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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二)
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二)
&&&&&&&继续我的马尾船政文化之旅。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第三层展示的是“船政教育”,标题名为“科教夙兴”,主要介绍船政学堂和培养出的船政精英。
马尾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为求人才沈葆祯主持了求是堂艺局的首次录取考试,亲自为考试制定、批阅试卷,求是堂艺局首次录取考试的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学生称为艺童,堂长称为监督。同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又附设了绘事院。1868年沈葆祯为了培养技术工人又在前学堂内增设一所技工学校——艺圃,艺圃的艺徒半天上课半天学习,学习期限3年,毕业后择其优者随前学堂学生赴法国各大船厂实习,其余分配于船政各厂。
船政学堂的学风极为严谨,在教学中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前学堂的学生到各船厂实习,而后学堂的学生则上练船实习,船政为此专门制造和购买了数艘练船。1871年船政学生(其中包括刘步蟾、严复、方伯谦、林泰曾等)驾驶练船“建威”完成了北起辽东南至新加坡的远洋训练。1877年船政首此派出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在沈葆祯的苦心孤诣下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由船政毕业的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中坚,李鸿章曾盛赞马尾船政学堂为“开山之祖”,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马尾船政学堂将永远彪炳史册。
船政校史:
(一)求是堂艺局:船政工程于日(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同时开局招生,招收105人。堂址乃于城内暂设两处: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与仙塔街;城外分设亚伯尔顺洋房一处。日开学。学制初定5年,实际为7年。学校于日迁至马尾新校舍,按其前、后位置,分为前、后学堂。
(二)前学堂:1867年仲夏,在马江之畔、中岐山之麓建起了中国第一所科技型高等学府——船政前、后学堂,培养高级造船、轮机制造和航海人才。6月8日开始上课。前学堂习法文,学制造,亦称制造学堂。
(三)后学堂:后学堂习英文,学驾驶,亦称驾驶学堂。日沈葆桢甄别前、后学堂艺童。1868年2月增设管轮学堂,故亦称驾驶管轮学堂。堂课5年,舰课2年。
(四)绘事院:日设立绘事院,招生39人学制图、绘算概要等。学制三年,培养中级测绘人才。优秀生可升入前学堂。
(五)艺圃:日设立,又称艺徒学堂。招收艺徒100多人,学制5年,培养中级造船工人。1897年4月艺圃分为艺徒学堂和匠首学堂,学制分别为三年。艺徒择优升入匠首,培养高级技工(技师)。优秀者可任监工(工程师)。
(六)电报学堂:日前学堂增设电报专业,又称电气学塾或电报学堂,招收32人。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校。
(七)福州海军制造学校:1913年10月,前学堂改名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 学制延长到10年。
(八)福州海军学校:1913年10月,后学堂改名为福州海军学校。学制改为8年4个月。1926年5月,海军制造学校与海军飞潜学校并入海军学校。1925年7月,增设化学专业,培养弹药检验人员,学制3年。1926年5月,海军制造学校与海军飞潜学校并入海军学校。日,日寇入侵。9月海军学校迁鼔山涌泉寺上课。日由鼔山内迁湖南湘潭。10月海军学校由湘潭再迁贵州桐梓(史称桐梓海校)。1941年2月增办造舰班,航海班视力欠佳、原应退学者12人转入,学制3年。日上午,日寇撤离马尾前,埋炸药炸毁海军学校、海军练营、勤工学校、望楼、海军官员宿舍(20号洋楼),放火将机关、学校宿舍烧成废墟。船厂中发电厂、拉铁厂、一号船坞均被炸毁。下午收复马尾。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2月迁贵州桐梓的马尾海军学校迁往重庆山洞。1946年12月迁至南京下关,与上海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合并为青岛海军军官学校。1949年9月南迁至厦门的青岛海军军官学校迁往台湾左营。
(九)福州海军艺术学校:1913年10月,艺圃改名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
(十)福州海军飞潜学校:1917年12月创办,由海军艺术学校在校生转入。甲班学飞机制造,乙班学潜艇制造,丙班学发动机制造。1928年办的航空班,专门培养试飞飞行员。1926年5月,海军飞潜学校与海军制造学校并入海军学校。
(十一)勤工、商船学校:1935年2月海军艺术学校停办,筹办“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简称勤工学校)。8月省教育厅准海军艺术学校改为私立勤工学校。1937年5月省教育厅准勤工学校设立高级机械科和高级航空机械科,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5年。校名改为: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日,日寇入侵。9月3日勤工学校迁鼔山下院上课。日内迁尤溪县。6月12日马尾勤工学校内的三个实验室被日寇炸毁。1941年6月勤工学校迁至将乐高滩。1943年7月受省交通局委托,代办汽车机械科,招收41人,学制为高中3年制。1944年2月勤工学校受省教育厅委托办“福建省立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简称商船学校),一个班子,两面牌子。
(十二)高航学校: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迁回马尾,两校合并,改称:福建省立林森高级航空机械商船学校(简称高航)。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称: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学校。1952年8月全国院系调整,并入福州工业学校、集美航海学校、上海造船学校。
(十三)福建船政学校:日无母校的勤工、商船、高航三校校友在榕集会,庆祝校庆。推举五校友向省领导建议复办福建马尾商船学校。1982年5月省政府批准复办,10月6日福建马尾商船学校开学,省长参加开学典礼。1988年5月改为福建船政学校。1994年9月迁入仓山首山路办学。1999年9月与交通学校等四校合并升格为大专改称:福建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科教夙兴:左宗棠在设局办厂的同时,开艺局学习造船与驾驶,以为“造就人才之地”。沈葆桢进而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阐明了学校教育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船政大胆挑战“私塾、官学、国学”等旧学教育,革新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和重义理、轻技艺的教育模式,突破了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传统观念,吸取外来精华,传授科学技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模式为天津、南京、黄埔、威海卫、昆明湖等地所相继效仿。“闽堂是开山之祖”。
船政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海军人才,无可非议地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而彪炳史册。
《求是堂艺局章程》:左宗棠在折中提出的《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第一条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学、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第二条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第三条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第四条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学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第五条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第六条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查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第七条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惟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第八条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清廷批准左宗棠所奏的艺局章程。招生开学
日意格和他的福建船政梦:
  “我要学中文”:1835年,日意格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区(Bretagne)的一个海港城市——洛里昂(Lorient)。1857年,年仅22岁的他,作为一名重要的军事人员,随法国海军来到中国。在这里他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中国人:他们善于观察思考,勇于实践,思维敏锐,举止文明。他感到无比幸运能来到这里!耳濡目染间,日意格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学中文!”
  初来乍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经过18个月的学习,日意格已经能和中国人简单地日常交流了,还可以应付一些工作上的事务,这让他感到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经常与“鸿儒们”自在地交流;并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在日记里像一个孩子似的写道:
“vous respirez & l’aise dans un milieu qui vous para&t &tre des
plus int&ressants[1]” (在一个令你欢喜、感到有趣的社会里,自由地呼吸。)
  日后,他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法汉词典》,这不仅帮助了更多的法国人学习中文;同时,也让中国人学习到了法文。可以说,他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语言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功在船政:1861年末,日意格被法国政府派往宁波,负责与大清朝廷接洽海关事务。后来在协助清廷攻打太平军时,与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不久,常捷军被解散,日意格被左宗棠请进了自己的中军帐...
  左宗棠恳请日意格促成中法两国合作,帮助大清朝廷建设一所海军兵工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需要一支海军,捍卫领土。
  1866年,海军兵工厂被左宗棠率日意格等人精心地设计在福州闽江口马尾一块三十多公顷的泥滩上。它在法国文献中被写做 “Arsenal
de FouTcheou (le chantier naval de MaWei )”
译成中文是:福州兵工厂(又名马尾造船厂)。这是当时苏黎世运河以东,世界上最新式的兵工厂(l’usine la plus moderne
du monde & l’est de Suez)。在马尾造船厂的旁边,同时开始建设马尾船政学堂。
  此刻的马尾,建设者们的热潮如火如荼!日意格带着五十多名法国工程师、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尾造船厂、船政学堂的建设中;日意格回忆道:“战舰上,我与将士们分享实战经验;课堂上,我向清政府选派来的学生们讲解造船理论。”他发自内心地把所掌握的海军知识,对海军的理解,舰船的建造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学生们,并把他对海军基地的构想,连同他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马尾船政的建设中。
  马尾造船厂开办初期,日意格在一篇写给设在巴黎的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技术报告中描述道:
  “1867年初,一些筹备工作开始着手,如召集员工和准备材料,但在该年的10月1日之前,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当我从法国——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劳工和物资——返回时,那些工厂,严格来说来应该称之为船政局的工厂有了真正地发展。坐在裸露的稻田里,看到厂房即将从那里拔地而起,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再也无法忘记为此而遭受的罪。从法国购置的机器还没有运到,码头上也没有来自欧洲的工具和机械。但我们却不得不去工作。
  “所有到过福州并写下游记的旅行者,都毫无例外的对船政局给与了赞扬。此种结果比预想的要好。良好的管理和秩序,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如一的和谐,对船政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2]”
  “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万年清’号。[3]”从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他把西方先进造船技术引进到了中国。“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4]”
  两位法国作家Amiral Louis de Contenson 和Ren& Vi&net在他们的合写文章 《Qui se
souvient de la premi&re universit& francophone de Chine
?(谁还曾记得中国的第一所法国式大学?)》中这样描述:1872年,法国驻中国军事最高长官Guy de
Contenson来到马尾,视察了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之后他专门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高度赞扬了日意格对马尾船政的贡献,表彰他为中国乃至世界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先驱的业绩。
  后来,日意格促成并亲自安排了船政学生到法国、英国留学。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成效的留学活动。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学有所成,并且日后都成为中国在军事、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开创者、奠基人。其中包括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军舰制造专家魏瀚,清末外交官陈季同等。
  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祯在向朝廷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正当马尾船政与日意格以及他的团队合作得渐入佳境时,一场突如其来爆发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出乎了所有船政人的意料。
  一群法国人的欢呼与一个法国人的愤怒: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的夏天,法国把战火延烧到了闽江口。
  法军在半小时内摧毁了大清福建水师十几艘战船——这几乎是日意格在马尾这十几年来的全部心血。这十几艘战船承载着日意格的使命、以及洒在这片热土上的辛勤与汗水,一同悲壮地沉入在这滚滚的闽江里。
  一群法国水兵胜利后的欢呼,被雕刻在当时的木版画里。而此时身在法国的日意格,却只能把愤怒一刀一刀地刻在自己的心里。从年,在日意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几乎用尽浑身解数,为避免和停止这场战争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一个法国人对中国的情怀在拿破仑三世的威严号令面前,显得是多么渺小与无助啊!
  日,日意格在法国戛纳(Cannes)去世了。据WIKIP&EDIA(维基百科法语版)记载,在病榻上,他甚至坚持着为再次回到中国马尾,做临行前的各种准备,并梦想着再次为中国打造一支全新的海上舰队!
  勋章和他的葬礼:号——他去世一周后,日意格的葬礼在巴黎玛德琳教堂(L’&glise
de la Madeleine)里举行。葬礼当天的情形,被详细地记录在 《纪念日意格(A LA M&EMOIRE DE PROSPER
GIQUEL)》这份文档里,它现在仍被完好地保存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以下是其中一段令人动容的描述:
  “Un ma&tre des c&r&monies portait sur un coussin en velours noir,
les nombreuses d&corations du d&funt, les m&dailles comm&moratives
de ses campagnes, et sa pelisse de mandarin en soie jaune
imp&rial.”
  “主持仪式的神父手捧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蒲团,上面摆放着死者生前的遗物,战争中所获的若干纪念章和一件满清朝廷的御赐黄马褂。”
  那些勋章中,就有一枚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意格在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工作期间,因他在船政教导中的功劳,所获得的朝廷封赏。可以感觉出,黄马褂、勋章是他此生最看重的东西,他要让所有法国人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是带着对中国福建船政事业的遗憾,怀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限的眷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马尾海军学校(又称福州海军学校)是中华民国海军在福建省福州所设立的一所培养初级海军军官的学校,其前身是沈葆祯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913年,原船政后学堂改为马尾海军学校(前学堂则改为海军制造学校),隶属于海军部。1926年,海军制造学校与海军飞潜学校(1920年设立)同时并入马尾海校。1928年,烟台海军学校停办后,其末届学生归入该校。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迁往湖南湘潭、贵州桐梓、四川重庆等地。战后于1946年与上海的新制海军官校合并而停办。1913年至1946年间,马尾海校共计有24届458名毕业生,分为航海、轮机、造舰、军用化学等专业。而担任过该校校长的则有王桐、张斌元、陈兆锵、沈觐宸、夏孙鹏、杜锡圭、朱天森、李孟彬、高宪申等。
马尾海校第九届毕业生李作健手抄《航海学》课本
该书为烟台海校驾驶第六届毕业生倪则烺在海军“通济”练习舰担任见习官时所用的课本。&
海校学生陈允权的应用力学作业本
庄怀远笔记本。(记得庄怀远好像参加了抗战,是一名飞行员来着,所以照下了这一张照片......)&
船政学堂所使用的教学仪器......
左:船政学堂教学使用的显微镜(1872年英国制造)&
右:后学堂学生航海实习时使用的六分仪(1852年)英国制造
左上图:1987年3月,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聘请丹麦大北公司工程师担任教习,培训中国学生学习电气、电信及电线制造。至1882年,船政电报学堂共培养140多名专业人才。毕业生分赴全国各地,负责安装电线,参与创办电报学堂,继续培养专业人才。
左下图:电报学堂
船政学堂的影响十分广泛,其模式为全国各地相继效仿。李鸿章因此盛赞“闽堂是开山之祖”。
右1:1886年8月创办的昆明湖水操学堂:清廷建设近代海军从1875年开始,历经十余年到1886年北洋水师已规模初具。但满清政府看到海军上下数万官兵全都是汉人,为了加强对海军的控制培养满族海军人才,并为挪用海军经费兴建颐和园寻找借口,清廷决定设立一所专门培养满族海军军官的学校。1887年1月满清政府的皇家海军学校——水师内学堂正式成立,因学堂坐落在皇家禁苑昆明湖附近又称为昆明湖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学堂隶属于神机营,设总办1人,提调1人,洋文教师3人,中文教师2人。因主要目的是培养海军军官所以只设驾驶一个专业,学期5年,科目包括“西法测算、天文、驾驶诸学”。学生从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健锐营和外火器营中挑选而出,并严格禁止汉人入学,首期录取40人。学生除正常学习外,还担负着驾驶火轮船拖带御船的任务。由于昆明湖水师学堂成立较晚,仅培养出一批学生(甲午战后1895年学堂被裁撤),这唯一的一批学生毕业时中国海军经过甲午一战已支离破碎,大部分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调离了海军,其后仅有3人留在了海军第一线,这3人在清廷重建北洋水师时分别担任了海军两艘主力舰的舰长、副舰长。
&&&&&&右2:江南水师学堂创办于1890年10月。图为江南水师学堂督办(校长)办公楼。江南水师学堂又称南洋水师学堂、江宁水师学堂。建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江南水师学堂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事学校,作为培养科技人才的基地,是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1925年(民国十四年)江南水师学堂停办,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在行政院军政部之下设立海军署,于次年,将其扩充为海军部。民国海军总长林建章、海军总长与代总理杜钖圭、黄花岗起义领袖赵声、海军舰队司令陈季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等人都是江南水师学堂知名校友。学堂设总办一人;提调、监督、文案等职员十余人;中外籍教习十余人;附属工厂工人及乐队、杂役等60余人。学堂制度参照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管轮两科,每科又分头、二、三班,每班派一教员专课。课程分堂课、船课。学生入学后进入三班,专门学习英语等基础知识,升入头班后方才教习专业知识,包括天文、海道、御风、布阵、修造、汽机、演放水雷等。学生还必须学习《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读史兵略》等中国传统军事名著,以积累军事战略思想。学校有六员汉文教习,定期给学生上课。学生的津贴费及膳宿、衣靴、书籍、文具等生活、学习用品由学堂供给。学堂规定新生要经过考试、体检、试学三关;还需由亲属出具干结及绅士保结,声明系身家清白、并非寄籍外国、不信异邪教等;学习期间不得自行告退和婚娶,若聚众滋事或畏难逃学,给予开除外还要追缴津贴费。每隔若干年,由海军提镇率学生乘练船下外洋实习,途中对学生进行考核,分记等第。全程学习共6-7年,毕业生择优送英国留学。该校原定学生为120名,但学堂成立后,因缺乏练船,不能满足学生实习需要,遂逐年裁减学生名额。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遵旨规复原定名额,并添设“寰泰”练船一艘,以供学生出洋实习。江南水师学堂较福州船政、天津水师学堂为后起,但办理颇积极,毕业生或送往日本留学,或往英国军舰实习,造就人才颇多。至清朝覆灭,江南水师学堂共毕业驾驶班七届107人,管轮班六届91人,鱼雷班(由江南鱼雷学堂并入)五届13人。毕业生中著名人物有:林建章、杜锡圭、陈季良、陈绍宽、赵声等。另外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也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鲁迅于1898年入管轮班,不过那时的江南水师学堂早已腐败、破落不堪了。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江南水师学堂被改为海军军官学校,培训海军高级军官,由留英学生孟慕超出任总教官,1915年改为海军雷电学校,挑选海军舰队军官及烟台海校航海班学生入校,学习新式鱼雷技术,又选高中毕业生入校,学习无线电技术,由挪威籍无线电工程师萨文生(A·E·Salvesen)教授。1917年,烟台海校的枪炮练习所并入,遂更名为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由海军少将郑伦担任校长。自年,无线电班毕业三班,共86人,然后停办。鱼雷班、枪炮班在年间,毕业400余人,1927年也被停办。1925年,江南水师学堂停办。1928年,国民政府在行政院军政部之下设立海军署,于次年,将其扩充为海军部。1949年,这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海军学校。1970年后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二四研究所所在地。
右3:1880年7月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晚清继福建船政学堂后创办的第二所培养海军军官的新式学校。1880年(清光绪六年)8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于天津,次年7月建成招生,专为北洋海军培养管驾人才。初以船政大臣吴赞诚为督办,翌年改以原福建船政提调吴仲翔为总办,留英归国学生严复为总教习(后升任总办)。规章多仿福建船政学堂,略有变通。内设驾驶、管轮两个专业。前者主学气象、地理、微积分、驾驶、测量、演放鱼雷等科,后者主学算学、物理、行船、汽机、机器绘图、修定鱼雷等科。英语、数学
(几何、代数、三角)
为共同课程。此外还教习步兵操练、枪炮法理等。首期教习多为英国人。学生凡年在14~17岁,“耳目聪明”、“文字清顺”者均可报考。录取者初为试习生,学英文3个月后“择其聪俊者留堂肄业”。学制5年(后延至7年),其中课堂教学4年,实习1年,返学堂再学习3个月,复上枪炮练船实习3个月,后派上“威远”练船实习。学堂课业繁重,考核严格,每年春、夏、冬三次小考,秋季北洋大臣亲临校阅。择其优者以千总候补,次者以把总候补,毕业后归兵船差遣,尽先补用。至1899年共毕业学生210人。1900年校舍被八国联军炮火击毁,学生散失,遂停办。
光绪六年(1880)七月十七日,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派前船政大臣吴赞诚在天津筹办水师学堂练船事宜。光绪七年(1881),水师学堂建成,派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教练,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分驾驶、管轮两科,驾驶科专习管驾轮船,管轮科专习管理轮机。开设英文、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重学、天文、舆地、测量、驾驶、化学、格致等课程,兼习经史文义,训演外国水师操法。学生入学年龄十四至十七岁,学制五年,其中四年在学堂学习各种课程,一年上练船实习。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
李鸿章为培养北方海军人才,于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奏请开办,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招生。学堂设于天津机器局附近,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毁于兵火止,共毕业驾驶、管轮专业学生各六届,200余人,均被吸收进北洋舰队。学堂招收身家清白、身无废疾、文字清通、已读过二、三种经,能作论及小讲半篇,年13-17岁的青少年入学。分驾驶、管轮两科,均用英文教授,五年毕业。课程分堂课、船课两种。堂课四年,在堂学习,有英文、数学、力学、化学、格致、天文、地舆测量及读经、国文等课程。船课一年,上船实习海军技艺,有海道、驾驶、帆缆、枪炮、列阵等课程。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并选派至英法德留学。天津水师学堂首任总办吴赞成,后由吴仲翔接替。严复、萨镇冰、马吉芬等先后在该学堂任教。
著名毕业生:黎元洪、谢葆璋、张伯苓、刘传绶、伍光鉴。
右4:图中有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和正教习萨镇冰。
上图:1889年北洋水师在刘公岛创办威海水师学堂(亦称刘公岛水师学堂),图为威海水师学堂。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处有迹可寻的清代海军学校威海水师学堂,残存有东西辕门、照壁、小戏楼、旗杆座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营房、军官宿舍等。光绪十五年(1889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因海军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现仅有天津水师学堂一处,因此奏请再设立一学堂于刘公岛,故又称刘公岛水师学堂。
威海水师学堂1890年开办,是清政府继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学堂之后创办的第四所培训海军军官的学堂。国内已有3所学堂,为何还要创办威海水师学堂呢?这与丁汝昌和李鸿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889年,北洋海军成立的第二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呈请李鸿章代奏设立威海水师学堂。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李鸿章认为,“北洋现有各师船需才甚殷,非多设学堂不足以资造就。堂内学生课程有洋文、洋语、史论、算学、海图、星象、测量、格致诸物,必须研究数年,方能略窥蕴奥。及挑入练船,又须练习风涛、沙线、帆缆、轮机、枪械、雷炮各艺,计非十年之久,不克毕业。是则水师学堂之设,实为海军切要之图,仅止天津一堂,储才无多,恐难敷用。”其次,威海卫是北洋海军基地,包括练船在内的所有北洋船舰常年驻泊在此。《北洋军章程》规定:“驾驶学生在堂习业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回堂再习三月,然后拔入枪炮练船再习三月,考试如式,派归兵船差遣补用。”因此,丁汝昌认为:“设立威海水师学堂,俾堂课之余,能获实地兼习枪炮、雷学、船艺等,毕业后即可直接赴舰服务。”
获得清政府批准后,学堂于1889年动工,共建房屋近70间,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花费购地银、工料银近万两。日,威海水师学堂开始授课。1889年冬,北洋舰队照例到南方操巡,顺便为威海水师学堂招收学生。由于舰队在各地都是短暂停留,没有足够时间在社会上公开招生,生源多是在上海、香港、福州等地停留期间由舰上军官引荐的家乡青少年。由于北洋海军军官多是福建人,所招学生也以闽籍居多,平均年龄在15—18岁。这次招生除36名正式学员外,还招收10名自费生。他们随舰队到达威海基地后,随即开课。由于4年之后威海水师学堂停办,这46名学生成为威海水师学堂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毕业生。
水师提督丁汝昌兼任学堂总办,下设委员、提调、总教习、洋文教习各一名,汉文教习两名,配有敏捷、康济、威远、海镜4条练船,开设有英文、几何、代数、驾驶和舰炮操法、轮机、天文、地理、泅水等30余门内堂和外场课目。所有规章制度、管理、奖惩等均按天津水师学堂章程办理。由于威海水师学堂地处北洋海军基地威海港内,北洋海军的设施均可作为学员实习之用,部分教员也由北洋海军的教练兼任,学员在学堂学习的同时,可上船实际操作练习,这是其他水师学堂所不及的。
威海水师学堂只设驾驶专业,至甲午战败共开办4年,毕业学生一届,共30人。学堂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毕业生中有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海军高级将领。吴纫礼系威海水师学堂毕业之首名,历任北洋、国民政府之要职,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罗开榜也历任国民政府陆军部次长,代理陆军部总长中将军衔,1912年任段祺瑞组建的定国军总参谋长,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的中华民国临时府高参。另外,杨教修、崔富文、李圣传均在海军服役,也成为著名的海军将领。
威海水师学堂毁于甲午战火,战后,部分学生转入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1894年甲午战争后至1944年刘公岛伪海军起义期间,威海水师学堂曾先后被英国和日本侵略者占据。新中国成立后,学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管理使用。
中图:黄埔水师学堂于1893年正式设立,其前身为1880年创办的“实学馆”,即“水陆师学堂”。图为黄埔水师学堂全景及校舍。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原名水师诵堂,与陆师诵堂合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地方,并称广州水陆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创设,甲午战后经时任两广总督潭钟麟更名为广东黄埔水师学堂。黄埔水师堂规制、课程仿照马尾、天津水师学堂成法,并根据广东实际情况,略作变通。光绪三十年(1904年),总办魏瀚将40名鱼雷局学堂学生归入“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又将其改名为“水师鱼雷学堂”,学生除了学习驾驶外,兼学管轮、鱼雷课,这是我国海军早期航轮兼宜制度的尝试。1906年魏瀚在“水师鱼雷学堂”同一校舍办海军工业学堂,改校名为“广东水师工业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收归海军部管理,学堂改组,广东水师工业学堂的学生归并于水师,“广东水师工业学堂”改名为“广东海军学校”。广东海军学校以肖宝珩为校长,学生定额130名,以“实施海军教育,养成海军人材”为教学宗旨,并定出校训四条:爱国、服从、名誉、乐群。又修订学制:预科、本科各修三年,共十二个学期毕业。预科开设课目为:算术、代数、几何、量积、平面三角、物理、化学、英文、国文、历史、地理、绘图、操练、舢板、游泳等。本科学习课目为:弧三角、航海、天文、微积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运用术、炮术、轮机、水鱼雷等。在此期间,孙中山先生曾到黄埔对海军学生讲话,训勉爱国,振兴海军。1921年12月该校因经费原因暂时停办,招生至第十八期。黄埔水师学堂自开办起,共毕业驾驶班学生10名、管轮班学生198名。其第八至第十届驾驶班学生均往北洋海军练习。
下图: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各水师学堂要职情况表。
船政后学堂:清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初五,求是堂艺局迁至马尾后,按专业进行分班,因航海专业校舍设在船政衙门南侧后部,遂称船政后学堂。学堂设有驾驶专业,学制5年,开设英语、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气象,航海算术和地理,采用外国教材。专业实习课有舰船驾驶和演炮。光绪七年(1881年)前后,增设轮机专业,学制5年,学习课程有算术、几何、设计、蒸汽机结构、操纵维护船用蒸汽机、使用仪表、监分计等。同时,进行实际安装操作,使学生初步掌握管轮的知识和实际经验。至光绪三十四年,驾驶班共毕业学生19届241人。至宣统三年(1911年)轮机班学生共毕业11届545人。民国2年(1913年)10月,船政后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学校。民国9~13年,原船政后学堂招收的最后三届轮机班学生共毕业84人。
&&&&&&&左上图:船政前学堂于1867年12月开设设计专业,又称“绘事院”、“画院”,教授绘制船图和机器图。图为马尾船厂内现仍在使用的绘事院建筑。
&&&&&&&左下图:1868年,船政设立“艺圃”培养技术工人,白天入厂学艺,晚上上课。日意格将之称为学徒班,这是我国最早的技工学校,学堂学生称艺童,学圃学生称艺徒。图为艺圃旧址。
&&&&&&&右上图:为遗留至今的马限山法国教师住宅(北座)。
右中图:学生入学前接受的都是封建文化教育,要接受近代科技知识、学习外语,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但是,学生们无比勤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掌握了外语和造船科技知识,令人惊叹。洋监督日意格为帮助学生学习法语,于1868年编撰出法汉工具书《福州船政学堂常用技术词典》(中国最早的一部中法词典),不久又改编为《法汉袖珍词典》(1873年12月以后由上海美国长老会印刷出版,北京图书馆现存有该版本)。
右下图:船政学堂实行严格的考核淘汰制度。章程规定,连考三次三等者退学。因此,开办之初艺童、艺徒300余人,至1874年只剩下163名(根据《名册》记载),也就是从入学到毕业被淘汰者将近一半。
近代航海使用的罗径(德国制造)
后学堂学生航海实习时使用的经纬仪(1870年英国制造)
左上图:船政学堂前后共聘用洋教师(含船厂兼职)42人,大多数都受学生欢迎。1871年,船政后学堂23名学生离开马尾即将驾船远航时,曾联名在丝绢上用彩饰写成了一封动情的英文信,送给他们崇敬的英国老师嘉乐尔(Fames
Carroll)。
左下图:1871年2月,船政聘英国海军少将逊顺为“建威”(购自德国)练船教习。逊顺态度傲慢,常侮辱学生。12月,不满洋教习非礼虐待,后学堂学生由刘步蟾、邱宝仁为首罢课。沈葆桢缴去逊顺教习职务,遣返英国,学潮平息。
右上图:船政聘用外国人,必须得到他们所在国的允许。此为聘用英国水师管轮官师丢瓦充教习之合同。船政必须先行文总署,由总署行文驻英公使,照会英外交部。
&&&&&&&曾纪泽(日—日):字劼刚,号梦瞻。汉族。湖南双峰荷叶人。清代著名外交家,曾国藩次子。初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光绪年间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大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官员。其后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中法战争时,力与法人争辩。官至户部左侍郎。光绪十六年(1890年)卒,年五十一,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曾纪泽学贯中西,有诗古文及奏疏若干卷,早岁所著,有《佩文韵来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说》等传于世,后人辑有《曾惠敏公全集》。工诗文,书法篆刻,善山水,尤精绘狮子。
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二日(12月7日),曾纪泽生于荷叶黄金堂,为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自幼受严格教育,通经史,工诗文,并精算术。及长,因受洋务运动影响,复力学英语,研究西方科学文化。识者每以“学贯中西”誉之。
同治九年(1870年),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
光绪三年(1877年),为父守丧期满,以承袭一等毅勇侯爵位入京。
光绪四年(1878年),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在出使任内,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又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使得使馆的规模既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驻外严于操远,节约公费,摒弃贪劣,倡导廉洁之风,为外国人所敬重。
光绪五年(1879年),巴西通过其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招募华工垦荒。曾纪泽建议清廷予以同意;唯对招募华工一事,因美洲各国虐待“苦力”,请予以拒绝。
清政府曾于光绪四年(1878年)6月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回伊犁失地,崇厚受沙俄的威胁下,竟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于光绪五年(1879年)12月2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于光绪六年(1880年)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曾纪泽抵达俄国后,“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前后谈判历时10阅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
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所签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为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予收回;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同年,曾纪泽迁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不断抗议法政府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与法人争辨,始终不挠。又疏筹“备御六策”。虽在病中,犹坚守岗位,进行斗争。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曾纪泽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旋为兵部侍郎入总理衙门,后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在任出使英、法、俄三国大臣期间,订造了“致远”、“靖远”舰,为了订购军舰不受制于洋人,深入的学习过近代海军知识,在有关舰船技术的论述上极有见地。在此期间还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普天乐》。他关心外交诸事,如驻外领事部署,何地当设,何地宜缓,何地不应役,都随时向总理衙门各国事项建议。还改进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电报通讯办法。他在外交界享有声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并称“郭曾”。在出使英俄期间,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出外来的侵略适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三日,调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二十日,任户部管理三库大臣。九月六日,兼署刑部右侍郎。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六日,兼署吏部左侍郎。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日),曾纪泽在北京台基厂寓邸中病逝,实际得年未满五十一岁。两日后,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少保,照侍郎之例赐恤。旋即赐谥“惠敏”。
&&&&&&&收回伊犁:1864年浩罕汗国贵族,军事首领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1871年7月,沙皇俄国趁阿古柏侵占新疆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清政府与之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1876年至1877年间,后陕甘总督左宗棠指挥清军就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清廷有利。于是,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去俄国同沙皇交涉伊犁问题。崇厚十分昏庸无知,他以为只要收回伊犁就什么都能解决,结果在俄国官员的威胁和欺骗之下,他擅自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怒。清廷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怕与俄国人打仗,主张妥协,接受这一条约;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要求修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把失去的主权收回来,同时做好开战的准备,万一谈判失败,就在战场上与俄国决出个胜负。左宗棠说到做到,积极备战。他分兵三路,向伊犁进军。不久,他自己带着一口棺材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出发,表示不收复伊犁,决不活着回到关内。在全国民众的一片抗议声和爱国官员的坚决要求下,西太后不得不把崇厚撤职,交给刑部严加惩处,不久又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去俄国与沙皇政府重新谈判。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于1878年担任驻英、法公使。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他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此次谈判难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
格尔斯故意拖时间,不作答复。曾纪泽就派人去催。格尔斯也派了人来回答说,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
来人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退了回去。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一千二百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罗斯只好开战了。”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
《中俄伊犁条约》(亦称《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界务方面,在伊犁地区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领土。在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的界线,改为在《里瓦几亚条约》界线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原线之间"勘定新界",中国收回了一部分领土。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二处;中俄陆路通商新疆至汉口一条路线,删除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段;水路方面关于俄轮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被删除了。
该条约大部分保留了《交收伊犁条约》规定的商业特权。从根本上说,它和《交收伊犁条约》一样,都是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是近代中国以来难得的一次外交胜利,此事使曾纪泽博得朝野的好评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
出使欧洲:洋务运动的启蒙者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最初与西方的交手中,感应到变局的到来。但是否真的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则是有疑问的。士大夫要承认中国在军事力量不足之外,还存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文化范畴的不足,这对他们而言,存在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只有亲身经历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才能有力地冲击这最后的防线,从而真正走向世界。曾纪泽的前任郭嵩焘已经大胆地承认了中国文化问题对中国发展的深刻牵制。曾纪泽本人通过朴素的观察,也得出了类似的明确结论。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于昆仑之外的这座大山,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观察,具有很强的层次性。
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义正言辞地说:“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
加税之权,操之在我!”
二是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在学问之外, 纷繁复杂、热气腾腾的西方社会给曾纪泽以何种冲击呢? 对于外交官, 考察所在国“
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
是一项基本的使命。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楼层不高,浪费土地。“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对于园林建设,曾纪泽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别。西方“
其建筑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
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他把西方建设公共园林和“ 与民同乐”
的政治理想结合,发现了西方社会以民为本的政治基因。其暗含的意思,则是中国园林多为私家或皇家所建,没有实践古人“ 与民同乐”
三是对军事力量的认识。作为洋务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对中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应该说是最为敏感的。对于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根源,他认识到:“
盖其规模, 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 兼擅其胜也。”
西方为什么能够做到利用全国的智慧和力量,而造就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呢?曾纪泽语焉不详。这可能是他观察的缺陷,但也可能是他不愿牵涉进政治的纠纷吧。因为他反观中国自身的著名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说“
至于国内政事”, 则云“余暂不言” 。因为再进一步走下去就是维新派了。
其它成就:曾纪泽还参与了中英鸦片交易加税免厘问题和朝鲜、英国强占缅甸等问题的对外交涉。年,曾纪泽在巴黎就越南中法战争事务与法国政府进行谈判,立场强硬,但由于越南战事不利清廷上层意图主和,1884年4月被解除驻法公使的职务,1885年6月卸任驻英俄公使职务。回中国前,曾纪泽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了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观点的文章《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译名《中国先睡后醒论》)。回国后参与海军衙门事务,并力图促进中国外交政策的改革,以及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出任英国公使期间,主持订购了“致远”“靖远”号巡洋舰,照会英外交部为船政聘用学堂教习。
人物评价:《中俄改订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哗然。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法国驻俄公使商西则这样说道:“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不过严复在英国时,说曾纪泽“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喜为轻藐鄙夷之事”、“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
谭嗣同:“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
俞樾在《曾惠敏墓志铭》中评价道:“文正公薨、惠敏公嗣,又继之以雄才伟略,为国家宣布德意,奋扬威棱,谈笑樽俎之间,折冲万里之外,将天之钟美于曾氏乎,乃天之笃祜我圣清也。”
萧一山在所著《清史大纲》一书中评“曾纪泽是我国当时最了解国际形势的外交家”,对使俄换约“不矜不伐,操心虑患的态度,真不愧为曾文正公之子。
海军学校学员宋焜笔记本1947年:记录海军名词及成语&
军事留学,船政首创:
左图:光绪初年(),官派幼童留美,分四批共120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幼童没有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完成学业,被迫于1881年全部提前回国。回国的幼童中有部分再入船政学堂学习。图为京师同文馆留美幼童照片。&
中图:第一批留欧生于日乘“济安”号开赴香港,4月5日转乘邮轮由香港出发,5月11日到达伦敦。图为留欧学生抵达的场景。&
1887年船政派去英国留学的中国第一批海军生13名。&
右图:为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为学院大饭厅
&&&&&&在中国学员留学欧洲的时间里,日本政局动荡,将海军建设作为国家第一要务,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图为在法国学习造船的中日留学生。
清朝时颁发的执照......
海校毕业生卓韵湘的普渡大学电机学士证书、毕业证书、毕业照及资历证书、奖章。(后裔捐赠)
左上图: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船政学堂学生及烟台海军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学生赴日学习。其中8人于次年改派留学英国。图为8名留英学生在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深造时合影。
左中图:从英国复印回来的“在皇家军舰服役的外国军官名单”之一。其中有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军阶均为海军中尉。
左下图:从英国复印回来的“在皇家军舰服役的外国军官名单”之二。其中有刘步蟾等6位中国军官。
右上图:船政留欧海军生刘步蟾、林永升等曾登临实习的英国皇家海军“马那杜”军舰。
右中图:1890年,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埃森梅射击场实弹发射280毫米克虏伯大炮。
右下图: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教官的教示下演练装炮弹。
左上图:19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军工产业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留学生在这里亲身感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图为德国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全景(1886年)。
左下图:船政订购的克虏伯炮正在德国装船准备启运回闽。
右上图:船政留欧学生多有建树,如魏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陈兆翱被认为“可与德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陈兆翱在留法期间“即得悉法人制机之秘,在法时曾创新式锅炉,法人奇之”,其所创制的抽水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还改进轮船车叶,化侧为平,外国竞相效之。陈兆翱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为世界科技做出贡献的发明家,多次受嘉奖,晋升至总兵。图为陈兆翱画像。
墙角的一处仿舰船设计......
人才辈出,群星璀璨: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初,在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及铁路交通等领域,活跃着一支新的社会力量——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
比较著名的船政学堂毕业生......
高鲁():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长乐人。生于日,卒于日。早年就读于福建马江船政学堂。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不久任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1918年去欧洲,任留欧学生监督。1921年回国后仍任中央观象台台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1929年任驻法国公使。1931年回国后相继任监察院监察委员、闽浙监察使等职。1913年创办《气象月刊》,普及气象学和天文学知识。1915年此刊改为《观象丛报》,1930年更名为《宇宙》。1922年发起成立中国天文学会,并任首任会长。1927年筹划建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参与组织1936年和1941年两次日全食观测。1929年发明天璇式中文打字机。著有《日晷通论》、《星象统笺》、《中央观象台过去与未来》、《相对论原理》等。
接管清政府的钦天监:高鲁是福建省长乐县人,1897年毕业于著名的福建马尾海军学堂,1905年被选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工科,获工科博士学位。他一直热爱天文学,特别是受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天文著作影响,他以自己深厚的数理基础投入到天文学研究领域。
高鲁是一位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者,1909年他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巴黎组织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34岁的高鲁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秘书兼内务部疆理司司长。1912年,民国政府迁都北京,教育部接管了当时清政府的钦天监(即现在的北京古观象台),钦天监改名为中央观象台,高鲁被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任命为中央观象台台长。从此,高鲁就投身到创建我国现代天文事业之中。原钦天监的主要任务就是观测天象和编制历书。
到20世纪初,国际天文学已有很大发展,仅就天体测量学来说,观测的设备和精度都已相当高了,而钦天监还靠古代的仪器观测,早已大大落后于时代。高鲁任台长后,对工作项目、设备和人员进行了全面改革。首先,建立历数、天文、气象和地磁四个研究方向,使中央观象台成为名副其实的观象机构,这就不仅改革了天文观测,同时还开创了我国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观测研究的先河。在专业人才方面,他聘请到精通数学并熟悉历算的常福元主管编历,聘请从比利时留学回国的蒋炳然主持气象工作。同时购置了多功能经纬仪并与常福元到野外测定北京的地理经纬度。
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建设,他广积贤才,多方宣传,唤起政府重视;积极组建中国天文学会,于日,在北京中央观象台举行成立大会。为了扩大天文学的影响,他请到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社会名人,马叙伦、蔡元培和陈嘉庚等都到会祝贺。这不仅是现代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现代中国科技史的一个新起点。当时,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学会。因此,当时一些非天文专业的科学家也参加了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的诞生就为我国天文界1935年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奠定了基础。
曾在北京西郊选台址:上世纪初叶,偌大的国土上没有中国人自己建起的现代天文台,反而1872年法国侵略者在上海建起徐家汇观象台,1900年又在上海佘山建起天文台,1898年,德国侵略者在青岛建起观象台。这些天文台都在外国人手中。这些现实激起高鲁的爱国热情,决心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天文台。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身为中国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竟未被邀请,反倒是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台长劳积勋神父被邀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高鲁深感这是中国人的耻辱。1915年,他提出要在北京创建大型天文台的计划,并将设计图样、文字说明和预算送交当局审批。然而,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谁会在意这种计划?就是在这种毫无依靠的情况下,他仍做着建台的准备。高鲁曾多次分别与常福元和蒋炳然到北京西郊山区进行台址勘测。蒋炳然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与高鲁先生同往选测建台地址,寒天冷夜,同宿于三家店旅舍。”
在北京建天文台的计划未成,可是高鲁决心创建天文台的决心并未泯灭。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设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高鲁任秘书。他开始积极筹划在南京建大型天文台。经过多方调查,他决定在紫金山第一峰——北高峰上建台。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高鲁被任命为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他请南京市工务局李宗侃工程师设计天文台建筑图。1928年8月,高鲁和他的助手陈遵妫、陈展云到紫金山第一峰测定这里的经纬度,结果为“东经118度49分,北纬32度02分”。
就在高鲁全力以赴筹建天文台之际,当时的国民政府下达通知,任命高鲁为中国驻法国公使。高鲁婉推不成,只得从命。他曾惋惜地说:“我是多么希望终身为祖国天文界效劳,把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国际上的荣誉发扬光大。”这样看来,他的建台筹划就要中断了。此时此刻,为了使建台工作继续进行并最终落成,最大的问题就是接替他的人选问题。他向蔡元培推荐时任厦门大学数理系主任的余青松教授。余青松,1897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县。1926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因对恒星光谱的研究成果卓著,已享誉国际天文学界。1927年回国在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2月,中央研究院特发公函聘请余青松任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正是余青松完成了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最终使命(天文台于1934年9月落成)。应该说,高鲁在选定接班人的关键问题上,伯乐识千里,又立下一功。
说服高堂过阳历七十大寿:高鲁先生为推动我国历法改革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历法是国家统一颁行的重要法令,我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历(即农历),国际上广泛采用阳历(公历)。高鲁先生早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就曾专心
研究过中西历法,他独自主编出以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为岁首的历,取名“长春历”。1912年新年晚10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举行就职仪式,孙中山先生当场发布《改用阳历令》,以当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高鲁积极协助孙中山改历。高鲁和他最得力的合作者常福元在新历书中依照公历,按月编排,每日下面载昼夜长短,注明二十四节气和纪念日等,去除了以前迷信的内容,加入了天文知识普及,这是一大创新,他还以中央观象台台长的名义告知全国:中央观象台愿帮助每个人将生日的日期从农历换算成公历,无条件为国民服务,受到一些人的欢迎。
身为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就积极支持,他将自己的生日换算到公历,即为日。1924年是农历甲子年,这一年正逢高鲁母亲70寿辰,高鲁请求母亲将生日换算成公历日期过大寿,老太太欣然同意,并捐款作为天文学基金,以示对儿子推行公历的支持。
高鲁不仅有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同时还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完成了《图解天文学》、《中央观象台的过去与未来》、《二十八宿考》、《火星与地球》等多篇著作。他还是在我国最早传播爱因斯坦“相对论”理论的学者之一,1922年,他编译出版《相对论原理》一书,并亲自做科学演讲。1922年,他在法国期间,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
高鲁还是第一位把天象仪介绍到我国的学者,并推动在我国创建天文馆,为提高教育服务,他在1932年中国天文学会第九次年会作的学术报告就是《假天——假天就是一架天象仪》。1949年,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
弹劾顾祝同反遭降职:高鲁除呕心沥血创办我国现代天文事业外,还先后担任高级官职30余年,他身居高位,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在他的工作案几上有一块自刻“清白”二字的方形石章,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1932年6月,高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委,他身在官场,两袖清风,与贪污腐败的官员形成鲜明对照。1943年元旦,在福州各界人士纪念上海“一·二八”事变11周年大会上,高鲁发表了“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演说。1944年9月,福州沦陷,高鲁抱病撤退,在撤退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一些政府官员在逃跑中仍不忘欺压百姓,令他十分愤慨,就在国难当头之际,他致电重庆方面要求弹劾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奈何顾祝同是蒋介石的心腹,不久高鲁反遭免职降级处分。他一生廉洁,后来靠典当家中房屋和衣物度日。日,高鲁在福州病逝,享年70岁。家中身后萧条,竟无力成殓。高鲁先生经历的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乱的年代,国家和人民都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然而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以高度的爱国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品德和宗师的形象。
马尾船政局造舰少监、制机主任沈来秋(觐宜)1920年出国留学护照及获得法兰克福博士学位证书。
历届毕业生名单......
一、福州马尾船政前学堂制造班历届毕业生&&&&&&
第一届计二十一名
魏 瀚 陈兆翱 郑清濂 林怡游 李寿田 吴德章 杨廉臣 陈林璋 罗臻禄 池贞铨 林庆升 梁炳年 张金生 林日章 陈季同 郑 诚 汪乔年 游学诗 林钟玑 陈平国 苏汝灼
第二届计二十名
王庆端 李芳荣 魏 暹 陈才鍴 王福昌 王回澜 陈伯璋 黄 庭 林鸣埙 黄成观 胡维鐈 李联奎 曾宗瀛 林介圭 陈功奎 古之诚 陈继成 王 新 林桂昌 叶锡三
第三届计十九名
王寿昌 陈庆平 高而谦 游学楷 陈长龄 林 藩 李大受 郑守箴 林振峰 卢守孟 叶芗寅 王维桢 李寿萱 王韶聪 杨济成 林志荣 许寿仁 柯鸿年 葛绍绥
第四届计三十一名
施恩孚 林福贞 黄德椿 卢学孟 曾仰东 李译诗 李寿川 石 琛 陈振家 胡有文 林钟钦 刘冠同 许赞周 陈锡周 陈海瑞 吴德潜 丁平澜 郑守钦 魏子京 王庆安 陈兆翥 孙庆芳 高庄凯 陈宝暄 董廷瑞 薛启昌 陈心楷 林 蠡 蒋树藩 林蓬春 林芬荣
第五届计十九名
许尚坚 高开成 林兆炳 陈炳年 董朝钰 高 讲 方兆鼎 郑以撰 周文郁 张发义 姚绍鏐 杨承襄 周锡昌 乐耀贤 姚济川 陈常棣 黄步沄 卢则贤 陈伯成
第六届计二十五名 (光绪三十一年冬毕业)
李世中 李孟实 李向瀗 沈靓扆 沈靓宸 萧 宽 郑镕宽 郑秉谦 王思斌 陈锡龄 陈挺元 曾广昌 杨葆谦 陈贞海 王鸿金 张 沁 陈为干 杨茂贞 黄曾溶 张大榕 王宜汉 苏方杰 廖宗和 贾 勷 林绍亨
第七届计八名 (光绪三十四年冬毕业)
周葆燊 郑颖孚 陈德湜 林福臻 苏宝崇 王愫昌 杨俶谦 陈大龄
第八届计三十五名 (民国十年夏毕业)
郭仲铮 廖能容 方尚德 张 功 魏子琅 张宝骐 叶燕贻 陈立庠 郑义莹 林家钺 林铿然 丁振棨 何健 阮兆鳌 吴仲森 吴奋图 陈兆良 杨齐洛 陈世杰 汪继泗 郑寿彭 姚英华 金廷槐 黄 勋 汪培元 陈自奇 柯文琪 张士森 蒋弼庄 严文福 李毓英 王怀纲 张宗渠 何尔燧 陈声芸
以上共八届计一百七十八名。
二、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历届毕业生&&&&&&
第一届计三十三名
罗丰禄 何心川 蒋超英 刘步蟾 叶伯鋆 方伯谦 林同书 郑文成 林泰曾 李达璋 严 复 沈有恒 邱宝仁 陈毓淞 林永升 叶祖珪 陈锦荣 黄 煊 许寿山 林承谟 柴卓群 郑溥泉 黄建勋 张 成 林国祥 叶 富 吕 翰 黎家本 邓世昌 李 田 李 和 梁梓芳 卓关略
第二届计十三名
萨镇冰 叶 琛 邓聪保 林颖启 吴梦良 陈锡三 江懋三 郑文郁 陈文庆 唐宸科 林国裕 卢华大 卢鸿杰
第三届计八名
林履中 许济川 林森林 戴伯康 陈英 蓝建枢 韦振声 史建中
第四届计二十六名
许兆箕 杨则哲 黄裳治 陈伯涵 林占熊 唐 佑 邝 聪 丁兆中 林文彬 刘冠雄 李鼎新 陈兆艺 黄伦苏 曹廉正 关 景 丁沁波 陈善元 罗熙禄 何品璋 王培成 谢子勋 陈兆麟 梁祖勋 谢润德 何金胜 吴松森
第五届计九名
林帮光 程璧光 梁鸿春 陈恩焘 王 涟 张 珍 石文铭 陈宗器 丁澄澜
第六届计十名
翁祖年 刘 容 黄鸣球 叶大俊 郑文超 翁守瑜 张哲溁 刘联芳 沈叔龄 陈应谦
第七届计十一名
温桂汉 陈兆兰 罗忠尧 李国圻 陈常绥 叶 琅 陈大懿 翁守恭 陈福烘 邱志范 罗忠溶
第八届计十六名 (留美学生回华补习)
陈钜庸 詹天佑 吴应科 欧阳庚 苏锐钊 陆永泉 杨兆楠 邓咏钟 徐振鹏 容尚谦 黄季良 薛有福 邓士聪 吴其藻 宋文翙 邓桂廷
第九届计十三名
贾凝禧 罗忠铭 周献琛 朱声冈 高承锡 郑文英 林葆怿 许赞虞 曾瑞琪 林韵珂 林敬熥 张秉奎 陈怀羔
第十届计七名
林文光 沈正增 罗忠清 游于艺 林鉴殷 林敬章 关庆祥
第十一届计十一名
陈镜澜 黄以云 林靖澜 黄钟瑛 林秉成 周敬熔 孙 筠 张海鳌 周兆瑞 卓大宾 蔡馨书
第十二届计十三名
吴光宗 陈杰年 魏祖培 王宗香 许继祥 江宝容 陈家濂 任帮鼎 曾庆沂 陈兆用 陈心蔚 陈文彬 陈大昭
第十三届计九名
陈尚衍 黄 燮 林炳枢 陈旋枢 游福海 周思贤 林乔椿 郑孝增 郑大濂
第十四届计十二名
沈希南 黄树声 李景曦 陈家鋆 林颂庄 林振莹 张景南 余叔典 蓝希雍 叶心存 黄郁章 叶 琦
第十五届计五名
陈玉璋 王 麒 刘鸣岐 张哲培 林 熔
第十六届计十三名 (光绪三十年冬毕业)
高幼钦 赖汝寿 常书诚 魏子荣 梁同怿 欧阳驹 许建廷 张增存 贾 勤 陈训泳 王葆谦 李国堂 林鸿滋
第十七届计七名 (光绪三十一年冬毕业)
李孟斌 李景沣 魏子浩 萨 夷 林 蟾 贾 理 陈尔燊
第十八届计十六名 (光绪三十三年夏毕业)
林秉衡 林镜寰 林元铨 杨隽声 姚启飞 周国钧 刘熙德 陈毓澄 张哲训 苏学经 蔡传泰 廖德星 林传铭 张嘉麟 胡有年 黄年生
第十九届计九名 (光绪三十四年冬毕业)
汪肇元 陈祖祺 陈孔耀 林舜藩 孙维城 沈 燮 叶心传 叶宝琦 张同渠
以上共十九届计二百四十一名。
三、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管轮班历届毕业生&&&&&&
第一届计二十二名
何朝先 陆麟清 郭成志 卓关邦 梁逸卿 李阿富 黎阿本 陈景康 黎晋骆 李亚文 林鹤龄 杨进宝 彭就胜 张永清 冯瑞金 周荣贵 陆三兴 杨 光 余贞顺 洪得意 胡金元 郑官合
第二届计三十一名
庞铭世 伍兆佳 刘荫霖 林 泉 区贤灿 载庆涛 罗荫皆 陈兆锵 陈如璧 郭文进 庞廷桢 曾光时 潘锡基 刘昭亮 郭乃安 陈治安 李福龄 梁祖全 郑守恒 黎弼良 马应波 刘冠南 王齐辰 刘义宽 何林英 张玉明 卢鸿彬 叶大银 梁祖群 梁福藻 黄显章
第三届计七名
王 桐 张茂福 黄履川 胡尔楷 刘善述 陈鹤潭 陈如衡
第四届计十五名
王考鸣 吴保和 刘 康 陈伯祥 周敬让 卢毓英 张斌元 任邦珍 陈翼宸 林亨豫 梁季恺 葛希颜 沈念祖 陈宝璋 林朝鼎
第五届计十名
潘琮璋 林傅善 郑华钟 曾光世 周文祺 梁志柱 洪光安 王兆陶 陈忠捷 陈开镰
第六届计八名
梁 蓉 吴景泰 林以熔 江大荣 梁敬埏 陈 铨 黄本周 陈芳卿
第七届计十名 (光绪二十二年毕业)
潘兆清 刘贻远 唐德炘 陈承植 董朝镛 陈翊汾 黄天鳌 李伯壬 林云龙 陈大豫
第八届计六名 (光绪二十九年冬毕业)
常朝干 郑 玑 高近宸 魏 怀 沈秉楷 陈忠鎡
第九届计五名 (光绪三十一年冬毕业)
周光祖 林锡康 梁敬搓 叶宜彬 陈声扬
第十届计六名 (光绪三十三年夏毕业)
韩玉衡 杨 逾 李孟衍 叶天庚 郑友益 陈培松
第十一届计六名 (宣统三年冬毕业)
吴明观 张嘉燨 王道斌 叶心衡 苏学雍 陈诗涛
第十二届计三十一名 (民国九年六月毕业)
邱景垣 邱思聪 苏镜潮 萨本炘 林学濂 陈奇谋 周澜波 林惠平 张 岑 黄以燕 郑鼎铭 陈兆俊 马德建 吕文周 李孔荣 冯廷杰 魏子元 周 烜 姚法华 余 堃 方 伦 王振中 贾 劼 凌 棨 钟 衍 蔡学琴 卢行健 郑翔鸾 阮宣华 梁 煊 陈飞雄
第十三届计二十四名 (民国十年冬毕业)
谢仲冰 唐擎霄 许孝焜 蒋松庄 黄贻庆 陈尔恭 林一梅 陈 瑜 唐兆淮 沈靓安 康 志 黄子坚 周谨崧 黄立莹 张用远 许桐蕃 傅春滨 林家晋 陈承志 方明淦 杨际舜 沈靓笏 曾 纪 欧阳昆
第十四届计二十九名 (民国十三年冬毕业)
江守贤 何家澍 蒋 铣 陈 鼎 刘 潜 孟孝钰 程 璟 曾贻谋 吴 锷 王贤鉴 鲍鸿逵 林缉诚 林仲逵 林鏕民 杨 健 陈耀屏 傅宗祺 林克立 唐岱荥 方新承 林善骝 郑英俊 梁永翔 张永绥 薛大丞 高宪参 郑友宽 林 凯 林谷士……
清朝的海军旗......
陈赞汤少将1929年留学英国的毕业礼帽、礼服刀带、少将袖章“金线”、领章、肩章、胸章、“忠勤”勋章,及其使用过的航海绘图尺、计算尺、圆规。(后裔捐赠)
指南针;第一届海军运动会时使用的钉鞋和包;海军艺术学校校长黄聚华用过的紫铜温度计(法国制造)、铜量角折叠尺(德国制造)、及印泥盒、印章和眼镜;民国《泰西五十轶事》。
马尾海军学校迁重庆山洞待命时使用的留声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捐赠)。
&&&&&&&抗日雄鹰——马尾海军学校学子:马尾海军学校为抗日前线输送数百位海军将士。在江阴阻击战、武汉保卫战、布雷战及欧洲战场上,马尾海校学生奋勇杀敌、舍身救国,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1926年,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和1918年设立的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并入福州海军学校,改称马尾海军学校1930年,海军部公布《海军学校规则》,定校名为海军学校(以下简称海校),由海军部在全国统一招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机经常轰炸马尾,9月海校迁鼓山涌泉寺上课,次年6月迁湖南湘潭,10月移至贵州桐梓(史称桐梓海校),1946年1月,再迁重庆山洞海军总司令部旧址待命。12月,与上海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合并,迁青岛办学。1947年6月,尚未毕业的学生全部并入“青岛海军军官学校”,至1951年底陆续毕业。抗战期间,海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并严把教学关,培养出不少海军人才。1937年至1945年共毕业航海班五届、轮机班两届、造舰班一届共133名学生,招收航海班四届、轮机班两届学生共323名。同时,烟台海校因生源不足,海校将原编航一届、航二届、海军制造学校丁戊两班、第二次再编航二届学生转入该校,编为烟台海校第十二、十三、十七、十八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进步思想影响的海校航七届学生何康、何澄石、田里、陶炳坤,航八届学生黄汉基、黄炎、彭协中、陈光,轮机班学生赖坚、何进等10名学生,以“犯错误”、“考试不及格”等方式退学,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战场。何康先行到武汉,随即参加武汉的抗日演剧队。其余学生则打着“海军学校抗日流动宣传队”的大横幅,沿途贴标语、演讲,宣传抗日。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步行到了延安。已毕业的海校轮八届(原编轮机五届)王彻后也步行至延安。海校迁至贵州桐梓后,为激励学生不忘国耻,报效祖国,在图书馆门楣悬挂“雪甲午耻”匾额,围墙上书“制海图强”标语。师生利用课余时间,与县城各中小学生配合,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航七届学生甘敏主演《凤凰城》、导演《中山舰》等宣传抗日的话剧,轰动全城。1943年,海校航九届学生在湖南辰溪水鱼雷训练班学习时,与田汉等作家联系,出版《海洋》杂志,宣传海军抗日事迹。1939年,海校一些毕业生联手创办《海风》月刊,提出海军应打破派系,团结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淞沪战役爆发,海军部为确保首都安全及防范日舰进入长江,一面实施破坏航路标志,一面实施江阴封锁。从日晚开始,由海军部长陈绍宽亲自指挥,总计沉舰艇12艘、商船23艘,共约6.4万吨,另趸船8艘,民船185艘(尚不计盐船在内),12日完成。9月21日后,又将“海圻”等四舰沉塞在堵塞线,构成另一辅助阻塞线,并以“平海”、“宁海”、“逸仙”、“应瑞”等主力舰列在最前线严阵以待。江阴阻塞线使日军溯江作战计划受阻,即对我舰队实施空中攻击,制造令世人震惊的中日“海空大血战”。
日,日机以大编队机群向江阴空袭,分队狂攻,弹如雨下。“平海”舰舰长高宪申指挥全舰官兵奋勇迎战,弹中腰部,海校航五届毕业生、高射炮见习生孟汉霖装弹御敌,被敌弹击中脑部阵亡,其同班同学高昌衢被敌弹炸亡。翌日,日机72架蔽空而来,以“平海”、“宁海”两舰为轰炸目标。“平海”舰舰长高宪申腰伤甚剧,由副舰长、烟台海校航十七届叶可钰率领全舰官兵奋勇抗战。不久,机枪射击过量,运转不灵,海校航五届毕业生、机枪指挥官刘馥忍痛持赤热之无架机枪,向敌发射,敌机始退。同时,“宁海”舰也多处中弹。激战中,海校航四届毕业生、航海员林人骥在望台被爆片穿脑阵亡;寄闽班陈嘉桪跌伤腿部,裹伤指挥;海校航四届毕业生、军需长陈惠出入弹林,奋不顾己,身受重伤;海校航五届毕业生孔繁均在枪兵受伤后冒险疾进,自充射手,拼命御敌;海校航三届毕业生、运炮员刘崇端奋战到最后;副舰长、烟台海校航十二届甘礼经指挥炮兵发出最后一弹,敌机退去。此役日机向“宁海”舰投弹150余枚,“宁海”舰发炮700余发,高射机枪15000余发,击落日机4架。当时特许观战的外籍顾问均叹为观止,谓“第一次欧战四年中,未有如此恶战者。”9月26日,“条谕”军委会第一部奖勉海军将士。陈嘉桪、陈惠、刘崇端、刘馥、孔繁均等分别奖叙有加;林人骥除并案照阵亡例给恤外,复经呈准追加一级给恤。
1938年,海校航六届与轮八届共53人,至洞庭湖的岳阳向各舰艇报到。10月24日,“中山”舰与日机恶战。海校航五届毕业生、航海员魏行健,航六届见习生周福增、陈智海殉职。海校航二届毕业生、副舰长吕叔奋代理舰长职继续指挥作战。当舰身倾斜40余度,动力已全部丧去,吕叔奋下令全体官兵弃船,海校见习生陈鸣铮、张奇骏、林鸿炳、康健乐、刘洛源及海军艺术学校毕业生、电信官张嵩龄等一同跳入水中,或泅水或抱着漂浮物挣扎游上岸,或靠着附近渔船的捞救生还。
武汉弃守后,海军在长江流域抗日作战主要采取水雷封锁、开展敌后布雷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日军舰艇及运输船,破坏与切断日军水上交通。1939年6月,“海军水雷监造办公处”改称为“海军水雷制造所”。烟台航十三届毕业生曾国晟任所长,海校、船政学堂、烟台海校等一些毕业生分任各课课长与香港、桂林、韶关、辰溪办事处主任。抗战期间海军所用水雷多由海军湖南辰溪制造厂自制,由火车、汽车运至皖赣鄂湘布雷队所在地,再用人力或畜力运入敌占区。1944年,“海军水雷制造所”改称“海军第二工厂”,海校航三届毕业生郑天杰任人事股股长兼海军总司令部驻厂美籍联络官。下设制雷、机械、炼油三部分,由海校军用化学班毕业生王衍绍,船政学堂管轮班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毕业生黄以燕、黄贻庆负责,一直到抗战结束。
长江是日军占领区的一条主要水上交通线,为了破坏这条交通线,海军在长江开展广泛的布雷游击战,陆续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布雷总队。海军布雷队频频出击,屡获奇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3年,长江三个游击区布放漂雷共1883具,炸沉日舰艇179艘(不包括定雷)。
日军闻雷丧胆,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恨之入骨,抽调大批兵力严加防范与封锁,布雷队员历尽艰辛,许多将士因此牺牲,但布雷游击战削弱了侵华日本海军的力量,有效地牵制了日军的军事行动。1943年后日本海军已难以控制占领区的水上交通线。日军妄想“控制长江、溯流西侵”的战略目的被中国海军布雷队粉碎。
1938年1月,为加强空军力量,海军总部选派海校航三届毕业生陈祖珂、航五届见习生林君颜、张家宝、庄怀远、刘祁、卢国民、柴耀城等七人到重庆广阳坝机场参加航空委员会侦察班学习。1939年空战中,卢国民、柴耀城为国捐躯。为保卫重庆,国民政府还在宜巴区和巴万区设立临时炮台。寄闽班王廷谟任宜巴区第一总台第五分台台长,海校航一届毕业生蒋兆庄、罗榕荫分任宜巴区第二总台第三台、第七分台台长,寄闽班刘崇平任第八分台台长,后由海校航三届薛宝璋担任。1941年,海校航八届17名学生毕业,葛敦华、陈嘉镔、李景森、陈水章、李护为派赴宜巴要塞区第一总台见习,宋季晃、何宜庄、陈以谋在宜巴要塞区第二总台见习,周瑾江、江济生、王庭栋在巴万要塞区第三总台见习,郭成森、刘渊在巴万要塞区第四总台见习。1943年,海校航十届10名毕业生也被分别派往各炮台服务。同年,国民党军委会考选100名海军青年军官到英美两国海军受训参战。海校毕业生伍桂荣、葛敦华、郭成森、邹坚等25名被派赴英国参战,刘馥、孟汉钟等7名被派赴英美现役的大型军舰参战,先后参加围歼德舰的海战和诺曼底登陆战,无一伤亡。日诺曼底登陆战役,航八届毕业生郭成森在“肯特”号担负护送登陆部队的任务,由于作战英勇,获得了与舰长“共进晚餐”的战时最高褒奖。
马尾海军学校学生秉承船政先辈们爱国图强、自力更生、团结御侮、舍身救国的民族气节,前仆后继英勇抗日,在中国海军抗战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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