥有扎实的神学训练与教会法知识。主教可以不识维吉尔的诗句，但绝不能没有通读过四福音，绝不应不熟稔圣三一、圣餐礼这类基督宗教的奥义。概言之，诚如有的学者所论，孔塔里尼的思想中保留了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的痕迹，即认为主教应同时具备天使与凡人的品性。 　　（二）《论主教的职责》的第二部分：主教的教牧职责 　　在申明主教身兼优秀之人和宗教领袖两种角色而必须具备的品德之后，《论主教的职责》的第二部分则更为具体、实用，着重探讨主教的职责。易言之，孔塔里尼开始回答“主教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其中很多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天主教改革理念。
　　1.主教驻跸于所辖教区的责任 　　主教首先应驻跸于所管辖的教区，否则难言履行职责。对此，孔塔里尼毫不留情地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绝大多数主教遗弃了自己的“羊群”，完全将自己份内的职责委派给代牧，而去追求安逸享乐的尘世浮华，这不啻一种灾难。不过，孔氏虽然严厉谴责了主教的玩忽职守，但出于人性化和实际运作的考虑，也认为在合理、适度的情况下，主教可以在短时间内任用代牧来替其履行职责。这些特殊情况是：主教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履行职责；主教因为教宗安排其外出处理要务，而不能亲自履行职责；主教实在无法凭一己之力处理所有教区问题。孔塔里尼进一步强调，在上述情况下，主教务必挑选学识和人品均符合条件之人，作为自己的代牧。 　　2.主教的日常工作生活 　　在强调了主教的驻辖职责之后，孔塔里尼用较为生动的语言勾勒出一名正直的主教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天以及如何履行他的职责。 　　主教每天要早起，做日课，研读经文，同时要积极主持弥撒礼。在此，孔氏援引帕多瓦主教巴罗奇积极做弥撒的例子，敦促未来的主教最好也能每日为信众做弥撒。在主持礼拜仪式之后，主教要召集下属，平心静气地倾听、采纳他们的报告与建议；对于教区事务，主教要及时处理、应对，给予辖下神职人员必要的建议与支持。在此，孔氏特别强调了主教须及时倾听下属意见这一点，并视之为主教教区事务职责的重中之重。 　　关于主教工作之余的私人生活，孔氏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从一个有教养的贵族角度出发，来要求主教的进餐规格：主教用膳不应过度节俭，但决不可奢靡无度；主教作为“羊群”之牧者，理应效法基督、升华灵魂，在生活中做出表率，故用膳要简朴有节制，不可贪口舌之欲；在席间，仆人最好能为主教诵读经文，下流粗鄙的笑话则必须被禁止。此外，孔氏认为，主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应放松休息；身为高贵之人，偶尔听听音乐足以陶冶情操、舒缓精神，却断不可沉溺其中、荒废政务。在晚间，主教要静心做晚祷、研习经文，保障充分的睡眠。当然，孔氏认为，主教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也需要调节生活；离开主教府，去乡下静修几日，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放松方式。不过此种静修乃是为了恢复精神，主教断不可借此逃避约束、玩忽职守。 　　3.主教的教区管理工作 　　孔塔里尼在勾勒了主教一天的大体生活与工作之后，对主教的教区管理做出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其描述涉及主教府幕僚与仆从之选拔、教区教士与修会之管辖、教区信众之训导以及主教区的财产管理和慈善济贫工作。 　　首先，就主教府幕僚与仆从之选拔而言，孔氏以帕多瓦主教巴罗奇为榜样，强调主教必须遴选品格高尚、行为检点的仆从，并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让他们各司其职、各显其能。仆从的饮食与衣着标准，主教要务必留心，既不可降低自己的神圣尊严，亦不可不合身份、僭越礼法。虽是主仆关系，主教也应善待下人，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于患病的下属，主教要出资请人医治，悉心照料。对于欺下瞒上、为非作歹的仆从，则应秉公处罚。 　　其次，对于教区教士与修会的管辖，孔塔里尼指出，一些人并非出于真心献身教会，而是想通过求取神品、获得圣职，来得到物质利益，故主教要严格遴选渴望获取教职的候选人，避免邪恶贪婪之徒渗入教会。虽然根据爱的律法，主教要像“严父”般公道持平、恩威并施，但对待违法犯纪之人，要毫不手软，果断将之交予世俗官员惩处，绝不可包庇罪犯；若在特殊情况下，为非作歹之人不应交予世俗法庭审理，则主教就要对其加以严惩，避免教会成为罪犯的庇护所。在孔塔里尼的时代，主教与教区内的修会时相龃龉；盖修会手握教宗给予的特权，故可不受主教司法审判权的制约，由此违纪的修会成员得以逃脱惩罚。对此，孔塔里尼熟稔于心。但他在字里行间中并不直接将矛头对准造成此种问题的源头――教宗，而是婉转却坚定地指出，主教应该督促修道院院长监督成员的言行举止，也理应有权力将为非作歹的修士驱逐出所辖教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塔里尼是了解主教权力屡遭掣肘的现状的；只不过在当时，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尚无法用较为激烈直接的言辞详论这一问题，并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 　　复次，关于对教区信众的训导，孔塔里尼特别强调了主教的布道职责。德国学者耶丁曾指出：孔氏心目中的主教典范――帕多瓦主教巴罗奇，即是积极布道的代表人物；而且，孔氏在求学期间，也很有可能现场聆听了这位主教的一系列讲道辞。故孔氏对布道职责的体认应受巴罗奇的影响甚深。孔塔里尼在《论主教的职责》一书的第二部分坦陈，古代的主教均非常注重在宗教庆日期间讲道，甚至有的人在每日的弥撒礼中也积极讲道，以期训导无知的信众了解教义、过合格的基督教生活。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布道却为托钵僧团所独霸，盖因大多数主教懒散无知，忽视了这一重要的教牧职责。孔氏直言，他希望主教能重拾布道职责，即便暂时无法达到古代主教的水平，也应尽力在宗教庆日宣讲上帝之言。此外，孔氏认为主教应借助教会的法律、教令，来督导、鼓励信众走上正确的信仰之路；主教要严格督促年轻人的学习，引导他们研习基督教之要义，力避异教文学（如诗歌）的“毒害”；对于弥漫于信众之中的迷信行为（如巫术、星相学）以及偶像崇拜，主教要坚决打击；而在对待异端的问题上，主教要毫不留情，甚至不惜与世俗力量联手。事实上，有一点需要指出，孔塔里尼并不反对时人崇敬圣人遗骨的风俗，不过他认为主教应确保信众在崇敬过程中做到以尊敬、有度为标准，断不可滑向迷信的边缘。 　　最后，对于主教区财产管理以及慈善济贫工作，孔塔里尼同样受到巴罗奇的影响。实际上，早在1488年，时任帕多瓦主教的巴罗奇就召开过一次主教区会议，制定了相关教区法令，对当时盛行的裙带关系以及公产私用等乱象予以严厉打击。耶丁指出，孔塔里尼后来吸收了巴罗奇制定的教区法令，用以阐释他心目中的主教形象。在《论主教的职责》一书中，孔氏盛赞巴罗奇悉心监督主教区之收入免遭自己亲属攫取，并将之用以接济贫苦信众的做法。此外，巴罗奇曾要求帕多瓦主教区的富人承担穷人的一些必要开销，这种做法也深得孔塔里尼的欣赏。在孔氏看来，主教要妥善、公正地处理和维护教区的收入和教产，要将之应用于崇敬上帝和扶危济贫，既不可自己滥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抵制世俗力量的觊觎和掠夺；对于赤贫之人、寡妇以及孤儿，主教要因着上帝之爱，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开销；同时还要引导他们的属灵生活，避免他们由于身心滋养的阙如，走上犯罪或渎神的道路。
　　另外，对于扶危济贫，孔塔里尼认为应视具体情况而言。对于道德品行优良的贫苦之人，主教要优先考虑资助，因为他们较诸罪犯或品性低劣之辈，更接近上帝。对于那些由于穷困潦倒而不得已走向犯罪之路的信众，主教也不应忽视不管。此外，有一些人本来出身名门，却家道衰落，他们既为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又不愿放下身段寻找赚钱的工作。对于这些人，孔塔里尼认为主教应以不伤及他们颜面的方式加以资助；同时，资助的款项务须适度，以免懒惰贪婪之人乘机巧取。诚如英国学者奥利弗?洛根（Oliver Logan）所言，孔氏的这一看法并非个例，实则体现了当时众多虔敬之人对于处理“因穷丢脸”（poveri vergognosi）这一问题的共识，即出身高贵之人不可落得乞食为生的下场，而应得到适当的资助。 　　三、结语 　　从《论主教的职责》一书中，可以看出孔塔里尼旨在将主教从“聚敛圣俸的贪婪之徒”改造成为“关爱灵魂的教会牧者”的改革理念。在形塑自己的改革思想的过程中，孔塔里尼虽然很少引用安布罗斯（Ambrose）和奥古斯丁（Augustine）这些古代教父的主教理念，也不主张主教一定要具备人文主义的学识与文采，却通过对巴罗奇这位人文主义主教的观察与体悟，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古代主教以及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思想营养。 　　此外，孔氏的改革主旨因应的是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沉疴，针对的是彼时主教的诸种腐败渎职行为，可谓天主教整体戒律改革的题中之义。故而孔氏的改革理念既接续了古代典范主教的教牧思想，又涵容了中世纪模范主教的改革实践，为当时以及特兰托大公会议之后的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源泉，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与孔塔里尼同时代的改革人士积极分享他所重申的“主教一牧者”（l’eveque-pasteur）这一教牧理念。譬如，前特兰托时代（Pre-TridentineEra）的改革先锋、维罗纳（Verona）主教吉贝蒂，就在与孔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充分吸收了《论主教的职责》的思想要义，用以开展自己辖区的改革。此外，人文主义者、梵蒂冈出版社的创始人马尔切洛?切尔维尼（MarcelloCervini）在执掌古比奥（Gubbio）主教区期间，也曾汲取并践履孔塔里尼之主教务必接济穷人的思想。而且，切尔维尼还是特兰托大公会议早期阶段的教宗使节之一，他与另一位同为改革派的教宗使节塞利潘多（Girolamo Seripando）非常看重孔塔里尼的改革思想，并且积极推动大公会议予以吸收。譬如，孔塔里尼念兹在兹的主教布道职责，就在会议期间得到了改革派主教的高度重视，并在会议的第一阶段被法定为“主教的首要职责”（praecipuum episcoporum munus）。在会议的第三阶段，时任萨莱尔诺（salerno）大主教的塞利潘多，还联手5位开明的改革派主教，为会议制定最终的改革教令草拟了一份含有93项条款的改革备忘录。此备忘录即吸收了孔塔里尼在《教会改革建议书》中进一步深化的改革思想，并且在会议的第25会期终于形诸法令。另外，孔塔里尼之撰著《论主教的职责》，本为献给其友皮埃特罗?利博马诺，却客观上启发了皮埃特罗的弟弟、时任拜尔加莫主教助理的路易吉?利博马诺（LuigiLippomano）。路易吉时常参考《论主教的职责》一书的改革要旨，并曾在与友人通信时坦承：“优秀的主教一定渴望以布道职责来服务上帝。”他于16世纪中期成为维罗纳主教之后，身体力行，积极布道，成为孔塔里尼改革思想的践行者。[17]（pp.97～98）而在后特兰托时代（Post―Tridentine Era），以米兰大主教卡尔洛?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为首的新一代改革派同样承继了孔塔里尼的改革理念，推动了教会戒律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孔塔里尼的改革思想既是天主教戒律改革的重要思想源泉，亦在在彰显了教会改革之主旨。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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