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莫言...
原标题: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莫言！
莫言三连：让我亲手砸烂这碗鸡汤。
你知道自己这些年喝过多少假鸡汤吗？
昨天，莫言老师就在微博被一条假鸡汤炸出了真身...
事情是这样的...
一位“自媒体”博主发了一首莫言的长诗，结果莫言老师一头雾水地转发称：这是我...我写的？？？
网友见状，纷纷把各自从网上看到的来自莫言老师的“传说之作”拿来，简直令人乍舌。
莫言老师哭笑不得地接连否认，小编发现，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辟谣了...
网友们连连欢呼，莫言老师亲自出面真是大快人心，假鸡汤终于撞上枪口了！
同时，也有人心疼起其他常常被冠以“鸡汤专业户”的前辈们，比如鲁迅老师...
更可怕的是，在鸡汤文过于泛滥后，网上甚至出现了一些故意恶搞名人来反鸡汤的言论。
这些读起来朗朗上口还颇具煽动力的话，轻而易举地上演了一出出文坛大戏。
奉劝各位靠鸡汤卖人设的朋友们，忽悠人的把戏适可而止吧，有时间多读点书不好吗？
莫言老师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否认.jpg）
责任编辑人：林智锋 PX032
释放进入手凤首页莫言演讲：所有坏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演讲题目：《哪些人是有罪的》。有人说，仅凭这篇演讲，莫言就应该获得诺奖。
演讲原文：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以后似乎也不愁没钱。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两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
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
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有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
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
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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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 批评莫言 ？
　　我个人不喜欢莫言的文学风格，但我知道，有不少专家和读者热爱他。超越个人的品味偏见，我愿意承认，他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巨人。　　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如果莫言像一些左派作家那样，真诚地信仰《讲话》的精神，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同样在人格上会尊重他。　　然而，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我们不能做到在公共正义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毕竟这个国家在进步，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的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起来自觉地坚守价值底线，守护一己之信念，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失去了社会基础。　　王安忆能做到的，其实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做到，包括莫言。只是我们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点滴抵抗”和坚守良知。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蜡烛不在他人手上，就在你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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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任何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都有自己创作的美学原则和美学追求。1986年莫言在《红高梁》中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既是作者对那块划定方圆特定区域的极端热爱极端仇恨的一种极端表达，也可视为莫言小说至今仍未合上的美学总纲和美学宣言。他日后的小说创作确实是朝着“最美丽最丑陋”的两极路向前行进的。
我们至今仍在怀念莫言小说最初的美丽。《春雨夜菲菲》表现的是年轻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对爱情往事的追忆以及对丈夫驻守海岛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小说在春夜春雨诗情画意的温馨氛围中，展示了人性的亮丽。《售棉大路》通过农村姑娘杜秋妹在售棉路上结识一位热情开朗善解人意的赶车小伙子，年轻心灵撞出火花的凡小人小事，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操。《民间音乐》描写了小酒店老板花茉莉与民间艺人小瞎子一段柏拉图式的如歌如诉的精神恋情，既传达出生命的力与美，精神的追求与渴望，又有民间乡土气息，朴素无华。还有《弃婴》、《初恋》、《石磨》等。这些小说虽没有深层人性体悟和独特个性，但都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和人性美，完全符合传统规范和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优美、节制、含蓄、温柔敦厚。就连著名作家孙犁都高度赞誉了《民间音乐》。莫言完全可以在此铺就一条传统美的阳光地带。不幸的是，这刚刚抽芽的美的蓓蕾还未来得及绽放便被作家自己心灵的风暴无情摇落，这“最美丽”的维度就此断裂，洒落满地惨痛的碎片。从此，莫言深邃的目光便飞离了美的青绿原野，在深刻思想的牵引下，一头扑进了泥泞不堪的审丑沼泽，绝决地踏上了放逐灵魂放逐美的精神不归路，一去不返。
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等前期小说，莫言对丑的表现还属犹抱琵琶，那么到了《红蝗》、《欢乐》、《复仇记》、《酩酊国》、《模式与原型》、《丰乳肥臀》等中近期作品，莫言则为所欲为，彻底撕裂了美的华衣，粗俗地表现丑，可谓淋漓尽致，血肉模糊，触目惊心。关于丑的本质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伦理道德评价也就是恶的内涵，即“积极的恶”。或称之为丑恶；二是指审美外观上不和谐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各鲁斯、克罗齐所说的“不快感”，休谟、桑塔耶纳所说的“痛感”。如果说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肯定形式，那么丑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否定形式；如果说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那么丑则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背离；如果说美是真的主体化善的客体化，那么丑则是假的主体化恶的客体化。[1]（P10）面对莫言小说大面积存在的丑，由于观察视点不同可有多种杂芜形态。有具象写实的丑，有抽象象征的丑；有恐怖的丑，有滑稽的丑；有特写的丑，有散点的丑；有以丑为美的丑，有化美为丑的丑……但是，由于理性的消隐，不管是赋予美的事物以丑的意象，还是赋予丑的事物以美的意象，都使莫言小说缺乏审美意义的丑，而更多的是非审美意义的丑。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
一、恐怖的丑莫言采用左拉创立的以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主义方法，对现实生活中的丑进行详摹，令人恐怖、恶心。遗憾的是，迄今没有论者阐释莫言小说与自然主义的关系，似乎只有将其与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相联方有显示论者的学养和莫言的身价，与左拉相提并论就使他们跌价。但是，无须讳避，莫言确实受到了左拉深刻的影响，有他文本中蕴含的出类拔萃的自然主义丑的经典场面为证。《红高梁》纤细俱现地写了日本兵活剥罗汉大爷地全过程，先割下耳朵，再割下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剥下完整无损的整张人皮，最后罗汉成了“肉核”。不可否认，这里有视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但是，又不能不承认这个过程亦有浓重的非审美的丑。《筑路》中有血淋淋的剥狗皮的全过程；《复仇记》里有腥臊的剥猫皮的全过程。《二姑随后就到》中的杀人场面更是惊心动魄。天和地二兄弟残酷地挖掉了大奶奶的两个眼球，后逼迫路人凌迟；而麻奶奶先被剁下双手，断手在地上“抽搐”，后被剁去双脚，割下眼皮；被枪击的七老爷爷，“一股白脑子蹿了出来”。《灵药》写的是为老母治病，对死人开膛取胆的故事。“黑血绵绵地渗出来”，“白脂油翻出来”，“白里透着鸭蛋青的肠子滋溜地蹿出来。像一群蛇”，“散发着热哄哄的腥气”，极其恶心恐怖。面对这逼面而来的血腥、污秽、肮脏和恐怖，我们再次看到了国人嗜血顽疾的心性。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喜欢看杀人的丑陋心理。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周作人在《谈虎集》中指出：“中国人特嗜杀人”，“看光着膀子挨刀很有意思”；岳飞《满江红》云：“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心理确实存在某种缺撼，潜藏着阴暗的嗜血欲望，积淀着众多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欲望和无意识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一种替代性满足。
三、化美为丑莫言小说在美丑双向运作中不仅“以丑为美”，同时还“化美为丑”，即将人类几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美好事物往丑里写，这一审美维度更让人百思不解。如果说“以丑为美”那是个人的情趣，我们尚能以宽宏大量的胸怀予以原谅，那么“化美为丑”则是欲与天下所有爱美之人较劲，我们则无法宽容，决不饶恕。首先是对故乡的丑化。《红蝗》中这样写道：“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一样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将美丽的“故乡”意象与丑陋的“大便”意像组接便生成了第三种意义，即“故乡是大便”。而“故乡”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一个历久长新的永恒母题。游子们无论走出千里万里，脚尖永远朝向故乡的方向，魂牵梦绕渐远还生。在西方，被海德格尔称赞过的飘泊诗人荷尔德林一生都唱着“回家”之歌：“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帕特莫斯》）。在中国，华夏古老的农业文明孕生的归根意识，诸如“叶落归根”、“鸟飞返乡”、“狐死丘首”更是得到了突出的强化，进而升华为一种广泛认同的生命哲思。在中国人看来，“故乡”是屈原的“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的坚定守望，是李白“举头望明月”的静夜遥想，是贺知章“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凄楚无奈，是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意气风发，是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的辛酸忧伤，是张若虚“落月摇情满江树”的绵绵思归，是陶渊明的“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大彻大悟，是余光中“五陵少年”静坐“灯下”的“乡愁四韵”，是席慕蓉“狂风沙”中的“长城谣”，是林海音“城南旧事”里的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总之，是一切一切的美好。古今文人对家乡的表达，无论哀歌还是挽唱都源于赤子的故园之恋，都是源于自然生命的内在勃发。然而，到了莫言笔下，“故乡”在人类文明的大地上已开放了千年万年的美丽、庄严和圣洁，却遭遇到扭曲心灵肆无忌惮的粗野强暴与丧心病狂的践踏蹂躏。其次是对爱情的丑化。莫言对人类美好爱情进行了极其丑恶的描写。他在《高梁殡》中这样总结爱情：“构成狂热爱情的第一要素是锥心的痛苦，被刺穿的心脏淅淅沥沥地滴嗒着松胶般的液体，因爱情痛苦而付出的鲜血从胃里流出来，流经小肠、大肠，变成柏油般的大便排出体外”，“爱情的过程是把鲜血变成柏油大便的过程”。在《红蝗》中这样表述，“我们的大便像贴着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莫言作品似乎有“大便情结”，你看，可爱的“故乡”可与“大便”组接，美好的“爱情”可与“大便”相联。爱情的过程更是“大便的过程”。而大便又是“爱情的最高形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丑古今之极致，行鬼才之能事。爱情在文艺家的歌吟时，是诗、是酒、是音乐、是鲜花，是经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现代的《麦琪的礼物》、《廊桥遗梦》。不管爱情中有多少痛楚、眼泪和忧伤，它都是平凡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永远闪烁着人性美的光浑。然而在莫言眼里，爱情是“大便”，“大便”是阳具，已到美丑不分的程度。再次是对接吻的丑化。月上柳梢人约黄昏，年轻恋人树下拥吻，该是多美好的景象。可《红蝗》却写道：“树下响着一片接吻的声音，极像一群鸭，在污水中寻找螺蛳和蚯蚓”。接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亲情、友情、恋情的外化。且不说好莱坞那些经典的接吻镜头多么美好，不说罗丹的雕塑《接吻》是欧洲艺术从古典到现代的标志，也不说台湾散文家周腓力《以吻为礼》的幽默风趣，单就现实人生来说，我们都在“妈妈的吻”中长大，都在爱人的吻中享受幸福。有资料记载，二战结束后，一个欣喜若狂的美国士兵在欢庆胜利的街上拥吻了一个不相识的姑娘，五十年后这张珍贵的瞬间成了人们痛恨战争热爱和平的历史见证。可见，符合伦理规范的健康之吻乃是生活中的情感调剂，作用极大。可莫言却说是鸭子在污水中“呱唧呱唧”地觅食。这种化美为丑真是折磨人的智力。
四、美化兽类《野种》里有一个妩媚娇羞的“驴美人”，这匹小母驴是父亲豆官的坐骑。她“性情温良，善解人意，脉脉含情”，是“群驴之花”。父亲与母驴的关系特别暧昧，宛如一对情恋中人，父亲粗俗的歌声使她羞涩，父亲的棒打使她撒泼，做出无数肉麻姿态。人驴话别时，她说：“让我再看你一眼”，温柔、多情、忠贞，活脱脱一个东方传统小美人。无独有偶，在《复仇记》中又出现了一个漂亮风流的“猪美人。”一头成精的即将结婚的小母猪，脚穿“高跟的粉红色小皮鞋”，手戴“光滑明亮的皮手套”，“屁股扭得那么活泛”，在众猪的口哨声声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一头猪竟成了娇滴滴的小姐，活脱脱又一个东方现代小美人。有“美人”必有“英雄”。首先出场的是“狗英雄”。《狗道》中一群“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在抗日战争中组成了狗队伍，由于争风吃醋的内讧，红狗“凝眸一笑”脱颖而出成为领袖，最后在与人的战斗中壮烈死去，“那身美丽宝贵的红毛，像火苗子一样熊熊燃烧着”。这是“狗英雄”最后的辉煌与美丽。随后登台的还有“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中永远被视为不详之物，丑陋之怪，可在《红蝗》中，莫言却将它变成了博士级的独尊形象。因为它有“洞察人类灵魂的目光”，眼睛“圆得无法再圆，那两点金黄还在，威严而神秘”，因此看到它杏黄眼睛时，“我亢奋得几乎要嚎叫起来”且有“精神上的空虚”。经过九老爷耐心调教，它竟“突然唱起来，唱得那么怪异，那么美好”。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羊皮书”预示着布恩地亚家族的灭亡一样，“猫头鹰博士”美好的歌唱，也预示着食草家族恶时辰的到来。但是，不管是“驴美人”、“猪美人”，还是“狗英雄”、“猫头鹰博士”，都因与读者正常的审美心理定势和审美期待视野有一定距离而难以为其接受。给读者的终究是非审美意义的丑。
诚然，当我们对莫言小说审丑表达进行批判时，并不是意味着丑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相反，丑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既然大面积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那么真正严肃的艺术家就没有任何理由将它逐出审美视域。表现丑、诅咒丑、鞭挞丑是艺术家们人道主义的突出表现，否则将造成美学上的片面、单一和断裂，不但无法完整客观地表现现实人生，而且将会削弱艺术的真实性及其社会功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去表现丑，是将丑当成通向美的艺术手段和途径，还是终极目的；是为美而丑还是为丑而丑。我们且不说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萨克雷、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大师对丑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是何等深刻，单就波德莱尔、卡夫卡、萨特、加谬、艾略特、福克纳、贝凯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爱伦·坡等现代主义丑艺术大师而言，他们都能以变形的、冷酷的笔墨，在“地狱”、“荒原”、“恶心”等苍凉意象构筑的艺术世界里，抨击罪恶的现实，诅咒丑恶的人世，抒发悲惨的呐喊，因此我们透过吸毒、纵酒、肉欲和死亡等表层，依然能够看到那些破裂的灵魂在苦难中追求幸福，在异化中追求自由，在绝望中憧憬希望。正如阿拉贡所说，他赠给悲惨世界的痛苦人们的礼物是乐观；奥尼尔也说，与悲观主义搅和在一起的是高度的乐观主义。因此这些大师都能自觉理性地揭示丑深层的本质内涵，从容地实现了由丑向美的转化，审丑成了审美的艺术手段，而审美是审丑的终极归宿。而莫言小说缺少的正是这些。前苏联学者奥甫相尼科夫等人在批判资产阶级颓废派艺术时曾指出：“对丑的描绘往往成为目的本身，这就导致了畸型的唯美化”。[3]（P263）。莫言小说审丑不是审美的手段而是终极目的，以丑为美，化美为丑成了灵魂最后的栖息地。这是由于：第一，主体缺席。从丑到美的艺术转化，审美主体的审美文化心理向力至关重要，它是化丑为美的中介，主体应以理性的态度、审美的眼光、批判的资态审视丑表现丑，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莫泊桑的《羊脂球》、闻一多的《死水》。而莫言却以把玩的心态、欣赏的目光、赞美的姿态，甚至是歌唱的情怀去诗化丑，这不仅表明主体对丑情有独钟的特殊偏好，而且也是对纯洁艺术的作贱与对无辜读者的亵渎。对波德莱尔、比亚兹莱等丑艺术在师高度评价过的鲁迅曾明确指出“大便”是不能写的。可莫言却将“大便”写得一片辉煌、灿烂、美丽，甚至含有某种思想。这种企业图扩大艺术审美范畴和审丑功能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由于大便、肛门、经血、乱伦等意象的密集排布使主体彻底异化为智性的盲者而宣告退位，而这种主体的缺席又进一步导致了小说文本缺乏洞息人生观照世界的深刻性，使其带有严重的“扬丑溢恶”倾向。第二，审丑失控。丑不是美的对立而属于审美范畴，美又属于哲学范畴，因此审丑要有“度”的限制。这个“度”就是在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社会道德系统、人伦关系准则以及民众的审美文化取向。而莫言却“天马行空”、“毫无节制”，我行我素，以丑恶、畸形、变态来刺激读者低级感官，这是艺术的堕落。就连性学大师弗洛伊德在《爱情心理学》中都不否认：“文学家们不得不受制于某些条件；他们在影响读者情绪的同时，还必须挑起智性的与美学上的快感，因此他们不能直言不讳”。如果过分张扬丑言、丑行、丑态，那么美感就会受到伤害。正是由于主体的缺席和审丑的失控导致了莫言小说审丑上存在严重的偏颇和失误。
如果丑无力为崇高安放一个花环，为世界抹一道亮色，把镜头总是对准大便、鼻涕、丑陋、变态，因而也就不能鼓舞人们用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来战胜丑。所以著名美学家蒋孔阳严肃提醒作家，“不要忘记自己是人，不要像猪猡掉在泥淖中淹没自己，我们要前进，要超越。我们不但要承认自己的渺小和丑，更要追求那闪烁着人生光辉的伟大和美。”[4]【参考文献】[1]陈望衡．论丑〔A〕．美学新潮：第3集〔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2]丁帆．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J〕．文学评论，1989，（2）．[3]刘东．西方的丑学〔A〕．美学：第6辑〔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蒋孔阳．说丑〔J〕．文学评论，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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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讨厌一些作家将这种奇耻大辱写进书中，这种以残忍的面门体现的大无畏精神实在是太无聊太低级太不尽人意了，我觉得莫言这个人得到诺奖百分之六十的原因是因为写了这段丑陋的不堪的同时又很令人振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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