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附中《校友通讯》微信版总82期（日）_中大衍校辽宁校友_新浪博客
南师附中《校友通讯》微信版总82期（日）
南师附中《校友通讯》微信版总82期（2016年3月6日）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会长&葛军校长（）
主编&&副会长许祖云（
审校&&秘书长&孙小红（）
［铭记历史&传承久远］
王淮冰（1919--&&&），1937年中大实校高一。1938年从事新闻工作。1939年5月经范长江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记者会。抗战期间，曾先后担任湖南衡阳《大刚报》战地记者、采访主任、副总编辑，柳州、贵阳《大刚报》代理总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汉口《大刚报》社长。全国解放后，历任《新华日报》编委、秘书长，江苏省记协秘书长。“文革”以后，改行从事社会科学工作，担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学术委员，1989年离休。著有《粤北会战记》（合著）《羊枣评传》《江村报告》等多部著作，发表军事评论、新闻理论研究等文章数百篇。《淮冰战地通讯》一书编者系王淮冰校友子女：王小玲、王清明、王华。
王淮冰先生近影&&&&&&&&&&&&&&&&&&&&&&&&&&
1940年王淮冰在衡阳空袭中“大难不死”照
1940年8月10日和15日，日机两次轰炸衡阳，《大刚报》房舍被炸，七人受伤，一人遇难。但其余人员从废墟中挖出机器、在瓦砾中开机印报，坚持不停刊。这是当年9月1日《大刚报》恢复出对开大报时的二、三版，“至大至刚”“愈炸愈奋”四个套红大字，表达了报社同人决不屈服于日寇暴行的决心。
［《淮冰战地通讯》选读］
&&&&&&&&&&&&&&&&&&&&&&&&&&&&&&&&&&&&&&&&&&&&&&&&&&&&&&&&&&&&&&&&&《淮冰战地通讯》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那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今已96岁的老人。我也很想做点什么，说点什么。这一年来，我常常回想起70多年前的人和事。我们那一代人，为抗战的胜利，曾经是做过一些事情的。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有两种战士；一种是拿着枪上前线去打鬼子的战士；一种是拿着笔上前线的战地记者，我正是当时战地记者中的一员。作为战地记者，我们既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又是这段历史的记录者。虽然我现在已经不能动笔了，但若能将当年我写的那些战地通讯重新搜集整理出来，汇辑成一本书，是否也能起到某种启迪后人的作用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本书收入的战地通讯（也包括部分其他类型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1938年底至1945年期间的《大刚报》上，也有少数几篇发表在其他报纸上。我是在1938年底被当时在衡阳出版的《大刚报》聘为战地记者的。那时，我还只是个19岁的学生，刚念完高中一年级，因战乱而被迫辍学，便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了。其实，虽然当上了战地记者，但开始时，我对什么是通讯、如何写好战地通讯并不十分清楚，只是凭着青年人抗日救国的一腔激情，就拿起笔，奔向前线，开始了战地记者的生涯。
&&&&&&&&&然而，要做一名合格的战地记者，光凭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我常说，我的“新闻大学”有两个，一个是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一个就是《大刚报》。在国际新闻社是“走读”，范长江领着我们几个小青年，白天到前线采访，晚上听他讲“什么是新闻？”“怎么写通讯”；在《大刚报》则是“驻读”，从开始当战地记者，后来做采访主任、编辑主任，访前沿、探敌后，在实践中磨砺，在炮火中成长。直到1944年后我担任了报社的副总编辑，代理总编辑，才未再上前线。从收入本书的近百篇文章中，应该可以看出我一步步走过来的成长道路。
&&&&&&&&&回望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岁月有，抗日战争又像是一所更大的学校。从个人来说，是抗战的烽火锤炼了我，使我从一个懵懂青年逐步成长为成熟的新闻工作者；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促进了全民族的空前觉醒，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的历史，是由人民来书写完成的。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记录的可能只是这段历史长河中的几滴水珠、数朵浪花，然而，从中折射出的中华民族不畏强、百折不挠、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却是确凿的、真实的。我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借助这本书来强调不忘历史，就是为了让后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先辈们为抗战的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做出的重大贡献；借助这本书来强调牢记历史，就是为了让后人们永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这就是我，一位耄耋老者的心愿。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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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老人王淮冰2015.6于南京
&&&&&&&&&&&&&&&&&&&我是怎样成为《大刚报》战地记者的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固始县的三河尖，这是淮河边一个“狗叫鸡鸣，听两省三县”的小镇（两省，即：河南、安徽；三县，即：霍邱、阜阳、固始）。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偏远小镇上的我，又怎么会与远在湖南衡阳出版的《大刚报》扯上关系呢？这就不能不从我由安徽中学初中毕业（注：安徽中学当时位于南京的白下路，为今南京市第六中学的前身）时谈起。
1937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全面抗战爆发。那年我报考了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南师附中。全国有2400多名学生报考这所学校，只录取了40个人，其中就有我。
&&&&&&&&&当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当时称为“陪都”），中央大学也要迁往重庆。那实验中学呢？录取通知书要我于9月1号到安徽的屯溪报到。我先是独自步行150里路，从老家三河尖赶到安徽的正阳关，然后坐小火轮到田家庵（安徽淮南市），再从那里坐火车到裕溪口，过长江，到对岸的芜湖。在芜湖，学校设有一个接待站，接待站的负责人是小学部的丁老师。我赶到时，他正忙着收拾行李。看到我，他说：“你来得正好，你再不来，明天一早我就要走啦！”于是，他带着我到了屯溪。屯溪郊外有个邵氏宗祠，学校就在那里开学、上课。
&&&&&&&&&我们只在屯溪读了三个月的书，就被迫随着战局的发展搬到了长沙，在岳麓山借湖南农业高级学校新建的校舍，又读了一年书。这期间，我们白天上课，晚上经常随老师过湘江到长沙城里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星期天，我总是到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里去看书，我的很多知识都来自那里。我在那里读的第一本书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从书中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毛泽东；第二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第三本，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读《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还有列宁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入门知识，我都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完的，没有花钱。这些基础知识，后来成为我观察、分析、研究问题和写作时的有力武器。而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更是让我对新闻记者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仰慕和向往。
&&&&&&&&&在长沙上了一年的学，家乡已经沦陷，父亲带着全家老小十几口人外出逃难。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当然也不能再继续读书了，于是决心参加工作，投身抗战。这时，我想起了班主任老师常任侠。常老师是个作家，跟文化界人士联系广泛，而且一直非常关照我。当时，他已经离开中大实校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去工作了（第三厅主要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包括厅长郭沫若，以及胡愈之、田汉、阳翰笙等）。我找到常老师，向他述说了家庭的困境，表达了自己投身抗战报国的愿望。他非常支持我，介绍我到第三厅所属的战地文化服务处衡阳分处去工作。
&&&&&&&&&在衡阳分处，我的主要工作是把第三厅分发下来的各种抗战宣传品送到伤兵医院，向伤兵们做宣传慰问工作。在工作中，我通过与伤兵们的交流，获得了许多他们在前线杀敌的故事。我把这些故事写成一篇篇小文章，投给当时在衡阳出版的《大刚报》，其中不少都被发表了出来。没承想，正是这些小文章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原来，《大刚报》的老板毛健吾一直认为，《大公报》（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靠两支笔：一支是王芸生和他写的社论，一支是范长江和他写的通讯。写社论的主笔，《大刚报》找到了严问天，而写新闻通讯的记者，却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看到我在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后，他们觉得我可能适合做战地记者，但又没有把握。一天，报社让两个编辑邀我去看演剧第九队演出的话剧——《凤凰城》。《凤凰城》的编剧是吴祖光，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写的是日本人占领东北凤城县以后烧、杀、戮的罪行，以及人民自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迹。演出中，台上演员真情投入，台下观众群情激愤，我也为剧情所深深感染。看完戏，他们连夜拉着我去编辑部，要我把观看这部戏的感触写成文章。在编辑部里，我将剧场的气氛及自身的感受化为文字，写一页，递给坐在对面的《大刚报》总编辑刘人熙，他看后，一字不易：发稿；就这样，一页接一页，我写完了，他稿也发完了。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一次实打实的考试呀！
&&&&&&&&&编辑部的人看了文章，认为我这个人确实可以做战地记者：身体很好，文笔很流畅，反应又快。于是，第二天一早，社长毛健吾便亲自跑到我那里，对我说：“我们想请你做战地记者，你愿不愿意？”我一听，自己也能像范长江一样到抗日前线采写战地通讯，哪有不愿意之理？忙回答说：“好啊，我去！”就这样，我辞去了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进入《大刚报》，成为一名出没在抗战烽火硝烟中的战地记者。那年，我才19岁，是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读完的学生。
&&&&&&&&&编辑部的人提出来，当记者要有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我原来的名字叫王家琳，他们说，这个名字不行，不响亮，名字里一定要带“水”，像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大刚报》社长毛健吾的笔名叫湘江、朱江。我想，我出生在淮河边，冬天里，冰封的河面坚硬似铁，那就叫王淮冰吧！大家一致赞成，这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另外，穿着上也得“包装”一下，报社出钱为我做了一身哔叽面料的草绿色军装，再背上个挎包，像那么个样子了。就这样，我步入了自己的战地记者生涯。
&&&&&&&&&回忆这段往事，我深深地感受到，尽管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在我的青年时代，祖国正处在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之下，战争不但使我的求学道路充满艰辛和变故，更使我失去了接受完整大学教育的机会，成为终身的遗憾，但这并不能阻止我选择积极的人生道路。从三河尖到屯溪，从长沙到衡阳，无论是做学生还是当战地记者，我始终坚持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学习，国际新闻社和《大刚报》，就是我的新闻大学；范长江、胡愈之、黄药眠、羊枣、金仲华等等，都是我最好的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没有围墙的新闻大学和各位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之下，我才一步一步地从一个涉世未深的高中学生，成长为能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效一份绵薄之力的新闻战士。
&&&&&&&&&&&&&&&&&&&&&&&&&&&&我的新闻大学
&&&&&&&&&感谢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他们搜集到一份油印的《国际新闻社社员名册录》，当年活跃在新闻战线的这个英雄群体，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飞机大炮，使我们这些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人，还没有完成受教育的过程，就过早地进入了社会。1938年底，我还是一个19岁的小青年，对新闻学一无所知，竟然被报社聘为战地记者，出入抗战前线，进行采访活动。在那茫茫的黑夜里，一个青年人在人生道路上摸索前进，稍不注意，就会误入歧途，一失足成千古恨。正当我彷徨苦闷的时候，在大火后的长沙，遇见了仰慕已久的范长江同志，正是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一些战地通讯，把我吸引到新闻战线来的。我要求他给予帮助，长江同志欣然应允。这时，长江同志正在用言传身教的办法，带了几个像我一样的青年人，在战地进行采访实习，为新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培养战地记者。于是，我也就成为他们队伍中的一员。1939年5月，经过长江同志的介绍，我正式参加了党领导的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饮水思源，我是得益于进了国际新闻社这个新闻大学，结识了许多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良师、益友、引路人
&&&&&&&&&长江同志长我十岁，他早已是名记者，又是国际新闻社社长。但他在与我们相处中，从不以名人、领导自居，而是甘当孩子头，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滚在一起，有说有笑，又唱又闹。长江同志是个演说家，他作报告，语言生动，条理清楚，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和长江同志促膝谈心，更是一种享受，他寓道理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语重心长，感人肺腑。
&&&&&&&&&长江同志经常教育我们这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懂得运用唯物辩证法。他认为，当一个好的记者，要有政治头脑，遇事冷静分析，切忌人云亦云、见到风就是雨。尽管当时环境很困难，同志们还是坚持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把它作为基本功。
&&&&&&&&&长江同志还以自己的经历，教育我们要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30年代初，长江同志到了北平，入大学读书。他先后选修了好几个系的课程，如文学、历史、地质等。平时不作知识积累，临渴掘井，那是写不出文情并茂的好文章的。
&&&&&&&&&长江同志还要我们广交朋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和长江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他的朋友多。长江同志到了哪里，那里就顿时热闹起来。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战斗。怎样交朋友？在采访过程中，不仅要向被采访者了解你所需要的情况，还要采取适当方式，给被采访者以积极的影响，使他们能成为你的知心朋友。“书到用时方恨少”。同样，遇到困难，需要援手时，才知道多几个朋友是多么可贵。
&&&&&&&&&长江同志还以亲身感受，要求专业新闻工作者要关心、帮助业余通讯员。他在北平读书时，就是靠给报刊写稿来练习写作，并取得一些稿费以维持生活的。写一则新闻，得几角钱的稿费，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可以解决一天的“民生”问题。正是在他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国新社”有专人管理通讯工作，对于业余作者的来稿，认真处理，给予指点。发现好的作品，还进行评介，给予鼓励。尽管“国新社”经济极为拮据，社员写稿一般不给稿费，但对于通讯员应得的稿费，总是照付不误。
&&&&&&&&&长江同志特别讲到，一个好记者，政治上必须坚定。他说，当记者，写文章，要赢得读者的信任，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是，失去读者的信任，却是很容易的。他把记者的名字，比作工厂、商店的招牌。他说，工厂、商店若是让顾客上了当，名声搞坏了，以后就没有人再去买他们的东西；同样，一个记者如不珍惜读者对自己的信任，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欺骗读者，那就没有人肯读他的作品。记者成了名，千万不能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啊！这些话，听来很平常，对我们却是大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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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关心青年成长
&&&&&&&&&“国新社”中，还有几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胡愈之同志是最受尊敬的一位。他当年在桂林，不仅和长江一道领导“国新社”，还兼负着领导书店、出版社的重任，文化界的朋友誉之为“参谋长”，每有重大问题都要请他拿主张。尽管他是个大忙人，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却像园丁对待花木一样，非常关心爱护。
1939年夏天，我与高咏同志从湖北、河南采访归来，胡愈之约我谈话。他说，当记者，不能只是找要人、访名人，还要学会一种本领，就是到工厂、农村，找工人、农民谈心，作社会调查，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分项作统计，掌握数据。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深刻地认识社会，真正做到“为民喉舌”。他还要求记者不仅要记，而且要论。当年“国新社”同志中，有国际、军事、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但缺少政论家，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青年一代身上。时间飞逝，胡老当年的教导，仍然有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青年记者同志们深思。
&&&&&&&&&另一位受尊敬的老师就是黄药眠同志，社内外都亲热地称他为“大师”。文人相轻，这种现象在“国新社”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对黄大师，人们都由衷地钦佩他。
&&&&&&&&&黄大师担任总编辑，对人和气，对稿子却是严格的。能用的用，该改的改，不能用的就提出意见退回，不论何人，都是一样。他发现好的稿子，亲自加评语登在内部刊物《采访与写作》上，供大家学习。他像个高明的医生，善于从来稿中发现“常见病”、“多发病”，然后恳切地与你交谈，帮你找出“病因”，对“症”下“药”。他教育我们，当记者要善于识人，否则不免上当。有一次，我们一道坐茶馆，大师忽然问我，对面一桌吃茶的是些什么人？我一时答不出来。反问他，他立即回答，是教书先生。后来，我们静静地听这几个人谈话，果然讲的是有关教学和教师生活困难的事。我问他是根据什么作出判断的。他说，这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仔细地观察、体会，逐步养成的一种识别力。大师是作家，长于形象思维，由表及里，透过现象深入别人的内心世界。而我写人物，粗线条，干巴巴，显然与缺乏观察人物的能力有关。
&&&&&&&&&“国新社”还有内当家，青年同志都喜欢同他接近，这就是孟秋江同志。秋江也是个名记者，他甘愿放下笔，把一切事务性的工作揽在身上，精神是可嘉的，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穷家难当，秋江同志能任劳任怨，巧为安排。皖南事变后，有“文化城”之称的桂林，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长江同志“目标”大，“国新社”第二届年会刚闭幕，他就先期转移到香港，还有二三十位同志怎么办？有的要去香港，有的要转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的要安排继续留在国统区，繁重的担子落在秋江的肩上。他临危不慌，沉着应付。桂林“国新社”虽然被迫停止活动，但“国新社”的同志个个安全转移，在不同的地区，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而战斗不息。
&&&&&&&&&&&&&&&&&&&&&&&&&&&&&&&&&&&&&&&&&&&&&&&&&&&&&&&&革命情谊源远流长
&&&&&&&&&“国新社”老师多，还有几位好老师，由于当时不在桂林，没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才先后在桂林、湖南同他们见了面，从而受到教益。俗话说，“人去茶凉”，可是“国新社”这杯革命的茶是永远不凉的。
&&&&&&&&&羊枣、金仲华、刘思慕这三位都是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我和一些同志对国际问题发生兴趣，后来能在这方面写点东西，与他们的指导、教育有很大关系。
&&&&&&&&&特别是羊枣同志。1942年，他到衡阳《大刚报》担任总编辑，我是他的助手。我们朝夕相处，成了忘年之交。那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的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形势与世界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
&&&&&&&&&我们的编辑部除了收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电讯稿以及苏联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邮寄的新闻稿外，每天还直接开机抄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材料多，信息灵，那里几乎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羊枣根据每天收到的电讯，摊开地图，分析各个战场形势的变化，启发大家思考问题。“强将手下无弱兵”，在羊枣同志带领下，《大刚报》有几位同志经常撰写国际论文。后来羊枣同志被迫离开《大刚报》，我们就到他家中去请教，使国际形势宣传一直成为战时《大刚报》的一大特色。
&&&&&&&&&羊枣到《大刚报》不久，另一位“国新社”老社员、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同志也来到衡阳，担任《力报》总编辑。两家报社的老板，眼睛盯着对方，互相竞争；而两个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却因“国新社”藕虽断丝仍连的关系，紧密联系互相配合，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位老师。金仲华同志住在桂林，我也以“国新社”的关系，常去桂林登门求教，请他写稿。和金仲华同志谈话，他不慌不忙如同教授上课，有观点，有材料，直到你脑子里的问号得到解答。
&&&&&&&&&讲到“国新社”的老师，我不能忘记邵荃麟同志，他是1941年初从金华撤退到桂林的。当时他卧病在床，匆匆一见，未及详谈。1945年初冬，我负责筹办汉口《大刚报》。一天，荃麟同志突然由重庆飞抵汉口，真是喜从天降，我恳请他进行指导和帮助。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又缺乏资金，办一张报纸，实在很吃力，荃麟同志就成了我的义务顾问。他是一位屡经风险的战士，审时度势，即机警又稳重，帮助我们排除重重困难，终于使报纸站稳脚跟，打开局面。1946年秋，他转移到香港，仍然关心汉口《大刚报》，不断给予指导。有关这一段的经历，我和段镇坤、欧阳柏、杨坤潮合写了一篇《邵荃麟与汉口大刚报》的回忆文章，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上，这里不再多说了。
&&&&&&&&&&&&&&&&&&&&&&&&&&&&&&&&&&&&&&&&&&&&&&&终身难忘的好同学
&&&&&&&&&在这所新闻大学里，我有很多好同学，他们有的为革命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则成为新闻战线或其他革命工作的骨干。这里，让我举几位给我印象最深的同志。
&&&&&&&&&任重同志是国统区第一个到敌后采访的记者。他深入虎穴，到日军占领下的南京采访，报道人民的苦难。当他平安回到桂林时，大家都夸他是虎胆英雄，表示要向他学习。
&&&&&&&&&李洪同志是继任重后又一个去敌后采访的记者。他是在皖北被国民党军队杀害的。他的牺牲激励着同志们继续前进。
&&&&&&&&&高咏同志北渡黄河，就是继起的一个。他活跃在华北战场，在日军一次突然袭击十八集团军总部时，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壮烈殉国。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作散见在湘桂一带报刊上。他写的通讯，文字优美，生动活泼，颇得黄大师的好评。他写的《访问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通讯，介绍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叶剑英同志向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术的情景。国民党新闻检查处以“泄漏军事机密”为由，予以扣检，原件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年的新闻通讯，今天成为珍贵的史料。
&&&&&&&&&骆何民同志既会编，又能写，在办报一行中，可以说是个“全才”。但最值得推崇的是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曾多次被国民党关进牢狱，均能化险为夷。1946年，他在上海参与党的地下刊物《文萃》的出版工作，不幸又遭国民党逮捕，南京解放前夕，英勇就义。在著名的《文萃》三烈士中，骆何民、吴承德两同志都是“国新社”社员，陈子涛同志在工作上也与“国新社”有过联系。他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鼓舞、鞭策着我们继续奋进！
40多年过去了，我参加“国新社”这所没有挂牌子的新闻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终身难忘的，也是终身受用的。
&&&&&&&&&&&&&&&&&&&&（收入《国际新闻社的回忆》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战地记者生涯
&&&&&&&&&&&&&&&&&&&&&&&&&&&&&&&&&&&&&&&&&&&&&&&&&&&&&&&&千里战场巡礼
1939年春天，我冒着霏霏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到湘、鄂交界的新墙河、九岭前线采访。在九岭一处离敌人只有三四华里的农舍里，侯镜如将军（当时任第四师师长）在火塘边向我们（同去采访的还有全民通讯社记者王坪）介绍战局情况。他的部队保留了当年北伐军的传统，纪律严明，政工人员注重做群众工作，给我们以深刻印象。我们看完湘北前线又转往赣北，处处是“西线无战事”。
&&&&&&&&&夏天，我又与国新社记者高咏同志结伴前往湖北、河南前线采访。我们由长沙乘轮船，沿洞庭湖西岸一条新开辟的航线，进入长江，到了宜昌。在与水手交谈中，得知他们都是来自长江下游的流亡者。他们的船只从长江退入湘江后，由于岳阳沦陷，湘江出口封锁，只能在长沙衡阳间作短途航行。他们虽然没有讲“爱国”这样的高尚词汇，甚至只是说“为了找碗饭吃”，但他们的行动确实为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贡献。所以，我在船上就赶写了通讯《一群流亡的水手》给国新社。后来得知，这篇通讯被评为好稿，译成外文，发给国外报刊。
&&&&&&&&&在宜昌，我们访问了负责长江防务的韩忏，他十分有把握地说，沙市以下江面布满了水雷，可保无虞。在沙市，尽管离前线很近，但却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我们在旅馆中，见到的多是出入敌占区贩运私货发国难财的冒险家。从言谈中可以知道，他们与部队有着密切关系，有的就是军人，一身二任。
&&&&&&&&&从沙市北上，过江陵古城，城墙完整，城内却已是一片废墟，空无一人。在荆门，我们拜访了55军军长曹福林。他的部队虽然与敌人仅一河之隔，但敌人的背后就是新四军5师的大洪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故有恃无恐。再往北，就到了宜城33集团军张自忠将军的总部。张自忠待人诚恳、热情。他安排我们住在自己对面的房间里，亲自陪同进餐。他还备了两匹缴获日本人的高头大马给我们骑，让我们在防区内自由活动。我们看到他的队伍仍保持冯玉祥时代的老西北军传统，讲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勤操练，既荷枪，又背刀，士气昂扬。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加菜备酒，为我们饯行。三杯下肚，才表明心曲。他先问：“你们是否知道，我为何取字‘荩忱’？”接着，解释说：“荩臣即是忠臣，如今民国，没有皇帝，我们当兵的，就要精忠报国，竭尽微忱，故名‘荩忱’。”最后，他又慨叹：“平津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以昭天下。记者先生，西北军出了一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言罢，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我们继续北行，到了襄樊，在那里驻守的是川军孙震的部队。进入河南省，在南阳，访问了孙连仲的部队，又是原西北军。后来，向西往后方走，到了镇平，才在偏僻的山沟里找到正规的中央军汤恩伯的总部，而《新华日报》采访主任陆诒同志已先我们到此。
&&&&&&&&&我们感到汤恩伯已不像过去那样对记者热情，很难见他的面。我们总觉得汤恩伯对我们在保密，这秘密就是：他把在南岳主持游击干部训练班从共产党人那里学得的本领，用来与共产党人抢地盘、搞摩擦。
&&&&&&&&&两次旅行，行程两千多里，发现一个情况：从湘北到鄂北，摆在第一线与敌军对峙者，多非中央军，而是川军、滇军、西北军。国民党嫡系部队，有的已另有所用。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态势，已露其端倪了。
&&&&&&&&&这次采访，从眼前看的确得不偿失；但对我们观察时局动向却大有裨益。特别是张自忠的一席谈，更深深刻印在脑海中。10个月后，远在千里以外，听到他在汉水前线身中五弹、壮烈殉国的消息，撰文悼念，下笔就有了真情实感。
&&&&&&&&&&&&&&&&&&&&&&&&&&&&&&&&&&&&&&&&&&&&&&&长沙会战
&&&&&&&&&但是，占领了武汉的敌人，并不因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而消极，他们不时窥测方向，向我发动战役性进攻。9月下旬，“无战事”的湘北前线传来了紧急战报。
&&&&&&&&&哪里枪响，就往哪里跑。我闻讯立即从衡阳出发。在湘江上，看到一艘艘由荷枪士兵押运的“差船”，船面上堆的是家具乃至黄包车、马桶之类；船舱中安坐的是太太、小姐。在湘潭去长沙的道路上，迎面而来的是扶老携幼、步履维艰的逃难者。当我逆着潮水般涌来的人流，向长沙前进时，突然上空响起了敌机轰鸣声，接着是炸弹声震耳欲聋，机关枪扫射似狂风骤雨。飞机过后，我拍去身上的泥土，站起来举目四望，但见血肉模糊，死尸横陈，父母呼儿，儿呼父母。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出现在原野上。我强忍着悲痛和愤怒，大踏步继续前进。没有想到，和我擦肩而过的竟是自称为“精忠报国岳家军”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他身着将官服，脚踏长统马靴，手中挥着马鞭，在警卫人员前呼后拥下，慌忙向湘潭方向后撤。敌人打来了，高级指挥都向后转移，本是兵家常事。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居民的疏散不闻不问？
&&&&&&&&&暮色苍茫中，我走进已是空城的长沙市区。但空城不空，我看到警察在趁火打劫，还看到呻吟着的伤兵无人过问。正当我在街头徘徊、观察，想找人问话时，突然被人从背后拉了一把，回头一看，原来是“消息灵通人士”——军邮特派员杨敏诗。“是什么时候了，人家都撤退了，你跑到长沙来干什么？”他告诉我，敌人快到捞刀河了，他们已经接到立即撤退的命令。他要我与他们一道行动，于是，我就加入他们这支最后撤离长沙的队伍，连夜退到易家湾。
&&&&&&&&&我根据从衡阳经株洲、湘潭到长沙，一路上的见闻，写了通讯《奔赴长沙》，对负责保卫长沙的将士寄以殷切期望，同时也报道了撤退中的种种混乱情况：难民无人照管，伤兵无人接待，警察的可耻行径等等。这篇通讯见报后，开始时薛岳只是不高兴，但有气发不出来；可几天以后，日军后退，他转眼成为“胜利英雄”，于是大发雷霆。尽管这篇通讯是经过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所审查通过的，他也还是要抓人问罪。
&&&&&&&&&听到薛岳要抓我的消息时，我正和王坪同志（已经担任国新社记者）随关麟征部队从醴陵官庄（程潜的家乡）出发，向北“追击”已经撤退的敌人。关麟征知道此事后，不以为然，拍着胸脯，要我放心住在他的部队里。他批评薛岳不该闻风而逃，不能怪记者！他说：“放开口袋捉老鼠，口袋放开了，要沉住气，边打边退，诱敌深入，才能捉到老鼠。而薛岳在钻进口袋的老鼠跑掉后，才下令‘反攻’，宣布‘大捷’，实在是自欺欺人！”
&&&&&&&&&后来，我们随军前进，终于弄清了“大捷”的真相。我们一路上，听到的是劫后幸存者的哭诉，看到的是被焚烧的农舍、惨遭杀害者的尸体（其中尤以妇孺为多），还有那敌人没有吃完便胡乱丢弃的猪、牛、羊残体。所谓“大捷”，实为“大劫”。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次长沙会战中，比较能够沉着应战的是关麟征的部队。田汉同志带领抗敌演剧队去他的部队慰问演出，在宴会上当场挥毫，写了八个大字，称赞关麟征：“千杯不醉，一战成功”。被囚禁在湘西的张学良将军，“步参加战役的关麟征原韵”，填一首《鹧鸪天》，以示祝贺：
&&&&&&&&&&&&&&&&&&&“欣闻长沙传捷报，敌骑难越旧山河。关军能继先哲志，碧血黄沙
把敌却。民欢庆，我亦乐。乘胜直捣长白山，松花江畔凯歌。”
但是，关麟征却对我们说“人家都说我是‘常胜将军’，其实，我与薛岳不同的是，他闻敌惊慌失措，只知往后退，不晓得还要回头看看敌人是否真的来了。我则是‘稳’、‘忍’、‘准’、‘狠’，边打边退，沉着应战，看准了机会，就猛力给予敌人以致命一击。”
对于这次会战，据日本侵华陆军战史资料的记载，日军于“9月22日在营田附近登陆，直冲重庆军侧背”，“9月26日突破新市附近”，“9月27日至10月3日连续击溃、扫荡”，“10月8日至16日恢复原来态势”。可见，关麟征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对于这次长沙会战，我除写了那篇冒犯薛岳的《奔赴长沙》外，还写了一篇歌颂手无寸铁的农民英勇杀敌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到敌人后方去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们不仅关心正面战场的动向，同时也关怀着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国新社先后派任重、李洪、高咏等同志深入到敌人后方去进行采访，李、高均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勇敢行动，使我受到激励。
1940年春，我去赣北前线采访，正赶上74军要派一个营去南昌外围的西山打游击。我刚到军部放下背包，军长王耀武就以山东人特有的爽直明快的性格，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这件事，并且试探性地问我：“请你考虑去不去，而且马上决定，立即出发，否则赶不上队伍了。”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得出来，这既是真诚的期待，又是临场的考验：看看范长江带的这支青年记者队伍是否听了枪声就害怕。我立即答应“我去！”王耀武一闻此言，马上转身亲自下厨房，关照炊事员提前开饭，并亲自把盏敬酒，为我壮行。在他的司令部，我前后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跨上战马，在一班士兵的护卫下，背着落日余晖，赶到了位于敌我防线之间真空地带的一个村庄。一营人隐蔽在其中一座巨大的宅院里。奇怪的是，在偏僻穷困的农村，竟有如此高大的宫殿式建筑，虽然破败，仍显得十分气派。一打听，原来是“辫帅”张勋的老家。
营长姓李，精明能干。他一见面就说：“欢迎记者先生同我们一道打游击。一个小时后就出发。”从“帅府”大门出来，李营长就紧紧拉着我的手，生怕把我丢掉了。他说，军长下了命令，“要是把记者丢了，就提头来见！”
过敌人的封锁线时，我们利用地形和夜幕，在向导的带领下，匍匐前进，快速通过。待我们这支300多人的队伍进入丘陵起伏的西山地区时，朝阳已从东方冉冉升起。
西山地区方圆百余里，回旋余地比较大，适宜于小部队在这里活动。西山就在南昌的西面，游击队人虽然不多，但经常出没，却对敌人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同时，敌人有什么大的动向，游击队也能及时向指挥部提供可靠情报。王耀武把阵地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显然是比较高明的。
在西山地区，我住了一个月。
前半个月，随游击队活动，昼伏夜出，空袭敌人据点，攻而不占，打了就走；伏击敌人运输车队，夺得给养，补充自己。沦陷区的老百姓，受尽鬼子和汉奸的凌辱，忍气吞声过日子。看到自己的军队打来了，胆小的当面不说，暗中相助；胆大的则提供情报，担任向导。对这种短期行为的打了就走的游击队，群众也有顾虑：你们可以远走高飞，一走了之；可是鬼子回来算账，我们就遭殃了。
后半个月，我转移到74军潜伏在西山的情报站，昼出夜归，进行活动。这个情报站，七八个人，由一位山东大汉、少校参谋带队。他们带了一部手摇式无线电台，随时与军部联系。他们一律平民打扮，领队像个大老板，身着长衫；其余人员都是伙计，穿对襟短褂。他们白天去南昌外围的集镇做“生意”，搜集情报；晚上回到据点，向后方发报。我夹在他们当中，坐茶馆，进酒楼，泡澡堂，出入商店，访问居民，三教九流，广泛接触，搜集第一手资料，对沦陷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进行观察研究。
完成了采访任务，我由一位向导带路，在黑夜中，冒着暴风雨，踏着尺余深的泥淖，摸过敌人的阵地。当我爬过一座石板桥，进入74军防线时，东方已经破晓。这天正是我21岁生日。
我回到衡阳以后，写了长篇通讯《江西敌后视察记》，连续在《大刚报》上发表。
&&&&&&&&&&&&&&&&&&&&&&&&&&&&&&&&&&&&&&&&&&&&&&&不能人云亦云
1940年，我先后采访过南宁会战、粤北会战。同样是“放开口袋捉老鼠”，或者叫做“关门打虎”，先是敌进我退，后是我进敌退，以我方胜利告终，没有听到有关敌我双方互称胜利的传闻。1941年9月至10月，1942年1月，我接连参加对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采访，又出现了敌我双方都宣传自己是胜利者的情况，甚至交战双方均邀请外国记者到前线察看，加以证实。作为当年的新闻报道者，又是历史见证人，今天怎么看这一问题呢？第二次长沙会战，我是在战事告一段落后才赶去的。这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应外国记者的要求，在重庆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到长沙采访。为什么“洋记者”对这次会战发生了兴趣呢？因为这一次又是敌我双方都宣布“大捷”，究竟谁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们要到现场亲眼看一看。
从重庆到长沙，要先乘飞机到桂林，转乘火车到衡阳，再换轮船到长沙，安排得好，四天可达，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星期。但据来自重庆的同行私下告诉我，他们此行，坐火车，走走停停，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长，说是躲避敌机空袭；到衡阳，本应乘轮船，又让改乘木船，说这样比较安全，如此摇摇晃晃，十多天才到长沙。据我亲眼目击，在等待外国记者来长沙期间，军民齐动手，赶做巷战工事，以便向外国人证明，保卫长沙的胜利是经过激烈拚搏，来之不易的。
来的“洋记者”中，我现在记得的有英国路透社远东分社社长赵敏恒、塔斯社记者叶夏明，还有美国合众社记者等十多人。他们对指挥官的介绍兴趣不大，一到现场，就顶真起来了，有几个人总是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往往弄得接待者狼狈不堪。
他们看巷战工事，见到木料是新砍下来的，堆的土也是新挖出来的，就提出疑问：“这工事，为何像刚修的？”陪同者解释说：“原来的工事被敌人打坏了，现在重修，是准备敌人再来。”后来看各处工事都是这样，他们心中有数，也就不再追问了。后来去看市郊一处阵地，据告，那是敌我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我们爬上小山冈一看，都是钢筋水泥做成的工事，有碉堡，有巷道，十分坚固。外国记者就问：“像这样坚固的阵地，日本人是怎样攻上来的？”答曰：“日军有空军配合作战，投了很多炸弹。”于是外国记者就去找炸弹坑。可是，山上山下巡视了一遍，不见有什么炸弹坑。陪同者解释说：“敌人投的是小炸弹。”记者们穷追不放，“那也应该有小坑呀？”陪同者语塞，只好说：“双方展白刃战，死伤惨重。”记者们哑然失笑，也就不再问了。事后，一位老长沙的同行告诉我，这哪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阵地，这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何键为对付红军的进攻而不惜代价修的防线啊！
外国记者到来之前，我已抓紧时机到湘北前线采访。一路所见，敌人烧杀抢掠、奸污妇女、罪恶滔天。一次会战，老百姓两次遭殃，再次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是，湖南人民不是好欺负的。和上次会战一样，我又搜集到许多老百姓拿起菜刀、锄头自发杀敌的故事，写入了通讯《湘民杀敌佳话》。在歌颂人民群众自发行动起来英勇杀敌的同时，也间接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忽视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错误和造成的严重后果。还写了一篇《敌寇进犯湘北内幕》，揭露了日寇是如何煞费苦心地泡制“以华制华”阴谋的。
关于这次会战，日本侵华陆军战史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9月18日，开始全面进攻。”
“9月27日下午6时25分冲进长沙。”
“9月29日，第4师团主力入城，村井联队当天在长沙体育场举行军旗拜式。”
“10月1日，命令各兵团采取反转行动。”
&&&&&&&&&&&&&&&&&&&&&&&&&&&&&&&&&&&&&真的就是真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一次会战，时隔整整两年；而第二次会战甫告结束，仅相隔两个月，敌第11军司令官阿南就由“心中徘徊不定”，转而决定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以“表明皇军尚有余力”，“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以配合正在进行的太平洋战争。他们的目标是“要在长沙为元旦举杯”。
已经付过两次“学费”的薛岳，这次总算是“沉着应战”了。他自己亲临前线指挥，李玉堂率领第10军誓与长沙共存亡，岳麓山上的炮兵发挥了威力，位于侧翼的杨森部队和滇军58军，在影珠山一带对敌人进行伏击。由此，“关门打虎”之势已成，终于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我们采访所到之处，不仅看到敌人野蛮暴行所造成的破坏场面，也目睹了敌人仓皇撤退遗留下的尸体和军用物资。军民喜形于色，记者也乐开了怀。
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人也同样宣称是“胜利”，并且组织“外国记者团同时在空中作了视察”，“飞机投下占领长沙的标志‘日之丸’”。可是，他们的战史资料，白纸黑字，却是这样记载的：
“12月24日傍晚开始发动进攻。”
3师团“迅速由捷径向长沙追击敌人。在‘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的口号下，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日夜兼程，迅速前进。3日下午已经涉渡浏阳河，主攻指向城南郊。”
“3、6师团互相有争功思想，谁也不愿甘拜下风。1日中午，3师团开始攻击。但重庆10军把防御重点放在南郊，事先已做好准备，顽强死守，出乎预料的敌我双方主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2日晨，重庆军一齐开始炮击。”
“具有夜袭部队盛名”的加藤大队，大队长“加藤战死，文件被缴获”。
1月3日，阿南眼见败势已无可挽回，写诗自慰并“安慰忧愁中的幕僚们”：“今更莫把惊懊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1月4日，“全军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反转”。
9日，阿南得知“山崎大队在影珠山全军覆没，及第6师团主力陷入重围的消息，愕然失色”。
真的就是真的。这就是历史。
&&&&&&&&&&&&&&&&&&&&&&&&&&&&&&&&&&&&&&&&&&&&&&&勿忘衡阳白骨
在湖南战场上，除前面所说的三次长沙会战外，还有常德会战、湘西会战。但对抗战全局震动最大的，莫过于1944年6月敌人以第四次进攻长沙揭其序幕的湘桂战役了。在这一战役中，敌人循粤汉、湘桂两条铁路攻城略地，除在衡阳遇到第10军的顽强抵抗，打了47天以外，在其它地方，诸如桂林、柳州等重要城市，确实是如入无人之境，势若破竹，一直窜犯到贵州省的独山，才停止进攻。两千多里的大败退，震撼了陪都重庆以及整个西南大后方。我以亲身经历，写了三篇通讯：《湘战的演变》、《西南暴风雨》和《湘桂撤退记》，在《云南日报》发表，反映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群众的苦难和呼声。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西南暴风雨》1-4章，并加了编者按语。
衡阳保卫战是1944年6月24日开始的。我23日挤上最后一列火车，在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中离开衡阳。负责保卫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在我们向他辞行时说：“请你转告各方朋友，有我就有衡阳，我不愿多说，请你们看将来的事实吧！”《大刚报》迁到柳州出版后，我们与他通过无线电继续保持联系。他几次发来电报：“誓与衡阳共存亡，竭尽军人天职，以报国人厚望。”衡阳陷落前夕，为表示以身殉国的决心，他还打电报给蒋介石诀别。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位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名将、“泰山军”军长，竟会向敌人举起白旗投降。
11月底，《大刚报》由柳州迁到贵阳出版。一天，突然有一位自称是第10军参谋的人来访。他告诉我，方先觉被俘后，关在衡阳南郊天主堂内，现已脱险，正在赴渝途中。方要他赶到贵阳找我，将衡阳保卫战的详情，以及“自杀殉国未遂”，被俘以后，宁死不屈，终于越狱脱险等等最新消息告诉我，以便《大刚报》能首先发表。我如实记录，写了《衡阳保卫战》长篇报道，在报上连续刊载，为方先觉抵达重庆，制造前期舆论。
没有几天，方先觉果然在重庆露面。蒋介石立即接见，“慰勉有加”，各方舆论争相赞誉，《大公报》还发表了《我们的军神回来》的社论，捧得不能说不够高。学校、机关纷纷请他作报告，欢迎宴会更是一个接一个，方先觉成为红极一时的“民族英雄”。
但是，不久南京敌方就传出方先觉是降将的消息。原来他在衡阳不是被俘，而是举着白旗向敌人投降，后来被转移到南京，又接受敌人派遣充当说客，回来向蒋介石劝降。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王昆仑先生在大会上愤怒地揭露了此事，要求公布真相。蒋介石闻之，翌日亲自到会，竟拍案大骂王昆仑：“你污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全体抗日战士。你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监察院长于右任却以诗咏之，云：“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知”，一时在重庆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蒋介石虽然在会上为方先觉辩护，暗地里却告诫他，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要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我也到了重庆。没有想
到，竟与这位“英雄”狭路相逢。他的目光一触见了我，做贼心虚，迅速掉头，快步走开，生怕我这个曾写过文章宣扬他的“英雄”事迹的记者，追上前来，问他一个“真相如何”，并见诸报端。
40多年过去了。1990年春，我在日本侵华陆军史料中，看到有关衡阳之战的记载。他们既肯定“历时40多天的奋战”，“三次进攻”遭到守城部队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又有“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以下4个师长也已投降”的记录。关于方先觉到南京受到侵华敌军头目的礼遇，又被秘密派回劝降之事，史料也有反映。
&&&&&&&&&那年秋天，我旧地重游，回到阔别已久的衡阳。往日战争的痕迹当然一点也看不到了，但是，为保卫衡阳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无名烈士的皑皑忠骨，陈列在博物馆内，令人肃然起敬。我默想到，要不是他们英勇作战，把敌人阻挡在衡阳47天，那湘桂一带更不知要有多少万人，难于逃出日寇的虎口。再说，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城市，在敌人大军四面合围的形势下，竟能够坚守40余日，除衡阳外，在八年抗战中也是罕见的。我们不应该因方先觉的降敌，而忘掉一万多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烈士们的丰功伟绩！一将降敌可耻，万余烈士光荣。我们只能这样看待历史。
&&&&&（收入《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一书，原标题为《抗日烽火遍中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
&&&&&&&&&&&&&&&&&&&&&&&&&伤兵生活一瞥
&&&&&&&&&&&&&&&&&&&&&&&&&&&&&&&&&&&&&&&&&&&&&&&&&&&&&&&&&&&&&&&&&淮&&冰
&&&&&&&&&一个阴风凄雨的下午，记者为了更深切地明了负伤将士所过着的生活，特到&&&收容所，作了一次巡礼。兹将获得各种真实的资料，向社会人士作具体的报告，掀起广大服务伤兵与救护伤兵的运动！
&&&&&&&&&当记者踏入收容所的大门，很清晰地听到呻吟、哀号和打麻将、欢笑的声音，在同一个院子里，就有两个世界。
&&&&&&&&&经过了传达的通报，穿着呢制服的副官带着笑脸迎出。一阵骚动后，欢笑和麻将声，暂时停止；呻吟、哀号，更清晰地在空气中激动。
&&&&&&&&&记者深知道国家经济困难，所以没有接受副官的纸烟，仅喝了杯清茶。得到副官的应允，到每个寝室走了一趟！
&&&&&&&&&北风好像跟人赌气的样子，愈吹愈冷。开了洞的墙壁和没糊纸的窗子，寒风无情地吹入，穿着夏装或秋装的负伤同志们，为了减少寒风所给予的淫威，他们紧缠了棉被，连头也藏了起来！空气虽然这样流通的屋子里，但那从被里蒸发出来的创口腐烂的恶臭，依然窒息人的呼吸。
&&&&&&&&&记者先说明了来意，并将衡阳各界为负伤将士征募寒衣棉被、举行公演及最近发起的“伤兵之友”的运动，向他们作了个报告。他们好像得了什么安慰似的，重伤的暂时和缓了呻吟，轻伤的有的坐了起来。他们都以和善而感谢的眼光，注视着记者。但，积蓄在他们心头的苦痛，使他们不能保持原有的沉默，他们带着诉苦的口气，争向记者说着他们所要说的话。
&&&&&&&&&“先生，我实在不愿过着这收容所的生活，还是到前线去，和鬼子拼一拼，来得痛快！”一个负伤同志，忽的从床上坐起，很沉痛地说着，使被感动的记者，竟说不出一句足以安慰他的话！
&&&&&&&&&他们很少有床睡，大多是躺在铺着稻草的阴湿的地上。稻草早为阴湿所透入，重伤的一人一床被，还不成什么问题，轻伤的两人盖一床，却有顾此失彼之苦了！尤其深长的寒夜，太难为了他们！
&&&&&&&&&一般的呼声，是伙食太坏，因为，收容所负责人为了避免揩油的责难，把办理伙食的全权交给了伤兵同志。而负伤同志们很少会买东西的，关于菜蔬的配备，他们也是门外汉，结果，他们每月六元的伙食，反不如看护长们的四元半的。因为是自己办的，也只有埋怨自己了！但是办伙食是副官们的事，为什么副官们不去办，而要交给负伤官兵自己去办？这一点记者莫名其妙。
&&&&&&&&&同志们的面上，都带了点病态，原因是吃了硬的米饭，就躺在被里，有的泻肚，有的害疟疾！在寝室的一角，就有几个同志，哀号得特别厉害。他们患了几天疟疾，一口饭也没咽下去，要开水，也没人答应。当每天医官来照例巡视一遍时，他们将病状告诉了医官，医官似听非听地点点头就走了！他们虽然生活在医药进步的二十世纪，但好像依然在原始时，害了病，只有听天由命一途。这也难怪收容所，伤病官兵太多，而医官太少，设备不全，药材缺乏，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负后方勤务的当局，对此似应特别注意。
&&&&&&&&&他们有很多是一二个月没领到饷，腰中都是精光，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时，只有卖掉慰劳品，来换点钱。据有一位北方的同志称：那天上午一个团体来慰劳的袜子，他因为吃不惯饭，就把袜子卖掉，买点油饼吃了。当局要禁止他们卖慰劳品是对的，但先决条件，是要使他们有几个零钱花。
&&&&&&&&&最使记者感动的，就是他们虽然负了伤，虽然遭到受饥挨冻的痛苦，但他们都那样关心战局，希望早日伤愈，重上前线。医院里只有一份报，这份报伤兵是不容易看见的。
&&&&&&&&&黑暗渐渐从四围拢来，记者不舍地辞别了。全部生活为痛苦所浸透的负伤将士呻吟、哀号，和打麻将、欢笑的声音，依旧可以听到，就在同一个院子里，却有两个世界！
&&&&&&&&&&&&&&&&&&&&&&&&&&&&&&（刊载于1938年12月28日《大刚报》第4版）
&&&&&&&&&&&&&&&&&&&&&&&&&衡长道上
&&&&&&&&&&&&&&&&&&&&&&&&&&&&&&&&&&&&&&&&&&&&&&&本报特派记者&&&&淮&&冰
一、中国在进步
随着时间一秒秒地消逝，候车的人，也愈发的加多！
终于车头怒吼了一声，“入口”的大门，忽地闪开。人们都停止了谈话，负
起了行囊，一个跟一个地走进了站台。不拥挤，不慌忙，这井然的秩序，充分地证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在战斗中不断地进步着！
二、战士在前线
车，准时在九点钟出发！
记者同&&部的王逸之同志，坐在一条凳子上。他带了一大篮的白菜，据说，
蔬菜在前线是稀奇的东西。王先生并告诉了记者，在前线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我们的将士为充实战斗能力而努力训练的口令声；一种是火线上传来的枪炮声！我们的英勇的将士们，他们没有一刻是在休息。在战壕里，是仔细地瞄准着敌人，一声号令，他们不顾猛烈的炮火、瓦斯，向敌人的阵营中冲去。空闲的时候，他们本可借此休息，但他们却依然是跑步、爬山，在锻炼着更坚强的体魄，更熟练的技术，预备更英勇地去打击敌人！全面抗战下的后方同胞是怎样的呢？这是记者要提醒后方同胞加以反省的！
三、粤汉线上旅客多
车过衡山、淦田等站，虽然是深夜，朔风像针般的刺人，站台上却依然有许
多叫卖小贩。
&&&&&&&&&每到一站，车厢里吐出了些人，但照例的有人补充。列车中始终保持着熙攘的景象！粤汉线的两端，在作着猛烈的战争，粤汉线上并没有丝毫恐惧动摇的情形。他们除兴奋的等待着打击敌人外，一切都和平时一样。
四、皖南打胜仗
到了株洲，王先生下了车，却来了位&&&师的俞同志和记者作伴。多事的
记者，又跟他开始了谈话！俞同志是新从皖南来的，他告诉记者，在本月的中旬，皖南打了几次胜仗！
&&&&&&&&&有一次敌人两路迂回繁昌，我们就玩了次空城计，把大军埋伏在城郊，繁昌就暂时地作了战略的放弃。商务会的会长为了要保全他那点财产，就组织了个维持会，自己做维持会长，“皇军”就在维持会长带领一般所谓“顺民”的迎接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城。埋伏着的战士就乘机一齐出动，“皇军”、“顺民”都送了命。所以，繁昌现在还是我们的。
&&&&&&&&&又一次，敌人取了深入的形式，由贵池登陆地，迂回繁昌。经过木竹潭的时候，在我军两军夹击下，狼狈地败退！是役仅留在战场上的敌尸就有七百余具，伤的更可想而知了！
&&&&&&&&&皖南的军民确能打成一片。在荻港的一个矿山上，鬼子藏了许多弹药和大炮，我们的老百姓，就马上告诉驻军，结果是获得两门大炮和许多铁块。据俞同志说，他们师部的修械厂里所用的铁，就是那次得之于敌人的。
五、深夜到长沙
&&&&车行很快，深夜三时就到了长沙！
长沙，火后的长沙，在人们的脑海中往往浮起了苍凉的景象！但，每想到这
景象，人们总会呈着仇恨的口吻去诅咒着我们的敌人！
&&&&&&&&&记者尾随着挑夫，摸索着往寓所的道路！一面走，挑夫一面指着说，以前这是如何繁华的街道，这地方有怎样大的一个商店。在他的每句话中，都含有这些账目要敌人清还的意思。离别长沙两个月的记者，也大有不胜今昔之感了！
&&&&&&&&&&&&&&&&&&&&&&&&&&&&&&&&&&&&&&&&&&&&&&&&&&&&&&&&&&&&&&&&&&&&&&&&&&&&&&&&&&&&一九三八、十二、二十九，寄自长沙
&&&&&&&&&&&&&&&&&&&&&&&&&&&&&&&&&（刊载于1939年1月1日《大刚报》第3版）
&&&&&&&&&&&&&&&&&&&&&&&&幕阜山下谒李仙洲将军
&&&&&&&&&&&&&&&&&&&&&&&&&&&&&&&&&&&&&&&&&&&&&&&&&&&&&&&&&&&&&&&&&本报特派战地记者&&淮&&冰
&&&&&&&&&天晴了，幕阜山露出她的真面目来，看去是特别雄壮。在丛山的环抱中，有一座庄园，村庄的前面有一条清清的溪流，村后的山岗，更有着茂林修竹。英勇作战的抗日名将李先洲将军，就住在村子的小楼上。
&&&&&&&&&经过傅参谋长的介绍，就和李将军见面。将军的身体魁梧壮大，面部丰满，由他灼灼的目光，更可知他是富于热情和坚强的果断力，他穿着一身褪色的草绿棉制服，北方特有的一种朴素风味，将军更充分的表现出！
&&&&&&&&&他首先告诉记者，他参加历次战役的经过。太行山、平型关、忻口、南口、台儿庄、瑞昌、德安、通山，将军所率领的队伍，都是担任最猛烈的战斗。特别是在忻口之役，更造成抗战以来以师为单位作战的最高战绩！将军因亲自带着一团弟兄，去夺回被敌人突破的友军阵地，也光荣的负了伤！
&&&&&&&&&将军特别注意军纪，他认为曾国藩的“军不扰民”还不能算好！要真真能做到“军有利于民”才算好。正因如此，将军每到一处，都能和民众建立密切的感情。早些日沿公路的老百姓，都跑入深山中，近都纷纷回家。民众有求于将军的，将军都设法帮助。他借钱给老百姓经营买卖。所以虽然是接近前线地带，生意确是很兴隆，往往在一个市场里，能集结到三百多小贩。军队借百姓的东西，都由排长、司务长经手，用后即还，用坏了，遗失了，要照价两倍赔偿！有些弟兄在行军时口渴得很，但不向老百姓要水喝。人家问他为什么？他们回答腰中没钱！军队的宿营处，是天天加以整理打扫，将军从窗口指给记者看道：“这细砂的小路，就是弟兄们筑的。”
&&&&&&&&&关于九岭正面的敌人，将军以为是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方面：第一，地形处绝对优势；第二，地形又很熟悉；第三，工事巩固；第四，军民异常合作。而敌人方面，因为战线的延长，兵力不够分配，后面又时遭我游击队，所以九岭正面，敌要想有所企图，实在困难。”
&&&&&&&&&“九岭正面很沉寂，是不是永久沉寂呢？”将军又说道：“敌人近来也不时的有小部队来阵地骚扰，这仅系试探性的，敌人也知难而退了，我军常常派有力部队，往敌人后面游击；因为突然地袭来，常予敌人很大的打击！”
&&&&&&&&&对于教育，将军特别提倡，他所发明的“识字牌”教育，更是生动有趣！就是在士兵站岗的地方写了几个日常所见的字，过路的人认得这几个字的就放过，不认得的，由士兵一直教到会写会读，才能放行。这样，一方面使教人的当先生的士兵，一定要把那几个字记得熟熟的，利用站岗的时间来教人识字，对所执行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妨碍，老百姓借这个机会可识得几个字，军民借此谈话，自然感情会逐渐融洽，同时还有破坏敌人间谍活动的可能，这真是一举数得的事情！
&&&&&&&&&因为学校都停课了，将军就设法来恢复学校，他道：“现在每个师的政治部都有好几所民众学校，军部办了两个。从前小孩被家长送进学校，要哭闹不愿意去。可是现在小孩都很欢迎进这学校，家长不送孩子去，小孩子哭闹要去；开办的民众学校，一天天有人满之患了！”
&&&&&&&&&记者辞了将军，踏上细砂的小路，心中默想：民国以来的平江，没有一天是平静过，今年反因成了前线，而安安闲闲地筹备度着旧历新年。平江老百姓们，当他们吃着丰富的年饭时，心中是如何感激我们这位民族英雄李先洲将军啊！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于尖山
&&&&&&&&&&&&&&&&&&&&&&&&&&&&&&&&（刊载于1939年3月7日《大刚报》第3版）
&&&&&&&&&&&&&&&&&&&&&&&&&&&&记关麟征将军
&&&&&&&&&&&&&&&&&&&&&&&&&&&&&&&&&&&&&&&&&&&&&&&&&&&&&&&&本报特派员&&&&北&&原
&&&&&&&&&督战湘北前线、指挥&&万大军、击溃以板垣为主脑号称劲旅的滕田进部、今村均部、稻叶四郎部、荻澜立兵部、甘粕重太郎部波田支队的，是关麟征将军。湘北的大捷沸腾了全国狂热的情绪，关将军的名字也同样深刻地印在每个人的心坎。读者们一定是渴望地想知道这位屡著功勋的名将的，记者这篇介绍的短文，就在这里开始了。
&&&&&&&&&壮大魁梧的身材，庄严的有着红的光芒的面庞上，闪耀着两颗明亮的眼珠。乐观、朴素、坦白、果断、毅力，这是将军给予记者的印象。关于他的童年，一位熟知的幕僚这样告诉记者：他自小，就不平凡。他有着煽动的天才，做了乡村孩童的领导者。封建势力笼罩下的家乡，对一个革命青年会更加坚决地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十八岁的时候，他带着很少的几个钱，突过了军阀们为防止青年逃到广州的严密封锁线，进入革命战士大熔炉的黄埔军校，做了第一期的学生。一九二七年的北伐，他是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读者们假若不健忘，或许还会记得民国二十二年的古北口之役吧。那时将军率部由通州密云前往，□□义部（第八师团）被他击溃，而将军也光荣地负了伤。那时华北的民众特别是北平的青年，是多么关心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健康啊！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发生，敌人循着平津、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南攻略，平汉路居中，是作为同蒲、津浦两路的中轴。但保定一役后，形成整个颓势，因而影响了同蒲、津蒲两线的作战。这时，将军忽地从侧背杀出，“中国通”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已渡过漳河，在漳河南岸被歼灭一个联队，后又追过漳河北岸，在磁县再歼敌三千。二十七年春，轰动全世界的台儿庄大捷，将军率部运动敌之侧背，以致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歼灭敌精锐部队的矶谷板垣师团。及后守连防山，板垣用尽方法，十一日而不得下。武汉外围战的端□金牛山之役，更以独特的指挥天才，而表现了他独特的战功。
&&&&&&&&&为什么他能打胜仗成为常胜将军呢？这是没有丝毫的侥幸的！这是将军注意“练”、“将”、“用”的实效！
&&&&&&&&&怎样才能“练”成劲旅呢？他的方法，是注重精神教育。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煽动的演说家，士兵听了他的演讲后，是会深切地受他的感召，而形成一种内心自发的纪律。在训练的形式上，他是用鼓舞竞争的方法。大家竞争的结果，谁也不肯落伍地力求进步。这样，训练的速度自然来得快，效果也来得大。
&&&&&&&&&将军的“将兵”，是以身作则，一切公开的方法。他经济公开，不任用私人，这种不折不扣的背后，是在启发部下也不折不扣地做到。所以赏罚分明，士兵和部下是没有怨言的。他的私生活，是很严谨，除读书写字外，没有别的嗜好。因为这样，造成普遍的读书的空气，大家都努力求进步，步调是齐一的。特别是将军的能够“常胜”，士兵们对他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
&&&&&&&&&至于“用兵”，那就是指挥作战了，在上面记者介绍将军的战功时，读者们一定对将军的指挥的天才，有着最大敬服了！他认为指挥作战，要做到“稳”、“忍”、“狠”。“稳”是不盲动，先要真切明白敌情。敌情没有弄清楚，而就去作战，那是盲目地打，一打的结果，只有失败。“忍”，是要有忍耐心。就是当敌情发展成熟时，或者是我们方面又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发动。否则，是会收到相反的效果的。“狠”，是要发□自□心。就是对敌人，为了要达成我们的企图，我们是可出以任何手段的。
&&&&&&&&&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将军的注重民众工作。他有个口号，是：“宁愿军队吃亏，不要民众吃亏”；“只有民众占军队便宜，不准军队占民众便宜”。换句话说，要“军不扰民”，更进一步地做到“军有利于民”。所以，他的部队，到处能得到民众的帮助、爱护。这次湘北会战，民众与军队共进退的情形，就是有力的证明。
&&&&&&&&&一个有着坚强战斗力作基础的部队，有一个具有着优越军事天才并能深得全体信任的将军指挥下；同时处处又都能得到民众的帮助，怎能不打胜仗呢？
&&（刊载于1939年11月11日《大刚报》第3版）
&&&&&&&&&&&&&&&&&&&&&&&&&&访罗卓英将军
&&&&&&&&&&&&&&&&&&&&&&&&&&&&&&&&&&&&&&&&&&&&&&&&&&&&&&&&本报特派员&&&&淮&&冰
&&&&&&&&&春天的乡村，是最富有诗意的，在这富有诗意的场合下，记者会见了诗人而现任&战区副司令长官的罗卓英将军！
&&&&&&&&&记者坐在会客室里，注视着墙壁上挂满的后方机关团体和民众献来的锦旗，这时，两扇竹门忽的分开，结实的身体，脸上发着红光的戎装人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罗卓英将军！朴素、爽直、温和，这是记者的直觉印象。
&&&&&&&&&他对于本报很关心，他首先询问最近本报情形。报纸是读者的精神食粮，关心着报纸，也就是关心着广大的读者们啊！
&&&&&&&&&&&&&&&&&&&&&&&&&&&&&&&&&&&&&&&&&&&&&&&&&&&&&&&&赣北我敌的形势
&&&&&&&&&当记者把话题的中心转移到赣北战局的时候，将军以流利的国语开始了谈话。
&&&&&&&&&关于赣北战局，他说：“赣北战局，我们是处主动的有利形势。”
&&&&&&&&&“敌人占领南昌，除得到了一个飞机场，作为空军的前进据点外，可以说，别无所获。浙赣铁路的截断，并没有截断浙赣交通，南昌在战略形势上是可威胁东南战场和湘北的侧背，而敌人忽略了他的点线深入，却给我们以侧背袭击的机会。所以，敌人在赣北，只可经常要保持两个半师团的兵力。”
&&&&&&&&&“南昌沦陷的一年来，据报告，南昌始终是座死城，是在军事的紧张状态下。南昌的近郊，甚至市区内，和南昌敌人的补给线南浔路，无日不有我游击队和破坏队活动！积小胜为大胜的情形下，敌人的伤亡是异常惨重！”
&&&&&&&&&“赣北战局，在敌人是无可奈何的株守据点而待死，在我们则是主动地在正面相机地进击敌人，在敌后则散布游击队，游击敌人，这时敌人，简直是草木皆兵，耀武扬威的‘皇军’现在竟成了‘惶军’了！这样更给予敌人的士兵一灰暗的前途，反战运动，在赣北敌军中是白热起来！”
&&&&&&&&&&&&&&&&&&&&&&&&&&&&&&&&&&&&&&&&&&&&&&&&&&&&&&&&战地的几个问题
&&&&&&&&&他将谈话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前方的军民合作，一般的说来是做得很好了！民众没食盐，军队将节省的食盐送给他们，民众没耕牛，军队借款给他们去买。而民众方面，是给军队做向导，担运子弹。可是目前战地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前方民众们颇感米盐缺乏和被收复的沦陷地区的牛荒。军队方面基于同情，只能临时的部分的解决，而不能普遍的永久的给民众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影响很大，希望负责当局，迅速地予以救济。”“第二个问题，是战地民众的动员问题。由于军队的流动性很大，军队对民众的政治工作，是不能做到普遍而深入的，同时，更不能发生组织的功用，加强前方的民众动员工作，展开敌后的动员工作，这是刻不容缓的！”
&&&&&&&&&&&&&&&&&&&&&&&&&&&&&&&&&&&&&&&&&&&&&&&&&&&&&&&&加紧学习与进步
&&&&&&&&&“在此军事上我敌相持的情势下，我们要趁此机会加紧学习力求进步，坚强了自己，是战胜敌人的最好办法”。将军谈到一个新的问题。
&&&&&&&&&他停了停又接着说：“你想，抗战中的祖国，一切是在飞跃的进步着。我们不求进步的话，随时有做落伍者的危险！”
我想，在这里，我有介绍某某总部学习与求进步的空气的必要。
他们的学习时间，是利用公余。他们学习的方法，是采取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参加学习组织，是从总司令到士兵，从秘书到政工人员。在总部的每个部门里，以旨趣的不同，有着许多研究会和读书会。因为知识的部门太多，所以，每个人是学生，又是教官。哪个会，就跟哪个学，自己学会了，又教别人，这真是道地的教学合一。
&&&&&&&&&最可贵的，就是罗夫人陈辉青女士，在她领导下，组织了某集团军的军官眷属互助会。通过这个组织，他（她）们也进行自我教育，并且她们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学业不得荒废，她们办了个儿童学园，教员由她们自己担任。她们还经常去伤兵医院，慰劳负伤将士呢！
&&&&&&&&&他（她）们的这种学习精神，使来此采访的记者，因东奔西跑，不得时间进行自我教育，而感到有落伍的恐惧。
&&&&&&&&&&&&&&&&&&&&&&&&&&&&&&&&&&&&&&&&&&&&&&&&&&&&&&&&&&&&&&&&&展开文化反攻战
&&&&&&&&&最后将军谈到了前方的文化工作。
&&&&&&&&&他说：“第一期抗战，军事形势变化得很快，那时，前方没有文化工作，这我可以原谅的，现在，战局已步入相持阶段，战局就是有变化，也只是局部，同时，也不会变化得很快，前方是可能做文化工作了！军事上我们是在准备反攻；文化工作是不能再躲在后方，也要来准备反攻战才好！在前方在敌后，布置我们文化反攻的据点！”
&&&&&&&&&他又解释着说：“在前方文化食粮的需要，不仅是军队（军队利用兵站，可局部地解决此问题），在敌伪的‘政治攻势’下，前方和敌人后方的民众需要，是更远重于军队的。有一次去前方视察，问许多士绅和小学教员，有没有看过委员长的告全国士绅和教育界人士书，他们讲没有看过。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文告，而广大的前方不知道，敌后更是不会知道了，这是多么不好的事！希望你们新闻记者的笔，在后方能提出文化反攻战的口号！使我们的笔部队，到前方给敌人来个反攻！”
&&&&&&&&&文化工作的同志们，我们不能再退却了！让我们来建立起文化反攻的据点，准备文化的反攻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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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卅日赣北军次
&&&&&&&&&&&&&&&&&&&&&&&&&&&&&&（刊载于1940年5月10日《大刚报》第3版）
&&&&&&&&&&&&&&&&&&&&&&&&&&&光荣的长沙
&&&&&&&&&&&&&&&&&&&&&&&&&&&&&&&&&&&&&&&&&&&&&&&&&&&&&&&&本报特派员&&&&淮&&冰
一、历史的奇迹
今天，我可以更肯定地说，长沙实在是我们抗战中最光荣的城！
“世上没有攻不破的要塞”，这句话经许多战役的印证，已经成为军事学上
有名的定理。可是，没有要塞构筑的长沙，敌人三次，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是三次，一次比一次惨痛地被打退了！这更是历史的奇迹！
&&&&&&&&&同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正是当香港失守、马尼拉失守、悟保失守之后，正是当蒋委员长受□□中国战区统帅之后，其意义不仅是给予气焰凶狠的法西斯强盗当头棒喝，而且是为形成反法西斯的同盟造成了胜利的初基，长沙不仅是被全中国人崇敬，而且是被全世界爱好民主的人民崇敬！
&&&&&&&&&进犯长沙的敌人，被肃清的第三天，一群民主国的友人，是不辞远道辛苦的跑到了长沙！他们看到要来长沙“过年”的敌人是一堆无言地躺在长沙郊外，他们看到我们士兵穿戴着皇军“拜年”送来的“礼品”，他们是赞佩着中国的胜利，他们是为中国有胜利而欢笑。在长沙五个文化团体的招待会上，伦敦快报、□□报特派员白特德代表他们发言说，“我们很兴奋这一次长沙会战给敌人最大的打击，这是民主国共同作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国军队是各国军队的老大哥，因为中国军队已有四年多经验，只有中国军队才知道如何打败敌人，因此我感到同盟的领袖，应当是中国人。”我们能从友邦人士口中得到这句话，实在是不大容易的。
二、泰山李玉堂
八日的早晨，我离开了衡阳，九日的拂晓就到了长沙，这是敌人自长沙败溃
的第五天！
&&&&&&&&&寒风凛冽地地吹着，白霜薄薄地铺盖着大地，整个长沙是在模糊中，只有守卫在河边碉堡上的士兵，是和岳麓山同样庄严神圣地站立着！
&&&&&&&&&进入长沙，我首先去访问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将军，和周庆祥、方先觉、朱岳三位师长。第十军的将士因保卫长沙而受到全世界人士的敬仰，我想，不少的读者们，正是热望地想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李将军很兴奋地接待了记者。
&&&&&&&&&“这次是打一个痛快仗！”他开门见山地说出他对这次会战的感想。从他谈话的语调中，我感到他的性格是爽直、诚实、勇敢。
&&&&&&&&&“以长沙的地形来说，守外围是可以的，守城区很困难。同时，长沙也没有要塞工事的建筑，我在仓猝间奉到要我守三天的命令，那时，我打算至少要守七天，那知只守了五天，敌人就被打跑了”！他滔滔不绝地说着，火盆中的木炭爆着兴奋的火花。
&&&&&&&&&“敌人说要来长沙‘过年’，结果是来‘拜年’，还送了很多‘礼品’呢！”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笑了！
&&&&&&&&&李将军是山东人，因抗战中战功显著，所以二十八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薛长官就送了他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泰山军”，从此“泰山军”就成为他所领导的部队的代名词。李将军在作战甫毕之后，马上展开对民众的慰问工作。现在，提起“泰山军”，长沙民众们会感动得流出泪来！
三、无恙的长沙
在长沙城里走来走去，我感到除了街上没有行人外，长沙依旧是无恙。
铁锁牢牢地挂在每家的门上，大街小巷，都是那样干净，只有几片残叶，单
调地被风吹来吹去。我用目光向每个角落搜索，再也看不到什么特殊的情形。
&&&&&&&&&假如敌人真如他所宣传的进入长沙，而长沙能这样无恙，我们真要佩服“皇军”的“文明”。正因为“皇军的文明”，是象征着“凶暴”、“野蛮”，所以，我们没有根据相信敌人的宣传。
&&&&&&&&&在重要的马路上和建筑物旁，我们也可以看到，敌人炮弹炸弹爆炸的创伤，可是那是无大妨碍的。
&&&&&&&&&在湘雅医院和雅礼学校一带，因为敌人临退放火，是被烧掉了！这件事，成为我们保卫长沙仅有的遗憾！本来，我们预备在那里设防，医院当局没有同意，以致被敌人冲进。后来，我们知道医院里集聚的敌人很多，我们本可以集中炮火把敌人消灭，但因为恐怕损坏医院的建筑，始终没发一弹。该院负责人斐□生对记者谈及此事时，他们是非常感激我们将士对他们爱护的感情。
&&&&&&&&&我打马在郊外视察战场，看见了不少敌尸和被我军炮弹炸死的敌马，斑斑血迹印在干了的地上、枯了的草上。只有这些，才是我整整一日的奔跑中所得到的敌人进攻长沙的真相。
四、报人的光荣
在这一次会战中，长沙报人也获得了无上的光荣，不仅他们能把保护长沙的
新闻当日传到后方，而且能按日照常出报。在战壕中能看到当天的报纸，抗战以来，任何一次战役中，我们是从未见到过的。文化战配合军事战，我们喊了好几年的口号，由于长沙报人的努力，是第一次被实现了！
&&&&&&&&&中央社湖南分社人员，始终在长沙发布新闻稿，供给日报及各机关部队出版临时壁报的新闻稿。随军组的人员，出没在炮火下探访新闻。阵中日报维持四开一张，不因社址一再迁移而作一日间断。这些都是前两次会战中，所没有见到的。
&&&&&&&&&同时，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敌人，由于他们两次对湘北进攻，使我们得了很多经验。这次长沙报人所以能坚持危城工作，完全得助于前两次会战的经验，使他们能认清急危的情势，并在急危的情形下沉着地工作。
&&&&&&&&&诚如第十军特党部张炳坤书记长所说：“这次长沙保卫战，所以能获得成功，是由于从高级将领到士兵都一致抱有必死决心，而这种决心的产生，是由于报人鼓励所致。”所以，这次长沙会战中，长沙报人确有着不平凡的贡献！
五、政治的动员
在长沙，我得到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政治切实地担负了坚持战斗的任
原定一月一日成立的市政府，没有因为敌人的进攻而难产。工力航市长就职
以后，马上与长沙县长李公达，会同组织了战斗委员会。保卫长沙的政治动员工作，就是在这个战斗委员会推动下，圆满达成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敌人所使用的第五纵队，因为城厢内外的民众被彻底疏散，根本无从藏身，没法活动。有几个偷偷摸进城，立即被我们捉到。第五纵队不能活动，敌军不知我军虚实，进攻就感到黔驴技穷了！
&&&&&&&&&而保卫长沙几万将士的给养的筹给和运输，也是靠他们供给。万千的负伤将士，是他们发动民众，迅速地送到后方。长沙残敌被肃清后，扫清战场的工作，民众们也是出了很大的力。
&&&&&&&&&会战之后，长沙附近民众的“劳军”工作，更是自动而踊跃地展开在长沙，我看到士兵们餐餐有肉。我问他们，他们说是民众送来的，还有很多没有吃呢！
六、为长沙祝福
暮色苍茫中，我打马从北郊战场回城。站在天心阁上，我俯视全城。岳麓山
是那样神圣庄严地站立着，守护长沙的将士是那样英勇不撼地站立着，长沙是可以击退日本强盗一千次一万次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进攻的！
&&&&&&&&&从十日起，长沙军事当局，已宣传民众可以自由回城。向不同角落疏散的民众又可从不同角落回到自己的家园！我祝福长沙很快地恢复健康，我祝福恢复健康的长沙，能担任更艰苦的战斗任务。凶残的敌人还没有退出我们的国门，我们不能享乐苟安奢侈骄傲！
&&&&&&&&&&&&&&&&&&&&&&&&&&&（刊载于1942年1月15日《大刚报》第3版）
［编后记］上述文中的□□或╳╳均系原文如此。
［鸣谢］感谢《淮冰战地通讯》编者王小玲、王清明、王华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完成其老父亲的出书提议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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