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战争 游侠游侠一共多少集

游侠时代为何终结?
[摘要]从“游”字的引申义而言,政府不能容忍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处在相对立的位置。《杨贵妃秘史》中的李白(图源网络)哪些人可以称为游侠?《宋书·乐志》录有汉时大曲《东门行》一首,其词云: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县衣。拔剑出门去,儿女牵衣啼。它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共糜,上用仓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儿。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吾归。这个居于城中的家庭,盎(瓦器,盆、缶之类)中无米,桁(架于屋中的横木)上无衣,儿女啼哭喊饿。丈夫拔剑出门而去,看来是学过武的,出门是打算以剑谋生。妻子跟在后头叮嘱:“人家都希望大富大贵,我只愿与你过平安的日子,只要有糁子煮的粥就行了。上有苍天(天故,指自然生成的天;仓浪,当即沧浪或苍茛,用以形容天空的颜色),下有黄口小儿。今天我们虽然清苦贫困,你也不要违反人伦教化之理(教言),一定要自爱,不要做坏事情。”丈夫回答说:“好!已经不早了,我要走了。好好看家,等着我回来。”在这首诗里,丈夫是一位剑客,他要离开家,到外地去行侠了。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见“游侠”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剑客,持剑而行;二是要“游”,离开家,到外地去,去做“客”,才能称为“侠客”;三是游侠乃谋生的手段。游侠为何会出现?游侠之需要学剑,是一种可以与学儒并称的职业,前文已有所述及。应当承认,早期的游侠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冯驩“以贫身”投靠孟尝君,孟尝君的传舍长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就是用小绳子系住剑。冯驩弹剑而歌,先后唱来了鱼、车,后来更应当是得到了家。出东门的那位剑客可能没有冯驩的好运气,儿女可能要啼泣着长大了。早期的游侠应属于游士的一种,是择木而栖、择主而事的。我们知道,士本是最低级的贵族,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地位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相当一部分士脱离其原来“仕”、“事”的国君、卿、大夫,成为“游士”,亦即没有固定老板的士,其社会地位也大幅度下降,更靠近庶民了。另一方面,小部分庶人也通过学术而得以仕进,得列入“士”之列。这些由庶人上升的“士”,也没有固定的老板,所以也是游士。顾炎武说: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之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为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士最初都是有固定职事的人,后来丢失了固定的职事,只有靠自己去找工作,就成了游士。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特殊技能和知识,熟谙礼法、擅长主持礼仪的,就成为儒;而长于技击的就成为侠士。顾颉刚先生说:“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指战国时代——引者)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无论是儒士,还是侠士,都要择主而事。豫让尝事范氏与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后智伯为赵、韩、魏三家所灭,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豫让先后游仕范、中行、智三家,是典型的“游士”。荆轲的祖先是齐人,徙于卫,复至燕。他先“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又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复游于邯郸,与鲁句践争道。“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这个“游”的过程,就是选择“良主”、寻觅“知己”的过程。荆轲终于在燕国遇到了“知己”的燕太子丹,就把命卖给燕太子丹了。这里,择主的标准,是“知己”,也就是了解、看重自己。“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可谓为游侠的精神宣言。聂政于母丧之后,决定为严仲子效命,说:“政将为知己者用。”聂政死后,他的姐姐聂荣跑去认领尸体,也说:“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所强调的,都是“知己”。因此,游侠生存的背景与重要特点,是“游”,可以择良木而栖,选明君而事。换言之,游侠的黄金时代,就是在战国时期,盖春秋时代,士还受到身份的制约,不能随便游于列国,不便择主而事;到了嬴秦一统,天下只有一主,也就谈不上“择”了。秦、楚、汉之际,天下乱离,诸侯峰起,侠士复有游而择的可能,所以朱家对夏侯婴说,“臣各为其主用”,正是战国时代思想的余绪。班固对此非常明了,所以说: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游侠时代为何终结?如果没有汝阴侯滕公、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淮南王刘安以及外戚卫氏、霍氏、王氏那样的公卿豪门,以及郡国的豪强势家,游侠也就无“主”可“事”,势必失去其生存的环境与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被纳入到王朝国家的控制体系之内,成为编户齐民或者官吏,那么,也就没有“士”可以自由“游动”,既不能再“游”,也就无所谓“游侠”了。待在自己的家乡,称雄闾里乡曲的,也就只能演变为雄霸一方的“黑恶势力”了。荀悦《汉纪》于建元二年(前139)公孙弘族郭解案纪事后论道: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其所说的“游说”,当是指纵横家为代表的辩士;“游行”,应当是指像墨家那样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派别,或可泛指以诸子学说为核心聚结而成的各种政治团体。诸子百家、纵横之士,和游侠一样,都不会固守一国一地,而是四处奔走,以售其说、其能。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位置,其共同点就是“游”。 “游”的本义即“行”,也就是不安稳、不安定。所以,游者,无论是游侠,还是其他的游士,都不属于士、农、工、商的“国之四民”,因为他们不稳定地属于“国”,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所以,在东汉人荀悦看来,这些人已属于“奸民”,是“德之贼”,“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所以是“王道”的大敌。这些游士与游侠最多、活动最为频繁、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周秦之末,周末亦即战国时代,秦末则当指秦、楚、汉之际。余英时先生说:从“游”字的引申义(指“不安本业”——引者)言,大一统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社会学家研究古代帝国的政治系统,曾提出“自由流动的资源”(free瞗loating resources)的概念。所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包括在内。帝国的统治者对“自由流动的资源”的问题最为敏感。因为如果让“自由流动的资源”过于贫乏,传统的(主要即贵族的)势力大张,则帝国的行政系统又会为之失灵。因此,帝国的统治者必须经常地调节“自由流动的资源”,使之与传统的势力配合,并把这两股力量纳入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之中。帝国的统治是否有效,就要看它的调节能力如何。中国的游士、游侠之类的人物,正好为“自由流动的资源”的概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秦、汉统一的帝国出现,中国知识阶层史上的游士时代随即告终,这是完全不必诧异的。那么,游侠时代的结束,也就更不必诧异了。本文摘自《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鲁西奇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图书简介本书通过对《汉书》若干篇章的细致解读,分析《汉书》所叙述之历史过程与历史认识的根源,揭示记忆、回忆、追忆及谎言在历史叙述与认识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与局限;展现皇帝、官僚、侠士与儒生以及普通百姓的思想、言行与生活,阐明历史过程中人、社会与国家的不同作用及其局限;以现代人的思想与智慧,洞察历史真相,认识人类历史进程及其特征,阐发历史叙述中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思考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前世今生。(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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