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抗日时期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的谣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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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抗日时期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的谣言真相
自1944年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局部反攻，到1945年更是积极大反攻，解放众多地方与人口。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敌后战场共歼(毙伤俘)日军52万-55万余人，再加上消灭的伪军，共150多万，而国共兵力比例是200：5(初期)，460：120(后期)。
　　谣言：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抗日时期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 出自网络 )
　　事实：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一、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㈠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日)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㈡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㈢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日)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㈣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㈤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二、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㈠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㈡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㈢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4.1942年2月杨诚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张海平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三、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㈠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㈡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㈢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1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㈣40余万国军败在5万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㈤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国民党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国民党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死亡、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1944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国民党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㈥蒋介石承认：国军骚扰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1944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像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四、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的五大丑闻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死亡44.7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45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50万。两者相互印证，此数据可以让中国“精英”们信服吧?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50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45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45万人，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1981出版。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这就是现实。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五、日伪档案戳穿中国精英无耻谎言
　　先摘录日本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一则电讯。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我们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注：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其实，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六、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㈠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第二天(12月1日)还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处理。《中日和约》的揭秘，让蒋介石集团的卖国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蒋介石集团与日本于日签订的《中日和约》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其实，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人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这种想法。美国不在乎苏联，却在乎英国。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国家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个鬼子是台湾通。他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了新训令，一会儿又要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70天(日本在对美国等国签约时服服帖帖，只用四天时间)，最后战胜国的蒋介石对战败国的日本乖乖就范。
　　所签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如下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也就是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此中屈辱，请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说的一段话：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后，又屈膝求全“放弃赔偿”。根据《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条件，只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就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的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
　　㈡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事实上，蒋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时，对日本总是奴颜婢膝。仅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态度为例，就可看出蒋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招呼”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到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
　　与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权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尽管蒋介石一身媚骨，却时常被日本人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感到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蒋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时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番话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抗战前“竭力消弭战祸”，战胜后却“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还是人说的话吗?(台湾外交文档：《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㈢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页一一九二)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回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在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麦，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七、除了早期的淞沪，武汉等少数战役外，尤其是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日本与国民党大多数“会战”兵力规模并不比日本敌后反扫荡作战规模大。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不仅不是“游而不击”，而且是恶战。
　　日本会战国民党、敌后扫荡作战规模：
　　日军作战以大队(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部兵员1000余人，再
　　加上支援部队(骑，炮，工，辎)要超过1500人。日军正面战场作战，规模最大的几次(如长沙，随枣等)，投入兵力叁十个大队左右，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叁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军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加强大队，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叁、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1941年扫荡晋察冀动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而且这些战役除日军外还要加上相当规模的伪军。
　　八路军抗战八年重要战役过千次：推荐阅读《八路军·表册》
　　该书是由成都军区组织人员编撰、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16开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一种。该书在后记介绍，编撰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图书资料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军区、各军兵种有关部门，冀中、冀鲁豫、冀东、冀南、山东纵队、山西新军史料编撰部门、华北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单位和许多老同的支持与帮助。这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了解八路军抗战历史的最权威的图书之一。笔者认为，该书资料非常珍贵，很值得推荐给读者。笔者在这里先将该书主要内容做一简要介绍，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原书。
　　㈠历史资料全以表格形式记载
　　《八路军·表册》是以表格形式记载八路军的有关历史资料。包括：八路军逐年实力统计表、编制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名册、战绩统计表、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英雄模范名录等内容。时间自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起至日抗日战争结束(战绩统计延长到日)。
　　㈡载入重要战役战斗1093个
　　编制序列表，记录了八路军1937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5年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团以上部队的编制序列状况，分列总表和详表。总表中开列总司令部、政治部、野战政治部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姓名。详表中开列各战略区(师)和二级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姓名以及旅、相等于旅的军分区、支队主官姓名。干部名册收录了团长、团政治委员(包括相当于团的支队、区队、大队主官)以上领导干部。旅(包括相当于旅的军分区、支队)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和供、卫部门主官;二级军区司、政机关部、处长和未设二级部(处)的科长以及供、卫部门以上主官干部;师(大战略区)机关科长以上干部，总计3438人。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干部调动频繁，名册只记载其主要职务和跨战略区的调动任职;凡调出八路军建制的任职，均从略;凡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叛变投敌和叛逃等性质行为的，均在页下注释。战绩统计表，收录了八路军总战绩和八路军各部队1943年以前歼日军100人或日伪军150人或伪军200人以上，1944年以后歼日军200人或日伪军250人或伪军300人以上的重要战役战斗1093个，个别歼敌人数虽不足上述标准，但影响较大的著名战斗，亦酌情列入。
　　㈢团以上干部牺牲(病故)728人
　　烈士名录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病故)的团(或相当于团的支队、区队、大队)参谋长、政治处主任以上，旅或相当于旅的支队、军分区司政机关正科级干部与供卫部门主官，以及师以上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728人。凡历史资料说法不一，难以认定的，均暂不收录。英雄模范名录，收录了八路军二级军区以上领导机关授予的英雄模范372人。由于八路军各部队在抗战中、后期才普遍开展创模运动，加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状态或其他原因，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当时军委、总部也没有可能制定统一的条例，因而各部队在评选标准、命名或批准权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关山西新军史料，表册只收录1940年春纳入八路军序列以后的内容。
　　㈣资料全面、详实、系统、准确
　　干部名册以姓氏笔画排列，战绩统计、烈士、英模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同一天有若干次战役战斗，则以参战部队的序列排列;几个烈士在同一天牺牲，或一批英模在同一时间授予称号，则以职务高低排列。干部、烈士、英模的籍贯，烈士牺牲(病故)地点和战绩统计表中的作战地点，一律用当时行政区划的名称(经考查，无法查清的用现在的市、县名称)。
　　该书编辑组在出版说明中还介绍说：《八路军·表册》编撰的主要依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电报、档案资料和报刊，并适当吸收了解放后党史军史的研究成果。在资料收集、考证、编撰工作中，力求全面、系统、准确。
　　例举：
　　1、晋察冀反“8路围攻”。37年11月24日——12月22日。日军20，108，26师团，中国驻屯兵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1万5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2、收复晋西北7城之战。38年2月22——38年4月1日。日军109，26师团各一部攻共1万多人，攻占黄河东岸晋西北7城，威胁陕甘宁。八路军120师358，359旅和警备6团共5个团1万多人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战败，八路军攻克晋西北7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
　　3、晋东南反“9路围攻”。38年4月4日——38年4月27日。日军20，108，16，109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东南根据地。八路军晋东南军区129师，115师344旅689团，决死1，3纵队共2万7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长乐村一战差点全歼108师团117联队，狼狈撤出晋东南根据地。
　　4、晋察冀秋反围攻。38年9月20日——11月7日。日军110，109，26师团+独立2，3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少将常冈宽治被击毙，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5、冀中反“5次围攻”。.38年11月12日——39年4月。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独立
　　8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中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
　　狈撤出冀中根据地。
　　6、晋南反“11路围攻”。39年1月——39年3月。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114，10师团+独立2，3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南根据地。晋南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7、鲁中夏季反围攻。39年6月1日——7月14日。日军5，21，32，114，师团+独立5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鲁中根据地。鲁中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8、太行夏季反围攻。39年7月——8月。日军10，20，35，36，108，109，师团+独立4，
　　9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9、北岳冬季反围攻。39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110师团+独立2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北岳根据地。八路军北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阿部规秀被击毙，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10、鲁南春季反围攻。40年4月14——5月5日。日军32，21师团+独立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鲁南根据地。鲁南军区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南根据地。
　　11、晋西北春季反围攻。40年6月7日——7月6日。日军26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2、百团大战。
　　13、皖东秋季反围攻。40年9月5日——9月17日。日军10，17师团，大举围攻新四军皖东根据地。新四军皖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皖东根据地。
　　14、太行秋季反围攻。40年10月6日——11月14日。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15、晋西北冬季反围攻。40年12月14日——41年1月24日。日军26，37，41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6、鲁西春季反围攻。41年1月11日——2月10日。日军32，21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鲁西根据地。八路军鲁西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西根据地。
　　17、冀东夏季反围攻。41年5月——7月。日军27师团+独立15混成旅团，大举围攻八路军冀东根据地。八路军冀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冀东根据地。
　　18、晋察冀秋季粉碎日军“百万大战”。41年8月14日——10月16日。日军为报复百团大战，出动21，23，26，110师团+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2，3，8，15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8万多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19、太岳秋季反围攻。41年9月20日——10月18日。日军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16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20、太行冬季反围攻。41年10月31日——11月22日。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21、沂蒙山冬季反“铁壁合围”。41年11月4——12月28日。日军17，21，32，33师团+独立5，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沂蒙山根据地。八路军鲁中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沂蒙山根据地。
　　22、太岳春季反围攻。42年2月3日——2月25日。日军41师团+36师团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八、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一直高于正面战场，且抗击着伪军。自1944年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局部反攻，到1945年更是积极大反攻，解放众多地方与人口。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敌后战场共歼(毙伤俘)日军52万-55万余人，再加上消灭的伪军，共150多万，而国共兵力比例是200：5(初期)，460：120(后期)。而据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死亡44.7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45万。
　　解放众多地方与人口：
　　自1944年春，敌后之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10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县城20余座。歼灭日伪军20万人(其中晋冀鲁豫军区歼敌72900余人，晋察冀军区歼敌45200余人，新四军〔不含第五师李先念部〕歼敌53198人)，解放人口1700万余人。
　　战略反攻阶段：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八路军组织了强大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共进行战役、战斗55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3512处，解放县城54座，歼灭日伪军113000余人。
　　1945年战略大反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毙伤俘(包括投诚和反正)日伪军35万余人，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淮阴、山海关、焦作、长治等中小城市250余座，解放2000万人口。
　　九、积极抗日与消极抗日的鲜明对比
　　㈠死在国民党手里的抗日英雄
　　除了“皖南事变”近万名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将士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国民党军队中一位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也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吉鸿昌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他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省扶沟人，中国著名的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1913年，18岁的吉鸿昌加入了冯玉祥的队伍，从此开始戎马生涯。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他所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铁军”。1931年，吉鸿昌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蒋介石解职并勒令出国“考察”。在欧美期间，吉鸿昌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
　　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惨遭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后又告诉刽子手：“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抗日英雄吉鸿昌没有倒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实在令人悲愤!
　　㈡民主人士怒斥：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
　　吴晗生活的前半生，正是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九一八”事变以后，吴晗在“读书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埋头在书本里。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学生抗日救国活动，但心情是矛盾的。他原本希望一心钻研古书，以便成名成家救中国，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击碎了他的梦想，也激起了他的民族义愤。他开始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此坐立不安。
　　1932年1月，吴晗在给胡适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忧愤:“处在现今的时局里，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听见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吴晗当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并没有接受共产党的“赤化”，属于名副其实的民主派人士，但他却在自己信里直截了当地指责“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这不仅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也从另一方面证明，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已经昭然若揭，而且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㈢蒋介石消极抗日“功绩”实录
　　1、事变，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张学良的30万军队丢失东北大片国土。这是日本开始蚕食中国的起点，也是蒋介石一系列消极抗日政策的发端。
　　2、卢沟桥事变，在“不抵抗”政策的主导下，国军一退再退，日军长驱直入。继丢掉东北以后，随着察哈尔、热河的相继沦陷，华北地区开始“自治”。大片国土被蚕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3、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给日寇侵华带来可乘之机。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后，蒋介石集团大肆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开始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其手段令人发指。仅仅3年时间，中央苏区遭到屠杀的军民总数就超过600万。吉安地区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福建省也被杀100多万。30万红军只剩下不足3万人，抗日力量受到极大削弱。
　　4、国民党自己统计数字表明，抗战期间政府抓的“壮丁”多达1400万，其中一半死在“自己人”的拷打、虐待、屠杀中，比在战场上死亡的380万军队要高出4倍。
　　5、为阻止日寇的进攻，蒋介石命令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淹死数百万无辜的老百姓。黄泛区的人民流离失所，其状惨不忍睹。为了阻敌，国民党军队又在长沙放火焚城，结果敌人没有挡住，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却在睡梦中烧死。
　　6、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理论，让投敌叛国的汉奸有了“保护伞”。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人数最多时200万，而投降日寇、充当屠杀中国人鹰犬爪牙的伪军，以及各种各样的敌伪武装组织的人数，至少在200万以上。
　　7、在蒋介石“宁可让国于日本，也不可让国于共党”的卖国思想指导下，终于引发了亲者痛、仇者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日本侵略者从此把国民党军队看成“友军”，并相互配合共同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8、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集团借抗战名义发国难财，出现“前方吃紧，丧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的战争奇观。抗战结束后，中国是“战胜国”。但战胜国并没有享受战胜国的利益。日本人投降了，其他帝国列强却争先恐后赶来填补空缺。更为遗憾地是，蒋介石集团还在诸列强的威逼利诱下，任凭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
　　( 《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容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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