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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进入深山搞野货，突然被一阵怪声吸引，远处闪现一个巨大声影">村民进入深山搞野货，突然被一阵怪声吸引，远处闪现一个巨大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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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们在平原宽广地区作战的我会率军退守深山密林之中 让他们的骑兵无法发挥优势一但铁木真带领骑兵杀入密林 我军就可以顺利的与之进行白刃战树木就是天然的掩体 可以极大的削弱骑射兵的战斗力岳爷爷早就总结出来了与胡骑作战的关键 就三个字 “砍马腿”非常简单 但也非常有效再适当的引用信长对付骑兵的办法 立木桩 立护拦 让蒙古军最擅长的骑射无法施展逼骑兵下马与我军步战 如此一来 蒙古军必然不适应 马匹反倒成了他们的累赘在挑选出1千精兵 截住蒙古军退路 前后掩杀 铁木真必被我生擒！这是原帖楼主想到的5000步兵击败10000蒙古骑兵的方法，从2008年起一直到现在都被鞭尸，我看看老和们的军事才能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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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骑兵赢了呗。蒙古骑兵打赢了金国骑兵
深山密林？你吃什么啊？后勤都保障不了
放火烧林，出来吧您内。
外围先做好防御工事，陷马坑，绊马索，拒马枪，壕沟，最前方盾牌手抵消冲击，后面钩枪手专拉马腿，再加上弓兵远距离抛射，弩兵三段式射击，还可以在营中燃烧狼粪
但是讨论这些根本没意义
现代战争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四楼五楼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你妹滴，我弄二十辆超载马车，装满烟花爆竹，我崩死蒙古骑兵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明抗日最惊心动魄一役:3千骑兵打败3万日军
　　明朝抗倭援朝的悲剧：耗尽国力致女真入主中原
　　核心提示：就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第二年，努尔哈赤打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海西女真，又经历了二十多年征战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自称“天命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大明烦之又烦却挥之不去的噩梦。很显然，这是致命的20年。明朝和朝鲜怎能坐视不管呢?都是丰臣秀吉惹的祸。一场大战下来，两国都伤了元气，实在有心无力了。
　　嘉靖年间的某夜，在辽东大帅李成梁的寝帐里，一名小厮正在为他洗脚，看到他脚心上有三颗痦子。李成梁得意地说：“我的福气和官运全在这三颗痦子呢!”小厮说：“我脚心有七颗痦子，怎么就没有福气和官运呢?”李成梁联系到民间将有脚踏七星的真龙天子出现，与明朝分庭抗礼的传说，立刻动了杀心。李成梁的小妾一向疼爱这名小厮，得知李成梁有此计划，就让他连夜逃命。这名死里逃生的小厮就是满族人的英雄努尔哈赤。
　　饱受欺凌的女真
　　女真人历史悠久，世居东北，曾南下中原，建立金朝。金朝灭亡后，女真族几乎国亡族灭，只有居留东北故地的部落延续了下来。
　　明朝时，辽东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大部，努尔哈赤属于比较先进的建州部。当时女真各部长期内斗，强凌弱，众暴寡，形如一盘散沙，而明朝为了避免女真强大，也是谁强大了就打谁，或者挑唆他们互斗，许多着名首领都为明廷所忌，遭到袭杀。
　　当时明朝镇守辽东的李成梁是与戚继光齐名的名将，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不管是群殴，还是单挑，无不败在他的手上。对女真人李成梁可谓是想怎么虐待就怎么虐待，动不动就直捣营寨，“男妇老幼尽屠之”。许多女真人只有躲进深山老林方能存活下来，年幼的努尔哈赤也被李成梁捉去做了童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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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不过瘾来这里吐槽战地1骑兵对抗心得 怎样有效的对抗骑兵 打骑兵技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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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1骑兵对抗心得 怎样有效的对抗骑兵 打骑兵技巧
发布时间： 10:22 （） 作者：霜之哀伤1235 编辑：售梦者
玩骑兵也是玩了很长时间了，常常看到一个连的萌新被一个骑兵砍翻，本文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怎样防止骑兵收割。
首先，大家会在大多数的两种情况遇到骑兵，第一种是平原下，还有一种情况是有障碍物的地方，其他地方除非骑兵是个弱智，否则不会遇到。
我们先来看骑兵的机制，骑兵在直线运动中马刀和战马是最强威力的，骑枪和手榴弹呈抛物线状运动，这也就暴露出骑兵的一个最大的弊端，转向或转弯非常笨拙，我们利用这一个弊端进行相应的对策。
首先先说平原上遇到，平原上遇到是最难对付的一种情况，跑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背后留给骑兵，那样你就死定了，一条直线上遇到骑兵时往左手或右手边跑，这样骑兵在转弯过程中马刀砍刀你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还有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趴下就砍不到你了，你趴下后马蹄会把你踏成碎片，一旦骑兵冲过头了，就往山上或障碍物地区跑。
在障碍物地区碰到骑兵，很简单，记住秦王绕柱这个原理，他绕不过你。
侦察兵没陷进的话尽量跑，然后就是不要打骑兵的身上和马，因为骑兵有胸甲，而且马也很肉，爆头就行了，实在不行重新部署。
说了那么多其实真正克制骑兵的是侦察车上的马克水冷机枪，对，不是沙袋上的，是侦察车上的。
发完文章后玩了一会骑兵，发现你们意识忽然变得好强啊，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骑兵恋歌（八）
& & 从军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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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上！
战友们还记得这响亮动听的骑兵口令吗？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个骑兵师的最后一批骑兵，骑兵师里唯一的一批北京籍战士，我们记得，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马上就到入伍从军四十年纪念日了，部队的生活总是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凭记忆写下来，平铺直叙不加渲染，只是表达一下对老部队和老战友的怀念。
1965年我上初中，在北京市第九中学初一（五）班，也叫65级或68届，是文革中称为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只上了一年课，还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就搞文化大革命了。入伍前发了初中毕业证书，改革开放后国家不承认这个学历，现在的学历是后补的。同班同学中又成为战友的只有邢中泽。九中家远的学生可以住校，男生宿舍在法海寺庙中（寺中有珍贵的明代壁画），初一的宿舍是五斋。这个宿舍的学生都是干部的孩子，邢中泽、南小松、张广潮、范建军、王援增等都在1969年当了骑兵。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征兵令，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五师进京来到石景山接兵，师部和骑兵十四团各接七、八十人。骑兵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威风而浪漫的兵种，内蒙古草原也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立即报了名。这批兵以北京第九中学1968届初、高中应届毕业生为基础（初中生在十四团、高中生在师部），还有部分其他届的和石景山中学、石景山公社、水利二局永定河113工地职工共140多人，临出发时北京军区特批了九人，大部分是九中68届初中我的同学，但他们大多在师部，没在十四团。
军装是上车的前一天也就是21日发的，搞得大家很紧张。据说是找不到骑兵穿的马裤，全北京军区找，最后在天津八分部仓库深处找到，是老式的64式黄色人字布（那时叫人字呢）骑兵军装。裤腰带比较特殊，是由55式武装带改制的真牛皮腰带。缸子则是最新的文革产物，印有毛主席语录，我缸子上的语录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领到军装后我们全家去永定路照相馆照了个合影，晚上我在挎包上绣了毛体“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老父亲为我打了一个标准的背包，22日上午把我送到了新兵集结地——石景山少年之家，也是战争年代参军的老母亲则在家中暗自垂泪。老父亲与我分别时嘱咐我：到了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打仗要勇敢！多年后我有了孩子，才体会到父亲的嘱托和他们把唯一的男孩儿送到部队时的心情。那年老父亲52岁。
我记得我们是日在首都钢铁公司五一剧场开的欢送大会，骑兵第五师64式黄色骑兵军装混在65式国防绿陆军军装、65式海军灰和65式空军蓝等军装中间特别抢眼，带队的老兵穿着马裤，有的还穿着马靴，引起大家驻足观看。会后到武装部坐卡车去北京火车站，晚上坐63次直达快车踏上军旅生涯。我们一百五十多名北京籍新兵没有坐闷罐子车，而是在直达快车上加挂了一节硬卧车厢，下铺坐三个人，中、上铺各躺一个人。
车到集宁是23日凌晨3、4点钟，黑洞洞的天空飘着雪花，我扒着车窗看着师部的北京战友在站台列好队，走出车站。
我们到达察素齐已是8、9点钟，察素齐是土默特左旗的政府所在地，土默特左旗是乌兰夫同志的家乡，也是骑兵五师老师长云一立的家乡（我们到部队时师长云一立、政委席达已受到冲击，分别免去师长、政委职务，师长已经是武尚志）。走出车站，路边有好多泥塑，有男有女，全是丑化的。老兵告诉我们，塑像都是被打倒的走资派。骑兵十四团石灰厂的解放翻斗车（那时内蒙古军区还有着独立的车牌，骑兵五师是卯5——XX——XX）陆续把我们接进设在石灰厂的新兵营房。那是顺着山势盖的三排土房，大同兵没来时我们北京兵住在一起。库房里正好有八十件新皮大衣，发给我们每人一件，大同兵来后发的是旧大衣。在等大同兵的日子里，我们主要是打扫营房卫生，全营的营房和操场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和北京差不多，就是吃饭喝水觉得饭碗带着一些膻味。
约一个星期后，大同战友来了。我们从石灰厂步行到车站欢迎他们。大同战友坐着闷罐子、穿着65式国防绿的陆军军装。老兵们见到穿陆军军装的新兵后纷纷议论：肯定要改编、新兵都不发马裤了嘛！十四团的大同战友下车后，欢迎的广播车播放着雄壮的《骑兵进行曲》（朴实的骑兵战友才不管作曲者劫夫是否被打倒），引导着我们走到骑兵十四团礼堂，开了个欢迎大会，首长讲话前有出旗仪式，旗手打着骑兵十四团的军旗，两名护旗手持五六式冲锋枪正步走出，很是壮观。
接着我们和大同战友混在一起编成一个新兵营，是全师大排行，叫新兵二营，三个连，我在四连二排四班。同班的北京兵只有边章明一人。连长是八二炮连副指导员杜瑞，指导员是卫生队的司药，排长是65年的东北兵姓高，班长是新兵连的名人叫杜存信，66年兵，个子不高很结实，脸比较大，白白的。因带兵带得好后来调到训练老上不去的三班（邢中泽在三班）。副班长是大同的一个老高中生，叫焦建中。
杜瑞的战马是一匹马术队下来的枣红色大洋马，人精神马也漂亮。新兵下连后，杜副指导员去内蒙军区制作毛主席像章，我还找他走了一回“后门”。
4月1日我们发了帽徽领章，那时管1969年兵叫1969年4月份兵。新兵训练因九大闭幕而提前结束，4月13日下连（记忆可能有误，九大是秘密召开的，下连是九闭幕发布公报第二天），我被分到骑兵五连，邢中泽分到了八二炮连。骑兵五连是北京兵比较多的一个连队，北京兵还有刘胜利、刘洪斌、王临安、王占刚、王援增、刘恒、谢维明、王春顺。骑兵五连的营房坐落在团部大院东面约100米处。各骑兵连的营房都是按一个图纸建的，南面一排中间是连部，东面是一排，西面是三排，二排四排分别在一、三排后面，连部正北方是食堂，包括炊事班、司务长、上士宿舍和家属房。食堂的正北方是马厩，马厩的正中是一大片吊马场，骑兵的马是不能趴着睡觉的，站着睡不说还要昂着头。再往北则是一个大草垛垛着马吃的谷草，据说成本核算一斤合2角多钱，比小站米还贵。骑兵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岗哨多，有营房岗、马岗（马睡觉用缰绳栓在吊马场的钢丝上让马昂着头睡觉，如缰绳松了勒住马的脖子会把马勒死）、草岗，还要有一个带班的负责叫岗。几乎天天有岗。团部东面约100米处是骑兵一连，往北往东围着团部依次为二、三、四连。七五无后座力炮连和军马所再往北一点，而八二迫击炮连则在团部大院东北角。骑兵一连西面挨着一个村子叫巴什，好像是公社所在地，有几百户人家，在内蒙算是个大村子了。这个公社后来走出了一个名人——政治局委员刘云山。
我能记得的，刘洪斌在一班，副班长是65年兵、蒙古族，叫索乙拉，骑马是全连最棒的，和人开玩笑是用脚趾头夹住你腿上的肉，被夹的人怎么也拽不开。王临安、王占刚在二班，二班有一个一个全连最老的64年兵，叫杜楞，蒙古族，拉得一手好四胡。吕荣福排长点完名总要先问一下“老杜，有什么事没有”。再问几个班长有什么事没有。杜楞人很憨厚，又没什么文化，听到排长问总是用生硬的汉话连说几个没有。二班还有个名人吴长发，长春兽医大学毕业下连锻炼的学生，是个很有能力、很有本事、为人极好的人，同来的还有一个长春兽医大学的学生康中山，现转业在太原。通过老吴又认识了也是兽医大学的成功，他来和老吴聊天说到他的伯母乌兰泪流满面，后来才知道成功也成长在革命家庭，与饰演小兵张嘎的安吉斯是亲戚。后来他们这批学生经包头291医院培训后改成了人医，成功因受“家庭问题”牵连，转业回到呼市。2002年我和房波、杨博贤去呼市还招待我们喝了一顿酒，此时成功已官至自治区侨联主席。我和老吴有缘，1972年4月我探家在火车上意外碰上老吴，他在呼市下车去联系工作办理转业。现在老吴已64岁，在呼市卫生学校校长岗位上退休，我们能经常见面了。
一聊就走远了，还是说骑兵五连吧。一班在牧场放马，刘洪斌暂时住在二班。刘胜利和王援增在二排四班，四班的马刀中有一把日本战刀，刀把上标着上尉军衔，站马岗时大家都愿意扛着这把刀。刘恒在炊事班。
我在三班，班长叫冯则林，1965年的东北兵。副班长叫邵元成，1968年兵，扎兰屯的。一排长叫吕荣福，1965年兵，生得高大威猛，为人正直善良，无论军事、政治都很有一套，住在一班。吕排长入伍前是汽车修理工，改编成守备部队后，调到团汽车队当副队长，主管汽车保养和修理，听说后来转业回了东北。副排长姓王，也是1965年的东北兵，住在我们班，教会我使用、拆卸54式手枪。二排长是王志贤，后转业在呼和浩特。连里的干部都抓内人党抓光了（除兽医高宏文），九个干部全是新的，没有连长，两个副连长，一个是张志强，这是个标准的军人，举手投足一举一动、站立、走步都和条令规定的一样，出现在人们面前永远是腰杆笔直，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办事斩钉截铁。口令也喊得漂亮，我感觉骑兵十四团喊口令第一是军务股长丁柱，第二就是张志强了。老连长转业在呼和浩特，现已退休。
另一个副连长姓王，很快就调走了。王副连长是个很好的人，每逢团里演电影，他都一个人来马厩，让所有的马勤务都去看电影，他来喂全连的马。这两位副连长都是1961年兵，都是从骑兵一连调来的。指导员是汤道荣，1959年兵，从七五炮连调来的。下连时有个副指导员，曾带着我们骑兵到铁路南宣传九大，很快就调走了。三、四排长都是38军从复员战士中提起来的，有一位姓苗，给我们讲过“万岁军”的由来，和书上的不一样。司务长叫葛元采。骑兵连队还有五个步兵没有的编制，军马副连长、兽医、军马卫生员、军马给养员、装蹄员（就是挂马掌的）。我们连的兽医叫高宏文（可能字不对，音应该是对的）,1959年兵，全连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老高（一是因为他资格是全连最老的，只有指导员汤道荣与他同年；二是叫兽医也实在不好听），改编后随军马调到别的部队。另外排里设副排长，其职责也是管马，战士编制，背手枪。每个连队还有一挂大车，拉给养、去车站接来队家属都用它。骑兵的马车和地方不一样，车四周用木板搭的跨栏，赶车鞭子有长长的杆儿（这是照搬东北的大车样子），可以直接挥到拉套的骡子的头顶。驭马待遇也和乘马不一样，晚上不下槽。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连队的驭马个个膘肥体壮，拉起车来跑得飞快，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为“二吉普”。车老板（我们驭手的昵称，东北全是这样称呼赶车的）美美地坐在跨栏上打着响鞭，可以算是骑兵五师的一景。骑兵五连的车老板叫刘福，1968年兵，是一个正直善良豪爽的东北大汉。我们下连时正值珍宝岛战斗结束，中苏关系紧张，各种传言散布乡间，家属来队多极了。就是刘福驾着这挂大车，每天数次往返连队与车站接送来队家属，其中多数是大同来的。骑兵五连将战士挤住在一排和二排营房内，腾出三、四排营房住家属，男的一间，女的一间，都没有办法让一家住一间。听说其他连队也是这样。
说到宣传九大要多说两句。据说我们下连是因为九大胜利闭幕而提前的，连里说我们北京兵普通话讲得好，由副指导员带队去铁路南给农、牧民读报纸，宣传九大精神。那时刚下连的新兵不要说备马、骑马，连马都没有正经摸一下，突然要骑马出去宣传九大，我是傻了。老兵痛快：“骑马有什么？是人就会！”老兵帮着备好马，把我架到马上，向铁路南走去。开始走得慢还好，到了路南有一片长着草的空地，老兵高兴了，对副指导员说：“搂一段！”马跑了起来。这下可苦了我这个新兵蛋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骑马，走还不会呢，哪里会跑？直吓得我双眼紧闭，两手抓住鞍桥，嚼扯早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只听见耳边风声呼呼直响，马群狂奔而去。好在战马是合群的，不会乱跑，到一个蒙古包前停了下来，我们走进去给老乡读报纸，我就觉得内裤有点发粘，坐在那儿很不舒服。回营房后发现臀部接触鞍子的地方磨破了，老兵告诉我这叫“铲了”。连续几天我就用这“铲了”的屁股继续骑马完成了宣传九大的任务，受到指导员汤道荣队前表扬，也为我的骑马生涯开了个“好”头。
骑兵连骑兵班的编制就是九个人，当时是齐编满员，不像改编成守备部队后经常缺员。
装备有三支五六式折叠枪托冲锋枪，四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挺五六式班用机枪。班长冯则林、副班长邵元成、战斗小组长周泽新是冲锋枪。段德林和相片上后排右一姓张的大同兵为轻机枪的正副射手，副射手没有枪，背四个各100发子弹的鼓形弹盘。剩下的战士背半自动，我的半自动步枪的枪号是181522。每人还有一把马刀，我的是一把三号马刀，一号马刀我拔不出来，太长了。
骑兵连共四个排，一、二、三排是骑兵排，每排29人（每班9人正副排长各1人），四排是火力排，10班11班是机枪班，每班两挺五八式连用机枪。这种枪只在骑兵部队见过，电影、电视、画报、报纸都没有见过这种机枪，枪身与抗美援朝时的苏联造轻机枪相同，《英雄儿女》《上甘岭》等电影里都有，口径也是7.62毫米，不同的是供弹方式，用五三式重机枪弹带供弹，而不是圆形的弹盘。12班是火箭筒班，装备是五六式四零火箭筒。
全团共有五个骑兵连，没有营的编制，另外还有七五无后座力炮连、八二迫击炮连、警卫通信连。一个骑兵团就八个连，再有就是司、政、后机关，约1200人。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的战斗部队已退出历史舞台，五六式装备也已退役，我谈的这些不算泄密吧！
& & &大白马
我的班长冯则林，是一个很好的老同志，为人诚恳忠厚，性格文静，颇有长者风范，是班里的老大哥，也是当时班里唯一的党员，对班里的同志非常关心。我们班下来四名新兵，我是最小的，当时不满17岁，个小体弱，冯班长把大白马分给了我。
说是大白马是相对蒙古马而言的，比蒙古马大一点儿，比洋马还是要小一些。是一匹比较老的马，温顺、老实、听话，带嚼子备鞍子都很容易，骑起来也特棒，要颠有颠要跑有跑。我骑马的基础训练都是大白马帮我完成的。一次搞全装训练，搭上马褥子、挂上马刀（马刀是挂在65式马鞍子左侧的护皮下，不是挎在腰上），背上枪，在五连东边的空场上搞了一个连冲锋，百余名骑兵骑着战马高举马刀，杀声震天地向前冲去，那个阵势确有摧枯拉朽之势。有的战士还把斗篷式的雨衣披在身上，更增添了几分威武。
说到65式马鞍顺便说说骑马的事。
65式马鞍是我军第一种自己定型批量生产的牛皮马鞍，1965年定型生产后陆续装备部队。这种马鞍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不会拖镫，挂镫革的铁钩子是一个活扣，当拖镫现象出现时，骑手掉落马下，脚卡在马镫中向后产生拖力，活扣自然打开，镫革连马镫脱落，落马人无恙。缺点是不如小个木鞍舒服，因此每个连队留有一部分老鞍子，老兵和干部们有时用一用。
骑兵十四团在赤峰市时还用着老式木马鞍，移防到察素齐，盖好营房才装备65式马鞍。自从65式马鞍装备部队，骑兵训练带队的再也不用背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那是为击毙拖镫战马用的）了。
几十年过去了，65式马鞍逐步退役、报废，旅游景点搞去使用，他们有人怕摔着游客，在鞍桥上焊一个铁环，不会骑马的游客可以抓着，骑兵和会骑马的是不抓的。
影视剧中还有一些穿帮的镜头，刚才说的抓鞍桥铁环是一个，还有让战马停下大喊“吁······”是一个，骑兵手里抓着个马鞭子，一边喊着“驾”一边用马鞭子抽打马屁股也是一个。骑兵是绝对不能用马鞭子的，马是骑兵的无言战友，不能打，挂有马鞭子是要给处分的。骑兵马的走、停全由骑手控制，用马靴后跟上的马刺磕磕马肚子，那马就已跑得飞快了，只有赶大车才喊“驾、喔、吁”。道理很简单，假如一个骑兵连长喊“吁”的时候，是喊自己这匹马还是喊全连的马？说评书则另当别论，那是为了增加声音效果，用语言表现出要让马站住。
说起这次全装训练，必须得说说我们班的老兵周泽新。周泽新是1965年的老兵和排长吕荣福、班长冯则林是老乡。我连除二班杜楞是1964年兵外，1965年兵就是最老的了，当时他刚从骑兵十四团在乌梁素海边上的农场回来。
老周为人正直、善良，待人热情，对自己对他人都要求严格，见到不良现象敢说敢管，在班里威望很高，待我像亲兄弟一样。
全装训练是在一天中午午休的时候，紧急集合短促的哨音突然响起，紧急拉动。我们爬起来把被子叠成三叠塞入马褥子。那天老周是马勤务，不参加紧急集合，坐在床上看着我们。我一边看着老兵装马褥子，一边自己学着装，见老周闲着，就叫他帮一下忙。可平常乐于助人的老周这时却冷冷地说：“这忙不帮，帮你是害你，打起仗来谁帮你？”短短一句话噎得我够呛，撅着嘴装好马褥子，扎好子弹袋背上半自动步枪，用马刀挑起马褥子扛到右肩上，跑到库房抓起马嚼子，再用左臂夹起马鞍子，进马厩备上我的大白马，栓好马刀搭好马褥子，最后用鞍上的细绳子把马褥子固定在鞍子上，牵马跑到集合地点。这时我也想开了，老周严格要求是在帮我，这才是真正的战友，真正的关心。周泽新后随吕荣福排长调到汽车队开上了大解放，1970年在银号公社整训时还见过一面，以后再无缘得见，真想这些老战友啊！
再接着说我的大白马吧。
我非常喜欢我的大白马，经常把它刷的干干净净，还学着老兵给大白马额头的鬃毛编个小辫子，食堂吃馒头等细粮时，我都偷偷带点儿出来给我的大白马吃。有一次吃油条，我拿了一根装在马裤的兜里，把衣服都油了。
我的大白马还有一个特殊的本事，会卧倒。战马卧倒可不像小说电影里描写的那样，指挥员或骑手一声命令马就趴下了，马是听不懂口令的，要靠人来操纵它。用嚼扯子或缰绳从马头右侧带过来，轻轻往左下方有节奏地拽几下，马就卧倒了。老兵对我说，大白马参加过大比武，经过系统的训练。全连就这一匹马会卧倒。消息传开后，很多北京和大同战友来看我的大白马表演，大白马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次次表演成功，成了大明星，其他班排的战友也愿意骑骑它或合个影。
乐极生悲，名声大了，看的人多了，渐渐的来了大同兵看的时候，班里的大同兵就不叫我去备马表演了，时间长了我也大意了，有时连去都不去。一次段德林的老乡来，他们一起去马厩看大白马卧倒，卧倒时段德林没注意，马的后胯撞到了吊马桩子上，大白马立刻就瘸了，一直到改编成守备部队交马的时候也没有好。得知马摔伤后我把段德林狠狠地说了一顿，我也是急了，他大概要比我大三、四岁，我就那么说他，他一句嘴也没还，只是不停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长时间我都不理他。那会儿快改编了部队比较乱，已没人抓这事，不然段德林是会挨个处分的，伤害了无言战友那还了得。其实段德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们俩的私交也一直很好。改编成守备部队后，骑兵五连改编成八五加农炮营三连，我调到营部指挥排侦察班，和段德林再也没有见过面，他现在也该当爷爷了吧。
骑兵五连的马交给了乌兰察布军分区独立团，我们牵着马送到石灰厂东面的山沟前，摘下马笼头，接马的战士赶着马群沿山沟向北走去。看着我的大白马一瘸一拐地越走越远，想着它今后的命运，我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大白马。
& & &永远跟着毛主席
事情发生在那无限上纲的“文革”中的1969年。
骑兵五连是一个干杂事的连队，我们四月份下连到八月份改编，这短短的四个多月，就在十四团农场种过地，在石灰厂采过石头，给团部站过大门岗，而留守的永远是我们一排。一班在牧场放马，留下二班和三班两个班。我们主要任务是喂马、遛马及全连的杂务。春天马需要出汗，我们十几个人备出十几匹马，到外面一顿猛跑，出汗后回来，缷下鞍子让马打个滚，再备别的马出去跑。骑得我成了罗圈腿，立正时膝盖间可放两个拳头，从我牵马站立的照片可以看出罗圈的程度。改编后扳了好长时间，睡觉时用背包带捆住双腿，也可能是我年轻骨头还未成型，终于扳了过来，立正时膝盖也能并在一起和正常人一样了。
说到这珍贵的骑兵照片还要感谢刘胜利。刘胜利是从113工地入伍的，原三十五中1967届高中生，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此人文武双全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接人待物诚实正派，思考问题缜密周全。他只比我年长四岁，却像比我大好多的老大哥，在他面前我一直像一个小弟弟，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有什么事都想和他说说，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后来到地方，凡我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总能得到他的帮助。1993年我因工负伤头缠纱布住在医院里，胜利手拿一捧荔枝神奇地出现在我住的病房。
我这张骑马照片是下连后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午睡，胜利悄悄来到宿舍把我叫了出来。他的同学路过来看他，带了一架120照相机，我去备了一匹漂亮的小马，照了骑兵时唯一的骑马照片。那时骑马照像是很奢侈的，主要是照相机太少，其次是部队不让，要不是那时部队要改编了管理较松，我们也不可能照。后来和刘辉中、陈世平、王援增等也照过，也是我备的马，还拿了马刀，但不知何故一直没见到照片。
接着说我的故事。营房里的工作和马有关，营房外还要管理骑兵五连的菜地。菜地在陶思浩（记忆中是这样，那时一个新兵不怎么打听事）离察素齐二十多里地。
7月的一天，我们留守人员全体出动去菜地除草，骑兵嘛当然骑马去，大家这个班一匹那个班一匹备齐了马，在平常挂马刀的地方挂上小锄头，排成两路纵队顺呼包（呼和浩特至包头）公路向西走去。带队的是我们连的兽医高宏文。我的位置在队尾右侧，骑兵的马有个特点，一个班哪个马挨着哪个马是相对固定的，走起来就比较顺利。而我们备出的马是这个排一匹那个排一匹，完全没有顺序，全靠骑手控制，马又都想往前跑，我们后面的骑兵把马勒得比较紧，马都昂着头踏着碎步紧跟着马队往前走。呼包公路在当时是比较好的柏油路，但那时的柏油路比不了现在，夏天泛油发软要往上撒沙子，养路的沙子在柏油路边上隔几十米堆着一堆，有一尺来高呈长方形码放。我的马由于勒得较紧昂着头没有看见沙堆，一下子就跪了进去，我则向前一倾抱着马脖子顺势滚落马下。这是我骑兵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落马，好在情节较轻，人、马均未受伤。
只一瞬间我和马都站了起来，我先用手把马膝盖处的沙子掸掉，看看是否有伤，再牵着马走几步，证明一切都好后想上马跟上马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时的马队已走出百十米，我骑的马说什么也不让我骑上去，我按上马动作要领把嚼扯子套过马头，左手中指以下卡在两根嚼扯子中间，带紧后再抓住马鬃，右手抓住鞍桥，左脚刃镫，右脚还没离开地面那马横着就窜了出去，尥着蹶子连蹦带跳地追马队。我只好勒住马再重复上马动作，连续几次也没有上去，我的那个无言战友只是不停的打着响鼻，四蹄不停地跺着、拉着我横着向前蹭去。没辙了！
正在这危难时刻，老高策马疾驰而来，飞身下马，一把扯住马笼头下的缰绳：“不要慌，我帮你拽着，上马”。我在老高的帮助下顺利上马，他又让我勒紧马等在一边。由于是两匹马在一起战马就不太急躁了，老高骑术又好，很熟练的跨上马背，我俩一起向马队追去。我一边追赶马队，一边激动地对老高说：“老高，谢谢。以后骑马出来我就跟着你了”。没想到这句话把老高吓得够呛，赶紧冲我不停地摆手，脸憋得通红，连连对我说：“别！别！别！咱们都要跟着毛主席！“
& & & 开赴边疆
1969年8月，骑兵第五师与北京军区工程兵一工区（代号412部队）一部合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备第三十四师(一工区大部改编为守备一师)，很快又改为北京军区守备第二师，骑兵第十四团改为守备第一三五团继而守备第六团，开赴边疆战略要地守备包头北部。为纪念这短暂的骑兵经历，也为纪念骑兵第五师，我将一条全新的夏装马裤珍藏起来保留至今。
改编很快，是不是和当时要和苏联打仗有关不得而知。守备第六团共设四个营，一营、二营为步兵营，三营为八五加农炮营，四营为一二二加农炮营。八五炮营营长是姜家善，陆军第六十三军调来的，副营长姓林，陆军第六十九军调来的，后调到师130加农炮营当营长。骑兵五连改编为八五加农炮营三连，八二炮连改为二连，一连
是一个工程兵连队。我调到指挥排侦察班当炮兵侦察员，班长张景全，1968年兵，是同年兵中第一个入党的，原来是我们连的饲养员，猪喂得好，为连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曾对我说过：“刚当猪倌时我是排长，三十多头猪，你们来时我已经当了连长，一百多头猪了。“
改编时刘胜利、王临安背上了冲锋枪（均为班长、副班长），而刘洪斌则调到连部当了卫生员。交完骑兵的东西后，8月底（具体日期记不清了）的一天晚上，我们从察素齐上了闷罐火车，新兵没坐过的车这回坐上了，当时谁也不知道火车要开往哪里，新的战斗生活开始了。
火车慢慢悠悠咣当咣当地开了一夜，只感觉越来越冷，车厢里的人不断拿出能拿出的东西御寒，开始时是雨衣，后来是大衣。天亮时火车停在了白云鄂博，下车时大家几乎都打着哆嗦，这才是8月份啊，可内蒙的天气就是这样，早穿棉袄午穿纱、晚抱火炉吃西瓜。我们连和营部住进了十八中（现在叫铁路中学）。在这个楼里我被调到了营部指挥排侦察班（一班），邢中泽调到了无线班（二班），无线班副班长是樊兆贵，1968年兵，满洲里市人，写得一手好字，我现在还留着他写的字帖。侦察班一共调来六个北京兵，有王援增、王春顺、董易明、雷茂东（这二位是从二连也就是八二炮连调来的）等，班长是一连来的燕海忠，1968年兵。一同调到营指挥排的1969年大同兵有常天泉、贾继武、贾振国等。
我们紧急开赴边疆的，新改编的部队人不齐，装备也没有，炮兵侦察是为火炮射击测距离计算射击诸元、指示打击方向的，基本装备是方向盘、经纬仪，我们不要说是用，连见都没见过。每天除天天读外还要天天练，只能练脑和练嘴，什么密位，什么三角。那时苏联没打，如果打的话我们这些所谓炮兵只能当步兵用了。
在十八中住得时间较短，对白云鄂博的印象是城市供应较好，食品店有点心卖，地区类别是八类地区，工资、津贴高20%。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逝世的消息是在十八中的广播喇叭里听到的。胡志明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二是总部领导来视察阵地，十四架直升机黑压压一大片落在十八中南面的空场上，两架小一点，不知是什么型号，12架大的是米8。更为神奇的是，三、四十辆崭新的北京212吉普车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开到直升机旁边接走领导。据说是黄永胜等总部领导来看地形的，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在十八中住了不到一个月（跨两个月，领了两个月的8元津贴），守备六团进驻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开进百灵庙。营部管理员请地方支援了一辆解放翻斗卡车帮着拉营具，管理员坐在驾驶室里，我坐在营具顶上押车，多数战友包括营长们都是步行开进百灵庙的。当时的守备第六团2000多人，长龙一样的绿色铁流浩浩荡荡连绵不断，我坐在装满营具的车顶上，看着在草原上开进的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部队，油然而生一种感慨，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长城——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
开进达茂旗，我们住在百灵庙中学。达茂旗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和全旗人民动员为我们六团腾房子、找房子，学校推迟开学腾出教室住部队，教职员工都放了假，只有几个当老师的北京知青和龙梅还住在学校里。百灵庙突出的感受是——水是咸的、苦的。在百灵庙要记的有两个人、两件事。
第一个人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姐姐龙梅。百灵庙镇中心有一条约200米长的碎石头铺成的马路，路东头南面有一个照相馆，因为达茂旗在守备六团进驻前经常停电，这个照像馆是露天的，用几面大镜子折射太阳光照像。照相馆橱窗里从大到小、从小到大摆着一个女同志的同一张照片，这人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眉毛，透着一股英气、一种豪爽。没几天全团听报告，报告人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姐姐龙梅，讲的是姐妹二人冒着暴风雪抢救生产队羊群的英雄事迹，这不就是照相馆橱窗里的那个人吗？后来发现龙梅就住在百灵庙中学里，大门东侧一排平房，第一间是传达室，龙梅住第二间，有时还能看到玉荣到这来。一进中学大门是个篮球场，西面是营部和三连住的几排教室，与龙梅住的房子隔篮球场
北望的是三连炊事班和做饭的伙房。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雄事迹发生在1964年，我那时还上小学，也当然的加入了学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热潮之中。她们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从百灵庙走到白云鄂博，龙梅失去了脚趾、玉荣失去了一只脚，她们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这回竟近在咫尺，太令我高兴了。原以为英雄人物很神秘不好接近，或高高在上或对一般人不屑一顾，可和龙梅一接触才发现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龙梅也是生活在大家中间和大家一样，所不同的是比一般人有礼貌，张嘴就是解放军叔叔如何如何，叔叔怎样怎样。算来她和我们几个九中初中的北京兵年龄差不多，都是些大孩子。1969年12月，龙梅也当兵了（1970年兵1969年军龄，部队俗称小69），还特意到我们营部来告别，八五炮营营部已从百灵庙中学搬到了达茂旗武装部院里。龙梅穿着崭新的国防绿军装并戴有帽幑领章（这点和其他新兵不同），每个班的屋子她都去了，见到我们拽着新军装对我们说：“叔叔、叔叔你看，我也当兵了！”后来听说她在253医院当护士，与我们师的一个军医组成了家庭，现转业在包头市担任一个区的领导职务。
第二个人是李金刚。李金刚1968年从北京入伍，是内蒙古军区招的枪械兵，军区培训后分到各连队，每团4人，同来的还有我们连的孟繁民。我和金刚只有一面之交，那是偶然去修械所办事进了他的宿舍，同去的修械所战友对他说：“金刚，这也是你们北京老乡。”金刚只说了一个字“坐”，就忙他的事去了，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憨厚。没多长时间他牺牲在校枪的靶场，追悼会上，我和董易明代表八五炮营营部为金刚献了花圈，并到招待所看望了前来料理后事的金刚的父亲和姐姐。后来听说家属姿态极高，未给部队添任何麻烦，只提出一个要求，让金刚的妹妹来接哥哥的枪。1970年新兵在包头的训练基地出现了一名女兵，新兵训练结束后分到师医院药房工作，她就是金刚的妹妹李翠珍。据我所知，李金刚是骑兵五师改编成守备部队开赴边疆牺牲的第一人。以后经常听见战友牺牲和重伤的消息，1969年北京兵我的校友赵世雄1970年7月打坑道遇塌方牺牲；1969年北京兵校友王维民病逝（如在北京好的医疗条件是不会发生的）；还有排除无后座力炮哑弹三人遇难；新兵连我的同排战友老红军的后代朱长江在打坑道的炮声中永远失去了光明；还有的修汽车溜坡压断大腿被高位截肢；为国防施工扛三袋水泥崴伤脚被截肢；汽车翻车、施工塌方、开山放炮、武器走火等等。全师改编第一年重伤、牺牲人员约30人上下，整整一个建制排。在非战争环境下，守备二师为祖国抛酒的鲜血是超常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一件事是一号命令。接到一号命令时我们已经搬到达茂旗武装部的院里，这是一个平房的跨院，营部机关和指挥排住里院，外院有马厩，刚进去时武装部的马还在。
现在说一号命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搞的，我们那时可不知道，只要是上级的命令，军人只有一声回答：是！17号坑道是三营营部的阵地，这是一个大坑道，营部汽车班的火炮牵引车都开了进去，我们在营部管理员李春田的带领和指挥下开进了坑道。命令是要打仗的，吃住都在坑道里。吃压缩饼干喝坑道里的存水，睡觉不能打开背包，不但不能脱衣服连子弹袋都不能解，56式子弹袋是布带子在后面系个疙瘩，仰着睡觉时硌腰，就这样都不能解开睡觉，所以睡觉只能头枕背包盖着大衣抱着枪侧着睡。要命的是火炮牵引车怕冻坏了发动机（那时没有防冻液）每隔两个小时发动一次，罗马尼亚生产的喀尔巴千越野车8个气缸，百公里油耗40多公升，就在坑道里熏呀。坑道门是关着的，没有空气流通，干部战士都被熏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多数呕吐不止吃不下饭，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深夜，据说请示到总参才让我们出坑道换气，大家勉强出了坑道口，趴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足有几十分钟才缓过劲来。
在坑道里住了几十天，1970年老兵复员工作都是在坑道里进行的。团副参谋长进坑道作动员报告，讲到“老兵是部队精华·······”，当时坑道里只有一种烟、河南生产的黄金叶，大家就把黄金叶叫做“精华叶”。
第二件事是整训。大约在1970年的2月份，一个团的野战部队开进了百灵庙，和守备第六团住在了一起，我们当时由衷地欢迎这支老大哥部队的到来。这支部队是陆军第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三团（代号1570部队），打过不少硬仗苦仗，抗美援朝著名的战斗英雄郭恩志就在这个团任副团长。很快守备第六团将防务移交给五六三团，全团一个不剩地开到了守备第二师师部所在地固阳县，驻扎在银号公社所属各个生产队里。团部住银号公社，八五炮营营部住的村子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字“二相公窑子”。我们就在这“窑子”里开始了“整训”，“忆苦思甜”“两忆三查”，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思想，树立牺牲自己卫国戍边的决心等等。其他战友的文章、诗歌等对此多有记载，我不再多说。后来才知道，我们是经上级批准被陆军第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一个副政委带领工作组把我们“整训”了几个月。
被整训的大事我不记了，记个小事。营部住在村里，也要修工事挖一些防空掩体，如苏联飞机入侵能暂避一时，我和常天泉挖了一个“猫耳洞”，仅容我俩藏身。一天搞演习拉响了防空警报，我俩都躲进了小小的猫耳洞，膝盖顶膝盖地坐在了里边，我面朝北他面朝南，两支半自动步枪横在腿上，枪口朝外指向西边。常天泉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手里老得鼓捣点儿什么。防空演习蹲在猫耳洞里无事可干，他玩起了一颗51式手枪子弹。一边玩儿一边自言自语：“手枪子弹在半自动步枪里也不知道打得响打不响”。边说边把手枪子弹放进了半自动，随手扣动了扳机，只听一声清脆的枪声——打响了！我俩都惊呆在那里，张开的嘴合不上，半自动的枪机也打开着张着大嘴，手枪子弹壳躺在机匣中。因为演习走火暴露了目标，常天泉挨了个警告处分，直到复员时才撤消。我后来分析走火的原因是因为枪口朝上，手枪子弹落在底部撞针打到了底火，如果枪口朝下子弹在枪膛里撞针够不着，也就打不响了。
整训结束，我们用两天时间步行返回百灵庙，没回武装部而是住进了夹皮沟。夹皮沟是两山之间的一小块平地，艾不盖河流过其间。夹皮沟的得名就是我们营部管理员李春田随口那么一叫就叫响了，后来守备第六团团部也建在了夹皮沟艾不盖河南岸，夹皮沟的名字和守备第六团联在了一起，不管军用地图还是民用地图，夹皮沟都作为正式地名印了上去。
我们85炮营营部住在艾不盖河北岸北京军区工程兵九工区留下的几间工棚里，艾不盖河在门前流过。艾不盖河平常只有一、两米宽，缓缓向东流去，但只要一下雨，艾不盖河就变成了咆哮的猛兽，河面有三四十米宽，水流声像打雷一样。我们吃、洗、漱全用这条河的水，班里有工程兵留下的扁水桶，能装两三挑水，房子离水很近，直接用桶提回倒入扁桶，施工训练回来舀出一杯就喝。约有一个多月后上级来通知，艾不盖河水有放射性元素不能食用，吃水改由团里水车每天定时运送。战友们又开起了玩笑：要是得了癌症，药费得找国防部报销。
1970年的夏天都是在百灵庙度过的，主要是在黄花滩水库下的蔬菜队种地，80亩麦子40亩蔬菜。80亩麦子共撒了三麻袋种子，收回了两麻袋麦粒儿，蔬菜倒是大丰收，西葫芦自己吃不完，还卖给了地方蔬菜公司。我在这期间因严重的胃病回夹皮沟休息，不愿待着，找领导要工作，帮常天泉放了15天羊。陈伯达来百灵庙就是在我放羊的这段时间，我们去顶1570的数，见到了讲满口闽南话的陈伯达，当时是郑维山给当的翻译。没多长时间庐山会议召开，陈伯达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消失，郑维山也被免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职务，以后又到兰州军区任司令员那就是后话了。
& & 特殊的小灶
改编后，守备第六团作为主力团挡在最前面，驻守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六团一营和我的老连队85炮营三连驻守白云鄂博，五团和七团随师部驻守固阳，扼守包白公路（包头至白云鄂博）和固阳山口。领导解释守备部队的含义是——打起仗来就守、不打仗时就备。备就是修工事，挖战壕、打坑道、埋电缆、筑碉堡，工程兵的活我们全干；备就是掌握所有的武器，射击、投弹、刺杀、埋地雷、火箭筒、60炮、82无后座力炮，要求每人掌握六种以上武器成为多面手，野战军有的本事我们全会。我们守备师装备军的武器，师有炮兵团，装备有130毫米加农炮、122毫米榴弹炮、130毫米火箭炮；有坦克营，装备有五九式主战坦克；有高炮营，装备有双37毫米高射炮。主力六团有炮营，装备有122毫米加农炮、85毫米加农炮。步兵营有炮连，装备有120毫米迫击炮。60毫米迫击炮、53式重机枪、82无后座力炮则装备到排，基本是夏季施工冬季训练。夏季施工打坑道，三伏天我们穿着棉袄，冬季训练，四皮一镜（大头鞋、皮帽子、皮手套、皮大衣、风镜）全用上还冻得打哆嗦。内蒙的冬季冷到零下近40度，这是个什么概念？五三式重机枪第一枪不退壳。我们训练为了防止冻伤，卧姿瞄准10分钟可起来活动10分钟。
工作训练是新的，部队也是新的，为适应战争需要，编制也经常变动。
1970年9月，我在守备第六团三营（85加农炮营）营部指挥排三班（有线一班），正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黄花滩水库边的生产点执行生产任务，突然接到命令调到守备七团，连和战友们告别的时间都没有，就坐上卡车连夜开到固阳县（师部和五团、七团所在地）一个叫赵二店的地方，改成守备第七团步兵三营营部。到达时深夜，第二天早上没有出操，我和邢中泽、樊兆贵爬上最近的一个山头放眼一看，还有一座高山在前头，再爬上去还有更高的山，我们不爬了，知道来到了大山深处。
三营营长叫王成，与电影《英雄儿女》中战斗英雄王成同名，是骑兵第五师当年有名的三名大尉参谋之一。由于改成步兵营部只有一个通讯班的编制（1973年组建通讯排），多余的人员下到三营各连，我被分到八连，班长是梁毛元，1968年山西岚县入伍，为人憨厚正直，工作勤勤恳恳，1971年复员后再没有见过面，听程福武说在老家当乡党委书记。和我一起从六团调到七团并分到八连的还有董易明、王发爱。留在营部的有营级干部汤道荣，连级干部李春田，班长樊兆贵（1968年兵）、驭手吴有利（1968年兵），战士邢中泽、郝仁喜（当时任代理书记）、贾继武、贾振国、常天泉（这五人是1969年兵）。
在守备第七团八连的生活是我军旅生涯中最为艰苦的一个阶段，衣食住行都很特殊。
先说衣吧，常年施工训练衣服都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夏天施工打坑道，身穿破工作服棉袄，腰里系一根导火索；冬天训练，摸爬滚打，衣服破得一条一条的。那会儿特兴用伤湿止疼膏粘衣服，不是我们不会缝，实在是累坏了犯懒。
食是春夏秋冬每天早晚两顿小米饭加水煮土豆，中午才有顿细粮吃。那个小米可不是北京女同志坐月子吃的那种香喷喷、油汪汪补身体的小米，全是国库里快过保质期的存粮，干巴巴没有一点油性，令人难以下咽。80多人的连队，做小米饭仅15斤小米就够了，而做大米饭则需80斤大米，吃包子则要120斤面。蔬菜只有少数的几种，战士们戏称四大看家菜，土豆、胡萝卜、大头菜、葱头，主要是土豆。无冬立夏吃小米土豆大家几乎全有胃病，看见小米土豆胃里就往上返酸水，乐观的战士给胃病起名“看家病”，卫生员张志民药箱里总有胃舒平、颠茄片等胃药。
不管是下固阳还是到其他单位都是步行，开始进驻固阳地区时偶尔路过的地方车辆都停车搭载当兵的，这也是内蒙地区的特点，这儿太荒凉了。但后来地方车辆大多不停了，原因有二：一是当兵的太多了拉不过来；二是有一些战士不懂礼貌，不要说给司机师傅敬根烟，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到了地方一拍驾驶室大喝一声“停车”，人家司机师傅停下车，在前面等着打个招呼，他老兄从后槽帮跳下车，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其实也不能怪战士，那个年月、那个深山、那个山沟、那个偏僻、那个荒凉······难哪！这个地方荒无人烟，从固阳到赵二店10公里只有一个生产小队。我们守备第五团、守备第七团、师直属130加农炮营、高炮营、自行火炮连（实际上是一个营）等部队沿山沟驻扎，四五千军人住在这方圆几里的地方，家属还留在固阳县城，这是一个军人的世界，军人的海洋，到处是一身绿军装的男性军人，看不见地方人员，看不见女人。
驻地紧挨着包白公路，那是条土公路，逢雨、雪就断路。每天有上行、下行的长途客车路过驻地，那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管是在施工还是在训练，客车一过虽然扬起满天尘土，但仍能吸引战士的眼球，行注目礼直到看不见为止。开始时还有人纠正行注目礼的行为，后来干脆全体注视，驻地太荒凉了，生活太单调了。
精神生活更为单调，“文革”期间的部队只能看一种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天天读每天雷打不动。光毛泽东选集就发了若干套，入伍发、新兵连发、下老连队发、国庆20周年发、评上五好战士发，有竖排本、横排本、大字本、小字本、精装本、简装本、合订本等等。部队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接长补短的能看上电影，虽然片子不多，国产片就是《英雄儿女》、《地道战》和样板戏，还有进口的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部队藏龙卧虎能人辈出，头天晚上看的电影，第二天影片中的歌曲就能唱遍军营，有战友还写了首“固阳——我的第二故乡”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插曲做谱，唱遍了全师。守备第二师有一个战士业余宣传队，原骑兵第十五团达斡尔族干部乌恩其（后转业呼和浩特，现已去世）把个业余宣传队搞得红红火火，着实给战士们增加了不少的精神食粮，每次看演出，部队都像过年一样。我能记起宣传队里北京籍战友有：郝殿红、蔡毅、王福家、雷茂东、赵生光等，还有后来工作生活在北京的徐晓宁。1970年总政下文件，师级单位要演整台样板戏，守备第二师演的《智取威虎山》更是轰动了全内蒙军区，徐晓宁钻椅子绝对比《激情燃烧的岁月（二）》里那个战士钻得精彩。和我们一起戍边的还有空军的一个高炮师，他们演的是《沙家浜》，作为兄弟部队互相慰问演出，我们有幸看到了空军的演出，阿庆嫂的扮演者居然是著名演员袁霞。山沟里的“傻大兵”见到了大腕儿，手都拍红了，一个劲的喊“再来一个”，可这整台的京剧哪能再演一遍，袁霞只好不停地谢幕。
最为艰苦的是洗不上澡，开始隔个十天半月用大卡车拉到固阳县城地方浴室洗澡，可怜的是当兵的太多、太脏，地方澡堂不堪重负，三天两头出故障，我们只好自己解决，用毛巾擦擦，在那种超强的施工训练环境下，战士们那叫一个脏，就别提了！说起来现在人都不相信，我们浑身长满虱子，多到不用找，一伸手就能抓出三个两个。我当副班长时，一次负责交衣服，把全班交的旧军装整理好交给司务长程福武。司务长和上士住的小屋是一个地窨子，只能住两个人，个高儿点的就要碰脑袋，门是一块床板，用铁丝挂着。我拉开门进去，见司务长在整旧衣服，上士盘腿坐在床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算账。见我进来，程福武司务长二话没说用双手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捏起一条白色短裤：“许琪你来看看，看看这叫他妈的什么兵！”我借着油灯的微光定睛一看，立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只要一说一想鸡皮疙瘩还是照起不误），那条白裤叉被虱子爬成了黑色，足有几万个。我们相对无语，可我分明看见司务长眼里泛着一层泪光，守备第二师的艰苦程度可见一斑。
退役后和司务长再没见过面，但有电话联系，他后来调回山西，已从县武装部长岗位上退休，现居住在岚县老家。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北京战友要出本书，我把裤叉虱子那段写进去了，他先是沉默了片刻，接着对我说：该写！那段生活该好好写一写。
1971年开始营建，当时守备第七团的王团长是内地调来的干部。王团长讲了一句话，让我记
了一辈子。王团长说：“营建盖房子，第一间就要盖澡堂，让战士们能洗上澡“。果然，第一排房子是后勤处的，里面就有澡堂，由八连参与施工，战士们终于能洗上澡了。2002年我和房波、杨博贤重返第二故乡，特意去看了澡堂子并合影留念。澡堂子还干了件大事。9.13事件后恢复了入党宣誓，”九大“后没有宣过誓的党员，就在澡堂子的更衣室里补了入党宣誓，澡堂更衣室是当时守备第七团最大的一间房子。
2002年我重到固阳，当年的铁架子房已荡然无存，有的还能看出浅浅的坑，后来盖的里生外熟（里面土坯外面红砖）的营房还矗立在荒郊野岭，都已移交地方管理无人居住，个别有放羊的暂住其间。照片上站在门边的女同志就是一放羊户的女主人，“接管了”守备第七团后勤处整座营房。
守备第七团三营八连是一个新组建的连队，人员都是各连抽调的，有骑兵的也有工程兵的，副连长王喜军（无正连长1971年即提为连长）、政治指导员李忠军（这两个军政主官都是陆军第三十八军来的1963年山东兵）、副指导员葛庆瑞（1968年呼和浩特入伍），葛庆瑞工作能力极强，待人热情豪爽，曾有一个月连升三级之说、当月提干当排长当月当副指导员。他第一个月的干部工资被同年战友王文科等扣下大请了一次客。副指导员是当然的团支部书记，我曾在他手下任团支部副书记。
司务长程福武（工程兵1968年山西岚县入伍）。其他能记下名字的八连战友有王文科、何占柱（蒙古族）、董易明、王发爱、叶金松、刘学明、徐永德、魏大伢、王存孝、陶维富、姜青峰、彭宝、吴云、张志民、张家斌、王玉华等。
按王团长的想法，是要把八连建设成既不同于骑兵也不同于工程兵，而像第三十八军那样的嗷嗷叫的过硬连队，八连做到了。
八连是新建连队，没有一点底子，就是战士那点伙食费（那时伙食费全军统一标准每天0.4元，内蒙地区0.45元，特殊补助0.04元，我们叫每天四毛九），在那个施工训练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战士的饭量特别的大，干部战士都为连队的伙食操心。在生活上真难为了我们的司务长程福武。山西人本来就会过，在这儿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千方百计让大家吃好，比如买回羊头让战士自己收拾，做熟给大家吃（那时羊头1角钱一个）、羊油炸油条、粗粮细作的钢丝面、换九零粉等。有一次换来的面粉没加工好，特别牙碜，令人无法下咽。司务长买来白砂糖让大家用馒头夹着吃，咯牙的不知是沙子还是白砂糖，就这样吃完了那批白面。
部队生活艰苦，对吃就特别敏感，对吃就津津乐道，大家常说起家乡的名吃、打思想“牙祭”。不过我还真有三次难忘的吃。
一是邢中泽的妈妈来队，营部没有家属房，和老乡借了一间小平房，我去看阿姨。我入伍时岁数较小，身高1.63米，体重107斤。这时已长到1.68米，体重却只有90多斤。阿姨见到我惊呼：“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了？”拿出一只从北京带来的大烧鸡，连胸脯带大腿撕下半只递到我手里，真香啊！
二是刘洪斌提为助理军医后来固阳出差打听到我，电话打到八连连部为我请了假，我步行20里赶到固阳与老友见面，洪斌在固阳饭馆里请我吃了顿馅饼。当时饭馆里只有两种馅饼，素的一两一个1角钱，羊肉馅的一两一个2角钱。刘洪斌买了1斤肉馅饼，被我吃了个精光，真香啊！
三是1970年底毛主席11.24批示“这样训练好”后，全军开始野营拉练，守备第二师不例外，也要步行行军拉练。只有一点和野战军不同，野战军走一条线或一个圈，守备部队走一个片，在阵地前横着走，不得远离阵地。我们最后住在一个村子里约一个星期，白天出去拉练，晚上回村休息。房东是个抗战时期在延安的老革命，解放后响应党的号召落户边疆当农民的。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县煤矿下井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倒插门嫁到别人家，三儿子还小随老汉在外放羊。家里就大婶和新婚的大儿媳妇，她们把还贴着喜字的新房腾出来给部队住，新媳妇住到婆婆屋里。当班长梁毛元告诉大婶我父亲也是延安的老八路时，大婶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拉练结束该回营房了，最后一顿饭是要请房东一块吃的，以表感谢之情。我们领来了大米、肉、蔬菜，但大婶说什么也不干，一定要我们吃他家一顿饭。部队是有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大婶说：不要和我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也是队伍上的人，我们是一家人。梁毛元班长只好去请示指导员李忠军，最后决定把所领的肉、菜、米都给房东，又到司务长那特批了十几斤大米（当地没有大米）一块儿留下。房东大婶和儿媳妇给我们搓了一顿莜面窝窝，羊肉土豆胡萝卜卤，那真是香啊！回到驻地，梁班长以全班的名义由我执笔给大婶写了一封信，未见回音。很快梁班长复员，我们都没记住老革命房东的地址和姓名，在此遥祝他们幸福安康，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特殊的小灶”，是发生在1971年夏季。
一天中午吃炸油条，可能是炊事员的技术不太好，料使得不匀或火候不到，有些不熟和没发起来的油条被战士倒在泔水缸里，被连里知道了。下午正好开全连大会，连长王喜军让通信员曹长欣到泔水缸里捞了一饭盆泡发了的散发着酸臭气味的油条，对大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么好的油条不吃倒在泔水缸里太可惜了，老百姓种点粮食多不容易呀，大家都种过地，那是汗珠子落在地上摔八瓣呀！战友们又给大家做好了，这也是对炊事员的不尊重，是犯罪呀！是谁倒的今天不追究，战士犯错误责任在干部，是干部没教育好。今天给干部开个小灶——每人一根。”说完从饭盒里拿起一根从泔水缸里捞出来的油条，大口吃了起来。指导员李忠军、副指导员葛庆瑞和其他干部也纷纷拿起油条吃了下去。有的干部勉强把油条咽到肚里，翻身冲出门去呕吐不止，战士们则看得目瞪口呆。
从此八连再也没有人浪费粮食。
希望再也不要浪费粮食，希望再也不要开这样的“小灶”！
近40年过去了，我们一百五十多名北京籍骑兵陆续以各种方式回到了北京，都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有些已退休且已有了第三代，战友们经常欢聚一堂，喝着美酒回忆起当年卫国戍边的日日夜夜。喜欢回忆过去说明我们老了，但我只要是一想起骑兵第五师、一想起守备第二师，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的年代，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光。我想念所有的战友，不论是哪一年的兵，不论是哪一级的干部；不管是关系好的、关系不好的；有交往的、没交往的；我怀念把热血撒在边疆的军人，我思念把青春贡献给国防的战友，原因只有一个——我们都在那个年代那个艰苦环境中生活战斗过，都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血汗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卫国戍边使命。
我们永远是祖国的战士，我们永远是人民的兵。
&（作者所在原骑兵第十四团骑兵五连）
&&&&&&&&&&&&&我的战马——“小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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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毎当这些在你的脑海中闪现，都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令人或激动、或振奋、或亲切、或温馨，让人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值得记忆的美好、精彩瞬间，然而，让我最不能忘的，是我那匹无言战友——小白龙。
我的战友小白龙是一匹战马，但它决不是一匹普通的战马。说起来，它在当时我所在的骑兵第五师的所有战马中，理应坐第一把交椅。它在到我们通信班之前，是骑兵第五师师首长的座骑，据说，在此之前，这匹小白龙是从全师所有出色战马中挑选出的最优者，是准备送给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御马”。
说起小白龙，在骑兵第五师师直机关和直属队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无马可比。就连师部周边地区见识过它的老百姓，对它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小白龙是匹宝马，起步快，走的稳，在短程内速度比军用吉普车还要快，稳当劲比坐轿子还舒服，快走起来，四蹄踏风，长尾飘平，就像天际里下界的一条小白龙。
1969年6月份，骑兵第五师改编为守备师，师直机关和直属队的上千匹军马几乎都被移交，或转业到了地方，只有原师首长的包括小白龙在内的六、七匹好走马被留了下来，交给了我们师直通信班。
我当时是师直属通信连通信班的一名战士，听说小白龙被编入通信班的消息，心里别提多兴奋了。当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白龙时，就觉得它是那么的可爱，我们就好像是早就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老战友。这倒不是因为小白龙是从“宫廷”走出来的“御马”，而是它不凡的外表和传说中关于它的有趣故事，深深地吸引打动着我。
小白龙的个头并不很高大，但身材却格外挺俊，颈下前胸的肌肉群宽而结实，鼻廓舒展，两眼炯炯有神。银白色的皮毛，长长发亮的大马尾，还有它浓密而飘洒的鬃毛，显得格外神气。
由于我对小白龙一见钟情、一见如故，所以我每次马厩执勤时，对它都有些特别的关爱，总要在它的马槽前多加些精马料，赶上别人执勤时，我也总要找借口去看看它。在它吃草料的时候，我总愿意站在马槽前抚摸它的头部，起初它总是一边吃草，一边用眼睛不停地扫视我，似乎感到对我有些生疏，毕竟我们相处时间还很短。慢慢地它对我的举动感受到了是一种抚爱和友善的交流，眼神中少了一份警觉，多了一份友好。在后来的日子里，在它每次吃过草料下槽后，我不管多累，总会抽空给它刷洗皮毛，刮下它身上那些脱落的旧毛。看得出来，它对此感到十分受用，每次刷洗，它都不时地闭上眼睛，尽情地享受我给予它的既舒服又友好的时刻。
为了让它熟悉自己有一个“小白龙”神话般的名字，我经常手捧马料豆站在它的正前方，同它保持一两米的距离，然后把握有马料豆的手伸向它嘴边，一边呼唤小白龙的名字，一边向后退步。小白龙见到马料豆，听到我的呼叫，马上向我走来。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训练，小白龙逐步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只要我叫它，不管我手中有没有马料豆，它都会很快走到我的身边，对我点点头、抬抬蹄，用它结实的马颈碰碰我，以示亲昵和问候。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和小白龙成了亲密战友和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和小白龙一起执行任务，是去红石板沟送一个师部加急密件，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小白龙惊人的速度和耐力。由于送的是急件，我来不及与小白龙嬉戏，便迅速跨到它的背上，离开了师部大院。我们很快就把喧闹的县城甩到了身后，来到了旷野地带，望着遥远天际若隐若现的群山，我俯身拍拍小白龙的脖子，然后用两脚轻磕了一下它的腹部，小白龙好像知道此行军机的要求，瞬间飞快地跑了起来，它的跑并不是一般战马冲锋时的“放袭步”，让骑手感到有一种一顿一窜的感觉，而是四蹄交替大跨步地快走。只见小白龙两只前蹄沿着自己头部的两侧交替前跨，两条后腿交替跟进，整个躯干几乎贴近了地面，频率相当快，步幅相当大，如风驰电掣一般。我骑在马背上，就像坐在豪华大奔驰上一样稳当舒适，心里不禁感叹：这就是走马！这才是真正的走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小白龙的感情也一天天加深，成了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1971年冬季，部队组织野营拉练时，我被临时调到师部，担任配合野营拉练的机要通信员。野营拉练是当时那个时期部队战备的需要，全军干部战士都要分批分期地参加野营拉练，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全军干部战士野外生存、适应实战的能力，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
野营拉练，每个干部战士都要全副武装，包括本人的被褥行囊、枪支、弹药都要背在自己身上，每天负重行走几十公里后，才能在选定的村庄农舍宿营。大雪铺天盖地，寒风凛冽，时不时还要搞些战术及防空袭演习，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我作为这次拉练的通信员，条件要比其他干部战士优厚多了，首先，本应由我自己背的被褥行囊，被我统统塞进马褥子里后，搭放在小白龙的脊背上，由小白龙代劳；其次，队前队尾传达命令、传送文件时，我还可以骑着小白龙跑上一程。但没有任务时，我就牵着小白龙，随队步行，我实在舍不得让它为我分担太多。
记得那是野营拉练的头一天。那天大雪纷飞，铺天盖地，部队行军来到一个叫小毛忽洞的地方，此时天色已是大黑了，我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分住在了村里的老乡家里。我缷下小白龙背上的行装，临时把它安顿在一个老乡家的牲口棚里，喂饮水后，我给它拌足了草料，便回到了住处。
吃过晚饭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经过了一天的急行军，战友们因劳累都陆续进入了梦乡。我刚准备睡觉，忽然接到司令部一个紧急任务，让我骑马去一个叫百灵淖的地方送一份急件。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有多远，也没人能说清楚它的准确位置，作战参谋只告诉了我一个范围角度是多少，让我自己去找。
接到命令，由不得多想，我背上冲锋枪，全副武装地离开了住处。外面的大雪还在不停的下着，地面上的积雪足足有半尺多厚，我来到老乡的牲口棚前，急火火地解下小白龙的缰绳就往外牵，可小白龙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它也确实很累了，我心疼地拍了拍它的脖颈，它向我点了点头，好像明白要去执行任务，有些不太情愿地跟我走出了牲口棚。备好鞍具，我们一起走出了农家院，来到了空旷静漠的野外。大雪仍在不住地下，西北风卷着雪花发出剌耳的呼啸，塞外的隆冬夜，冰冷刺骨。天上看不到星星和月亮，大雪铺天盖地，一眼望不到边，没有人迹，没有炊烟，更没有温馨的灯火。小白龙一边踏着雪急行，一边不断地打着响鼻，我骑在马背上，望着空洞无边的雪野，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战，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军令如山，军情如火。容不得多想，我按着司令部参谋给的范围角度的方向，催马向村西北方向跑去。也不知跑出多少里程，跑着跑着，小白龙突然急速地停下脚步，毫无戒备的我差点儿被从马背上摔下来。此时，小白龙昂着脖颈，两只耳朵挺得直直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副十分警觉的样子。我扫视了一下四周，除了不断飘落的雪花，未见任何异常，便拍打了几下小白龙的屁股，可它仍纹丝不动，我又用脚跟磕了磕它的肚了了，它还是不肯走。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从前方很远的地方隐隐约约传来人在雪地中行走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我顿时明白了小白龙所以突然停止前进的原因。我迅速跳下马，端起冲锋枪，把子弹顶上膛，然后趴在雪地上向前方仔细瞭望。因为，我从侦察兵那里得知，黑夜里只有趴在地上，沿着地面的水平方向向前看，才能看的更远。这时，我看到离我们100米开外的地方，有几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晃动。当时，自己毕竟还很年轻，又是第一次在不知名荒野的雪夜单兵执行任务，心里着实有些紧张，旷野上虽然是寒风刺骨，可我的额头上不知怎么地竟渗出了一层白毛汗。
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在风雪之夜来这里？他们要是坏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保护文件？他们要是逼近，我开不开枪？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海中急速地轮番跳跃，正在我被这些问号搅得六神无主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咴儿·······！”，
一直站在我身边观察动静的小白龙，突然昂首对着夜空发出了一声长啸，这叫声尖厚有力，动人心魄，这叫声压住风声，划破飘雪的夜空，传向遥远的天际。
说来也奇怪，小白龙这一声惊天憾地的长啸，一下子驱散了我心中的恐惧，而前方那几个晃动的人影也随着小白龙的一声长啸，立即停止了脚步，不敢再冒然前行。此时的我，有小白龙壮胆，心中立刻有了定力，我从雪地上迅速站起来，飞身上马，小白龙似乎早已明白我的意图，没等我催它，便飞速地绕过前方正在愣神儿的几个人影，向西北方向疾驰而去。
按着范围角，我和我的小白龙顺利抵达了目的地，圆满地完成了师司令部交给的任务，并在黎明前安全地返回了部队驻地。
当行军号再次吹响时，我和我的小白龙——我亲密的战友，又一同行进在野营拉练浩浩荡荡的大军中。
& &2008年9月
（作者所在原骑兵第五师通信连）
&&塞外·骏马·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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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到40年前。
1969年2月，150余名北京青年（都属于石景山区武装部输送的）兴高采烈地应征入伍到骑兵第五师，开始戍边生涯。那年，我17周岁零三个月，身高1.73米，体重53公斤，是个瘦高挑儿。光阴如白驹过隙，虽然早已是时过境迁，但军营生活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许多战友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在脑海中闪现········。
& & & 踏上新的征程
接到入伍通知书，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庆幸与激动，又有对新生活的渴望与憧憬，一种莫名的躁动油然而生。
骑兵的服装发得比较晚，直到2月21日才拿到手。一身土黄色人字呢冬装，在以国防绿为主的军装中显得格外抢眼。尤其是那条马裤，在短短的一天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事后才知道，骑兵第五师是保留到最后的师建制的骑兵部队。与机械化相比，骑兵已全然丧失战场上的机动性。显然，马刀拼不动坦克，也跑不过汽车、装甲车，因而骑兵部队陆续面临着整编，北京军区骑兵服极为紧俏。据说给北京兵发的骑兵服装是八分部压库底子的，弥足珍贵。
2月22日（阴历正月初六）早晨，一场中雪过后，从九中入伍的新兵集合在学校操场的东北角，沿着百米跑道向“五一剧场”出发，尚留在学校的同学们集结在各自的教室门前，用羡慕的目光目送我们这些“准兵”们。当兵，是那个年代应届毕业生最好的出路。
全区在首钢“五一剧场”召开新兵送行大会。那年，父亲恰逢因公到内蒙古出差，春节过后仍未归来，首钢印刷所的许永科、张光玉等叔叔阿姨们特意赶到剧场外为我送行，依依殷
切叮嘱，至今想起，仍不时泛起丝丝暖意。
大会过后，骑兵第五师的新兵被带到区革委会的后院，集体吃过午饭，便解散等待出发。一部分新兵顿时被闻讯赶来的亲人们团团围住。我知道小弟弟还在怀抱，母亲根本离不开，便不抱任何希望，和一些同学扎堆聊起天儿来。不料，下午3点多钟，母亲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还是把襁褓中的小弟弟托给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送行。一见面便紧紧拉住我的手，成串的眼泪扑拉拉地往下掉。我脸上笑着，嘴里劝着，心中也升出一些惨然。
母亲执意坚持到送我上车。在军用卡车启动的瞬间，我回头凝望站在人群当中的母亲，看到她在使劲地向我挥手，脸上溢满笑容。母亲曾经说过，当亲人送行时是不能哭的，否则不吉利。这是我们河北老家的老理儿。
汽车很快拐弯
。刹那间，像有人指挥似的，送行人群静下来，紧紧盯住各自的目标，眼巴巴地望着。那种深情凝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终生难忘的画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这首古诗的意境。
在亲人的期盼中，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
& & & 快乐的新兵营
骑兵第十四团驻扎在察素齐，坐落在大青山南麓的土默特川上，是个小镇，土默特左旗的首府。营区距小镇还有五、六里的路程。新兵营设在石灰场，分配到骑兵第十四团的北京一行70余人比大同兵早到一周，在300多名大同兵到来时，我们被派到车站迎接。早到一周，也是“老兵”，回来的路上，大家尽力挺胸腆肚，力求摆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
在团部礼堂召开全团欢迎新兵大会回来，北京兵便被分解了。新兵营的干部对北京兵的印象不好，把北京人与“京油子”划了等号。我和同届七班的王福家被分到五连一排三班。班长姓于，呼伦贝尔扎兰屯人，1968年入伍，极和气、极厚道，像老大哥一样呵护着我们。可能因为家庭生活比较困难，1970年便复员了。副班长叫胡金驹，从大同煤矿入伍，长我两岁，突出特点是大脑袋、大嗓门儿，热情、干练，戴一号帽子。
新兵班里的一件趣事至今想起仍让人忍俊不住。部队不发脸盆，得自己买，北京兵人数少，到团里的军人服务社就都解决了。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没有选择余地，全是清一色的黄色大脸盆。大同兵人多，军人服务社脸盆告罄，只能到镇里买，也是清一色的白色脸盆，稍小一点儿。于是，两位铺位挨在一起的哥们儿犯了愁了：都一样的东西，怎么认哪，拿错了怎么办？其中一位灵机一动，跑到炊事班借来一个长把儿大铁勺，抄起脸盆照盆边用力敲一鸡蛋大的一块瓷儿，说了句“看见没有？这是我的”。另一位也不含糊，抄起铁勺照脸盆底敲出一块椭圆形，跟了一句“你的在帮上，我的在盆底，这回不会错了”。周围的人一片愕然。
毎周一次班务会，班长安排我作记录，着实让我犯了难。大同兵满口的雁北话嘟嘟噜噜就像听外语，越听不懂就越觉得语速快，如同炒崩豆一样。好在胡金驹、史德祥、杨忠和、周庆宏等人口音比较标准，班长的口音略带东北味，比较接近普通话，都还能记得比较详尽。否则，真不知道怎么交差呢？连队点名也是每周一次，在连部门前，一般都在晚上。全连战士装束整齐，列队听连长、指导员讲评。尽管察素齐的气候还算暖和，但初进3月，乍暖还寒，比北京冷许多，我们不顾冷风飕面，挺直胸膛，一动不动地目视讲评者。军人嘛，坐卧站走都有军人的标准。
由老百姓到军人的过渡着实有个过程。新兵训练很苦，队列、射击、投弹，一项紧跟着一项。最初的队列训练枯燥、乏味，整天踢腿。练正步时，随着班长“一”的口令喊出，左腿踢出就得悬一阵子，直到快站不住了，才听到“二”的口令，再换一条腿“金鸡独立”。一天下来，个个弄得腰酸腿疼。累是累，可没有人偷懒。大家知道，这是由老百姓过渡到军人的第一个关口，都在咬紧牙关挺着。轮到射击训练，顿感轻松了许多。目标、准星、缺口三点一线，扣板机的瞬间憋住呼吸。练投弹时每天也把胳膊抡得酸痛酸痛的。好在我们上学期间打过小口径，投弹也在体育课练过，懂点儿基本要领。盼到实弹射击，我第一枪打了10环，看到报靶，心中一阵狂喜，第二枪就脱了靶。虽然打了4个10环、3个9环、1个8环，9发子弹还是只打了75环，算是良好。投弹臂力不够，只能扔到30米，也算良好。就在投实弹的时候，连长奋不顾身救人的一幕，让我终生感动不已。
我们所在的新兵五连连长叫田彥象，时任老三连副连长，中上等个，五官小巧，长得紧凑而匀称
，举手投足透着洒脱、利落。班长说他是高中生（当时在部队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从师部侦察连调来的，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种神秘感，都觉得他特有本事。投实弹时，连长在投手近距离掩体实施保护。一位新兵可能因为太紧张，手榴弹从背后脱手，划了一道只高不远的弧线，便在几米外落下，滋滋地冒着白烟，那位新兵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们远远地卧在掩体里，都吓傻了，知道手榴弹由拉环到爆炸仅有7秒，一场意外事故即将发生。千钧一发之际，只听连长大喝一声“快趴下”，活音未落，人已窜出，急速将这位新兵扑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刹那间，手榴弹爆炸，弹片呈扇面形散开，二人安然无恙。在场目睹的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新兵生活中最有趣的是“打狼”。入伍前，我只在北京动物园里见过狼，从没听过狼叫，在新兵营房第一次听到狼嚎。每天夜幕降临，营房的北面便传来阵阵狼嚎声，尖锐、刺耳，凄凄历历，闻之毛骨悚然。一天晚上，在我们的请求下，班长童大发，抄起一支步枪，上了刺刀，装上两颗空苞弹，带着几个人寻声而去。我们摸索着前行，走出好远，奇怪的是狼嚎声没了。往回返，又听到远处的狼嚎声。班长说，狼这个东西很狡猾，咱们人多，又带着枪，它都知道，能藏会躲；咱一往回走，它又远远地招你，再追，它又跑了；这么打狼永远也打不着。虽然空跑一趟，大家还是兴高采烈的，好像当真参加了一场战斗。
4月中旬，我们领到了帽徽、领章。新兵下连队那天，我和30多人一起，被分配到警通连，副连长刘祥勋把我们接到连队。
& & & 难忘的老班长
警通连紧靠着司政机关，在团部大院的西侧，担任警卫、侦察、通讯联络任务。四排平房，连部与俱乐部在最南面；中间两排为宿舍，每排宿舍前都置两个大水缸，半卧入地下，靠挑东面不远的自来水供指战员洗漱饮用；最后一排为炊事班和食堂；最北面为马厩，从西边围墙起，一贯到底，养着战马和驮骡。营房西面是操场，靠马厩南侧有个西大门，平时关闭，供遛马时出入用。营房布局考究，整洁、宽敞、豁亮，一概的大通铺，通铺下面每人一个床头柜。营区地面极平整，显得特别舒展。听老兵介绍，这属于部队二级营房。2002年，我回到老营址，想再追思一下当年的记忆，可惜，只留下司政机关驻地和团部大礼堂，警通连的营房已不复存在。心中不禁愤愤地骂了一句：“不知哪个败家的玩意儿，把这么好的营房给毁了”。
下连队，新兵进行再分配，我和十几个人被分到集训队学习报务，这时我初识老班长——一位终生难忘的兄长。
老班长叫李玉，1966年从哲盟扎鲁特旗入伍，时任警通连两瓦班班长，组建集训队时，临时抽调出来带我们。李班长中上等个儿，国字脸，浓眉大眼，黑红的脸膛透着严肃。做事认真、细致，一板一眼，极富组织能力，在连队战士中威信很高，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开始接触时，许多人还真有点发怵呢！
“文革”中，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波及到部队，军人都佩戴特制的呈五角星状的毛主席像章，下悬“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手书字，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是必修课。每逢此时，李玉班长都站在队列前边，带领我们面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挥动语录本虔诚地祝福，然后，早晨布置当天任务，晚上进行小结。一丝不苟，从不含糊。
老班长对我的帮助是直接而又含蓄的。也许是由于我的收报业务飞快进步，在集训队一路遥遥领先，人也勤快，眼里有活儿，很得老班长的赏识，但他从来没有流露过。直到在我入团的时候，才感到他暗中施以强大保护的作用。
这里有个小故事，主角是我和警通连副指导员。警通连的副政治指导员张富国是新兵五连的指导员，从地方大学充实到部队，又从内蒙军区机关下放到基层体验生活。瘦高的大个子，背微驼，嗓音圆润，满脸的和善，带有典型的知识分子味道。曾有战友告我，从新兵五连分到警通连的都是张指导员挑选的。连队副政治指导员兼任团支部书记，他安排我负责连队的黑板报，我也乐得效力。黑板报定期更换，无非是登登连队的好人好事，抄点儿毛主席语录什么的，并不复杂。进入夏季，部队改夏时制，有午睡时间，有几位精力旺盛的老兵午休时总打篮球，张指导员觉得不妥，授意我写一篇短文，题目叫“篮球的控诉”，将篮球拟人化，讲了一番午休不应该打篮球的道理。文章一登出，如同滚烫的油锅滴进了凉水，连队就炸了。有些人开始对我产生意见，个别的当事人甚至侧目而视。当然更多的还是对张副政治指导员产生成见。当时我即将被发展入团，是警通连当年新兵里的第一批，对我产生意见的一些人都是具有表决权的，事情有点儿棘手了。老班长是团支委，为此，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发展会上，个别老兵还是提出意见，但总算全体举手通过了。
一场虚惊过去了。试想，如果没有老班长的努力，事情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呢？至少不会如此圆满吧！
集训队几个月的生活结束后，我和另外两人被分配到电台，还有几个人被分配到两瓦报话班，余下的便被分派到其他连队了。集训队的淘汰率很高。老班长仍回到两瓦班任班长。尽管不能再朝夕相处，但老班长仍时时刻刻关心着我的进步。1970年初，我当选为连队团支部委员，9月份整顿党团组织，又当选为团支部副书记，同时入党，都感到老班长殷切关注的目光。在他有发言权的时候，一定要鼎力举荐的。
1971年初，老班长退伍了。为赶上白云鄂博的火车，退伍老兵通常夜间两点左右坐卡车从百灵庙出发。那天晚上，我惦记着送老班长，合衣打着手电筒一直在看书，无奈到12点左右实在犯困，竟然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死，老兵们临行前的大动静愣是没能听到。一觉醒来，慌忙赶到老班长的宿舍，已经人去床空。我心里暗暗骂着自己，懊悔不迭。
回到家乡后，老班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叙说临行前没有见到我的痛苦心情。地址是扎鲁特旗工农公社武装部。当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正降临到我的头上，那会儿太年轻，有点儿经受不住。心灰意冷中，几次提笔想给老班长写回信，每每又住手搁下了。我真不知道该和老班长说些什么。
老班长临行前没能送行，已经造成极大遗憾；老班长来信又没能回复，以至中断联系，更酿成终生的过错。这是我心中永远的隐痛。
& & &台长李树臣
集训队的教员叫李树臣，1969年初从陆军第三十八军调来，任电台台长。骑兵第十四团原有三部电台，也许是为部队整编做准备，我们下连队时只保留一部电台建制。台长无疑是业务高手，任集训队的教员是理所应当的。李台长是辽宁朝阳市人，1963年入伍，个子不高，长得很壮实，浑身的腱子肉，身体出奇的灵活，极好动，篮球打得不错，喜欢用双手投篮。
学习报务先学收报，从英文字母开始，为上机工作会话打基础，要求不高，每分钟达到接收50码左右便开始转入接收数码。由26个英文字母改为10个数码，一下子简单了许多。学习收报必须学会压码，压码是收报的基本功，压得越多越主动。我一上手便能压到三、四个，基本达到一组，凭的是记忆力。课堂上，教员随时观察，掌握进度，循序渐进，根据学员的整体水平，慢慢提高速度。打基础阶段非常重要，收报可以掉码，但绝对不允许错码，在实际工作时，掉了码可以要求对方按组重发，错了就会使电文南辕北辙，对报务工作是致命的。每堂课临结束时，教员都要加快发报速度，既相对照顾接收速度快的学员，也有意识对全体抻练一下。大概李台长觉察到我的漫不经心，无论怎么加速都能从容应对，便开始每堂课后，给我开几分钟小灶。第一次掐表，我接收速度与最接近的学员相比，每分钟已经超出二十几个数码。待集训队结束考核，我的收报速度已达到每分钟150多码，不错不掉，超出基本要求30多码。
发报，是报务员的又一项基本功。集训队入门训练全用跪姿。所谓跪姿，就是将食指立在键钮上，中指弯曲，抵住键钮底盘，用指腕力结合发出报点儿。我的食指放在键钮上总是直不起来，尽管很努力，中指弯曲处几度磨破，贴上胶布咬牙坚持，直至磨出茧子，腕力就是用不好，打出的点儿全是虚的。论发报，整个集训队我是倒数第一，好在姿势正确，没有咬牙咧嘴、耸肩弯背、手腕画圈的毛病，勉强算是瘸腿。
分到电台，李台长成了直接上司，对我一直很器重。相比之下，警通连比一般连队条件好，电台条件更好，报务员都经过严格挑选、精心训练，多少带点儿傲气。军事训练就是收、发报，练习抗干扰，勤务少，很少参加摸爬滚打。连队里流行一句话，“警通连是部队的老爷兵，报务员是老爷兵中的老爷兵”，因而想入党很难，当时除台长与报务主任外，只有一位1965年入伍的是党员。对此，我有些忧虑，又不好说出口，曾和李台长郑重其事地谈过一次心，以发报不好为由，请求调动。李台长耐心开导我，说在电台上工作，发报是主动权，慢点儿没关系，收报是被动的，必须跟上对方的速度，只要收报好，就有好的基础。驳回请调要求，并指导我改用立姿发报。为鼓励我建立信心，他专门安排我与报务主任王效武进行了一次收报比赛。
王效武主任是收报高手，在电台无人可敌。那天，用录音机发报，从每分钟120码起，每次100组，一直调到每分钟160码，抄收后，有人当场校对。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俩儿表现得都很轻松，150码以下基本不掉，160码时掉了几个，没有错码。结果以平局告终。我的收报能力得到有力验证，把李台长乐得手舞足蹈。毕竟是他培养出的学员，是长脸的事儿。部队整编时，电台撤销报务主任，王效武调到师部电台工作，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请调无望，我开始专攻发报。改用立姿，调高电键敲大点儿，不仅白天练习，还充分利用夜里值班时间。一敲就是三个月，腕力终于找到了。待放低电键，一串坚实、圆润、标准的点儿声出来了，清脆悦耳，难关攻克了，凭借刻苦与良好的基础，我的发报技术也很快成为尖子。
1970年初银号整训之后，我被借到师部守听台工作三个月，然后直接到师教导队参加报改训练，回来后被派到白云鄂博执行战备值班任务，兼对两个1970年兵进行训练指导。1970年10月初，李台长奉调军区教导队学习，我调回连队被指定主持电台工作。李台长为培养磨炼我是煞费苦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