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毛泽东兄弟关系：革命与爱（XU）
第九章 红色共和国的“大管家”（5）
有人曾这样说：毛泽民率领的是一支特殊的红军部队，他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地与敌人作战，但他们同样是战士。几万红军天天在流动，没有根据地，每天都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担子相当重。他们挑着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支撑着中央红军走过万水千山。毛泽民的职责不亚于前线的军团长和政委。
　　血战湘江，红军几乎濒于绝境，出发时的万余人，到此锐减为3万多人。红军到达湖南潇水时，若不是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部队实行了轻装，毛泽民领导的第十五大队也把印钞机和笨重物资抛到江里去，红军还不知道要在湘江战役中遭受多大的灭顶之灾。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挥戈西指，强渡乌江天险，将追赶红军数月之久的国民党薛岳部，甩在了乌江对岸，不仅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得意部署，而且连战连胜，全军上下军心为之一振。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较大的行署，辖有十几个县，经济、商业都比较发达。这里的军阀、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结，尤以贵州省主席、军阀王家烈的势力雄厚。王家烈在当地开烟馆，贩烟土，囤积食盐，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很多食盐，仅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里，就有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红军还没收了王家烈囤积的大量的“白金龙”牌香烟。毛泽民和林伯渠商议，决定将没收的食盐和香烟公开向群众出售。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严格的纪律规定，沿途不准发行苏区纸币，但到遵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让苏区纸币能够在遵义的市面上流通起来，国家银行试发行苏维埃纸币，这在长征途中是第一次。
　　为了方便群众兑换苏区纸币，国家银行张贴出安民告示，在遵义城里设立了6个兑换点。为方便驻扎在城外的红军部队购买东西，还在遵义周边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红军不仅买卖公平，苏维埃纸币的面值还与光洋相当，大小商人都十分满意。
　　在遵义，忍饥挨饿、长途跋涉了3个月之久的红军指战员们，好不容易得到一次休整机会，手中被“冻结”的“红军票”重新恢复了它的价值。洋货铺里的胶鞋、毛巾被“抢购”一空。书店里的新旧图书、铅笔、抄写簿，也所剩无几。城里的面馆、酒楼，无不利市三倍。遵义的酒店多为四川风味，且价格低廉，回锅肉、辣子鸡以及各种泡菜，更是让红军官兵大饱口福。
　　因为在遵义打了土豪，红军有了钱，卫生部部长贺诚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一口气把丁子口太平洋药房的药全都买了下来。这批药材对医治红军指战员的伤病，以致后来爬雪山、过草地救治伤病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扬眉吐气，为何毛泽民十分郁闷
　　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指挥红军作战。红军四渡赤水，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此期间，红军部队为适应机动灵活作战的需要，再次精简装备。十五大队倒掉了沉重的铜币，焚烧了大部分纸币，将剩余的几担银元分散到部队。由于人员减少，十五大队的编制被撤销，国家银行实际不存在了，只剩下曹菊如等人带着两担金银和国家银行的账簿、传票，编入林伯渠领导的中央红军供给部。
第九章 红色共和国的“大管家”（6）
就在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之时，发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的弟弟毛泽民，却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和报复。
　　日，毛泽民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回顾：
　　这样重要的遵义会议后，所召集的干部活动分子会，我当时在&&领导下工作，当时将我的政治委员已撤销（因十五大队已取消），不能称为干部，就剥夺了我参加这个会议的资格。后来我提出抗议，&&更用报复手段，取消我骑马和特务员的资格，要使我在长征中拖死。这种宗派成见，后来不是石平同志商之恩来同志，并分配保管处副主任和先遣队筹粮主任之职，才使在中央苏区连患三年恶性疟疾的我，保存了马和特务员，未能在长征中拖死。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始终没有发给我看。这些小小事件，也证明宗派主义之作用。
　　报告中所提到的石平同志，即时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的陈云。1935年5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重新开辟党的白区工作，后又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莫斯科时，陈云化名施平，石平即施平的谐音。
　　陈云非常了解毛泽民的为人和一贯表现。1925年毛泽民初到上海负责中央出版发行工作时，与陈云同在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特别是在长征中，毛泽民率领的“扁担银行”，负责整个红军部队的钱款使用，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为几万红军提供补给，付出巨大。十五大队编制取消后，毛泽民拖着多病的身体，艰难地行进在普通战士的队伍中。陈云实在看不过去了，主动找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商量。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毛泽民被安排在中央纵队保管处任副主任，保留了他的马匹和警卫员。
　　毛泽民一贯埋头苦干，谨言慎行，即使在中央苏区，在王明“左”倾路线最盛行的时期，他也没有遭受过如此沉重的政治打击。为什么在博古、李德等受到批判，“左”倾路线宣告破产后，反而会遭此厄运呢？毛泽民认为，这是党内宗派主义在作祟。
　　由于军情紧急，形势严峻，遵义会议只是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还来不及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清算。那时，毛泽东只是有了发言权和建议权，直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之后，才真正拥有军事指挥权。而遵义会议之后，十五大队的建制被撤销，恰恰为宗派主义者打击报复毛泽民提供了一次机会，毛泽民成为宗派主义领导人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
　　这令人们不禁联想到，1933年2月，“左”倾路线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开始打击、排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毛泽覃也曾代兄“受过”，被打成“邓（小平）毛（泽覃）谢（维竣）古（柏）反党集团”。
　　在毛泽东遭受排挤和打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妻子、长期管理机要文件的贺子珍，也改当收发。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则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
　　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民所受到的政治打击和报复，是他参加党的工作以来最残酷的一次。但在毛泽民看来，只要我们的党有希望，红军有希望，自己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若不是1939年在苏联养病时，参加批判李德的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的真实情况，毛泽民或许不会将这些事情公布于世。
　　…………
　　9月18日，红军翻越岷山，进入甘南哈达铺。饥饿、疲惫的红军指战员在这里得到一次短暂的休整和补充。每个指战员都分到两枚银元。这些宝贵的银元，正是毛泽民率领“扁担银行”，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才挑到这里来的！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让警卫员拿着银元去买烧饼充饥。聂荣臻偶然从包烧饼的旧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阎锡山的部队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
　　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这一消息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的决心，并将长征的落脚点选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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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延安的毛主席与陕甘宁的毛部长（1）
毛泽民在陕北出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缩写）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党中央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然而，此时的红军仍然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东边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西边有马步芳、马鸿逵的“马家军”，南边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陕北则是迎面“进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几十万人马，以“一困、二剿、三消灭”的战略，妄图聚歼历经千山万水已经人困马乏的区区2万多红军。
　　红军要在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经济情况不容乐观。茫茫无际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通闭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陕北都是一些小村庄，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红军，不要说吃一顿极普通的饭，就连喝稀糊糊的碗也不够用，只能把一些破碗和废瓦片收集起来当“餐具”。
　　毛泽民率领15大队从中央苏区一路挑来的几十担“家当”，到陕北已经所剩无几。陕甘苏区地域狭小，当地又没有多少土豪可打。眼看进入寒冬，红军官兵衣衫褴褛，很多人还打着赤脚，怎能抵挡得住大西北的严寒！
　　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当时的西北办事处，既是西北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也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党中央和红军又一次决定选择毛泽民，任命他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在毛泽民的统一指挥下，贸易总局、工矿科、农牧科及合作总社，紧张有序地运转起来。
　　在毛泽民的带领下，外贸局的同志们突破封锁，深入到关中的韩城、澄城、蒲城一带去采购去采购布匹和棉花。国民经济部动员边区的广大妇女，不分昼夜，飞针走线，为红军部队赶制了近万套棉衣。当毛泽民得知，瓦窑堡附近就产煤，安定和永坪的煤炭在陕北还很有名。他立即派工矿科的同志，去管理和扩大这两个煤窑，经过整理和开掘，生产的煤炭基本保证了中央机关和当地群众的锅灶之用，使北上的红军战胜了陕北高原的第一个严冬。
　　两支洋蜡烛，点亮一对兄弟的窑洞（缩写）
　　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生活相对安定了，毛泽东住的窑洞与毛泽民的窑洞距离很近，他们兄弟的来往更密切，也更方便了。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吴吉清这时是国民经济部的管理科长，他回忆说，在瓦窑堡时，主席几乎每天都要到国民经济部的那排窑洞走一圈，坐在毛泽民那里抽一会儿烟，聊上几句话。而后，主席背着手微笑着走出窑洞。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都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当年赣南的钨矿就是中央苏区解决经济困难的一个聚宝盆。荒凉贫瘠的陕北黄土地到底有什么资源优势？
　　陕北延安一带有石油的记载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日，中国第一口油井在延长县西门外开钻。当年，延长石油厂炼出的煤油送到西安，煤油汽灯光亮耀眼，好似黑夜中的小太阳，曾一时轰动了西安城。
　　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认定陕北石油蕴藏量有限，已将石油勘探和生产的重点转至新发现的甘肃玉门油矿。
　　在毛泽民的直接领导下，工矿科的同志发动油矿职工，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奄奄一息的老油矿，居然很快恢复了产油。book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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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延安的毛主席与陕甘宁的毛部长（2）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率军东征途经延长县时，亲自到油矿视察，观看了采油和炼油的全过程，还把采油工人请进窑洞谈心。为了给毛主席接风洗尘，石油工人们一定要请毛主席吃一顿矿上的“家常饭”。矿长高登榜记得毛泽民曾经说过，湖南人喜欢吃狗肉，就建议焖一大锅狗肉请主席吃。当热气腾腾的辣椒炖狗肉摆上饭桌时，毛主席胃口大开。他用地道的家乡话对坐在身边的毛泽民说：“这是我来陕北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
　　当石油工人们赶着披红挂彩的毛驴，驮着汽油、煤油和油墨、石蜡、凡士林等石油产品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报捷时，毛主席异常兴奋，连声称赞。
　　红军初到陕北时，中央机关夜晚照明点灯用的是蓖麻油，如今用上了油矿自制的“洋蜡烛”。据说，毛泽东通宵工作，总要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以后才休息。开始，毛泽东点的是小油灯，一夜工作下来，脸上被熏得黑黢黢的。自从有了“洋蜡烛”，每天晚上，警卫员就在主席的办公桌上点亮两支蜡烛，等6支蜡烛点完了，天正蒙蒙亮。
　　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出征到达延长县城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遥望着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毛泽东胸中涌动着怀思千古文明的巨澜，他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恢弘气魄，写下了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沁园春·雪》。毛泽民虽然没有毛泽东那种独领风骚的诗人情怀，却靠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为刚刚结束万里征程的党中央和红军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使数万红军在陕北扎下根来。
　　抓住黑色石油，还要紧紧抱住白“聚宝盆”（缩写）
　　在陕北与宁夏、内蒙古交界处，食盐、毛皮、甘草“三宝”是主要出口物资。红军占领盐池、定边后，西北办事处决定，由毛泽民率领经济工作团，前去统一领导新区的食盐生产与贸易工作，积极组织运输食盐和其他农副产品出口。
　　每年七八月间是产盐最好的季节。毛泽民走进洁白晶莹的盐场，眼界大开。也许是红军扎根陕甘宁，大自然给予的特别眷顾，在质朴敦厚的黄土地下，不仅埋藏了黑色的石油，还镶嵌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白色“聚宝盆”。
　　长期从事党的经济工作，毛泽民练就了一双发掘财源的慧眼，既然食盐的资源这样充足，我们就要紧紧抱住这个“聚宝盆”，把盐运出去就能以此筹集钱款，使盐业生产成为边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在当地商人的帮助下，仅用了两天时间，经济工作团就采购了大量的布匹和百货。毛泽民紧急调来20多峰骆驼，派专人把布匹和百货押送回保安。
　　毛泽民到盐池县几天时间，就接收了汉地盐业公司，组织盐场民工和农民开采盐矿，发动商人贩运食盐，同时又去接收蒙民的北大池和狗池盐场。为了团结蒙民共同抗日，毛泽民与西征红军政治部商定，把北大池和狗池盐场交给蒙民管理，搞联合经营。他积极鼓励根据地军民多产盐，运往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辖区扩大出口贸易，用食盐换回了根据地红军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医药等物资。在毛泽民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盐池、定边的盐业生产和食盐贸易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这时，国民经济部所属外贸总局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设立了陕南、宜川、安塞、绥德、清涧、定边等6个分局。运输队拥有30多头大牲口—骡子。陕甘宁边区沟壑纵横，交通非常不便，有了这许多骡子就解决了运输的大问题。经济工作团还没收了豪绅盐霸100多峰骆驼，组织成浩浩荡荡的贸易运输队。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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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延安的毛主席与陕甘宁的毛部长（3）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民与中央的来往电报非常频繁，仅给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以及西北办事处负责人的电报就有近20封，主要内容都是盐地开发，购买布匹、帐篷，紧急筹款和物资运输等问题。
　　陕甘宁边区苍凉的黄土地，给毛泽民提供了施展经济才华的大舞台。他紧紧抓住石油、食盐，这一黑一白两大经济命脉做文章，依靠、组织消费合作社帮助边区人民克服暂时困难，改善生活条件。
　　一项神秘使命让毛泽民又变成上海滩的大老板
　　进入1937年后，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在陕甘宁边区突然消失了。原来，一项神秘使命又落在了毛泽民的肩上。这项使命，又与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有关。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莫斯科一直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动向，并计划向处于极度困境中的中国红军提供一批急需的武器和弹药。其中一部分钱款已于1936年底汇到上海——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并由宋庆龄转交给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很快便转送陕北。
　　1937年3月初，在得到苏联最高领导层正式批准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苏联已经决定向中共提供一次性8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电报还说，以后还将提供大约与此数目相同的另一笔援款。不久，一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情厚谊的巨额美钞，从法国秘密地运到上海。
　　共产国际的巨额援助，对于处在艰难图存、渴望壮大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然而，要使这笔巨款发挥作用，必须先兑换成国内通用的法币，然后从上海汇往西安红军联络处，再采办部队急需的物资，转运各根据地。
　　究竟派谁去能够保把这笔巨款平安转到根据地呢？这个人，首先必须忠诚可靠；其次要有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还必须熟悉和懂金融，善于运作大笔资金。党中央首先想到的是毛泽民。党中央书记张闻天亲自向毛泽民布置了任务。
　　党中央还指派了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西北银行绥德分行行长任楚轩、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危拱之、国民经济部会计科长钱希均等，协助毛泽民执行这一特殊财政任务。
　　在这一行人中，有两位女同志，除了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外，还有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危拱之是河南信阳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在中央苏区时，她是工农剧社副社长。她和钱希均一样，是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
　　4月6日，毛泽民正在西安，也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处主持留守工作的叶剑英副参谋长和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交给他一封绝密电报。这封电报是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林伯渠联名从延安发来的。
　　看过这封绝密电报，毛泽民深感自己肩负的分量。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的军需供给一直是最大的难题，有时需向张学良将军借钱来买粮。如今二、四方面军又来到甘北，红军人数猛增约两倍，吃饭、穿衣问题自然更加困难。
　　收到绝密电报几天后，毛泽民和钱希均等5位同志先后来到上海。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毛泽民先在市中心的泥城桥附近开设了一家申庄货栈，专营批发业务。他化名周彬，身份是货栈“老板”，妻子钱希均自然成了“老板娘”。任楚轩担任货栈“经理”。钱之光名为“客商”，实为总管。
第十章 延安的毛主席与陕甘宁的毛部长（4）
由于工作需要，毛泽民和钱希均在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为“公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将钱之光的女儿钱宛正从浙江诸暨老家接来，在公馆当“佣人”。钱之光和任楚轩住在申庄货栈。危拱之住在她姐姐家里，她的姐夫是一位进步民主人士，可以掩护她的活动。
　　货栈和住处安排就绪后，毛泽民就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开始接收一笔笔款项。第一笔款项即绝密电报中所说的，“先从小开处领款十万元，付汉口赵尔六衣账款”。
　　把这么多的外汇从银行兑换出来，再完整无损地送回西安，的确是一个难题。为了保证巨款的安全，毛泽民费尽心思地琢磨着每一个具体环节。
　　正在这时，中共隐蔽战线的负责人李克农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公馆”前，令毛泽民夫妇欣喜万分，如同救星降临一样。
　　李克农是为继续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的谈判来到上海的。他离开西安之前，周恩来专门叮嘱他，利用去上海的机会，做几件重要事情。其中就有与先期抵达上海的毛泽民商量如何妥善运回国际巨额援助。
　　李克农与毛泽民严密细致地商量处理这笔汇款的办法，最后决定分散处理：首先将美元分批兑换成通行的法币，然后一部分经过上海银行汇给西安银行，一部分派人携带直接送到西安。具体分工是：毛泽民负责将美元巨款兑换成法币；任楚轩负责经营货栈，应付门面；钱之光、危拱之和钱希均分头将兑换好的法币，从上海秘密送往西安红军联络处。
　　李克农走后，毛泽民便带领大家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20年代中后期，毛泽民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对十里洋场颇为熟悉。因为每次兑换的金额不宜过多，他频繁出入于证券交易所和银行营业厅，不停地用美元购买公债、股票，不多时，又统统抛出，兑换成法币，攒到一定数量，就由钱之光他们陆续送回西安。
　　钱之光是我党白区工作的老手，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从上海向西安运送钞票的任务，主要压在他的肩上。他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拎着镂空网篮，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一眼看去，就是经常跑铁路做买卖的“老油条”。他的皮箱是特制的，有夹底，但钞票不宜装得太多。网篮虽然很不起眼，上面放些路上吃的东西和毛巾、肥皂之类的日常用品，下面却装了很多钞票。一次又一次，钱之光巧妙地通过了车站警察的检查和国民党设置的关卡。
　　钱希均和危拱之两位女同志有时装扮成军官太太或阔商夫人，有时装成到西安古城烧香拜佛的香客。她们将钞票塞在装有高级衣料和化妆品的箱底，或是装着香烛和纸钱的网篮里。她们每次送款也是单独行动。出发前，毛泽民用暗语给西安红军联络处发电报，她们到时，联络处的同志就会直接把小汽车开到站台上。
　　日，全面抗战爆发。毛泽民他们加快了工作节奏。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毛泽民安排四位同志先后撤离上海。
　　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沪宁线上大批难民逃往内地。此时的毛泽民还在忙碌，又有一项重要任务在等着他—抢运一批爱国群众支援八路军的抗战捐献物资出来。
　　当毛泽民完成这项任务，准备返回西安时，火车站里全是逃难的群众，哭喊声乱成一片，车门被挤得严严实实。毛泽民急中生智，声称自己是新闻记者，终于从车窗爬上了西去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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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在国际大通道上布局一盘棋（1）
1938年初毛泽民首赴苏联，为什么西行到新疆却戛然而止？
　　日，在兰州等候了20多天的毛泽民夫妇乘坐的苏联军事运输机，经过漫长的戈壁飞行，越过海拔5400米的博格达雪峰，终于到达美丽的西域古城迪化。寒风瑟瑟的迪化机场，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和盛世才的副官热情迎接毛泽民夫妇的到来。按计划，迪化只是他们的中转站，最终的目的地是苏联。他们是经中央批准去莫斯科治病的。
　　然而，毛泽民的西行之路却出人意料地在踏上迪化土地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计划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毛泽民为什么滞留新疆，并在新疆工作？在以往中共党史资料和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大都是根据钱希均老人的一段回忆：“因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断绝，我们暂住在盛世才的招待所。不久，邓发同志向中央请示留我们在新疆工作，我们便留了下来。”
　　作者并未满足于这个解释，在寻找毛泽民历史档案的过程中，一再查找，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一份1938年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从延安发给中共驻新疆代表方林（邓发）的电报：
　　方林：
　　毛泽民等到否，到时毛即可留任建设厅长，但需改名。
　　毛洛 廿七日
　　这封电报的发出时间是日，回头来看毛泽民离开兰州，抵达迪化的时间，是2月1日。由此可见，在毛泽民抵达迪化前，毛泽东和洛甫的电报已到迪化。也就是说，毛泽民并不是“因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断绝”这个突发情况而滞留新疆的，而是党中央对他的“留任”早有考虑和部署。毛泽民不愧为严守党的机密的模范，以致当年生活在他身边的伴侣钱希均最终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新疆，毛泽民化名周彬，对外是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对内是新疆“八办”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这时起，毛泽民在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中，又开始了财政金融工作的新探索。
　　官商合办银行，统一币制，毛泽民两手绝招整顿新疆财政乱局（删除）
　　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台，
　　与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毛泽民翻脸（缩写）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年底，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令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这一切，使得一直靠拉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盛世才，感到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有机可乘，政治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迪化乃至全疆，反苏反共的空气日趋浓烈。
　　在陈潭秋接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主持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后，曾多次约会盛世才。盛世才总是借口忙，予以拒绝。陈潭秋敏感地意识到，新疆上空已经乌云滚滚，一场突然袭来的暴风雨将不可避免。鉴于“新兵营”的学习已经基本结束，同志们强烈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为预防不测，陈潭秋立即报请党中央，尽快将这些同志送回延安。日，300多位“新兵营”官兵历经艰辛，胜利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就在这时，在苏联学习、养病的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回到迪化。临行前，在中国党校学习的杨至成等几位红军老战友都劝毛泽民回延安。毛泽民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和肩上的责任。义无反顾地踏上返回新疆的行程。
　　回到迪化后，毛泽民一方面立即展开建设新新疆的蓝图，把在苏联学到的先进经验，尽可能多地用于新疆的经济建设，造福各族人民，一方面也更加关注时局，关心中共在新人员的安危。他和陈潭秋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同志和党外民主人士，而他们自己却在险恶的环境中毫不畏惧地坚守着。
第十一章 在国际大通道上布局一盘棋（2）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加紧了夺取新疆的进程，并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逼盛世才就范。他首先令胡宗南部接替马家军的防务，用武力威胁新疆，随后又三次召见盛世才驻重庆代表张元夫，提出谈判的条件。
　　而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处在异常艰苦的阶段。一向标榜“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的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台了”，于是，更加快了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的步伐。他先是借口毛泽民身体不好，需要半休，将他调离了财政厅，改任民政厅代理厅长；后又在新疆炮制了一系列所谓“阴谋暴动案”的同时，加紧特务活动，将反共矛头首先指向毛泽民。
　　1942年局势危险到极点，
　　中共在新疆人员撤出迟迟得不到“远方”批复（缩写）
　　1942年初夏，新疆的政治形势已经危险到极点。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新疆情况日急，盛世才对在新中共人员全部不予信任，频繁调动我党人员工作或给予撤职处理，并拒绝与我见面，对苏联亦表示冷淡，对蒋介石则日益妥协。陈潭秋提出，我在新人员，应做好应变准备。
　　7月2日，毛泽民愤然辞去新疆省政府民政厅代厅长的职务。此时的盛世才，对待毛泽民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毫无挽留之意。他还将中共在其政府中工作的重要负责人统统撤职，把其眷属送回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干部陆续集中在迪化“八办”，进行整风学习。成立了以陈潭秋任书记，毛泽民、张子意、方志纯等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领导大家进行整风学习，等待中央和远方的决定，做好撤离准备。
　　张子意、方志纯等是1941年1月途经阿拉木图回国的。因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通往内地的道路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他们被迫滞留在新疆。
　　事态的发展不容乐观。陈潭秋估计到，在新人员顺利撤走和被捕入狱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因此必须做最坏的准备。他决定在整风学习的同时，对全体同志进行气节教育。
　　陈潭秋亲自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并对新疆形势的发展作了深刻的分析。他面色凝重地告诉同志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盛世才已经投靠了蒋介石，他要把我们作为重大礼品献给蒋介石。因此，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会场，眼神中充满了坚毅：“我们处在新疆这个特殊环境，民族不同，语言不通，长相不一样，无法隐蔽。包围着我们的除了敌人，还有天山和戈壁，可以说，我们插翅难飞，即使跑出迪化，也跑不出新疆！我们只有争取无罪释放，集体回延安，每个同志都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面对坐牢和杀头的危险，毛泽民表现得异常的冷静。早在走出韶山冲参加革命的那一天，他就做好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参加革命20多年，他曾多次面临生死考验，但都化险为夷。面对这一次难以逃脱的危险，他下定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毛泽民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们。
　　这时正是夏季，白天骄阳似火，夜晚却飘洒着阵阵凉意。毛泽民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在院子里纳凉、谈心。一天傍晚，他和方志纯在院子里散步。突然，一颗流星在浩瀚的星空闪过，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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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在国际大通道上布局一盘棋（3）
方志纯感叹地说：“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流星飞过，又有一个人走了！”
　　毛泽民反驳道：“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这个共产党员还讲迷信呢！”说罢又嘿嘿地笑了起来。
　　片刻，毛泽民又若有所思地说，“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个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星，虽然，它在瞬间陨落了，却总能为党和人民大众贡献一点光亮。”
　　毛泽民和方志纯又谈起自己的家乡，谈起在中央苏区、在延安的战斗生活，以及在莫斯科的美好时光。最让毛泽民难忘的是离开延安那天，他去凤凰山与大哥毛泽东告别，大哥的谆谆嘱咐仍然回响在他的耳边：一定要向沿途的同志们做深入的宣传，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我们党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啊！
　　停了一会儿，毛泽民又郑重地对方志纯说：“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毛泽覃的哥哥！”这是毛泽民带给毛泽东的发自肺腑的心声！
　　“远方”迟迟不作答复。而此时，盛世才与蒋介石的秘密勾结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7月，蒋介石先后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国民党要员来到新疆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为严防苏联在各地鼓动事件，抽调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中共工作人员一律停止在各机关工作并集中在一起等多项条款。为了拉拢盛世才，蒋介石先后加封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等八个要职。
　　直到8月中旬，“远方”才终于复电，斯大林同意中共在新人员转入苏联。
　　然而，已经太晚了！
　　8月底，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飞抵新疆，对盛世才的归顺表示抚慰。
　　不久，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到新疆，与盛世才正式达成协议，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
　　盛世才终于背弃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与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在新疆竖起了反苏反共的大旗。
　　先被软禁，后遭酷刑，毛泽民等三位烈士喋血新疆
　　日，就在蒋介石向盛世才颁发新疆省政府主席委任状的第二天，盛世才便开始向中共在新人员下毒手了。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八户梁招待所，指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请”到督办公署去“谈话”。陈潭秋和毛泽民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他们向留下的同志简单地交代了工作，鼓励大家一定要团结对敌，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然后，与同志们一一握别。
　　这天被“请”走的，还有陈潭秋的妻子王韵雪、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以及她们的孩子。其他三位主要干部：教育厅厅长孟一鸣（徐梦秋）、哈密行政长刘西屏（刘希平）、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潘同）及其家属也一起被“请”走。盛世才把他们软禁在迪化满城邱公馆内。
　　在遭到软禁后的第二天，陈潭秋便向盛世才递交抗议书，抗议新疆政府对我党在新人员的无理迫害。随后，他又写信进行抗议。
　　毛泽民非常气愤，严正提出要与盛世才通电话。毛泽民拿起话筒，义正辞严地痛斥道：“督办先生，我们都是被你邀请来新疆工作的，我们是抗日战士，你凭什么抓我们？你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蓄意制造反革命事件，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你必须无条件释放我们！”
第十一章 在国际大通道上布局一盘棋（4）
投入蒋介石怀抱的盛世才，再也不把共产党人放在眼里。他当即掐断电话线，中断邱公馆与外面的一切联系……
　　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急电正在重庆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
　　“迪化潭秋处，自去年8月后即断了电讯关系。昨日远方来电称他们均已被捕，除那边设法营救外，并要我们也想办法营救。请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方法。”
　　2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再次电示周恩来和林彪，要求重庆方面电示迪化，释放徐杰（陈潭秋在新疆的化名——本书作者注）等140余名中共在新人员，并准许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安。
　　盛世才已经不可能放人了，更不会放过陈潭秋、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的主要领导人。早在三天前，即2月7日深夜，陈潭秋和毛泽民等人已经被盛世才秘密投入第二监狱。这竟是他们与妻儿的永别！
　　3月10日，蒋介石以重庆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名义，派出由“”高级特务、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训育主任王德溥，中统高级特务、中统局处长季源溥和江苏高级法院院长朱树声组成的“三人审判团”，以及中统特务骨干、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官郑大纶等人到达新疆。临行前，蒋介石亲自召见王、季、朱三人，明令：“对于共党重要人员应判极刑。对于其他重要人员也应严惩。”“务必肃清共党在新疆的力量。”
　　“三人审判团”抵达迪化后，经过一个月的密谋策划，终于开庭。由中统局处长季源溥亲自主审毛泽民。他们编织罗列了一系列“罪行”，企图迫使毛泽民承认中共在新人员有“秘密活动”，要搞“阴谋暴动”，反对苏联，并直接逼迫他脱离共产党。毛泽民毫不畏惧，慷慨陈词，驳得敌人哑口无言。特务头子们精心准备的第一次开庭不得不草草收场。
　　然而，第一轮审讯刚刚过去，被捕人员中就出现了三个可耻叛徒。首先叛变的是刘希平。未经任何刑讯，他就昧着良心承认了盛世才捏造的“阴谋暴动”，写出脱党声明。随后，潘同也叛变了。最后是徐梦秋，面对敌人的审问，他先是据理驳斥，不慌不忙地辩白是非，很有一副学者的尊严，但敌人对他施加电刑后，他便痛哭流涕地写了笔供和脱党书。盛世才的特务们如获至宝。
　　敌人对毛泽民的软硬兼施一无所获，便让叛徒潘同和刘希平出来劝降。两人躲在刑讯室一角的幕布后，为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作伪证。毛泽民怒不可遏，厉声呵斥：“住口！党的叛徒、民族的败类！给我滚出来！别躲在后面学人说话。告诉你们，盛世才可以出钱收买你们的灵魂，但买不了铁的事实！买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特务们已知道周彬是毛泽民的化名，他就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亲弟弟。他们威胁毛泽民脱离中国共产党，妄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毛泽民轻蔑地看着敌人，高高仰起不屈的头颅。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家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革命，已牺牲了嫂嫂（杨开慧）、弟弟（毛泽覃）和妹妹（毛泽建），你们逼我脱党是在做梦！”
　　在审讯过程中，毛泽民始终大义凛然地回击敌人，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敌人精心设计的一次又一次审讯，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对毛泽民施加各种酷刑。
　　首先施用的刑罚是“打手板”。刽子手用尽全身气力用刑具拼命挤压毛泽民的手掌，直压得毛泽民手掌绽裂，鲜血喷流，企图一次撬开毛泽民的嘴，结果枉费心机。
　　接下来，毛泽民被押送到行刑室。这里安装着各种残酷刑具。敌人把毛泽民的两臂绑在悬空的铁杠上，把他吊起来，然后用鞭子用力抽打他的双腿。敌人把这种刑罚叫做“坐飞机”。毛泽民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务还用氨水熏他的鼻子，强烈的刺激，剧烈的头痛，他的双眼被熏得又红又肿，闭都闭不上了……七天七夜的残酷折磨，毛泽民几次昏死过去，却始终不向敌人低头。他坚定地说：“哪怕我疼得把下唇咬烂，把衣领咬断，肉虽疼，而心在想，我对敌人的仇恨有多大！”
　　1943年9月，盛世才去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盛世才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给在新疆的特务头子李英奇发去“行刑”密电。
　　9月2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李英奇手持印有“盛世才”大红印章的杀人手谕，杀气腾腾地来到秘密关押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迪化小南门外天主教堂。几个刽子手手执棍棒和绳索，凶神恶煞地守在号子门口。当三位共产党员大义凛然地走出囚牢时，一群丧心病狂的魔鬼蜂拥而上，用绳索套住脖子，把他们活活地勒死后，扔上了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杀害后，被敌人拉到迪化郊外六道湾坟场，草草地埋葬了。
　　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遇害的消息，隔了很久才传到延安。
　　那是一个布满阴霾的黄昏，毛泽东手里攥着刚刚收到的电报，走出窑洞，来到枣园近旁的林子里。他心情沉重地在林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只有脚下飘零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声。1937年底，泽民离开延安时，他们兄弟曾在凤凰山的窑洞外散步，相约等革命胜利了，要一起回韶山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而革命尚未成功，泽民却走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失去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四位亲人……
　　当毛泽民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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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毛氏兄弟最爱母亲文素勤（1）
从一份档案追问毛泽东母亲的真实名字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当作者耘山第一次看到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中，称母亲叫“文素勤”，感到非常惊奇。
　　在以往的党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只看到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在《毛泽东自述》中，美国记者斯诺注释了毛泽东本人的口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这个“文其美”其实正是“文七妹”的谐音。“文素勤”这个名字从来没有人提过。为此，耘山曾向父亲曹全夫、舅舅毛远新、姨妈李讷，以及姨妈李敏的儿子孔继宁等询问，并与有关党史专家进行过探讨。大家除了惊奇，也只有推测：
　　毛泽东的母亲出生在一个以务农为业的小康之家，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故称文七妹。但她的三哥文玉钦稍通文墨，在家开设蒙馆，课读乡间子弟。他给姐妹们起个文雅、悦耳的名字，也并非没有可能。
　　旧时，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女子嫁到男方后，一般只称其姓氏，久而久之，真正的名字反而很少被人提及。对于子女，特别是年幼的或不常在家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母亲的真实名字，在当时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冲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土乇）外婆家度过的，直到8岁时，父母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读书。17岁时，他又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不知道母亲的“大名”，也不足为怪。
　　毛泽民则不同。他自幼生活在父母身边，一直在家乡务农，照料父母，直到25岁才走出韶山冲。毛泽民又与唐家（土乇）的七舅、八舅来往甚密。特别是母亲生病的那几年，他陪母亲到长沙去看医生，经常为母亲求方抓药。相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对这个家庭以及父母的情况，有更多时间、更多机会了解清楚。自然，他也最有可能得知母亲的真实名字。
　　韶山文氏研究专家解读“文素勤”
　　为了对“文素勤”这个名字一探究竟，2007年春，本书的两位作者一起到韶山采风时，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夏佑新馆长为我们推荐了刘胜生研究员。
　　时年68岁的刘胜生是湘乡文氏家族的研究专家。当得知，耘山从莫斯科找回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毛泽民称母亲的名字叫“文素勤”时，刘胜生不假思索地认同道：“如果这个名字是毛泽民自己填写的，应该没有错，应该是准确的，应该相信他。”
　　真没想到，像刘胜生这样一位长期潜心研究毛泽东外家历史的学者，竟一连说了三个“应该”，这样痛快地认可了“文素勤”这个名字。
　　耘山连忙打开笔记本电脑，将毛泽民亲笔填写的《履历表》给他看。毛泽民的手迹一下子吸引住刘胜生，他从头到尾仔细地浏览着，还习惯地念出声来：
　　“毛顺生……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
　　“文素勤……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平垇……”
　　“对的，对的，这两个地址都是对的！”刘胜生解释说：“现在，许多地名都变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湘乡县唐家（土乇），当年就是湘潭县四都太平垇。这两个地址，毛泽民填的一点都没有错。”
　　当我们向他探讨“文素勤”的名字时，刘胜生赞许道：“‘素勤’这个名字很好，体现了文家的家风，也体现了文家的家庭文化。”
第十二章 毛氏兄弟最爱母亲文素勤（2）
刘胜生若有所思地在手心中写了一个“素”字，接着又写了一个“勤”字，兴致勃勃地说开了：“素代表朴素；勤代表勤劳。在旧时的农村，长辈给女孩子起名字，一般都用：秀呀、花呀、春呀、兰呀的，用草字头芹或琴棋书画的琴也很普遍，很少有人用勤劳的勤。这个勤一般都用在男人的名字中。”
　　我们又向刘胜生请教说：“为什么毛泽东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名字，而毛泽民则如此郑重地填写在共产国际印制的履历表上呢？”
　　刘胜生笑了。他说：“毛泽东没有说，但不一定不知道。因为提起文七妹，大家都知道，在家乡都是这样称呼的。而文素勤这个正名却比较绕口。在旧社会，女人不出门，不外出做事，也不做生意，即使有正式的大名也没有什么用，甚至不被人知晓。”
　　他举例说：“在湖南农村，女孩子一般被称为妹或是嫚，像文六妹，文七妹；到了中年，则被称为妈或嫂，像你（耘山）的外婆王淑兰，她明明是毛泽东的弟媳，毛泽东却称她为四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妇女到了老年，又被称为。毛泽东的母亲生在清朝末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开化，那时，有文化的农村人家，已经开始给女孩子起名字了。甚至，女人出嫁后，有文化的丈夫给新过门的妻子起名字的情况也不少见。”
　　听了刘胜生入情入理的分析，我们感到他的解释的确很有说服力。
　　第二天，刘胜生又将他长期搜集和研究的有关毛泽东外家的资料复印给我们看。仔细阅读这些珍贵资料，我们的思路渐渐开阔起来。
　　从兄弟两人外婆家文氏“三芝堂”说开去
　　提起毛泽东的外家，就不能不说到毛泽东的曾外祖母贺氏。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贺氏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比毛泽东的外曾祖父文德明年长3岁。他们结婚时，文德明家赤贫，可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更不幸的是，文德明年仅27岁就撒手人寰，还留下芝兰、芝仪（毛泽东的外祖父）、芝祥三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
　　德明公去世时，贺氏只有30岁。她虽不识字，却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她立志扶孤守节，以克勤克俭的治家准则来维持门户，求振家声。贺氏靠纺织、养猪来维持一家五口最低的生活。当儿子们年届学龄时，她便送他们入私塾启蒙两年，随后回家劳作，由牧童到月工，到长工，以此维持生计。
　　贺氏持家，粒米寸薪无不细心筹划。她将家里的历年所得，以薄利借贷于人，以此常年积累。贺氏用这些积蓄备置了耕牛和农具，还佃耕了新庄湾数十亩水田，并广开门路，发展家庭副业。没有多少年，文家逐渐兴旺起来，三个儿子先后娶了媳妇。
　　随着家境日宽，人口日增，贺氏的手头也愈加宽裕，但她治家更为严谨。一家不分男女老少，鸡鸣而起，斗转而息。每当夜幕降临时，贺老太太又带着三个媳妇点灯纺织，还限额完成任务，否则，不得上床。三个儿子则在旁边借着油灯的余光，编织草鞋或搓绳打索。
　　十多年过去了，克勤克俭的生活带来家境的显著变化。贺老太太将所积余资，又先后在唐家（土乇）、邓家冲、暮冲等处置业。到19世纪中叶，文家已有水田140多亩，每年收成稻谷有数百石。贺老太太将唐家（土乇）的茅草屋，改建为颇具气派的“棠佳阁”。堂屋正中悬挂的匾额，即以她的三个儿子的名字——芝兰、芝仪、芝祥中的“芝”字冠名，取名“三芝堂”，并正式以“三芝堂”的堂名对外交往，家道日渐昌盛。贺老太太于光绪八年七月初六无疾而终，享高龄八十有八。
第十二章 毛氏兄弟最爱母亲文素勤（3）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生于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殁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毛泽东未能亲聆他的教诲。但毛泽东一出生便打上了外家“三芝堂”的印记，先是取名“咏芝”，后才改为“润之”。
　　毛泽东在8岁以前，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人丁兴旺，孙儿众多，十分热闹。外婆又对毛泽东倍加疼爱。这种温馨宽松的环境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热爱真、善、美的种子，后来毛泽东在性格上表现出来的不好束缚，以及疾恶如仇，追求理想社会的品格，也都与外婆家的熏陶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
　　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与两位舅父关系颇为密切。七舅文正兴曾充房长，监修房谱。他既是毛泽东的舅父，又是毛泽东的干爹。八舅文正莹则是毛泽东真正的启蒙老师。年幼的毛泽东时常跟随八舅在蒙馆旁听，由此认识了不少字。
　　文家都是些知书达理之人，见毛泽东幼年悟性非凡，无不希望他多读书，早成才。所以，当毛泽东想去湘乡东山学校求学时，两位舅舅都表示赞成，而父亲毛顺生却想把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于是，两位舅舅亲自到韶山冲说服毛顺生，从而促成了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的宏愿。
　　和毛泽东相比，毛泽民受母亲影响更多
　　与毛泽东不同，毛泽民生在韶山冲，从小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种田、持家和理财的本领。但从性格和为人来看，母亲文素勤对他的影响最大。
　　毛泽民称母亲是“极勤劳的乡村劳动妇女”。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富有同情心，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上屋场，母亲又是最忙碌的人，上要侍候公婆，下要抚育孩子，洗衣做饭，养鸡喂猪，锄园种菜，屋里屋外的事儿让她安排得井然有序。母亲的性格宽厚温柔，对丈夫的粗暴专横，她能忍让，遇到丈夫发火打孩子，她总是委婉地从中调停；对儿子们的顽皮倔犟，亦能宽容，教育孩子也是耐心说服，循循善诱。
　　毛泽民开始懂事时，家里的日子还不宽裕。每逢青黄不接的时节，只要穷苦的乡亲来上屋场讨米，母亲常常拿给他们。父亲不赞成施舍。为此，他们多次争吵。每当这时，小孩子家只能躲在一旁，不敢上前相劝。但时间长了，谁个在理，谁个理亏，孩子们也能听出其中一二分。
　　毛泽民从14岁开始种田理家。别看他小小的年纪，却是一个好管家，对家里方方面面的事情心里特别有数。
　　一次，细心的毛泽民发现自家的鱼塘边散落了几片鱼鳞，知道有人偷了他家的鱼。天黑后，他就约上小伙伴儿，不出声响地蹲在鱼塘边，等着抓偷鱼的人。不一会儿，只见对面人家轻手轻脚地走出一个人影，走近他家的鱼塘。那人先在他家鱼塘里捞起一条大青鱼送回家，渔网却留在鱼塘边。毛泽民没有作声，继续守着。没过一会儿，那人果然又来了，又捞走一条大鱼。这下毛泽民憋不住了，大步追了上去。偷鱼人自知理亏，只好让毛泽民把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取回。
　　回到屋里，毛泽民把刚才发生的事说给母亲听。不想，母亲的脸却阴沉下来。她批评儿子说：“以后，你不要管这些事！捞鱼的那家人生活有困难。你这样一闹，怕是他家一夜都不能睡觉了。”毛泽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按照母亲的吩咐，毛泽民把一条大青鱼劈成两半，一半送给邻居家奶奶腌食。邻居奶奶连忙摆手说：“我家没有那么多盐，没法腌啊！”毛泽民不声不响地把大青鱼拿回家，用自己家的大盐把鱼腌好后，又送到她家。
　　还有一次，毛泽民见到有人在他家田里折谷穗。一气之下，他将人家的箩筐和折下的谷子全都没收了。一进家门，他就火冒三丈地告诉母亲。母亲听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那家人没有饭吃才来折咱家的谷子，你应该把人家的箩筐和谷子一起送回去。”毛泽民虽然很不服气，还是按照母亲说的做了。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少年毛泽民逐渐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世也变得沉着老练起来。
　　有一次，毛泽民请一位帮工来家里打米，这位帮工趁他不在跟前，偷偷用围裙包了一些米藏在鸡窝里。这没有躲过毛泽民的眼睛，他不动声色地把那包米拿了回来。
　　傍晚收工后，帮工悄悄走向鸡窝，在里边一个劲儿地摸着。正当纳闷时，毛泽民已经站在他的身后。帮工无地自容，心想，自己“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一天的工钱肯定全“泡汤”了！面对羞惭气馁的帮工，毛泽民没说一句话，不仅付给他当天的工钱，还把那包米送给了他。
　　毛泽民不仅继承了母亲的美德，也继承了文家的家风，一生清正廉洁。自从参加革命，毛泽民一直为党开创经济和金融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是国民经济部部长。他守着钱袋子，常年经手成千上万的资金，却从不乱花一分钱，更不为个人谋私利。
　　在旧中国，尽管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名字都难得有人记得，但母亲的形象在毛泽东三兄弟的心目中却十分高大。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含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泽东曾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而他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们兄弟的影响，在他们一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毛泽民和毛泽覃兄弟，则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披肝沥胆，奋勇献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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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1）
坚忍豁达，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25年6月初，正在韶山与毛泽东一起发动农运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往长沙，领导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的工作。临行前，一向憨厚老实的毛泽民作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与相濡以沫12年的结发妻子王淑兰离婚。
　　王淑兰是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因母亲文七妹常年身体多病，这么大的一个家需要有个能干的儿媳操持家务，尽管长子毛泽东还没有成家，毛顺生夫妇还是先为17岁的二儿子毛泽民完婚，将王淑兰娶回了家。毛泽民在毛家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四，按当地风俗习惯，王淑兰被本家和韶山的乡亲们称为“四嫂”。
　　王淑兰与毛泽民同年。她性格开朗泼辣，说起话来快言快语。自打她来到上屋场，家里就充满了生气，整日里笑声不断。每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起床，生火做饭，收拾房间，洒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养鸡，房前房后，屋里屋外忙活不停。婆婆常年病卧在床，她端茶送饭，洗衣擦身，照顾得周到细微。她与邻里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毛泽民成家后，毛家开始走向兴旺。父亲外出跑买卖，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勤劳、善良的共同本性，营造一个富裕殷实的小康之家的美好愿望，使毛泽民和王淑兰两颗朴实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别看王淑兰是个地道的农村小脚妇女，不识字，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她开通豁达。每当大哥毛泽东从省城回来，总是要给家人讲一些外面的新鲜事情，王淑兰的视野渐渐开阔起来。
　　1925年初，毛泽东和毛泽民一起回到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王淑兰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之中。大嫂杨开慧有文化，参加革命早，懂的革命道理多，王淑兰就虚心向她求教，学习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王淑兰在韶山群众基础好，又能说会道，在走村串户发动妇女群众的具体工作上，杨开慧格外倚重她。经过两妯娌的共同努力，韶山冲的妇女姐妹们也行动起来。她们和男人们一样，进宗祠，上夜校，加入秘密农会，在韶山冲顶起了半边天。
　　这样一个贤惠孝顺、通情达理、向往革命的好媳妇，毛泽民为什么要与她离婚呢？莫非他进了省城，生活在一群读书人中间，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走出韶山冲，投入工农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使毛泽民真正体味到毛泽东所说的“去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及大多数人的工作”的真正含义，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要掉脑壳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刚刚兴起，工农大众的力量较之反动派还显得十分弱小。1923年发生在北方重镇郑州的二七惨案和近日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都强烈地震撼着毛泽民的心。眼下，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一场殊死搏斗就在眼前！
　　毛泽民心里明白，自己今后的人生只能在极度危险中度过。妻子是个小脚，不可能跟随自己在外面奔波闯荡，留在家里危险更大。经过深思熟虑，毛泽民痛下决心，作出不容反悔的郑重决定。
　　就在那个晚上，毛泽民坐在小油灯下，像往常一样和王淑兰拉了一会儿家常，嘱咐一些家里的事情。
　　他说：“远志娘，我要走了。长沙最近发生了血案。停在湘江的日本军舰向游行示威的中国群众开炮，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党派我去长沙工作。我什么时候回来不好说，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很难说……你跑不得路，不能跟我一起出去，就住在家里吧……我给你留些钱，做生活费，你要把女儿带好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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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2）
王淑兰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直到最后，毛泽民才说：“我考虑了很久，为了你们母女的安全，我俩还是离婚吧……”
　　“离婚？”这对一个传统农村妇女来说是多么的残酷！在宗祠，在家族，又意味着什么？霎时间，王淑兰眼前一片漆黑。
　　王淑兰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片刻沉寂之后，她抬起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在微弱的灯光下，他那张朴实的脸庞是那样坦诚，那样刚毅。王淑兰深知泽民的为人，此时此刻，他作出这样痛苦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王淑兰爽快地对毛泽民说：“我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你就放心地出去干革命吧，我会把远志带好的。”
　　5月5日，女儿远志刚刚过完3周岁的生日。懂事的孩子望着父亲眼角滚下的两行热泪，她只知道父亲又要去远行，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父亲这一走竟是生离死别，此后她将再也无缘见到父亲！
　　此时，毛泽东也在韶山冲，当他得知泽民的决定不可改变时，就劝慰王淑兰说：“四嫂，你就住在上屋场吧，你是我们毛家的人！”
　　王淑兰轻轻擦拭着滚出的泪水，坚强地点了点头。
　　毛泽民走了。时隔不久，反动省长赵恒惕便下达通缉令，派兵捉拿毛泽东和毛泽民，以除心头之患。王淑兰更加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
　　王淑兰没有停止革命的脚步。1926年，她加入了共产党，投入到湖南农民运动的伟大斗争之中。
　　不出毛泽民所料，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之中，家乡韶山也遭到劫难。王淑兰被反动派当做“共党头目”的亲属被抓走了。韶山的乡亲们写了一份证明毛泽民已和王淑兰离婚的字据，以全村人的名义，将王淑兰保释了出来。王淑兰出狱后，带着5岁的女儿，忍痛离开韶山，转移到长沙，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5月，因叛徒告密，王淑兰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长沙陆军监狱。直到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进攻长沙时，王淑兰才和难友们一起冲出监狱的牢门。
　　王淑兰带着女儿远志和同狱的难友罗醒烈士的遗孤华初，在长沙东乡榔梨市一带艰难度日。由于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王淑兰曾靠给人家缝洗衣被、乞讨要饭，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计，还要时刻警惕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为了抚养烈士的遗孤，王淑兰只得狠心把刚满10岁的小远志送到富农家做使唤丫头……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远志也已经15岁了。她在家乡的情况怎样？有没有读书？王淑兰一个人带着孩子，处境肯定很艰难。毛泽民十分惦念家乡的情况，便在上海写了一封家信寄给王淑兰。
　　多年来，王淑兰的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心愿，就是等远志长大了，一定让她跟着伯伯和父亲去干革命。
　　1938年春节刚过，远志和表姐章淼洪等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3月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王淑兰无限思念亲人们，她已经到了武汉，却中途返回。因为她的一双小脚，先是不能与丈夫一起外出革命，后来又未能去成延安。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她革命的脚步。
　　从那时到解放战争胜利的十多年中，王淑兰历尽千辛万苦，仍旧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在敌特林立的白区，她曾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独立设立联络站，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党的上级机关和革命同志。她曾以讨饭、洗衣、当保姆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火种。为迎接大军南下，她动员组织基层党员筹集粮食，支援前线……
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3）
十四年风雨同舟，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在新疆分手
　　1926年夏日的一天，毛泽民正在上海培德里中央发行部机关聚精会神地工作，只听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他抬头一看，一个圆圆脸、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同志正站在门口。
　　毛泽民微笑着站起身来：“如果我没猜错，你一定是钱希均同志？”
　　钱希均爽快地点了点头。
　　看着眼前身着纺绸短衫，举止庄重的大老板，钱希均有些不知所措。她从衣襟处抽出手帕，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时而又不停地用手帕扇着风。毛泽民给她倒了一杯凉茶，又递过一把蒲扇，随着习习凉风，钱希均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此时，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杨老板”还是单身一人。一个生意人，形单影只，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党组织从工作安全考虑，决定派纱厂女工钱希均配合他的工作。
　　钱希均还有一个哥哥叫钱之光，比她大5岁。诸暨人崇尚“耕读家风”，尽管家境艰难，父亲还是硬撑着让钱之光读书。在他18岁那年，父亲因患血吸虫病，撒手人寰。钱之光开始料理家事，除了种田外，还搞养蚕、缫丝和蚕丝贩运，渐渐地学会了做生意。在钱希均之前，他也参加了革命。
　　在谈话中，毛泽民向钱希均简要地介绍了出版发行部的情况，以及她要完成的工作。毛泽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发行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咽喉。你除了做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到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住地传递秘密文件。要记住，安全、保密是一条重要纪律。你要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外界来往，要保证党中央和我们这个机关的绝对安全。”
　　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时。出版发行部的任务相当繁重。钱希均到来时，部里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不仅要承担出版发行工作，还要加印和组织调运大量图书，满足广大群众渴望阅读进步书籍的需要。钱希均担任交通工作，经常要到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取稿件或送清样，还经常出入基层交通站。革命工作的锻炼和考验，使这位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日渐成熟起来。这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均结为革命伴侣。
　　那时，他们住机关，除组织上每月发给每人15元生活费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这些钱包括租房、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钱就更少了。毛泽民每月还要攒下一些钱，寄给在长沙乡下的大嫂杨开慧和三个侄子，有时还要寄钱给在唐家（土乇）的舅父母。
　　毛泽民在生活上很节省。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在印刷厂工作时，他就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吃阳春面与他老板的身份很不相称，街上到处都是“包打听”。每当这时，他就有意拍拍自己的肚皮，用生硬的上海话说：“阿拉屋里厢油水老大，在外面吃碗阳春面，清清肠胃，倒也满惬意的。”
　　看到丈夫日夜忙碌，身体日渐消瘦，钱希均很心疼。她每天回家早，总是做些可口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毛泽民很爱吃辣，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他有胃病，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钱希均就尽量买些他喜欢吃的蔬菜做给他吃。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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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4）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毛泽民常常思念家乡。他经常向钱希均讲起自己的大哥毛泽东。每当这时，他的脸上都洋溢着敬慕和思念的神情。钱希均虽然没有见过大哥，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敬意。
　　从年6年的时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甩掉身后的“尾巴”，她经常多走很多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929年夏天，20多个“包打听”突然闯进协新印刷所，进行大搜查。正是出外办事的钱希均及时发现了情况，立即向中央特科作了报告。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紧急部署了营救工作，使这场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1931年初夏，上海党中央领导层连续出现叛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毛泽民和钱希均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这年秋天，他们来到红都瑞金。钱希均终于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大哥毛泽东。初到瑞金时，他们夫妻与大哥大嫂住在一起，兄弟俩彻夜长谈，钱希均则与大嫂贺子珍亲如姐妹。长期在白区秘密环境中工作的钱希均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就连走路都带着歌声和笑声。从这时到红军长征，钱希均一直担任《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被编在中央纵队。长征初期，钱希均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她要组织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还要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宣传抗日。虽然她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却不在一起行军，会面时，相互打个招呼，以示鼓励。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在12天内完成发行和回收“红军票”的工作。那段时间，钱希均总能见到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难得有机会和他说上半句话。
　　1938年2月，毛泽民在赴苏联学习、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为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钱希均被党组织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生活较之过去安定了许多，可夫妻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钱希均后来在回忆新疆一段的生活时，不止一次说过：“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她对中央和毛泽民的许多做法不能理解，多次要求回延安，或者去抗日前线。
　　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磨砺的钱希均，性格倔犟、执拗，她跟毛泽民提出分手也许是赌气，但性格耿直的毛泽民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直率的，他工作繁忙，没有精力放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也从来不会勉强和迁就对方。
　　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的意见，让她和“新兵营”的同志一道离开新疆。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对于最终与毛泽民分手，钱希均是后悔的，也是痛心的。她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一文的结尾，写下了她最真实的感情：“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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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5）
邓发做媒，毛泽民赴苏前的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毛泽民的话音刚落，莅会者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很显然，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首先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坐在长型会议桌尽头的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公开表态，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后说：“周厅长的意见对整顿新疆混乱的财政无疑是一剂良药，对新疆人民有利。当然，要建立这套制度困难很多，但我们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会得到全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会得到督办和在座的各位的支持！”
　　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财政改革对盛世才的确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在新疆“八办”负责人会议上，毛泽民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他对中央代表邓发说：“那天，在督办府政务会议上，有位带江浙口音的女委员把省政府要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的高帽子戴在盛世才头上，逼得盛世才不得不明确表态。”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
　　当时党内有规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不得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同是从延安来的同志，也是常相见、不相识。邓发不管毛泽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议，便一股脑儿地将朱旦华的详细情况介绍给毛泽民。
　　原来，朱旦华名叫姚秀霞，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她的父亲早年在家乡经营传统土布，后来把买卖做到了上海。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父亲的国布庄很快就被日本廉价的洋纱、洋布挤垮了。姚秀霞就读的务本女中是上海一所不错的学校，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因为家道中落，她无法继续读高中，只得选择学费低廉又不收生活费的本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做了一名办事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秀霞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去了延安，考入陕北公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党中央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第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姚秀霞就在其中。到达迪化后，她被分配在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又被增补为新疆省政务委员。在从延安赴新疆途中，姚秀霞化名朱旦华，以后这个名字竟陪伴了她一生。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竟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小朱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七八岁了吧？早该有个家了。在新疆工作，斗争复杂，如果找爱人，他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啊。”
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6）
朱旦华大方地回答：“我也这么想。”
　　邓发在中央苏区就是政治保卫局长，善于察言观色。谈话间，他一直在观察朱旦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见朱旦华落落大方，他也直截了当：“其实，这个人你见过，就是财政厅的周彬厅长。”
　　“省财政厅的那个周彬？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朱旦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续问了两个大问号，又不无嘲讽地说：“我还以为他是盛世才手下的幕僚呢！”
　　邓发几乎笑出声来：“他当然是我们的同志，老布尔什维克了！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他的真名叫毛泽民，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
　　这下可把朱旦华弄糊涂了。
　　邓发收住笑，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周彬都是泽民同志的化名。他是去年2月来迪化的，本来是去苏联治病的，后来，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工作。”
　　“毛主席的亲弟弟，难怪他的发言如此高屋建瓴！”崇敬之情在朱旦华的心中油然而升。
　　邓发趁热打铁：“泽民同志结过婚，他的妻子钱希均是位老红军，因为性格差异，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别看盛世才对我们共产党人很客气，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放心。泽民同志身边有不少特务，没有一个贴心的人照顾他的生活，会影响党的工作的……”
　　见朱旦华没有表示反对，邓发进一步说：“我看，你和泽民同志很有缘分。那天，你在政务会议发言支持周厅长的计划，事后，泽民同志就主动打听你了！”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未了，毛泽民正巧推门走了进来，身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方林同志，你找我？”
　　“噢，你来得正好。这位是朱旦华同志，你们见过面，你们先聊着！”
　　这场“相亲”戏就是邓发导演的。见两位“主角”都到场了，邓发做了一个鬼脸，掩上门离开了。
　　谈话间，毛泽民仔细地打量着朱旦华，白皙的圆脸盘，齐耳的短发，金丝眼镜后边有一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在那件灰色条纹棉袍的映衬下，更显得端庄秀雅。此时，朱旦华也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毛泽民，但她不想第一次见面就谈婚论嫁，有意把话题岔开了。她向毛泽民谈起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那是陕北公学开学的第一天，毛主席来给同学们讲课。毛主席洪亮的湘音深深地吸引着在广场上听课的每一个人。毛主席说：“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他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乳汁”的哺育下，朱旦华像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她秀美的脸庞上仍然洋溢着喜悦。
　　春天来了，柳枝吐绿，百花争艳，毛泽民约朱旦华到迪化市中心的红山嘴去游玩。他们登山远望，心旷神怡。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敞开心扉，谈起自己的身世：从如何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冲，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党组织派他去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从在上海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到如何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的工作。接着，毛泽民又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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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7）
朱旦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心潮跟随着毛泽民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激荡起伏着。
　　说着，毛泽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朱旦华看。照片上是一个清秀而带点腼腆的大姑娘。毛泽民告诉朱旦华：“这是我的女儿远志，她冒着风险从湖南老家到延安找父亲，可是我已经离开延安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说：“这孩子命苦啊！小小的年纪就备受艰辛……”
　　那一瞬间，朱旦华仿佛理解了一切。她被眼前这位中年汉子坚忍、执著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动了。
　　5月底，毛泽民要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邓发让“八办”食堂多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他也把朱旦华请来“做客”。席间，邓发突然举起酒杯，高声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为泽民同志饯行，也是为他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举行的订婚仪式！”说完，他向毛泽民和朱旦华诡谲地挤了一下眼睛。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年轻人甚至高兴地欢呼起来。毛泽民和朱旦华也沉浸在幸福中……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迪化。他和朱旦华的婚事也进入议程。他们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婚礼。
　　那时，新疆督办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高级官员办喜事，都要提前一个月给属下发请帖，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礼金，还要动用公款大宴三天。省财政厅长是省府的高级幕僚，还是一省之“财神爷”。按照盛世才的旧传统，“财神爷”办婚礼，可要兴师动众的。
　　然而，毛泽民结婚既没有花费公家一分钱，也没有向属下发请帖，更没有克扣人家的薪水。参加婚礼的宾客一律以茶水招待。迪化女中学生歌咏队自发地前来贺喜。姑娘们围着新郎、新娘，唱起美好的赞歌，跳起欢快的维族舞蹈。
　　婚后，毛泽民和朱旦华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毛泽民依然早出晚归，每天晚饭后，还要起草文件，或审阅各种报告和报表，经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朱旦华怀孕了。她仍旧勤奋地工作和学习，不愿意让毛泽民为自己分心。看着妻子渐渐隆起的肚子和疲惫的身体，毛泽民对她也更加体贴。他们的住地离迪化女中比较远，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很难走。每当这时，毛泽民都让马车送朱旦华去学校，自己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雨雪去上班。
　　日，朱旦华在迪化医院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儿子。毛泽民已经45岁了，中年又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他满心欢喜地给儿子取名“远新”。“远”是韶山毛家的字辈牒序，也含有对生在遥远新疆的纪念，以及任重道远，革故鼎新的希冀。
　　朱旦华的产假刚过，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又为抗日宣传、募捐忙碌起来。她找到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等当时在新疆的文化艺术界名流，以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力等人，请他们来迪化女中辅导话剧团，排练演出《朔风》《妇女解放二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著名剧目。通过不辞辛劳的巡回义演，用募集的资金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
　　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秘密软禁在满城邱公馆。朱旦华和1岁半的儿子也随毛泽民一起被软禁起来。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刘公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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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8）
日那个漆黑的深夜，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人被盛世才投入第二监狱。临别前，刚满2周岁的儿子睡得正香，毛泽民走到小床旁，在儿子稚嫩的小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为他塞好被子，然后转过身来，把满面泪水的朱旦华搂在怀里，用那双温暖的大手在妻子娇柔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安慰说：“坚强些，带好孩子！”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双眼怒视着等候在门口的特务们，从容不迫地消逝在寒夜中。
　　不久，朱旦华以及被关押在刘公馆的家属和小孩子都被投入第四监狱。中共在新人员在集体软禁时，党组织就及时做了准备，按性别组织了学习干事会，即狱中秘密党支部。转入第四监狱后，朱旦华被指定为女牢党组织的负责人。根据男牢学习总干事会秘密转来的指示，朱旦华和女牢学习干事小组的同志们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的口号。她曾写下《狱中四时歌》《我们要胜利回延安》《缝衣》等不少诗歌，鼓舞大家的斗争士气，寄托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自从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敌人关进第二监狱的秘密牢房，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这年端午节，朱旦华终于收到了署名周彬的纸条，上面写着“下次把高靿儿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捎来”。
　　望着这张纸条，朱旦华禁不住泪如泉涌。
　　眼下已是夏天，泽民为什么还要高靿儿皮鞋呢？更何况那双高靿儿皮鞋很硌脚，穿着不舒服，泽民早就不穿了。朱旦华明白了，一定是敌人给他拷上脚镣，磨破了他的脚踝，穿上高靿儿皮鞋可能好受一些。至于捆肚子的绑带，自泽民从苏联治病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不用了，她就没有带进监狱来。现在他又要用，肯定是受了酷刑，旧的伤口又崩裂了……
　　朱旦华抹去泪水，用她带进监狱的手摇缝纫机给毛泽民制作了一条绑带，还有一双她一针一线做好的新布鞋。她又把住远新的小手，在一块小白布上写了“爸爸好”三个字。她自己又写了一句“我们妇女和小孩都在一起”。她找出一顶旧棉帽，将白布字条缝在帽衬里。朱旦华把这些东西捆成一个小包，交给狱方，转交毛泽民。
　　中秋节到了，朱旦华好不容易又盼来能送东西的日子。可是，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民的只字片语……
　　三位妻子，三种不同的人生，三份真诚的爱
　　王淑兰、钱希均、朱旦华三位革命女性，三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三份真诚的爱情与毛泽民的光辉人生交织在一起，奏出了悲壮的婚姻变奏曲。
　　与钱希均、朱旦华两位高级女干部不同的是，王淑兰始终是一名普通党员，质朴的农村妇女，然而，她却无怨无悔地坚守着韶山冲南岸村上屋场这个家。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王淑兰来到北京看毛主席。带什么礼物送给大哥呢？王淑兰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把家乡解放时人民政府奖励给她的那只白色搪瓷杯带给毛泽东。过去在家乡，吃饭用的是又黑又重的粗碗，喝水用的是葫芦瓢，如今人民解放了，就连喝水都用上这么细巧的家什……王淑兰越想越高兴，便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拿出搪瓷杯，用衣襟檫了又擦，生怕沾上一点灰尘。毛泽东最了解他的弟媳，当他接过这只再普通不过的搪瓷杯时，很高兴地收下了。不久，组织上安排王淑兰在中联部幼儿园工作。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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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9）
王淑兰一贯热心肠。每当韶山乡亲来北京要见毛主席，她都尽力帮忙，为他们牵线。一个小脚老太太，行走不便，又没有电话，但王淑兰自有她的“门道”—她通常是请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给带话，满足了不少乡亲们的心愿。
　　两年过去了，王淑兰已年近六旬，组织上考虑安排她休息，颐养天年，她坚决不干。了解到王淑兰的心事，毛泽东交给她一项重要任务。他说：“听说当地政府已经修复好我们韶山的老屋，准备对外开放。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
　　王淑兰满心欢喜地同意了。她肩负着毛泽东的重托回到韶山，与毛月秋老人一起当起了毛泽东故居的首任讲解员，代表毛主席迎接成千上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宾客。那些年，王淑兰还常被地方党、团组织邀请，到湘潭、华容、元江等地给青少年作报告，宣传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家庭。
　　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招待所住下，就向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打听王淑兰的消息：“我们家的四嫂呢？她在不在家？”
　　毛继生回答说：“她住在长沙养子毛华初那里。今天上午，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还风趣地说：“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接待客人了！”
　　自1952年回到韶山，王淑兰就再也没有去过北京。她不忍心打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但她经常托人捎去对毛泽东的问候。这一天，大哥毛泽东终于回到家乡，许多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握住大哥温暖的大手，王淑兰眼里噙满了泪花。
　　1964年夏天，重病在身的王淑兰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生性喜欢热闹的她，在临终前，嘱咐家人和乡亲们，等她死后要埋在上屋场故居北面的山坡上，她要看着高耸的韶峰和稻菽滚滚的田野，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看着川流不息的海内外游客来故居参观做客，让毛泽东革命家庭的故事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毛泽民的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分手后，于1940年2月随新兵营一起回到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她与印刷工人出身的、香港印刷业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周小鼎相识相爱，重新建立了家庭。周小鼎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1946年初，钱希均和周小鼎一起去上海，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城市试点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钱希均在轻工业部工作，曾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曾撰写了多篇怀念毛泽民烈士的文章，对于深入研究党早期的经济和金融工作、出版发行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毛远志夫妇非常敬重这位与父亲一起度过14年艰苦岁月的红军老妈妈，逢年过节都去看望她。当年新疆有关部门并不了解毛泽民的全部家事，不知道毛泽民还有一个叫远志的亲生女儿。1983年夏秋，正是由于钱希均的积极争取，毛远志夫妇才有机会赴乌鲁木齐参加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的重要活动，从中搜集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毛泽民的革命史料，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寻踪之旅。
　　钱希均于1989年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毛泽民牺牲后，因为没有找到他的遗骨，他和陈潭秋的牺牲一直没有被党中央所确认。朱旦华曾经抱着一线希望，沉浸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1949年春天，大批干部南下。正在待命的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特意来全国妇联看望朱旦华。这一举动引起妇联大姐们的关注。
　　方志纯的夫人娄曼文（方朗）同是朱旦华在新疆监狱的难友。1946年，她们一起回到延安。不久，娄曼文被食道癌夺去了生命。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一再开导朱旦华：“不要再等了，泽民同志已经等不回来了！”组织部部长帅孟奇更是坦诚地劝朱旦华与方志纯成家。新疆监狱的难友、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更是从中积极撮合。朱旦华在大姐们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后，决定开始新的生活。不久，全国妇联的大姐们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朱旦华一直在江西工作，曾任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作为毛泽东思想熏陶走过来的老一辈革命者，她对韶山有着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方志纯也多次在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中，表达对毛泽民烈士的钦佩和怀念之情。
　　1992年，朱旦华主动捐出1000元人民币，支援韶山革命烈士陵园和毛泽东诗词碑林建设。日，朱旦华在儿子远新、儿媳全秀凤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韶山，参加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12月，当韶山毛泽东纪念园隆重开园时，82岁的朱旦华再次来到韶山，以表对毛泽东、对毛泽民的一片深情。
第十四章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好二叔（1）
在闽西的毛泽东致信李立三，
　　要在上海的毛泽民查找杨开慧的地址
　　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点燃了秋收暴动的火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农武装。随后，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走上井冈山，去当“绿林好汉”，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革命者。在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中，他常常思念开慧和三个幼小的儿子。然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音信全无。
　　毛泽东知道，开慧肯定很不容易。她要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身边有三个孩子，还有岳母向振熙老人，一家人的生活怎样支撑？眼看岸英到了上学的年龄，岸青亦已懂事，小岸龙也已经2岁多了，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担子全都落在开慧一个人的肩上。
　　日，毛泽东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信中写道：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1927年11月，毛泽民从湖南回到上海，继续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常常思念在井冈山创建武装根据地的大哥和跟随南昌起义部队辗转作战的小弟，也惦念着在长沙乡下的大嫂和三个侄子。毛泽民节衣缩食，经常寄钱给杨开慧，接济她和孩子们。杨开慧在给好友李一纯的信中，曾经写道：“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
　　杨开慧牺牲，毛泽民冒险将岸英兄弟接到上海；
　　50多年后惊现杨开慧托孤信
　　1982年3月，在修缮长沙板仓杨家老屋时，工人们无意中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离地面约2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了一沓杨开慧的手稿，其中有一封留给堂弟杨开明的托孤信。杨开慧在被捕前，已有预感，而且安排好了身后的事：
　　一弟：
　　……我决心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在这封托孤信中，杨开慧再次提到叔父毛泽民对孩子们的关爱，并充满了对泽民的深切感谢和无限信任。
　　不幸的是，在杨开慧被捕前后，杨开明也不幸被捕，而且与杨开慧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就在杨开慧牺牲前后，杨开明也壮烈牺牲了。这封饱含慈母爱心的托孤信，因杨开慧突遭逮捕未能送出，一直被藏在屋后的砖缝里，50多年后，才被人们发现。
　　正像杨开慧在信中说的，“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
　　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杨开慧牺牲，毛泽民冒险将岸英兄弟接到上海，安排在中共地下组织创办的大同幼稚园，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杀……
　　叔侄相聚莫斯科，解密档案看毛岸英兄弟不同心路历程
　　1939年6月初，毛泽民来到莫斯科。让他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毛家的亲人们又有一次小小的团聚。除了大嫂贺子珍在中国党校学习外，岸英、岸青两个侄子也在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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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好二叔（2）
1939年7月初的一天，毛泽民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见到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师哲。不久前，师哲还是莫尼诺儿童院的副院长兼教务长。他很了解那里的每一个中国孩子，仔细向毛泽民谈起那里的情况。
　　集中在莫尼诺的中国孩子有40多个，除了岸英、岸青外，还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即林琳）、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等。儿童院实际上是孩子们的家，凡是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都被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